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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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

写在前面的话

    《脚印》的作者谢英富是四川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他在文中所述的一切，尤其涉及历史重大关节处，几年来，已经多方征求意见并获得证实，目前尚有部分在继续求证和修改中。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年轻人读到后深感震惊，谢本人更是深感去日无多，昭示文革的历史真相乃自己的历史责任。受其委托，从今日起陆续将已修改过的部分发到文革研究网上继续征求各方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也算是对那场伟大革命的纪念。（宪徽）


尝试作“序”

    说实话，本人文化程度太低，压根就不敢与文豪墨客们并提作“序”，更不敢像史学家们著书立说作“跋”。只不过亲身经历了那场被颇多“诅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且不谈它功过，但这毕竟是一段难以抹煞的历史事实，总想着要把自己看到的和经历的告诉人们。在当时那个年代，泱泱大国的七亿多中国人，除未懂事的幼儿外，可以说没有置身事外的。不管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的，只不过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观点罢了。
    既然是历史，个人愚见有必要引用师东兵先生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在侯马寓所为《汪东兴传》作代序：《揭开神秘人物的面纱》中，对历史的一段论述：
    从有专制统治封建王朝的时候起，某些历史就往往成为了人为的“禁区”，为历史的真实而献身者不乏其人。我认为，只要不是拿历史研究作为阴谋手段，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所以从本质上讲，历史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全人类和整个社会，人们都有研究和探索历史的权利，都有对历史评说的资格。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歪曲和篡改历史，即使强权者能在一时的条件下强奸民意，伪造历史，但是这只能是短暂的片刻。得逞于一时和得胜于永远毕竟是两个概念。
    个人认为这是对历史较为确切和公正的观点。因此，不管是“政客”还是“文豪”，不顾史实的杜撰或刀笔吏、文痞般鬼蜮伎俩的诋毁或标榜，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早在报刊上给我打下了烙印的一段精辟论语：“笔下有钱财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它使我在铁窗之内感受颇深，悟出了点“政治”的一些真谛。
    但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来年了（中共中央对它还公开承担了责任），可各种报刊杂志、小说电影，甚至电视词典，要不对它捎带一段就绝无市场似的。同样，至今我仍不知文革“反革命”和“打、砸、抢”的内涵是什么？是否仍带有当时强权者的“派”字阴魂色彩？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再研究和探索历史，更无资质对历史进行评说。我没有涉足过高层，故对上层内幕无从谈及，更不能将道听途说拿来哗众取宠。我也不敢奢想当什么“家”，更不敢借什么社会经济来搞个“票房效应”什么的。说白了，至少我还懂得点点高尚与卑劣的真正含义。故仅仅只想将自己实实在在地走过的那段路展示出来（也许比什么了解和访谈更为真实和确切吧），以飨读者，也求点化，使之自己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已。
    历史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个人认为都有吸取的必要。正如唐朝贞观佳话中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的精练之谈，也许我的《脚印》能给后来之人一点点启迪，或许还能免于一些“重蹈覆辙”，这也许不失为善举吧？！
    谢英富于宜宾老宅
    2000年6月5日



目录

    一、渊源：破四旧到红海洋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南下红卫兵
    工作组的训示：宜宾运动的萌芽
    宜宾红卫兵的派生
    后盾的兴起（诸战团到方面军）
    二、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四一五”风波（首次干扰出现）
    经济风刮起；冯振武风波
    “三套马车”的大论战
    “二月镇反”进京告状和识刘、张
    三、转折：首次入狱
    二次进京（初识刘、李小姑娘）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总理、康生质问韦、甘，叶群的证实）
    提前回宜之前后
    四、祸胎：“五一三”始末（抬工队示威到首都红卫兵王俊英，张玄杰献身）
    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地、市革筹建立
    五、蹉跎：粮船开始的支泸行动
    “武装支泸”始末（所谓抢枪）
    二次武装支泸（李琪惊人之谈）
    地、市革委会成立到红旗派分裂
    三代会；城区公社革委会的建立
    抓革命，促生产，地工代筹，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吐故纳新
    六、变换：说客（李锦凡，晓波昼夜策反）
    三次进京（学贝班与变化预测到周总理指示和当局的暗抗）
    软解（紧锣织罪名到万人公捕大会上徐文都严正申明）
    漫长铁窗（逼供伎俩，准备临刑到活罪难逃）
    七、煎熬：“九一三”反映（抓大小鬼的监狱游戏和罪名随政治气候变换）
    “闹监”始末
    复查和开释（主席逝世到英明领袖的重大举措）
    新刑法实施前的急判，申诉无门
    八、结局：劳改队岁月，逐级申诉无果
    王家声的“实事求是”调查
    牢底坐穿及贫困生涯
    无法了结的了结



一、 渊源：破四旧到红海洋

