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大跃进时期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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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

老鬼

时间：2013-11-26 11:04:47 　来源：共识网作者：《往事》

《往事》编者的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毛泽东的人生哲学，即斗争哲学。
　　不过，斗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语境里叫“共产主义”。在一九五八年，这一目的似乎十分切近。那一年，中共中央的决议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说得更明确：也就是两三年。
　　共产主义什么样？《人民日报》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对于穷怕了饿怕了的中国人来说，主要就是吃：一天吃五顿，还不要钱。吴宓教授抱怨说，共产党把物欲当理想。对于一个以卫道为己任的孔孟传人来说，那简直就是礼崩乐坏。
　　其实共产主义不光是吃，它有道义的目标。比如马克思就预言，压迫性的国家制度消亡，代之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毛泽东说，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
　　结果，在共产主义的门槛上，国家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膨胀为一大二公和无产阶级专政随意扩大的怪兽；而在这个国家里，自由人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其余人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说白了，这个“必然”就是毛主席的认识和意志。
　　问题是，当年的种种荒唐，又岂能简单地归咎于毛本人及他的属下的狂热？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希望通过跃进而赶超，一个饿怕了也被打怕了的民族，希望肚里塞饱粮食手里握满钢，是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历史合理性”？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有什么错？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不可以提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然而历史无情，无论怎样“合理”，就是错了，错得一塌糊涂，灾难随之而来。错在哪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源头之一是：违背规律。但为什么“大跃进”事实上已成为“皇帝的新衣”，却还要坚持？根本在于在这种极权专制体制下，左右局面的只能是权力与利害，不论是毛还是他的属下。
　　但是，即使在当年，也还有人敢于直言，在上是“右倾保守”的邓子恢、周恩来、彭德怀、胡开明们（知识分子已经全军覆没），在下就是毛主席眼中的不开窍的“落后”农民——需要用棍子把他们赶进共产主义天堂（主要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因此在与天斗与地斗的同时，还要坚持不断地与人斗。
　　胡开明们不是不承认毛主席和党的必然性，但他们觉得在毛和党之上，毕竟还有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还有人民的利益。而在刘子厚张国忠们看来，毛和党就是最高的必然性。如果毛跟客观规律性、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需要改变的是后者，哪怕闹得饿殍遍野。这是党性的要求。
　　所谓斗，就是对着干，与天地人斗，就是跟客观规律与普遍的人性对着干。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以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压倒理性与常识的过程，就是以党性消灭人性的过程。而在组织措施上，则体现为逆向淘汰。
　　与客观规律对着干没有不败的，共产天堂顷刻翻为万户萧疏的鬼域，张国忠们也成了这一轮的替死鬼。结果是，过渡成为“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产主义被无限推迟，成为“遥远将来的事情”——如果还有这么一回事情的话。
　　（本文节选自作者未刊稿《人民至上》）

　　大跃进时期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

　　老鬼



　　热气腾腾的河北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以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以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对党内一些同志自从1956年以后提出的“反冒进”非常不满。他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还认为“好大喜功”没有错，任何阶级都好大喜功。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4月，河北按照中央精神，从本省里抓出几个右派典型批判。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及省工会主席杜存训被撤职，开除党籍。省高级法院院长孙光瑞被撤职，留党察看。
　　不久，原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壁也因提意见被撤职，由康修民取代。
　　5月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65岁的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要以尽量短的时间“超英赶美”。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判了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右派分子。其中有作家协会副主席丁玲、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李世农、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广西省副省长孙作宾等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撤了职，罪名是右倾保守。
　　不整人无以立威。
　　毛泽东急了，他希望中国快一点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他鼓动中国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不要迷信专家、权威、洋人，甚至连马克思都不要迷信。他说：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从此全中国迅速掀起了敢说，敢干的高潮。
　　刘子厚原为湖北省第二书记兼省长。4月才调来河北省任书记处书记，相比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他身体健康，有能力，有魄力，干劲十足。当时49岁，正年富力强。初来河北，自然要好好干一番。大跃进正好给他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
　　5月30日，刘子厚在河北省人委会上讲话，气宇轩昂地指出：贯彻总路线，实行大跃进的关键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扫除自卑感，敢想、敢说、敢干。
