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天津一中八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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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八年



初 中 几 年

初中几年的生活在我印象中稍显淡薄，不像小学生活中总充满着新奇；也不像高中开始严肃的思考生活；而是随意、散漫和蔫玩。不怎么要求进步，也不怎么热爱集体，讨厌班干部假积极，和个别同学的友情深厚，在集体的堆里属于稍微落后的一群。但不捣乱、也不格色。兴趣就是玩无线电了。那是六十年代初，国家还很落后，无线电玩的水平也较低，和周维平相比差太多了。一是没钱（只能找哥哥姐姐要点），二来也没他那么投入，但是冯报本的“试验矿石收音机”、“试验单管收音机”等等也一直玩下来；好像最后做了一台超外差，还不是五灯的。那个时代商场的标配是五灯超外差收音机，好一点的带猫眼，价钱都在一百多元，在那时就算了不得了。
初中三年是六零到六三年，正是国家节粮度荒的困难时期，一切都在紧缩，学校的活动也不丰富，相对于高中我的印象是沉闷。节粮度荒吃不饱，当然很难受，尤其在长身体时期；但由于是大城市也不像网上传的那么恐怖。有几件事我是记得的。食堂改善伙食有时炸果子，我记得初三八的教室紧靠着幼师那条街，离食堂很近，每逢这时第四节课老师和学生心情都很浮躁；因为那淡淡的油香会飘进教室，太让人产生联想。学校的米饭是老式的蒸法，先煮米再上锅蒸，但米汤能随便喝，盛在一个很高的大木桶里，老实说挺香的。学生们小心眼也挺多的，看哪位大师傅给的多，就在哪个饭口排队。还有一次吃捞面，一个学生把碗摔了，面条撒了一地，他看了一眼就走了。我看都没看把泥汤子和面条拾到我的饭盒里，在水房冲洗干净，一股脑吃了八两。（一中食堂是砖头地面）我妈听说后哭了。
据说一中过去曾是英国人的兵营，一排一排的平房整齐划一，最南面是操场，很大；紧角上有一个水泥的、很深的洗马池，我在一中的时候那里变成了一个游泳池。一中虽然很破，但是很有特色。
学校的大门不大，两扇高大的对开的木门估计总宽也不到三米，还开了一个夹巴道，有一个像现在单元门那么宽的一扇小门。夹巴道紧贴传达室，传达室的玻璃窗监控整个夹巴道，真像是监狱大门的设计。也难说，过去是兵营嘛！
另一个特点是一中的厕所没臭味。两扇南北对开的大门各在厕所南北的两侧，一年四季洞开，就算有点味儿也早被对流的空气冲向天空，如同往海河里撒泡尿，海河水还是甜的。一中没有女生，就那点器官没谁防着谁。一中的学生衣着朴素，其实不少学生过去都是殷实家庭。一中是资本家子弟多、干部子弟多、华侨子弟也多。虽说纯粹的工农子弟较少，服饰上却没人争奇斗艳，朴素的校风成了一中的一种风格。这点和十六中（现在的耀华中学）正相反。
风格上迥异但升学率上都是天津普教中的鳌头，能上一中和十六中就在当年也是个较荣耀的事。在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的暗示下，两校的师生是互不服气的。我记得有一次开市级的田径运动会，最后报成绩的时候一中是第一，一百六十多分，没人反应觉得正常。报第二名十六中仅得六十多分时，一中的坐席上爆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一中的老师都很敬业，这也是一种风格。韦力校长对教学抓得很严，对老师教学的要求也很严。这么多年来一中的教学水平和升学率在天津市始终独占鳌头，韦力校长功不可没。在一中，学生调皮点、捣蛋点都好说，但功课不好在班里就没威信。拿我来说吧，我作文不好，到初三了就很着急。我记得学校新分来一位学中文的年轻老师，忘了姓名了，只知道戴个眼镜很斯文，我多次向他请教写作的问题，虽说有进步，但是还比不了班里的大鳄。我在班里绝非显著人物，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也没有人提过名，这我并不在乎。要说小聪明，我还是有一点的，所以除了语文和俄语我在班里也没服过什么人。一中历来是重理轻文的。
有一天上化学课，在阶梯教室，范老师照例眉飞色舞地展示他的才艺，他化学教得很好，又生动、又好懂。突然有个瘦老头推门进来，径直走到阶梯教室后排坐下来。后边的随从只有一人，那是恭顺的、带着谄媚微笑的校长韦力。范老师的手突然僵直了，开始有点语无伦次，我注意到他拿试管的手微微的颤动，他可能知道进来的人是谁，他感到突然，他需要一点缓冲。他猛的想到要提问学生，他毫不犹豫的叫起了我，我毫不犹豫的大声回答，寂静的教室里荡漾着我正确的答案，它终于让范老师镇静下来。这个进来的朴素的老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杨秀峰，老师校长们可以紧张，我能怕什么呢？
我们上初一的时候班主任是张文莹，是位安分守己的民主党派；初二的班主任陆老师是个湖南老头、有个性，扳不过来的是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初三的班主任是大名鼎鼎的胡艳菊。全部都是语文老师，在当年的一中，除了中共党员，老师们一般都不张扬。
我初中三年只得过一次奖状，那是在陆老师任上，一张灰灰的纸上写着那么一串不太令人鼓舞的几个字“胡绍华同学学习雷锋有显著进步特此鼓励！”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的进步在哪里？那时冬天教室取暖是生火炉的，我只是用木条和三层板给班里做了个土簸箕。就是这样的一张奖状还让我保留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找不着了。现在看着儿孙们的奖状成捆的往家里拿实感到惭愧，长辈们确实没什么可炫耀的，只能以为当年的奖状含金量较高而已。