    坐落在三江环绕，翠屏作帐的古城宜宾（即古时的戎州、叙府）是远古僰人的聚居地（现有僰人悬棺佐证），三国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城池。传说三国时有名的“七擒孟获”即在宜宾不远的金沙江畔。她还是云、贵、川三省物资的集散地，万里长江的第一城（即长江干流的起点）。她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也是旧时历代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难怪“清”乾隆年间有名的书法家华南顾汝修要书《西南半壁》四字于宜宾市城中心的古建筑、宏伟的大观楼上传世。
    宜宾，虽说不上藏龙卧虎，人杰地灵，但确不失为历史文化名城之称。名胜古迹比比皆是：近郊有翠屏晚钟，真武山古庙群，古井流杯，丞相祠、双江映月；远郊有蜀南竹海、石海洞乡，夕佳山古民居等等。神话传说远及商周（现新修建的《哪吒行宫》甚得台湾同胞的敬仰），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中国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巾帼战将赵一曼的故乡，非一般之城镇矣。也许正是由她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在一九六七年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时，被领袖毛泽东亲自喻为“突破口”之故吧（这是被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里的事实）。宜宾虽然不大，在偌大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是个不足为道的弹丸之地，但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火火经历，或许能折射出“文革”真实面的一些凤毛麟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宜宾城，天气一天比一天地热起来。人们根本没想到此时的政治气温比天气的变化更烈（即“四清运动”正接近尾声），只是人们还在朦胧之中。他们费解：何以“川剧团”的龙袍官服要在大十字（宜宾城中心）街中间焚烧？接着官家组织的“红卫兵”喊出了“破四旧”的口号。一时间，“地主”、“资本家”家中剩留下来的老古董——满铺牙床（即上等木材精雕细琢，分内外两层的大床）、龙凤图案家具、饰品等，被“红卫兵”们抄出示众。紧接着官家又一声令下，大街小巷的门面墙垣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红色。为此，商家的红油漆在那时俏到了无法再俏的地步，实在没有红油漆了，土红也滥竽充数地登上了门墙，总算是完成了“红海洋”的政治任务。因为这是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民又何敢违抗之。但又不解其意。
    不解归不解，毕竟这些都不涉及我这样的苦力们。照样生活，照常的干活，管它春夏与秋冬。这不失为当时一般人民的心境状态。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工地上听伙伴说“昨晚一夜也没睡好”。听后觉得有点愕然，干我们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说劳累一天下来沾枕就会鼾声如雷，何以会睡不着呢？问及其由，方知是外地“跑”来一些学生在“宜宾卫校”，招来不少机关干部和本地学生（即官方组织的红卫兵）们的围攻，通夜闹个不停，天亮后仍在继续。我活了近三十岁，还是头次听到这样新奇的怪事。
    怪事归怪事。它影响不了我卖气力吃饭之人，听后也未深究，更不把它放在心里。第二天在工地上又听如是之说，我那伙伴到真有点抱怨了，说“天晓得搞出些啥子名堂，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跑到宜宾来闹啥子嘛？那些干部也是吃饱胀着了，和学生些闹啥子嘛？还分批轮流地去跟学生些闹（昼夜不停），吵得挨邻宅近没法睡”。伙伴们听了都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到底是个什么谜？说实话，我们班组十来个人，可大学生就有两三个，基本都是以前在学校“反右”时信口开河被逐出学府的，也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来参加苦力队伍的。其中的骆纪刚是班组里喻为“小诸葛”的记分员，他说这种现象可能又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前兆，前段时期报刊上不是在文化领域里论战吗，其实这些都是上层的事，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何必去干着急。他曾在反右时被逐出了学校，故深谙政治斗争的一些奥秘。
    要真是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就好咯，事实却不然。
    第三天的下午，坐办公室的陈业务，顶着似火的骄阳，汗流浃背地到工地上来通知班长何金才和我，晚上到队部开重要会议。当时弄得我满腹狐疑，我干吗了？踩扁了秤砣（生铁铸的砣，用来压秤杆称重量的，这里是指撞了什么祸之意，即宜宾的土语），还是撞倒了豆腐摊？因为一般情况下，除了队里开大会外，是从来没叫过一个白丁（即一般工人）跟班长同去开会的。而且看陈业务那个急像，决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再仔细想觉得也没啥，用我们苦力的一句口头禅：我一非偷，二非抢，三没参加国民党，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去了就知道咯（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要真是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就好喽。第三天的下午，坐办公室的陈业务，顶着似火的骄阳，汗流浃背地到工地上来通知班长何金才和我，晚上到队部开重要会议。当时弄得我满腹狐疑，我干吗了？踩扁了秤砣（生铁铸的砣，用来压秤杆称重量的，这里是指撞了什么祸之意，即宜宾的土语），还是撞倒了豆腐摊？因为一般情况下，除了队里开大会外，是从来没叫过一个白丁（即一般工人）跟班长同去开会的。而且看陈业务那个急像，决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再仔细想觉得也没啥，用我们苦力的一句口头禅：我一非偷，二非抢，三没参加国民党，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去了就知道喽（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队部办公室里灯光耀眼，一贯爱板着个脸的队长余志祥，坐在藤椅上带点（难得）友善的目光，注视着到会来的人。“工作组”姓陈的也坐把藤椅，用深沉的眼神在审视长木条凳（一块长木版上钉四根脚的简易凳子）上坐着的苦力。其他还有队上的几个行管人员。人到齐后，余队长首先讲话：
