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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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目  录
序    不应忘记的历史 朱佳木
引子
第一章 历史的选择
日本战败投降
共产党武装挺进东北
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
背靠“小沙发”――朝鲜
第二章 中共高级干部赴朝
陈云和肖劲光赴朝
罗荣桓赴朝
李富春赴朝
周保中赴朝
刘亚楼赴朝
江华赴朝
莫文骅赴朝
朱瑞赴朝
伍修权赴朝鲜
王效明赴朝鲜
第三章 驻朝和对朝办事机构
平壤办事处
南浦办事分处
满浦办事分处
新义州办事分处
罗津办事分处
北朝鲜华侨联合总会
图们办事处
第四章 安东战略大转移
金日成将军亲临安东
安东省政府物资转移到朝鲜
安东省政府机关人员撤退到朝鲜
辽南二地委撤退到朝鲜
辽南四地委撤退到朝鲜
《辽东日报》社机关及新闻台撤往朝鲜
《辽东日报》印刷厂和部分干部记者撤到朝鲜
《辽东日报》所属新闻学校借道朝鲜
安东广播电台撤往朝鲜新义州
安东造纸厂借道朝鲜
安东省立联合初级中学借道朝鲜
来自华北的千名干部借道朝鲜
吕其恩率领安东省保安旅借道朝鲜
第五章 通化战略大转移
通化市县政府的物资转移到朝鲜楚山
通化广播电台撤到朝鲜中江
后方司令部直属供给处借道朝鲜
于志敏随同千名八路军部队借道朝鲜
临江县党政机关向朝鲜疏散
辑安县党政机关向朝鲜疏散
辑安兵工厂借道朝鲜向珲春转移
通化航校借道朝鲜转移飞机
第六章 借道朝鲜转运物资
军工部借道朝鲜转运军工物资
晋察冀边区办事军借道朝鲜运军火
瓦房店纺织厂借道朝鲜
民主联军第七师借道朝鲜运送武器弹药
长白县和大连借道朝鲜转运粮食
华润公司海上借道朝鲜转运物资
第七章 军政人员借道朝鲜
香港民主人士借道朝鲜去北满
国民党184师起义部队借道朝鲜向北满转移
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借道朝鲜赴北满
大连坦克学校借道朝鲜转移北满
薛雯借道朝鲜千里寻夫冯仲云
香港教授借道朝鲜去大连
民主联军第七师留守家属借道朝鲜去北满
杜平借道朝鲜
李一氓三次借道朝鲜
华北军工考察团借道朝鲜去北满
段子俊借道朝鲜去大连
印刷厂工人借道朝鲜转赴临江
大连进步青年借道朝鲜赴北满
其他单位和人员借道朝鲜
第八章 “四保临江”战役中设在朝鲜境内的战略后方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勤指挥部和后方兵站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方医院
驻在朝鲜境内的后方运输队
第九章 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物资支援
支援武器
支援布匹和军装
支援水袜子
支援纸张和印刷材料
支援电力
互相贸易
第十章 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人力支援
从苏联回到中国东北的抗联朝鲜官兵
挺进东北的朝鲜义勇军
朝鲜人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朝鲜人部队南下参加关内解放战争
朝鲜人部队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
将3个朝鲜师送回朝鲜
在平壤高丽宾馆见到的“高丽八路军”
                    序
不应忘记的历史
——《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朱佳木

时下的年轻人大多知道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支援过朝鲜，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和朝鲜人民也支援过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尤其是支援过东北的解放战争；也很少有反映这一史实的文章，尤其至今没有一部反映这一史实的专著。而摆在读者面前的、由吕明辉同志所写、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就是一本叙述这段历史的专著。
吕明辉同志是吉林省通化市人，曾长期从事文化和新闻工作。他当过兵，退伍后担任过集安县的文化馆长、文化局副局长，通化市的群众艺术馆馆长、报社副总编，还担任过区委的政研室主任、市委的办公室督查室主任等职。他酷爱创作，工作之余，勤于笔耕，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60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梅娘》、《尴尬一回》；还有数部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海湾危机十年纪实》、《金日成与张蔚华》、《朝鲜纪行》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以下简称《纪实》），是他自2008年开始写的有关朝鲜题材的又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纪实》一书主要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朝鲜劳动党支持下，把北朝鲜作为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的，朝鲜同志又是如何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中国解放战争中与中国同志并肩战斗，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人陈云是如何参与制定借重朝鲜坚持南满解放区斗争方针的，又是如何取道朝鲜前往南满解放区领导“四保临江”战役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办事处是如何尊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正确处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通过建立与朝鲜同志亲密友谊，完成“四保临江”战役中南满伤病员安置、战略物资转移、过境人员输送、作战物资接运等一系列任务的；朝鲜劳动党及其领袖金日成同志又是如何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想方设法满足办事处提出的各种请求，有时甚至主动帮助中方解决困难的。全书25万字，史料充实，文笔流畅，既有文学作品的生动、形象，也不失纪实著作的严谨、庄重，字里行间充满对中朝两党两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厚感情，读者看后自然会明白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会对金日成首相说：“我们两家的关系，总是我们有事你们帮忙，你们有事我们帮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说：“过去在中国人民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刘少奇主席为什么会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年代里，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和吕明辉同志素昧平生，他之所以邀请我为他的这部书写序，完全是因为他听说我父亲就是当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的全权代表及办事处主任，我本人还在上世纪80年代又担任过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秘书。而我之所以答应为他这部书写序，除了因为我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知道这个题材具有在这一领域填补空白的意义之外，还因为我听说这部书是在他身患癌症并为此切除了右肾的情况下，而且是自己花钱四处收集资料、访问知情人而写成的。我平时很少答应给人写序，主要原因是很难抽出时间看书稿。既然我答应为这部书写序，自然少不了要看书稿，因此也就想到了一些使这部书更加完善的意见。在同他电话交流中才知道，不久前，医生又发现他的左肾有一小块癌变，并做了左肾局部切除手术。因此，他的想法是尽快让这本书付梓，如果命运能给他更多时间，等书再版时他再修改。听了这一席话，我一方面放弃了关于请他进一步修改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为这部书写序的决心。面对这样一个有意义的选题，面对这样一部有血有肉有骨头的著作，面对这样一位事业心、责任心如此强烈的好同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说到我和这部书的选题，还真是有那么一点因缘。我的父亲朱理治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于1945年9月底，率代号为“太阳队”的19位同志步行奔赴东北，其中包括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革命家危拱之，历史学家吕振羽，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等。年底，他们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所在地郑家屯，我父亲被分配到吉江省委领导下的洮南（今吉林省白城子地区）任地委书记。翌年4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大城市撤退回国，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同志调我父亲去哈尔滨做北满分局秘书长。于是，父亲和已怀8个月身孕的我的母亲一起前往哈尔滨。到后不久，因国民党军攻克四平，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均撤到了松花江以北，并做好了进一步向北撤的准备。这时，我母亲已临产，故随其他家属一起，先撤到了当时合江省的首府佳木斯，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我父亲则于同年8月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派遣，同民主联军副司令萧劲光一起利用国共停战之机，秘密到当时仍由苏军占领的大连采购军用物资；然后乘船到北朝鲜的首府平壤，组建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9月，萧劲光同志返回哈尔滨，我父亲则留下，作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的全权代表，负责领导这个办事处。
