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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文革研究之保守组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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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4 10:59: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当前的舆论场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一旦涉及,往往吵的不可开交,甚至恶言相向。然而,文革究竟是怎样的?其实,知道的人不多。尤其是青年一辈,可以说是完全陌生。黑奴公社成员猫头鹰,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所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会陆续将文革的故事讲述出来,使读者能对文革有所了解。

文革研究之保守组织的形成

作者 | 猫头鹰
文章来源 | 黑奴公社(公众号)

一开始处在领导文革运动第一线的刘少奇,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认识上是模糊的。在1966年5月26日,他说:

“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无奈。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以后,6月20日,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情况汇报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

“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应当说,刘少奇的话,反映了各级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心声。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他们是积极领导运动的,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领导,甚至根本不清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当然,也就更不清楚,文革的矛头,其实是直接对准他们的自己的。

以四川举例来说:

5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作出《西南局关于贯彻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撤销以前制定的《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并决定分别重新组成西南局和云、贵、川、藏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等7人组成。应该说,这是对五一六通知的认真贯彻,对“二月提纲”以来的文化革命方向的纠正。

5月30日到6月10日,为了发动、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传达五一六通知和《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要求把文化战线、大专院校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省、市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几个危险性大,反动言论较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每个大专院校都要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重点进行批判;所有大专院校一律停课参加运动;所有文教机关、学校和艺术团体都应把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任务突出起来,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省到县都要组织力量先抓几个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试点。

五一六通知结尾部分讲的很清楚: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说,文化界与党、政、军是并列关系,而到省一级执行的时候,就只剩下文化界,重点放在了文教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这些方面。对于各级领导者的认识水平来讲,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是整有文化的。这与“二月提纲”出来以后,落实开展的文革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五一六通知以前,矛头主要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主要还不在党内;五一六通知以后,矛头主要指向党内的文化人。比如,6月开始,四川省委先后点名公开批判的人,有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厅长)张黎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马识途;省文联负责人、作家沙汀;《四川日报》总编辑李半黎;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作家戈壁舟等近30人。在五一六通知以前点名批判的人,还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学术问题进行批判,五一六通知以后就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批判。一时间《四川日报》、省内一些报纸、广播电台开始按照省委的部署安排,对文化、教育、理论宣传界一些人进行点名批判。大专院校的文科开始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展批判斗争;各地、市、州委也开始在文教界开展摸底排队,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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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西南局、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马识途

当时,被作为“坏人”批判的马识途有一段回忆,也可以为当权派落实文革的方式,做一个注解。马识途当时被下放到南充做县委副书记,66年5月有一天晚上,西南局办公厅来电话,让他回去参加文革。他说:

“当时我的理解,那不过是在文化界又搞什么‘运动’的事。这样的‘运动’,过去已经搞过不少次了,无非又是把知识分子拿出来梳理一下。比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拔白旗、捉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如此等等,所见多矣。”带着这样的认识,马识途回到成都,参加文革。结果在西南局机关参加文革动员大会上,他被点名批判,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被当场宣布停职反省,从此沦为大批判的对象。(马识途《沧桑十年》第7、8、11页)

这也就说明,不管是当权与不当权的干部,都抱着同样的认识,来看待文化大革命,把文革理解为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和以前有所不同的,只不过是这次要对准党内的知识分子。像马识途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宣传界的干部,就难逃大批判的烈火了。各级当权派按照这样的思路部署、开展着文革运动。与此同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一个广播,学生被发动起来。

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个问题:文革初期的有领导的大批判活动,怎么演变成学生的造反活动的?这个问题,在历来的文革历史研究著作中,都没有很好的回答,或者缺乏真正的分析。对于一般学生而言,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各方面的情况,是根本不了解的。在报纸、广播上点名批判的干部,很多人学生也不认识。但是,中央以及地方的报纸,对党内干部进行点名批判,给人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党内竟然有这么多坏人,而且,很多高级干部竟然也是坏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对于学生来说是给予他们强烈震撼的事情。再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示范效应摆在那里,北大可以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其他学校为什么不行?比如,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就是受了北大大字报的启发,在6月3日上午就贴出了矛头针对校领导大字报。

