萧木：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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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张春桥传》[代跋]

海燕与太阳
——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萧木

题 记 文革前我也是做新闻工作的，与郑重兄可说是同行，只是久闻大名却无缘结识。进入新世纪，我从“一城二桥”——秦城监狱、提篮桥监狱、六里桥劳改厂兜过一大圈出来，已是垂垂老矣，且还套着“反革命要犯”的帽子，常人避之犹恐不及，偏是郑重兄却盛情邀我同游杭州西湖，其后多次交往和畅谈，遂成知交。今年（2014）中秋，他抱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传》书稿来让我先读为快，并热诚希望我能写篇序，还预先把退路也堵死了：“要不然，你就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我读后除了钦佩作者采集材料之丰富翔实，思考之独到深刻，文笔之隽永流畅，却又着实为难起来。因我从来不敢也不会为人作序，但这回是老友相邀，却之何其无礼！犹豫再三，只好勉为其难，偷个懒，选择郑重兄“要不然”那句话中的“随便写点什么也可以”，拉杂敷衍了这篇东西，还请读者诸君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和公开出版物对张春桥的评价大体是一致的，不妨归结为一句话：“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狗头军师”。近些年来，民间和网上文革研究者渐渐有了些新的评述，不过大致还处于众说纷纭阶段，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似乎一时还难有代表性的评价问世。
张春桥无疑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文革自发动至以失败告终，他始终身当万众瞩目之位，且通常又总是处于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他直接间接整过不少人，不少人也直接间接整过他。他整过的人和整过他的人，都有成千成万，且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基层群众。在我看来，真要对像张春桥这样的文革中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前提条件是先要对毛泽东有一个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毛泽东晚年病中至少曾对人说过三次，他一生就做了打倒蒋介石和发动文革两件事。很显然，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革这件事。这是因为，自1950年代中期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后，毛泽东这位具有深厚中华历史文化修养却也颇受古老的帝制思想传统影响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按照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想，对危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拯救，发动文革是总结此前十年经验教训后的最后一次被他认为是根本性的探索和拯救。为达到这次拯救的预设目的，他付出了晚年全部的精力、心力以至生命。因而如果真要对毛泽东作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评价，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先要对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空间也不限于中国，还牵涉到总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历史命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毛泽东是为着拯救社会主义危机而发动文革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潮，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后在苏联、中国等多个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无论社会主义思想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兴起或衰落，成功或失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放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中才能获得说明。人类第一次社会主义制度尝试性的实践，在它既有过辉煌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后，以中国文革的失败和紧接着苏联的解体为标志宣告终结，留下的是与整个20世纪共存的丰富而驳杂的历史文化遗产，等待着后人去鉴别，去扬弃。所以我以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研究文革理应有世界性眼光，不能局限于某一党或某一派或一部分人的视野，要努力从中挣脱出来。不过真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那么容易，看来尚待时日。
本人才疏学浅，又长期处于与世隔离状态，这篇文章自然不敢有要对张春桥作全面评价的奢望，只是想谈点印象和感想。十年文革，我先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后奉调中央办公厅担任王洪文学马列辅导员又兼一点《人民日报》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张直接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因而与他有了较多接触。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张春桥可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毛泽东的一面镜子，他似乎也很愿意做这样一面镜子，力图使自己的思考、行事能够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和部署，成为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尽管文革后期毛曾一度有过要把张培养为“接班人”的想法，致使张与一些高层领导的关系显得如此紧张、微妙而又敏感，张的应对有时也难免进退失度，但就我观察所得，以为他在坚定地跟着毛走这一点上，始终如一。拙文就想以张与毛关系为主线，简略追溯一下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与追求，重点选择文革中他先后与林彪，与周恩来、邓小平，和与华国锋的矛盾或较量的若干片断，对他在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认识、理解和追随毛的心路轨迹作一次尝试性的探索。能否探索到一点什么毫无把握，只能说试试看吧！

（一）康平路有条“T”形小弄

不妨就从我最初认识张春桥留下的印象说起，时间是在1960年十月我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以后。
不过应当申明一句：那时张春桥已是市委专职常委、柯庆施政治秘书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又先后出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而我只是党刊一个小编辑，不在一个档次上，又没有工作上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只能说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
巧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党刊编辑室和市委书记处都在康平路上相距不满百步，二者与对面马路形成的三角处有一条“T”形小弄，每天早晨七时半左右——相差不会超过三两分钟，就会在小弄口出现一个气宇清朗、衣著整洁、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从容舒缓地踱着步，抽着烟，向那小弄走去。在他前面跳跳蹦蹦走着的，是一个约莫三两岁的小男孩，时不时回过头来清脆地说几句什么；中年男子间或有所应答，却依旧不改他舒缓的步调和从容的神态。到拐弯处，中年男子站住，转身90度，看着小男孩飞一似地奔向“T”字一竖末端那道半掩着的黑漆大门，不挂牌子，也没有任何标记，但偶或传出天籁般的童声笑语告诉你，大门内该是孩子们的天堂吧？
是的，那里是市委机关幼儿园。
小男孩跨进黑漆大门，回过头来向这边招招手，中年男子略略抬手一挥示意孩子进去，然后再转身90度，弹去已积得长长的烟灰，再舒缓地从小弄踱出来。
由于这条“T”形小弄也是我那时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所以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这一幕。见面的次数多了，相互似乎都感到得有所表示。于是我向他点个头，微微一笑；他也向我点个头，微微一笑。要到过了大约一两个月后，我才从与一些“老党刊”的闲谈中得知，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就是张春桥，那男小孩是他的小儿子毛弟。
我之所以花了那么些笔墨来描述“父送子”这么一件小事，是因为根据我在文革期间与张接触中留下的印象，近些年来又读了他我有可能收集到的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全部作品，对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作了比较以后，认为我在康平路“T”形小弄口看到的那一两年里的张春桥，正是他整个人生中历程中极为难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身心安适舒畅、胸口鼓满创造活力、眼前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个时期。而他获得这一切，都与他终生仰慕、崇敬、愿意追随到最后一息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如果以与毛泽东的关系来梳理张春桥的一生，那么大略可以分为寻找、迷惆、初识、成功、失败和刻骨铭心的自我否定；接着是仰望和奋起追随，然后是在追随中的跌荡起落，一次次受困和一次次获得解救，不断接近和不断加深对领袖的理解这样一些阶段或时期。而出现在“T”形小弄口的张春桥，正开始进入到最后一个充满着光明和希望的奋起追随的时期。
但就在几年前，他还沉陷在失败的痛苦里。那是他不得不承认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对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寻找、追求来说，甚至还是一次颠覆性的失败。
事情是1951年新春过后不久突然发生的。
这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原发表于《人民文艺》的周巍峙的文章：《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的创作》。文章称赞“陕北农民所作的《东方红》”是一支唱出了“人民对领袖无限的尊敬与深厚的感情”的好歌；而在批评的一些“轻佻肤浅、矫揉做作”的歌曲中，举例最先提到的就是张春桥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毛泽东之歌》。周认为这支歌所选取的暴风雨和海燕的形象是“灰暗、无力的”，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沉郁、感伤的”，与现在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周巍峙既是老革命又是资深音乐家，当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如此权威的批评，而批评的又是涉及到对领袖的认识和感情这样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不难想见，其时正担任着华东军政委员会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会有怎样一种震惊、惶恐、沉痛的心情！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紧接着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又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有的说《毛泽东之歌》表达的是“小资产阶级趣味”，“个人陈旧的、轻浮的感情”；有的说“把领袖比作海燕孤零零地高翔于群众之上”，“没有写出领袖与群众的正确关系”。上海音乐家协会三十位音乐家一起座谈写出的文章，更认为“这只歌的曲调很凄凉，像一只挽歌”。写颂歌竟然写出了一支挽歌，问题有多严重啊！
与中共干部队伍中极大多数是扛着步枪、大刀、长矛，通过参加“八一起义”、“秋收起义”或在某地暴动，然后建立“根据地”等形式锻炼成长起来的不同，张春桥是拿着一管笔，经由文学的道路去认识、现解和接近革命，然后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这个十四岁从山东巨野县巨野镇一个旧式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主要是从医）走出到济南求学的少年，自幼爱好文学，还似乎有些早熟，读初中时就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他生性内向多愁善感，既敏感于大自然的寒来暑往花开花落，更敏感于故国故乡的内忧外患深重灾难。为了亲身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换上破衣褴衫，到车站、码头去与苦力、流浪儿交朋友，体验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心声。他为被迫卖春的少女向社会呼唤公平，为挣扎在死亡线上失业工人发出呐喊。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这个身在大明湖畔正谊中学读书的少年，迅速创作了以此为题材的小说《为国捐躯》，连载于《山东民国日报》。通过小说主人公惠华壮烈牺牲前给亲人的一封信，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的好朋友，你们努力吧！……我的血，还有点热，不要使它冷了，你们赶快继续这热，使它沸腾。这沸腾的血，洒在黄浦江上，洒在东海、太平洋里，使它成为鲜红的血的海洋，然后才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的开放！”
但写在纸上的慷慨激昂，却正是这个时期的作者内心苦闷和迷惘的一种折射。满目尽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却就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之光。他在《诉》等多篇散文中一再倾诉着内心的郁结和寂寞，渴望在“黑茫茫的浓雾笼罩”中能够见到“一丝星光”。1935年，十八岁的张春桥，怀着“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朦胧的憧憬，只身来到上海。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异域他乡，他艰难地寻找着他心目中的“光明”和“革命”。在这里，他认识和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和革命者，还找到了当时上海的地下中共组织，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由党组织安排，他先后到杨树浦工人区、难民收容所等处做文化教员、宣传抗日等工作。与此同时，一面不断在报刊发表战地速写、时政评论，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革命书籍，特别是高尔基的作品，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读了高尔基《海燕之歌》后兴奋激动不已，当即写出《海的渴慕》，一再倾诉跃跃欲试的内心：“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底生活”。但他的“渴慕”似乎远在茫茫的彼岸：“啊，我几时才能看到大海呢？它有丰满而宽阔的胸膛，它有有力的臂膀，它有响亮的歌喉。什么时候，它才能用它有力的臂膀把我们拥在它的胸膛上，给我们唱胜利的歌呢？……”
1937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经过两个多月激战，淞沪陷落。一些不得不继续留在上海的文化人，给自己屈辱、艰难的生存环境起了个名字：孤岛。
“孤岛”二字深深刺痛了青年张春桥的心。
这年年末，他带着这颗被刺伤的心离开了上海，经过一段艰险和曲折，第二年年初来到了被那时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视为“圣地”的延安。
人们都说，延安之所以成为“圣地”，因为那里有一位英明的革命领袖毛泽东。
多么幸运啊！张春桥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政治部担任校刊秘书才两个月，就聆听了毛泽东亲自来学校作的报告，而且还不止一次，前后有四次。
多少个日夜的傍徨、寻找，迷惘、求索，然后是仰慕、崇敬，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就会热血沸腾；而此刻，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的英雄，竟然就来到了面前！他那带着湘音的说话声，左劈右推的手势，是那样雄伟有力；间或扳着手指一一道来，又是那样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峰回路转过后，忽而柳暗花明，一阵朗朗大笑，整个大地都为之颤抖起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这个来自齐鲁大地的热血青年就酝酿着、构思着，要为面前这位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杰出英雄写一支歌，让亿万人民都来高唱由他张春桥创作的《毛泽东之歌》。三年后的1941年七月一日，正是中共创建二十周年，他将这个深深埋在心底却又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付诸实施。
铺开稿纸时，几乎不假思索，那鲜活矫健的意象便鼓着劲翅迎面飞来。呵，海燕！那不正是高翔在大海上空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的海燕吗？《毛泽东之歌》很快写成。共二十一行，以“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总是勇敢地呼唤着暴风雨到来的海燕比喻“敬爱的毛泽东同志”，说“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毛泽东之歌》由音乐家卢肃谱曲，先是在晋察冀边区，继而在各个解放区，后来又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唱遍了全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海燕”呀、“旗帜”呀、“火炬”呀，这些通常是在描写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也包括中国“五四”时期一些革命斗争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很容易引起他们向往和共鸣。
张春桥获得的成功是双重的，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更使他兴奋不已的是，《毛泽东之歌》的成功，表明着他已经找到了象征光明和胜利的领袖，并且自以为认识和理解了领袖，还用他的笔唱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但现在，这支颂歌竟被批评为“像只挽歌”！
他给《人民日报》写了封“完全同意”周巍峙批评的信，编者加了个《〈毛泽东之歌〉作者对批评的答复》的标题，发表于同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信中说周“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十年前我们写这个作品时“就感到了的”，后来整风时“也曾进行过检讨”。“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信末说：“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
这封仅有三百来字的短信，张春桥该是字斟句酌费了好些心思写出来的，我读后却认为没有完全反映他当时真实的内心。要知道这不只是要对一篇自己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兴奋陶醉过的作品来一个彻底否定，同时还要对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那一段历经苦苦寻求、探索所获得的认识来一个彻底批判，怎么可能像信中说的那样轻松呢？我与张在接触过程中有一个印象十分突出，那就是他的勤于思考，而且几乎一直在思考。通常他公开表达出来的、尤其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往往只是他思考中的极小一部分。所以我大致可以肯定，他在写出这封答复批评信的前前后后，会想到很多很多，这个过程会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以张春桥的敏感，定然会看到那些批评意见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正确认识、表达人民与领袖的关系问题。当年高尔基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创造了勇敢而高傲的海燕的形象，用以歌颂面对黑暗和强暴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革命先驱者，称他们为“胜利的预言家”，喊出了为那时亿万热血青年一再引用的警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应当说，张春桥也是通过自己对所处时代的观察、体验，获得了与高尔基相似的感受，以为当时的中国多么需要像暴风雨中的海燕这样的革命先驱者，用他的全部真诚和激情写出了《毛泽东之歌》。但无论《海燕之歌》还是《毛泽东之歌》中的海燕形象，都无法比喻东方式的革命领袖。张春桥在创作时，也还没有把毛泽东作为至高无上的领袖来歌颂。歌词中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在与黑暗作斗争中“最勇敢的一个”。这样的“思想感情”当然要被批评为与人民群众“对领袖无限的尊敬和深厚的感情”“距离很远”。这段“很远”的“距离”，着实令人深思。无独有偶。不仅是明显受到《海燕之歌》启发而写出《毛泽东之歌》的张春桥，就是《海燕之歌》的原创者高尔基，大概“思想感情”上也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以至十月革命后与革命领袖列宁发生了多次争论和冲突，这位曾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大作家因而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
细细想来，这里很可能牵涉到一个学术界已争论了多年的大课题，即产生于资本主义已有相当高度发展、其固有矛盾也已有相当充分暴露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否适应和如何适应资本主义远没有成熟甚或还只是处于萌芽态的东方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适应问题，后来人们发明了一个公式，叫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本国革命实践，通俗的说法就是“接地气”。因为只有接上地气，才能为本国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但也正是在这个“接地气”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少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包括领袖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只提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至于无产阶级如何实施这种“革命专政”，并没有作出具体论述。1918年四月，列宁在向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中，明确指出：“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两年后，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的关系作了专门论述。列宁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由此得出结论群众与领袖是一致的，任何将其对立起来的观点“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尽管列宁的的这些论述无意间为集权独裁的产生留下了后路，但并不妨碍那时的中国马列主义者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
毛泽东对此并未写过专门文章，不过有一首歌所体现出来的领袖观，延安整风后特别1949年以来，几乎已为全党全民所一致认同。这首歌便是周巍峙在文章中作为歌颂领袖范例推崇的由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先是帝王封建、后是帝王集权专制的历史，使得一直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底层民众萌生出一种对“圣君明主”的企盼，步入近代以来，这种企盼又因饱受内忧外患之苦而更为强烈。李有源识字不多，是他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承载着数千年农耕文化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中原大地让他懂得，农民心目中的圣君明主决不是他们极大多数人连看也没有看到过的什么海燕，而是一抬头便能看到、人人蒙受着它恩泽的太阳。这是上了经书的，如《大戴礼》引孔子称颂帝尧语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御览》所录《说文》说得更明白：“日，君象也。”大概从没有读过经书的李有源一张口就唱出了经书的精神同时也唱出了低层民众的心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看来，张春桥来到被称为“革命熔炉”的延安，后来又参加了整风，但对领袖的认识却还没有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借用延安整风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还没有完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英雄观到无产阶级的领袖观的转变，以至与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敬爱和深厚的感情”存在着“很远的距离”。高尔基为缓解这个“思想感情”上的“距离”问题，不得不一度移居国外。张春桥当然既没有高尔基的资格，也决不会那样做。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追求，特别是祖祖辈辈生息着的这片中华大地，决定了他必然会反省自己，改造自己，而且自觉自愿。尽管1951年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并没有形成太大的风浪，三两个月后也不再有人提起，但按照张春桥的性格，我以为他会自己对自己发起一次延安整风的补课，狠狠地检付自己因何会在领袖观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犯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从出身、经历、社会根源一直深究到思想根源，目的是尽快完成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要知道这直接关系到他此生的追求和此后的人生目标。这个转变与对接的过程他从来没有与人说起过，我们当然也无从知晓。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他这段艰苦而漫长的心灵跋涉过程中，1956年以苏共召开“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为标志，爆发了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危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奋起应对和拯救，这给正在苦苦阅读和思考着以便重新认识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的张春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这样到1950年代中后期，不妨说他已完成了从海燕到太阳的转变与对接，并在理解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理解毛正开始思考中的后来概括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问题方面，已令人瞩目的速度开始跻身于中共高层前列。其标志性的作品有二：一份报告和一篇文章。报告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是为柯庆施1957年十二月下旬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而起草的，全文长三万余字，毛泽东读后大加赞赏，又亲自作了点修改，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文章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根据柯庆施传达的毛泽东一次谈话的主旨写的，发表于1958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期《解放》杂志。毛泽东读了很高兴，亲自写了按语，让《人民日报》转载。
1958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柯庆施和张春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支持我呵！”毛说这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央内部在建设社会主义速度问题上有些争论，如周恩来反对“冒进”，毛泽东则反“反冒进”。由张起草的柯的报告，体现了毛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毛在称赞和推荐了柯的这个报告后，又乘势将了周一军：“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回答说：“我写不出来。”——这是张第一次用他的笔，因毛的推荐，间接地介入了中央高层不同政见的争论。同年十月，毛亲自点将，让张与陈伯达一起，到天津和河南遂平等地去调查大跃进情况，为毛即将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准各意见。——这是张第一次在毛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因《毛泽东之歌》问题刚刚经历了一段大挫折的张春桥来说，在同一年里得到最高领导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无疑对他此后的人生具有峰回路转的重要意义。他会对伟大领袖终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会不由想起一个古老的词：“知遇之恩”；还有“以国士遇之，必以国士报之”那些更古老的话。
让我们再回到康平路上那条“T”形小弄，回到那个正跳跳蹦蹦向托儿所走去的小男孩毛弟。
巧的是毛弟也是在1958年出生的，而且按照张春桥的说法，毛弟的出生“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这个“备案”的“典故”，就出在杭州刘庄毛的那次接见。谈话中，毛提到了人口控制的问题，开玩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意思是我们这些人都已上了年纪，不再存在“人口控制”的问题。在座的除了柯、张，还有陈丕显。这时陈指指张插话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这还要生的“一个”，就是1958年四月呱呱垂地的毛弟。这一年，张春桥四十一岁。他已有三个女儿，年过不惑才又有了这个小儿子，加上孩子又出生在这样一个特别让他怀念的年份里，而且还是“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的”，自然倍加钟爱，接送毛弟上幼儿园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可他毕竟是个不小的革命干部呀，又是在那个大讲革命化的年代里，不能以太多的儿女之情示人，所以他从不跨进那幼儿园黑漆大门一步，通常也不会送到门口，而是到拐弯处就站定，转身90度，隔着约莫二、三十米，挥手与刚跨进门又扭过上半身来张着笑脸的爱子告别。