    “今天队部和工作组召集各班的骨干分子（我的天啊，怎么我竟成了骨干了？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地这样想），到队里来开会，你们都是队里比较信得过的，所以先叫你们来开个会。目前社会上有点乱，特别是学生在制造动乱，散播一些反动言论，蛊惑人心，你们不能去听信谣言，参与学生些的胡闹，更要监督班上的人些，切忌不要介入，若有人去介入或打胡乱说，你们要立即向队部或工作组的同志报告，不能让队里的人出乱子，笼起了就不好说喔。既然队上和工作组信任你们，就先给你们交个底，打个招呼，再通过你们这些好的，去防止队里出乱子。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我相信你们能发挥作用，保证我们队里不出问题。好，我就讲这些，现在请工作组老陈给我们讲话。”工作组的老陈一脸严肃地说：
    “余队长把总体情况都讲得很清楚了，我只想强调一下，大家很清楚的，我们运输队是个很复杂的群体，有管制分子，有劳教过的人，有右派，也有不少是其它单位调皮捣蛋才来当搬运的（其实他也是个搬运才被提上来当工作组成员的）。当然你们是好的，其他也有好的，总体来说是个复杂的群体。有文化的人也不少，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刚才余队长给大家讲了目前的形势的严重性，希望你们这些骨干、班长些认真发挥作用，硬是要保住我们队不出问题，这样对大家都好嘛。这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各系统各单位都必须严防死守、环环把关，绝对不能出纰漏，宜宾不能乱。如果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哪个单位都脱不了手，这是当前最重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工作组也是按上级布置的来要求大家，千万出不得乱子，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好过的哟”。
    听了上述说教，大家心里都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难怪世人要将苦力视为低下喽。
    真的是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大老远地从北京、西安、成都等地跑到宜宾来鬼胡闹？
    为了完成“上峰“交待的任务，也带着点好奇，下班饭余也就上街溜达溜达。可在街上听到不少民众对围攻学生的不满之言。说：
    “什么学生闹事，散播反动言论，那不就成了反革命？公安机关把他（她）们抓起来不就得了，还需要那么费事昼夜不停地轮番围攻个啥呢？”
    “为什么要怕这些学生说话？是香花毒草让人家说出来不就明白了吗。”社会的舆论可真不小啊，说好说歹的都有，褒多贬少。
    再说，我们单位随即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展开四大，重点是揭发问题。实际上就是叫群众互相写大字报。于是你说我眼睛瞎，我说你鼻子塌。甚至找不到什么来写了，就把平时开玩笑的话上纲上线地写成大字报，作为揭发材料贴出来，简直是一场糊里糊涂的混战。我被安排进工作组专门负责抄大字报，汇总存底。其实我也晕头转向，不知此次运动是什么性质，目的何在？要抄的又该是些什么样的内容的大字报？没头没脑昏昏然。这到底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心中一片茫然。后来听说本系统木器厂一行管人员，平时开玩笑将算盘挂在胸前说了一句“这是突出政治啰”，竟被人上纲上线受到审查，为此，他趁参加劳动之机甩脱监视投河自尽了。由此，我更加觉得不对劲，弄不好是要整死人的呀！故凡事都敷衍着点，不能凭想象去办事，多抽点时间上街去听辩论，看希奇好了。
    有组织的围攻队伍轮番的疲劳轰炸，硬是将一群南下红卫兵们赶出了宜宾城。就这样都还不放心，还专程“护送”（实际是一路的继续围攻辩论）拢自贡才罢休了的。其中最为得力的是宜宾三中红卫兵头周铁（革命烈士后裔），他是宜宾市委重点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这就不言而喻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由官方组派进京的“红卫兵”代表团返宜，以周铁（宜宾第三中学校的学生头）等为首的部分“红卫兵”赴京代表，竟打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惊人口号（即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分化）。周铁、陈良柱（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焦健康（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曾加兴、丁代君（宜宾农校学生头）及兰世全、周叙生等（都是中学的学生头）自发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诞生。他（她）们冲上了大街，进入到人群中宣传演讲，一时间贴大字报的、公开辩论的比比皆是，特别是市中心的“大观楼”一带，是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古城宜宾，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看了大字报，听了无数的辩论，从中我才明白了这是共产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而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党内的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南下红卫兵就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的急先锋，他（她）们来宜宾是煽风点火，为发动群众来的，不是反动，更非闹事。那么，宜宾官方的某些作为是对还是错，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吗？
    看多了，听多了，特别是学生们有根有据的讲出毛泽东主席都亲自写大字报，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看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准是错不了的事啰。（也许这就是“信仰”激化吧）
    尤在我印象中最深的莫过于杨泽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李锦凡（四川大学学生）对我的一些谈话：“你也是学过下历史的，纵观史册，历朝历代都是官反民，你见过执政者发动过民反官的史实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伟大又史无前例，就在于共产党中央、党的领袖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来搞这场运动”；“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政治运动，为了反修防修和国家不变颜色，毛主席就敢于发动全国人民来搞这场运动，真是伟大之极，这不仅是种创举，它的意义和影响深远得很”；“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乃至全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能允许吗”？
