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

reading · 发表于 2017-7-21 02:59:52

毛泽东说：武装上海十万工人——砸上柴“联司”的前后经过

徐景贤

（一）

　　我接触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简称）的问题，最早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那时上海的形势相当乱，张春桥、姚文元刚从北京到上海不久，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春桥让他的秘书何秀文打紧急电话到武康路二号，说有两个人闯入他们住的兴国路招待所（现今的兴国宾馆），叫我去处理一下。

◇　“联司”人员夜闯兴国路招待所

　　那天已快到半夜了，我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那里。进了兴国路招待所的边门，只见门里面吵吵嚷嚷，张春桥的秘书和部队的军官、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围着两个人，正在跟他们争论。何秀文打电话通知时要我以一个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出面，所以我就走上前去对那两个人说：“我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其中有个人认识我，很快就叫出我的名字：“你是徐景贤。”他介绍自己说是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的。

　　我说：“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说：“我们要见中央首长。”
　　我问：“你们怎么会找到这地方来的？”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是非常秘密的。
　　那两个人不肯讲，他们坚持说：“我们到这里要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

　　正在我们对话的时候，“工总司”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来了，他也是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叫来的，张春桥要我们两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出面劝阻那两个人。

　　耿金章对他们态度很凶，说：“这地方是禁区，你们怎么可以闯进来？”

　　通过问答，才知道他们是翻墙进来的，当时墙上筑有铁丝网。他们翻进大院后，见院里是一个大花园，分布着好多幢楼，不知中央领导人住在哪里，就挨家挨户地找。文革以前，兴国路招待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上海时住的地方，守卫得很严密。本地的来访者要见中央首长，都要从大门口先打电话进去，然后由里面派人出来接。那两个人在里面闯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被解放军战士带到门口传达室。

　　耿金章和我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耿金章很凶，我比较温和，一起劝他们回去。他们坚持了很久，看来见不到中央首长了，便留下单位、姓名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说是要向中央首长反映上海柴油机厂两派的问题。

　　我等那两人和耿金章走了以后，就跟何秀文一起到里面看望张春桥。张春桥住在五号楼，见了我们的面他余气未消，恼怒地说：“解放军根本没用处，那两个人居然可以翻墙头跨越铁丝网到院子里面来，解放军根本不敢碰他们。他们一幢楼一幢楼寻找，到了五号楼，我正在看文件，听到外面要找人，就把灯关掉了。只听见他们走近来，说要找中央领导，解放军跟他们对话，就在我窗下纠缠了好久，才把那两人劝到外面去。解放军说要保卫我们，到关键的时候，连枪也不敢开。”我当时想，这两个人并没有谋害领导的意图，开枪总是不行的。

　　张春桥又说：“我已经问过了，这两个人是怎么会来这里的？”原来上海警备区政委李世焱和副政委李彬山，知道中央首长张、姚住在这里，代表警备区来看望。他们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两个人，两人看到年纪很大的解放军首长从里面出来，就把他们堵住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两位政委告诉道：“这里是中央首长住的地方，你们不要随便闯。”他们一听便来劲了，兴国路大院门口警卫森严，无法进去，他们就绕道到后面，翻过围墙跨过铁丝网，闯入院里。当天只知道他们是上柴“联司”这一派的，因为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也就算了。

　　但到后来，当上柴“联司”和上柴“东方红”（“东方红兵团”）两支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的时候，听说这件事也变成“联司”的一条罪行，有人宣称上柴“联司”的两个人，在张、姚到达上海没几天，就半夜翻墙直闯张春桥、姚文元的家里。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的家在康平路大院里，那两个人到兴国路只是为反映情况而已，根本称不上什么“罪状”。

◇　“联司”提出“改组”上海市革会

　　此后，我们就开始注意上柴“联司”和上柴“东方红”的矛盾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正好在张春桥、姚文元住处汇报工作，王洪文打电话来报告，说他已带了好多人冲到上柴厂去。据说那天厂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武斗，还抓了人。当时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清楚上柴两派究竟是什么关系，只是对王洪文讲：“不要造成重大的伤亡。”其实这时王洪文和“工总司”已经介入到上柴两派的矛盾中去了。