（二）七次解救与“别无选择”

在我的记忆中，康平路“T”形小弄几乎天天要演出的“父送子”那一幕，大约持续了一两年。1963年初，江青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张春桥，江、张合作，先是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样板戏的创作和排演，后是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费时八月、九易其稿作为文革序幕的重头文章。江青的这两个动作，贯彻的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图，特别是后一项更是直接受命于毛。这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毛在运筹帷幄为文革布局中，张已成为他手中的重要一“筹”。接下去便是就其参加人数之多、触及面之广而言，在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不说空前至少也是罕见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其后，在这场革命跌荡起落、变化多端的演进过程中，作为毛泽东秘书、参谋班子，一度甚至还代替了书记处、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先后一个个跌下马来。最后剩下的，就是回归到了原先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三个人：江、张、姚。很显然三人中，毛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指示始终冲在最前面因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中枪中箭也最多的张春桥。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文革期间，当张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种种困境或险境时，毛不得不运用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张解救出来的，前后至少有七次。一、1966年三月，因抵制《二月提纲》而挨整；二、1966年十一月，因对“安亭事件”的独特处理而陷入彻底孤立；三、1967年一月，上海引发了第一次“炮打”，即“一·二八事件”；四、1967年二月，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引发的“改名风波”；五、1967年二月，在“大闹怀仁堂”事件中成为众矢之的；六、1968年四月，上海引发了第二次“炮打”，即“四·一二事件”；七、1970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事件”中险遭灭顶。
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当然也可以从张春桥自身的缺点或错误方面找到某些原因，但文革作为一场规模宏大、斗争尖锐复杂的革命，而张春桥又常常处于矛盾的纠结点上，问题就远不像想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七次陷入困境或险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反张队伍十分庞大。既有中央领导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也有一般干部和文化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还有成千成万的基层群众，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持保守观点的工人和农民，也包括一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
第二，核心是一个“权”字。起初，掌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保卫权，后来失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要夺回权；而夺权者对权力的再分配总有理由认为“分配”不公，还想夺得更多的权。
第三，作为反对对象的张春桥角色的多重性。这一点是由反对者队伍的庞大和构成的复杂决定的。同是反张，很显然，部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要反的张，与保守派群众要反的张，不可能是一样的，与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已被认为是“走资派”正在被“炮轰”或已经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要反的张，更是大不相同，甚至还很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张。不过从总体上说，张一次接一次地遭遇“炮打”或“围攻”，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追随者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重用的一个，他自己也是努力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出毛的意图和部署。文革中的各项斗、批、改任务，特别是毛作出的夺权决策，从地方到中央反对者甚众。但中国有着数千年帝制文化传统，皇帝从来是不可以反的；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差不多也还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提出反毛。不过办法还是有。西汉吴王刘濞不是早就发明过一个叫作“清君侧”的口号，并用以发起了一场“七国之乱”吗？“清君侧”，也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乱臣贼子。就这样，总是在执行毛的意图、指示方面冲在最前列的张春桥，就成了现代版“清君侧”要清除的“乱臣贼子”。这一特点，在高层发生的几个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也曾不止一次作过说明。如因怀仁堂“大闹”而在1967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临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1971年八、九月间的《南巡讲话》说得更加明确：“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对我。”
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七次因毛泽东的强力干预而获解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曾处于怎样一种心境，尽管不少文革著作和回忆录都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说他在“一·二八事件”中受到红卫兵围攻时脸色由红转黄、转灰，一身冷汗，衣衫都湿透；说他在庐山会议上吓得一脸苍白，想抽支烟，划了两三根火柴也还没有点着等等。但张自己，好像没有直接、公开地对这七次受困或获救说过什么话。我记忆中有一句话，是有关他对一次接一次得救后自己的态度的。他说：“‘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张说这话有个特殊背景。那是1975年秋冬，中央内部两派矛盾日趋激烈，张因后文将要说到的妻子文静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的“叛徒”问题被人抓住受到强大的压力，一度不得不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与妻子离婚；而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听到毛泽东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又相继搬了出去。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其时约有三两个，他身体不怎么好，常常低烧。纵然他有较强的自制力，却也难耐古刹老僧般的寂寞吧，有时就打电话来让我去“随便聊聊”。好在我那时住在钓鱼台十六楼，离张住的九楼五、六分钟便可走到。确实是“随便聊聊”，东拉西扯，什么都谈。一次因我劝他不要过度操劳，又问起低烧情况，于是他由低烧、吃药提到鲁迅。鲁迅说他吃药、治病不止是为了爱他的人，更为了恨他的人；张说他也是这样。接下去便说了这么一句：“自从‘安亭事件’后，我已经别无选择。”
我的理解，这“别无选择”大概有两层意思。首先就是不能再想到自己，只能选择紧跟毛泽东，遵照毛的意图、指示，排除千难万险将文革进行到底。还有一层意思是，“安亭事件”后，工人造反派以主力军的姿态登上文革舞台，原来还只局限于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的文革，必然将迅速转变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空前激烈的大革命，实际上连毛本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已不多，只能照着这个路子将文革推进到底。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错，那么“青海事件”就是张遇到的“别无选择”中带有代表性的一例。
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军队在地方上支一派、压一派，还夹杂着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发展到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十三个连的兵力，将进驻《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派红卫兵和造反派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竟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逮捕近万人，甚至还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了枪。当天，赵永夫就打电话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领导的答复，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林彪，一种说是叶剑英，听到报告后大加赞扬，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并当即把赵永夫作为英雄接到了北京。
由于事件牵涉到军委领导和正在“支左”的部队，加上此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两次针对几位中央文革大员的“大闹”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处境微妙，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其时张春桥在上海。
他是从中央文革寄来的文件中获得青海发生流血事件这一信息的。面对如此尖锐而又棘手的难题，他当然上下左右作过多方面的考虑，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毛决不会容许这样做，所以只能由他来牵这个头，出面干预。如果中央文革不为被枪杀、被镇压的造反派说话，各地仿而效之，那就不知会有多少造反派人头落地，文化大革命也很可能就此夭折，这对中央文革来说不仅是渎职，简直是犯罪！这时恰好北京寄来的文件中有份《简报》登出了一封红卫兵揭露这一流血事件的来信，于是他就给毛写了封要求调查此事的信，附上那位红卫兵的揭发材料。此信后来姚文元和王力、关锋、戚本禹都签了名。毛阅后于1967年三月十一日批示：派人调查。经过各方面调查，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同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宣读了这个决定，称这是一起“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并当场逮捕了赵永夫。
青海的案子就这样翻过来了，这对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但由张牵头的中央文革大员们，却又向悬崖跨上了一大步。此前，与他们对抗的除了各地的保守派，还有从中央到基层的大多数老干部；现在，又加上了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解放军——那可是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呀！
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内心似乎也不怎么乐观。爆发“七·二○事件”的当天深夜，在周恩来安排下，毛秘密离开事件的中心点——武汉东湖宾馆，于次日凌晨乘专机来到上海，张春桥也特地提前赶到上海来奉陪。在居留上海近两个月时间里，毛曾与张和另外两三位随行负责人有过多次谈话。九月九日那天晚上，在座的除了张，还有杨成武、余立金。毛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他问在座的怎么看，大家认为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提了几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接着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还是较为清醒的。他估计到文革成功的希望颇为渺茫，他死后紧跟他搞文革的人“要吃亏”。听了这样的话，张春桥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毛泽东对这场文革是下了大决心的，绝不可能有“回头箭”，他当然也“别无选择”。

（三）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

发生在1970年初秋那个“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庐山会议事件”，在张春桥七次陷入困境或险境中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说它最为严重，不仅指级别高、声势大，还因为事件发起者林彪等是把张春桥作为争夺“接班人”的对手来打击的，这也就是说在主其事者看来，这是一场牵涉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高潮时，会上不少人大呼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光“批倒批臭”不够，还要“千刀万剐”。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张在林彪眼里只是个“小记者”，根本不在他关注范围之内。据《邱会作回忆录》，林对张引起注意，是在张出任上海市革会主任以后。那也不是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由于其时军队因“支左”而在全国29个省市中有24个即占82%都是由军队干部出任第一把手；还有五个省市即占18%仍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而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却偏偏就在18%之中，而且还是造反派力量最强的一个，简直成了张的“基地”，这才让林感到头痛起来，想到要对上海市革会“动点手脚”。考虑到“换‘帅’（即把张搞下去）很难，首先毛主席就不会同意”，就另外设想了把王（王洪文）“拉过来”、把张“压下去”或“挤出去”等三个方案，后因被毛识破只好作罢。
林视张为对手因而产生非搞掉不可的想法，我以为很可能与毛的一次谈话有关，时间在庐山会议前四个月，即1970年四月二十五日。其时张在上海。此前一天，毛从杭州来上海，这一天，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会面，作了著名的“苏州谈话”。
关于这次毛与林、张的谈话，各种文革史和回忆录说法较多，尽管在档案解密前，很难断定哪一种说法确实可信，不过大致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的一个主题，应该就是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此说有一个根据，就是毛本人1971年八月十六日南巡至武昌的谈话中就曾说过“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引起争议的是，其中是否提到张春桥的名字。如有的著作载录了毛与林的一段谈话：“毛说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不吭声，又问：你看小张怎么样？”这段话理解起来颇有些麻烦。说“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这个“以后”是指林接班以后的“以后”吗？那属于第三代的接班问题，这恐怕不会是毛的本意。联系到前面有一句：“你身体也不好”，又有点像在说第二代的接班问题，即要林让班，由张来接班，一些文革史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这段话的。我的看法是，毛一度曾有过要培养张为“接班人”的想法，这很可能；但当面去向林彪提出让“小张”来接班，恐怕不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制度史上为皇储废立问题不知演出过多少次悲剧、惨剧，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去与一个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商谈让另一个人来接班，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那么毛为什么要在召开庐山会议前，特地带着张到苏州去与林一起谈培养接班人等问题呢？
我以为很可能与毛此时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有关。
毛的这个构想大概起始于党的“九大”以后。
紧接着“九大”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用幽默风趣的语调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苏联“看到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就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接着又轻松地说：“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
毛泽东作为一位精通南面术的政治家，他的话不仅内容，即连语气，也要联系当时政治环境才能分辨出它的“话外音”来。“人家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如果真是事实，那就是一个极为严重、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难道能“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吗？当然不能。九届一中全会是一个需要强调团结、胜利的喜庆之会，毛用轻松的语气说出这番很不“喜庆”的话，其真实的内心的隐忧，就潜藏在这二者的反差之中。
从根本上说，所谓“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是由作为政治集团的政党却拥有了军队这个固有矛盾引起的。在现代国家，政党是政治集团，不是军事集团；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或个人。但中共是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才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这样独特的历史使得党拥有军队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说过：“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发刊词》）并从而得出了一个认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诚如毛泽东本人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来这个“真理”在党执政后也“一分为二”了。军队属于国家，军队的神圣职责是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应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但党拥有军队，就很容易动辄把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来使用，时间一长，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这样到一开始发动文革，就请出了人民解放军这座“尊神”；到一月夺权在全国猛烈兴起，局势几近失控，于是就来个“三支两军”，结果不到一两年，就出了这么一个“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在庐山会议后的1971年《南巡讲话》中，毛把开过“九大”就郁积于胸的隐忧用一段充满哲理的话说了出来：