我们党当时所以要在北朝鲜设立这个办事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已占据了由哈尔滨到沈阳的交通干线，切断了北满解放区与南满（即今辽宁省丹东和吉林省通化、白山一带）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靠北朝鲜加以沟通；同时，也为了在国民党军进攻南满解放区时，把北朝鲜作为转运伤员、供应物资的后方。朝鲜半岛当时以北纬38度线为界，北部即北朝鲜由苏军控制。原来在中国东北参加过抗日武装斗争，后于1941年同中国抗日联军周保中部转移到苏联境内的金日成将军，率部随苏军一起接受了日军投降，并于1945年10月在平壤宣告成立朝鲜共产党（后改称劳动党），并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由金日成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金日成以及崔庸健等许多北朝鲜的领导人过去都曾在中国参加过革命和抗日斗争，故与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之间有着亲密的战斗友谊。正因为如此，东北解放战争打响后，大连地下党、南满解放区和胶东解放区等都在平壤或朝鲜其他一些地方设立临时性办事机构，有事都要找最高领导，使朝方无所适从、穷于应付，也很希望我们党能在朝设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把它们都管起来。因此，东北局组建驻北朝鲜办事处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金日成委员长的亲切关怀下，办事处被设在平壤市大同江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104番地的一座四层大楼里（据说在朝鲜战争中，平壤市的建筑物几乎都被炸没了，唯独剩下一座城门和这座大楼），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这里原来是华侨开的饭店，名叫“东华园”，旁边还有一座二层小楼，作为办事处的招待所，叫做“西华园”。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处，并设有与东北局联系的电台，工作人员近百人，主要领导干部有文士帧、李思敬、周力、李泮明、李景天、倪蔚庭等，各处的负责人有齐光、倪振、黄友年、杨振荣、李文和、黄林、白玉洪等。办事处还在北朝鲜的南浦、满浦、新义州、罗津设立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主要领导干部有宫和轩、王作藩、甘朋文、李长庚、王先成、朱鸿升、吕亮屏等。另外，我父亲还与朝方商量，在朝鲜劳动党中央设立了一个华侨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由朝鲜同志出任主任，中国同志出任秘书长。首任秘书长就是《延安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郑律成同志的夫人丁雪松，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的女大使。
不出我们党所料，办事处刚刚建立，国民党便利用在停战时间集中的十多万兵力，按照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于10月中旬分三路对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重新燃起了东北战场的战火。那时，南满解放区被压缩在只有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辑安（今集安）等五个小县不足40万人口的狭小区域里，部队只有两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共四万余人。坚持还是放弃南满，成为摆在东北局和南满解放区及部队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陈云同志在东北局讨论南满问题的会议上力主坚持南满，并自告奋勇前往帮助那里的工作。经中央批准，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任命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分局副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同志为分局副书记和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1月3日，陈云与萧劲光同志乘火车绕经佳木斯、桦林、东京城（今宁安市）、图门进入朝鲜，在平壤住了七八天，会见了金日成同志，然后前往朝鲜与南满的边界，通过结冰的鸭绿江进入南满解放区。我母亲抱着刚刚出生4个月的我，就是搭乘陈云、萧劲光的这趟专列到平壤，与我父亲会合的。我和母亲留在了平壤，直到1948年9月随父亲回国。在朝鲜期间，我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大弟弟。父亲用地名给我们起名字，我因为生于佳木斯，就叫佳木，我这位弟弟自然就叫平壤了。2006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身份率团去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我们的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在宴会上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去过朝鲜吗？”我用对方没有察觉的速度迅速思考后回答道：“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去过，记事的时候没去过。”他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是啊，说我去过朝鲜吧，我确实没去访问过；说我没去过朝鲜吧，我确实在那里生活过两年。这可以说是我与《纪实》一书的第一个因缘。
我与《纪实》一书的第二个因缘是，我于上世纪80年代担任陈云同志秘书期间，曾亲耳聆听过他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历史问题的一系列回忆和论述。1983年7月，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同志为他们编辑的《辽沈决战》一书题写书名。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让我把书稿拿给他。当他看到其中作者大部分是部队指挥员，内容也大部分是战斗回忆，而且文章大部分以前都发表过，便就如何看待辽沈决战胜利的原因、如何编好这本书等等问题，对我谈了一席话。我把这些话整理成文字，送给他审阅。他看后又讲了一些新的意见，我接着修改补充。就这样，边谈边改，边改边谈，前前后后一共谈了八次，最后由他逐字审定，形成事后收入《陈云文选》的《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一批解放战争期间曾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了该书的编审领导班子，中央书记处也审阅批准了该书的改编规划。此后，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就该书编辑中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应当怎样看待苏联、朝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当谈到为什么我们党抗日战争结束前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却在那里打响并打胜了解放战争第一个大战役的问题时，他讲了六条原因，第一条便是苏联和朝鲜的作用。他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他在同参加《辽沈决战》编审工作的一位老同志谈话时又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因此，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后来，他为了会见我国“一五”建设时期担任过国务院经济总顾问、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让我起草一个谈话稿，交代其中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是不会忘记的。”此前，他在1981年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也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他指出：“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可见，陈云同志关于撰写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时要如实反映苏联和朝鲜对我们的帮助，不要忘记这些帮助的观点是一贯的。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公正，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受施无忘的传统美德。今天，我在为《纪实》写序的同时重温陈云同志3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仿佛就像他在告诉我应当如何看待《纪实》一书的意义，感到格外亲切。