　　后来，我们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他说：“‘联司’和‘东方红’两派都宣称自己是造反派，主要是上柴厂里的两派在打倒谁、解放谁和结合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在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上有争论。”据说这种争论一直牵涉到八机部。对这些是非我没有时间去弄清楚，也没有认真去研究过，因为当时正值上海夺权初期，我实在太忙，顾不上去详细了解。

　　之后，上柴“联司”一派来找我们，上柴“东方红”一派也来找我们，他们都认为市委机关联络站是张、姚的办事机构，都想争取我们的支持。果然，市委联络站的工作人员中有同情“东方红”的，也有像郭仁杰那样同情“联司”的。我的态度是：哪个地方发生两派矛盾的时候，不要去支持其中一派。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在上柴“联司”和“东方红”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超脱的，没有发表过意见。

　　等到交通大学“全向东”（一个年轻教师汤福坤的化名）与上柴“联司”结合后，不断在社会上发表言论，才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上柴这么一个大厂，又有军工生产，两派对立很激烈，影响了生产，特别是军工任务。我们派部队的军宣队进去，不久军宣队很快地宣布“东方红”是左派，“联司”当然不满意，他们就把军宣队办公室砸掉了。部队报告公安局，公安局抓了两个砸办公室的人。这样一来，“联司”更不满意，组织人到市公安局静坐，从此就把上柴“联司”的问题闹到社会上去了。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很多基层单位都存在着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宣称自己是“左派”，压制对立派，大搞派性，唯我独“革”，大权独揽，不想和对方联合而只想把对方打下去。而王洪文等指挥的“工总司”又往往支一派、打一派，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受压的、丢权的或是失意的组织，对市革命委员会、“工总司”和“支左”部队有意见，或是心里有气，现在正好趁着上柴“联司”敢于向市里挑战，就纷纷表示支持“联司”，还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支援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总站”（简称“支联站”），把各种对立力量都纠合起来了。

　　“联司”把矛盾闹到社会上来，使我们很伤脑筋，这影响到我们夺权以后的秩序问题。“联司”派人到市公安局静坐以后，我们不断地要市政法指挥部出面解决。市政法指挥部发了好几个通告，但都不能平息矛盾。因为市政法指挥部是市革命委员会的所属机构，“全向东”他们认为政法指挥部偏袒上柴“东方红”，开始把不满言论指向市革命委员会。从五月份开始，我们收集了好多有关“全向东”的言论，他的中心意思是：，上海市的政法机关对上柴“联司”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必须改组负有领导责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联司”的做法。“全向东”又批评《解放日报》、《文汇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且说上海政宣部门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因为对宣传工作不满意就把矛盾扯到我头上来了，当时我在市里的排名在王洪文的前面，所以“全向东”在七月份提出一个说法：“徐景贤、王洪文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鼓动一批群众冲击学生组织“红三司”。比较严重的事件是有人放火焚烧西藏路的光明中学。双方大辩论的时候，还有人把南京路上一辆同情上柴“东方红”观点的人驾驶的摩托车推翻，点火烧毁，不料被住在和平饭店楼上的外国人拍了照片，在国外报刊上登了出来。我看到了国外的报道和照片，很生气，认为这样做就是要搞乱上海。所以我当即下达指示，要《文汇报》、《解放日报》收集“全向东”和上柴“联司”的言论，编成几版报纸版面，加上批注，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对“联司”发起凌厉的宣传攻势。

◇　“联司”和“阿东”形成两大派

　　“联司”受压以后，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当时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双方就利用晚上乘凉的机会，在人民广场设台辩论，支持“联司”的和支持上柴“东方红”（简称“阿东”）的辩手都很活跃。群众去那里观看热闹，进场时有人首先要问你是支持“阿东”的还是支持“联司”的？人民广场上就像过去上海说唱“小热昏”的架势，搭起了舞台，每天晚上双方对着干，展开大辩论，热闹非凡。

　　当时上海势力较大的是一批在市里掌权的造反派，以“工总司”领衔，另一批是在野的造反派，“联司”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有“工总司”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的一些下台的头头，曾经挨过整，还有学生组织“炮司”的一些人，“红革会”的一些人，都受过打压。于是各种各样没有掌握权力的造反派，在社会上借“联司”的问题形成了一股力量。事实上，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不敢挤进这个队伍去，“挺身而出”参加大辩论的人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包括“联司”也宣布自己是造旧市委的反、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的，他们的口号是：“市革命委员会必须改组！徐景贤、王洪文必须从市革命委员会滚出去！”，他们又从南京路市百一店高楼上挂下来几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曹黑秀才！”群众一看，就知道是要打倒徐景贤的，因为我造反以前还在给原市委起草文件、代曹荻秋写检讨报告。现在“联司”就制造舆论，把我划到陈、曹一边去。