过去我就说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

引起警惕的不仅是“人家讲”的“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更为严重的，还有林彪的“一号令”的问题。
“九大”闭幕五个月后的1969年十月十八日，林彪在事先没有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就擅自向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命令“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名义迅即下达全军。最近有原林办工作人员写回忆文章说，当时林彪曾“与叶群商定”，由叶打电话报告在武汉的毛泽东。但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没有通过他向毛报告”过，因而毛看到的是“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中间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恐怕只有将来档案解密后才能真相大白。不过无论如何，毛是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请示报告的情况下，看到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的，在他看来，林的“擅自”已属确凿无疑。对此，他作出的反应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划了根火柴，将这个“一号令”或“电话记录传阅件”化为灰烬。看着熊熊的火光在自己手中升起时，这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内心起着怎样的波澜，我们当然谁也无法知道。作为猜想，经、史、子、集烂熟于胸的毛泽东，我估计很可能此时已对由他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样一种做法的错误有了一些觉察，并设法加以补救。
从本质上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在同辈共事人中选择、指定“接班人”这种做法，大体上还是与古代帝王世代传承相类同属“公权私授”范畴，不仅与理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格格不入，就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落后了好几个世纪。即使不谈“公权私授”，单就权力传承本身来说问题也不少，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与集权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961年九月，毛因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很可能要问到“接班人”的问题，事先与准备接待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有过几次谈话。其中一次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又说：“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也就是早在“七大”就选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其实应当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皇帝”还是相当聪明的，至少在选择太子或称皇储也即“接班人”这一点上，要比“没有王位继承法”的共产党高明得多。为确保集权专制体制永世长存，由历代帝王政治智慧凝结而成的东宫制度，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作出了极其周密精到的设计。第一，被策立为太子的，必须是在位皇帝的下一代，通常多未成年，有的还是儿童。第二，太子所居东宫的职官设置，可说是朝廷的模拟微缩版，但这仅仅只是为了让太子学习将来如何打理朝政有点感性知识，绝对禁止这个模拟微缩朝廷演变成为与在位皇帝分庭抗礼的第二个朝廷。东宫官属有师、傅、保等等一大套，虽各有分工，其总的职责就是对太子实施道德规范的辅教和经史子集的辅导，包括对不良行为的管束和规谏。第三，太子只要还在东宫，他的任务始终就是学习，此外就是为老皇帝“视膳问安”。太子无权议论、过问朝政，更不要说干预朝政。有时皇帝为了让太子有个“实习”的机会，有意出巡几天，留下太子“监国”，那就必须作出一系列严格规定以防止太子越权，并举行隆重仪式昭告臣民，说明“监国”是特制，非常态。
1961年九月，当毛泽东通过接见蒙哥马利向国内外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时，刘不仅是毛的同辈、同事，同且还是党的副主席，早已独当一面地担负着党政重要职务，并正代替毛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派别，或者按照1949年以来习惯的说法叫另一条路线或另一个司令部是集权政体的天敌。在上述那种情况下，一旦毛、刘发生政见不合，只要刘稍有点独立性言论或行事，毛就会敏感地想到对方是在搞另一条路线、另一个司令部。为了维护集权体制完整统一，就非下决心搞掉不可。
至于林彪，除了同样独当一面地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还有更为特殊的一点，这就要说到中国历代帝王在严防太子僭越皇权方面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第四条戒律：“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这条戒律是对历史上“太子弄兵”无数血淋淋教训的概括，可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史记·晋世家》、《史记·卫康叔世家》等记载，恕不全录。所谓“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就是太子也即“接班人”决不可以带兵，其中道理一想便可以明白，无需我来多嘴。如果说毛泽东在文革的一些决策中有不少失误或错误的话，那么我以为选择“帅师”的林彪作为“接班人”并将这个选择写上党章，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当然客观地说，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关联到整部中共党史，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一个人的错误。无论如何，文革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对自己的这一错误应该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看到，林彪的“一号令”分明就是对他这一错误发出的警号，而且是一个极危险的警号。
以上我认为就是毛萌发准备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调整的构想的背景。
这一构想主要内容有两项。一项是逐步改变由“三支两军”导致军队在党和国家权力构成中极度膨胀的状况，参加地方党政领导班的军队干部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退出。相关的措施，后因接连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前后陆续实施。如“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其主题都是要解决军队问题。还有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大军区司令员一律不再兼任省委书记、撤销军管会和“支左”领导机构、军宣队也撤回部队，强调地方党委要实行“一元化”领导等。与此同时，还提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除了“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再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又借用《晋书》中刘元海“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典故，倡导武官要学文、文官要学武等等。
构想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中央一级权力构成作一次更新，补选若干名中青年力量，对已定的“接班人”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则要有所制约。实施这一项构想需要按党章和人大章程规定通过相关程序，因而预定在这一年夏秋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后，再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同样，这一构思也因接连发生“庐山会议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迟到“十大”和“十大”后才陆续付诸实施。
所以我认为，1970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与林、张的苏州谈话，应该就是毛在为实施这个布局构想的第一步做准备。让张与林直接见面，毛居中调和，自然带有希望两人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合作共事的含义。而所谈的主题是“培养接班人问题”，我的理解是：
第一，毛这里说的“接班人”泛指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接班人，不是专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所以他说的是“培养”，不是“更换”，不是要把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撤下来，另外换某个人譬如张春桥上去。
第二，培养的对象，张春桥应是首选，但不限于张，如毛在《南巡讲话》中还提到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等人。不仅要充实年轻的，还要有文有武，要提拔工农出身的新干部来中央工作。在1971年九月周恩来有关原定国庆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准备“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的请示信上，毛就作过这样批示：“还要补选常委。”1973年八月周恩来在一封致毛的信中还说“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毛“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第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适应文革后新的形势，此外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借用毛本人1956年九月党的“八大”期间说过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起到“防风林”的作用。那时毛建议党中央除设党的主席外，再设四个副主席，一个书记处和一个总书记，他说：“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去，人有旦夕祸福’”，即使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而在毛此时的构想中，不仅要预备有人“提前见马克思”“那一手”，还要预备“另一手”：防止“接班人”搞自己的“司令部”提前抢班夺权。
由此可见，在毛的构想中，庐山会议前他与林、张的这次苏州谈话，确实是关系到当时大局以至国家未来的极为重要的一次谈话。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全国政权来的，1949年以来，在一波高过一波的宣传中，枪杆子被神圣化，战争思维大行其道，各级政权的构成实际上也大多是脱去军装的军人，只是还没有像文革中“三支两军”后那样军队干部直接进入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而且多数省市的第一把手也全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次苏州谈话终于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将逐步从“马上”打天下过渡到“下马”治天下，从而逐步完成大凡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完成的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的某些信息。
但林彪不这样看。作为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他对毛带着一个姓张的“小记者”的到来极度敏感，一听又是要谈“接班人”问题，自然要起而护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当毛问到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样的回答与毛的构想真可谓南辕而北辙：毛要改变“军事官僚专政”，林却还要搞清一色的“军事专政”！
成为疑问的是，我们不知道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张春桥在“苏州谈话”中是如何应对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思想和行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一次张曾偶尔谈及毛带着他的苏州之行，仅有两三句，有关“接班人”的事则只字未提，只是说林的态度很生硬，总的印象是“根本谈不拢”。如今“苏州谈话”的直接当事人全已作古，间接看到一点的也只剩下一位，就是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何对我说他没有上毛的专列，是因为要接张回上海，才直接驾车从上海去苏州的。到苏州后，车站上警卫森严，无法接近月台，只好在候车室等候。毛与林、张谈话是在专列上进行的，何自然一点也不知道。专列开走后，林、张在月台上还站着谈了一两分钟。何秀文说：“我透过候车室玻璃窗往月台望去，见林披着一件黑色大氅——可能是怕风吧？说话时做着手势，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张也只是应答了几句。”所以总的印象也是“根本谈不拢”。
按常理，毛有意要培养张为“接班人”，张该是既意外又高兴吧？不过张从中央高层的两次“大闹”中已有过领教，1949年的全国政权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在战功赫赫的将帅们面前，一个拿笔杆子的“小记者”不能奢望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的猜想是，张即使曾经有过意外和高兴，一碰上“根本谈不拢”的林彪，很可能瞬间已转化为吉凶莫测的深深忧虑。即使“十大”后张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当他的女儿问他感觉怎么样时，他的回答也是：“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我只是主席一个秘书，主席叫我动，我就动；主席没有叫我动，我就不动。”关于培养张为接班人的事后来毛已不再提起，张自然也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
但有一个印象，估计张会特别深刻，那就是毛此前曾经有过的对军队势力在权力构成中过度膨胀的隐忧，经过这次“苏州谈话”更加突现了出来，张对此当然也要更加引起警觉。
因“三支两军”而很有可能会削弱党的统一领导的问题，在那时的中央高层中，张应该是最先提出来的。1968年三月下旬，几经曲折，江苏省革委会终于准备成立，在上报的组织名单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省革委会主任。中央讨论时，张提了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说：我有些担心，司令员任主任会不会发生“枪指挥党”的问题？由于此前已经成立的各省市革委会除上海等少数几个外，几乎全是军队“支左”领导担任第一把手，张的意见显得有些不合事宜，因而没有被采纳，但影响已经产生。他这一提，首先得罪了两个人：直接的是许世友，简接的是林彪；当然，同时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州谈话”后过了两个多月，张又介入了一场争论，更牵涉到军队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甚至连毛、林都成了直接当事人。
争论是在政治局讨论纪念这一年建军节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文稿时发生的。这篇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称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一提法，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变化后的结果。文革前只提毛“缔造”或“领导”，从不说还有谁“指挥”。文革中，随着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在毛“缔造”之后，渐渐有了林“直接领导”或“直接指挥”一类说法。到1967年四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才大体定型为一种毛、林并列的表述，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7版”，其时主管《红旗》杂志的是陈伯达。再次出现变化是在1969年“九大”后。在这一年的中央“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直接指挥”的林之前加了个毛，即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可说是“69版”，此时中央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宣传，《红旗》杂志也改由姚主管。这回政治局讨论的纪念建军节社论文稿，采用的是正是“69版”的表述。陈伯达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将“林副主席”前的“毛主席和”四字删去，即改成由林单独“直接指挥”，说“这是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实际也即“67版”的提法。张春桥则认为毛不能只是缔造了解放军而不同时“直接指挥”这支军队，因而坚持保留原状，也即坚持“69版”的提法。两人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感到事关重大，只好用“还是请主席决定吧”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场争论。毛泽东对此自然极为敏感，但他却说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了，我就不看了，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的面代他将文稿中“毛主席和”四字删去。要到过了一年多后的南巡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才将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宣泄了出来，不止一次地发出追问：“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
在此前后，因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还相继发生了要不要设国家主席、要不要称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等两次争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前后还提过三次。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总体上都表示拥护毛的提议，林彪则坚持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关于称不称“天才”的争论，起因于宪法修改草案序言部分表述“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句子中，“发展”前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此前，毛本人在审阅文件或文稿中已多次删过这三个副词，有次与来访的罗马尼亚客人谈话，提到有人吹捧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还说过那是“讽刺”的话。这回讨论时，张春桥根据毛的意愿提出应删去这三个副词，而吴法宪则因为这三个副词首倡者是林彪，他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正在大捧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因而坚决主张保留。这时张又说了句“什么天才地发展，那是对赫鲁晓夫的讽刺”。吴一听认为张的矛头是指向林的，情绪更为激愤，说这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据当时在场的陈伯达后来在《狱中自述及其他》中回忆，张、吴争论时“吴拍桌子大骂了张”，两人吵得“声震屋瓦”。
很显然，林彪对公然敢于一次接一次地向他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张春桥这个“小记者”，已经忍无可忍啦！

（四）“庐山会议事件”与“谨慎再谨慎”

