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禹：遭遇遣返的资本家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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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9日，父亲说，我是个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


我的父亲王桂芳，后改名王馨圃，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照旺庄乡大陶漳村。我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家里有几亩地和7棵梨树。父亲弟妹共六个，父亲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父靠教书为生，家里没有人种地，土地就租出去了。父亲从小读了九年书，十几岁就到东北吉林市一个水果店学徒。后来回到老家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家是本县望岚口村的。我姥爷后来到北京做小生意，开了个肉铺。姥爷家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儿，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男孩。姥爷把我的父母叫到北京继承了他的肉铺，父亲没有一直卖肉，而是与别人合伙开了个饭馆。再后来他自己独立开了个粉坊。


龙口的粉丝是很出名的，父亲找了几个胶东的有手艺的老乡一起做粉丝生意。在西直门外租了一个院子，置办了一些工具，石磨、炉灶、牲口、大车等，取名宏兴粉坊。父亲既是经理又是会计。凭着这个小买卖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先后生养了我们七个孩子。我行四，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



1957年全家照，最小的男孩为作者，有个最小的妹妹还没有出生。


从1930年代到北平解放，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着，家里孩子多，生活并不富裕，解放后，头几年也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1956年，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就是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派人来把所有的资产折算成货币，称为定股，然后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领取利息，称为定息，规定领取十年，之后全部资产就归政府所有了。


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说了算，我家的定股是1573元。我家每个季度可以到银行领取19.66元的定息。按照规定，定股达到1500元就算资本家，1500元以下是小业主。于是父亲就有了资本家的身份。一方是政府称为公方，一方是资本家称为资方，厂子由政府派人来当厂长，父亲被安排当副厂长，后又降为生产股股长。同时还安排父亲做了海淀区工商联主任。父亲的月工资是62元，工商联主任没有薪水。



父亲领定息的凭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既是工厂的当权派（虽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权）又是资本家，首当其冲就成了斗争对象，被斗，被打，被剃头，被抄家。后来有传言，要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赶出北京，父亲是资本家，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范畴，似乎不在此列，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厂里的一伙人告知父亲已经被列入遣返名单，9月9号离开北京，押送回原籍。厂里送来一些草绳捆绑行李用。户口被提前办理了迁移手续，我姐姐早已参加工作，在新疆石油系统的勘探队，她的不到两岁的儿子在我家里；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工作；二哥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初一；二妹上小学，还有一个小妹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我在成都的叔叔（他没有孩子）。户口本上的7个人只留下我一个，家里的房子被封了，我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北京一个远房舅舅家。


9月9号厂里来了一辆大卡车，下来一的伙人为首是一个叫胡全发的，要押送我们这一家人去火车站。街坊四邻不少人来围观。胡全发恶狠狠地推了父亲一把，要他跪下，父亲顺从地跪下，又叫我爷爷也跪下，爷爷也跪下了。胡全发对父亲翻起了旧账说，你叫我们工人干活你在一边掐着表，还摆资本家的派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叫我母亲去找白布和笔墨，然后对父亲说，你写！父亲说，写什么？姓胡的说，你自己说，你是个什么玩意？看着胡全发气势汹汹的样子，此时父亲想什么我完全能猜到，他怕挨打，尤其是当着老父亲，妻子儿女和街坊四邻的面挨打，那将是一个极其不堪的场面，他唯一的选择是顺从。父亲沉吟了片刻说，我是个“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行吗？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胡说，行，你就这么写。于是父亲在白布上写了“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母亲被命令把白布缝在了父亲的后背上。又在另一块白布上写了“老资本家”，缝在了爷爷的后背上。


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不敢亲近的人，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有时我在外面和玩伴儿打架，人家找到家里；或者因为玩皮球打碎邻居家的玻璃，我还没少挨父亲的揍。加之父亲资本家的身份使我们做子女的在学校受到歧视，心里也有些怨恨，有时还会幼稚地想，为什么父亲要做资本家呢，为什么不做工人呢？


同时我也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觉到父亲对我们是疼爱的，他是个非常本分、待人厚道的人，辛苦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此时父亲要走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跨了两步到他面前想说两句什么，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回去好好的。父亲说，我知道。我还想说，以后我回去看你，没说出口，胡全发等人就催着走。父亲走了，被人押着，母亲，爷爷，还有妹妹抱着我的外甥，一同往外走，街坊四邻让开了路，我看到父亲蹒跚地走，后背上有一块飘忽的白布。没想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一家人到了火车站，一伙红卫兵检查行李，一辆准备托运的自行车被没收了，捆好的行李也被打开，几件旧绸子被面改做的棉袄也被没收了。


农村老家还有几间破败的草屋被生产队用作仓库，腾出来了。父亲下地干了几天农活便病倒了，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出现腹水，肚子像鼓一样，在家里躺了几天越来越厉害，母亲向生产队要了一辆马车送到了十几里地的县医院。家里剩下14岁的大妹燕鸣和12岁的二妹燕南，还有70多岁的爷爷以及不到两岁的外甥晓葵。燕鸣每天下地干活，燕南在家里做饭，照顾爷爷和外甥。


父母走了多日没有消息，当时没有电话和任何通信手段，燕鸣不放心走着去了县医院，得知母亲已经送父亲去青岛了。我不知道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怎样把父亲送到青岛的，后来听母亲说青岛有个远房亲戚帮着把父亲送进了医院，到医院看病还要报家庭成分，那个亲戚还帮忙谎报了父亲的成分。医生开始说是肝炎，后来又说可能是肝癌，没办法治，你们走吧。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大陶漳村。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说想吃葡萄，本家叔叔(王桂秋)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几里地到外村找到了葡萄。父亲吃到了葡萄，但是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1月28日父亲口吐鲜血撒手人寰，是年55岁。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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