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九朝 董斌：我对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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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的回忆

　　　　　　　　　　　　　□　贾九朝　口述　董　斌　整理

　　【贾九朝简历】贾九朝，男，汉族，1928年12月出生，1947年10月参加革命，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下工作，1950年4月先后任北京市委郊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干部，1957年11月至1962年3月任北京112中支部书记、副校长。1962年4月起任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干事，此后，除“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下放外，一直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历任干部一处副处长、处长，组织部副部长，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室主任。1994年4月离休。

　　我19岁参加革命，除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年、到基层任支部书记5年和“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外，我48年的工作生涯中有30多年都是在组织系统，可以说我对北京组织工作感情很深，也颇有感慨。下面结合我自身经历，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北京组织工作历史。
　　解放战争期间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状况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很多地下工作者都从城内撤出去了，地下工作没有多大的力量。抗战胜利后，成立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坚持贯彻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对机”的十六字方针，力量得以保存并有了较大发展。到北平解放前夕，党员有3000多人,加上党的外围组织5000多人,大概有8000多人,号称“八千子弟兵”。 我就是在1947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联（即民主青年联盟），在解放前夕入党的。
　　当时北平地下党组织由几个委员会构成：一个是学委，即学生工作委员会，包括中学委、大学委,书记是佘涤清；另外有个平委，即平民工作委员会，主要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比如拉三轮、拉洋车、油盐店、澡堂子等，咱们派进去一批人，赵凡是平委的书记；文委，即文化工作委员会，包括卫生，崔月犁任书记；还有个工委，即工人工作委员会，不过北京工业很少，除了矿区、石景山钢铁厂、电信、国民党的一些被服厂、面粉厂，再就是手工业，人不多；另外还有铁路工作委员会等。以学委领导的党员最多。还有一部分党员是由北平周围的几个县派来的，和这几个委没有直接联系，最多和平委有点联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除了194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铁委组织遭到破坏外，其他组织都完好地坚持到了北平解放。
　　北平地下党工作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块。公开的主要是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和手段进行合法斗争，譬如搞学运，抓住一些事件，发动学生搞学潮，如沈崇事件。当时搞学运有个特点，打头阵的未必是党员，但也有党员，有些党员是在群众队伍中跟着走，在学生面前是保守派，群众看不出来，这样做都是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北平的学运搞得很红火，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宣传了革命思想和党的号召，是全国“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工作继承了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和群众紧密联系,工作是很有特点，很有成效的。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组建各级领导机构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准备了大批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的初步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北京市委很重视党组织工作。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市委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党组织公开工作，也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整顿党的组织。1949年7月中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北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全部公开。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新党员的加入，党员思想和成分比较混乱，需要集中整顿和梳理，根据中央随后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的要求，市委进行了系统的整党工作。经过整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北京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为适应首都城市建设和管理任务的需要，市委坚持慎重发展的原则，在提高觉悟、查清历史、经过培训后，加强了党员发展工作。至1949年底，共发展了新党员5860人。加上原地下党和从京外新调来的党员，全市（不含中央和军委系统）党员总数增加到15228人。1950年2月北京市党代表会议后，市委提出纯洁和谨慎发展党的方针，党员发展步伐有所放慢，并对个别蜕化变质、混入党内的投机异己分子和违法违纪分子进行了清洗。
　　同时，面对入城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任务，市委也加强了干部选拔、调配和培训工作。解放初期的干部来源主要有三块：一是解放区派来的干部；二是学生，主要是地下党和外围组织成员；还有少量是部队的。我也是解放后从学校调出来的。当时有个为期一个月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就是为建团而举办的，培训干部后，派到各区县、各系统成立建团小组，为建立团委做准备。我参加了青年干部培训班，后分配到北京二十四区（现在的大兴区）建团小组任组长。另外，抽调了很多地下党员、团员进入各级机关，加强机关干部力量。1949年1月，市委为集训准备入城的干部，决定将市委组织部招待所改为市委干部训练班，从3月到1950年3月，共举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每期半个月，主要训练学校和企业职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并在其中大量发展党员，五期培训班共发展党员1819人，大部分人成为了各单位的骨干。市委干训班改为党校后，又陆续举办了十多期培训班，培训各厂矿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及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另外，还有其他干部学校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培训。建国4年来，全市干部队伍不断扩大。刚进城时，干部很少，仅3000余人，到1952年11月，干部总数已达到40000余人。大量干部的配备，为北平的顺利接管、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安定人民生活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农村，市委领导京郊农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参加了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郊区土地改革于1949年10月中旬开始，经过五个半月，于1950年3月底结束。当时北京郊区很小，不像现在这么大，解放初期北京郊区的辖区范围仅包括现在的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门头沟、大兴的一部分。我参与了4个村的土改，1950年4月又调到市委郊委组织部了。土地改革在组织发展中的意义很大。城里是靠发展党员来巩固和扩大党组织，主要是面向学校以及一些手工业工人。而在农村，主要是靠土改，通过土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的组织，占领农村这块阵地。这一段是党员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发展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以及过去与地下党联系紧密的人。但到1950年7月，市委认为郊区党的发展存在早、快和忽视质量的现象，根据中央的指示，郊区发展党员就停止了，要全面进行巩固党组织的工作。