林彪决定对张春桥发起攻势，文章就做在三次争论上，时机则利用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来习惯简称为庐山会议。
三次争论究竟选择哪次作为突破口，林彪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选择前两次，即关于对军队的表述，除了毛领导，还要不要再加上林直接指挥这么一句，和关于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仅争权的色彩过于直露，弄得不好，还有可能直接与毛发生冲突，他不会那样傻。选择称“天才”问题，就要讨巧得多。首先张春桥是个软柿子，容易对付；其次“天才”问题有很高的理论含量，容易发挥；第三，称毛为天才，绝对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而拥护者肯定几乎就是全体；第四，更为重要的再鼓吹一次称“天才”可以使自己继续拥有毛的最忠实、最积极的颂扬者的荣耀。这样到1970年八月二十三日庐山会议一开幕，林就发表了一篇与会议原定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问题）毫不相干的坚持要称毛为“天才”的讲话。由于会上既发了称“天才”的恩、列、毛、林语录，又有“理论家”和几个“宣讲员”的鼓动，很快就掀起了一波高一波的“揪人”热潮，又用文革中流行的“不点名的点名”的方法，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准备对张来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庐山会议这场突发性的斗争，表现形式是一哄而起。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事情原委，听说要揪的那个坏人是“反对毛主席”的，反正以“保毛”的名义既可保证自己“安全”，又可显示自己“革命”，也就紧紧跟上。这是集权体制长期影响又在文革中经“大民主”的放大而形成的一种极坏的风气。不过这只是表象。从根本上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大体完成了夺权斗争以后，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一次内讧。“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由文革派、军官集团派和功臣派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或者说是这三者的“临时联盟”。其中军官集团派力量最强，特别是“三支两军”后更可谓一派独大，庐山会议的斗争就是这个派与文革派之间展开的。一个“权”字是这场斗争的总矛盾，“接班人”问题则是幕后设计时的引爆点，而之所以选择张春桥作为“靶的”，还由于张有两个“软肋”容易引发众怒。一是他的所谓“叛徒”问题已为不少人所知；二，还有一个由历史造成的矛盾。尽管军队内部也存在诸如这个方面军与那个方面军、这个野战军与那个野战军之间的种种矛盾，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武官对文官，或者说枪杆子对笔杆子的根深柢固的轻视。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思想影响，加上1949年以来暴力革命几乎已被图腾化，不仅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甚至还断言“整个世界”也“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在这种氛围下，不是扛着长枪大刀，而是拿着一管笔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就被认为有一种“原罪”式的缺陷。陈伯达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笔杆子，但在1966年十一月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面对功臣派的重重压力，还是发出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的哀叹。张春桥的资历与陈伯达还不可比，而“九大”后竟然跃居到了政治局委员的高位，这让功臣宿将们怎么也无法接受。颇能说明这一点是，张在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后，毛泽东曾巧为安排，满心希望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能与张春桥这个政委唱一出《将相和》，其间，还让张到南京去对正在被造反派“炮轰”中的许世友表示支持。开头许也颇为感动，但在他走出困境后，再也不把张放在眼里，还对人说：“笑话！我有几十万军队，还要他张春桥保吗？”许的秘书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中说华东地区军队干部都知道许世令写打油诗讽刺张春桥的事，显然他是把这作为许反对“四人帮”的一项光荣业绩来称道的。打油诗开头说：“戴眼镜，夹皮包，会写文章能提高”；最后一句是：“打起仗来向后跑！”
在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周恩来的表现颇为特别，不过如果联系一下文革历史也不难理解。周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功臣派的当然代表。在上面提到的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功臣派的力量相对较为单薄，周的资历、地位又决定着在思想感情上总是倾向于曾经为中共创建全国政权身经百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集团派，再加上平日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中经常受到文革派，特别是江青、张春桥的得寸进尺的挤压，因而他会与军官集团派走得比较近，包括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前对军官集团有所支持，也该是合乎逻辑的事。此类实例，在黄、吴、李、邱等回忆录中多有记述。如《邱会作回忆录》说：军委办事组给中央的有些请示报告，“周能批的则批，不能批的就请示毛主席批，批回来再在政治局传阅，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传阅，因此军队内的许多事情文革派那一边不知道”。又说：“‘九大’后到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就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
当然决定一切的，还是要看毛泽东的态度。
虽已年近八旬却依然还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可谓一清二楚。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同时又是一位垂暮老人，当他目睹这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斗争在面前爆发时，还会有他的独特的观察角度，我们不妨把他的这种独特的观察角度概括为“两条船思维”。两条船也即此前他已说过多次的“两个司令部”，但“两条船”更人性化，凝结着更多的人世沧桑的苦涩以至血泪。如果我们联系一下中国帝王制度历史，那么你不能不承认这个“两条船”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甚至深刻到了可以照出一些人隐秘的灵魂深处。
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在中国古代史上，太子既立，皇帝已老，臣子们尤其是近臣们，就会或明或暗争着前去趋附东宫。这几乎成为一个规律，尽管《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把“君老不事太子”作为历史“遗训”向天下为臣者提出忠告，但愿意照着做的历来寥寥。道理很简单：你不事先多长个心眼，等到老皇帝一“驾崩”，新皇帝一登基，还能有你的位置吗？更不要说如果你与老皇帝走得太近，一旦新皇帝忽而记起恨来，连脑袋也很可能要搬个家呢！
此刻，我们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那种“一呼百应”的景象，就会不由想起两条船：一条是自己的船，另一条是“贼船”；一句俗话：老鼠搬家。看到自己已是一条将沉的船，而船上老鼠们正争先恐后地向那条快要起锚扬帆的“贼船”搬去，就会不由升起一种日薄西山的悲凉。老人家甚至已不掩饰内心的悲凉，见到许世友，伸过手去说：“你摸摸，我手都凉了。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意思是要许去做做工作，把那些“搬家”的人劝回来。哪晓得事后一查，才发现其实许世友也是搬过家的，还向林彪写了信。不过经过几天苦苦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这位文革统帅还是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至少在文气上已回复到了固有的轻松和幽默。鉴于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而参预“搬家”的队伍又相当庞大，确定应对的策略是偏于保守的：稳住林彪；对带头“搬家”的汪东兴、陈伯达则一保一抛，即暂时留下汪以观后效，而将陈作为“反面教员”抛出，以儆效尤；然后设法逐步将众多“搬家”者再或“逼回”或“召回”或“请回”到自己船上来。至于整个处理方针，老人家信手拈来了一句通俗生动的歇后语，叫作：“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真可谓“一言九鼎”，按照他自己后来与到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谈话的说法，只用了“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就此平息——当然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平息。
作为事件的“焦点人物”张春桥，在庆幸再次获得解救的同时，又一次面临“别无选择”。应当说他也是很愿意、很积极地去陪孔夫子打一局又一局的牌，遵照总导演的分配，扮演的是一个倡导“和为贵”的角色。于是在下庐山前，他与曾经喊过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以至“千刀万剐”的人们，握手、谈笑。有人说“冒犯了，对不起”时，他赶紧朗朗笑着接一句：“我不在乎！”对许世友，还遵照毛的指示，特地设席宴请，举杯修好。
张按照毛意图扮演的此类“和为贵”的角色，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四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
上海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时原说要他们在会上作批判性重点发言的，因而要我作为工作人员与他们一起去，以便随时按照会议要求为他俩起草发言稿。大概在庐山会议那场斗争中上海代表大多“站在正确路线上”多少有点以为“我们胜利了”的自我感觉吧，到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后，王和徐都有点兴奋，也颇为活跃，会议间隙经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间去串门，还两次到钓鱼台去想拜访康生和张、姚。结果是：一些省市的领导人大多还是把他俩视为“造反起家”的小人物，不怎么肯答理；钓鱼台那边，康生因病不便接见，张、姚也没有见到，未免有点扫兴。
四月二十九日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报告。刚讲到“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时，会场上出人意料地有人鼓起了掌，很快热烈的掌声已响成一片。这时鼓着掌的张春桥笑容满面地从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来，主动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一握手，全场一片欢腾。
后来知道，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起初是由会议秘书组起草的，后经政治局讨论，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参加的六人修改小组。秘书组起草的初稿对黄、吴、李、邱等错误的调子定得比较高，写了好些重话、过头话，六人小组修改时将调子降了下来，删去了那些重话和过头话。吴法宪在《回忆录》里也这样说过：“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指重话和过头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
原来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有过指示，说“还是要回到‘九大’路线上来，要团结、胜利。人家已经检讨了，就要鼓掌欢迎。”
这天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手里拿着文件兴冲冲从会场出来，王洪文、徐景贤迎上去问了好，又说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回去，问张对上海工作还有什么指示一类话。张突然沉下了脸，皱了一下眉头，说；“你们很活跃嘛。”那语气听来有点像在训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很明显，张是在对王、徐四处串门，又两次去钓鱼台找人有些不满。接着又换了一种较为缓和的语气说：“我过去在市革会扩大会上讲过，《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要求杨子荣做到四个字：‘大胆、谨慎’。又大胆，又谨慎，对立、统一，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那时我说我们也要照少剑波说的话做，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但现在我不要你们‘大胆’，只希望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
王、徐听了表情也一下沉重起来。因为实际上他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鼓掌、握手的“团结”只是表象，背后反映出来的种种却是吉凶莫测。会前，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前往北戴河去看望在那里休养的林彪，实际是希望林能来参加这次汇报会，趁此机会说几句话，让他好有个台阶下来。但尽管周一再委婉表达此意，林却始终避而不谈。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但就是不肯到会场来露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才知道的：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前二十几天，根据林彪要“先搞个计划”的指示，林立果与他的“联合舰队”几个主要成员已制订了一份针对毛泽东、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武装起义”计划，用谐音起名为《“571”工程纪要》。
党的“十大”后，张也仍然要求上海要谨慎。记忆中，与我有点关系的，就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在某省一个文艺刊物上读到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觉得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较有普遍性，就向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朝霞》等文艺刊物的陈冀德提了个建议，可否对这篇小说的不良倾向作些评论和批评。《朝霞》发表批评文章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1974年四月初，张春桥在给上海市委领导马天水谈工作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要谨慎的问题，特地指出：“《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还有一件是1975年四月下旬，我因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张告别。闲谈中，张说你顺便代我去向市委几位领导说一声：“上海不要多出头。让北京、辽宁出头，我们在后面跟着学。”

（五）“再生”与“野心”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的周恩来对军官集团派的支持，从“‘九大’到庐山会议期间”，“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没有变”，这些情况当时张春桥并不知道；不过也是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一件事，却让张不由得要问个为什么。这事几年后他向他女儿维维说起过。张说那天（指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他看到六号简报（载有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会上提出要把某个极端反动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千刀万剐等信息）大为吃惊，就去找江青；江看了也认为问题很严重，两人就一起去找周恩来。周却让工作人员推说已入睡不便接见，江、张只好直接去找毛泽东，毛接见后，周才叫江、张进去谈。张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纳闷，不知道总理是怎么回事。”
这一节就来侧重谈谈张与周的关系。当然说到底，张、周关系同样也要从两人与毛的关系中去理解。
文革中，稳健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不仅在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得到他们由衷的尊敬；各群众组织无论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几乎是一致的拥护和爱戴。我本人，“十大”期间和“十大”后作为工作人员，与周只能说是稍有接触，也不禁为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还有和蔼慈祥的长者气度，深深受到感动。如果拿周与毛作个比较，那么应当说，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以至具体的决策、策略，都与毛有着相当的距离，而他所处的地位又让他不得不努力跟上毛的思路日以继夜地去尽心尽力地工作。他做得确实很辛苦，很困难，有时还很无奈。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类话。如1966年八月十八日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时就说过：“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了‘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不妨说周恩来努力想“保持晚节”的晚年，就是整整一部文革史那种曲折、艰难和复杂的缩影。
文革初起，张与周无论资历、声望还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远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根本不可能在获取毛信任和重用上成为周的竞争对手，加上周一向以温和待人，所以两人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自张对“安亭事件”作出了违反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的一致意见的处理，却得到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后，周突然感觉到了来自张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力。其后，张越来越受到毛的重视，张、周与毛，渐渐地地便形成了一种三角式的角逐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两份张春桥参预起草的文件的比较中，得到清楚的说明。一份是《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九月到1966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文中四次出现周恩来的名字，都是正面形象。全文留给读者的印象，周是毛发动文革的得力助手。张这样写，应该是周希望中的。当然，《大事记》体现的是毛的意图，张或参加起草的王力等都不会、也不敢自作主张。另一份是准备向毛汇报的“大闹怀仁堂”的《记录》。“大闹”是1967年二月十六日在周主持的碰头会上发生的，《记录》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话整理得很详细，对作为主持人的周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实事求是地说，周在会上对正在激战中的功臣、文革两派，还是尽量想做到不偏不倚的，有限的几次简短的插话，也是字斟句酌，为保持中立用足了心思。其间有一次插话，似乎稍稍有点“越轨”，后文还将提到。当然从内心说，周不可能不偏向于功臣派。整理这份记录除了张春桥，还有王力、姚文元。他们只字不提周的几次插话，我的理解，不大可能只是一时疏忽，应该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有意省略。这种省略，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对周在会上态度的不满。《纪录》在上报毛前，先请周过目审阅。周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是要用《纪录》这样一种形式，到主席那里去告我的状吗？因为周作为碰头会主持人，如果对功臣派的“大闹”没有明确表示反对，那他不仅要对发生在会上的那种显然为毛所不能容忍的政治倾向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很可能还有被划入“大闹”派的危险。
陷入了尴尬的周恩来，肯定会对带头告他这一“状”张春桥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么办？为了“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周不得不亲自在这份《纪录》上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谭震林拿起公文包、披上大衣：“‘让你们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啦！’说着愤然离场”处，加上：“周恩来狠狠拍了一下台子，大喝一声：‘回来，坐下开会！’”另一段是陈毅在激愤中带出了延安整风旧事，说“总理那时不是也挨整了吗”处，加上：“周恩来插话：‘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是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但周的补充同样也有“省略”。而且“省略”的，恰恰就是那几句似乎稍稍有点“越轨”的话。“大闹”中，当李先念说到《红旗》1966年十三期批判“资反路线”的社论一发表，“全国老干部被统统打倒”时，周立即接过李的话头，对着康生、陈伯达追问《红旗》社论的事，说：“这样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嘛！”这段明显与功臣派的“大闹”站到了一起的话，周就没有“补充”上去。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
“大闹”当天晚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了“大闹”的整个过程。毛开头还较为平静，后来越听越恼火。偏在这时，张又插话补充了周在“补充”时“省略”了的《红旗》十三期社论那件事，并说：“总理对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这期《红旗》社论是毛审阅后批准发表的，他听了自然大为不满，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嘛！”这不妨理解为毛的一句气话，因为后来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毛对周有“气”，大概也不只是周对《红旗》社论没有送给他审查有意见这一件事，主要恐怕还是不满于周作为碰头会的主持人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大闹”。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毛萌生了一个后来很快实施了的想法：让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毛要张去找周“谈一次话”，说要周“把中央文革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周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作为最有资格代表中共元老的一位老革命家，竟落到了要后生晚辈张春桥手持“最高指示”来“谈一次话”的地步！尽管为了“保持晚节”，他依然会很乐意地接受，并“紧跟毛主席不掉队”，但他内心会对张春桥这个“小记者”作何感想，我们也不难想象到。
1968年四月，上海发生了第二次全市性的“炮打”事件——“四·一二事件”。
对张春桥来说，这次“炮打”真正具有威胁力的，不是最先发起者《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大多凭猜想提出的《十个为什么》，而是有人出乎意料地揭发出了他的“叛徒”问题。
最先在南京路一带贴出震惊全市的“揪出大叛徒张春桥”这张大幅标语的，是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个叫“红旗”的群众组织。“红旗”在部队属“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保邱会作的，因而邱很快便拿到了由“红旗”提供的揭发张有“叛徒”等历史问题的材料。《邱会作回忆录》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拿到这些材料不知怎么处理好，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给总理嘀咕了几句。总理很慎重地说：“这个材料你不要转给我。”稍等片刻总理又说：“群众来信我是可以收到的。”总理的话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什么呢？邱没有说。不过按照1949年以来政治斗争的惯用招数，人们也不难猜到。由邱送周、周再往毛那里送，那不就有“搞宗派活动”嫌疑了吗？改成“群众来信”，就不必再有任何顾忌。
于是，经过邱的一番安排，三两天后，一封由“红旗”署名的揭发材料，作为“群众来信”送上了周恩来的案头。
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当时在上海，不止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大多数造反派和我们这些以市革会工作人员为主的“保张派”不相信，就是一般干部群众也很少有人相信，即使参加“炮打”的人相信的也不多。最简单也是最有力的证据是：张历史上从未被捕过，“叛徒”云云，从何说起。近年来也已有学者经过详尽考证，否定了张是叛徒的说法。以周恩来的睿智和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当不难对这封“群众来信”提供的虚假材料作出否定的判断。但他还是决定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上报了毛泽东。
人们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坦率地说，我在刚听到这些“内情”时，也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过自己，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有违寻常道德的做法，会与我心目中几近完美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是后来那十几年的高墙铁窗生活教育了我这个十足的书呆子，让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个道理：这就叫“政治”。
与此同时，军队系统也在积极行动中。先是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给叶群送了一份揭发张春桥“叛徒”等问题的材料，叶修改后退回江命他重抄一式两份，然后报林彪批示发出：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送陈伯达、康生、江青。
这样，在中央就有了周、林两条线都抓住“叛徒”这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对张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后来林立果“小舰队”特地在《“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列上了这样一条：“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毛泽东怎么表态。
毛作出的回应只有两个字：“不查。”
这“不查”是什么意思？似乎藏着玄机。
我的理解是，毛对揭发张“叛徒”问题的那些材料已大致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那又为什么不索性彻底查个清楚明白呢？这是因为自从1967年三月中央下发了有关“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和批示后，“抓叛徒”几乎已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你一查，不是旷日持久就是越查越复杂，甚至不是叛徒也“查”成了叛徒。而张是毛继续推进文革亟需依靠的助手，在用人问题上，毛采取的是南宋陈亮上书光宗皇帝时说的那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针，继续坚持要用张，因而回答周两个字：“不查。”
周对毛的指示从来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次当然也是。他只好对邱会作说；“主席不让查。”不过周自己，对张的这条尽管虚假但威胁力极强的“大辫子”还是紧抓不放的，就我所知至少还抓过三次，后文还将提到。
回过头再来说已被笼罩在“叛徒”问题黑影里的张春桥。
尽管“四·一二炮打”因毛让三军领导表态支持张而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对张春桥来说，更让他担心的还是那个虚假的所谓“叛徒”问题。在“炮打”期间，毛曾命吴法宪派飞机将张接到北京，并就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炮打”问题谈过一次话。但没有提到张最关切的“叛徒”问题，张自然既不便主动询问，更不敢自行申辩。他急切地企盼着伟大领袖对他的“叛徒”问题最好也能有个明确的表态。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可真是分分秒秒都关系到政治生命的生死荣辱啊！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就是“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叛徒”是比“走资派”更严重的罪名，只要一沾边，就成了“彻底打倒”的铁案！
那么周会不会把“主席不让查”的话同时告知一下张呢？大致可以肯定：不会。
这样笼罩在张头顶的那个“叛徒”的黑影，便久久无法消散。
在我的印象中，这以后的张曾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闷”期。尽管在公众场合依旧谈笑风生，但若是小范围开会，譬如与我们几个起草文件的人一起讨论时，忧虑之色总是隐隐挂于眉宇间，说话不多，有时考虑问题也会较多从负面着眼。我印象中的张的这个“沉闷”期，大约持续有半年多或近一年吧，在这以后的筹备和召开党的“九大”期间，张从毛那里接连得到了两个让他欣喜和激动不已的信息。先是1969年三月中旬，毛因不满于陈伯达的一再拖延，决定改由张、姚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紧接着在“九大”闭幕后毛亲自主持召开的一中全会上，张被选举为政治局委员。从这两件事释放出来的信息清楚表明：毛已否定了张的“叛徒”问题。因为很显然，毛决不会让一个叛徒或有叛徒嫌疑的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些日子里，张会有一种终于摆脱了千斤重负的轻松感，同时对毛油然升起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特别是当他后来知道毛对他的始终不变的信任是在排除了由周、林两条线组织起来的那个“叛徒”问题“包围圈”的干扰的情况下作出的，这种感情更会无数倍地加深。如果说，1958年的那一次接见和一次“点将”使张对毛深感“知遇之恩”的话，那么这一回能够从这个致命的“叛徒”重压下获救，更让他感受到了毛对他有一种“再生之恩”。他会想起一句古老的话：“士为知己者死。”从此为贯彻执行毛意图、指示，真可以做到万死不辞。
“九大”后的那年夏天至初秋约有两个多月，张都在上海。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甚至还颇有点悠闲自得的一个时期。一回到上海，他就让秘书把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当时我们三人都是《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成员）接到他所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一脸欣喜地说：“这次回上海，是主席那里请了假的，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我特地把你们请来一起读，读的就是主席的书。”
原来这时张领受了一项任务，该是他企盼多年、最希望也最有兴趣做的一项任务：编辑《毛选》五卷。1966年七月中央曾成立过一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委员有李井泉等十四人。张春桥不在其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编委会成员不是被打倒，便是被隔离，已所剩无几。1967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找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开过一次会，讨论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没有正式名称，算是编辑小组吧。“九大”前后，陈伯达不再受毛信用，也不再管事；康生则因病休养，因而这个编辑小组具体做编辑工作的，就只有张春桥一人了。那天张与我们三人约定：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或下午再连晚上，一起读《毛选》五卷校样。从头到尾的读，逐字逐句讨论，提出包括文义、字句以至标点符号等的各种修改意见。每讨论一次，由我们三人整理成一份记录，再由张自己按选集目录逐篇提出书面意见送康生，康审读后上报毛，张说：“最后还是要由主席自己去定。”
我们三人那时当然非常高兴，且深以为荣。每次讨论，张也都是兴味盎然，常常联系校样内容，谈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用以说明毛看问题确实要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深刻。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就不够用了，有好几次欲罢不能，只好晚上继续。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张请客，供我们三人各享受一碗赤豆汤或小圆子一类点心。
大约到这一年深秋，《毛选》五卷清样读校完毕，张就回了北京。再来上海已是第二年四月，接下去便是毛带着他到苏州去与林彪作了那样一次“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再后来就爆发了“庐山会议事件”。1971年五月初，开完“批陈整风”汇报会，张又来上海，留给我的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印象。不过这一次带回来的也是毛交给他的任务，倒又是他最希望做、也是最感兴趣做的事：为中共创立五十周年写一篇纪念文章。不言而喻，毛的这种安排，已把张作为党内第一枝笔来使用，这正是张深以为荣的事。为收集资料和起草这篇文章，临时搭了个班子，除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外，又另找了几位，共七、八个人。张与我们一起阅读、讨论了多次，心情也似乎越来越舒畅，经常是侃侃而谈，笑声朗朗。三两个星期后，文章已大体完稿，实际上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他自己写成的。在这期间，一次讨论完文稿后，张点了根烟，感叹一声说：“文化大革命忙忙碌碌，想读书也没有时间。倒是上次与你们一起读校《毛选》五卷清样，和这次一起写这篇文章，总算静下来读了点书，看了点党史材料。人生易老，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这一生有一个‘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有关这个“野心”的话，张后来还说过一次，那是在“十大”闭幕当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就餐时说的，不过那似乎已有了一种别样的含义，请看下文。