　　于是，各种敢说敢干的事例纷纷涌出。
　　6月10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河北魏县北皋乡六座楼农业社小麦亩产 2394斤。
　　6月21日，《河北日报》报道了邢台市大梁家庄乡东牛角庙村前进农业社小麦亩产4330斤。
　　6月30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县南楼底乡卓头农业社小麦亩产 5103斤，创全国最高记录。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们的科学家也敢想敢说敢干，撰写文章为之论证。比如，钱学森就在那篇著名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预言：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连大科学家都这么说了，人们还能怀疑吗？
　　于是，河北省徐水县声言将放出绝对世界第一的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
　　他们有什么诀窍呢？
　　据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徐水县原漕河乡党委第一书记刘廷奎说：先让伏天的太阳晒翻过的土地，然后深掘7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混匀。施底肥30万斤，种子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垒成堆形，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种一千斤，每平方厘米一粒；每棵长80粒小麦，就是亩产12万斤。
　　原来如此！《人民日报》登的这条消息完全是用笔计算出来的一个理论值。按每亩地有666.66平方米，即666.66万平方厘米，每平方厘米一棵小麦产量为0.2两，亩产就是12万斤还多。
　　1958年8月，天津市领导陪同毛泽东视察，向毛夸下海口：水稻亩产可达10万斤。怎么达到呢？他们也是利用缩微法。一亩地合666.66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米只要达到150.15斤就算亩产10万斤。于是集中精力物力，花功夫种一小片试验田。采取灯照、鼓风、浇肉汤等各种特殊措施。包括预先在打稻机里留些稻子配合。验收时，只收割最密的1平方米。打稻时再将原来的稻子掺进来过秤，最后再乘以666.66，于是堂而皇之地创造了亩产12万4千斤水稻的奇迹，被《天津日报》报道，大加称颂。
　　徐水县是靠大搞水利一鸣惊人的。1958年2月，该县委在大年除夕提出“正月初十前全县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征调12万劳动力日夜苦干，春节不放假，大年初一也照样干活。
　　8月4日，毛泽东在省地领导解学恭、张明何、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下视察了该县大寺各庄。张国忠汇报说夏粮产量9千多万斤，秋粮可产12亿斤。
　　毛泽东惊奇地问“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被问住，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张国忠年轻，头脑敏捷，回答道：“报告主席，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微笑道：多了，国家用不了，农业社员们自己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可以半天劳动，半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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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干劲，解放思想，徐水县城的大街上画了许多宣传画：玉米高耸入云，小飞机在玉米中穿行；肥猪体大如象，老农民发愁自己的猪圈养不下；窝瓜上能坐一圈小孩玩丢手帕……徐水县似乎创造了神话中才有的奇迹。
　　而事实上徐水县1957年的粮食亩产刚刚138斤。
　　由于毛主席8月4日下来视察，大寺各庄连夜就成立了人民公社，定名为“徐水县东方红8.4人民公社”。一切房屋、树木、鸡鸭猪羊、大车、牲畜等全归集体所有，社员实行工资制。大寺各庄的农民郑大中和母亲当场献出全部存粮一千多斤，还有献猪的、献黄酱的、献菜的，全送给食堂。农民们理解的集体化就是把个人的财产充公。
　　第二天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视察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并县并社，“搞万人大社”。“搞一乡一社”， “社是全的，要有工农兵学商”，“要推广徐水的经验，把青年武装起来，军事化”。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河北全省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并县并社的工作。
　　比如，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合并为5个县。原张北、尚义、商都、康保、沽源合并为张北县；原蔚县、阳原合并为蔚县；原怀来、涿鹿合并为怀来县……
　　全河北省一下子由原来的142个县并为58个。
　　真是越大越好！
　　就在毛泽东视察安国县的时候，徐水县委第一把手张国忠召开了全县大会，号召向共产主义进军。他宣布：农民除了生活用品和私人存款外，车辆、牲口、农具一律归公。这就叫共产，这就叫集体化。他说：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8月6日来徐水视察，传达了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他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副省长胡开明、省委秘书长尹哲、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等都参加了。陈正人说：过去没有想到大跃进这么快，今年钢产量就能搞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明年就能超过英国，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庄严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9月1日，《人民日报》断言：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
　　徐水成了全中国的光辉榜样。除了毛泽东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也先后来河北徐水县视察。还有900多位国际友人也前来这里参观共产主义试点。
　　有《人民日报》肯定，有省委撑腰，张国忠搞大跃进理直气壮，冲锋在前。他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县搞了200多个营。他成了最高司令官，说一不二。比如他指示全县搞密植，要求每亩山药种植数要达到15万棵。有的农民接受不了，可又不敢公开对抗，就采取“镶边儿”的办法：仅仅在地边密植。张国忠得知后，专门横穿庄稼地，检查地中间。随行公安人员带着绳子、铐子。
　　果然，很快就发现一块山药地中间密度不够。张国忠板着脸问：“哪个队的？”一个队长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队的。张国忠当即命令：“绑起来！”牵着继续走，走了4块地，又绑了4名队长。张国忠下令把5人带进村里，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批判他们弄虚作假，反对大跃进，并让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番皮肉教育。然后送县看守所。其中一个叫高老先的队长，3个月后死在县大狱。