　　在六月份的时候，“联司”在厂里又搞过一次武斗，还冲击了上海市青年宫。市革命委员会为此发了一个《六·二九通告》，明确提出要制止上柴厂的武斗，把“联司”放在被告的地位上。“联司”当然很不服气。

　　七月一日，王洪文决定由“工总司”出面联合各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我与王少庸、马天水、王承龙、王洪文商量，觉得“联司”这样搞下去，会把上海搞乱。因为各区、各系统的“支联站”都纷纷成立，上海从此有可能分裂成为对立的两大派，这是我们最担忧的事情。所以我们赞成王洪文声讨“联司”的行动。

　　《六·二九通告》以后，我们邀集上柴“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的头头到衡山饭店谈判，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全去了。我记得，“联司”的负责人杨仲池来了，他是一九六二年的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分配到上柴厂后成为技术骨干，现在是“联司”的头头，“东方红”的负责人也来了，但是“联司”的代言人“全向东”没有来。我们在会上提出的方针是：两派在本单位辩论是可以的，但是双方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争取联合起来，而且不能发生武斗，不能把另一派的人赶到厂外面去。那天双方争论不休，谈判没有结果。

　　那时，“东方红”这一派在厂里留不住了，住到外面。厂里变成“联司”一派了。局势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还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商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决定再放下一次架子，登门去跟杨仲池谈判，希望他们先让“东方红”的人回到厂里，然后在厂里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双方要继续抓生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

　　那天我们认为直接去上柴厂是相当冒险的，王洪文没去，因为“联司”对他意见很大，怕他去了会出事情。去的是我、马天水、王少庸、王承龙四人，每人后面只跟一个警卫员。我们闯到“联司”总部，杨仲池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杨仲池非常傲气，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居然敢于对市革命委员会持这种态度，从没见到过。我们心里很生气，但都忍住了。杨仲池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错在“东方红”这边，他们是正确的，指责市革命委员会拉一派，打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但是最后他终于同意让“东方红”那一派回厂。

　　“东方红兵团”的成员回厂不久，又出了一个七月十八日事件。因为双方把大字报贴来贴去，发生了冲突，酿成武斗。观点倾向“东方红”的工具车间工段支部书记解福喜在武斗中被打死，矛盾马上激化。王洪文抓住这个机会，七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广场开了一个大型追悼会，追悼大会结束后，又举行全市卡车大游行，在第一辆大卡车的前面挂了一幅解福喜的大照相，企图在全市造声势。

　　这时，“联司”也发了一份备忘录，为打死人辩解。我们请法医做尸体解剖，尸体上伤痕累累，我详细地看过尸体解剖的照片，我认为这个解剖是可信的，结论是武斗重伤致死。但是在“联司”的备忘录里，说解福喜是因疾病或者中暑而死。我当时觉得“联司”的态度很不对，文过饰非，这个组织在武斗致人死亡后还要抵赖，是完全错误的。

（二）

◇　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导致八月四日上柴“联司”的被砸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砸“联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应该和全国形势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当时全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七·二０”武汉事件。毛主席当时在武汉，武汉的两派矛盾激化。“百万雄师”这一派得到了武汉军区和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包围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住处。毛主席的住处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动的群众说话，群众认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伤了。当时的中央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紧张，认为陈再道可能搞兵变，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议毛主席转移到上海来。说来也巧，正当毛主席到上海的时候，上柴厂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认为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受到威胁，由周恩来总理到武汉紧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来已经有过决定：为了保证安全，今后毛泽东外出不能乘飞机，所以他从北京到武汉时乘的是专列。但是这次紧急撤出时又乘了一次飞机，这是毛在一生中最后一次乘飞机，从武汉直接飞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抵达上海的，这一天，人民广场正好召开上柴厂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来后住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宾馆），上海当时的重大任务，就是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发生大武斗，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时，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当时林彪、江青都主张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仅要文攻，而且要武卫。林彪、江青后来把陈再道召到北京，进行批斗，并在武汉把“百万雄师”这一派压下去了。