也不是班里的同学我都不佩服，由宁的俄语水平就高出我们一大截。由宁的母亲陈和是后来教我们三角的陈老师，由宁的父亲是位翻译，由宁又是一位极踏实很用功又很聪明的学生，他走在我们前面是很正常的。六几年中苏有分歧，还没提到反修，所以下面还是中苏友好的。我和一位苏联女孩的通信就是由宁介绍的。女孩叫马丽亚，住在撒马尔罕。她给我寄来了不少明信片还有苏联的硬币。我也给她寄了不少画片。我们的通信一直维持到高中，因为我记得我给她寄的照片是高中时照的。她也给我寄来了照片，是一张合影，旁边还有她的女友。照片让我有点失望，她有点胖而且长相显老，和我梦中想象的金发少女差别太大。我们最终的断交和美丽没有关系，它纯属是政治原因。反修开始后中国留学生在红场游行遭苏军警镇压，人民日报登出了大幅照片，我记得一张照片上的题语是“此处非战场，将军逞威”。我把所有的图片和我的抗议随信寄出，从此再没有回音。我年轻时长相挺帅的，比她好看，我想她可能也痛苦过，拒绝通信也是政治原因。少男少女们年轻时的交往总是真诚和感人肺腑的，荷尔蒙初起的天真和纯洁是压抑不住的，说不说都一样。那个年代没有性教育，先知先觉者极少，但也有特殊的。比如，有一天下午，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三四个人，我突然有一事不明想问问明白人。“肖洛霍夫写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什么是处女啊？”一向以规矩和斯文让同学们敬仰的由宁突然大声喊了一句，“没挨过操的！”一下子洞开茅塞，全明白了。
六十年代离朝鲜战争太近，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支援世界人民革命，这样和美国走得近的国家的政权很容易挑起反华，印尼的反华从六十年代起几乎就没有停过。我记得当年印尼反华时几个班都各接收过一名华侨学生。初三七的华侨很斯文、老实，家里在印尼开照相馆，叫什么名字忘了。我们八班分来的华侨叫钟干兴，他不太好好念书，经常旷课，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有一次和大家一起踢足球。他身体素质很好，能跑能喊，而且是穿着凉鞋踢足球。没多久他就不见了，据说后来犯了错误，往来香港倒腾什么东西，后来就渺无音信了。当年华侨在天津没有亲属全部住校，大部分华侨家境还算殷实，他们有单独的圈子，和一般同学联系不紧密。穷华侨要好一些，也比较用功。用现今的眼光看起来，当年中国太穷，政治上也太左，华侨在资本主义社会见多识广，家境大部殷实，生活在不同层次隔阂难免。学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每隔一段时间拉来一帮女一中的女华侨，让他们联欢，又唱又跳的精神上得到慰藉。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又开始兴旺起来，周维平的最后不能上一中就是因为政审不过关。虽然他父亲周训典是解放军的空军教官，但你在国民党的空军干过就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报纸杂志开始呼吁上山下乡，其实当时并没有文革后期的就业问题。应该说是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即：革命就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在伟大正义的冲击下我们班的许效武辍学去了昌黎林场，他达到的最高的革命高度是回校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谈他上山下乡的收获和体会，从此再无音信。后来得到消息说他死了，好像是自杀。我们班自杀的共有三人，另两个人是张志良和刘家琪。张志良是跳楼的，刘家琪死因不详。他在一个服装厂工作，听说是先得了神经病。张志良家住在马场道和广东路交口路北的一座别墅里，住房讲究，应该不是一般家庭。刘家琪家住在河北路，他们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平台，我经常去他们家玩儿，他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提到刘家琪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另外两个密友张志和魏长祥。这两位仁兄比我们高几届，是降班降到我们班的。两个人都喜欢乐器，张志拉小提琴、魏长祥吹小号，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他们在班里根本不合群，功课也不好，唯一的密友就是刘家琪，展示的舞台就是刘家琪家的大平台。我常往刘家琪家跑，经常遇见他们，他们和我也没什么话，和刘家琪讲话却非常随便，经常说些笑话和一些当时会认为很落后的话。他们琴艺都不错。有一天是不是喝了酒，张志的兴致很高，他突然把小提琴横过来当成吉他来弹，好像是一首印尼的舞曲，当时是算作黄色音乐的。随着音乐他摆动着臀部跳舞，那几步走得太优雅了，小调也弹得太动听了，在落日的余晖下如入仙境。刘家琪和魏长祥咯咯地大笑，我则有一点紧张。这种音乐和舞蹈只在表现外国的反派电影里见过，比如港澳的阿飞聚会、或特务接头的咖啡馆……
初中毕业以后，我再次见到张志就是在前十几年的电视里了。张志一点没变，还是小胡子，正笑容可掬的接见某位客人，电视上介绍他的身份是天津市文化局局长。
