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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老马: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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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3 02:3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赣江老马 " P1 P1 b  G* A  c-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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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林批孔阶段 6 u3 C' j! x1 M) K9 ^1 z% n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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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2月,批林批孔初期,熊文达、熊海保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徐根仔、李华章、余火林等人又写了大字报。余金寿看了大字报很想介入,他问我的看法怎样,我说不想介入。后来上级指示各单位开展这一运动,余金寿又来找我,结果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写了一张《丰钢是谁当家》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说:办企业不发扬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靠少数人是不行的。沅晚生看了也在上面签了名。大字报由余金寿执笔,以我三人的名义贴了出去。厂党委为了发动群众写大字报,还写了一张支持的大字报贴在旁边。 4 @& N% k) h- a; q  _9 w9 B8 l# c
正在这时,县里面徐根仔等人已成立县上访团。我厂也已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周振忠把余金寿与我找去开会,把我二人列为办公室成员之一,并决定从各车间抽若干代表进来协助党委抓运动。我正在家休息,余金寿突然来找我,说他已把人抽上来了,正要开会研究,要我去一趟,我问他经过了厂里没有,他说经过了,而且给了二间房子。我去一看,果然把人抽上来了,余金寿开会,要大家发表如何搞的意见,都说要与厂批林办分开搞。我当时表示,要搞你们搞,我不参加。我认为那样搞不合适,一来上面没有这样的精神,二来会脱离党委领导,搞出了问题负责不了。余金寿见我坚持这个意见,他们只好不分开,结果与批林办合在一起,由周振忠、雷恩风负责。但他们勉强合并,心里不愿意。党委召集各车间、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会上我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合在一起搞),各负责人都表示同意,余金寿他们却不痛快。会后,余瞒着我到县上访团去勾搭,余对徐根仔他们说我受了当权派的利用,在办官方组织,并唆使他们来指责我。一天,徐根仔来找我,指责我搞独立,我当时不接受。后又派杜国良、曾友权二人找周振忠,周也没依。 8 ~5 D% H$ }& N  [6 N" _