（六）“领导危机”与王洪文入选

张春桥在与我们一起讨论起草上面那篇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文章时，特别强调：“一定要引一段林副主席的语录。”我们当然照办。文章到定稿，林的语录引了一段，还有四处提到林的名字。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又加了一句称颂林主持编辑出版毛《语录》的话。这些，体现的大概都是毛的意图吧？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者署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后过了短短七十五天，就爆发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对这一文革中最为严重的事件的反应，却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和风趣。譬如当林彪驾机出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时，他的回答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待到又有人来报告，说林的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居然说要感谢林彪帮了大忙，还颇有兴致地举杯庆贺，并随口吟出杜牧七绝《赤壁》，首句就有“折戟沉沙”四字，给林所乘的“三叉戟”飞机折坠于异国沙漠来了个绝妙的写照。但这一切，十有八、九都是为了稳定“军心”进而稳定大局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上了党章的“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不仅标志着文革一次很大的失败，还有个如何向国内外作出说明的大难题，这给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据一位保健医生回忆，那几天毛服两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至到1972年二月二日因肺心病发作而突然休克，经一番紧张抢救才慢慢苏醒过来。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也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真是不幸连着不幸啊！
但凡文革过来人，大都会对1972年及其前后这段时间那种特有的沉重、不安而又敏感留有深刻印象。林彪已“机毁人亡”，而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毛泽东，人们虽依旧在祝愿他“万寿无疆”，他自己却说：“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这么大的一个党、一个国家，谁来接班啊！国人都在翘首企盼着，却又因“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而对“接班人”这三个字已讳莫如深。中华大地，一面照样到处红旗瓢瓢、锣鼓喧天；一面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那时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积极投身文革的人，决不会去想是否1949年以来实行的政治体制出了什么问题，相反，一如既往地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先进的，多位中央领导人年老多病，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嘛！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希望老人家能享有更高的寿数，健在时能把“后事”安排好。
在当时八亿人中忧虑最深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本人。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者的毛泽东，估计也不大可能从政治体制上去思考面临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从后来在与来访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这位文革统帅内心深深的忧虑。在介绍了自己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的健康状况后，毛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客人颇为吃惊的话：“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
正是这个“领导危机”既折磨着伟大领袖，也折磨着当时亿万中国人。
从1970年四月“苏州谈话”等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毛泽东确实很可能曾经属意于张春桥，当然不是马上撤下林来换上张，而是把张培养为相当于党的副主席的位置上，至于以后的事，还要看发展。但“庐山会议事件”的爆发，使毛看到反对张的人太多，至少近几年内很难进入考虑接班人选的范围。这一点，可从《南巡讲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时，只列举了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王洪文等而没有提到张可以看出。但如果不提张春桥，眼前能够掌控全局的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持重稳健已担任多年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
前些年有的文革著作已提出，毛在病中曾当面向周交代过“后事”，也即一度曾有要周接班的意思。此说虽无可信的文献为据，但在当时，周的人望确实很高，为张所远远不及。有件事我印象很深。1972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海有王洪文、徐景贤等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一同前往。会议快结束时，周恩来接连作了三个晚上、长达六个多小时的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详尽地回顾了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大概意在以此启发教育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迅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会议发的有关各小组讨论的《简报》，几乎全是为总理的“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所深深感动的信息。王、徐等在私下议论时说，他们事先都不知道周要做这么重要的报告，会议作这样安排，很可能表达的是毛的意图，那就是要让周接班。后来徐景贤还告诉我，他到一些省市代表所住的房间去“串连”，他们也在这样私下议论，而且对周接班都很高兴，表示完全拥护。
但毛对周似乎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周不是能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帅才，对共产主义理想又不够积极、坚定，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一句话偏于保守。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领导危机”问题，大约到1972年年初，毛在发生一次休克后精力稍有恢复，就开始构想“九大”后的第二次高层人事布局。与两年前“苏州谈话”前后的那次布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回林彪已经出局，在培养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更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考虑。这期间，他在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一再提到“要搞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可。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还说了“我们老一辈子人是过渡时期的人，不要总出台唱戏呀，我们出台转一转就行了，像《西厢记》上的老夫人，要让红娘去演戏”这样的话。一度还曾提议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此议后因政治局讨论时都不同意，他就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
在这次布局构想中，后来引起国内外特别关注的人物，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带头人王洪文。
毛泽东大概是在1966年十一月处理“安亭事件”中那几天里，第一次听到“王洪文”这个陌生的名字的。从那以后，便通过多种方式对这个“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的年轻人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这样在《南巡讲话》中说到培养接班人时就已提到了王洪文，到1972年九月，更正式向政治局提议调王来京“参加中央工作”。在此前后调来参加中央工作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着是批判林彪的“极右”还是“极左”的问题，张春桥与周恩来发生了一次直接较量：周主张批“极左”，张主张批“极右”。这场几近公开的较量，不仅牵涉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还影响到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群众也卷入其中。最后自然又是毛泽东不得不出来表态作结。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与周、张、姚的谈话中指出：“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也就是说，主要不是批林的“极左”，而是批林的“极右”。争论双方表面上算是就这样“统一”了起来。
如何来理解毛的这个表态，不仅几十年后的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当时也颇费猜思。我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后，毛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决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来的“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啊”，也即要解决军队在国家权力构成中因“三支两军”而空前膨胀起来的问题。“九·一三事件”后，更明确提出“批林整风”，“批林”的核心就是解决军队问题。其后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一系列措施，也都是为了扭转这个“主要倾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周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确实不怎么符合毛的“战略部署”。此其一。其二，批“极左”，必然会触及到造反派，有的地方还有可能把已经掌权的造反派打下去。这与毛正在构想中的要多培养些经过文革锻炼的年轻人的布局，也是相左的。还有第三。在毛看来，凡是由他和党中央发号召搞起来的群众运动，即使有些做得过火或出现了偏差甚至造成了破坏，也只能在前进中作局部性的调整，不能公开提出批判“极左”。其实自号召夺权而造成几近失控的局势后，毛自己就相继采取了“三支两军”、“大联合”、“三结合”和“一打三反”等等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调整，也即“纠偏”或“纠左”，只是公开决不会这样宣传。不仅文革中的是这样，此前的“大跃进”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运动中“左”与“右”总是紧张地对峙着的，你作为领导一提出要批“左”，等于承认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的，“右”的一方必然乘机而起以至压倒“左”，其结果便是整个运动的失败。当然向干部群众说明时不能用这样的语言，而是要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呀、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呀等等。大跃进中提出要保卫三面红旗，文革中则是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
周恩来自然也是熟知个中三昧的，但他作为国家总理，在大量的实际工作接触中，深感干扰更直接、更多的还是运动中的那些“极左”做法和造反派“极左”行为。因而毛一提出要“批林整风”，就以为遇到了一个批判“极左”好时机。而张春桥，即使单从自己的地位和遭遇出发，也让他更容易理解毛的意图。在这场较量中，张就这样似乎又一次成了“赢家”。不管怎么说，毛一方面还离不开周恩来这位实干的大管家，另一方面却也对他积聚了更多的不满。
1972年十一月十一日，保健医生进一步确诊周恩来所患为膀胱癌，且还在发展，不得不正式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建议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采取减少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毛泽东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周膀胱癌的进一步发展，和毛自己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对他这时正在进行中的中央高层人事布局构想，关系极为重大。
此前，毛已再次提出要落实干部政策，让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对曾经作为“二月逆流”批判过的“大闹怀仁堂”一事，这时说：“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其时尚下放在江西的邓小平，当然也是一位精明强干而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从上述种种政治信息中读出了两个字：机会。这年八月，他向毛写了一封要求做点工作的信。果然，毛很快作出批示，说对邓“应当与刘少奇加以区别”，那意思是可以考虑让邓出来工作。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三月初邓回到北京。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党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与此同时，毛建议提前召开党的“十大”。按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1969年四月召开的“九大”，到1973年初还不满四年。不过党章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很显然，上述种种，都是毛为尽快解决“领导危机”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安排。
正是在“十大”紧张筹备过程中的七月四日，毛对周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更为不寻常的是，毛的这些话不是直接对周说的，而是打个弯，对张春桥和刚参加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说的。为筹备“十大”，张、王分别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这天晚上毛找张、王原是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情况，但后来谈的实际主要就是批评外交工作，其中有几句话似乎还是直接针对周的，如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由于周不在场，而按照惯例，毛如此重要的谈话又是必须向政治局传达的。谁来传达呢？那时王还只是中央委员，当然只能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张来传达。第二天即七月五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张传达毛的谈话，实际也即当着周的面批评了周。这不仅使周，也让张，十分尴尬。后来周在向毛上送外交部对错误的检查时，附了一信：“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说：“检讨不要写了。”总算网开一面。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耐人寻思的事，时间是五天后的七月十日。
这天晚上，毛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即将召开“十大”的相关事宜。此时由张起草的政治报告政治局已通过毛也审定，留下的一个问题是：由谁到大会去作这个报告？毛没有表态，只好留下再议。
如果联系一下中共党史惯例，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的通常总是第二把手，那么这很可能是一道考试题：看你能不能摸准毛正在酝酿中的“十大”后中央领导层人事格局的心思？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了一个既无人反对也少有人附和的提议：“十大”政治报告由王洪文来作。张肯定反复思考后才这样提的，但这一回他错了。那时我借调在中央办公厅参加为筹备“十大”而成立的党章修改小组，要完成两个文件：一是党章修改草案；一是《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一个多月后（确切日子已记不得），毛在我们小组上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上大笔一挥，将标题中的“说明”改为“报告”，变成了规格大为提高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亲笔署上报告人“王洪文”三个字。毛这一改，至少表达了这样两层含义：一、王洪文已被抬举到了大致相等于“接班人”的地位；二、既然王已成为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不言而喻，周恩来也就成了政治报告报告人的唯一人选。我估计，张春桥会对自己这一错误的提议暗中深深自我检讨一番的。因为他的“冒失”，不仅又一次当面“得罪”了周，更为不该的，还在毛面前暴露出他在与对手较量中有失大度的品格。
随着大会进入选举的议程，毛又做出了一个堪称奥妙无穷的举动：让这一天主持全体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
至此，毛选择王为“接班人”的意图已表达得十分明显。但因上过党章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的沉痛教训，参加大会的代表们都忌讳提到“接班人”三个字，这真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七）张对周说：“你就做周公吧！”