当年他能跳出那种舞步绝对是没少观摩，当年他能观摩的媒介只能是电影，而能看那种内部片的人也绝非一般人物。没错，张志的父亲张默义（音）是当时天津市委的某部门领导。
干部子弟是一中的一条重要风景线，初中时还不十分明显，六三年以后随着政治风向的渐左干部子弟的特权意识也迅速的增强，直至文化革命成了校园暴力的主力军。拨乱反正后，一部分干部子弟遭到遗弃。但干部子弟还是干部子弟，他们从行为上、意识上、心理上还是自成一团、独具特色。干部子弟问题其实是干部特权问题。老干部戎马一生，享受些特权能理解，为什么第二代还要处处独占鳌头、脱离群众？制度上的改革是以精神层面上的信念为依托的，否则改革会反复和缺乏稳定性；而中国崛起面对的复杂形势又要求我们的改革不能停下来，我们唯有摈弃我们精神上的愚昧和狭隘，启发民智、开放民主、扩大民权，让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对解决中国的问题则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
高中我有幸继续留在一中，初中的八个班并成了高中的四个班，另外又从外校招来两个班，总共六个班。六三年我已经十六了，懂些事了。加上文革的两年，我在一中又呆了五年。这五年是我变化和进步都很大的五年。回首往事我感谢老师、感谢一中、感谢高三五这个伟大的集体，出了一中我再也没变过；变过的只有知识、只有年华、只有体力和精力、只有经验和阅历；信念和性格的骨架还是在这五年搭建的。




                                                    2017年2月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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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三年（一）火热的生活


一中是个有传统、有风格的学校，韦力校长专注研究教育理论也许是原因之一。上高中后外校考入一中的高材生们普遍不如原一中的学生有竞争力，好像直到毕业都如此。一中出类拔萃的学生几乎都是一直在一中这个蛐蛐罐里喂出来的。解放后教育理论一直还是苏联教育专家凯洛夫的“分巢喂养”那一套。一中的各类兴趣小组始终很活跃，我上高一的时候参加了班主任生物老师刘文媛组织的生物小组，拿果蝇做实验，验证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
六三年经济全面好转，学校也显得生机勃勃。那时虽然定量还是三十斤，但是副食多起来了，好像吃饱已不是问题了。我上高一就开始住校，学校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丁伙，我入的是乙伙，每月八块多钱。
那时的教育理念不像现在这样自由，还时不时的有“左”的东西的干扰，比如毛主席说，“减轻学生负担，学了也无用，建议砍去教学的三分之一……”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一位远亲（女孩）放暑假回家，和农民同劳动。她的日记被主席看到了，其中贫下中农对她的赞扬的话深得主席喜欢。我记得的评价是，“……没成大小姐、没成书呆子、还是咱们的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说，我共产党培养你，你不能反对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说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过去的教学体制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思想容易“右”，共产党不十分信任。所以那时提倡又红又专，红是主要的。“建成四个现代化、跟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那时还不到那个火候，就是说还是比较封闭的。封闭是封闭，但是普教不落后。一中更不落后。
想起来老师们也不容易，课时又不多，教学质量又不能降低。我上高中三年我的帆布书包还不如现在小学生的书包大。 但是一中还是为国家培养出了不少各类优秀人才。
我上高中时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晨一睁眼马上起床去操场跑圈，起码要五百米以上，然后刷牙洗脸吃早点，背着书包去自习室上早自习，然后是四节课，中午午睡回宿舍的极少，大部分下下棋或趴在桌上睡一会儿。下午一般是两节课，下课后至吃晚饭之间是整个学校最活跃的一段时间。有到操场踢球打蛋的、有课外小组活动的。有时学校还会有和外校的篮球、足球比赛。体育项目一中哪点都不差，特别要说一下篮球。比我们高一两届有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为首的好像叫唐静祚，虽然是一帮小伙子杂耍，实际能打出半专业的水平。频繁的篮球活动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成绩，但考大学时这伙人一锅端被录取到河北大学。后来经河北大学调教成为当年很出色的一支球队，我就知道后来在国际大学生联赛中把日本青年队打得找不着北。
当然在这段自由的时间里还有些书呆子争论数学问题。数学和几何的老师们总爱留些难题让学生思考，班里总有一些人是谁也不服的，争论有时就成为常态，这实际是非常好的学风。此时的学生会绞尽脑汁，但优秀的学生也会在绞尽脑汁中成长起来。
晚饭后是晚自习，九点多钟以后回宿舍睡觉。睡觉前是大玩大闹的时间，有唱歌的、有搬把凳子在外面聊天的，一帮小伙子平静的了吗?
