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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生:北京市文革中学“四三”、“四四”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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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4 23:51: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刘军按:从陈安生转帖胡生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些有意义的往事:
    我当时是“4.4”观点的学生,是受学校军训办公室派遣到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西城区分会作战部任筹备组组长。在那里呆了一些日子,感觉文革中学生的行为, 其实就是背后操纵人的主意,对此我纳闷:同是一批中央首长只隔一天就两变,一变说话的口气,二变对军训的态度。“4.3”派不愿意军训,但是毛主席号召军 训,我们持“4.4”观点的学生却认为军训就是好。我在北京42中组织了一次大辩论,与42中初中的同学建立了友谊,这事完成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于是 就联合北京42中、女三种、丰盛中学、北京男十三中、北京男三十一中、北京女八中、北师大附中等十个学校“4.4”观点的学生,主办合唱队,第一组节目是 长征组歌、第二组节目是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最后又联合总政三军文工团无产阶级造反队的乐队,邀请了战友文工团的作曲等自编了大型歌舞《前进毛主席的红卫 兵》。
    这也算我与“4.3”的大型歌舞唱了一场对台戏,可谓是担任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西城区分会作战部任筹备组组长唯一作战任务,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大型歌舞《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演遍了北京工矿企业,在演出中我就辞去了红代会的职务,与演出团的负责人杨华商量,顶替了节目的字幕员工作。我们 还去了广西,当时是广西联合指挥部被称为保守派接待的我们,广西军区派兵保护了我们,免得另一拨“422”造反派挑起事端。从广西回来,大家都回到各自的 学校参加军训了。从这时开始学校红卫兵的活动,就结束了。时间大概是1968年5月初。

                         北京市文革中学“四三”、“四四”的回忆
                                                        作者:胡生

一   接见的背景                                            
1966年红8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8.18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把红卫兵运动进一步推向全国。全市性的斗黑帮、破四旧运动,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红卫 兵(史称老红卫兵)成为引领中学运动的主流。随着由中央文革操纵开展的深挖叛徒特务集团运动,以“北京草岚子胡同61人叛徒集团”为导火索,一大批尚在台 上的老干部纷纷倒台,他们的子女也由当初坚持“血统论”,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转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的“北京联合行 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中央高层发生2月16日在周总理召集的碰头会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事件,史称“二月逆流”;中学里发生3月27日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针对老红卫兵“要高干子女接班”的讲话,阻扰了中央既定的批刘批邓的部署。
1967年2月24日,我参加了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南厅召集的中学生座谈会,讲中学运动的形式很严峻,要排除阻力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江青中途进场,代表 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边用开服用中药,一边吃力的讲话。她说联动有后台,组织很严密,造反派要提放联动的反扑,做好精神准备,我们中央文革和小将们是同呼 吸共命运的。讲完她就在警卫的护送下提前退场了。我们这些中学生,对“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带病接见我们,更加敬重,决心紧跟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这应该是后来四三接见的预演。
1967年3月,中学开始军训,解散群众组织,进行复课闹革命。3月25日成立的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由于军训团的控制,选举代表中大部分是那些拥护 军训的逍遥派,真正在运动中因受到打击压抑的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红卫兵被排斥在外。在中学里联动破坏军训,活动依然猖獗,大联合流于形式。 正是在这样形势下,中央文革于4月3日、4月4日,连续两次接见中学生。