同所有文章和著作一样，《纪实》一书也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比如，在材料的选用上，在观点的表述上，在轻重的安排上，在章节的布局上，《纪实》都有可以继续斟酌、推敲、改进之处。但是正如我前面说到的，由于作者身体条件和工作条件所限，书稿能达到如此程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更可贵更令人感动的是吕明辉同志的精神。面对癌症，他毫无畏惧，唯一使他焦虑的是命运能留给他多少时间，能否让他看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出版；唯一使他企盼的是命运能留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不仅看到这部作品出版，而且有时间在出版后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争取今后再版。可以说，他正在用自己的生命与死神赛跑。我相信，当读者了解到这些情况时，也会和我一样对《纪实》一书的瑕疵给予更多的谅解。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依靠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给予中国革命以国际主义支援的结果。当我国人民今天的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所有为了中国的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献出自己精力乃至生命的老一代革命者；同时，也不能忘记所有对于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自由、幸福的斗争给予过帮助的外国党、外国政府、外国友人。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我想，这是《纪实》一书的意义所在。


2013年5月7日深夜于三己斋

引子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朝鲜金日成首相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在与其谈话中曾经说道：“我们两家的关系，总是我们有事你们帮忙，你们有事我们帮忙。这是对中朝关系一个很好的概括。朝鲜已处于危难之际，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毛主席所说的 “我们有事你们帮忙”所指是什么呢？
毛泽东主席在同金日成首相谈话中还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
毛主席所说“五星红旗上染着朝鲜烈士的鲜血”所指是什么？
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中说：“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在长期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友谊被我们两国人民誉为鲜血凝成的友谊。过去在中国人民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都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
周总理所说“曾经不惜牺牲生命支援中国人民”所指是什么呢？
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在平壤市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一连用了四个“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做排比句来描述传统的中朝友谊，其中第一个排比句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的年代里，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同中国革命者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表现了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刘少奇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无数朝鲜革命者英勇地参加了我们的斗争”所指是什么呢？
1972年4月14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祝贺金日成主席60寿辰发出的贺电中说：“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您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兄弟的朝鲜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中国人民对此是永志不忘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提到的“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所指是什么呢？
1982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为祝贺金日成主席70寿辰发出的贺
电中说：“您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您非常珍惜传统的中朝友谊，并
为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您领导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
兄弟的朝鲜人民，发扬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真诚地援助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共中央贺电中提到的“真诚地援助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指是什么呢？
1992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为祝贺金日成主席80寿辰发出的贺电中说：“几十年来，您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您为不断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贺电中提到的“做出了重大贡献”所指是什么呢？
亲爱的读者，您能回答上述问题吗？
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上述问题做过诠释。
1950年7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人时指出：“你们见到金日成同志时，首先祝贺朝鲜人民军在劳动党、金首相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还要感谢朝鲜党、朝鲜人民在我们困难时期对我们的帮助。”
  “你们几个人都没有在东北战场工作过，可能你们不了解1946年、1947年东北战场的情况。”周总理又进一步做了解释，“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中，南满我军家属不得不撤到朝鲜境内，受到朝鲜党、临时政府和人民的亲切照顾。不仅如此，在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渠道。”
周恩来总理接着又说：“至于历史上，朝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你们都清楚，所以说中朝人民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对于朝鲜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帮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柴成文到平壤见到金日成主席时，转达了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过去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谢之意，提到周总理的这段话，金日成主席笑着回答：“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只是因为我们刚刚解放，我们的同志也不会安排，让中国同志吃苦了。”
   本书即将向你们讲述的正是这段中朝友谊的历史画卷――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不顾朝鲜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困难，对中国东北解放战争乃至整个中国解放战争进行了大量的支援――那是友谊、道义、物资、鲜血甚至生命的支援！
第一章 历史的选择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张学良率领30万东北军撤到关内，使日本关东军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占领了整个东北。
接着，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在中国东北实行了１４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陷入了亡国奴的灭顶之灾。
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抗战，十几万抗联将士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忍饥挨饿，爬冰卧雪，流血牺牲，英勇奋战，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有生力量，有效地牵制了日本关东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的军事行动。抗联的英勇斗争一直坚持到40年代初，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叛徒出卖以及远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等种种原因，抗联斗争陷入低谷。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抗联剩余部队陆续退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
东北仍然处于日本关东军的占领之下，仍然是满洲国名义下的日本殖民地，3000万东北人民仍然过着猪狗不如的亡国奴生活。
直到1945年，战局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日本战败投降
１９４５年对于日本人来说，是绝对倒霉的一年。