　　张春桥是陪同毛主席从武汉飞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用文件的形式批转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个记录可以散发。我就把江青的谈话印成传单，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我觉得当时中央的方针非常强调“文攻武卫”，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后，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在人民广场开了一个“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完全是针对武汉事件、河南大武斗，包括针对上海上柴“联司”和“支联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过他掌握的公安局杨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击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联站”总部开会的“支联站”头头二十五人全部抓获，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公安局关押，但“全向东”没有到会，未能抓到。当时，游雪涛领导的秘密组织“扫雷纵队”派人打进了“支联总部”，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所以，“支联总部”是首先被解决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东方红”的队伍全部撤出了工厂，为以后的“踏平联司”创造了条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经过我改定，经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发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致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市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上海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权力机构给一个工厂的群众组织的成员写一封公开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当时认为对“联司”已经仁至义尽了，找它出厂谈判不行，上门去谈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挥部又控制不住他们的行动，最后一招只有向他们的群众写信了。市革委常委扩大会在讨论这封信的草稿时候，也颇有争论，比如“工总司”陈阿大坚决不同意在信中提“联司”是群众组织，主张一定要宣布“联司”是反革命组织。我说服他：“联司”还是群众组织，“联司”的群众我们还应该称他们是“革命群众”，希望他们能够起来与“联司”的头头决裂。

　　《公开信》印成大布告的形式，派专人直接送去上柴厂。当时的做法也很特别，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派干部乘着三辆大卡车，拿着公开信，还通知新闻记者、电影厂的摄影师一起去，看“联司”怎么应对。到了厂门口，“联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员会作为对立面，不让进厂，送信人就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广播《公开信》，结果“联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电影摄影机夺走了，打了摄影师，还把几个送信的代表带进去教训一顿。三辆大卡车被砸，实际上是“联司”中了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市革命委员会给你写信，你居然敢于对市革会派出的代表动手，这说明“联司”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市里对它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　王洪文决定动手砸“联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点，王洪文在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召开“工总司”全体委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上柴“联司”动手。我觉得要动手的话，一定要经过张、姚批准。我当时多次打红色保密电话找张春桥，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电话。我把紧急请示告知他的秘书，秘书答应转达，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回复。没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后动手的决心的。估计是他有意不表态，让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干。

　　王洪文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华山路８８８号参加作战会议，他们把杨浦区的地图摊开，在上柴厂的周围标出了很多作战点，对厂房、仓库、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厂沿黄浦江周边的区域，都作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因为怕“联司”成员从黄浦江上转移出去，特地从港务局调了几艘巡逻艇，把江面封锁起来。

　　部署完毕，王洪文已经等不及张春桥的批准令了。

　　王承龙作为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参加了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的作战会议，他根据我们商定的意见对王洪文说：“这么重大的行动要春桥、文元同志批准，我们还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动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会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乘着一千多辆卡车向上柴厂进发。

　　我记得，八月四日那天天还没有亮，王承龙气急败坏地冲到荣昌路六十号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紧急敲我卧室的门：“快起来！老徐，快起来！王洪文他们已经调队伍打‘联司’去了！”

　　我很着急，张、姚都没有表态，怎么办呢？我赶到康平路办公室，王少庸也被从睡梦中叫醒，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当时王洪文又下令从杨浦区大厂调队伍，最初调四万人，后来有些单位听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军工路上塞满了人和车，各种各样的车辆载着工人，他们拿着钢钎、铁棍，戴着柳条帽，穿着帆布工作服。钢铁系统的造反派最先赶到上柴厂，充当了打头阵的队伍。在现场指挥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和王腓利。我让王承龙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并下了一个命令：决不能打死人！我最担心的就是武斗死人。上柴厂解福喜一死，对“联司”很不利；假如这次在打“联司”的过程中，“工总司”这边也打死人，事情就会更复杂化。我处理过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总司”与赤卫队大武斗，只是伤人，没有死人，后遗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龙带去一条死命令：打“联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没有去上柴厂现场，我们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听取消息。