! a: P8 C( P7 @0 @' ], D$ k74年3月初,余金寿自入县上访团后再也未回厂内。徐根仔亲自到我厂找到黄毛生等人开会,鼓动他们成立“反潮流小组”,并以县上访团名义在丰中墙上写标语支持他们另立组织。对这种情况,我即同沅晚生商量,沅请示周振忠后即改名为“丰钢上访团”,心想有了这个牌子,他们就不好另搞全厂性的组织。但是,他们继续在各车间成立“上访小组”,眼看就要向厂内开刀。结果,我同沅晚生只好写“退出申明”,退出了厂上访团。我二人一退出,黄毛生等人即接管,并作为县上访团下属组织之一。这时,毛志伟的女婿葛厚生等人即活跃起来,说什么本来早要砸烂这个官办组织。沅晚生和我退出后,与黄泉根、吴春林、万兵根他们有所接触,因他们当时的观点与我们相近。 8 Q7 L, U' k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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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3月间,我参加了在搬运公司小礼堂召开的一次会,黄泉根请了县委付书记吕忠阳来,由黄提出问题,主要意思是说徐根仔他们已成立上访团,我们这些人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怎样搞运动,吕回答了三条: ①你们和上访团合起来搞, ②你们就在本单位搞也行, ③你们用工会组织形式出面也可以。黄泉根等人主张用工会来搞,我当时也是积极赞成的一个。第二天,我同黄泉根,吴春林他们到县群工组找罗全生主任谈,当即受到批评。吴将县工会招牌用自行车拉走(原放在群工组门背),挂到文化宫门口(工会办公地址),吴向体委要来锁匙,打开了三个房间。第三天,据说县委找了黄泉根他们谈话,所以未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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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3月中旬,县委举办批林批孔学习班,我同黄泉根、吴春林等人都参加了。在学习班我分在简报组,我同余经纬二人在印刷厂校对简报,简报底稿由秘书处曾友权、熊海保等几个负责人签字付印。两个观点的人通过学习班,勉强撮合了一下,并于三月底加入到县上访团去。我进去后,徐根仔要我办一张战报,我说无把握,要去南昌看一下再说。结果,同金继江、李新根,三人坐火车到南昌,在江西饭店找到了洪都机械厂的余志园,余说南昌还没有办战报。当晚,我们三人在省委党校洪都代表团搭宿一晚,第二天回来,回来也没有马上办战报,我分在大批判组,写了一篇题为《总结经验干革命》的大字报,是曾友权要我写的,贴在手工业产品门市部门口,余经纬在场。这篇大字报的内容是评某些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应该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才能搞好革命。由于观点不一,吵吵闹闹搞了十来天,当中央“4.20”批示一下达,我同熊文达、黄泉根十多人即写出申明,表示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返回了本单位工作。徐根仔他们却认为我们在搞分裂,他们拖了一些时间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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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开元、余金寿、黄毛生、涂运辉等人回厂后,即在毛志伟的支持下成立了“学习与批判小组”,吸收了全厂“反潮流战士”参加。他们组织了对“樊孝菊讲话”的学习,贴了一些继续批林批孔之类的标语。74年5月间,邹开元想要我给他们编简报,我没有答应,我还批评他们用“丰钢反潮流战士”的名义在社会上写统一性的标语,他不接受。接着,他们在供销科专门腾出房子来写大字报,活动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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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有点气,也邀集了夏枝喜、赵阳波、曾林根、汤牛仔、徐道洪、沅晚生在夏枝喜房内学习了一次陈昌奉四三○讲话,由我读的文件,并以这些人的名义,由我执笔,写了三张大字报:①《学理论的一点建议》,内容是建议厂里以车间为单位成立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学好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搞好批林批孔。②《要害问题是批不批》,内容是说批林批孔主要在于一个批字,不靠吵吵闹闹,而要写出一批有质量的批判文章。③《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内容是说既要抓革命,又要坚守生产岗位,完成生产任务,反对那种动不动就擅自离开岗位的不良倾向。这三张大字报都贴在厂部门口。邹开元他们看了非常恼火,即写出大幅标语和大字报直接攻击我,什么“斩断安士文的黑手”,什么“任先生,你想干什么”,什么“任先生,祝你荣升”,并涂写覆盖我的大字报。我写出抗议,他们又在上面签字造谣,对我进行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逼得我不得不与他们严重对立起来。从此,他们搞任何活动,我概不赞同。后来,我借在轧钢车间蹲点的机会,一直不肯回机关工作,坚持在生产上三班转二年之久。他们却攻击我是“死抱马安大腿不放”,是“自作自受”。 0 W1 z0 a1 r% a; d* j8 M) O3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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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5月间,由于派性思想影响,自己以“烽刚文”的笔名,在火车站墙上写了“支持陈昌奉430、530讲话”,还同胡发根、徐道洪在早晚门市部对面墙上贴了“坚决支持陈昌奉同志主持省委工作”的标语(我写的字)。当时,以为各级党委都表态支持,跟组织上走总不会大错。其实,我们自发的表态是错误的,是以派性为出发点的。 ; ]# ?8 r* k: v

- Y5 Z9 x% ?0 l  o(二)“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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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G2 V! D) ^' `; B(1)76年4月间,我这一观点的人,根据杨水清出差打南昌过写回的信,在县委门口临时议论了一下,刷写了“走资派还在走”(我写的字),“投降派确是有”(黄正发的字),在人民礼堂门口刷写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江白黄陷害诬告陈昌奉同志罪责难逃”,这三条全是我的字,参与者有黄泉根、吴春林、朱仲贵、黄正发、余经纬。 $ D! F" R1 w* h& S