　　张国忠的话就是法律。群众反映说，他当时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他宣布要拆20年以上的旧房，以增加肥源。全县马上就拆了3万3千多间房，弄得农民没地方住。他陪同过毛主席，身上沾着毛主席的圣光，成了徐水的小毛泽东，他的指示必须句句执行，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1958年8月和 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大跃进”。这一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死亡，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刘子厚高度评价徐水典型。认为它为河北省争了光！让河北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自解放以后，河北省还从没有这么为党中央毛主席所器重。大跃进为河北带来了无限风光，无限殊荣！
　　全国各地来徐水县参观学习的人如潮水一般，以至于县委不得不给中央打报告，请求中央紧急通知各地不要再来参观，实在无能力接待。
　　徐水办食堂也是标兵。1958年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徐水县村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全县共成立了1771个食堂，成为全省办食堂的先进县。到当年秋，河北省就普遍实行了食堂化。
　　省委肯定了徐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
　　当毛泽东听到食堂吃饭不要钱时，非常高兴，他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
　　于是，全中国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停了伙，一律到食堂吃饭。因为吃饭不要钱，很有吸引力，最初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他们感到新鲜好奇，感到生活有了保障。自古至今，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朝代可以白吃白喝的。
　　这情景恐怕是全世界一绝。
　　在公社化问题上，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胡开明态度谨慎。刘子厚与主管农业的书记阎达开都主张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要办万户社。胡开明却认为刚开始办时规模不宜太大。刘子厚解释说：群众最怕经常变动生产关系。这次把公社的规模定下以后，虽然大了一些，就可以一直到共产主义，再也不变了。
　　胡开明认为：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不相适应，因此不能太超前。
　　刘子厚说：主席讲了，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这正是公社优越性的表现。
　　胡开明承认大是方向，但不能超出一定范围，超出了要出问题。
　　刘子厚语意深长地说：毛主席号召要并县并社，搞万人大社，搞一乡一社……这是高瞻远瞩，是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伟大创举。党中央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几年内的事情。老胡啊，不是我批评你，要打破迷信，不能用老皇历观察新事务，否则会跟不上形势的。
　　胡开明不再说话，可内心里的疑问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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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得大干苦干拼命干，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措施使得老百姓这么拼命呢？一言以蔽之，威慑。
　　比如辩论会、插白旗、反右倾等等。如果你干活情绪低落，老偷懒，就要开会和你辩论，表面是辩论，其实就是斗争，组织积极分子批判你，羞辱你，再不老实就打。干部们公开说：搞不搞大跃进是立场问题，打人只是方法问题；打人是为了打出干劲，打出大跃进的局面。
　　徐水还发明了 “全民肃反”的口号，说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所制定。毛在1958年11月说：1957年右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也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这是革命的浮夸，紧跟党中央的浮夸。
　　但粮食就那么多，再怎么吹，也还那么多。吃完了就要饿肚子。张国忠说徐水县1958年全年产粮12亿斤，可到冬天却出现了粮食短缺。农民们被饥饿所迫，晚上冒着隆冬严寒，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刨挖丢在地里的山药和红薯。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次年1月，经上级一再追查，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550名农民因吃野菜中毒，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人不治身亡。第二天张国忠却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随着徐水县饿死人越来越多，真实情况逐渐显露，年轻有为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终于开始走下坡，不久以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之罪，被逮捕入狱。

　　胡开明的疑虑

　　在大跃进刚开始时，胡开明也一度激情满怀，头脑发昏。
　　但胡开明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人云亦云，对任何问题总要独立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随着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亩产10万斤的卫星比比皆是。张国忠甚至对毛主席说土豆亩产可达100万斤。胡开明的头脑开始冷静，对这些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越来越怀疑。
　　那时，省会已从保定搬到了天津。他亲自去小站参观一块水稻高产试验田。
　　为不暴露身份，让老乡敢讲实话，他特地吩咐司机，将轿车停在很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到试验田跟前。因为报上介绍过这块试验田，并配有一张照片，小孩能坐在稻子上，使它远近闻名。胡开明绕着稻田走了一圈，发现稻子确实长得茁壮，茂密。四周都竖着木杆子，上面挂着一排排电灯照射。但试验田旁边的稻子就明显差了许多。他遇见了一个老农，上前询问：那块田的稻子为什么长得那么好？旁边的稻子为什么就不如它？
　　老农说：那是试验田哇，把四五亩地的稻子放在一起了。
　　真的呀？
　　可不呗。见天用吹风机往里吹，通风通气，整夜地用电灯照，增加光合作用。
　　那拔了稻子的地还能种什么呢？
　　啥也不能种了。季节过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让你放卫星，就得放啊，你不糊弄上头，就要挨整。
　　联想到全国各地的高产卫星，胡开明明白了这里面的虚假。自从搞起大跃进，是非对错的标准似乎都变了。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成了“敢想敢说”，总受表扬。《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狂热地宣传这个卫星，那个卫星，越来越离谱。这样弄虚作假的卫星值得宣传吗？值得全国学习吗？他开始担忧起来。