　　王洪文他们在上柴厂外围的工农新村，找了间有电话的房子作为指挥所。除了陆上包围以外，还调来舰艇，从黄浦江上断了“联司”的后路。开始的时候，双方都采取宣传攻势，打“心理战”，高音喇叭对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几十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文攻”。外面对里面广播：“‘联司’必败！‘东方红’必胜！”还策动“联司”广大战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里面对外面广播：“‘工总司’镇压‘联司’绝没有好下场！”而且口号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王洪文听了大为生气，下令：“把里面广播喇叭的电源切断！”有人立即通知供电局切断厂区电源，结果里面的喇叭不响了，外面照样广播。

　　“联司”制造的弹弓威力很大，他们在厂部办公楼屋顶平台上树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系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铁棒）锯成一段段铁块当子弹，像一段段胡萝卜块，通过橡皮筋向厂外阵地弹射出去，射程很远。这些弹弓像一挺挺机关枪，很具杀伤力。“工总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挥的时候，一块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都打断了。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幸亏钢笔保护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伤。”里面发射的“子弹”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坏了。外面有些人想冲进厂门口去动手，但里面楼顶上守着很多人，不断朝外扔石头、铁块和自制燃烧瓶，甚至喷射镪水和硫酸，使进攻者无法逼近。上柴厂的围墙也很厚，一时难以突破，后来从外厂调来四辆二十五吨的大型吊车和铲车，从侧面撞墙，墙倒下以后，外面的队伍冲了进去，开始了逐屋争夺战。“联司”人员死守，进攻队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车间、铸工车间、冷锻车间，冲进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战斗十分激烈。

（三）

◇　电影摄影师拍下砸“联司”的全过程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姓殷的摄影师和我比较熟悉，他在随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给“联司”送《公开信》时已经挨过打，对“联司”有一肚子气，这次他带着电影厂“敢死队”跟着最前面的队伍一起冲进去，爬到厂内的制高点，用好几部摄影机居高临下地同步拍摄，把砸“联司”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制作完成后放给毛主席看的一部长纪录片。

　　队伍冲进去后，办公区的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很快就被占领了，只剩下四号楼，是一幢多层大楼，也是“联司”总部。他们在楼上搞了一套装置，配备有钢瓶，带着喷雾器一样的喷嘴，喷射强酸。他们为坚守准备的砖头、石块、铁块也很多。队伍攻到四号楼，久攻不下。正在这时，旁边的木模车间又失火了，大家一边忙着救火，一边继续强攻。当时进攻者的武器只有铁棍、长矛，枪倒是没有发。攻势很猛，四号楼里的人终于抵挡不住，一层一层地由下往上撤退，最后退守到屋顶平台上，把上平台的楼梯封死。于是，进攻的人只能从墙外的落水管爬上去，爬到平台边缘，守卫的人又将他们推下来。当时消息报来，我认为肯定已经跌死了好几个人。每掉下一个人，王承龙就在现场给我打电话，我说：“完了，又死了一个！”

　　四号楼久攻不下，但旁边木模车间的失火、救火，启发了进攻者的灵感。正在现场的“消革会”（“消防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司令吴大炮很起劲，很想在这场战斗中立功，他下面还有一个“义革会”（“义务消防队员革命造反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在当时都是很有实力的。一声号令，他们调来十七辆消防车，把四号楼团团围住，长长的云梯架上去，把四号楼屋顶平台包围起来，准备用高压水枪攻击。谁知下边把消防带接上后，高压水枪里的水却放不出来，原来进攻前给高音喇叭停电以后，厂里的水源也中断了。消防队赶紧从一千多米远的一条河浜里接水，云梯上的多支高压水枪（又名“大炮水枪”）就对着四号楼屋顶平台上的守卫者猛烈喷射，守卫者被一百多磅的水柱冲得稀利哗拉，无法招架，消防队员就乘机从云梯上跳下去，在屋顶平台上举起消防斧头劈打。趁着守卫者混乱之际，进攻者们大批蜂拥而上，解决了最后一个据点。

　　工厂里最高的烟囱上还飘扬着一面“联司”的旗帜，进攻队员又爬到烟囱上把它拿下来，这就象征着攻坚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参加打“联司”最卖力的是两个厂的工人造反队员：上海矽钢片厂和上海铁合金厂，后来这两个厂成为上海“文攻武卫”民兵组织的基干厂。当时，我关照在现场指挥的“工总司”戴立清，不能打死人，他在那里指挥时一再提醒进攻者，不要打俘虏，但是实际上动手打的人很多。被俘的“联司”成员，男的上身衣服被扒掉，赤身露体挨打。“联司”的头头杨仲池也被抓到了，听说是在地下室里揪出来的。从电影镜头里看，杨仲池被打得很厉害，双手抱头，口吐白沫，押送时一路上有人揪他的头发，拳击他的两肋，连在两旁保护他的人也挨了打。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左右发起总攻，到最后清扫战场、押送俘虏，已是傍晚六点钟了。

