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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群:这代人和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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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3 04:1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代人和华附

王业群

http://hfer.cn/forum.php?mod=vie ... page%3D1&page=1

    华附的全称原为华南师范学院附中,1952年由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广东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华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4校合并而成,校址最初在广州中山四路,1958年迁往郊区石牌,1982年随华南师范学院改华南师范大学之后改为华师大附中。
  我是1964年9月考进华附的。可以说,这既有点意外,又不完全意外。说意外是因为一直到填写升中志愿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我的将来要选择哪一间中学读书,也不了解华附当时是全省数一数二的中学,名气很大。我所在的小学是一间郊区小学,很普通,在广州市恐怕是排在倒数前几名的小学,还是半日制,有半天时间是没有课室的,要回家自习或者到野外僻静处、树林中温习功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我孩提的时候又是一个天性好玩好动、好高鹜远的人,学习不算刻苦,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所以当我把华附作升中的首选志愿时,我的老师甚至有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似要看看我碰运气的程度。说不意外是因为读小学时,我在班里成绩一直不差,特别是语文,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以拿到好成绩,数学还是校里比赛小组的成员。我到后来才明白,老师之所以这样看我,确系华附名气所在,并没有什么偏见;再加上当时我们这个班在年级中又很一般,没有非常突出的人。结果却大出老师意料,那一年其他好几名成绩突出的学生,包括学校的一名尖子,都没能考入华附,考入华附的4名学生中,我们这个班连我在内倒占了3名!且我是其中唯一的男生。当老师翻出录取通知书递给我的时候,我记得他脸上的笑容表现得有一些善意的意外。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尽可能轻松一点的学习心态,往往是考场上发挥好的重要条件。就说学校那名尖子吧,我是很佩服的,他经常在市数学比赛中拿到好成绩,学校也经常把他的奖状、奖品挂在墙上,供大家瞻仰学习。他主要是太紧张了,没发挥好,非常可惜。我经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

一进华附,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陌生和新奇。华附校园占地很大,市内一般中学没有这个条件。从学校正门进去,通过两行夹道松柏,是高中部教学楼和校图书馆,东边和北面是高中生宿舍楼群,西边低下去的一大片地方,是一个400米跑道的椭圆形体育场,包括有一个大足球场和两个篮球场。体育场往西的几栋楼房,依次为学校教务处,化学、物理教学楼,初中三年级课室楼;教务处楼前有一片荒地,树木杂草间生。那几栋楼房再往西,是一片高坎,坎上是一片初中生平房宿舍,北面坎下是一大一小两间学生饭堂,饭堂不远处是一个鱼塘。鱼塘连着体育场的北端,是音乐教室、校医室、教工饭堂,再北是教工宿舍区和一片菜园。进学校大门的右边,还有一片菜园,我们班的菜地就在那儿。西面校墙外不远处的田野里,座落着一间规模不大的校办工厂,学校轮流安排各班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一般是一周时间。我们进华附的时候,学校西南角的坎边上又刚刚盖好了一座新教学楼,是初中一、二年级的课室;楼前空地上长着几棵树,砌了几张石凳和几个花墀,新植了几株槟榔。坎下辟出了一个新体育场,包括一个合用的篮球场和半个足球场,最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可作射击训练场用。这样一座大校园,可以说,在当时我的眼里,简直就有点庭院深深的感觉。而学校东边,和她仅一墙之隔,有一扇小门相通的,是华南师范学院。
    华附所在的石牌、五山地区,是广州的高等院校云集之地,除了华南师范学院之外,华附正门对面,隔一条马路是暨南大学侧门,后面北边数里之外是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西南面1966年增加了一间广州外语学校,1965年新增的滑翔学校也临时设在华附校园内。华附的学生,有很多是当时中南局和各省,主要是广东省领导机关、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或亲属,包括陶铸、刘兴元、周小舟、赵紫阳、尹林平等。虽说如此,华附学生的生活却是很简朴的,校舍也比较简陋,学生睡架子床,住得很拥挤。特别是我们初中一年级,全级6个班的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很大的平房里,又挤又暗。全校学生用膳也挤在那间大饭堂。虽说1964年在大饭堂旁新建了一间小饭堂,但只有一年时间被用作初中一年级饭堂,随后就做了滑翔学校的学生宿舍。学生饭堂没椅子,只有一张张方形的旧饭桌,同学们是站着吃饭,大多数干脆端着饭碗到外面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或看墙报、看打球。伙食也很一般,早餐多是炒粉,8人一桌,每桌就一小盆,数量很少,一人只能分到一两多一点。午、晚两餐的菜是大锅煮出来的,既缺味道又少油水;但饭不限量,装在一个个大箩筐里,随便盛。那时候好像没听说有什么人搞特殊化,也没见到周末会有谁家派小车来学校接孩子。学校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每周都有一个下午是劳动日,同学们要到自己班的菜地里劳动,收获的蔬菜就送到学生饭堂。由于学校提倡劳动锻炼,很多学生经常抽更多的时间到菜地劳动,并把这种劳动和不怕苦,不怕脏、累看作是培养自己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品德、情操的锻炼过程。