在中国战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战线越拉越长，难于尽快取胜，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淖。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在与盟军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日本战败基本形成定局。
３月２２日，日本皇军重要战略中继地硫磺岛遭到了美军千架次飞机地毯式轰炸，同时受到出现在海面上的美军庞大舰队舰载火炮数以万发的炮击。接着，美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和强大的坦克群强行登陆，攻占了硫磺岛，使日本帝国首都东京以及东部重要地区一览无余地袒露在美
军轰炸机群的机翼之下。
３月２３日凌晨，美军出动1400余艘舰船，18、3万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对冲绳群岛发动了攻击，历时三个月，冲绳陷落，日军驻岛第32军司令官中岛满中将和参谋长长勇中将剖腹自杀。
　　整个７月美军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９８座城市被炸成一片焦土，狂妄的日本人第一次在本土上尝到了战争的滋味儿。
　　整个８月美国空军更加强了对日本的打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如此集中的空中力量的打击目标。在战争的最后15天里，仅仅对付九州，我的第5空军和第7空军就出动了6372架次的飞机。这样，肯尼的远东空军用震耳欲聋的炸弹轰鸣声使他们对日本的打击达到了高潮。”（引自《麦克阿瑟回忆录》）
　　而且，随着德国的崩溃，日本及其保护下的伪满洲国开始面临苏联红军随时可能发动地面进攻的打击了。
８月２日，美、英、中、苏四大国政府联合签署《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和警告，同盟国对日本宣战。
８月６日上午8时，美军Ｂ－５２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一颗原子弹，随着一团耀眼火球的升起，灼热的光幅射和巨大的冲击波使广岛一下子变成一座死城。
８月９日，长崎又遭到美国另一颗原子弹的袭击，其遭受破坏的程度和死亡人数不亚于广岛。
　　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通知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苏联对日本宣战。由大量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组成的、势如铁流的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以远东红军第一方面军麦列茨科夫元帅６０万人，第二方面军普尔卡利夫大将３０万人，后贝加尔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６０万人，共１５０万人、３４００架作战飞机和５５００辆坦克组成的多兵种合成部队，在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红旗分舰队的配合下，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３５００公里战线，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突破满洲国境，向７０万日本关东军和３０万伪军发动了进攻。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向满洲南部推进。伪满洲国京城新京（长春）袒露在强大的苏联红军铁流面前。
８月１０日，蒙古共和国参加对日作战。
日本在盟军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崩溃了。
８月１５日正午１２点，日本东京都中央电台在奏日本国歌《君之
代》之后，播出了天皇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日本天皇裕仁宣布大日本
帝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８月１５日中午，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包括山田大将在内的高级军官们，在新京（长春）关东军总司令部（现中共吉林省委办公楼）三楼作战会议室里，收听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收听结束之后，作战会议室里哭声一片。
在哭声中，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们在考虑一个问题：虽然日本天皇下达了投降诏书，但帝国大本营关于停战的正式统帅命令仍然没有下达，苏联红军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应该如何行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８月１６日半夜，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大将在总司令部三楼作战室召开最后一次幕僚会议，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讨论关东军的命运。
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形成三种意见：
　　一是彻底抵抗。
　　二是继续作战，并相机在有利的条件下停战。
　　三是立即停战。
同意第一种意见的人占多数，第二种意见次之，同意第三种意见的人只是少数。
　　在三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总参谋长秦彦三郎流着泪讲话：“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否则，将永世成为乱臣贼子。那些顽固坚持抵抗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砍下来，然后再进行抵抗。”
  　总司令山田大将接着说：“诸君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一锤定音──就这样，关东军总司令部确定了“承诏必慎”的方针，大日本皇军关东军在这一天正式结束了它的生命。
　　接着，关东军总司令部接到了大本营关于立即停止对苏作战的“大陆命”（第1382号）和关于就地进行停战交涉并交出武器的“大陆指”。关东军总司令部根据大本营的这两个命令，向关东军在东北各地的部队下达了停战及解除武装命令。命令中第三项特别强调：“截至停战交涉成立时间起，停止反抗敌人的进攻，即使是处于自卫的反抗，也要尽量避免。”
　　８月１８日下午，日本亲王竹田宫中佐从东京飞抵长春，并于当晚７点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传达了天皇的圣旨──停止战争。
８月１９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停止通讯联络机能。
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还没有下达正式投
降命令，所以，苏联红军并没有停止向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滚滚而来的坦克铁流继续碾压着关东军的枯枝败叶。
到８月１９日，苏联红军第二路军已经占领了承德和张北。海参崴方面军突破虎林、密山、东宁、珲春一带关东军防区。苏联红军已经俘虏了关东军１４８名高级将领，５９、４万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到８月２０日，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且将总部设在长春。第四路军占领了佳木斯、嫩江等地区。
到８月２２日，苏联红军占领了旅顺和大连。
占领长春的苏联红军拟将苏军总司令部设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于是，８月２４日，关东军总司令部移址旧海军武官府及其他地点。
9月2日，日本向盟国总投降的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最大战舰“密苏里”号上进行。盟军代表是美国五星上将、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日本代表是重光葵、梅津美治郎。上午9时，签字
仪式开始。麦克阿瑟从舱内出来，神情严肃地走到扩音器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随后，他命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标志着日本政府正式投降。
　  ９月５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解除武装，总司令官以下的军官一行在苏联红军的押解下，从长春出发转到哈尔滨。９月６日，从哈尔滨出发抵达苏联哈巴罗夫斯克战俘营，正式成为苏联红军的战俘。
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8月21日逃往临江大栗子之后，又逃往沈阳，企图从沈阳乘坐飞机逃往日本，结果在沈阳飞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
至此，苏联红军控制了东北全境。占领东北全境的苏联红军按照旧《中苏友好条约》约定，不干涉中国内政。
于是，中国东北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共产党武装挺进东北
当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即将土崩瓦解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战略眼光放到了东北──东北内连华北解放区，外靠苏联、蒙古和朝鲜，战略地位对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有利。而且，东北有发达的工业和丰富的资源，只要解放和占领东北，将东北建设成后方基地，就可以为今后必然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后方援助。
所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仅仅