                二  两次接见
1967年4月3日晚,我和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的同学在学校西四排二号宿舍,军训团王瑞林干事找到我说:“团部有你一个人民大会堂的电话”。我跑去 后,电话已挂断;我再追问时,关政委说,一会儿有车子来接你,到大会堂开会。大会堂一定是中央首长接见,我疾步跑回宿舍,收集最近中学运动的传单材料,曾 参加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筹备、后被解除的任公伟,不顾司机阻拦,硬是自己扒进车内,随我一道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
我走到大会堂东门,奇怪的是,把守东门的解放军称,刚才一个叫胡生的已经进去了。我急忙拿出红卫兵证件叫解放军查验,我焦躁的心情和坚决的态度,打动了解 放军同志,特例放行我进了人民大会堂。到湖南厅时,只见前面坐着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后面是一排排的中学生。我的第一件事是立即找到戚本禹,戚本禹在任 公伟的写的条子上批“让他进来---戚本禹”,我赶回大门口,把任公伟带了进来。我稍逝平静,吴琼华告诉我,当她和28中王宇反复汇报,说101中军训团 千方百计阻拦胡生参加首长接见时,是总理指示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派车把你接来的。“中学红卫兵报”编辑、101中的陈会昌也到我身边说,他怎样谎称是胡 生,冒名顶替进来。
参加接见的中学生代表的发言,主要诉说中学军训以来现的种种怪现象,革命组织被解散,革命造反派受到压抑。中学里联动还在活动,大方向不是批资,而是纠缠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
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卫戍区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说:“我们没有叫谁支持联动,我希望卫戍区的同志听听小将的意见,要恢复壮大左派,以左派 为核心以‘联动’为核心怎么行呀?” 谢富治说:“左派组织不能解散,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联动’这么嚣张,要把‘联动’搞垮。” 康生对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通篇是在摆他们父母的功,你站到哪个立场上去了? 你们(指造反派)要带头干,不管谁说你们,你们不要怕。解放军要多看造反派的长处,可是李钟奇却说‘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红卫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这个 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跃起来了,为什么老不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和李钟奇,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已近午夜接见才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到主席台上争抢着和首长握手。我走上前去,伸出双手和总理握手后,举着101中关于校长王一知的材料大胆的问总理:“王 一知说总理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吗?”总理略有迟疑,马上说:“记不得了”。并让随身人员收下了资料。直到首长们都离开会场后,我们这些中学生们才迟迟离 去。
“4.3“讲话使中学里一度被解散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大受鼓舞。过去就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他们不敢公开对军训团提出意见,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击联动了。
4月3日接见的首长,除总理外,还有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傅崇碧、李钟奇等等。参加接见的学生有: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刘龙江、程金香、薛玉锋、陈永康及其他成员,还有各区县中学重点学校群众组织代表等。
走出大会堂,当时基本以是否以对军训态度为划分,兵分两路,我和薛玉峰、吴琼华、金坚、刘刚、刘小宇、王宇、郝仁、关群、周红、贾继江等连夜兼程,随容雪 兰聚集到位于民族宫后身的师大女附中,拿出各自的首长讲话记录,对比整理,继而有人立即用蜡纸刻写油印。就这样,大家谁也没有困意,奋战通宵食水未进,油 印出上百份首长讲话纪录传单,分发到场的每个学校的代表,天快亮时,大家才开始返回自己的学校。
次日,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 28中6中同学更是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首长“4.3“讲话好得很!炮轰李钟奇!打倒联动!砸烂联动!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署名“中学四三串联会”。
我回到101中后,早有许多“毛泽东主义公社”的同学等着我接见的消息。我未有丝毫睡意,提纲协领的将讲话精神进行传达,拿出传单分发给大家,朱平还出刊 了他主办的《险峰》“央首长接见我毛泽东主义公社代表胡生!”号外,骨干叶惠中、陈因硕、沈英甲、刘小汉、王长青、吴隆英、荣景潜、赵伊力等纷纷写大字 报、张贴标语,欢呼首长的讲话,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那一天,101中沸腾了,同班的刘淑敏甚至惊讶地面对面问我“你真的和周总理握手啦!”我一 个普通群众组织的头头,由于参加接见的九曲迂回,成了校内外同学关注的重点人物。
4日下午,地院附中的薛玉峰到北京101中接上我,随他乘一辆轿车直驱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参加接见的中学生也几乎是昨晚的那些人。中央文革成员和首长先 后到场。主要是就是对“四三”的讲话中的一些说法加以说明,强调卫戍区解放军是好的,要爱护解放军,不要和军训团造成对立,批评了一些学校组织对解放军比 较过激的做法。接见结束,胡生又问周总理:“外传陈毅是联动后台,是吗?”周总理略一迟疑说:“哪里哪里!”
两次讲话,参加的都是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本来对联动的抵制是一致的,由于对军训持有不同观点,而对两次讲话各自片面取舍,事后在中学革命组织内部出现了以拥护四三讲话还是拥护四四讲话为分界的两大群体,从而逐步形成的以“4.3”“4.4”为代称的北京中学两大派。

