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 北京告状——《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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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告状——《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转自 文革研究网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十一章《北京告御状》，【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第十一章、北京告御状

面对逐渐升级的事态，我认为，内蒙没有什么人能阻止韩明、古东的极端行径，我必须去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告御状。刘朴、刘真、楼基立支持我的意见，三人拿出30元钱资助我的行动。六十年代，刘真、楼基立两人的月工资为56元，我和刘朴月工资仅49.5元。平日，我辈月伙食费用约束在15元左右。刘朴说：“你走了，形势正能顶住，一定要尽可能在京城把情况汇报给上面。

　　一，皆为同路人

　　刘真、楼基立建议我再找一个人为伴，遇事处理方便。俄三团支部书记雷善元愿意与我同行。当天晚间，和我一块留在系里教书的同班女同学王桂贞，去师院附中把我妻子宗馥华秘密找来与我见面。我和妻子匆匆话别，临走时她把我们家中的全部积蓄拿给我，约四、五十元钱。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三次去北京，下火车后仍不知落脚何处，只能按前两次在北京小住的印象去摸。我和雷善元暂且住进前门一家老字号的中华旅社，一个古香古色的旧木制两层楼，脚踏在楼板上会发出吱吱声响。服务员足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我们尊称他叔叔，他很满意。
　　住下后，我向他打听党中央设的文革接待站的地址，他象许多北京人一样，对我们这样的外地人，来北京做什么，呆几天，家居何处等有关事宜十分有兴趣。我们也毫不设防，把他的一切询问看作是对自己的关心，全告诉了他。我们俩稍做休整后，按照指点直奔府右街。
　　中午时分，那里的人仍很多，从言谈举止不难看出，70％以上的上访者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大家坐在地上相互交谈，等待接见。我们一问，原来这些人和我们的命运相仿，不是被校方审查，就是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小爬虫”、“野心家”之类。听到这些我的心反而轻松了，起码明白了一点：发生在内蒙师院的事情是全国性问题。这时，我和雷善元感到饿了。
　　我们挑选了最廉价的小饭摊上最廉价的食品：麻酱冷面。每人吃了三碗后，饭费已花了四角八分钱，两人同时止住了再来一碗的欲望。回旅店的路上，雷在一个菜店门外看到论堆处理的黄瓜，虽然黄瓜过粗过细且不新鲜，但一堆只要三分钱，若再花三角钱买十个小烧饼，无疑是一顿美餐。
　　服务员阿叔看见我们不雅的吃相，送来一纸包盐，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跑了一天，出了那么多汗，不见盐怎么行!”并且关照我们楼下可以冲澡。
　　从牢笼里跑出来的我们，感到北京真是个天堂，自由舒畅，条件这么好。晚上，阿叔领来一位员警，说要找我们问问。我们刚刚把白天汗浸的衣服洗干净搭在木楼栏杆上，第二天还得穿它上访，只穿一件裤头的我，连忙解释我们的不礼貌，实在出于无奈。和善的首都员警笑了笑说：“没关系，我能理解”。我们想给他倒杯水，屋里仅有一只破口杯子是自用的，也只好罢了。
　　员警查看了我们的证件，例行问了几个问题，关切地说：“上级有交待，对你们这样来京上访的师生，我们不仅欢迎还要保护。你们安心去办自己的事，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们。”说完，有礼貌地告辞了。
　　“北京真好，到底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愉快的心情，随我进入来京上．访后的第一个梦乡。
　　第二天上午，中央接待站的两位同志听我们讲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交待说：“你们可以找华北局接待站，那里专门有人解决华北地区上访师生的事情。”他们给我们开了一封介绍信，详细指点路线，劝说我们，可住在华北局的临时接待处，不花住宿费。
　　我们深感北京工作的细致，回前门后马上退掉床位，和阿叔告别。当天下午在华北局接待站见到了一个姓关的男处长和一位女办事员。
　　关待人亲切，极有耐心地听我们陈述，而那位女士却一脸不耐烦，不时发出有感情色彩的声音，显然不愿再听下去。我抑制着情绪把每件事讲清楚，不单是为自己，几百名师生正等待着我的回音。
　　听完后，关让我们把情况的要点和要求写一份材料第二天交给他，还为我们联系好住的地方。
接待处实际是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白塔寺【注：位于北京阜城门内大街路此妙应寺(亦称白塔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传佛教喇嘛塔之一。塔高5l米，砖石结构，通体洁白。】附近，院子中间有个自来水管，是一天中最忙的地方。东西南北的屋内清一色是砖头架着大木板，木板上铺着席片的大通铺。每到晚上，院子里变得热闹非凡，河北、山西、内蒙、天津的各色口音充溢在天井，全部是各大专院校的师生。男生住偏房，女生住正房。饿了出去买烧饼啃，渴了喝自来水。院内的水龙头响声会延续到半夜。不排队等水的人们，会三五一群坐在院内，交谈各地文化革命的情况，时而相互争论，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又慷慨激昂。有刚来的，也有住了十多天的，一批连一批，每天总有四、五十人在这里过夜。让大家心安的是，逃到北京告状，总归有了个歇身之处。尽管每个人头下枕着自己的小包或鞋子，身盖一件自己的衣服或什么也不盖。多亏北京夏天的炎热，不难为这群身无几文的年轻人。