    人非草木，特别是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年岁之际，能没有触动和无动于衷吗？！于是我也就逐步地介入了进去。开初是帮学生们贴大字报，写大字报，编写批判文稿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旋涡”。

二、 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在众多同观点的人中，由刘友源（国防工业七九九厂工人）黄海浪（宜宾市铸造厂工人）等提头，我们组织成立了宜宾地区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发组织的“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八八是取义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而命名的），与宜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宾红卫兵联络站并肩“战斗”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剧院”即大观楼一侧）。紧接着，地、市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队”，一开始有地专机关的群众王世民、徐克明、徐明伟等，还有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李朴等为头的干部组成。地、市政法系统的刘传和、刘跃鈱、田光辉、曾祥和等也组成了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
    各厂矿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厂的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组织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宜宾造纸厂的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组织的“铁臂战斗团”等。
    农村农民，最早的有黄桷坪公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赵树恆、吴绪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国；前进公社的雷从金；旧州公社的周仿之；古叙公社的王社长等，组成了农民造反组织。
    这些，也许就是学生们来宜宾讲的：“国家改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吧。他们（也包括我）坚信党中央的号召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后院起火，如原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刘张的“抓人团”主要成员。人没抓回反倒起来造反了。党政机关揭露当权派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问题，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八八团”也很快就发展到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不仅遍及宜宾的各行各业，甚至凉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业工人，云南省盐津县的航运工人，均请求加入我团，成立了下属造反组织。宜宾的属县也纷纷行动了起来，全面拉开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的局面。当时，因官办群众组织的经费是由官方直接承担，而自发的群众组织就没经费来源，买红布做战旗袖章、买纸笔写大字报等都得要钱去买，没得经费来源难以开展活动。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曾加兴为使官方承认群众（包括学生）自发组织和争取活动经费，在宜宾市委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得到相当多数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真正打开了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年底在杨泽彬、李锦凡、张大卫（北京化纤学院学生）、陈良柱、刘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议下，宜宾的工、农、商、学、干各大群众组织头头们共商，宜宾造反派进行首次大联合，组成了“宜宾方面军”，其它县、市也组成了县市级的“司令部”参加。至此，宜宾地区的思想派和自发组成的主义派的区分就更加明朗（其实思想派的也组成了“宜宾红色总部”，故宜宾人称“红色派”，对主义派称为“红旗派”）。
    说实话，当时加入造反组织也是比较严肃的，每个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参加造反派时，就有人攻击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经调查证实我系谢家抱[收]养的，养父曾任过伪保长，但没作过孽，只是挂了个保长名，解放后没受过任何处罚，连传讯都没传讯过他，于1956年病逝，故没对我造成影响）。各组织均有专人管组织方面的工作。如当时在宜宾修建宜珙铁路的“四一五筑路总队”，其下属二十来个队，要求加入我们八八团的人很多，我们就坚持只吸收了十八县市“民工队”的部分人，成立了“宜宾八八团川铁分团”。后由张正源、刘某某等为首组成“川铁兵团”参加了方面军（因为“川铁”人太多了，我团搞组织的审查不赢，更怕稍有不慎会成为对立派攻击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宁少勿杂）。对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团的民工队的人，则劝他们除开原“4.15”劳动教养总队教育好后转为工人的“转工”，自行组织团体参加“方面军”。排斥“转工”，在现在来说，也许是形“左”实右形式的表现，因为，既然是教育好了并取得工人资格了，就应该有权参与四大，介入政治，他们也是有政治权力的啊！