　　他事后这样回忆道：
　　58年放卫星，保定地区说麦子亩产几千斤，那根本不可能。虽然我不了解农业，但这个常识还是有的。麦子亩产400斤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试验田能达到也算非常不错了。谭震林副总理来过保定一次。那时，保定的农业指标已经相当高，他打气还要再提高，要亩产麦子800斤。
　　58年夏，一次在河北农大开会，我见到了张克让，他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我对他说：克让，你的卫星都是瞎放，全是假的呀。他说：你不信，下去看看嘛。我说：不用看，我过去就在河北打游击，从河北农村出来的，这个常识还是有的。看来克让是相信的，他对农村并不了解。曾在边区政府当过科长，后来在省农业厅当处长、厅长、副省长，提的挺快。他本人是学生出身，联大毕业的。他所以让我下去看看，是因为他认为卫星都是真的，确有其事的。我这时已经不相信了，说用不着看，肯定没那么高。当时的浮夸风很厉害，开始并不怨下边。当时说安国苦干几个月成什么千斤县，徐水搞共产主义试验等等都是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阎达开吹起来的。当时中央管农业的是谭震林，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子厚经过和闫达开商量，很快决定除了徐水作为中央的共产主义试点外，全河北各专区都要办一个试点县，两三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保定专区是安国县。为此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机械化、电气化计划，责成省政府马上拨给各种机械和建设物资。这就找到了胡开明头上，他是负责工业的副省长。
　　胡开明这样回忆道：
　　1958年在天津，大约7、8月份，刘子厚把我叫去，叫我解决多少多少台拖拉机，多少多少辆卡车。说省委为了搞共产主义试验县，每个专区都要搞一个试点。因此要求省里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我如实告之：一台设备也解决不了。刘子厚问：为什么一台也没有？我说农业机械都是国家统配物资，来了就发下去了，仓库里一辆也没有。我们河北又不生产拖拉机和卡车。就是有也不能随便分配。
　　刘子厚说：老胡，我看你对共产主义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呀？
　　我说：我对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实不清楚。但我入党宣誓的时候，说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的。可对现在这种搞法，确实没兴趣。为了搞一个试点，特殊照顾物资，即使这个点实现了共产主义，也推广不起啊！
　　刘子厚说：现在看来，一搞大跃进，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实现了。你的思想还是落后于形势，没有跟上。
　　我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实现，苏联至今也没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首先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刘子厚说：共产主义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遥遥无期。共产主义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情了。党中央已经有了这种预见。
　　我说：可能我保守一些，目前我还看不出这么快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起码要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很多很多，才能按需分配。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差很大一截。
　　刘子厚说：你就是太保守了。现在这形势还看不出来？一天等于20年呀！我们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们。
　　当时林铁在北戴河休养。子厚同志就对旁边的解学恭说：老解，你来筹措农业机械吧。我看老胡是不行了。你负责吧。
　　解学恭说：行，我负责。当时解学恭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工作。
　　过了些日子，解学恭见到了我说：老胡啊，你说的是事实，没有错儿。农业机械咱们省里确实一辆也没有，一部也没有，连一台小拖拉机也找不到。
　　结果各专区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只好撤销，改为和中央合办徐水一个试点县。
　　刘子厚从此就对胡开明有了看法，认为不积极支持他的工作，缺少干劲。应该说，刘子厚对大跃进是非常投入，非常热情的。
　　胡开明自己这样叙述：
　　当时我在省里处境已很困难。那时候，刘子厚是省长，我是常务副省长。原来省政府有总党组，我还是总党组书记。刘子厚来了后，总党组取消，弄得政府机关的工作很难协调……
　　刘子厚不在省政府住，也不在省政府办公，总在省委。因林铁身体不好，经常出去休养。实际上第一书记是子厚了。政府工作他不管，向他汇报也不爱听，听了汇报，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摇摇头。后来从国家计委调来杨英杰同志任副省长，是个经济专家。他来了之后，我向林铁建议，让他当常务副省长，我就专门管工业吧。杨英杰同志对经济工作熟悉，那时正是大跃进，工农业计划指标很高，他管计划，干常务副省长好。这样，自己也回避和减少了与子厚同志的摩擦。
　　于是省里最后批准杨英杰担任了常务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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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开明和刘子厚的“摩擦”，还在大炼钢铁。
　　如果要研究人类疯狂行为，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是必须提到的一例。这可以说是世界一大奇观。
　　1958年8月，毛泽东下决心要这年的钢产量翻一倍，即由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为1070万吨。本来要完成原定年产量710万吨钢都非常困难，现在突然要在剩下的4个月里生产出600多万吨钢，根本不可能。但毛泽东既然已经决定，就不惜一切代价，用大搞群众运动来实现。于是特地颁发了中共中央文件，一声号令，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河北省与全中国一样，到处都是土高炉林立，浓烟滚滚。入夜，你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红红的光芒星散在漆黑的大地。农民们昼夜加班，直到深夜，大喇叭里还广播着优美的革命歌曲。
　　河北全省有460万人在炼铁。逐鹿县有个80多户的三堡村，为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烧了。不仅把山上的野树伐光，还把果园里的果树、葡萄藤砍了，用来炼钢。实在找不到木料，就把无人住的房屋扒掉，找出旧木头来炼钢。甚至有的村还把老人给自己准备的棺材都拿去烧。
　　毫无科学知识的农民能炼出什么钢来？质量合格与否？经济核算是否值得？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认真过问。革命热情完全压倒了人们的正常理性。
　　胡开明是主管工业的，省委让他具体负责大炼钢铁。他很清楚本省钢铁产量所能达到的极限。河北当时只有个唐山钢厂，再大跃进，也不能成倍地增产。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省委要胡开明搞一个当年产铁的计划。胡开明找各有关同志研究之后，提出了年产30万吨的指标。过去河北连一吨铁也不生产，这个计划已相当破格了。