7 O4 `7 ]% v; ~/ [' }* [! A3 T6 U5 \0 `(2)76年5月间,江谓清书记发表了在井冈山的讲话,我这一观点的人对其中批派性那一部分有反感。当时,在石江采购组议论了一下,在场的有熊文达、黄泉根、朱仲贵、黄正发、杨水清、吴春林、余经纬、我自己。大家议定把批派性那一部分转抄出去,并由我执笔写了短评,内容是说“一学四批五大讲”中以批派性为中心的提法不对,应以批修为中心才对。以批派性会打击了群众。并说这个讲话是毒草,应加以批判。转抄的这一部分及短评,由吴春林、徐明德等人装贴,贴在早晚门市部墙上。 ( B9 ?# n' F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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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年5月间,黄泉根、万兵根要我同吴春林去南昌,由黄泉根在公路上找顺风车,去的目的是看一下形势。到南昌一看,到处在刷写“打倒右倾翻案风总后台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我同吴在广场记了一些标语,在八一大道看了一下大字报,然后返回丰城。当我们根据南昌的标语,在十字街口刷写了“打倒右倾翻案风总后台邓小平”,“造反派必胜,走资派必败”,“江白黄批派性是假,打击报复是真”。在场的有吴春林、黄正发、余经纬。 / F0 t6 @: U&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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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年6月间,“反潮流”观点的向县委提出了《四项要求》,并刷写了“四项要求达不到,我们就要造反”的大幅标语。我这一观点的人看了不服,想搞个东西唱唱对台戏。当时,在石江采购组研究了一下,参与研究的有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黄正发、朱仲贵、杨水清、余经纬,我自己。黄泉根要我同杨水清二人起草一份《给县委的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县委领导运动的成绩。大意是说,县委自批林批孔以来,领导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县委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是坚决的、及时的,记得其中写了四个肯定:①肯定县委方向明确,对运动的部署是正确的。②肯定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在运动中立场是坚定的,是敢于抓运动的,是敢顶敢干的(指马俊岭、吕忠阳)。③肯定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第四个肯定记不起来,总之是与《四项要求》唱反调,他们当时否定县委的领导,否定了全县的形势。公开信的第二部分,写要求落实造反派政策,具体内容记不清,这部分是杨水清执笔的,但大意不外乎是要县委给那些原参加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妥善安置。公开信的第三部分,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大意是说,在运动中始终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脱离生产、脱离单位、脱离地区闹革命的不良倾向,反对无政府主义。草稿于6月中旬写成后,在朱仲贵家里研究了一次,参加者有黄泉根、黄正发、朱仲贵、余经纬、杨水清、杨寿根、万兵根、吴则谦,我自己。杨水清将草稿读了以后,都不大同意,认为第一部分写县委的成绩太突出,第二部分要求不具体。黄泉根要我二人再修改,我二人没答应。黄又要杨寿根去改,杨推说没有时间,后由黄泉根自己带了一份底稿回去改,但一直未改出来,结果他把底稿也遗失了。 " S% E9 l" w& e, D, a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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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年7月间,杨水清叫我到石江采购组,说要抄写一份大字报,稿子已研究好了。熊文达、黄泉根他们说,这稿子参考了地区发来的传单(即六项二十二条),说是吴则谦、万兵根二人起草的,已经定了稿,标题是《对当前运动的几点看法》(即六项二十条)。抄写大字报时,杨水清写了四五张,我抄了二张,朱仲贵抄了一张,徐道洪抄了一张,标题是我写的字,落款也是写我字。当晚,把这张大字报贴在丰城饭店围墙上,熊文达、黄泉根二人贴的,我同杨水清、余经纬、朱仲贵、黄正发在场。这张大字报,我虽没有参与起草和研究,但参与了抄写,表明我和他们的观点一致。 % |' J4 j) ?$ G4 |8 Z2 ]