王洪文一旦被定为“接班人”，那么在1949年以来那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张与周无论他们各自的主观愿望如何，两人的关系立刻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究竟由谁担任第一“辅佐大臣”？说不定还会由此引发一场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辅”之争。尽管张在资历、声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周相比，但周却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从“安定事件”起就已经做了王洪文的“老头子”了呀！
就在这期间，会上发生了一场颇大的争论。那是在讨论主席团名单的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带头竭力反对王洪文任主席团副主席。实际持反对观点的还不止许一人，党、政、军不少老干部都有类似想法。挺王最力的是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三国时期孙权起用年轻的周瑜而程普等老将反对的历史典故，批评许思想落后于时代，没有看到党和国家的未来。周为了“打通思想”，特地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联系党史再三说明“我们一定要跟上主席思想，人总是要老的，趁现在赶快重视选拔年轻干部，决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当他说到“我们有些老同志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时，噙着泪水，几次哽咽，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这场争论中，与周、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没有说多少话。多数场合，他只是转述周的话，或表示同意周的意见。我理解张的这种“低调”，表明他已经领会了毛的意图，自愿退出“主辅”之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我以为是他让我写“十大”《新闻公报》这件事。按“九大”成例，公报该是张自己或姚文元写的，他让我写，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我猜测，用意就在由我这个与中央领导层毫无人事瓜葛的小人物来起草这份必然要涉及到已经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王洪文的公报，或许可以缓解张、周之间的矛盾，避免你意想不到的误解。有关这份公报的起草过程和张、周对此各具特色的处理，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此处不赘。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张又一次说了他的“野心”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的话。那是在 “十大”闭幕那天傍晚。作为大会秘书长一直忙碌着的张春桥，端了个人民大会堂那种专供中央领导人开会进餐用的长方形景泰蓝漆盘，坐到靠窗的一张台子旁开始享受晚餐。这时记不得是谁跑来说有事要找一下总理，张对他说总理在某个房间，大概在同几位专家商量大会文件翻译的事吧。那人走后，张忽而深为感慨地说：“总理懂得多国文字，组织文件翻译这样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能力和为人，我这一辈子想学也永远学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饭，喝了口汤，停了一会，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当着大家说的：“有人说我张春桥想争这个，又想争那个，好像有什么野心。其实呢，要说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
如果说，两年前张与我们一起讨论文章时说他有这个“野心”还只是抒发一下可能已蓄意多年的心愿的话，那么这一次明显有了别样的含义。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好像他是要向人们表白点什么，或者说是挂起了一块“免战牌”吧？若果如此，我以为张最希望听到他这番话的一个人，应该就是周恩来，“免战牌”也是向周挂的。
在这期间，张还就辅佐王的事与周有过一番对话，我没有直接听到，是多年后，张被软禁在江阴某处与陪伴他的家人偶尔说起，我才辗转听到的。张说：“那天我对总理说，周公辅成王，功劳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总理回答说：我总是在主席之前走的。”
大约也就在“十大”后的那几天里，毛批给周读一篇古文：《史记·汲郑列传》。这是两个月前毛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注释并用三号老宋印刷的，因称“大字本”。题中“汲郑”即汲黯、郑当时，都是西汉武帝时清廉、直言的名臣，郑当时更以善于荐贤举能著闻。周一看自然懂了，知道毛是希望他爱护、辅助王洪文，多推举年轻干部。他特地写信给毛，谈自己的读后体会，其中有两句是：“深有所感，愧未能及。”
从这时起，周凡是向毛上送请示或报告，均与王一起署名。
一场“主辅”之争，至此似乎偃旗息鼓了，却不料两人的角逐又陡起波澜。
我因筹备“十大”借调在北京工作三个多月，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层应对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再说也不感兴趣，等大会闭幕留下的一些杂务全都做完后，就坚决要求仍回上海。我是这一年九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住进了我在“康办”大院（即市委书记处所在地康平路大院）的办公室兼寝室，便日以继夜地一面到基层去做调查收集材料，一面开始着手写“蓄谋”已久的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某天下午，一向宁静的大院忽而说笑声、鼓掌声热闹一片。偶尔从窗口往下望望（我住在三楼），更大为意外：与拥在周围的家属和孩子们说话的，竟是邓大姐——邓颖超！后来知道，“十大”闭幕不久的九月中旬，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其间，随同周前来的夫人邓颖超，出人意料地带着秘书来到了“康办”大院。邓大姐访问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领导新老干部和已故柯庆施的家以后，这时正在发表她的告别讲话，末了几句似乎是有意大声说出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今天我是特地来拜访大家的。该去拜访的，都拜访过了，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邓没有去的一家，就是张春桥的家。这天张的妻子文静也是高高兴兴做了欢迎的准备，但她等了个空。邓说她不去的“原因”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这也说得很对。因为除了孩子们，大院里不少人的确都知道，文静有个“历史问题”，那就是1943年在晋察冀边区一次对日寇的反扫荡战役中因受伤被俘曾有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变节行为。但叫人生疑的是：这个“历史问题”她不仅早已向党组织作过交待，组织上经过审查也作出了结论，1949年就已批准她重新入了党。按说这已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历史问题”了，更何况其时文静已赋闲在家，根本不会影响到上海市委工作，与中央高层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邓颖超何以还要显然是经过细心安排的先来这么一番访问，再来一个公开宣布呢？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一想”而是想了又想，那就很快会想到文静背后的张春桥：张本人不也是“叛徒”吗？尽管毛泽东已表态“不查”，但周恩来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还是不肯放过张。
三天后文静病倒了，急送医院抢救。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打了个寒噤。越发觉得像我这种脆弱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在中央工作，庆幸自己这回总算做出了坚决要求回上海的正确选择。
但不久出现的事，却说明我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
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市委书记马天水突然找我谈话，说刚接到北京通知，让我第二天到中央办公厅报到，还说这回是正式调动，不是借调。这样，二十六日我就来到了当时王洪文所住的钓鱼台十六楼，王热情地接待了我。因此前我曾当过两三年上海市委书记和部分常委每天中午两小时读马列的辅导员，所以王一开头就说：“把你调来，就想请你继续做我的老师。这事我向主席和总理、春桥同志报告过，他们都同意。不过还是要听听你有什么意见？”我当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见，只是一再说明做老师不敢当，但我愿意尽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也就在这次交谈中，王说到毛找他谈了一次话，谈对他的工作安排问题。当时我只是从如何做好辅导工作去理解的，但后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在反复思考了整个文革十年历史以后，觉得毛这次谈话的含义决非只限于要王读马列这样一件具体事，而是在“十大”完成了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后，又对这个布局作了整体思考后的结果。王洪文是这样说的——

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我个人理解，以为毛这番讲话除了明确选定周为“主辅”、张为“副辅”以外，还透露出这样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
第一，说明毛已吸取了前后两次选择同辈而又是共事者刘、林为“接班人”的教训。此前，认为“共产党没有王位经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此时则实际上不得不承认还是“中国古代皇帝聪明”，要向他们学习，也选一个小一辈的人做“接班人”。这一年毛已整八十，而王还只有三十八岁。
第二，像古代深居东宫的皇太子只是学习或偶尔见习朝政而不是实际管理朝政那样，毛明确规定王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王自1972年九月上调“参加中央工作”到1976年十月被抓起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除按规定参加各种会议外，受命做过的实质性的工作有这样几项：一、先后或分别与许世友、纪登奎一起赴杭州，或由他一人单独前往，协助省委解决浙江问题。二、参加周恩来负责的中央小组，调查、处理南京、福州、济南三军区司令员庐山会议期间给林彪写信的问题，当时也称“解决华东问题”。三、自1974年六月一日至1975年七月一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就是主持在这期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将会议情况向毛上报。四、分管的事只有一项：负责中央读书班。读书班具体由由中组部主办，带有当时中央党校性质，参加者大多为各省市推荐的新干部，共办了三、四期。对“接班人”作如此安排，至少可以确保集权体制的完整统一，杜绝了出现另一个“司令部”的可能，当然更绝不会出现像林彪那样的“带枪的司令部”的危险。
第三，无论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为“接班人”决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慎重的观察和思考的。如果我们把自“苏州谈话”以来毛对中央高层人事布局前后两次构想的相关史实作一番梳理，就可以清楚看到，老人家是想竭力在他有生之年解决凡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必须解决的“双重过渡”这个大难题，即如何尽快从武官政治过渡到文官政治，从重用功臣宿将过渡到启用新兴官僚群体——在毛的构想中则是以工农为主的干部群体。选择王为“接班人”，同时参加“十大”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为工农兵，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都是他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此外，这样做还有体现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含义，更何况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这符合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又正是毛本人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种理想。如能顺利实现，在国际共运中那倒的确算得上是一项创举。
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只是毛泽东也包括我们这些积极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厢情愿。
古代帝王实行私袭制，继位的新皇帝即使还是孩子，有的还在襁褓中，甚或竟是个白痴，按照世系承续的皇统，臣民们照样会三跪九叩，山呼万岁。1949年来中国实施的政治体制与古代帝王制度还是有着不少区别，废除了私袭，排除了在所谓“奉天承运”光照下的血缘关系对政治的介入，便是这种区别之一。毛泽东对王洪文上述种种细心的安排固然可以确保不会出现像刘少奇、林彪那样的“司令部”甚至“带枪的司令部”，但真叫作“扶得东来西又歪”，如此安排又带来了一个新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如果王洪文一直没有掌握实权独当一面地工作，没有相应的资历、能力和执政经验，单凭“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这点“资本”，即使勉强接了班，又怎么能获得大多数人、特别是依旧健在的大批功臣宿将的承认呢？不仅是王洪文，不少结合到权力机构的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也大多是这样。“十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确实可说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但“青”包括不少“中”他们所担任的大多是“虚职”，很少有掌握实权的。“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司令部”的垮台，又有过一次权力再分配，从这时起，毛泽东当然依旧稳稳地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但实际具体地在各部门、各省市掌权的极大多数是功臣派或称老干部，后来统一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格局下，毛泽东的让工人、农民直接来管理国家的是理想，永远只能是理想。