　　1951年5月，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开始了清理中层的运动。7月，市委向华北局并中央上报了《关于北京市干部的现状和清理“中层”“内层”的具体计划的报告》。清理工作采用整风的方式进行，工作重点放在解放后新用和留用人员数量比较多的部门，同时对有问题的党员也进行了重点审查。这个运动也整了一些人。当时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一是抗美援朝运动；一是蒋介石集团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清理内部，这很重要，目的是防止里应外合。这个运动当时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纯洁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依靠群众搞运动，确实有些问题。后来邓小平提出不搞群众运动，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群众运动很容易极“左”。当时组织生活比较健全，党员觉悟不断提高，在学习、工作态度、联系群众等方面都受到很大教育。
　　1951年12月，在中央领导下，北京市开始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1952年初，又针对不法资本家进行了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主要是因为国家需要大量物资，扩大生产，支援抗美援朝。但是在国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中央发现有一些贪污、浪费行为，“五反”就是有资本家在里面以次充好、想办法捞钱，搞“三反”“五反”也是反腐败的问题。就如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的讲话中指出的“糖衣炮弹”，发生了问题，整顿一下。“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干部确实对贪污问题有了高度的警惕，起了很好的警醒作用。如1952年8月底市委总结北京市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指出全市共查出贪污分子36000多人。全市90%科以上干部受到了民主问题的教育。但在方法上，斗得过于厉害，不讲证据先斗再说、无根据吓唬人。另外当时中央都下达过抓“大老虎”、“小老虎”的指标，达不到指标就是“右倾”。虽然确实打出了一批人，但也冤枉了一批人，所以后来又平反了一部分。这个运动对组织建设是有一定作用的，至少是对腐败问题敲了警钟，纯洁了组织，当然也有副作用。在“三反”“五反”中，中央提出了党员八项条件。当时总是在不断地整党，党员普遍受到了教育，党组织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各地通过审查政治历史的方式，“弄清干部的政治面目”，并“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份子、阶级异己份子、蜕化堕落份子”。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北京市也按照中央要求，开展了审干和肃反的工作。审干是审自己的干部，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外部斗争），审干和肃反都是为了纯洁队伍，两者在运作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在这次内部肃反运动和社会镇反运动中，北京市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10000余人。在运动中，对干部和职工也普遍进行了政治历史审查。这次运动对增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也是起了很大作用，另外通过这个运动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队伍也扩大了。但是，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运动中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人，后来又进行了一些甄别平反工作。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知识分子身份得到认定，强调知识分子中间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不久，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得到较大加强，知识分子入党积极性也有很大提高。到1957年8月，北京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党员近1500名。他们的加入，为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八大后组织工作在曲折中前进
　　中共八大后，1957年4月，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全党开始了新一轮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复杂局面，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派斗争，但由于当时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很多人被划为右派，北京有12000多名，其中除极少数人外都是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这对北京组织工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全党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由于出现了严重的冒进、浮夸、瞎指挥等“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较大的损失。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后来反了右，一下就更“左”了。当时，对“右倾机会主义”抨击得很厉害，太不实事求是了。这个当然平反比较早，七千人大会就开始平反（部分人不能平反）。但这在党内打击很大，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市委也号召，到农村去搞调研，看看实际情况怎么样，但派下去的干部回来后，因反映了实际情况，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们了解到农村的实际问题后，回来就实话实说，说“大跃进”、“共产风”和人民公社化后，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这些话在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新提出来，说是“污蔑大跃进”。这更加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党内干部也不敢说真话了，谁说真话谁倒霉。反右倾是一个极大的教训，党的思想路线、作风建设等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后来，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先后进行了干部整风、“四清”运动等，党的组织工作经历了很多变化。1959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农村不断地进行整风整社运动。1962年我调回市委组织部工作后，我们在农村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去了大兴县（现大兴区）的两个村，发现村干部流动性太大，干部老挨整，干部轮流当，几乎所有党员都当过，干部就像烙馅饼一样来回掂，这对班子的稳定、对干部的成长都有问题。干部不能这么用，这么用有一些人就疲了，不乐意当干部了，有些干部也伤心了。