2 R0 d+ V% j0 L* ?. c& V(6)76年8月间,我打听到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他们突然打破观点界限,与徐根仔、丁学旺、李华章等人躲到乡下去开会,逼着县委领导搞封官许愿的活动。当时,我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竟然出卖原则与另一观点打得火热,而且把这件事瞒着我们,于是,我同杨水清、余经纬、徐道洪等人,由我执笔写了《一点意见》,公开揭露与反对这一事件。事后,黄泉根打发杨水清把我找到石江采购组,黄与我辩论了许久,硬说我写的《一点意见》是大毒草,我气得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他们当时已抄好“九江会议纪要”的大字报,我没有去参加张帖。9月间,杨水清又把我找到朱仲贵家里对是非,由朱出面,其他人帮腔,整了我一家伙,整得我更是不服,从此我不再参与他们的活动了。当时在朱仲贵家里的有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杨水清、朱仲贵、黄正发、万兵根、余经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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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Y; Z+ a  u9 O* @76年8月间,《解放军报》上登了一篇《发扬鲁迅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文(8月13日的报》。此文分三个部分,用(一)(二)(三)为小标题。我当时看了第一部分,想用来影射另一观点的人,因吴春林他们写的其他批判稿未写出来,暂时没把它转抄出去。当时,在吴春林家里,吴春林、朱仲贵、杨水清、余经纬者见了我剪下来的一部分,他们都觉得批假洋鬼子批得不错,打算下一次出大字报同去。后来,由于我写了《一点意见》与他们闹矛盾,他们整得我很不服,国庆节过后,我便转抄了这一部分,抄好后几天未贴,标题是从文中提出来的,题为《赵七爷、假洋鬼子与邓小平》。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的前夕,我同支持过我的《一点意见》的罗阳生、熊文辉、罗震宇等人,根据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10月8日社论)中提出的“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打算配合县里的大会造点批邓舆论,在早晚门市部墙上张帖了《继承主席遗志,坚持批邓斗争》、《批总纲》共三份大字报,并在对面墙上刷写了“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时间在10月10日晚上,在场者有雷震宇、罗阳生、熊文辉。这张大字报署名是“批邓反右战士”。当时我转抄的出发点有二:一是配合了批邓,二是影射那些参与封官许愿活动的人,自己不革命,还不准人家革命,象假洋鬼子那样卑鄙。这三张大字报贴出后,接着,“航运反潮流战士”、“商业反潮流战士”也相继刷写了有关批邓的标语。记得当时县里正要开大会,菜都买好了,突然地区要马俊岭赶赴宜春开会,县里大会决定暂定,不知为什么事。过了几天,余火林等人从南昌捞到小道消息,即以“县镇反潮流战士”的名义,将我们贴的三份大字报覆盖了两份,在上面涂写了“涂派一伙,狗急跳墙,下场可悲”的标语,而故意将批假洋鬼子的大字报单独空在一边,并在上面签了字,说这是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贴在丰城宣布粉碎四人帮之前,但之后大字报仍在原处,我没有撕毁,怕撕了更难说清是非,所以在客观上造成了影响。社会上的知情人,都议论徐根仔、余火林他们这一手非常险恶的。事实上,中央文件到达丰城之前,我们就在冰室门口第一次用红纸写了“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央主席,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标语,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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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革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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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0 |; E1 A9 A5 A( l8 q: r( b3 T77年6月间,周振忠主任要我把两件事写一写(指六项二十条和批假洋鬼子的大字报),他说:“县里对你也没有提出什么,你简单写一写就行,不要感到有什么压力,我见他说得合意,马上答应写,第二天就将材料的交给了他。过了近半个月,没有再找我。有一天,周振忠、熊万鹏,夏枝喜三人突然又找我,要我将两件事重新写过,我勉强答应写,但要求将原写的退返。当我知道原写的压在熊细春抽屉里,心里很不舒服,因我同熊细春原有矛盾,我认为他是两面派,对我说他支陈,对邹开元说他支持反潮流,后来我还得知他将我写的东西给毛志伟抄了去更是气。当夏枝喜从熊那里取来材料给我时,我说:“这个没用了,反正要写过”,顺手接过撕了。夏枝喜怕我不再写,找我谈了话,我说我对你没有意见,对毛志伟、熊细春有意见。我还对夏说,“我实际上是站在各级党委这一边的,最好要县里的同志来搞,毛志伟、熊细春这帮人来搞我不服。周主任把材料交给熊细春,我也想不通。”后来,罗全生找我谈了话,我虽然重新写了,但不放心,只答应把材料交给罗主任,罗说:“好嘛,你直接交给我。”当时,我对清查工作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总认为自已的问题不大,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只有是非上的问题,自己原谅自己,对写自己的材料抱着应乎的态度。 6 B9 I6 ^2 W: \0 P0 E