　　我最关心两件事：第一，到底伤亡如何？死了几个人？戴立清按我的要求一个人一个人清点，包括从屋顶平台上跌下来的，受伤送到医院去的，清点下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没死人。我不相信，他说：“我已经点了两遍了。我现在吃力得连路也走不动了，就是一个也没有死。受伤是有的，还不少。”我想，如果没有死人的话，对外、对上都好交待。“联司”的“俘虏”当夜都被转移到交通大学，我还是不放心，特地赶到那里去看过，多方打听下来证实了确实没有死人，终于舒了一口气。第二件事情，我关心全部武斗的过程拍下来没有？我叫上海电影制片厂赶快把片子洗印、剪辑、整理出来，随时准备调用。

◇　毛泽东巡视上海并观看砸“联司”的纪录片

　　当天深夜，毛主席在上海知悉了刚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他便说要到外面看看。毛主席从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坐上一辆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出发。这车原是斯大林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吉斯牌，混身黑色，车身厚重，北京有好几辆，上海只有一辆。毛主席到上海总是由固定司机开车，司机就是市委车队队长老刘。车窗上装着厚厚的保险玻璃，车身用两寸左右的厚钢板做成，不要说手枪射击，连机枪、手榴弹都打不进去。当时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对群众是绝对保密的，轿车从“四一四”招待所开出，向闹市区驶去，毛主席坐在后座，窗上有薄纱挡住，他可以透过车窗向外张望。

　　张春桥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的车子开到外滩时，曾被人家发现过。当时在毛的轿车前、后各有几辆北京吉普负责保卫和开道，车队开到一个路口，不知怎么搞的，旁边路上有一辆卡车突然插进北京吉普和毛的轿车之间。毛坐在轿车后座，可以看到前边插进来的一辆卡车的后部，坐着几个装卸工人，他们居高临下朝后张望，有一个工人发现后边一辆轿车上坐的好像是毛主席，赶紧同旁边的人说了，还向轿车里指指点点。同车的中央警卫局警卫人员紧张起来，马上递给毛主席一张报纸，假意读报把脸部遮起来。那几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真会是毛主席，隔着保险玻璃也看得不很清楚，有点吃不准，事后才没有把毛主席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去。张春桥后来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连连说：“好险，好险。”

　　毛主席的车在外滩黄浦江边缓缓行进，当天参加武斗的人还没完全散尽，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手拿钢钎、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原来在市革会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反而不显眼了。毛主席的车慢慢绕过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他这边看看，那边瞧瞧，目睹了这个经历了一场大武斗以后的城市夜晚的紧张情景。

　　第二天，张春桥通知我：“你赶快在电视台里面播放昨天拍的片子。”电影纪录片拍出来以后，电影厂已经连夜洗印、剪辑好了，我赶到电影厂去先审查一遍。影片长度为五十分钟左右，完全是现场实录：武斗双方门口对峙、弹弓射击、铲车撞墙、逐屋争夺、喷射硫酸、失火救火、云梯进攻、半空开战、屋顶互殴……直至杨仲池被抓、殴打俘虏等等，全部过程历历在目，看得人惊心动魄。我布置上海电视台当天晚上播出这部片子，把播出的时间告诉了张春桥，由张去转告毛主席的随从。后来，张春桥又通知我让电视台播放过两次，一共放了三次。张春桥对我说，毛主席通过电视观看了这部影片，还称赞云梯上的那些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兴趣。

　　后来有的文章里说，毛主席是不赞成上海砸“联司”的，理由是毛主席回北京后，发表了在上海作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根据我的了解，事实真相却不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砸“联司”的纪录片以后，我们都很兴奋，王洪文因为指挥这次武斗尝到了甜头，认为上海工人造反派很有战斗力，建议以上海矽钢片厂和铁合金厂民兵团为基础，重建上海民兵组织，改名叫“文攻武卫”。当时我们认为文革以前上海的民兵路线是不对头的，不仅上海，全国也是这个情况，民兵没有战斗力，用两句话可以概括：“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所谓“墙头上的官”，就是民兵干部的名单都贴在墙上；“抽屉里的兵”，就是民兵的花名册都锁在人民武装部的抽屉里，民兵难得训练，打实弹的机会更少。张春桥则认为民兵都是“花架子”，没有实战能力。于是，他趁打完“联司”这个机会，向正在上海的毛主席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