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我们要正确对待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党的组织工作做了不少，有些工作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对党的巩固、国家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作用，但确实也产生了不少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的不良影响，使党的威信下降了，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产生了严重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遭遇比较惨。反右结束后，很多人要求档案公开，因为怕被记黑账。七千人大会以后，各项政策进行了调整。特别是1962年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发挥。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后，知识分子被越贬越低，被批为“臭老九”，知识分子被批斗的谁也不说话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就成了空话。改革开放以前，咱们的知识分子政策确实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反复，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968年，党中央提出让知识青年下乡的政策，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北京先后派出多批知识青年奔赴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到1979年，全市参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达到61万人。中央提出这个政策当然有其他的考虑，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大一批青年用非所学，人才成长出现严重断层。当然也锻炼了一批干部，他们在基层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现在很多干部，乃至部分中央领导干部也当过知青。
　　上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中央提出过“精简和下放干部”政策，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有大批干部下放。实际上不仅仅是精简下放，而是全轰走了。为什么轰走？怕干部“复辟”，犯修正主义错误，“文革”期间基本上是全部下放。这是对组织的破坏，是对传统的破坏，对实事求是作风的破坏。1969年5月，我被下放到门头沟区农村劳动，1971年又分配到区革委会工作，任政治组的副组长、组织小组的组长。北京的干部基本上都下放了，党政机关干部和公检法干部比较多，下放干部成立各个小组，一个村一个小组。后来，政策有了一些调整，出台了落实干部政策，下放干部又回来一批。但当时有个政策叫“交叉分配”，过去干什么的或熟悉什么的就不让你干什么，为什么？怕复辟。管组织的到工厂，这个政策很不得人心的。如佘涤清同志，长期搞组织工作，从地下党时期就当学委书记，后来被派到园林局工作了，有人开玩笑说，“过去管人的，现在管猴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都做了调整，改变了这些错误做法。
　　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1978年，党内兴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个讨论非常重要，当时我也深入参与了讨论。这是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也是干部工作拨乱反正的前提。随着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工作也进行了拨乱反正。
　　1978年我回组织部后，主要抓落实干部政策。落实干部政策，可以说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方针路线的最重要内容，也是平反冤假错案、对干部的一个解放，这是很得人心的一项政策。当时我在市委组织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参与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冤假错案一直清理到上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78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市委决定成立北京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恢复名誉。到1979年12月，全市为11700名（含外地调入的）被错划者作了改正。1979年，根据中央决定，市委为“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包括彭真、刘仁、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为原团市委、市总工会和各级工会、原北京大学党委等机构进行了平反。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冤假错案陆续也得到平反。同时，为4500多名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和党员及在“四清”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和群众平了反。
　　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1982年到1984年，中央开展清理“三种人”工作。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清理“三种人”工作，北京市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工作领导小组，陆禹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定“三种人”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做好查证工作基础上，由清理“三种人”办公室起草，由清理“三种人”领导小组决定，最后报市委审批。但北京最后定“三种人”没有多少，定了一部分一般性错误的，定了一部分“严错”（犯严重错误）的，定一般性错误的就没什么大问题。定了“三种人”的人都不能再用了，有的还判了刑。这对纯洁队伍、解决派性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83年至1987年，全国自上而下搞整党，提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4项任务。北京市也认真整顿党内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清理“三种人”办公室和整党办公室并行。这一次整党还是很有成效的。当时整党先查的是学校的几大领袖，另外还查了派性太厉害的单位。把“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挨个查证登记，并向市委写报告。当时北京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1万多人，有自杀的，有被打死的，全市共立案调查近500起，确定了近7000名核查对象，定性处理1859人，其中定为“三种人”的152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945人，记录存档的762人。通过查非正常死亡事件，对打人的、搞派性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严重违法违纪的党员等基本上都清理了。3年整党中，共处理9233人，占党员总数的1.3%。
　　1989年至2002年，这一段时期北京组织工作有很大发展，如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解决“四化”方针问题、解决对参政党的尊重问题、加强班子建设问题、人事制度改革等问题，这些都有很大进步，有些工作还很有创新点。
　　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经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其间有过一些挫折，但是成绩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很多新的经验和认识，我觉得值得认真地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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