4 q0 q$ X* q! t% z7 }在我与毛志伟一帮人的矛盾上,也反映了自己的态度不好。对毛志伟有意见,本可向组织上反映,本可不作声,我却不顾场合当面对他顶。毛志伟却按照四人帮“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的那一套反动公式,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打扮成运动的动力,无限上纲地将一顶“破坏运动”的大帽子往我头上一罩,把罪名提到“现反”的高度,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本来毛志伟自己也知道,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是犯罪的行为,但他依仗自己在丰钢的帮派势力大,估量我无法回击,便为所欲为。其实,我顶他,根本不是对运动而言,完全是对他个人观点的不服。我当时认为,他利用职权搞打击报复,不顶他就是怕他。在这方面,我需要如实地谈一下。 1 h3 ^7 \0 Q4 v#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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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伟原是丰钢供销科科长,掌管全厂物质大权。我以往与他几乎没有接触,知道他的事也很少。批林批孔期间,群众对他结帮营私,利用职权搞歪门邪道,损公肥私等方面的意见较多。那时,我仅仅听到一些反映,对他并不介意。后来,我见他以供销科为核心,以他的女婿葛厚生和邹开元为主要帮手,以派性为掩护,直接操纵“丰钢反潮流战士”的组织,在厂内外称王称霸。这时,我才对他反感起来。我同徐道洪,根据群众的反映,贴过他一张《毛志伟——吸血鬼》的大字报,仅仅从表面上揭发了他一下,谁知这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马上指使邹开元等人以“老粗武”的名字,到处制造舆论,虚张声势,企图用一个“武”字把我们压倒。当厂部调整科室时,他又主动要求过到轧钢车间当总支书记,因当时我与徐道洪都在这个车间。他来之前,先派邹开元到轧钢群众中广泛游说,说毛志伟是个怎样怎样好的人。毛志伟来轧钢车间后,即采取手段拉拢、收买自己的亲信,并调动徐道洪的工作(徐原是三工段付段长,无正段长,生产归徐管,后将徐调为工段付书记,用他的亲信甘天保为付段长),并单独找我“谈心”,要我到车间办公室协助他干。我没有答应跟着他。软的不行,想来硬的,准备狠狠报复一下,由于当时社会上两种观点对立,他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但暗中还是派了他扶植的亲信罗时珍、甘天保、陆长林监视着我们。倒如76年4月间的一天晚上,12时过后,大家都下班回家了,我同徐道洪进工地食堂想吃点饭,甘天保却在门口监视,生怕我们搞什么活动,直到我们走了,甘才离开。在这次运动期间,更是如此。去年7月间,我在警卫班反省,罗时珍常在门口探头监视,看我是否在里面,在干什么。8月间,我到焦化车间劳动,一天,罗又跑到焦化,望了我一下就走。去年12月间,我被关在冰室反省,一天陆长林偷偷来到冰室门口,从门缝里看我,我发现即打开门,陆才不好意思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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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s: T% u, ~/ |) |77年6月间,县里本已点了邹开元、余金寿的名,毛志伟不但不批他们,反而包庇和唆走邹开元,余却天天与丁学昌坐着小汽车到外面吃喝。毛志伟为了转移对他那一帮人的斗争重点,设下圈套,来个先下手为强,他亲自拟了标语,派出他的外甥陆辉保、陆长林等人,大写特写徐道洪的标语,弄得帽子满天飞,如:“徐道洪攻击中央13号文件,攻击省委书记讲话罪该万死”,“徐道洪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责难逃”,“徐道洪对抗揭批四人帮”,“徐道洪插手各级党委阴谋篡党夺权”,“徐道洪继续搞黑串连罪加一等”等。当时,群众看了议论纷纷,对毛志伟这种打击别人,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很不满。