　　二，山大朋友的政治箴言

　　坐在院内可清楚看到白塔寺内白塔的上半身。每当黄昏，在断续的蝉声中，白塔的塔身变得越来越朦胧，只见塔尖挑起片片金色晚霞，把北京的上空衬托得一片吉祥平和。我能感到它，我祈求神灵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离我们住处不远是鲁迅先生故居，正在闭馆整修，我只能站在门外向里窥视，用想象寻找哪里是《百草堂与三味书屋》【注：《百草堂与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散文，描写其故居的情况，收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之中，因此许多学生都熟悉它，其写作风格也影响了几代人。】里所描写的“老虎尾巴”，哪棵树是枣树。一次上访回来，我们偷偷溜进了不远处的徐悲鸿故居，虽然各门紧闭，没看到徐大师的佳作，但仿佛感到了他笔下那匹奔腾骏马震动大地的轰轰声。
　　这次，我认识了山西大学一位姓夏的年轻教师。因为都是教师，我们俩个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到京已经一个礼拜，对我讲的内蒙师院文革情况只用一句话概括：“山西大学的工作队和你们学校的工作组一样可恶。”根据他向华北局上访的体会，中共华北局解决不了高校出现的这些问题，他甚至怀疑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是否真正拥护文化革命。他还告诉我，陕西西安的情况更严重，已经发生工作组整死学生事件。【注：后来我们才得知，兰州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地，都发生了工作组整死学生的惨案。这些人命案件和受压学生发往全国的《紧急呼]吁书》，迅速触发各地造反派师生前往声援的行动，也从此开始了学生可以免费乘火车的全国范围的大串联。】
　　最后，他用自己的历史观分析说：“自古以来，造反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应该不同。”他建议我在等待领导接见期间，可以去北京各高校看看，亲自感受一下京城大学的文化革命气氛。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到京当天，我通过邮局向师院外语系工作组组长杨庆魁发去了请假电报，报告了我的去向和到京目的。同时用事先商量好的暗语，把了解的情况和住址通知了外语系刘朴等三位。几天后，政教系学生李克林等，陆续到达北京。他们说，还有二百多名师生，继续坚持和工作组斗争，大家感到艰难，希望能从北京得到鼓舞和力量。
　　我们每天去阜成门华北局大院门口的接待站，那里总有数十、上百人等待某个领导接见，企盼着真正的支持。接待站天天会出现一批新面孔，来上访的师生正在增加。每一位逃到北京的学生，会向关处长送去新的情况和材料。渐渐，我发现关处长能理解我们的诉说，同情我们的遭遇，常常安慰我们，并告知，上访的材料已经转到仍在北京开会的内蒙党委左派书记手里关处长的助手，那位开始对我们明显不屑的女士，也变得热情了。
　　夜晚，当我把华北局接待站的态度变化告诉山西大学的夏老师时，他只是笑笑，劝我不要过分激动，要保持冷静的思考：接待员只是最普通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上传下达，并不能说明事情有什么希望，上面领导说话才算数。
　　在等待中，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了北大。1966年7月初的北大校园里冷冷清清，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七零八落，纸面上残留着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学生像在按时上课，静悄悄的。未名湖水边杂草丛生，水面上平静地长满了一层绿色水藻，整个北大没有一点儿活力。
　　我们来到北大哲学系系办公室，要求与聂元梓见面，被拒绝了。我们坚持不走，北大工作人员只好妥协，但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见了聂元梓后要离去，不能缠住她提问题。趁工作人员不在，我对同学们说：“聂如果能来，也只能说几句应付话，你们先走开，我和她单独谈几句，也许会了解到什么。”一会儿，聂元梓穿著一身浅灰色的衣服，随那位工作人员来了。她边和我们握手边说：“欢迎你们到北大来，让我们一起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我们商定好的，其它学生从另一边门向外走，我站在聂元梓前面，直率地提出一个问题，我预想她不可能听我全面陈述发生在内蒙的文革情况。
　　“我是个教师，是听了中央电台广播了你们大字报后受到鼓舞，向院党委书记写大字报的。工作组进院一个多月，镇压我们，现在仍有几百名师生坚持反抗，不知你们是否也是这种情况?”
　　“你在北大校内看到的是什么，就说明了什么。”聂答。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
　　“只要自己的行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坚持下去!”聂回答得很原则。
　　我和聂元梓边走边向她谈起来京告状的简单情况，当听到每天有几百陌生面孔挤在府右街接待站时，她显然心动了，吃惊地问：“有这么多?”
　　在拐弯处，我们握手道别时，她放低声音对我说：“毛主席已经回到北京，正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专门研究文化革命问题。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前途光明。”
　　第二天，和我一起到过北大的学生，把和聂元梓见面的事用电报发向学校，造反师生受到了鼓舞。我不了解聂元梓在文革后期的所作所为，但我当时见到的聂元梓是有气度的。
　　我还去过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校内更看不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痕迹。我的妻舅在该校工作，他告诉我，学校传达的是“内外有别”和“贴大字报注意保密”这些注意事项。该校也进驻了工作组，不过没整学生，只是组织师生学习。
当北京许多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一片萧瑟时，内蒙古师院的造反师生仍在苦苦坚持。