（八）“批”与“保”：毛泽东背水一战

毛泽东安排邓小平“十大”前夕复出，大概是曾经作为“走资派”被批判而愿意悔改的一个代表，可能带有示范的含义。但后来形势的发展，邓成了接替周恩来几乎把文革派击垮的主帅。
1973年四月九日，从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到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周恩来。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见面后谈话一开始，周就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因在座还有邓的夫人卓琳，周又特地叮嘱一句：“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此前中央早已把《“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发至全国，《纪要》“实施要点”中就有抓到张春桥“立即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的话，所以张是“叛徒”的说法已广为人知，不再是秘密；但对此说法中央高层意见不一，周持肯定态度，毛则“不让查”，在当时仍属“极密”级重大政治信息。周在邓刚回到北京即以此党内机密相告，很可能有希望与邓达成某种“默契”，以便联起手来共同对付越来越受到毛信用的张的含义。周与邓历史上颇多矛盾，文革初期周还曾刘、邓并提对邓作过批判，但“九·一三事件”后，当毛开始考虑让邓复出时，周是积极促成的。此时周已查出患有膀胱癌，不难理解，无论从革命经历、政治见解或思想感情，周宁愿让邓来接替他的位置，决不想看到权力落入张之手。
“十大”后不久，发生了一个政治局内部的“批周事件”。在当时，这一事件本身已让我们这些约略知道一点内情的人感到意外，更大为吃惊的是邓在批周会上的一次发言。
那段时间王洪文已开始协助周恩来主持部分日常工作。据王说主席对批周会议很重视，他要看每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此每次会后，王就把全部会议记录带回钓鱼台十六楼他的办公室来，要他的秘书小沈再端端正正用相等于一号大小的字体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铅笔写，好让患有深度白内障的毛泽东看起来方便些。由于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还来不及，我就去帮他抄一部分。在我的印象中，张春桥的发言还是比较缓和的，主要是认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负有责任；江青则指责周在中美谈判中搞了“投降主义”，是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真有点像“开帽子工厂”。但记忆最深的还是邓小平的发言。邓当着周的面说的大意是：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那时我和小沈对周都十分敬重，对他能抱病参加这些批判他的会议原已很同情，那夜看到这段邓发言的记录就不由议论起来，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再加无限上纲，很为周感到委屈，为他抱不平。数十年后经过世事人事沧桑几度，如今回过头去再想想，觉得事情恐怕并不像我们当时想象那么简单。很可能邓的话就是说给毛听的，他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一种方式向周发出这样的警告，正由于它没有事实根据，似乎更能显出刚刚复出的他对毛的一片忠诚。周听了是否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委屈、不平，恐怕也不一定。凭周丰富的仕途经验，不难读懂这或许正是复出后的邓的一种“进身术”，因而他会仍然相信与邓在对付张的问题上曾经有过的“默契”。这也就是说，既然要“联手”，就不能不承受相应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邓的批周，就有了“周瑜打黄盖”的某些含义。也许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1975年五月十八日，刚从国外出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顾不得休息，就赶到三○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送给周一件不寻常的礼物——当年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经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周抚摩着这种独特的面包，一切尽在不言中。
“批周事件”几个月后的1974年四月六日，由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作了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长篇讲话，世界各通讯社纷纷报道，让刚复出的邓小平来了个“闪亮登场”。从这时起到第二年八、九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多就是邓小平。从中央来说，也正是这段时间，是十年文革中最为云谲波诡的一个历史时期，许多史实至今还在云遮雾罩中，有待专家学者去考订、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其中特别费人猜思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文革派是一个“四人帮”小宗派，并在1974年七月十七日和1975年五月三日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其实“十大”后的文革派或者说“四人帮”的几个人，也已经各怀心思、矛盾重重，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把以为既有党的副主席的职位、又较容易控制的王洪文拉在一起，还成立了一个我也曾参加过的专门处理全国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写给江或王有关“批林批孔”大量来信的四人小组，每天要出好几期《要信摘报》，上报毛泽东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员，江在上面不断有所批示，想用这样一种办法把运动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料此时王背后又出来了个叶剑英。叶因“十大”时支持王洪文而批评了许世友，让王颇为感激。王与叶又是一起钓鱼，又是一起打猎，叶还调拨给王一套在玉泉山的特地经过高规格装修的楼房，大概也是想把王拉过去吧？江为此气得大光其火，要张春桥管管王。偏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其背景是，邓颖超很可能是根据周恩来的主意或意图，用了访问“康办”大院所有上海市委领导住家却偏偏不去张家这么一种巧妙的方式，等于公开宣布：张家问题严重，大家都要离远点！迫于这种无形却强大的压力，张从此不便再回上海，时间一长，对市委工作状况就变得颇为生疏。而与此同时，已升任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却经常通过某个市委书记直接向市委发指示。借用文革中的流行语来说，这该是上海市委一个近似“多中心”的时期，从而导致市委几位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原已存在的权力斗争进一步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经王洪文同意、市委三位书记联合批示，对市委写作组主办的文艺刊物《朝霞》发起了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朝霞》事件”，实际上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内讧”。三位书记是在没有报告在北京的第一书记张春桥的情况下作出批示的，这种做法不说是反张，也至少是一种擅权行为，更何况发起批判的“罪名”纯属莫须有。尽管事件经张果断而又谨慎的处理和王洪文认识错误后的积极配合，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张对王由此留下的戒心，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所以这回江要张“管管王”，张既不便管、不好管，大概也不怎么愿意管吧？除此之外，张对“批林批孔”中江、王那些明显不符合毛意图的做法，估计也不会赞同，后来他与姚文元谈起江、王在某次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还会讲出什么好话，无非是惹些麻烦，让我们也跟着受牵连。”
不过文革派在对待功臣派的态度上，大体还是一致的。在上述毛泽东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批评“四人帮”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文革派与功臣派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是1974年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内部提议向中央作出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等积极支持，江青激烈反对。张春桥不见有什么表示，从他后来据说“因病”没有出席讨论邓率团出国相关文件的政治局会议来看，内心大概也是不赞成的。二是1974年九、十月间，两派对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争论日趋激烈。十月四日，在武汉休养的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十月十七日，江青把王、张、姚找到她所在的钓鱼台十七楼一起商量，决定由王去见毛，汇报双方的争论，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医院就有关人事安排问题多次找人谈话等情况。因此时毛已转到长沙休养，王此行后来被称为“长沙告状”、“阴谋组阁”。三是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1975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谈到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时，引了毛泽东1958年八月庐山会议上关于学习理论的一段话，其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主险是经验主义。”张接着说：“据我看，毛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与此同时，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也引了毛的这段话，认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一日《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作出表态：“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在紧接斗着四月二十七日由邓小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对张、姚等反对经验主义作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毛泽东在相隔近一年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文革派江、王、张、姚等人的批评，重点是指出他们在上述三次争论中搞了宗派活动，而不是他们提不同意见的错误。如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前后两次政治局会议之间，一次与李先念的谈话中批评了江青，说她“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在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批评文革派搞宗派活动，应是事实。如上面说的“长沙告状”，尽管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完全正常；但他此行是江青事先找了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决定的，就属宗派活动。不过公平地说，功臣派不仅也搞宗派活动，而且搞得更多、更厉害，近年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都有详尽记述。如说经过两次手术的周恩来，依然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接连约人谈话、批阅文件，以至负责治疗的医生不得不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减少周的这些活动，以免影响休息和睡眠。前传中还引录了纪登奎的一段回忆。纪说：“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指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过七次。最后提出了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当然这一切，传记作者都是作为周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念念不忘与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感人事迹来写的，但却忘了想一想：像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这样的事，把一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委员完全排斥在外，这种做法正常吗？如果“四人帮”反咬一口说周恩来等也是在搞“宗派活动”、“阴谋组阁”，该怎么回答呢？
不过在这里，我以为更需要也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不是传记作者观察历史采用了什么视角，而是：此时仍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不知道功臣派也搞了宗派活动，更何况王洪文“长沙告状”告的主要也就是这方面内容，但他却偏偏只批评文革派而不批评功臣派，这是为什么？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几句关于“派”的问题。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曾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的确如此。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不同生存状态的人，必然会提出不同诉求，因而在现代国家里，众说纷纭，政见杂陈，出现各种派别以至公开的反对派，都是极正常的事。大概由于我们国家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传统太深远了的缘故吧，往往把“交结朋党”视为一种严重的罪名，1949年以来实施的政治体制大体也还是如此。不过这种情况到文革一开始发生了新奇的变化，不仅群众中出现了各种派，而且大会小会都在呼喊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政治派别、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组织策略作个粗浅的概括，那就是：依靠文革派，发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文革派开始主要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全国上下都知道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宣传也是这个基调。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宣布过：“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后来，毛领导下的文革派与竭力推崇文革的军官集团派和支持或赞同文革的部分功臣派结成同盟，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明确“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在此前后毛的一些重要指示以至重大决策，包括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生日谈话》，不少是只与文革派少数几个人说一下就付诸实施的，要说宗派活动这也是一种宗派活动，只是好像从未有人这样想、当然更没有人这样说过。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夺权斗争的迅猛发展，先是文革派几位大员接连出局，继而军官集团派纷纷落马，七零八落的文革派最后还剩下毛泽东和江、张、姚、王五人。所以国外流行一种说法，叫“五人帮”，不叫“四人帮”。那么毛为什么过去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而且还不止一次地批评了他们的宗派活动呢？我的理解是由于形势出现了转折性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了的新形势，已非一般调整性的措施所能挽回，而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文革全面退潮。权衡利弊，恐怕只有果断采取根本性的大动作，或许还有可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保住文革基本成果，不失时机地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完成。
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是“九·一三事件”。
这个重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心和民情以及权力构成两个方面。
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突然“机毁人亡”，大多数人起初震惊，接着惘然，其中不少人转而开始思考。作这样思考的较多是运动中曾受到过批判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保守派群众，但也有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和文革的积极投入者。狂热的激情慢慢趋于冷静，虔诚的信仰渐渐有所疑虑。这种思考虽然还没有公开化，但它汇成的力量不容小视，更为重要的是队伍还在迅速扩大。广大的基层工农群众，他们的想法则要实际得多。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以为闹腾了这么些年，他们并没有得到些什么。1975年夏秋王洪文与纪登奎一起奉命去杭州“解决浙江问题”，我作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先后在杭州、萧山、金华、兰溪、宁波等地做调查，多次听到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在当地叫“顺口溜”：“盼过九大盼十大，盼过十大盼人大；人大开过了，还是一点没啥啥！”以上是人心和民情的变化。还有是权力构成的变化。“庐山会议事件”后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的“军队问题”，以“十大”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标志已基本完成。其时军队干部因“三支两军”而进入各级权力机构并成为主要领导的，大多已陆续退出。而造反派好些地方因长期打派仗，加上经过此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他们的头头多数在群众中又缺少信任度，实际上也很难掌好权再说造反派头头们在一月夺权阶段之所以威风十足，是因为他们身后有组织、有队伍；大联合后，各个造反组织实际上全都取消，队伍也散了伙，剩下几个“光杆司令”就变得无足轻重。有的还不甘心，就拉些“游兵散勇”动不动找点事情出来闹闹，自然也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各省市军队干部退出后的那些缺位，几乎全由复出的老干部来接替。与此同时，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运动中曾经受过冲击的老干部，也纷纷复出。如果说“九大”后是军官集团派一派独大的话，那么此时的功臣派不只是一派独大，甚至可说已颇有“一统天下”之势。
密切关注着这种新形势的文革统帅毛泽东，决定作出新的部署。
1974年八月下旬，一条“最新指示”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传遍了大江南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尽管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时似乎还没有达到预期的全部理想目标，但他的这段话，实际上透露了准备“提前”结束文革、意欲以此保护已经取得的文革成果的信息。根据这一新的部署，多少有点出于无奈，却也是断然、决然地作出了三项决策，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次妥协和退让，因而显出几分破釜沉舟式的悲壮，所以我称它为“背水一战”。
第一，重新构想人事布局。这就是上面已提到过的王洪文赴长沙“告状”，毛泽东批评了文革派的宗派活动，让周恩来、王洪文一起来商谈有关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这已是“九大”后的第三次布局。与“十大”的文革派为主、功臣派为辅的布局不同，这次倒过来了：以功臣派为主、文革派为辅。最大的特点是由邓小平接替已患有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位置。如果与毛发动文革的理想目标作个比较，显然较为接近的是“十大”的布局而不是四届人大的布局。之所以必须作出这样的改变，就是鉴于出现了重大变化的新形势。新布局的提出，说明王洪文已失去了“接班人“的资格，毛已承认在安排“接班人”问题上的又一次也即第三次失败，不得不从理想回到了现实。一些文革著作包括民间传言，大都称王洪文为“扶不起的阿斗”。我则以为毛的弃王，与王个人的品质、才干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主要还是迫于形势。王进入毛的视野，除了王“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主要还因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而此时，不少省市的一些造反派头头由于上文已说到的种种原因反而成了“不安定因素”，“批林批孔”刚开始时有的省市造反派又拉起队伍提出要“第二次夺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这时能够掌控和稳定局势的只能是功臣派，邓小平的重要性就这样突现了出来。当然，毛构想这一布局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要尽可能保护文革基本成果。基于同一思考，对邓的如此重用有一前提条件：邓必须实践他自己向毛作出过的保证：对文革初期曾经受到过的批判“永不翻案”。
第二，提出并批评“四人帮”。如果联系一下此前八年文革史，和毛本人曾经宣布过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就可以知道这对毛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出的大动作。张等三人，是毛发动和推进文革的得力助手，王更是毛费尽心思从基层提升上来的体现文革胜利成果的标志。吴德在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两处提到，“十大”后毛在他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找政治局人谈话时曾指着窗外蔬菜地说，对王、张、江、姚就要像培育蔬菜秧苗那样细心培育他们。而在1949年以来的政治语境中“帮”或“派”都被视为非法的，如今这四个人竟掉到了“帮”的境地，这是何等大的落差啊！而且你仔细想想，“四人帮”这个名称就大有讲究。不称“文革派”或“极左派”而叫“四人帮”，就是要把人数限定在“四”上。看来，作为曾经是文革派首领的毛泽东就是想用这样一个行动宣布，他已从文革派退出，与文革派不再有任何联系。如果把文革发展过程中前后的斗争形式作个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集权体制必须严禁派和派别活动，文革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某个规定的时间段内，才允许它们出现和存在。它们的使命是两条：消灭“走资派”和消灭自己，从而回复到更加集中统一的政治秩序。尽管毛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始终拥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权力，但如果不退出某个派，从理论上说就不会有高于派别的权威和公信力，就不可能有评判、调解各派的资格。毛带头退出了文革派，就有了这种资格，就可以向各个派别发出警告：现在已是“消灭自己”的时候，从此谁也不许再搞派和派别活动。所以我的理解是，毛批“四人帮”的宗派运动，不言而喻，也是对功臣派的无声警告：你们也不能搞派和派别活动。事实上对功臣派也曾有过警示，只是不说是批评，而是提醒。如提醒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提醒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不要搞‘三人帮’”等。
但要“消灭自己”，对不少曾经在“派”的人来说，可是一大难关。“消灭走资派”，他们可以豪情万丈，到了要消灭“自己”，却是那样勉强以至痛苦，不少省市造反派的“大联合”之所以如此旷日持久甚至派仗连连，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类似的勉强以至痛苦，轮到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文革派。有一个细节，着实耐人寻味。毛泽东在大致有了上述人事布局构想后，第一步就是提议邓小平任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毛希望文革派能够主动跟上他的思路，但又担心他们很难做到，且先做个测试。他告知周恩来这一提议时特地关照一句：“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所以邓任团长事是外交部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来的。果然，江青一看就坚决反对，还扬言要外交部收回报告。最后毛不得不自己写信告知江：此事“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还有王洪文，甚至到毛已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搞宗派活后的1974年十月，还不知道毛已退出文革派，从此不许再搞宗派活动。王到长沙后写给毛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个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你看，在王心目中，毛依然是他们的“派头头”。读着这样的信，毛的感受大概是四个字：啼笑皆非。
这段时间里，张春桥的表现是沉默，几乎不说什么话。我的猜想他也是痛苦的：苦于不知如何来重新认识和追上毛的思路。
第三，“批”为了“保”。这是与上面第二项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看得很清楚，在当时形势下，对文革派四个人，只有通过批才能保，“批”正是为了“保”。这一点，从他整个批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点名批评的只是江青一个，张、姚更始终没有提到。这除了江确实闹得比较厉害，还因为她是毛的夫人。毛这样做对其余三人是一种警策，对功臣派除了慰抚，恐怕还隐含着已经退到底线的一种宣告：我把老婆都批成这样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再如，即使对点了名的江青，也特地说明：“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还有，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毛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提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由谁出任时，毛与周有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对话。先是周接连提出了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桓。”周不由一怔。罗原曾任此职，但此时已作古多年。待周已反应过来，毛笑着说：“还是由春桥兼任吧。”周这时再次提出了张的“叛徒”等历史问题，毛的回答是四个字：“已经知道。”后来张不仅兼任总政主任，还出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最后是1975年五月三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后，接着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还提出了处理的方式：“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
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毛泽东这位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的政治家，在上面提到的五月三日那次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上，还给与会者和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个充满着东方式政治智慧的谜。
会议临近结束，毛忽而说起了三国孙权的故事。也许是“十大”期间叶剑英在批评许世友反对王洪文上去时，曾讲过孙权起用周瑜故事的缘故吧，这时毛又让叶来吟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烩炙人口的咏史词直接说到孙权的有这样一些名句：“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还有曹操的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会后，王洪文要我找些资料，给他解释一下这首词。当时我的解释只是“就词论词”，肯定远离了毛泽东奥妙的用意。因为我没有说明：因何一个主要是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却要借这首词来做结束语？但我相信，功臣派中总会有人能读懂毛的深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愿意真正照着做。