他的亲信陆长林在地磅房门口写“徐道洪窝藏钢筋必须退赔”的标语时,我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要他自己来写嘛”,“他这样搞,招呼犯错误”(他,指的是毛志伟),陆回答:“犯错误就犯”。其实,陆写的这条标语也不符合事实。那时,徐夫妻二人回广丰探亲去了,请他的同乡王义全看家,王偷了一小扎钢筋放在徐房内,徐不知这回事。我同陆谈话时,并无其他人在场,其他贴标语的人都到车间转角的墙那边去贴纸了。后来,毛志伟却利用他几个亲信伪造了“旁证”,并要罗时珍在批判会上作证,我当时连罗的影子都未见。毛志伟这个狡猾的家伙,我没提防他,他竟将我的原话一变,变成是:“你们要小心一点,将来会犯错误”,扬言:“我毛志伟就是要抓‘将来’两个字”。他这样一制造混乱,便恶毒地将我与他个人的矛盾变作了对运动的矛盾。他怀着陷害我的动机,向厂党委多次施加压力,无中生有地说我把他写标语的人吓跑了,要党委把我当“现行破坏”来处理。同时,他见厂党委没及时表态,又跑到县里做假汇报,欺骗上级领导,并一天走个无数次,与同我有过矛盾,与他观点相同的党办负责人李增春,保卫处负责人熊细春,厂付主任丁学昌三人串通一气,非要把我打成破坏揭批四人帮的“现反”不厅。他叫周振忠把我关起来,先斗争,再送公安机关法办。毛志伟这帮人,在对我审讯期间,采取了种种的卑鄙、非法的手段对我进行迫害。县工作组向我了解情况,熊细春即转告毛志伟,毛说我“告黑状”,要给我再加压力,后由熊细春把我关进冰室,睡竹板一个多月,险些冻死。要不是上级领导及时调整领导班子,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我早已被他们害死。 3 r. [7 H- L1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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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当时说那两句话,完全是出于我对毛志伟本人的不服气,这类矛盾是不能与敌我矛盾的性质混淆起来的。他当时派人写标语的真实情况是:①贴标语的人有他的亲外甥陆辉保(偷过手表),有他亲手从三工段提到车间办公室的陆长林(他屋背老邻居的崽),还有偷窃板车轮子的曾某某。这些人代表群众都差一点,怎能代表各个党支部出面。②标语全用的是大帽子压人,无限上纲,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以理服人。③每条标语的落款,有写一、二党支部的,有写三、四党支部的,却看不出这些支部的党员出面,这显然是借用组织的名义。④最要害的是以帮派搞帮派,压别人,保自己,以为这样把对方一压,就能捂住他们的盖子。象毛志伟这样出于泄私愤的需要,竟敢在运动一开始,就大耍阴谋手段,这难道是党纪国法所容许的吗?我当时对他的揭发是理直气壮的。这件事,明明是他打击别人,掩盖自己,践踏民主,压制群众,他反将一个“破坏”的罪名套在别人头上,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由此可见,他这一帮人,当时为什么要拼命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压下去,其原因就是保自己过关。今年3月间,毛志伟被揪出来后,据何英来告知我,说陆长林对我说:“我对任先生那样也是没办法,都是毛志伟教我说的。”(指陆在会上对我揭发)。现在经组织上清查,事实证明了毛志伟是个什么货色。 " T6 o0 `0 s0 `. k0 Q! L) ]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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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毛志伟诬陷我煽动徐道洪夫妻与他闹,我也在这里说明一下。那天,徐道洪来我家一次是事实,徐说毛要整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止前他们对我还好。徐说:“你是本地人,我是外乡人,毛志伟这下肯定要报复我。”我说:“不要紧,上面有政策,你有什么说什么,你参与活动还没有我的多。”徐问:“你知道县里点了我的名吗?”我说:“没有听说。”我当时在吃饭,说了几句话,徐就上街买什么去了。6月间毛志伟写徐道洪的标语,徐的爱人在警卫班门口叫骂贴标语的人,我当时也在门口,我对她说了一句:“要人家写嘛!”再没有跟她讲别的话。后来,毛说我煽动徐的老婆来闹,这不符合事实纯属捏造。 3 }6 X: Y: h4 ]$ y0 J+ |! R! X; n