三 接见效应
“4.3”“4.4”接见后,原本中学对立的“老红卫兵”(联动)和“造反派红卫兵”的两大派,演化为“4.3”派“4.4”派对立的两大派。北京中学界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与“4.3”“4.4”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年4月,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薛玉峰拉出中学红代会中持有“4.3”观点的委员女1中景埃埃、6中金坚、17中林有权、北大附中张军、京工附中吴琼华、 35中郝仁、人大附中李百替、北航附中贾继江、无线电学校石殷秋、机械学校王小兰、交通学校刘小宇,联合东、西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 的“4.3”派组织头头,在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大学红代会组织的支持下,在北京建工学校组建“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刻印外圆双圈的北京中等学 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及办公室、政治部、组织部、作战部所有公章,在各城区及郊区大兴、房山、通县、顺义、密云、门头沟、怀柔等区县纷纷建立自己的区县中学红 代会。
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兵团战报》分裂为《兵团战报》和《新兵团战报》分别为“4.3”“4.4”各派代言,5月,宣布以海淀中学红代会 “4.3”派独立创办的《中学红卫兵报》为“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机关报,主办为“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
为迎接文化大革命一周年,老红卫兵组建《红卫兵组歌》宣传队,“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则组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宣传队。
针对李冬民5月8日在天安门召开排斥“4.3”派中学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大会,5月11日,“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在天安门组织各区县中学四三派的集会,高举批判大旗、反对分裂,李百替代表海淀宣读中学红代会海淀分会声明。
5月29日,就中学红卫兵运动一周年,中学各派都抢占天安门作为大会会场。为避免和老红卫兵的大会发生冲突,西城6中、女1中、女8中、师大女附中、27 中、28中、29中、35中等“4.3”派组织联合海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101中等学校在午门召开“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纪念红卫兵运动一周年”大会。
为纪念毛主席8月5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各阶层、团体在中南海南门、西门组织“揪刘火线指挥部”,李冬民的北京中学红代会搭棚设点,“北京中学红代会十五 区县委员会”则派出以朝阳区工业学校等中专学校为主的“4.3”派,在中南海西门也挂起“北京十五区县红代会揪刘火线指挥部”横幅,架设高音喇叭。
8月8日,“北京中学红代会十五区县委员会”在天安门召开“北京中学红卫兵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要文斗,不要武斗。高举被联动武斗打死的粮食学校学生王彦红的画像,在长安街自东向西的卡车、自行车队伍游行。
67年7、8、9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讲话,传达到各校、各群众组织,由各区县革委会,组织各校群众组织头头参加大联合学习班,9月14日,海淀区革委会 集中各校群众组织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六一学校办大联合学习班。我和101中马跃红、北航附中贾继江、北医附中马牧野、京工附中吴琼华、高慧平、人大附中李百 替、师院附中葛元仁等参加了学习,学习班上,听取了海淀区革委会、武装部长汪军的动员,听取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的讲话。结束后,回到各校进行革命的大联 合,胡生、葛元仁、高慧平等被选为校革委会副主任,各校基本实现大联合,并于10月17日在北太平庄礼堂召开;两派合一的“海淀区中学红卫兵代表成立大 会”。
直至1968年下半年,根据“四个面向”的分配精神,北京中学生纷纷上山下乡或去三线工矿,离开北京,从组织形式上才算消散了中学“4.3”“4.4”两派的活动。

北京101中  胡  生
(陈安生发 2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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