一中的缺陷是没有女生，让青春少了一点浪漫的色彩，加上那时的保守和性压抑，使那一代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恋爱及怎么和女孩打交道。影响大的还是老高三这拨人。后来上山下乡以及返城工作后，这拨人几乎都是乱点鸳鸯谱，恋爱如同订条约。至今还能听到有的哥们说，“妈的，当年怎么就不知道挑一挑哪？”当然他们现在都生活得很不错，因为那代人都“克己复礼”。
那时学校政治空气很浓，大家都很关心政治，学校的口号是：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当然也有出身问题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但那是潜在的、隐含的、压在心里的。彭真当年有一个报告，名曰：“走历史所要走的路”，提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要“重在表现”。于是大家都争取入团，努力表现积极，唯恐被甩下车。那时有下乡劳动，差不多一个学期有一次，时间不等。平常在班里表现好的，在农村劳动更不愿落后。其实学生和农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农民天天在地里那样干活，习惯了。但学生就不一样了，你光肌肉厚有什么用，突然地过力很容易伤身体。包括上山下乡以后的干活也是一样。
几个月前我去看科尔，一位当年真正的体育天才。现今经换肝、和脑瘤手术以后只能躺在床上休养。我安慰他之后感慨地说，“咱们班当年表现积极玩命干的人现今身体都不太好，像查尔斯那样处处偷懒的人现在倒像一只鸟似的”。听此话科尔潸然泪下。
上高中后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就是前途志愿教育，简单说就是上山下乡教育。目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像文革之后大批学生无法安排，滞留城市会造成不安定因素。那时的背景一是反修防修，二是不了解整个世界的大势。在建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犯了唯意志论的错误。自古以来各国工业化的道路都是农民工进城，想依靠部分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改变农村的结构和面貌实在是不合时宜。更有甚者一中的一些很有天才的学习尖子，自愿放弃考大学直接去农村插队也得到学校的鼓励，如李学武去了宝坻、杨占军去了甘肃……人才就这样被浪费了，想起来实在可惜！（李学武是一中的数学天才）
一中的高中生都是很用功的，学习都是很自觉的。一是当年的思想教育使很多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很想展现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二是一中的升学率始终很高，校长韦力不会甘为亚军。有一句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韦力问化学教研组组长张君福老师，“今年化学（高考）能拿天津市第一吗？”张回答，“抬着棺材也要拿第一”。拿我来说吧，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由于家里学习条件不好，寒假我竟然一个人住校复习功课。我生炉子的时候突然看到棉坎肩是湿的，就把棉坎肩包在了烟筒上，指望能烤干。劈柴生火时热量是突发性的，烧到了那一段热量散不出去烟筒马上就红了，结果一件新棉坎肩变成了炭灰，那个年代是个不小的损失。
一中给我的一切塑造了我一生的品质和信念，有精华、有糟粕、有成功、有失败，但别忘了是在那个多变和多难的世道。现在世界多元化了，涉及到历史和政治，微信上颂扬的、骂娘的无所不有万花齐放，但客观地说我还是怀念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个让年轻人有信仰、有追求的年代，它培养了我们、也蹉跎了我们这就是历史，而历史从来就不是由人们的愿望潜行的。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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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三年（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那以后国内形势逐渐地往左转。现今历史地看起来也属正常。中国革命从头到尾面对着的都是强大的敌人，抗战以前国民党比共产党资源要多得多，抗战以后日本鬼子也很厉害。日本投降后，为了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共产党提出了比较模糊的政策，比如新民主主义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实际上不见得很明白。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面临着两条道路，就是在党内也一样。不过这时共产党有根了，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就不怕资产阶级造反”。毛主席还说过，“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历来中国革命就是硬碰硬。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从世界大气候来讲不是出曼德拉的年代。很多傻小子说，“革命成功以后不一边倒，全力搞建设中国早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四周都是敌人，你革命不继续下去政权保得住吗？“左”在共产党内有强大的基础，尽管毛泽东也说过，“在历史上‘左倾’比‘右倾’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
不说那么多了，说一中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是四清，四清对中学生没什么触动，但我记得大肆的宣扬二十三条实际上对中学生就是一头雾水。一中开了会、传达了文件，还把二十三条写成了红底大字报，如圣旨一般展示在学校门口。二十三条顶替了双十条，实际上是上头有事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去王顶堤参加支农劳动，开过大会，农民上台控诉四不清干部。那位农民说的一句歇后语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四不清干部是“猴拉稀坏肠子了！”后来还演了节目，唱了歌。唱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很不合时宜，表演的节目是农民自编自舞的四人唱“我家有个好嫂嫂”。桑托斯看着大为不屑，认为是摇摆舞。农民还是对政治有时差，桑托斯的政治敏感性在我们班是最强的。
