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燕山营造社：文革时期北京街道的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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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版比较特殊的《北京地图》，成品高10.5厘米，宽51.5厘米，折成几叠以后成为一掌盈握的袖珍本。本图1968年4月由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定价3分。 这个折叠以后的开本应该算制式地图出版物里面最小的开本了。尽管开本很小，但是本图的内容依然十分丰富，是典型的文革出版物。它有毛主席像和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有题为“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出版说明，有6幅地图，分别是“北京市地区”，“北京市郊区汽车路线图”，“北京市长途汽车路线图”，“北京市街道图”，“北京市区汽车路线图”，“北京市电车路线图”，另外还有当时的“北京市主要服务场所”的电话号码索引，最有历史价值的的是，上面还有文革中北京街道名称更名的对照表。



对照表的说明称：“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本图使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小将和**群众的倡议，研究确定。”这里说了关于改名的两个重要问题：动机和程序。

历朝历代都要把当朝的意识形态反映到地名里来。光是北京地名的沿革就能出本厚厚的书。不过文革的改名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年，而且很不得人心，尽管这是改名规模最大的一次。

图上标改了新名字的街道东城区有18条，西城区有20条，崇文区有6条，宣武区3条，朝阳区10条，海淀区8条，不过这不是当年所有被改名的总数，图上标了，这些名称只截止到1967年7月，另外“因图面限制，有几条很短的街名和郊区路名未能编入。”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王府井大街改“人民路”，估计是因为来这里的“人民”最多；景山东街、后街改“代代红路”，估计因为景山公园以前孩子们来的最多；东四十条改“卫东路”；西四到新街口改“红旗路”，西单到西四改“延安路”；牛街改“民族团结路”；崇外大街改“南昌路”；天坛路改“曙光路”；白石桥至中关村叫“文革路”……

这个改名的方式倒是“突出政治”，然而完全是一堆政治性符号。保留地理方位符号的惟一一条街，是地安门东大街和地安门西大街被改成了“工农兵”东、西大街。地名里面的方位特征，地理信息，历史沿革全然不顾。除了文革中群众运动典型的一哄而起，在生活中并没有被老百姓承认过。

本版地图上反映出的这种冲突是十分有趣的：在“北京市街道图”中，根据更名，已经做了新街名的标记。但是在“北京市区汽车路线图”和“北京市电车路线图”中，仍然“顽强”沿用着原来的地名，牛街还是牛街，地安门还是地安门，就连那条“文革路”，在公共汽车路线中也没有出现。

作为某种政治符号，街道的名称可以改变，但是几百年积淀下来的地名文化和人们对于地理信息的概念却不会被那几个符号改变。如果公共汽车路线中的站名改成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名字，甭说外地人来，北京人就得先搞出一个新街名培训的群众运动来!

这些不得人心的更名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地图都不承认它。到文革后期已经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不过这里面有两个特例，一个是东城区原东皇城根南街改称“晨光街”；一个是崇文区原夕照寺大街被改称“光明路”，这两则文革中的街道更名被保留使用至今。想一想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晨光街”内有60年代新盖的一个高级干部聚居的社区，俗称“部长楼”，实际上已经成为这条街重要的地理标志；“晨光街8号”已经被人约定俗成。而“光明路”本是新区，几乎完全是60年代以后形成的居住人群，老的名字被自然更替。

这，就是历史。

道路名称的变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也在地名史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今日细一捉摸，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有股苦涩的味道。文革时期北京路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歌颂、纪念性的。

由于地安门大街位于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所以叫做“总路线路”；相应地平行于它左（东）右（西）的安定门内大街和德胜门内大街，自然就叫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路”。再往南跨过现在的平安大街往南，就更有意思了，大跃进是中国独一份，所以从宽街到美术馆叫“首创路”，而人民公社是由集体化发展起来的，所以从厂桥到西安门的西什库大街叫“集体化街”，至于总路线路向南到景山北就分成景山东西街了，只好分别命名为代代红路和育红路。文革时期，流行中国有五个“**圣地”之说，在地名中必然要反映出来，它们的排列也很有趣，都在长安街南北的主要南北干线上：东单北大街叫瑞金路，东四北大街叫红日路，西单北大街叫延安路，西四北大街叫红旗路；宣武门内大街叫遵义路；花市大街到磁器口叫南昌路；府右街就在中南海西墙外，当时毛主席就在里面居住，所以府右街叫做“韶山路”到也贴切，日自韶山出嘛。只是不知道怎么忘了“井冈山”让人百思不解。

第二类路名是带有针对“封资修”批判性的。

如王府井属于带有“封建帝王”性质的，所以偏要把它改为“人民路”。东西交民巷旧时是帝国主义租界地所在，遂改为“反帝路”，而“反修路”则非苏联大使馆南的东扬威路莫属了。至于龙潭湖，世界上哪里有龙？一定要改。于是乎龙潭北路改为“红湖北路”。大概考虑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吉利，所以吧夕照寺大街，改了叫光明路。佟麟阁、赵登禹和张自忠三位都是国民党将领，虽然抗战有功，但这是现在的认识。在文革时，可是要“站稳立场”呦。所以这三条路都在改名之列：改成了“工农兵东大街”（相应地地安门西大街改成“工农兵西大街“）、“中华路”和“四新路”。

第三类是与路的标志性建筑和路的功能有关系的。

如：东三环北路因有全国农业展览馆，故命名为大寨路。西城的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分别叫灯塔路和红塔路，是与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发射塔在月坛公园内有关系。三里河路叫**友谊路，是因为友好国家来宾去钓鱼台国宾馆，此路是必经之路。而文革是由北京大学等高校首先发起的，所以通向北大的白颐路那时叫文革路。

此外，还有一类没有什么讲究，只是图个“**的名字”而已。当时北京正在发展二、三环路间的建设，新路比较好命名，如：如西面的北洼路叫志远路，东面现在的京通快速叫长征路。南面的马家堡路叫秋收起义路；魏公村路叫为公路。

可笑的是下面的：二里沟大街和百万庄大街分别叫做向东路、向群路和宇宙红路；东西皇城根改为霞光街、晨光街和立新路；珠市口东大街和天坛北街改为红光路与曙光路；骡马市和珠市口西大街改为红卫路与红卫东路；酒仙桥改为东红路；西大望路改为光辉路；东直路改为东风路；大柳树斜街改为东辉路；大羊坊路改为四季红路；百万庄西路叫增光路；北蜂窝路叫炬辉路。

现在，您可以发现规律了吧？反正离不开红、东、光、辉等等字眼，极具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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