　　三，不屈的羔羊

　　随着“七．六”大字报在院内爆炒几天后，连高树华用什么牌子的牙膏之类琐事，也登上了大字报的殿堂。除此之外，工作组及其麾下的积极分子们，再也拿不出什么足以打倒我的东西，只有那些把整个师院铺了几遍的“打倒黑帮分子高树华”的大标语，仍显示着神威。
　　工作组牢牢控制了对师院的领导权之后，有些承受不住压力的同学，不得不表态支持工作组。外语系英四学生吕文通【注：吕文通，汉族，内蒙古伊克昭盟人，为人朴实厚道。文革之后曾经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九十年代中期移居美国。】，7月6日曾写了一张有名的大字报《搬倒大树【注：“大树”在此一语双关，其一说高树华是造反派的领头人；其二是对高本人的直接称谓，因为高树华人名中有“树” 字，外语系同学常常用“大树”或者“高大树”称呼他。为此，艺术系美术专业的保工作组派，还曾经昼过一幅漫画，形容高树华及其支持者，在工作组的围攻之下，“大树已倒，小猴子们纷纷逃命”，漫画的标题就是“树倒猢猕散”。】，倒戈起义》。7月11日，他声明这张大字报作废，“是自己出卖真理而写成的”。“倒戈后我怎么也揭不出高树华的反党言行，在大黑帽子底下做不成文章，我不能再昧着良心陷害自己的同志。”这张大字报引起积极分子的围攻，说他是“文通理不通”，但在吕文通影响下，造反者人数有所增加。
　　在师院北墙外邮局工作的小张“揭发”我：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1966年3月)第二天，第一个到邮局给河北灾区寄去20元人民币。小张为此挨了批判；师院锅炉房工人“揭发”我：1965年春天，师院南锅炉房发生爆炸，第一批冲进去救人，弄得满身是血。总务处工作组质问写大字报的工人：“立场在何方?”俄三学生“揭发”我：带领学生到农村劳动时，不准摘农民菜地的黄瓜，不准随便拿走教职工用的排球。工作组向写大字报的学生发出警告：“不要你的黄瓜和排球!”
7月14日，困兽犹斗的外语系196名师生签字，写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题目是《给孙培卿、车进才的一封信》，现摘录如下：你们7月6日给师院送来一张题目为《高树华的后台老板是谁》的大字报，断言“高树华在潮洛蒙的支持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云云。
　　你们说：“我们是有事实的，到一定的时候就把事实公布出去”。我们已经等了一周，然而你们的“事实”仍然杳无音信。为此，我们强烈要求，如果你们在15日晨6时之前不把能说明高是黑帮分子，他的后台老板是潮洛蒙的充分事实送来，我们则认为你们是“企图把文化大革命搅乱、搅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混乱，是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曾说，“不能说贴一张大字报就负责任”。没见《人民日报》社论说的：“你贴一张大字报，就得对大字报的后果完全负责，要不是这样的话，谁还敢写大字报”?在这里，我们郑重指出：你们必须对你们写的大字报，及其所引起的后果负责任。”
　　在北京，来上访的师生凝聚成一个小团体，大家四处了解全国文化大革命情况，等待着华北局首长的接见。华北局接待站关处长和他的女助手已经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帮助我们向上反映情况。可是，我们十几个人的生活成了问题。开始，大家吃饭，我掏钱。几天后，每天两顿的最廉价的事物，已让我囊中羞涩，为减轻负担，有几个同学提前回校。
7月15日下午，我们终于盼来了领导接见。