1 C4 w1 R, `7 z3 ~/ I- e. z+ M, k再谈一下毛志伟贴徐道洪标语的第二天,我同毛志伟争吵的情形。上班前,我得知毛志伟在车间会议上扣了我一连串黑帽子(黑笔杆、黑参谋、黑文章、黑串连等),我实在气不过,在厂门口等着毛志伟来。他一来,我叫住他问:“你帽子工厂的花色品种不少呀,你扣我那么多黑帽子有什哩根据?”毛志伟说:“你插手我轧钢的运动”,我说:“在那里插了手?”他说:“我们写标语,你说了什么?”我说:“你写都写的,人家说都不准说,那有这个道理!”他说:“我代表党组织,我是总支书记。”我说:“你以为自己有权,就可以用组织压人吗?正确的你可以代表,错误的你不能代表组织。”他说:“你不要跳得高,你的下场可悲,在等着!我说:“讲帮派,你是丰钢最大的帮派头子。”他说:“你揭发就是嘛!”我说:“等邹开元回来了,你的问题死不了。你专用帽子压人,人家会服?说你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会承认么?”事后,毛志伟向丁学昌告状,丁听取他一面之词,硬逼着我对这件事反省,我不肯写,他说我是对抗运动。透过现象看本质,毛志伟、丁学昌要压我,完全出于掩盖他这一帮人的需要。把人家压倒,把自己保护起来,这就是丁、毛一伙制造这一假案的实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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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向丁告状以后,丁暴跳如雷,即指使他的帮派干将李增春、熊细春说:“你二人去组织批判会,对任永日要加温。”李、熊遵照丁学昌的旨意,在党办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结束时,李要我将自己说的写成材料,我说:“我参与社会活动的写,我同毛志伟的问题,我相信党组织是英明正确的,我相信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我在大会小会去说我都去,写我是不写了,这种个人之间的是非写不清,我以后笔都要折断,就是吃了写字的亏。 3 |6 h) b  w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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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二天,雷恩风同另一位同志来我厂要我的材料,周振忠找我到办公室去,当时丁学昌、毛性清、李增春在坐。周问我的材料为何还没有写,我说早就写好了,搁在身上好多天了,罗主任要我交给他(罗当时在乡下抗旱未回)。我当即从身上拿出材料交给周,周看了交给雷。在他们面前,反映李增春开批判会时断章取义念文件,前后不念,从中间切断,不是原原本本的传达文件。李发脾气说,“文件是我从化肥厂搞来的,你有什么不相信!”我说:“我不怀疑文件,文件上的每句话都有用。文字上的东西不能随便割裂,一字值千金。拿你五一写的那篇诗来说,其中写了一句‘遍地燃烧着四人帮的怒火’,如果单看这一句是很成问题的。”我还反映了她同熊喜春二人经常关着办公室的门,我在这个办公室不知往哪里坐。周说:“你们不能这么搞,县里对他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不能岐视他。”李觉得我当着她的面在领导面前说了她,丢了她的面子,后来她捏造说:“任永日说我念的文件不知哪里捡来的。”其实,我根本没说这种话,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可以作证。我交了材料第二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就请假休息了两天。李增春却说我是有意对抗运动。我想,我要是对抗运动,就不会交材料,象她这样硬扣我一顶罪帽不能使人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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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W+ v# p" p+ W77年6月间的一天晚上,主任办公室派人叫我去工地。我走进主任办公室,罗全生、周振忠、丁学昌坐在那等我。接着,李增春、李荣发也随后进来。我料想,可能又是为我同毛志伟吵嘴的事,因为前几天他们找了我,硬逼着我写反省材料,我当时不肯写,我觉得我对毛志伟个人观点的不服气,用不着纠缠不休,谁是谁非,群众看得清楚。 ! k. E2 m" Z; s2 _; |