（九）邓小平—华国锋—邓小平

邓小平是实干家，一首词就是一首词，何况还是七、八百年前一个古人写的，什么深意浅意，他大概不会有兴趣。接下去他便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作中心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这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把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的整顿雷厉风行地推向各部门、各系统、各省市，推向高潮。整顿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毋庸讳言，整派性实际上就是整造反派。不过也应当说，其时文革已闹了八、九年，人心思治，所以邓的大搞整顿，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与此同时，邓又着手把思想、教育以至文艺等领域的领导权以及编辑《毛选》五卷的任务，也全都抓到自己手上来。办法是，重新起用胡乔木等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叫“政治研究室”的特别机构，和一个《毛选》整理小组。这两个机构实际是一套班子。再把通常称作“学部”也即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那支人数众多而又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也划归这套班子去管。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明显有与此时还由姚文元分管着的《红旗》杂志来一个分庭抗礼的预期。1974年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明确提出：“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以“铁腕”著闻邓小平，通过上述这套措施，短短三两个月就把张、姚挤到了半“靠边”状态。紧接着，又向被认为是张春桥“基地”上海发起了攻势。此前，上海已因“《朝霞》事件”引发了结合在市委的几个新干部也即造反派之间的一场“内讧”，这一回邓小平准备再去找市委几个老干部做做工作，从而在张的这个“基地”中打开一个缺口。与周恩来一样，邓也是利用了一次陪外宾到上海访问的机会，时间是1975年六月十五日。这天晚上送走外宾后，邓把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叫到他下榻处瑞金花园作了一次长谈。先透露了一点政治局两派斗争和毛批评张、姚在反“经验主义”问题上的错误等“内部消息”，接着谈了些当前工作，对马说着重要大胆批派性，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开会，可以多找找国务院的老同志，先念同志，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谈嘛！”
邓与马的这次谈话，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称为“邓小平策反马天水”。
上述邓小平批判文革派和大搞整顿的整个过程，都在毛泽东密切关注和细心的观察中。六月初，毛与邓曾有过一次很可能是充满着玄机的谈话。毛先称赞邓工作“有成绩”，接着说：文革派“他们几个人不行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鼓励邓“把工作干起来”。邓说他“有决心”，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笑着突然说出了八个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语出三国李康《运命论》。就看你这位实干家怎么去理解。
现在再来说说张春桥在这段时间中的心态。
大概是1975年三、四月间吧，张在日趋激烈的中央内部两派斗争中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无奈只好向写报告提出与感情一直很好的妻子文静离婚，已获批准，只是还没有办理法定手续。不仅如此。就像我在第二节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原来同住在钓鱼台的姚文元、陈永贵、吴桂贤因毛说了句“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话而相继搬出，这一来，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这年秋冬，约有两三个月身体又不怎么好，低烧老是退不下来，夕阳下，常一个人在钓鱼台中心湖畔散步。这该是张在文革十年中最为艰难、苦闷，却也是相对较为“清闲”的一个时期。
记不清具体日子，北京已经很冷，大概是十月末或十一月初吧，一天我去看张，见他站在办公桌旁像是很专心的打扑克。这是一个人玩的一种游戏，叫《打通关》。据说很能锻炼智力和耐心。后来楼里服务员对我说：“这段时间首长出去开会比过去少得多，有好几次看到他一个人在打扑克。办公室的清洁工作也是他自己做的，我们都快失业啦！”
张看到我就收起了扑克牌。坐下来说话时，我笑着随口问了声：有没有打通？他点了根烟，很高兴地说：“非常难得，这一回打通啦！”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此前对邓小平说过的“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那句话应验了，中国政坛“风向”果然又一次大变。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抓住邓小平两次向他转送清华大学党委一位领导反映学校新干部思想作风等问题的来信作为契机，开始对邓在大搞整顿中反映出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等问题提出批评。接着，先在政治局内部从四人、八人、十七人的小范围，逐步扩大到先后两次“打招呼”会，继而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再扩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又从北京推进到全国，发动了一场以批邓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名称就叫“反击右倾翻案风”。如今人们读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简直莫名其妙！但毛泽东却以为有充足理由。这是因为当初重新起用邓时就设定了一条底线的，这条底线就是维护文革基本成果，邓也做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邓的大搞整顿冲破了这条底线。所以毛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政治局内部批邓时，开头一段时间王、张、江、姚等几个人都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偶或有点插话。毛特地让联络员传达他的意见：“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尽管实际上邓一直是把张作为主要对手来较量的，但毛却偏偏没有提到张也要发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这位极富东方式智慧的政治家，总是不断给当时和后人出智力测试题，这里又是一个。
这年十二月下旬，由外交部提出、经毛泽东批准，张春桥到柬埔寨出访了一次，是对已经来访过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回访。因属于内部相互访问，不作公开报道。回国那天到机场迎接的中央领导人只有一位，就是正在接受批判的邓小平。在舷梯旁握过手，坐进车子，两人似乎都有些不自然，一路无话。车子进入市区，邓忽然说：“到大会堂聚一聚吧？”张爽朗应答一声：“好，聚一聚。”原来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往年此日，大都由周恩来发起，请政治局在京委员到人大会堂同进一餐寿面。而此时周已在医院病床上进入弥留之际。窗外天空彤云密布，大雪纷飞。张与邓落座后，一起举杯说了声：“为主席健康。”似乎都还想说几句舒快一点的话，但终于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话题，直到各自闷头吃完碗中的面。
再过三十五天便是1976年春节，农历岁次丙辰，俗称龙年。
1976年二月三日是龙年正月初四，就是在钓鱼台也偶尔可以隐隐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竹声。正是在这样喜庆的气氛中，我收到了张春桥写的一篇读中央一号文件感想的文稿，也即后来被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政治报告中认定张篡党夺权“铁证”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有关张写《有感》的前后经过，我与郑重兄交谈时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大传》已录。有必要重复说一下的是这样一点：《有感》是张为教育、鼓励我而写的，因我在那些年里对形势看法较为悲观，他就用中央前后两个一号文件时间仅隔一年形势已发生了“新桃换旧符”的大转变这一事实，向我说明应当乐观，与什么“反对华国锋”毫不相干。其实这也用不着我来噜苏，相信只要不带成见，任何人把这篇不到两百个字的《有感》读一遍，都会认为“来得快，垮得也快”那些话，是对1975年一号文件后出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说的；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出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有着刻骨仇恨和妄图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相反，文中对1976年一号文件也即新任命为代总理的华国锋的出场，特意铺衬了一个“千门万户曈曈日”的春意盎然的背景，这反映了作者对华莅任新职的一种喜悦之情，只不过用的是文学手法。退一万步说，即使张在《有感》中有对华不敬之词，也只是让我一个人看过，随即锁进了保险柜，最多也只能勉强定个“诽谤未遂”罪吧？而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先把张抓起来，再破门而入，撬开保险柜抄出了这篇《有感》，便作为唯一“罪证”向世人公布，这叫什么呀？
当然，张春桥是个政治人物，他支持华出任代总理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对他自己政治上升沉进退的考量。当时，有可能竞争此位的，只有三人：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张自己，只会动动笔杆子，并无尺寸战功，在经历了中央高层两次“大闹”、由毛泽东牵头与林彪的“根本谈不拢”的“苏州谈话”和险遭灭顶的“庐山会议事件”等教训，再加上那柄虽然纯属虚构却一样锋利无比的“叛徒”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头顶，早该有了自知之明，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剩下的，就是华和王。如果要张在两人之间作个选择，他选择的肯定是华而不是王。这除了在当时那种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之下，王上去同样无法稳定局面以外，还有一个属于张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那就是“《朝霞》事件”给他留下的对王的戒心，此时大概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想就容易想到：王一旦接班，历史上吕不韦那个教训会不会重演？而当时，张对华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张在与姚谈话时也说与华“能合作，就是不大交心”。张对华说过：“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我在与张接触中，觉得他还是保留着相当多的文人气质，更愿意自己是毛思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是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由华接班，他在一旁辅佐，不顶在第一线，省却不少麻烦事，或许还有可能抽出时间来完成早有“野心”的《毛泽东传》的写作，大概更符合他对自己的理想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张在追随毛和毛的思想、指示行事这一点上，可谓坚定不移，且始终如一。让华出任代总理，从当时的特定意义上说实际上也即让华接班，是毛“九大”后第四次、“十大”后第二次人事布局。尽管毛说得仿佛很随便：“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个期水平低的。”但张完全能够理解，选择华，是在功臣派一派独大的形势下，毛仍然希望既能保留文革基本成果，又能团结大多数的良苦用心。华在党内属中年，经历兼有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文革初期曾受过一点冲击，后期更多的是受益，可说是典型的中间派，既能获得功臣派的支持，也容易为文革派所接受。更何况，毛还事先通过联络员分别向张、王打过招呼，要他们“让一让”，张当然要不折不扣坚决执行。所以我以为张支持华确系出自真心，他对因事或因开会来北京的马天水、徐景贤等上海市委领导，也说过“要支持国锋同志工作”一类话。
一些回忆文章大都称华国锋为人厚道，我参加过有限的几次由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留下的印象也是这样。说话总是面带宽厚的微笑，对与会者包括我这个工作人员都很尊重，对张春桥尤为敬重，逢到某个问题要做结论或决定，总会先问一句：“春桥同志，你看呢？”但华同样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已是接近顶级的政治人物。人，一旦登上了如此高位，很少有人还能自将，大多会处于一种超越常情的精神状态，此时支配他思维和行事的已不是原来的情性譬如厚道，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博弈规则。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在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月政变”。
其实毛泽东在世时对此类事早有预警，现在可以查到记录的就有两次。一次是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1967年九月毛在与张等谈话时提醒说：你们不要多讲我个人，讲多了“马克思叫我走了”，你们“要吃亏的”。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的毛与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汪东兴等说的那番话，时间是1976年六月中旬。其时毛病情已相当严重，可能预感到“马克思叫我走”的日子就要到来，所以从谈话中透露出来的警示含义也更为直接和严峻。先说了他一生做了“打倒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又说这两件事都还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说到这里，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眼前大概已浮现起历代帝王权力传承之际那惨酷的一幕幕，于是接下去依然用平静口气说出的四个字，却是那样令人不寒而栗：“搞不好，就要血风腥雨了。”最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声长长的喟叹，寄寓着这位病危中的老人和伟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是多么希望不要出现“血风腥雨”啊！
现在已有学者经考证，认为毛的后一次警示即“血风腥雨”那番话不可采信。主要的、也是相当有力的根据，就是华国锋本人否认毛曾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我的看法可能有点另类。我以为华的否认，恰恰证明毛确实有过这样一次谈话。之所以要否认，就因为毛正是当着华、张、王、汪等人的面，含蓄地警示不要搞“血风腥雨”，而华却偏偏搞了“血风腥雨”。
不过华国锋毕竟是厚道人，他在搞过“一举粉碎”后就不由心虚胆寒起来。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场合说明，他这样做是“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第一次还是在毛的灵柩前深深鞠了三躬以后说的。但这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你把包括人家老婆、侄子在内全都“一举粉碎”了，这人世间竟有如此“执行遗愿”的吗？如果那个睡着的老人还能开口，你还胆敢说这种话吗？
紧接着，华国锋就让党中央、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署名作出决定，加速出版《毛选》五卷，并以举国之力，大搞遗体保存和修建纪念堂等等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前些年我在写新史话体断代史《大秦帝国》时，又不由想起了文革中这段接近落幕的历史。《大秦帝国》第九章是写平庸无能的二世胡亥是如何通过与赵高、李斯联手用政变方式继位的。胡亥登极后的第一个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就是竭尽天下奇珍异宝和能工巧匠穷奢极侈地为始皇大帝举行葬礼。我把胡亥这种做法概括为“借光术”：他想借用先皇宏大的威光，一夜之间光大自己。恕我不敬。我暗自想：华国锋的上述种种极其庄严、隆重的大动作，是否也有点像在搞“借光术”呢？他急于想为自己塑造一个最忠实于毛，最坚决执行毛遗愿、遗志，无愧于像毛说的那样“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形象。后来又有人把华的这种策略概括成一句话，叫作“两个凡是”。
但紧接着发生的事却说明，“人一走，茶已凉”，“你办事，我放心”很快过了有效期，“借光术”并不管用，“两个凡是”也失去了号召力。《庄子·山木》中有一则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正是抓住华国锋“两个凡是”这件法宝，倒过来把它变成一种罪名，先除去华的“左臂右膀”，再请华本人“自愿”向中央提出辞呈。于是百般无奈的华国锋，只好自己摘下了头上那顶才戴了两三年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的高冠。
邓小平搞掉华国锋当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中国，几千年来“打天下，坐天下”有个老规矩，那就是得按照资历和战功来排座次。你华国锋算老几呢，扳扳指头排一下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坐头把交椅啦？
至此，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安排同样宣告失败，文革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剧终于降下了大幕。

（一○）大幕降落，张春桥做了个梦

张春桥先是关在地下防空室，后是囚禁在秦城监狱，“看”完了文革这部历史大剧的最后一幕。张曾对人说过：“毛主席去世后，我的生命已经终结。”说得准确些，应该是作为政治人物的生命已经终结。此前张还曾不止一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人，一旦解脱了尘世荣辱升沉以至生老病死的羁绊，回归到一个赤条条的大自然的人，便获得了彻底的自由。被抓了起来的张春桥，面对那些一律拎着黑皮包的，先是中央专案组、接着是中央纪委、最后是特别法庭的大员们，无论是循循善诱的软攻还是疾言厉色的硬逼，他都是一副定格似的表情：微微偏着头，抿着嘴，既不忧伤也不激愤，带着几分自信和自傲，还有几丝不屑，从容自若，淡然自定。这当然要被办案人员斥为“顽抗到底”的恶劣表现。有位著名的漫画家还据以画过一幅同样著名的漫画，题目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却以为“不怕开水烫”的张春桥，倒正是他获得了彻底自由的一种反映。
我猜想，如今的人们更有兴趣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高墙铁窗下度过了那么些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被称为“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春桥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否也有一些改变了呢？我手头有一份张的狱中家书复印件，写信的时间是1992年十二月二十日，再过六天就是毛泽东诞辰九十九周年，所以信的大部分篇幅是叙述张与毛关系，从1938年在延安第一次听毛报告留下的印象，一直说到文革十年历次与毛接触的感受。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了人，把蒋从鬼变成了人”，据说这是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100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些话难免会引起不少人批评。真是顽固不化啊！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反思精神”，怎么就不能“与时俱进”一下呢？批评当然很正确，不过我还是稍稍有些担心：要真是那样，这个人还是二十四岁创作《毛泽东之歌》，五十过后又立下“野心”要写《毛泽东传》的张春桥吗？
1998年一月，服刑二十一年后的张春桥，被从囚禁于秦城监狱改为软禁于江苏江阴某地，也即后来新华社公开报道中说的“保外就医”。那是在偏僻乡野的一座三层小楼房，因四周新砌了高高的围墙模样十分奇特，远远望去便可一眼认出。小楼之北隔着一座不高的山，便是昼夜涛声不息的长江。张住的是二楼，安全可以绝对保证：三楼和底楼全是换上了便衣的警卫。正是在这里，经过有关部门先后逐一批准，张终于得以分别与被迫曾一度提出过离婚的妻子文静，和三个女儿，还有那个还没有出生就在“主席那里备过案”的小儿子毛弟，以及女婿、儿媳和孙儿、重孙儿陆续团聚或重新团聚。欢声笑语不时传出，可谓其乐融融。只是毕竟已是垂暮老人，还在秦城时种种老年性疾病陆续出现，曾做过几次手术；到江阴后不久，更查出了极可怕的胰腺癌，而且发展很快，只好住进了江阴市医院。
在这期间，张曾做过一个梦，醒来后告诉了陪伴着他的家里人，一次张的大女儿来看我，说起了她爸爸的这个梦。我细细想想，以为如此奇特的梦，似乎正反映着张离开这个世界时的一种心境，特转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当时张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因剧痛，只好贴止痛膏才得以勉强入睡。这一天是2005年一月二十七日。清晨，病危中的老人忽而笑着醒来，说他刚才做了个梦，梦见的竟是久违了的大海。是的，他想起来了，他少年时代曾那样向往大海，倾慕大海，还写过题为《海的渴慕》的文章：“我渴慕着看到大海，更渴慕在它胸膛上预言暴风雨来临的海燕的生活……”只是这回梦中见到的大海少了些明丽的色彩，茫茫中只见一团圆盘形的波浪飞速滚来、滚来。忽而波浪中跳出了一个人，定睛看时，竟是邓小平！邓一边走一边说：现在我没有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去找主席，主席不肯见，说他来有什么好说呢？还不是黑猫、白猫那一套！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这几个人相互斗来斗去，都那么些年了，还是不要再去干扰主席了吧。邓转而对张说：所以我来找你，主席最听你的话，你就帮我到主席那里去说一声，让我去见一次吧。张回答说：可主席还没有叫我去，我又不能自己去；就是去了，又能帮你说些什么呢？说着就笑，笑着就醒了过来。
待到清醒过来后再想想，张觉得这梦做得有些蹊跷，很可能是我真的要去见主席了吧？是的，也该走了。主席不是说过吗：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都八十八了，还不该走？但一想到死，就感到惭愧，非常惭愧。已经吹出去了，说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的，也曾构想过几次，但就是没有动笔，哪有脸去见主席呀！唯一直接写主席的，只有年轻时那支《毛泽东之歌》，偏又写得那样幼稚。记得1958年那次随柯老到杭州去见主席，柯老介绍时说：他就是张春桥，《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当时心里很紧张，担心主席会批评。主席倒是没有批评，还笑着说了声：呵，你还会写诗？看样子主席对我写的那支歌还有些喜欢，至少不反感吧？这么说我还可以唱着这支歌去见主席？是的，还可以唱……
于是我猜想，这个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老人，便在心里唱着《毛泽东之歌》上了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着暴风雨……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做过这个梦以后又过了八十四天，即到了2005年四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心脏终于停止了搏动，结束了他注定要被后人争议不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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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木写张春桥的文章，不论从述史，还是评说，均极精彩，很值得一读。中国真正与民主制度吵吵嚷嚷沾了一点边的，就是1912一1916年间袁世凱当家的那个短暂时期。此后，从袁世凱又欲搞专制握皇权起，民主二字便都只落在纸上了。因此，不论是看孙中山蒋介石，还是分析文革时高层的故事，若不以所谓正义或反动来划线，而都从中国传统皇权攻守更替的游戏规则，来看待与评说之中的人和事，则可能更有趣，也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看待正在发生的游戏，可能，也应如此。处于历史漩涡深处的人们，包括的确的大英雄大豪杰，其实，沒有一个人真正能是自由的。人们都以为他们总是为所欲为，想怎样就怎样。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尤其在面临种种大事关头，也许，他们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以民主为参照线、为衡量标准，那么1915年后的政治舞台，都会不及格。既如此，与历史学有缘的人们，不妨换一个尺度，来看历史，也来看现实，而摆脱种种“愤”的影响，这样，也许倒容易穿透迷雾，而看清事情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