当年影响和控制学生思想是全方位的，官方的有报纸，政治上批判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天天宣传思想革命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话剧演的是“年轻的一代”（号召上山下乡的），学校组织学生集体看过；电影演的是“军垦战歌”；评剧唱的是“夺印”。至于如何革命化，首先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斗私批修、要靠拢组织、要争取入团、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表现积极、下乡劳动要玩命干活……这些只要努力能够做到，无非是要求自己严格一点。难做的其实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被要求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些情感和伦理问题了，形成了一些学生的思想压抑。那时的宣传资本家都是坏的，可是一些同学的家长都很好；造成了一些学生的心理冲突。划清界限是两性人格、不划清界限是不靠拢组织。我们班假划清界限且心里没有冲突的只有布朗，而且他心里也没有压力，在那个年代做到他那样挺难的。其实资本家并不都是坏人，那时候不懂现在明白了，因为身边的资本家我见过了。比如桑托斯，每年初六高三五聚会都是人家买单，政治上有水平、对同学也很好。现今的法律连刑事犯的亲人如果拒绝作证都可以不做，我们的世道毕竟是开明了。可是当年大家都被那种认识控制了，觉得是真理。詹金斯是共青团员，桑托斯是团支部委员，有一天詹金斯的一位亲戚去他家串门，这位亲戚和胡风有点关系，事后詹金斯马上把情况向桑托斯汇报。桑托斯非常感动，他事后和我说，“詹金斯组织觉悟很高！”
当时的谈心活动很活跃，主要是向组织表汇报思想，争取入团。角色的安排是这样的，汇报者是培养对象、入团的积极分子，而神父的扮演者，是班里的团干部；比如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之类。社教运动之后学校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了，能当成团干部大部分都是出身好、功课好、表现积极的团员；由于是双重标准，也有一些表现和功课都不怎么样的干部子弟，依仗出身好占据了班里的领导权。这样当他面对一位学习和表现都比他强的入团申请人时就有些尴尬。他知道自己吃几碗饭，不便扮演布道者，另一方虽然低调忏悔，但心里不服气。实际上两个人都在做假，但心照不宣。这只是当年年青人的一例。可是在某些方面，在中国人当中有普遍性，所以中国人都爱做假。幸运的是桑托斯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没做假。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出身不好会给人多大的精神压力。泰勒说过一句话，“让我入团死都行！”他讲的是实话。其实还是我们太年轻。在家里再调皮的孩子，到幼儿园都老实了，阿姨没打你，只是发苹果的时候给你个小的；处处都是“小苹果”让你在集体当中时时感到无形的压力，你能不老实吗？现在泰勒见谁不滔滔不绝；当年泰勒是整日不说话的。给你“小苹果”的不是阿姨，是国家，你能不老实？
思想革命化的调子越唱越高、批判之风越来越强，青年思想通讯的作者冯定被“中国青年”杂志点名批判，因为他说过一句错话。他说，“在关键时刻冲上去的英雄没有时间对比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他当时只能是一种正义的冲动”。于是“正义的冲动”遭到了批判。批判以后他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其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可能没过分思考，是一种“盲目的冲动”。
更有甚者“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让青春放出光辉”，列举了牛顿、爱因斯坦、伽利略等等一批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多大岁数取得了多大成就等等，目的是激励年轻人发奋图强，攀登科技高峰。没想到下一期“中国青年”马上批判了这篇文章。文章列举的人物是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侯隽、赵云、邢燕子、董加耕；采取了相同的笔法，表明了这些人多大岁数干了什么等等。言外之意这些人才是中华才俊，而你们指的那些人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实际上那是些行走在全世界的人，而他指出的那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何去何从就两说着了。虽说都是英雄人物，但作者的意图是你别把年轻人领偏了。于是标志革命化的标识五花八门。一天吉恩上学来剃了个光头，吉恩的爸爸是中共的高级干部，这么大的干部的子弟不怕难看，让生物老师班主任刘文媛大为感动，当众表扬了他，说他代表了革命化。扑天盖地的革命化搅乱了人的大脑，如同被文火烘烤着的干柴，文革之所以揭竿而起，尽管一开始就暴虐，但没有人怀疑和不敢怀疑，喝了十几年的狼奶和清洗了十几年的大脑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左的车轮一旦开出，怎么跑就很难控制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才能是纲？一中调来了新书记黄健，一位黑脸、婆婆妈妈的、马列主义老太婆。她用慈母般的胸怀、声泪俱下地把高干子弟聚集在一起，执行着不是遗嘱的遗嘱，在学生之间挑拨离间。“江山就交给你们了”。谁命令她交的，不知道。但这立即把各类干部子弟聚集在一起，以天下为己任，在学校当主人，他们从感情上结成一团，且和其它家庭出身的学生画了一条明显的界线。
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在中国的政治气候的娇惯下他们偏激、暴虐且营养不良，他们对历史和政治无知却敢于犯罪，文革中干部子弟的暴行充分暴露了我们的教育和政治的不完善，十年动乱中干部子弟跌宕起伏，被他们的父辈类玩弄。至今麦克米伦最恨他们，但演出已经谢幕，名分已经敲定，历史已经终结。
在场外人看起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终结是一条清晰的路，它的背景是中国革命血淋淋的传统，它的动力是这个伟大的民族近百年来受尽欺压而迸发出的巨大的内能，它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多说了那么一句话。即：“阶级斗争不是我发明的，我的贡献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在马克思时代，根本没到研究这个问题的火候，而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去阐述，于是沿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继续赶路，加上冷战、反修和国际局势的紧张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我们总幻想着我们和祖宗不一样，因为我们有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我们很难和祖宗断了联系，我是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老百姓是这样，统治阶级也一样。历史在重复，直到如今我们改弦易辙从新思考我们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但愿上天保佑我们中华民族不再内斗，但愿中华民族永存，且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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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干部子弟