   ２天时间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接连发布了７道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是针对东北抗日战场的，其内容如下：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所提到的四路大军，属第四路大军李运昌部距离东北最近，所以，李运昌部于８月１３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成立了“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抽调8个团、1个营、两个支队共１、３万余人（占当时部队兵力的三分之二）和4个军分区司令部、4个地委书记兼政委以及２５００名地方干部，首先挺进东北。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14、15、16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于８月中旬分3路，北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入东北、热河，成为进入东北的第一支共产党的部队。
16军分区的曾克林部8月30日占领山海关，并且从山海关乘坐火车东进，于9月4日占领锦州；9月5日，该部进入东北第一重镇沈阳。一星期之后，该部又接连占领了沈阳附近的四座大城市本溪、鞍山、辽阳和抚顺。
14军分区的舒行部8月18日沿兴隆、承德、滦平前进，占领了围场和隆化等县城。
15军分区赵文进部8月17日经喜峰口向平泉、凌源和赤峰开进，8月20日抵达平泉，与苏联红军会师，接管了8座县城。
截至1945年10月，最先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已经发展到6万人的兵力，占领了辽西走廊和辽中地区的大部分城市。
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第三款派出的第三路大军山东部队，一部分走海路，一部分走陆路，一部分是海陆兼行，于10月至12月陆续进入东北并且占领各地。其中――
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占领磐石、海龙、东丰和西丰地区。
肖华率领的山东军区机关及其直属队1000人从海路在大连老虎滩
登陆，10月初进入安东（今丹东）。
山东军区第5师和第6师各两个团约1万人，在第5师师长吴克华、
政委彭嘉庆率领下，走海路于10月24日进驻营口。
山东军区第7师在师长兼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率领下，走陆路经冀东，于10月下旬抵达山海关地区。同时，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率领渤海军区3个团，走陆路经古北口进入东北。杨、刘两部共计6个团，1、2万人。
山东军区第2师7500人在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率领下，走海路于11月上旬抵达庄河、鞍山地区。
山东军区第1师7500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率领下，走陆路于11月中旬抵达锦州地区。
山东军区第3师8300人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下，鲁中警备第3旅4000人在旅长胡奇才率领下，走海路于12月上旬抵达辽阳、鞍山地区。
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走海路于11月中旬抵达牡丹江地区。
还有一些先后进入东北的山东军区直属部队和机关干部大约4000人以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分别进驻安东和沈阳地区。
截至1946年初，共产党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共8个师（旅），3个支队，总计6万人。
9月中旬，新四军第3师所辖4个旅和3个团，分两路从江苏的盐阜、淮海地区出发，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历时60多天，行程3000多里，抵达锦州地区。
从延安地区南下的359旅刘转连部和文年生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1旅共6000人，奉命转赴东北；护送延安干部团的黄永胜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2旅，中途奉命留热河，后也进入东北；延安教导第1旅赵金城部和延安军政大学、炮兵学校也从延安直接开赴东北；晋绥的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1个团，冀中、冀鲁豫、晋绥各1个团，以及其他一些零星部队也都被派往东北。
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的七道命令中，有一道命令是针对在华朝鲜人抗日武装部队的第六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现地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根据这道命令，共产党领导的、驻扎在各地的朝鲜义勇军部队纷纷
向东北开进。
第一路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２７５名朝鲜人学员和４０余名在延安的朝鲜人干部，在武亭等同志的率领下，９月下旬从延安出发，随大军挺进东北。
　　第二路是从太行山、河北、山东来的朝鲜义勇军、义勇队的干部战士，大约５００余人。
　　第三路是１９４５年９月，冀热辽朝鲜义勇军工作队韩清同志受李运昌司令员派遣来到沈阳，组织起来的１０００余名朝鲜人青年参加的部队。
第一路和第二路朝鲜人部队１０月下旬在辽宁省大石桥会合。１１月１０日，三路大军在沈阳郊区汇合，共计２０００余人。在郊区后子王大操场上，成立了东北朝鲜义勇军部队。武亭任司令员，下辖4个支队：１、３、５、７支队，均派到东北各地开展斗争：第1支队开到南满地区，第3支队去北满，第5支队到东满，第7支队到吉林地区。
由东北抗联各部队在苏联境内组成的第88国际教导旅，也分四批空降进入东北：第一批是1945年9月6日由李兆麟和王效明率领的170余人，自苏联远东到达哈尔滨、吉林、延吉地区；第二批是9月7日，由彭施鲁率领的部队，自伯力飞抵佳木斯地区；第三批由周保中率领的部队分乘4架飞机，于9月8日抵达长春、沈阳；第四批由王明贵、范德林、董崇彬率领，于9月9日飞抵齐齐哈尔和大连。这些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抗联部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东北8个地区的57个城市，以各城市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公开身份，积极我党开展建党，建政和建军活动。
在从远东第88国际教导旅进入东北的抗联部队中，还有一支由30多名朝鲜人抗联官兵组成的延边分遣队。这些朝鲜人本来应该在光复之后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到朝鲜，但他们被金日成将军派到中国东北，帮助中国战友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延边地区的朝鲜群众。这支分遣队由姜信泰、朴洛权和崔光等人率领，于1945年9月5日从第88旅驻地出发，路经牡丹江开往延边。9月18日到达延吉。10月20日，经中共东北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共延边委员会，姜信泰任书记。同时，姜信泰以驻延边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身份开展工作。
除部队进入东北之外，中共还派大批干部同时进入东北。
至此，中国共产党开进东北的部队共达13万余人，干部2万名。
                          
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
当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亲自下令让张学良将军率领３０万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当１９４５年日本帝国出现崩溃迹象时，蒋介石
的国民党政府却又急于抢在共产党之前收回东北。但是，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其主力部队都退守在中国西南地区，短时间内难以抵达东北。蒋介石感到力不从心。
所以，当时蒋介石确立的全国战略方针是：“集中全力，先接收关内，再接收关外。”蒋介石对东北的策略是：通过同苏联签订的旧《中苏友好条约》，在苏联红军出兵占领东北之后，直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东北。
按照旧《中苏友好条约》第十二条规定：一旦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蒋介石政府的行政官员将被空运到东北，在已经收复的领土上执行三项
任务：
　　１、在敌人已经肃清的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置行政机构；
　　２、协助在已经收复的中国领土内建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
　　３、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队总司令之间的积极合作。
　　为了利用旧《中苏友好条约》达到抢占东北的目的，１９４５年７月，蒋介石拟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内定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准备着手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东北。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但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之后，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因为国民党当时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连旧《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的应该派往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