- L1 ~7 N4 c- h* {* j果然,这天晚上又是为这件事。 ( L( [) m) p: ]7 Z: k$ u9 P

3 z: z. j8 e8 w- D罗主任偏听偏信,不问情由,一开口就劈头盖脸地说:“老任哪,你敢破坏运动,真是狗胆包天!” ( s, D9 s5 O7 o1 \/ J. P

$ Y4 U% E  Z+ a& j* O# h( D我说:“我没有破坏运动。我与毛志伟吵,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跟运动混为一谈。” " ~' o* Y; u2 q0 _$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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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说:“人家毛志伟写徐道洪的标语,与你何干。”我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请领导听我说好么?” 7 }) }/ }3 R8 X% m

; B6 v4 ^# I" w5 y3 u罗大声说:“你不要来这一套,我就要听他的,不要听你的,你怎么样?” 4 {- O  D6 y6 E2 F6 R: C+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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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毛主席说过,要使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开口就用帽子压人,现在不能用帽子工厂那一套。 ; E+ i% [9 q0 g3 S& M5 p4 H

- T; f% x* C9 s* U% ~罗大声说:“不管怎样,你不为这件事反省,就是不行。”我说:“难道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对毛志伟就是不服!”罗说:“搞政治斗争嘛,不依得你不服。” ; E- g6 ]0 ]1 n* _# q

7 B8 i/ c; y7 p5 k& T( p$ N我说:“要我写别的我都写,讲到毛志伟的问题,我宁死不屈!明明是他打击报复,掩盖自己,却不准人家说他,一说他,他就用大帽子压人。那有这种道理,到上面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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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声说:“不管到哪里去说,都是你的错。” 7 d$ U: ]$ Z/ k" U*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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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硬要这样压的话,我要一层一层上告。” " t0 i, H3 J0 D! Z

9 D  q" b  [& B罗说:“告不准呢?” 0 @7 W  o' o1 f3 K

, L; G. F, G. M5 w# f# L我说:“我不相信告不准,有理走遍天下,告不准我情愿往河里一跳!” 2 N# }% |; V! r3 ^: u. p+ z- J) A3 P0 o% G

& I2 F. @* P" w4 O0 _" K: v罗大声说:“你威吓不了谁!你死了轻如鸿毛!” " U; o2 T1 V- w0 R! T& q6 W5 m3 B+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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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硬要听一面之词有什么办法呢!象这样,官兵闹矛盾,当官的包赢不输,当兵的只有死!毛志伟依仗他是党支书记,就利用职权陷害我,我只有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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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K% x/ G+ [3 k# D' a6 f说完,我气得往外走。丁学昌站在门口叫:“你什么态度吗?”我没有回答他。我说,“专追究人家的态度,不看看自己的态度怎样,这简直是不准人家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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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罗开大会,宣布我停止工作反省。反省期间,除全厂性的批判会以外,在各车间轮流进行了批判。而毛志伟,丁学昌这一伙却没有触动一下,他们当时幸灾乐祸,神气十足,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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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由于自己平时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所以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上面叫,我就在下面跳,结果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险些陷入修正主义路线泥坑不可自拔,经我反省,教训深刻。但我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做一件违背良心危害群众利益的事。以上就是我所经历的文革前后的情况,十年无悔心,是非任人评,把这些具体情况摆出来也好,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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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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