在“一中八年”里重说干部子弟问题有点老套，但促使我还想再说的是发生在高三五的两件小事。其一发生在我们家。每月的第一个周一，一帮扑克迷照例来我家玩扑克，但是我不玩，也不喜欢玩。我只是提供他们玩的地点。他们来玩两项兴趣，一是纯粹为了消遣；二是大家聚一聚，这么多年的老同学，彼此之间很了解，吃一顿、喝一顿，聊聊天，也是一种享受。当然背景条件不能不说，那就是夫人的脾气极好，弄吃弄喝、高高兴兴、待人真诚热情、不怕麻烦；我敢说高三五的夫人们里没有出其右者。大多女人们不愿意外人打扰自己的私人空间，别忘了这一坚持就是近十年啊！
这帮人玩扑克是全武行，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据说有一次在彼得家玩的时候引来了警察，以为他们在赌博。一次彼得和特雷西因小事争吵竟然动了手，还摔了我们家的碗；真是一帮天真的老顽童，而且特雷西还是个大学的教授呐！在我把特雷西抱到另一间屋的时候特雷西还愤愤地说，“文革时期怕你，现在还怕你？”我特注：他们俩根本没仇，但彼得是干部子弟。
另一次是乔治和吉恩去看望手术后的科尔，他们是在医院门前偶尔遇见的，科尔对吉恩普通的一句话，“你怎么和他一起来的呀！” 科尔绝对是无心的一句话，乔治也绝对是有修养和涵养的绅士；但在事后的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时，乔治还是透露出当时的一种心情，“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是一个圈里的人，我顶看不起干部子弟的那一套！”特注：科尔是老班长，科尔手术乔治捐了五千元，他们没过隙，但那两人均是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起源于中共进城，发展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于文革，衰落于上山下乡，回光返照于改革开放，发迹和膨胀于现今。干部子弟问题其实就是干部的特权问题，干部子弟就那么可恨吗？不是，它只是一种现实，一种现实社会和矛盾的反映。别忘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这么一个侵犯人权和压制同学的口号他们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和实践着，想想当时你还能讥笑乔治和特雷西小肚鸡肠吗？
我所说的干部子弟应该是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弟，就是说他们家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要远高于一般人的家庭条件。正是这两高把那些人抬高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至于十三级以下的干部子弟不在讨论之列。估计他们和别人相比也相形惭愧，感到踏入那个圈子PASS不够。小干部更不在话下，比如刘万立也算干部子弟，比我们家还穷，没有张扬的本钱。在那个圈子里是靠爹的影响力来说话的。
可能是因为居住地的原因，我小学和中学班里都有几位高干子弟。（重庆道小学和天津一中）小学和初中干部子弟在班里不觉得显山露水，很平常。甚至由于他们的父母忙于领导工作，对他们的关怀还没有一般的家庭细致。比如小学时我们班的张金森，小名叫“四儿”，故明他有三个哥哥。整天吊儿郎当，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裤挂、永远穿一双极便宜的、有一点像沙鞋一样的、简易的黑球鞋。为什么呢？因为他酷爱踢球，鞋坏得太快，他一年要穿坏四双球鞋。它属于调皮的学生，不太服管，女生都怕他，但他跟我是哥们。他驯服的时候也有，这是我亲眼所见。他上业余足球体校，有一次我陪他去新华路体育场训练，看到他对教练毕恭毕敬，教练想不到他在学校是另一种模样。
他在家里还有一种模样，应该是比较乖的，听张老师讲他怕他三哥，因为他三哥有时揍他。我去他们家时见过他三哥，当时应该有十六七，很帅的小伙子，在一间运动间里练杠铃，隆起的肌肉威武，简直就是一位健美运动员。他招呼来“四儿”给他按摩肌肉，“四儿”在他面前像个小猫。他们家当年住在建设路靠近新华路体育场东南角处，一个挺大院子里的一所小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五几年啊！他父亲当时是文化局局长，母亲好像是在百花出版社当领导。后来他父亲在驻波兰大使馆当文化参赞，父母应该是中共进城的文化干部。上初中时他和我一样也上了一中，后来到广州部队足球队踢球。文革前他们家搬到重庆道民园体育场的西北角处，也是一座深宅大院小洋楼，但张金森就没有联系了。据说文革时红卫兵到他们家损坏了一件文物，是画呀还是瓶的，老爷子心疼得晕了过去。张金森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知道，应该是没问题，一是他参加工作了，（算参军了吧）二是他从小没表现出政治野心。大部分文革中闹事的干部子弟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想继承他父辈的政治、经济遗产的潜意识，为此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们要统治别人、他们要做主人。
小学时还有两位干部子弟有印象，一位叫赵黑林、女生，班里办了小银行，她管银行。她拿了银行的钱买了头绳，受到了批评，可见她们家给她的零花钱可能不够花的。还有一位女生叫江小牛，文革中公安局长江枫的女儿。很直爽、说话很冲、不太像女孩、不太合群、其实人不错。文革中她父亲被打倒，陈伯达管他父亲叫变色龙、小爬虫。落魄的时候在郭庄子副食店卖咸菜，好大了还没搞对象。她弟弟江小猪和她是同一届毕业生，文革中在二十中学据说是个风流人物。上大学时和他有过短暂接触，再以后见到他就穿上了军装了，估计是他爸爸落实了政策。
就是说，干部子弟虽说在政治、经济条件上比一般家庭的子弟享受的要多得多，但在没受到蛊惑的条件下、或者说在资源竞争不激烈的时候，他们也就是阔人家的孩子；或许由于在他们的父母献身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会更单纯和善良一些，无论如何在当年谁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正是这些少男少女们会拿着皮鞭打人，看着被暴虐的受害者鲜血流淌而他们心里却升腾着革命激情。谁之罪？谁在他们的脑仁里放进了疯狂？
