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增善：被两次改正的北大“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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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增善：被两次改正的北大“右派分子”

作者: 纪增善

我1956年9月考入北大化学系。1957年10月，在升入二年级后，我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在其后接踵而来的批判会上，我被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论”主要有三条：1，胡风不是反革命；2，苏联有大国沙文主义； 3，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知识水平。

其中第3 条并不是在整风反右运动期间说的，而是在1957年初说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傀儡政权，遭到入侵的苏联军队的血腥镇压。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因而陷入一片混乱。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6年底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当时国际的重大问题和治国理政问题发表了意见。1957年初，北大组织全校师生学习这篇文章。在一次学习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我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全国人大是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人大代表们责任重大。为了履行好这种责任，代表们就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拥有较多的知识，这样才能真正懂得、讨论好和处理好国家大事。想不到这个发言记录在反右时被翻了出来。积极分子们上纲上线，说我这句话的用心是要用文化知识水平这道门槛将工农代表挡在人大之外，让资产阶级分子占据和控制人大，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用心极其恶毒，后果极其严重，是“纲领性右派言论”。于是，我的这个发言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我也因此而被升级为“极右分子”，并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于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

1979年4月，我还留在光华。当时同在光华的，被北大和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送来的其他右派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收到了“改正通知”，承认当初将他们划成右派是错误的，予以改正。唯独我没有收到。我莫名其妙，第二天就到北大，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追问“为什么没有发给我改正通知？”接待我的是位老同志，他查了一下，回答说“你的问题正在讨论中，还得再等一等。”此后，我差不多每两三个礼拜就去一次北大，接待我的总是那位老同志，得到的也总是那句话“再等一等”。最后一次，1979年10月中旬我再去找他时，他也显得不好意思再用那些套话来打发我，就给我支了个招：“你不妨去找一找华彤文。”并告诉了我她的家庭住址。华彤文是反右时期化学系1956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她领导下的党支部将我打成右派的。1979年她就住在北大东门外的中关园宿舍区，离学校不远。我听说是她，不免有些怀疑：她能帮助我吗？但除了找她之外，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我找到她时，她还记得我。我将情况告诉了她，她似乎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并且有点激愤地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这么刁难你！”听她这么一说，我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我告诉她，这年11月，我们厂要调整工资，如果没有改正，我就会失去这次难得的调资机会，本来就比别人低一截的工资就会低更多。她听了以后，很坚决地说这事由她来处理，让我回去等消息，不必再跑了。果然过了不多久，就收到了北大的改正通知。通知日期为1979年10月20日。

这份通知书上写的改正理由是“有错误言论，但不应被划为右派”，留了一个小辫子。但是我想，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当官，只要不影响我工作和调工资，留个小辫子也不在乎，就没有再找北大。但想不到的是，1984年6月28日，北大又给我重发了一份改正通知书，改正理由就是四个字“属于错划”。割掉了“有错误言论”小辫子。前一份通知作废。

以前我一直在想，第一次改正通知上所说的“错误言论”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它一定就是我的“复辟资本主义纲领”。理由如下：

1979年，毛泽东已死，他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翻案的最大障碍已经清除，翻案有了可能。当时胡风和胡风集团成员都已被释放，各界人士纷纷要求为他们平反。胡风不是反革命已成社会共识。我的第1条言论即将要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的错误只不过是说的太早了。

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苏联被指责为“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老子党”。这些罪名比我说的“大国沙文主义”严重多了。因此我的第2条“右派言论”也不能算错。

这样说来，我的“错误言论”肯定就是第3条了，也就是我的“复辟资本主义纲领”了。

那么，后来又为什么给我发第二份“改正通知书”，将这一条也抹掉了呢？我查了一下，原来1980年12月，邓小平对干部队伍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1982年12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这个干部四化标准又被写入了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其中的“知识化”不就是我所提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吗？而且前者比后者还更进了一步。因为“化”者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知识化”就是要求干部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如果说我的言论是错误的，那邓小平的言论岂不是更错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得不给我割掉“有错误言论”的小辫子，发了第二份改正通知。

当初反右“扩大化”，将我也扩大进去，这与邓小平这位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不无关系。后来我被彻底改正，也亏了他的“四化”论述为我挡住了泼向我的“复辟资本主义纲领”污水。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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