更让蒋介石着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连续下达了七道命令，大批八路军部队及其行政干部正在急速挺进东北，大有“先下手为强”之势。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甘心东北被共产党的军队接收，　　　　　　　　　　　　 急忙于８月１１日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主要内容是：
１、命令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之前，全国军民工作一如作战时，不得
稍有疏懈”。
　　２、命令驻华北、东北和华中的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转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
３、命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解放区的各抗日部队：“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受
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俘敌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４、命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按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挺进，勿稍松懈。”并以收缴敌人武器为名，大举向解放区进逼。
　　从以上命令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东北收复失地，从而使国民党军队全面地、顺利地接收东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准备利用美军提供的机动运输力量，向东北派兵。
８月１２日，美国的运输机和运输舰开始集结，准备运送８万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10月中旬，国民党傅作义部5万人抢占绥东地区，企图占领热河和察哈尔两省。
同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4、5万万人，从河南新乡沿平汉路进抵石家庄，与胡宗南部配合，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
10月18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部队有13军、30军、32军、52军、92军和94军。
10月下旬，国民党7个军约40万人，分批向华北和东北推进。
长驱直进，其势汹涌。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山海关，至11月3日没有攻下山海关。接着，国民党美式装备的13军抵达山海关附近的秦皇岛，半美式装备的52军也抵达秦皇岛，并于11月6日推进至山海关以西的沙河。8日，国民党13军正面向山海关进攻，52军25师从山海关
北部经义院口、城子峪出长城，迂回到山海关以东，切断共产党军队山海关防御部队的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坚守山海关已经失去意义，防御山海关的杨国夫第7师于11月16日撤出山海关，向绥中方向退去。
山海关失守。
占领山海关的国民党军继续沿辽西走廊东进，于11月19日占领绥中。
11月22日，国民党军13军和52军占领兴城、锦西，直接威胁到了锦州。
当时防守锦州的共产党部队战斗力很弱，新兵多，缺乏训练。从山东和新四军调来的主力部队尚未到达。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土匪众多，扰乱治安。负责指挥东北部队的林彪请示中央决定：避免在锦州与国民党军决战，放弃锦州及其以北100－150公里，让敌人拉长战线，分散兵力后，再选弱点歼灭。
11月26日，在国民党军队向锦州发动攻击时，共产党的部队撤出锦县，放弃锦州。
锦州的失守，使辽西走廊洞开，共产党的部队失去了阻止国民党军向东北纵深进攻的屏障。共产党希望独自控制整个东北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1946年2月初，得到新6军和新1军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分兵三路继续向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
新6军22师为南路，沿沟帮子、大虎山一线进攻，2月10日占领盘山、台安。14日进抵辽中。
第52军为中路，从黑山、北镇出发，占领新民后，该军的25师继续进至沈阳市郊。
第13军89师为北路，分别由阜新、彰武出发，向阜新东北方向法库的秀水河子进发。
1946年3月，苏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依照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了国民党政府。这就迫使共产党的部队撤出沈阳等大城市。
4月18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四平，经过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之后，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和东北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方针，主动撤出长春，而且一直撤到松花江以北。
10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为实现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8个师分三路向南满地区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全面进攻，至10月26日，占领了辉南、金川、桓仁、安东等城。
至此，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各地区的铁路线和交通要冲，将东北解放区分割成北满、东满、西满、南满等几块孤立地区，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东北的粮食、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和
其他工业品包括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都无法运输、供应而陷于困境，对东北民主联军后勤补给带来了严重困难。
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其中南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南满主要是沿鸭绿江一线地域，包括安东、通化等一些大城市。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将共产党南满根据地压缩到临江地区。
1946年11月初，共产党的部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开始了战略转移。三纵队放弃了通化，向临江转移。四纵队放弃了安东，也向临江转移。两个纵队共计4万多人。
陆续转移到临江地区的中共机关单位主要还有：辽宁省委、省政府，安东省委、省政府，通化地委和专员公署，辽东军区机关，辽东军区兵工厂、弹药总库、军械部、修械所、医生学校、广播电台、后勤总部、电料厂、野战医院、荣军学校、东北金融总局东江印刷厂，三纵队机关、三纵队疗养院、三纵七师信贸公司，四纵队机关、四纵队前卫合作社，辽宁省纺织厂、新华火柴厂、新华被服厂、辽宁省邮政管理总局、辽东日报印刷厂、辽宁省联合办事处、辽宁省税务管理总局、辽宁省贸易公司等40多个单位，共计7万多人。
当时临江地区一共4个县：长白、抚松、靖宇、临江。四个县都是高寒山区，无霜期短，本来粮食就少，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总共23万人口，供应10万外来人口生活，非常艰难。例如：同期转移到长白县的有辽东银行、安东造纸厂、辽宁省民政干校、辽宁和辽东一部分机关，加上伤员和老弱妇幼，共计3万多人，等于长白县当时全县的人口总数。
而且，国民党军队的强劲进攻仍然在继续。共产党的部队在南满面临了困境。
共产党人在思索：东北民主联军还向哪儿转移？
临江地区的东面是荒芜人烟的长白山，西面和北面是压境的10万敌军，南面是与鸭绿江隔江相望的朝鲜。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地把目光转向了南面一江之隔的邻国朝鲜。
背靠“小沙发”――朝鲜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个说法：东北解放区得天独厚，像坐在沙发上，背后的苏联是大沙发；西面外蒙古，东面朝
鲜，是两张小沙发。
沙发，顾名思义，是很舒服的意思。为什么舒服？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蒙古和朝鲜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在共同的马列主义信仰，在共产国际和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在道义上是互相声援，在物质上是互相支援的。
为此，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东北局，多次在文件中或领导人讲话中，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朝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特殊战略作用。
例如：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向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总部发出的指示中提到：“我发展东北决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该将中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又如：1945年11月29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总部联席会议，研究今后工作方针。会上通过了彭真起草的《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其中提到：“……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再如：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对南满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提到：“一、你们必须把保存的武器、弹药迅速转移到朝鲜境内，免得打掩护仗和丢掉东西”。