那么,结合这两条,学生把怀疑的对象,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就是必然的事情——党内有那么多坏人,北大党委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党委有没有问题?别人是坏人,你们又是不是坏人?这样的质问,实际上就已经演变成了造反的火种。而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到,火,其实是当权派自己点起来了。不管他们是稀里糊涂的、还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总之一句话,当权派为了把运动开展的声势浩大,把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打击面越来越宽,涉及的干部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给造反学生输送了造反的依据。而造反学生与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斗争,强化了这种对立。这时候,再笨的当权派也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文革是对着他们来的。8月8日的“十六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样一个概念对于当时学生来说,是不陌生的,他们很多人是参加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四清运动中,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有了。学生接受起来,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不仅接受,还就这么做了。

在后来造反派的叙事中,通常把这个时期当权派的种种做法,包括派工作组的做法,看做是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阴谋手法。笔者并不是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对于当权派来说,他们对文革,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包括他们向高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也是惯常的处理方式。所以,在笔者看来,刘少奇讲的那些话,并不是借口与托辞,而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在不清楚文革目标的情况下,又要领导运动,只能按照一般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工作组进校,依靠学生中的党团员,团结一大批学生,对造反学生发出警告,孤立一批“顽固的”造反学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也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一贯手法。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支持了造反学生,学生以更为激烈的造反行动回应了毛泽东。当权派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矛头所指。但是,他们一方面不可能直接投降,但是,更不能直接的反对文革。于是,他们组织保守派对抗造反派,成为必然的行动。

笔者看了不少文革的材料,但是,很难看到当权派组织保守派的材料。多数对这些情况的介绍来自于文革中造反派的小报和宣传材料,里面的东西真真假假,很难说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比如,四川的造反派小报上,经常看见有人说成都有名的保守组织——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的政委是李井泉的老婆肖里。而且,笔者问过一些造反派,他们说:当时大家都知道。可是,这种“都知道”就很值得怀疑。一方面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另一方面谁也说不清楚产业军的组织系统,所以,也不太可靠。

造反红卫兵兴起以后,成都最早出现了两个全市性质的保守组织,一个是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一个是成都市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但是,这两个组织是谁出面组织的,也是不太清楚的。造反红卫兵小报、文章里面谈到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时,一般就说那是官办红卫兵,但是,这个组织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楚。笔者偶然看到一个材料,比较有趣。《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发表了一篇采访稿《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其中有一段谈到了李葆华,受访者高锴本来是要赞美李葆华,却无意中泄露了当权派组织保守派红卫兵的天机。为免内容出入,原文引用如下: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解放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后来调水利部任党组书记。“文革”前在安徽任省委书记、省长,以艰苦朴素闻名,爱护老百姓,被老百姓奉为“李青天”。但在“文革”中也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1985年整党,主要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我所在的民法室,有个干部叫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大家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肯定无疑了。但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我‘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为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千方百计找到李葆华家的电话,他答应见我。

那时,李葆华刚从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位全中国管钱的最高官,住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小三间。进客厅,唯有李大钊亲笔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副对联耀眼,其他如沙发、桌椅、电视机都很陈旧,窗子上的纱帘都有几处破洞,地上铺的是北戴河出的草编的地毯,我觑了一下里屋(卧室),只见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那种木板床。真是廉洁得不可想象!

葆华同志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屈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我把找李葆华调查的情况向整党领导小组汇报,吴崇其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吴崇其感谢我为解决他的问题做调查,我却感谢他为我创造了拜访李葆华的机会。我亲眼看到了掌管亿万财产的“财神”这样俭朴,这样诚实。

虽然,笔者所在的四川没找到这样的材料,但是,成都市的官办红卫兵,来自于省、市委的指示,应该是与安徽的情况差不多的。保守派工人组织的成立,也是类似。《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历史大事记(1950-1978)》中有几条记载,很有意思:

1966年8月29日记载:“四川省委在公安厅召开省级各部、委、厅、局领导干部会议……会后李井泉去贵阳考察工作。9月7日电告省委,要各工厂组织工人纠察队。”

9月5日至17日又载:“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成都召开西南三线建设工作会议,目的是设法保证三线建设不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继续进行……李井泉也从贵阳给会议打电话表示赞成李富春的指示,同时提出工厂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以维持秩序。”