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住校，一种更加全面的集体生活充入了我的视角。那时八届十中全会已开，阶级斗争的小风雨开始刮起来，对于共产党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起来。学生中对革命先辈的崇敬有一部分转移到干部子弟的身上（就是感到他们身上有光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日益深入，涉及到学生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开始有思想包袱，这实际上是往学生身上贴牌子。对于干部子弟一些人羡慕，“我爸爸当年为什么没参加革命呢？”还算好，六四年彭真有个讲话，题目是“走历史所要走的路”。也就是后来宣扬的“重在表现”。那时我们还不懂党内斗争，感觉党也就是努力在学校里培养和挑选忠于它的学生，但是学生并不是平等而是有区别的。考大学开始增加了政审，绝密专业、保密专业、一般专业、不予录取分得很细。干部子弟在那个时候是最得意的，一是大家只是羡慕，还没有什么偏见；二是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父母的光环。
夏夜，晚自习回来，某个高年级的干部子弟，拿把椅子在操场边上闲聊。周围常围着一帮住校的听众学生；他们敢说话，讲的都是内部的一些事情，神秘之中隐约的体现他们的父母、甚至隐含着他们自己的英雄气概；他们知道的事真多，而这些事不是一般家庭的子弟敢讲的。
现在想起来孔子讲的“有教无类”纯粹是瞎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教无类”。那时是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五类”，现在是以官僚、资本家、暴发户、大腕、大户的“阔六类”。不能让全体青少年真正共享优秀的教育资源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本原因。那时已经不是凯洛夫的“分槽喂养”了，而是“选忠再喂养”。所以提倡又红又专，红是前提。你要先是政治家、再是科学家。对于上大学的梦想，干部子弟是自信、其他子弟是朦胧。
本文开始说到干部子弟问题实际上是干部特权问题。特权问题也是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年才夺取了政权，二十八年中有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血淋淋的，而武装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农民。这些农民是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才拥护共产党的（大帅语），他们虽说受到了思想的灌输，但他们毕竟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家不同。本质上说他们的基本成份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没什么不同。革命胜利了，中国社会又处在比较贫穷的阶段，总不能让那些功臣无所得吧！由供给制到等级制，加上以后军队的授衔，高干们很自然的就拉开了和老百姓政治和经济待遇的差距。到此为止不算不正常，不正常的是自建国开始，到文革启动，我们实际执行的各项政策。这里仅指我们党对国内各个阶级和阶层所实施的政策。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总觉得有资产阶级企图颠覆它的政权，其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同时也把拿刀把子的人的力量强化了，哪有那么多敌人？右派不都是敌人吧？彭老总也不是敌人吧？在一个整个国民素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很高的国度里靠国家机器的力量，也就是人治的力量，去驾驭一个国家的走向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是有自膨胀特性的。所以大帅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则不可避免的出现全国性的资本主义复辟……”他担心的没错，他的办法应该探讨。
干部子弟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干部的权力和势力膨胀的大势里飘起来的，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靠老头子的余威而据大位。联动文革时敢冲公安部，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性质了，知道不会像遇罗克，仅写了一篇“出身论”而被枪毙。文革初期的校园暴行哪一件跟干部子弟没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窗口的开大，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干部子弟问题已与文革初有很大的不同，张扬跋扈的干部子弟总体缩小，虽说有时候逼急了也会跳出来一两位，比如保定的李启铭，压死人后担心麻烦，大喊，“我爸是李刚”。（公安局长）还有一部分老的干部子弟，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开始反思我们的社会，以及他自己走过的路。据说跑到香港的民运分子有一部分就是干部子弟。大部分干部子弟都是悄悄的，借着老子的余威抢占经济和政治的制高点。看看发家的、发财的、当官的、出国的、虽潜逃但不追究的，哪一个不是有背景？老百姓反感有个屁用！
这些官二代们按他们享受的政治经济待遇应该说算贵族了，但他们贵吗？他们只有“势”、只有“利”、只有“钱”，还有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传给下代的欲望。英国有个伊登公学，典型的贵族学校，培养出很多英国精英，包括好几位首相。二战时期，参战的伊登公学的军官，伤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五；而参战的英国一般士兵，伤亡率仅百分之十二。西方的贵族有道德的制高点，即：文化教养、社会担当和独立思想。我们甚至连俄国都不如，在苏联时期，干部子弟是不参政是个传统。更不用提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了，虽说是小说，但反映了人家的贵族精神。年轻时玩了一个“小姑娘”并怀了孕，十几年后这个小姑娘堕落成妓女，内心的深深忏悔促使他跟随到西伯利亚努力帮助这个妓女出狱，并要娶她为妻。在这个过程中妓女也了解了他，但没有嫁给他，嫁给了一位革命者，两个当事者精神上都得到了升华，得到了“复活”。
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早已过去了，当年“干部子弟”这个名词和含义也逐渐的淡出视野。它在那一代人们的心理中不算个好名词。本来可以安静的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些孩子们，因为文革和自己的过激行为也许会担上一些罪名，他们应该忏悔可能也已经忏悔；实际上更应该忏悔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社会的统治思想、我们社会的制度，甚至是制度层面下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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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逃离”一中