    正当此时，“四一五”筑路总队抛出了“转工暴动”的吓人新闻，一时间搞得宜宾城内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暴动”二字对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宜宾人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宜宾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军勤务组和八八团勤务组的委派，去调查该事件。说心里话，当时决定我去调查还是很害怕的。“暴动”的实质含义就不善哉，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词，我还身为一个勤务员，决不能被别人看笑话，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这重大托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铁路总指挥部”，找到总指挥长邓自力（原宜宾地委书记，后面将提到的“三套马车”中“邓、崔、陈”的邓就是指邓自力）。他对我说：
    “转工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转工暴动’的事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要问‘四一五’筑路总队的总队长钱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详情。”
    于是我找到钱志均总队长，他说：
    “接到下面工区的报告，确有转工暴动。”
    我听后首先亮出方面军的委派，然后提出请他和我前往暴动现场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他无法推脱和拒绝前往，只好带上警卫员和秘书坐上他的小车与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区。
    在一个山沟里，我见到不少带我团袖章的“战士”（当时的称呼），包围着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学（读）毛主席语录，全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动乱迹象。于是我当着钱总队长问我们分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到纵队通知，叫我们来协助干警镇压转工暴动，我们分团立即决定先调月江工区附近的支队好几百人来，围了大半天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晓得搞的啥子鬼哟？”
    我问钱总队长，此事作何解释？
    在铁的事实面前，钱志均总队长很难为情的样子，沉默良久最后只好说：“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我们没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长期养成了敏感的习惯吧。”
    “下面汇报有误与否，不足为道，但你们作为总队领导，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对下级的报告不作核实，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转工暴动，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将如何向宜宾人民作个交代？就凭简单的一句汇报有误或敏感习惯能够了结得了吗？”我驳他说。
    僵持了好一会，他说他很累了，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时系夜间了），并交代他的秘书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他是想缓冲一下好找对策来打发我，谁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么一件轰动全宜宾城的大事，仅凭一句“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能解释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罢。尤其是政法部门对“暴动”二字的孰重孰轻会不懂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岂不发人深省么？
    这个时候，学生曾加兴在宜宾市委大门口几日的绝食斗争，直到市委圆满答复解决，自发的群众组织得到合法地位和对待，并由市委“文革接待站”发给活动经费，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街小巷、机关单位都在写贴大字报，大辩论更是如火如荼，人们真像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长椅或地板上垫上几张报纸睡睡，简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辩论竟然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甚至激烈异常，由此可见这个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实属前所未闻之奇事。
    接着扩大化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基层将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都进行揪斗，特别是有一个较大点的群众组织，竟然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弄到市灯光球场进行批斗（这一或许是受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方面军发现了苗头不对，勤务组立即学习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文件和资料，即使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线问题。