　　可刘子厚一听，就批评胡开明思想不解放，把指标定得太低。他撇开胡开明，自己召集地委书记开会，提出100万吨指标，并具体分到各地市。7月底，刘子厚主持召开省委会，又提出125万吨生铁指标。并发出了“破釜沉舟，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口号。
　　胡开明当然不能接受刘子厚的指责，炼钢炼铁是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技术工程，不能想当然，不能凭热情，得按照高炉的承受力确定指标，否则高炉就要出事故。眼看这么瞎指挥，胡开明无法认同，就主动提出：大炼钢铁的工作由别的同志负责吧，我去负责交通，保证你们炼多少，我就运多少。
　　省委批准了，他才得以从大炼钢铁中脱身出来。
　　为此刘子厚对人说胡开明思想比较保守。
　　结果呢，目标根本无力实现。
　　然而1959年春召开省人代会时，刘子厚仍未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稿上又提出了当年要生产300万吨铁。胡开明看后当面向他提出：我省既无这么大的炼铁设备和生产能力，又无所需资金和技术人才。同时铁的生产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但刘省长根本听不进去，认为设备和能力可以增加，资金和技术人才可以争取，国家计划可以申请，完不成以后再更改。
　　胡开明仍坚持不要公开这一指标。双方争执不下，就一道找林铁。最后林铁还是同意了刘子厚的意见。结果造成了河北经济极度困难的局面，为了炼铁，严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弄得全省生活用品奇缺。后来虽然不得已降低了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到了1959年春，连老书记林铁也头脑发热，在省委会上提出“农业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号。刘子厚、马力等人一致赞成。只有杨英杰不同意，胡开明也认为不能这么提，实现有困难。副省长李耕涛坚决支持刘子厚，他说：这就像打球一样，你要想打赢就能打赢，关键是有没有自信。
　　此话博得书记处多数人叫好。于是就宣布，除了杨英杰和胡开明外，一致通过。
　　以后由刘子厚主持省委开会，再次提高农业生产指标。把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提到800亿斤，省委农工部长王路明甚至还提出1200亿斤。还提出了苦战3年改变河北面貌和各项工作力争全国第一等口号。而实际上，丰收的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才167.5亿斤，到1959年产量下降到147.9亿斤。
　　河北出了徐水这个共产主义典型后，总想再闹出点名堂，再拿个全国第一。
　　河北省委曾在 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了1959年5 月，河北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伙。
　　这就是河北的大跃进。

　　请缨指导张家口反右倾

　　全国左的倾向本来已非常严重，谁也没有料到，在1959 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会议集中揭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这一批，更是左上加左。
　　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认为右倾思想已经成为目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不彻底批判，无法贯彻党的总路线。
　　8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毛在批示中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
　　于是从1959年8月到次年3月，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首当其冲被打倒。
　　据李锐同志估计，反右倾运动打击了大约350万人，其涉及的面比1957年反右要大得多。正如作家韦君宜所说：尽管1957年打倒的右派分子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子。到了“反右倾运动”才真正把矛头对准了广大干部群众。凡对形势不满，发几句牢骚的，只要揭发出来，全给打成了右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河北是大跃进的先锋，自然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声势浩大地展开了反右倾斗争，相当凶猛。（3年后的1962年，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到河北搞甄别工作，他形容河北反右倾运动是：有辫子抓辫子，没辫子抓头发，没头发抓头皮。）
　　1959年8月24日在天津河北宾馆召开了中共河北省委第一届八次会议。会议后一阶段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了一份彭德怀给毛主席的意见信，并让大家看后谈感想。省委没有表态这封信是对是错。那时庐山会议刚开完不到一个月，谁也不知道彭德怀出了问题。
　　胡开明和省工交工作部长张何明被分到了张家口小组。和大家一样，他们反复阅读这封信，对彭老总信的命运和省委这么做的目的做了种种猜测。
　　出席会议的都是久经政治运动的各级党政干部。他们感到气氛有些异样，预感到彭德怀这封信出了什么问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信后，感到句句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
　　一天晚饭后，葛启约胡开明和张何明出去散步。途中，葛启问胡开明：你们看了彭老总的意见信，发现了什么问题呀？
　　胡开明摇摇头：看不出什么问题。
　　张何明说：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葛启叹了口气：我总觉得这样开会有名堂。如果说彭老总的话讲错了，那我的话就更错了。他说的话我都说过，而且有些话讲得比他还重。
　　自从郑州会议有纠左的精神之后，葛启在公开讲话及发表的文章中，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位魁梧的北方大汉有一米八高，说话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不会察言观色，揣摩领导心思。
　　大会的第二天，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就点了葛启的名：这次会议重点是解决当前河北省的右倾问题，你葛启要做好思想准备。张家口的工作有成绩是你的，有错误也是你的，出了右倾问题更是你第一书记负责。总之要正确对待。
　　葛启百思不得其解。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按照中央文件纠正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怎么就右倾了呢？
　　省委印发了《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都是东摘几句，西挑几行，支离破碎，歪曲了原意。葛启看后想不通，就向省委提出：不能断章取义，要印就印全文。但省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并指责“他有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
　　性质一下子成了敌我矛盾！从这天起，河北宾馆发生了明显变化。会议气氛变得沉重而压抑。人们都严肃起来，默默无声，再不敢随便说话。
　　张何明很为老战友葛启打抱不平，对葛启说：这不是突然袭击吗？咱们找林铁书记去。
　　葛启想了想说：算了，以大局为重。
　　当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后，大家才明白中央抓了彭德怀，命令各地也要抓彭德怀式的人物。河北必须揪出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典型，才能应付中央。葛启就成了其中一个。