时间到了12月1日,《大事记》又载:“以工厂的‘工人纠察队’为主建立了‘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成员中多系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产业工人。该组织反对‘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而被诬称为‘保守组织’。”

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看到。1966年八月中旬一直到1966年底是造反派发展壮大的时期。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大专院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由于这些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在各自学校当中一开始是属于少数派,所以,他们自觉的就通过大串联,联合其他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为了与这种走出学校的造反派对抗,就要组织跨学校的地区性质的保守派与之对抗,因为,之前依靠工作组时期团结的一批保守学生,对抗造反红卫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学生已经走上街头,要在社会上与之较量,就要依靠干部、工人、市民……很多造反派红卫兵的回忆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段经历,那就是他们跑到大街上去演讲、辩论、发动市民,却遭到市民的围攻。后来都证实,围攻他们是有组织的行为。再有,造反学生要进入工厂,工厂也得有应对,所以,各厂都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但是,事情发展的很快,很多工厂也纷纷冒出一批造反派,在工厂里造反,到社会上串联寻求社会上的造反力量,支援本厂造反派。这种情况下,分散的各厂工人纠察队的力量也不能很好的应对造反派的冲击,那么,组织全市范围内的保守派就非常必要。

根据记载12月1日成立产业军,很说明问题,因为在11月份,各企业的造反工人已经发动起来。11月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发动了徒步上京告状的行动,到了北京,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可见形势已经的发展很快了。

成都范围内,有名的保守组织有四支。通常称为“三军一旗”,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荣复军(或八一战斗兵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兵团。产业军的来自于工人纠察队;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荣复军来自于哪里,没有查到资料,但是,根据其他省的一些记载,贫下中农战斗军应该是依靠贫协和基层党委党支部成立的农民组织,八一荣复军是转业军人组织。成电红旗比较特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准军事院校,成电有两派,一派叫成电红旗、一派叫成电东方红,这两派一开始都是造反的,但是,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比如,两派都同意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成电红旗认为成电第一个起来贴大字报造反的青年教师是坏人,不保护这个人,而成电东方红则相反。从人员构成上,成电红旗主要还是依靠党团组织建立起来的,同时,他们的头头中,有一些军区背景的高干子弟。由于与成电东方红的对立,很快的趋于保守,后来,在一次两派武斗中,红旗主动撤离学校,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王锐先生在《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这篇文章中,对产业军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但是,他的说法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王先生说: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王锐先生这种说法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在其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造反派成立组织的动力来自于对当权派的反对与斗争,因为,一开始当权派拥有行政、党群……等正常组织形式掌握着权力,造反派是没有这样的权力的。所以,造反派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他们要反抗这种权力,只有组织起来,同时,寻求社会援助。而保守派不可能是仅仅因为“不屑”,就跑去组织保守派,实在是缺乏动力。从保守派的人员构成也可以看到,其组织力量的基础主要就是来自于行政、党群组织。当然,老田同志把这些团结在组织周围的人,讽刺为投机,也未见得正确。这些人,平时是单位的优秀分子,跟组织走的近,听党组织的话也很正常。加之,对文革的理解程度,以及造反派确实有一些过激的做法,这些人在当权派的号召下,组织起来,去对抗他们看不起的造反派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当权派在其中的作用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必须说清楚,而王先生却淡化了这个作用。

成都的保守派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本单位与造反派对抗;第二件事是在1967年二月镇反期间,充当成都军区镇压造反派的打手;第三件事是参与制造几次大的武斗事件,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就是1967年5月6日的五·六事件——132厂武斗。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通常所谓“红十条”。“红十条”把产业军的对立面定为革命组织,并且指出成都军区依靠保守组织镇压革命派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实际上就宣布了保守组织的死刑。但是,这些保守组织并不是立刻就瓦解,他们还差不多抵抗了一个来月。当然,有了中央的精神,造反派翻起来,对保守派的报复行动也是很厉害的,这使得保守派在成都城里面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往成都郊区撤退,伺机反攻。由于这种态势,就酿成了“五·一九”中和场事件,以及132厂“六·一一”事件(另作文章详谈)。“六·一一”事件以后,保守派就销声匿迹了。斗争主题转变成了造反派中的两大派的派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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