    解决扩大化的问题，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又要制止往夸大化的蔓延，确实是较难的，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扩大化的问题刚解决，马上又刮起了“经济风”。它像消防车那样起到了“灭火”作用。这股风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几乎全国都一样地在刮此风，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迷。“经济风”一刮，热火朝天的运动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惟学生方面不受影响）。方面军勤务组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开会，学习上海狠刹经济风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统一认识，及时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扭转了斗争大方向，使运动又能正常发展。据传，仅此一风给国家和各单位、厂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
    接着是红卫兵寇代铭（宜一中学生头）、周叙生（宜四中学生头）等小将（这是当时对学生们的一种尊称），首先在宜宾揭出了“刘、张、王、郭”的十三个案件之翻案与反翻案的实质性问题，开始了宜宾“三套马车”的大论战，即：“邓、崔、陈”；“刘、张、王、郭”；“牟、沈、贾”三套宜宾地区领导班子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由此也可见宜宾问题之复杂。
    由于是史无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为“旷古未有”，也难免会有冒进或幼稚的毛病出现。如在长宁县的第一次批判原县委书记庞爱民。批判会是由泸州市京剧团的造反派“鲁讯战斗团”和宜宾地市文工团的造反派（勤务员是查成林、唐菊动）及长宁县本地的造反派联合召开的。他们把我作为方面军代表邀进主席团（因我团母某某擅自到长宁乱表态，一会说他是代表“八八团”，一会又说他是代表“方面军”的，使得长宁县闹得乱麻麻了，故我们组织及“方面军”委派我到长宁调查处理此事而去长宁县的）。事先泸州市（原隶属宜宾地区的一个市）“鲁战团”的勤务员沈君怀跟我说：
    “会战一开始就宣布：将在长宁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庞爱民揪上台来，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让走资派们永世不得翻身。会议就正式开始，先由本地造反派头头唐世斌（长宁县邮电局职工）揭发庞爱民在长宁县是如何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长宁才认识了唐世斌的。
    当时，我认为沈君怀说的开头那段话，只不过是历次批判会上惯用的一句口号性质的套话，根本没去深究，所以对那段时髦的开场白无异议。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一开始，主持人刚说完上述开场白后，真的两名臂带“鲁战团”袖章的泸州人，一左一右地将庞爱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戏台上演戏亮相那样，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儿八经的，将庞爱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只脚了。这一举动简直把我惊呆了，弄得我当时哭笑不得。当时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开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势来暗示鲁战团的头头，不能这样做。由老沈出面及时纠正了这演戏一样的错误作法。
    又如：当时方面军为了避免两个组织同时安排批判一个当权派时会发生矛盾，就将冯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尔吉等几个地、市当权派“控制”在我们八八团，即宜宾市东街原宜宾县联社，当时我们八八团的总团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区主要当权派就由方面军直接“控制”在宜宾专员公署内。哪个组织要批判谁，都得在方面军批条子才行。而宜宾市小教（即小学教师们）造反组织，经方面军批条来我团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于王志敏（宜宾市委分管文卫的书记）的脚肿了，我和刘友源等考虑到王的这个实际情况，向小教造反派说明了原由，让王志敏休息，暂不接受批判（并非王本人要求）。小教会场都布置好了来没要到人，于是要造我们的反，说我们是在保走资派，当时搞得我们很恼火。要不是我一再劝住刘友源，当时就会干起仗来。事后方面军的王景海、杨择彬他们才说：
    “你们八八团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多注重政策”。或许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实说，当时的头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动辄就造反是造反派的个性。当头头稍不注意或检点点，就会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来（当不了头头之意）。如我们总团有个头头（总团勤务组的一二号头头）就因为较长时间私自使用了冯振武（冯振武当时是“控制”在我团的原地委书记之一，因病住院，该头头也随之到医院守护）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确实稀罕，比现在的大彩电都还金贵，特别是高级的半导体，实在是那个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说他是被走资派收买拉拢了。为此，他被舆论压力无形地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搞得我们八八团都有点很难堪，团内团外影响都大。现在返回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内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说被收买拉拢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谣传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的现象），“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一时间宜宾简直被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人们不甘心，更不服气。为什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要说是个人迷信那也在所难免，但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确实是当时参与造反之人的一个活思想。进而人们想到了会不会是走资派们的又一个阴谋？这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主要话题。