　　四，接待站的油脸

　　接见人是中共华北局一位姓杨的副秘书长。此人低矮的个子，一张油光放亮的胖脸，说话时不停地“啊，啊”，像在作报告。在中国官吏中，这种面相和语气的人太多太多。
　　正如山西大学夏老师所预料的，杨秘书长开口讲话便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他指着我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家庭出身很好，是共产党把你培养大的，怎么反共产党?”一听此说，我吃了一惊，立即转惊为怒，顶撞他说：
　　“我没有反共产党，永远也不会反共产党。如果你没听我们一句汇报，抱着这种态度接见我们，我宁愿不见你，我可以马上就走，我还有离开这里的权利。”
　　杨见我丝毫不畏惧，立即改用缓慢、温和的语调说：
　　“我不是说你反党，我只是不太理解你们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当然了，工作组也办了不少错事，你们反对他们的错误也是应该的，可以的。但是，党内、党外还要有区别嘛。不能用大字报公布工作组的事，上纲为黑帮、黑线嘛。”
　　杨的话自然引起当场师生的反对，接见成了一场辩论会。尽管杨遭到学生们驳斥，仍能保持满脸微笑、不急不恼的神态。被接见的师生见此情景，已心灰意冷，共同认为，和这样一位十级大官谈话，真不如对牛弹琴。杨告诉我们唯一有用的话是，“我在见你们之前和内蒙党委权星垣通了电话，他转告你们，内蒙党委很快派工作队再次到师院，有事情找他们。过几天，权星垣就回内蒙了，找他也行，不要在北京多停留了。”
　　关处长和他的助手送我们出门时一再安慰我们，但大家心里已然明白，决定乘当晚火车立即返校，我一人留下殿后。
　　当晚我和山西大学夏老师一直谈到下半夜三点，他反复劝说我不要回去。“你回去后必被工作组抓起来，工作队不会比工作组好到哪里。历史上从来官官相护，百姓遭殃，你们那里能不一样!”
　　他还说：“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回太原，我已打听好了，北京郊区有挖沙子的地方，正要工人，凭我们俩的身体，准能养活我们自己，还可以静观变化。如果真如聂元梓说的，中央准备开会研究文革，等中央下了决定不迟，那时再选良策。”
　　夏是一片好心，但我此时想到的是留在学校的几百名师生，我不回去，岂不令他们失望?我没什么错误，更不是黑帮，怕什么，为什么不敢回去?我这个主要角色不回去，谁承担责任?
7月17日早晨，我毅然回到内蒙师院。不错，那里等待我的是失去自由和囚禁，一切均被夏料中了。
我也曾假设过，如果我和夏真的去挖沙子，等到8月8日中央公布了16条后再回校，这一切就躲过去了。但生活没有“如果”，人更不能靠追忆过去的“如果”找慰籍。眼下，现实的每一天、每个小时的人生过程最重要，也最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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