六六年六月一号，广播里一声号响，打碎了一中学生上大学的梦想，在文革乱象折腾了一年多以后，学生们亢奋的情绪终于被疲劳和无聊拖累了下来。高三五就是这时被拉到了海河边打扑克的。这些精力旺盛、思维敏捷、求知欲迫切的、往常会惜时如金的莘莘学子们，一反往日的优雅，在海河边大呼小号；那一刻他们忘记了出身、表现、前途及眼下的将来怎么办？倒也好，那时他们是平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这个侮辱人的口号，在那一刻是被淡化的；他们享受着这难得的和谐，笑着闹着；只是在笑、闹逝去后，望着那东去的海河水，心里是一片茫然。
报纸上说，“伟大的文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二帅的判断来说，“损失最小最小，成果最大最大！”一中的成果是：高二某班打死了一个本班的学生孙金桐，而且事后（指若干年以后），找不到直接凶手。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一中诞生了一个以初中高干子弟为成员的恐怖组织“钢刀赤”，我亲眼所见，一个出身不好的初中小孩，被裸体全身涂满了油漆；喝令他跪下他马上跪下磕头，这应该是“钢刀赤”的杰作。真想找到那个孩子，这种暴虐应该载入史册，不要让文革的证据流失。君不见网上所登的，在美国的中国女学生，因集体暴虐同宿舍的女孩被判无期徒刑的吗？文革初期，一中开全校大会（在操场），辩论著名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辩论这个口号的过程就是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过程，辩论的最大成果也就是你不是一个混蛋而已。高干子弟高二的赵某某，带着“慈悲”的心肠，重新解释了使用这个口号的用意，提出了对出身不好的同学要“打一拳，揉一揉”。高干子弟是少数，出身不好的同学是多数，是什么使大家麻木？心中是愤怒还是无奈？可能还是无奈多一些吧！我们常批评西方的人权，人权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平等的人，我们的深层次文化给了我们是一个“人”的觉醒和意识了吗？我们讥笑西藏人，旧西藏是有一些少女自愿捐献自己的头盖骨给活佛当餐具的；那么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看我们的呢？据说，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最重视两个时期，一个是元、一个是清；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政权，竟然征服了大汉族做了中国的主人。中国人的弱势不是表面上的、不仅是制度层面的和经济层面的，根本上来说是文化层面的，所以中国人的脑筋应该清洗。
六七年底突然传来了部队要征兵的消息，这让百无聊赖的我看到了生机。一中的学生上到了高中是没有人不想上大学的，历年的升学率又很高。文革前每年都有征兵任务，但高中生好像真心要入伍的学生比不想入伍的学生要少。入伍就意味着放弃上大学，不像英美，义务兵退役后可以接着念书。既然在学校呆着没事，入伍就成了我事在必成的目标。另外一种隐约的感觉是，这么多学生窝在这儿，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为此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我通过学校的老师把图书馆的色盲表借了出来，并且背熟。因为初检是在学校进行的。随后我随其他班的队伍混进体检处看清色盲表用的是什么样的版本，再以后到和平路新华书店买来相同的版本并且也背熟。这样我一路顺利过关并且带着那本色盲表入伍备用。果然到部队后还要复检，可笑的是色盲表的版本和我买的版本相同。我就是这样带着一双有缺陷的眼，驾驶着各类汽车奔驰在江苏、山东、安徽、甘肃和青海，在祖国的大地上东往西来。我开过的车有解放、嘎斯、吉普211、吉普212、140大卡车、俄罗斯的胜利和几种面包车。我不是全色盲，是红绿色盲。我从没感到我的辨色有问题，直到我看到了色盲表，傻眼了，知道了自己的问题，知道了别人的眼里比我看到的世界更鲜艳。真影响我开车的是七十年代的天津的信号灯，黄和绿我很难分辨得清，当年的左转弯是看黄绿信号，但经验帮助我解决了问题。这种经验也给了我启示：在管理不完善的时候冒牌货也能大展手脚，比如现在高官的高学历有多少是真的让人怀疑，直到他们犯案下台，附带着假学历才会暴露出来。
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我异常兴奋，和同学合影、叙旧、惜别、有条不紊。接兵的人还带着我们到饭馆大吃了一顿。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珍贵，我用不着家里送，打着背包就走了。最后的集合地点在山西路小学院内，在我等待上车的时候，远处大步流星的奔来一位我熟悉的身影，那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崇拜的同班同学桑托斯，他郑重其事的拿出来一本红塑料皮的日记本送我留念，我翻开了扉页，上面有他庄严的祝愿，大意是：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共同奋斗！关于祖国他的注明是“世界革命的大后方”。他这个本我始终保留着，应该是当年记满了我的豪言壮语。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些豪言壮语贬值，最终不知去向，但他的扉页，也就是桑托斯留下笔迹的那一页，我原封保留下来，并且加了膜。四十多年以后，在一次小聚中，我拿出了象征我们友谊的、加了膜的扉页给他看，他哈哈大笑。他是我们班最有成就的一个，他对豪言壮语没有食言，他现在是一个“资本家”，一个好大的、红色的资本家：大安集团的董事长。这个年轻时激进、敏感、政治早熟、颇有理论功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待现今的国情是：“短期看好，长期不乐观”。我建议他看点欧洲历史时（这样对分析中国历史更有益）他竟然表示，“我打算糊涂到底了！”
一中八年就这样地过去了，它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教益、给了我信念和做人的准则，信念是生命不息、求知不止；准则是爱国和社会正义；所以现今看到不平的事就容易愤慨，绝不会助纣为虐和熟视无睹。应该说我们那一代是一中培养出的素质较高的一代，是共和国教育丰收的一代。比如党的一声令下就几乎全部下乡。后来随着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万象，它的好和坏、它的趋势和走向，我们就看不懂了。当然由于当年极左的路线，一中八年中也伤害了一部分同学，但不管怎么说它在我们成长中还是留下了印记，我们还是应该怀念它；这也和我们的整个社会情况相仿，但愿我们能不断进步，但愿我们不良的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至此，一中八年汇报完毕。对同时代的同学如有冒犯，敬请原谅。




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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