　　中共中央文件的威力巨大。只个把小时功夫，昔日的战友、领导、同事现在都幡然变脸，板起面孔，对葛启进行了批判。他们纷纷表态，拥护省委决定。张家口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再也不敢到葛启住的屋里去了。
　　只有胡开明与张何明依然如故，见了葛启的面还与他打招呼，并时不时到他的房间看望。张何明还端着饭碗专门到葛启身边，一起吃饭，以后又干脆同他住一个屋，给了葛启极大的信任与温暖。
　　会议结束时，胡开明还特地邀葛启喝酒，鼓励他要经住考验，想开一些。葛启非常感动。多年之后葛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开明同志和何明同志都是我的上级，对我十分了解。在我危难之时，前来看望我，关心我，让我总也不能忘记。这是真正的同志关系。
　　经过几天的揭发批判，刘子厚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从今年1月开始，葛启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攻击省委直到中央领导。这种攻击延续到7月，葛启在《大海陀》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市人大会的讲话，达到顶点。
　　刘子厚还点名批判了张家口主管农业的市委书记史万修，说他也散布了大量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
　　会议并作出了《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表决时，除了张何明没有举手，全体通过。
　　与此同时，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批评大跃进期间粮食估产和总产都不真实）和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认为人民公社不宜过大，反对强迫农民吃食堂）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英杰也给定成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到批判。他的主要错误是主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
　　同年9月19日，河北省委正式通知，因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葛启的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和史万修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张家口市委（当时地市合并，整个张家口地区统一由市委领导）一下子揪出了两个主要领导，群龙无首，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向省里紧急要求派人下来主持工作，稳定局面。
　　派谁去张家口好？省委认为张家口的问题严重，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领导反右倾运动。胡开明参加了酝酿人选的常委会议，出人意料，他主动提出自己带工作组去张家口。
　　他在张家口工作多年，与老葛也非常熟悉，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的心情无法平静。胡开明对葛启这个人相当了解，多年搞公安，一直都比较左，有时候左得还很厉害，几乎每次运动都偏左，怎么会右倾呢？无非是被大跃进给弄清醒了，说了一些大实话，对上面（主要是刘子厚）的某些言论和做法提出了些批评。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端，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风极端淳朴。胡开明知道那里的干部出了名的老实、听话。老葛一向对党忠心耿耿，干嘛要反党，反三面红旗呢？老葛一倒，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为了正确展开反右倾运动，尽快稳定局面，经过反复思考，他才向省委提出到张家口工作的要求。
　　1959年9月下旬，省委派出工作组赴张家口指导反右倾运动。胡开明为组长，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副组长。

　　停止张家口基层反右倾

　　胡开明到张家口后，首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反右倾的精神。
　　10月8日，又在市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他代表省委宣读了对葛启和史万修的处分决定。葛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留市委委员；史万修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
　　会议开了10天。讨论、学习、座谈、批判、揭发。
　　会后，全张家口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各机关、厂矿、学校发动干部群众相互揭发，大鸣大放和自我交心，并对572人做了重点批判。
　　11月初，又在农村公社干部中确定了10133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为批判对象。
　　张家口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搞的轰轰烈烈。
　　市委召开的揭批葛启的小型会议，胡开明几乎每次都去，他既听同志们的批判，也听葛启本人的申辩。在深入实际的调查中，在大量事实面前，胡开明变得阴郁了，他紧皱眉头，陷入深深地思索。葛启的问题，原来不甚了解，一听了他本人的申辩和解释，才觉得人家说的干的都很有道理。
　　除了在办公室里开会，听汇报，胡开明深入到全市重点单位一个一个地了解反右倾情况。他先后找了十几名犯错误的县社干部谈话，耐心倾听他们的申诉。另外也邀请了一些反右倾的积极分子座谈，平等地交换意见。
　　晚上回到家，胡开明还神色凝重，不苟言笑。秘书曲维镇是刚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们都说胡省长开朗乐观，为人随和，好说话，现在为什么整天板着脸孔，让人不敢接近？
　　那一阶段，胡开明一天到晚就是找人谈话，了解情况。
　　秘书做梦也没有想到，胡开明通过这些天的深入调查，与葛启的那些“错误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越了解情况，越感到葛启没有错。
　　葛启批评张北县三天就公社化时说：你们跟群众商量了没有？这是代表了群众意见，还是强奸民意？
　　有何错误？
　　葛启针对有些人只说空话，不顾实际，一味迎合上面，批判道：有人抱着乌纱帽不放，抱住“方向”不放。地里打不出粮食，你吃啥？方向能当饭吃？
　　话是尖锐了一点，但有啥不对呢？
　　葛启说大跃进的教训是血淋淋的，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多么一针见血。
　　对史万修的批判也如此。因为不同意省委分配给张家口8亿斤的增产指标，争辩了几句，就说他对抗省委；因为对下面的强迫命令和不切实际地大搞夜战进行过批评，就说他压制群众的冲天干劲；因为反对虚报浮夸，提倡讲真话，就说他反对大跃进。并把他去张北县整社指导工作，说成是凌驾在地委之上……
　　理由也非常牵强。
　　老史工作认真，脾气不好，对不正之风嫉恶如仇。下张北县蹲点时，狠整了一批搞五风的干部。毫不客气的把那些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基层干部抓了一批。可能也有些过火，弄得不少公社、大队干部一提起史书记，都发怵，谈虎色变。但从大的方面说，他坚决纠正了原张北县委左的错误，这是主流。可省里不但没肯定，却把他开除了党籍。
　　一次在与秘书曲维镇聊天时，胡开明历数1958年以来发生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一平二调、大办食堂、共产风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十分激动地问：你说这一切到底是右？还是左？能都怪下面基层干部吗？老葛说的那些话符合事实，句句都在理，都有根有据。他的用心是好的，就是在省里讲的话太多太冒了，让人给抓住辫子。