朝鲜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往和依托的“沙发”之一呢？
因为朝鲜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解放东北的战略构想来说，具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体现于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和政治优势。
地缘优势――
朝鲜与中国东北地区陆、江、海相连。从丹东入海口到图们，两国边境线长达1334公里。
中国东北与朝鲜以鸭绿江和图们江相隔，通过多座国际大桥使陆路相连。日本人早在1910年就占领了朝鲜，实行殖民统治。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为了将中国东北的战略物资运送到日本，日本人在中朝界河鸭绿江上修建了很多桥，通过这些桥将中国东北的粮食、煤炭、木材、矿产等运到朝鲜，然后从朝鲜装船海运到日本。中朝边境主要有如下桥梁：
中国安东――朝鲜新义州有两座大桥。下游的那座大桥始建于1905年，1911年10月建成通车，成为中朝界河鸭绿江上第一座大铁桥。桥长944·2米，宽11米，中间铁路路面宽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3米。大桥钢梁结构为曲弦式，共12孔。建桥时，由于鸭绿江水
运发达，为了方便船只和木排通过，建成以4号墩为轴的开闭式旋转桥梁，每日定时开闭四次，供船只和木排通过大桥进入黄海。后来，因开闭时间与江水涨潮落潮有误差，导致许多船舶和木排撞击桥墩，水运事故频发，以及上游又建设了第二座大铁桥和建设了鸭绿江水电站等原因，使这座大铁桥的旋转开闭功能消失，被改造为公路桥。上游的那座桥为第二座桥，始建于1937年4月，竣工于1943年4月，全长946·21米，桥高16·2米；桥面宽10米，路面宽7米；其中铁路宽3·7米，公路宽3·3米。
中国宽甸县河口――朝鲜清水郡有两座大桥，上河口一座，下河口一座。上河口是铁路桥，这座铁路大桥至今虽然完好，但已经有近60年不通车了。下河口是公路桥，原名叫“清城桥”，1941年开工，1942 年完工，长709.12米，宽6米，高25米，载重60吨，共23孔。（此桥1951年3月29日被美军飞机炸断，至今仍是断桥）
中国辑安――朝鲜满浦有一座大桥。此桥是铁路桥，1937年始建，1939年7月31日竣工，9月1日通车。桥长589·23米，宽5米，高16米，共20孔。
中国临江――朝鲜中江有一座大桥，此桥是公路桥，始建于1935年。
中国长白――朝鲜惠山有一座大桥，此桥是公路桥。
中国图们――朝鲜南阳有两座大桥。一座是铁路桥，始建于1940年，通过图们江铁路大桥与朝鲜南阳站接轨。还有一座是公路桥。图们是我国对朝鲜的第二大陆路口岸。
中国和朝鲜之间除上述主要国际桥梁外，中国延边地区还有一些通往朝鲜的小型国际桥梁：
中国圈河――朝鲜元汀公路桥，始建于1936年。
中国沙坨子――朝鲜赛别尔公路桥，始建于日伪时期。
中国开山屯――朝鲜三峰公路桥，建于日伪时期。
中国三合――朝鲜会宁公路桥，建于日伪时期。
中朝界河之间还有很多渡口，可以乘坐小船来往摆渡。
     　朝鲜西海濒临中国黄海和渤海，朝鲜西海岸重要港口南浦与中国大连、天津和山东等众多港口有航线相连；朝鲜东海岸的元山、清津等港口，也可以绕过朝鲜南海济州湾与上述中国港口相连。这些海上航线可以与陆路相连。
例如：从山东威海龙口港和大连港口发出的船只，可以直达朝鲜西海岸港口南浦，再通过陆路行驶50公里即可抵达朝鲜首都平壤，从平壤换乘火车转道满浦和南阳前往中国南满、东满和北满。
从山东、大连以及香港出发的船只，可以绕过朝鲜南海济州湾进入朝鲜东海海域，抵达朝鲜东海岸港口元山和清津，换乘火车转道南阳前往中国的北满或东满。
朝鲜与中国东北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在当时南满、北满被分割的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朝鲜北部必然要成为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走廊。利用友好邻邦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对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缘优势――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许多朝鲜志士就流亡中国投身到中国的革命洪流之中，在中国的云南、黄埔和保定等军事学校学习，然后参加到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例如：崔庸健参加黄埔军校五期学习期间，曾经率领160多名朝鲜同志参加广州暴动，这些朝鲜同志几乎全部牺牲。
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有许多朝鲜同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随同部队与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各地军阀战斗。据统计，红军长征开始时有33名朝鲜军人参加了长征，在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武亭和杨林两人，杨林牺牲后只剩下武亭一个人。
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的朝鲜人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在国际主义旗帜下，在中国东北以及华北参加抗日战争，在共同斗争的岁月中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用抗日名将周保中的话说：“在十四年的艰苦斗争中，中朝两国战友并肩作战，朝鲜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把鲜血洒在了我东北大地上。在解放战争中，朝鲜劳动党、领袖和人民又谱写了一曲曲的国际主义颂歌……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存，世代相传。”
1945年8月朝鲜光复之后，曾经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撤退到苏联境内整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很快在祖国朝鲜开展了建党、建军和建国工作，当时其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曾经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斗争的抗联将领；二是曾经在中国延安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朝鲜义勇军将领。主要有：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朝鲜平壤，1925年从平壤来到中国吉林省抚松县，1932年开始在吉林省安图县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开始了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曾任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1940年率部撤退至苏联境内进行整训时，任国际第88教导旅第一支队支队长。光复后返回朝鲜，先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建国后任朝鲜内阁首相。
――崔庸健，原名崔石泉，原中共党员。1922年流亡到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六区队长，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到东北，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任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2师参谋长，后任抗联第2路军参谋长，国际第88教导旅党委书记。朝鲜光复回国后任朝鲜人民军司令兼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朝鲜建国后任人民议会委员长。
――武亭，原名金炳熙，原中共党员。１９０５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１９２３年初来到中国寻求争取朝鲜独立复国的道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加长征后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延安炮校校长，被誉为“八路军炮兵的创始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
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
还有姜健总参谋长等高级将领。
朝鲜这些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有如下共同特点：
1、都在中国长期工作和战斗过；
2、都有一大批中国战友，这些中国战友基本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
3、不少人曾经是中共党员，对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
4、都会说中国话；
5、都懂得中国历史和文化。
在以上这些朝鲜高级党政军领导人中，金日成同志对中国的感情特别深，对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认识特别高，他在很多场合或在文章中讲过很多有关的、感人的话。
例如：金日成同志在1945年9月15日同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工作的军政干部的谈话中说：