　　毛主席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
　　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
　　毛主席说：“每人先发一根棍子。”

　　这是当时两人的对答，张春桥向我们传达的原话。有人刨根问底，对当时有没有发棍子特别感兴趣，实际上，建立“文攻武卫”组织的工厂里都有钢钎、铁棍，磨尖了就变成人手一根的梭镖，根本用不着逐级发棍子。棍子是没有发，但是过了几年还是给上海“文攻武卫”队伍发枪了。

　　根据毛主席的表态，张春桥当时正式写了一份重建上海民兵的请示报告，毛主席圈阅后，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跟着圈阅，表示同意。上海民兵就改成了“文攻武卫”，人民武装部也改成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王洪文就这样当上了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毛主席视察了“八·四”大武斗以后的上海的夜晚，又看了“工总司”调动三十万工人武装砸掉“联司”全过程的纪录片，他觉得上海的形势和他刚离开的武汉的形势大相径庭，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武装完全能够左右和掌握上海的局面，所以他才下决心武装十万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这正好说明：毛泽东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上海打“联司”的行动的。

◇　砸“联司”的实质是两派权力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武汉的大局已经稳定。毛走的时候，不再乘飞机，而是从上海乘专列回去的。虹桥机场边有一条专线，专列就停在这条线上，这条专线的外面是大围墙，有铁门可以把专线的入口封锁起来。专线的月台和车门的踏步是平齐的，用不到跨步上车，适宜于老人登车。那天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很高兴，让所有的随行人员，警卫、护士、医生以及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等，都围在他旁边，在车站上拍照留念。张春桥后来把这张照片拿给我看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所见到的张春桥和毛主席唯一的合影。

　　砸掉“联司”后，北京和外地的红卫兵对上海的反应很大，有些人公开支持“联司”，指责上海“工总司”调动武装血腥镇压“联司”。八月二十日，张春桥到北京，在会上表态说：“‘联司’要上海大乱，这样的局面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上海出动工人武装砸掉‘联司’是完全正确的。”张春桥敢于在北京的会上公开支持砸“联司”的行动，说明他是摸到了毛泽东的底的，他知道毛是支持这次行动的，所以才敢于出来说话。

　　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已处于失意的在野状态，所以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同情“联司”，这是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观察的。至于在上海，“联司”和“工总司”的矛盾，更是在野的造反派和掌权的造反派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在支持“联司”的队伍里，我曾经发现过戴祖强的弟弟，是“支联站”的头头，而戴祖强是“工总司”一兵团的负责人，在上海“一月夺权”的时候，他曾要成立一个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和二兵团的耿金章相结合，另外成立一个政权，后来被王洪文砸掉了。戴祖强的弟弟就说他的哥哥是被压制的，所以他要支持“联司”。其他像“红革会”的某些人、“炮司”的某些人也支持“联司”，因为他们在“一月夺权”中都是受压制的，这正反映了当时的权力争夺。

　　但我并不认为当时代表“联司”观点的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同样拥护文化大革命，他们也打着“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的旗号，也主张推翻上海市委，也高呼“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口号，只是因为他们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掌权问题上受到压制，所以才四出串连，和社会上各种各样被打下去的力量结合起束，想用各种方法掌权，于是就出现了大动荡和大武斗。夺权和反夺权，夺取权力后如何瓜分权力，这是上柴“联司”问题所以爆发的深层的社会原因。

　　毛泽东讲过文革一年发动，两年搞彻底，三年收尾。但搞到那时，反而天下大乱，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他想要稳住大局，决不允许再天下大乱。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在视察全国时，也说过七、八、九月以后，全国的形势要稳定的话。上柴“联司”和各地一些在野的、没有得到权力的组织提出“上海要第二次大乱”、“全国要第二次大乱”，肯定不符合毛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我觉得，如果把砸“联司”与武汉事件、与毛泽东视察全国、希望稳定的设想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背景和发展脉络了。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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