　　曲秘书这才明白胡省长总阴沉着脸，心情不好的原因。
　　胡开明是奉命下来指导反右倾的，批判葛启的错误是他的主要任务。他表面上必须执行省委组织决定，但内心又觉得葛启的话没有错，这就使他非常矛盾，非常痛苦。
　　一方面，葛启已定性，不能硬抗，形式上还必须批判他。另一方面，又必须掌握好火候，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能对葛启伤害过重。这真要很费一番脑筋。
　　临来张家口前，他特地拜访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请教下去怎么批葛启。张承先出了个主意：重点从世界观上批，这样就可以绕过一些具体问题，绕过一些不好反驳的事实。
　　于是他就照此办理，对葛启批是批，但侧重于理论，少谈具体工作，尽量缓和气氛，减轻压力。在批判过程中，还多次允许葛启本人申辩，说明实情。他在大会上还是称葛启为老葛。生活待遇一切照旧，不歧视，不疏远，该打招呼还打招呼。
　　秘书提醒他，市委批判葛启的大会很快就要开了，发言稿须赶紧敲定。他这才把发言稿拿出来看，字斟句酌地修改。为了这篇稿子，他着实费了心思，一遍一遍地改，连个标点符号也精心琢磨。定性是省委定的，他无权改变，就只好在语言措辞上下功夫，尽量委婉，尽量全面。连着干了好几个通宵。
　　他这么苦心积虑地修改，用意是既让上面挑不出毛病，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对葛启同志的伤害。
　　……
　　自古以来，上面下来的钦差大臣，都是以杀人、整人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这是效忠皇上，获取重用，升官晋级的最佳良机。而胡开明正处此位置，代表省委来张家口全权监督反右倾工作。
　　可他享有大权却不用，甚至或明或暗地软化斗争烈度。
　　11月中旬，胡开明决定去张北县，了解那里的反右倾斗争情况。这是全省闻名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大跃进时的一个先进典型。曾与徐水县并列，在全河北省最先人民公社化。
　　坝上的11月已非常寒冷，早晚都要穿棉袄了。
　　胡开明走进县委宿舍，一眼就看见了原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主动与他打招呼：老刘！
　　没料到，刘文达看见了胡开明却低下头，扭身就走。胡开明在察哈尔工作多年，与刘文达很熟悉。他有些不悦，又大喊一声：刘文达！谁知刘文达闻声跑了起来，一直跑进里院的一间屋子。
　　胡开明生气了。怎么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他迅速追了过去。到了那间房门口，一推，里面插着。胡开明伸出拳头，使劲擂门，喝道：开门！开门！
　　刘文达不得不打开了门，哭丧着脸。胡开明气冲冲地质问：你为什么躲着我，我是狼，还是老虎，要吃你呀？
　　刘文达沉痛地说；胡省长，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啦！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要见人，也不能跟你打招呼，理都不理，追你还跑，还把门插上，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呢！”
　　刘文达嗓子哽咽着说不出话，长叹一声：“胡省长，我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得不明不白哇！”
　　胡开明问：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我刚刚调来，今年4月份才上任，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些右倾错误，才几个月的功夫就稀里糊涂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前县委第一书说着说着流了泪，最后索性嚎啕大哭。
　　从刘文达房子出来，胡开明又去找张文光，这也是他很熟悉的一个老部下。县里同志说：他因为组织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反省。
　　见了张文光，胡开明开门见山问：你组织了反党集团？
　　对。
　　怎么回事？
　　大跃进时，原来的县委第一书记胡子奇提出粮食亩产400斤，我说这在坝上根本做不到，是浮夸。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后，我又降低了粮食指标。
　　就这些吗？
　　我们三个主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不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那这里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粮食？
　　平均不到100斤。1959年上面要继续搞大跃进，县委准备开会研究农业问题。我们分管农业的书记为了县委研究方便，事先碰了碰头，准备了个意见。在开会讨论时，我们对1958年全县亩产400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那是假的，欺骗了上级和报社记者。事实上全县共有200万亩土地，那总产量是200万亩产的。但为了争先进，就少说了110万亩地，说全县有90万亩土地，这样亩产就达到了400斤。我们认为1959年不能再这么干了，应实事求是制定计划。就为这个，我们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还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领。
　　胡开明问：张北亩产300斤行不行？
　　不行。
　　亩产200斤行不行？
　　够呛。
　　那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
　　平均超不过100斤，弄好了，100多斤。
　　从所谈情况看，胡开明感到张文光是有头脑的，实事求是的。
　　随后，胡开明又去县城附近的海流图公社，见到一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公社副书记，这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村干部。
　　胡开明问他：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说：上面嫌我胆子小，暮气沉沉，不敢放卫星。
　　胡开明心里万分沉重。公社这一级再抓右倾，又得整多少人哪！听说张北的公社书记百分之十以上挨斗。他感到这右倾决不能再反下去了。
　　次日，胡开明又突袭了几个1958年放过卫星的先进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中午饭，每个社员发4个焖土豆，一碗怪味儿刺鼻的野菜汤。老百姓一口土豆，一口菜汤。而胡开明记得材料上宣称：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狼窝沟的一户社员，孩子饿得哭声不断。母亲骨瘦如柴，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中，却挤不出一滴奶水。母亲叹道：不怨娘，谁叫你生在这年头儿呢？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全大队的库房里只剩下一个粮食底子，家家户户几乎没有存粮。而按上报的材料，这里的粮食大丰收，库房严重不足，再扩大十倍也放不下。
　　这就是全省闻名的粮食高产县张北的实际情况。
　　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地广人稀，土壤贫瘠，十年九旱。无霜期只有90多天。解放后生产力有了提高，粮食平均亩产才达到了100来斤。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张北县委第一书记胡子奇在放卫星的感召下，提出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县里有些干部认为，张北气候寒冷，条件恶劣，这个指标不切实际。胡子奇听不进去，发动全县展开大辩论，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开展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插红旗拔白旗，大反所谓“右倾保守思想”。