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全体朝鲜人民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亚洲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环；保卫东北地区，对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
国革命中东北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苏联军队进驻，东北地区有了能够发展人民革命斗争的社会政治条件。同时，这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也很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占有了东
北地区，这个地区就将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朝鲜革命和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我们同胞来说，也是一项神圣的工作。
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有许多朝鲜人居住。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的暴政下，他们都是饱经风霜的人。他们当中有参加过抗日武装斗争的，也有很多是从物资上和精神上支援了抗日游击队的。我们支援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就等于不仅从敌人的枷锁下解放中国人民，而且也解放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数百万我们的同胞。（摘自金日成《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6年4月1日，金日成将军在同平壤学院院长、北朝鲜保安局局长、北朝鲜检察所所长谈话时还说：
抗日革命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曾经为革命胜利和为同志进行过舍己为人的斗争，朝中革命家之间如果没有这种革命道义和气质，我们双方
都不能克服艰难困苦的考验。何况，在这最艰巨的时候，为了共同的事业几十年同甘共苦的朝鲜革命者，怎能对东北地区的状况袖手旁观呢？怎么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处于危险的中国革命家和人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算是革命者，连做为人的道义也没有尽到。（引自朝鲜内阁资料）
金日成主席在一次接见并宴请他的抗联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夫人李敏时说：“我永世感谢中国的同志们。革命同志之间结成的友情是不可割断的。”
金日成同志在1945年9月15日指示：朝鲜要支援中国革命，因为兄弟的中国人民还面临着解放全国的任务。
金日成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曾经对金日成同志有过评价：“我们请他做的事，他总是尽力帮助。”
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的同志们曾经回忆道：“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使朝鲜对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援，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政治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世界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准则，是讲“国际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要互相联系，互相支援，共同对付资本主
义和帝国主义，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同志是共产主义者，他当然要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所以他说过：“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完成朝鲜革命，而且，要完成世界革命，因此，支援中国革命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已经夺取北朝鲜政权的金日成同志等共产主义者们，必然要支援正在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支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正在东北进行的艰苦的解放战争。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支援朝鲜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
金日成同志曾经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国是朝鲜的邻邦，其东
北地区又同我国北部地区接壤。因此，如果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了民主政权，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将出现有利于我国革命的环境”。“从我国革命的角度上看，也是绝对不能容许东北变成蒋介石的天下的。”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国际安全问题。如果国民党占领东北，会在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产生不利影响。主要是国家安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美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所在，导致朝鲜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分，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始终叫嚷武力北上，如果朝鲜的北面被亲美的蒋介石占领的话，将会积极配合南朝鲜对北朝鲜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届时朝鲜将两面受敌。
正因为如此，事实上，朝鲜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抗蒋援华”。
政治家、战略家金日成同志真心希望中国共产党占领东北并且在全国夺取政权，这样既可以解除朝鲜的后顾之忧，还可以在全中国解放之后使朝鲜有一个友好的、意识形态相同的邻邦，有一个坚强的、巨大的后方。后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金日成同志的设想。
朝鲜解放初期，苏联红军进驻北朝鲜，配合刚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军，负责朝鲜的治安和边防线的守卫。所以，苏联红军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是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因素。
苏联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公认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国”，由于苏联的帮助和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阵营在地理上由 “两大板块”组成：一是包括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在内的“欧洲版块”；二是包括苏联、蒙古、越南和朝鲜在内的“亚洲版块”，作为社会主义“领袖国”的苏联当然希望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加入社会主义国家的“亚洲版块”。
另外，从意识形态角度以及国际关系角度考虑，苏联也不希望国民党在东北获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苏联红军在占领中国东北期间，曾经给予首先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很大帮助，譬如提供缴获日军的武器等等。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虽然苏联红军明知这种行为容易引起美国的干涉，影响苏美关系，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其大开绿灯。
……
其实，说到底，政治优势就是“天时”，地理优势就是“地利”、人缘优势就是“人和”，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有，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背靠朝鲜这座“小沙发”，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就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那么，朝鲜“小沙发”作用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东北局明确提出：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陆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人员往来及物资交流，将朝鲜做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隐蔽的后方。
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首要的是加强中朝两国的高层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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