    人们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城都乱哄哄的，都在谋求对策。我们八八团几个头头研究，为应对这种突发事变，由我夜渡到白沙湾，到七九九厂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参加我们八八团的人，故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一艘轮渡船送我到白沙湾码头。我到七九九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他们说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他们会组织进城声援的。天亮后我回到城里，这时气氛更加紧张，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友源他们，我们几人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我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原宜宾市木运社工人，我团搞宣传的笔杆子之一）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刘友源则坚持要我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时间紧迫，不容我们过于的争执。最终决定后，我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小吉普车，准备赶到成都后再换乘火车进京。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车刚拢自贡地界就被扣住了，因为自贡市已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们的人带我们到了自贡市供电局后，经过简单对话，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我们的人是自贡市造反派“红色电工兵团”的人。他们设卡是为了防止宜宾的抓人问题波及到自贡。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没察觉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绝非宜宾一地之事。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上京告状的后，考虑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设卡拦截，火车站也会被控制，难以到达北京，经他们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们才顺利地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

三、 转折：首次入狱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

    天冷心更凉。经过两天两夜多的车厢生活，我们怀着极度的伤感，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关注着宜宾和全国的“镇反”问题了。同时我们在北京也听到了北京广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造反派，为“救火”（大概是说他在进京告状的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编者在结尾作了句反问：“能有这样为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而奋不顾身的反革命吗？！”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莎，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倆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 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一方面叫宜宾的同志们沉住气，千万不能上人家（指对立派）挑逗的当，尽一切力量避免发生冲突。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别人要怎么做是我们管不了的，你再忍也无济于事（说实话，不管是任何人，忍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难免有沉不住气的人之冲动），冲突越来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而我们多次研究解决方案也不得要领，最后刘、张他们接受在北京红卫兵的意见，由张西挺找我谈，说：
    “目前宜宾已陆续放人了，可是群众组织受挫严重，元气大伤，你是宜宾最大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你提前回去，一方面传达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抓紧恢复造反派组织，由工人、农民来保护红卫兵小将，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现在是只能求稳，而人家则可能希望乱，我们要是以牙还牙，搞乱了大好形势，只有阶级敌人和世界上的帝、修、反高兴。要好好地坚持这个原则来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这样并没违反党中央的意图，于是我甘当重任，准备提前回宜宾。离开前，李良同志又专门找我谈了次话（他和郭林川是随后赶到北京来的）。他说：
    “谢英富同志，回到了宜宾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立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避免冲突，要集中精力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引向歧途的阴谋，叫在宜宾的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文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粉碎党内外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要化干戈为玉帛，你责任重大啊！顺便也代我们向宜宾的同志们些问好！”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此处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