　　当时村村在墙上刷写着醒目的大标语：只有低产的思想，没有低产的土地；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实现元帅县，张北和其他县一样做了很多左得可笑的事情：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找毛毛虫，为的是煮肉施肥。还将44，000斤食用香油和牛奶倒在试验田里作肥料。农民的菜缸、水缸全被收集起来当尿缸，储存人尿，用以沤肥。老百姓的衣柜木箱也征来运送肥料。
　　1958年10月，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代表大会通知后，张北县为了争当先进，将全县200万亩土地的粮食产量说成是90万亩所产。亩产自然就达到了412斤。
　　张北县受到了省里表扬，并派代表出席了全国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张北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成为高寒地区大跃进的典型。
　　然而第二年，春耕播种开始时，全县却出现了粮荒。康保镇有一售货员因家里人口多，发生断顿而自杀。市委第一书记葛启早就对张北粮食产量存有疑虑，立即派人下去查，发现很多农民家已无粮做饭。而县委第一书记胡子奇却辩解说这不是事实，并派工作组去查，回来汇报说仓库中全垛满着粮食。葛启不信，再次派人查，反复了解，大队干部终于说了实话：粮库中所垛麻袋里面装的全是草，只有门口垛着的是粮食。真相大白，胡子奇无话可说。
　　进入4月，张北粮食更加紧张，而胡子奇却仍断言：困难是暂时的，要警惕有人企图借此否定大跃进。
　　葛启当机立断，把胡子奇撤了职，换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刘文达任张北第一书记。并让史万修前去张北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坚决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打人吊人的干部。
　　几个月后，全国展开反右倾运动，葛启受到批判。胡子奇趁机告到地委，结果刘文达倒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子奇又恢复为县委第一书记，把反对他的人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胡开明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心中十分焦虑。
　　他知道张家口地区非常穷，在全国是出名的。但下去实际一看，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全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马上来临，很多社员连一件像样的棉衣都没有。
　　全地区50多万户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家家户户都那么贫穷，衣衫褴褛。据秘书曲维镇讲，他下到一个村庄时，看见有户农民，家里只有一张破炕席，两床脏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冬天就枕在土坯上睡觉。穿的那个破棉袄，烂开了花，露着污黑棉花。最严重的是这绝非一两家人问题，而是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赤贫。
　　大跃进之后，全国已解放10年了，我们的老百姓还过着这样的日子，与解放前没有两样，甚至更穷更苦。胡开明非常心痛，他想起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句话，心如刀绞，深感对不起老百姓。
　　可眼前，除了物质贫乏之外，政治上还要挨整。谁若对大跃进不满，就给你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批你治你。而基层干部要是稍稍向上反映一下老百姓的疾苦，就是否定大好形势，给大跃进抹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胡开明明白下面那些犯右倾错误的干部，都是比较实事求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他主张对这些干部的组织处理一定要慎重。他认为口头批判错了，还能收回，而组织处理错了，后患无穷。不仅造成心灵创伤，感情对立，牵连的人多，政治影响也恶劣。
　　为慎重起见，胡开明又让张何明到张北县核实。张此时已调到张家口市任书记处书记。他经过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那里的干部根本不是什么右倾问题，打击面过大。
　　可刘子厚省长却断言：张家口地区起码要揪出100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怎么办呢？
　　胡开明想：葛启、史万修的问题我管不了，那是省委定案并报中央批准了的。整个反右倾斗争我也阻止不了，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布置的全国性大运动。但是张家口地区县以下的反右倾，我作为反右倾领导小组长还是能说了算的。
　　考虑再三之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先平和地叙述了自己在调查研究中所了解的情况，边介绍，边暗暗告诫自己初来乍到，说话要谨慎，别说过头儿。但说着说着，便控制不住自己。当说到很多敢于说真话，老实正派的干部被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判时，他激动了，高声说：老解呀，下边的反右倾不能再搞了，这样搞，谁还敢说话，谁还敢实事求是？我想在张北县开个全区的电话会议，宣布反右倾运动刹车，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解峰完全了解下面的情况，当场表示：同意你的意见。
　　多年之后，解峰回忆当年接到胡开明电话的情景说，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老胡是省委派来指导反右倾的工作组长啊！
　　胡开明又把停止反右倾的问题提交常委会讨论。张北县的反右倾运动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姚彤华和组织部长张俊英两个同志定的案。胡开明对张俊英说：处理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你谈谈意见吧？
　　张说：当时我做不了主，是老姚定的。我没有意见。
　　胡开明又问老姚有什么意见？
　　姚彤华说：没有意见，错了就给改过来吧。
　　这样常委会就通过了停止反右倾，为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的决定。并调张文光到市委政策研究室任主任。
　　电话会议召开了，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胡开明代表省反右倾工作组和市委的讲话。他郑重宣布：公社以下单位立即停止反右倾。
　　指导反右倾的省委特派全权代表带头停止了反右倾，这颇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胡开明就干出来了。
　　上面给他提供了条件，提供了舞台，提供了机会，让他在反右倾运动中大显身手，他却没热情去搞。他惟一的想法是要尽力减轻这场反右倾的恶果。
　　结果，几年后他也像葛启一样，被同志们揭发批判。（原载《往事》第九十六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

　　作者简介：老鬼，1947年生，原名马波，作家。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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