华附当时的校长是工屏山,他也是数校合并华附正式建校后的第一任校长。他到我们班听过一、二次课,每次在课室后面搬张椅子坐着,静静的,听得很认真。现在想起来,华附那时的教育特点主要是把育人放在了第一位。除了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外,学校还比较重视学生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课程安排并不紧,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一般只安排一至两节课,另外两三节课属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晚上两节课自习,给学生安排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也不多,学习比较轻松。校内还组织了许多课外学习小组,如数学、文学、诗歌、航模、无线电、田径小组等,学生可以凭个人兴趣自由参加。但对于各项纪律来说,学校却要求很严。如,除极个别附近学院子弟是走读生之外,住读生平时一般不让回家,周末放假之后,学生必须在星期日晚回校。学校作息实行的是军事化,早上起床号响过之后,学生用紧急集合速度赶到操场进行操练;午、晚睡觉时间一到,学生一定要上床睡觉,不准讲话,也不准看书,各班老师会到宿舍巡查,发现学生看书或干其他事,会没收书本或手中其他物品,一点客气也不讲。
    华附的每一天,既平常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早晨,是学校一天当中最有朝气的时刻,天蒙蒙亮,校园里已是一片沸腾,到处是锻炼身体的学生,人影憧憧;透过薄雾般的晨曦,令人感到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很快,沸腾的人群便潮水般退下去了,座座课室楼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中午,学校一片宁静;如果是炎热的夏天,校园的树林子里满是长长的蝉鸣声。我们这些初年级的学生,午休时本来就不安分,叫蝉声在心里一撩,就更加躁动不安了,一个个眼睁睁地望着屋顶,想着自己的心事,觉得时间像地上爬的蜗牛一样,过得那么慢。只有每天下午后两节课,才是华附学生感到最快乐、最自由的时间,大家纷纷参与各自喜爱的文体活动,学校操场上欢声笑语、人声鼎沸,同学们一个个玩得满身汗渍。夜幕降临的时候,因为学校是在郊区,隔着校园西墙,经常可以看到天边田野尽头一颗红色的落日,整座校园在落日的映照下,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绛红的色彩,非常漂亮和迷人。不久,所有课室的灯全亮了,学校进入了晚自习时间。这时的校园,是一天最静谧的时分。

华附毕竟集中了来自各方面的优秀学生,学校教育对象的基础较好,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较强,而且我发现有的学生悟性极好,特别在数学领域,简直可以说是有天赋。我们班就有两个这样的学生,分别是一位总工程师和一位教授的儿子,他们俩数学运算速度之快,连老师都暗自惊讶。我很快就察觉到了自己不小的差距,尤其在数学方面。所以,我开始比从前学习刻苦了,每天晚自习,都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复习数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我发明了一种总结经验的学习方法,每天就课堂教学内容自选一道习题做,并将做这道习题的过程写一篇学习心得,从中发现和寻找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用这样的方法,我数学进步十分快。只一、二个月工夫,我的心得就积累了厚厚的一叠,我的数学成绩也开始在班上名列前茅。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语文,中学时代所上的许多堂语文课,如周敦颐的《爱莲说》、鲁迅的《社戏》、许地山的《落花生》和杨朔的《荔枝蜜》等,至今令我难忘。
    人们习惯说,只要前脚进了华附,就等于是后脚进了北大、清华。虽然当时的华附生的确有这种意识,大多数同学心里都订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学校并没有明显地以此引导或劝诫学生。初进华附,一切平常朴实。不过,学校发的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在我进校的时候,给过我不小的激励。因为那些作业簿都是学校专有的,封面印着华附的校名,纸质相当好。用这样的作业簿做作业,使人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使命感,既爱惜它,做起作业来也很认真。在华附那样的氛围下,我自然也想到自己的将来,多数会是北大或清华的学生,理想好象是希望做一名科学家。我的学习越来越刻苦,经常利用早餐后到上课前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坐在学校西南靠墙边的荒草地里背英语单词;很多时间,我还会一个人穿过校墙小门,跑到相邻的华南师范学院复习功课。到现在我还十分留恋我到师范学院复习功课的日子,那里的环境多好啊,诺大的校园里人迹稀少,静悄悄的,到处是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经常整座教学大楼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我有时坐在草地上,斜倚着槟榔树看书,有时跑进一间间梯形大课堂,在黑板上疯狂地运算数学题,其中的乐趣,真是不能言说!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的人生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也许现在真的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是文化大革命,将这一切都改变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华附校园内的文化大革命,准确地说,是发生在一个雷雨的夏日。虽然在这之前,学校和全国一样,早已充满了火药味。从1965年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特别是到 1966年5月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段时间,学校明显不平静了。由于高干子女多,消息灵敏,学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即使在初年级中间也能明显感觉到。这时离北大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才不久,我们初二年级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成绩尚未公布。那天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到旁边生产队稻田帮助中耕。约莫5点钟光景,天骤然墨黑,眼看就要下大雨了。我们迅速撤离农田,可双腿才迈开,瓢泼大雨就下起来了。我们飞快地跑回宿舍,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湿透了,到了差不多要开饭时间。我们像往常一样赶到饭堂,准备洗碗吃饭,这才发现饭堂边上的墙报栏里,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一群同学正围着看,而且很快人越围越多,议论纷起。宁静的校园就是从这一刻起开始沸腾的。这是华附的第一张大字报。华附也因此成了广州地区最早开始搞文革的单位之一。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11个人当中,大多是高干子女,好些是我们高中辅导班的同学,有几位还和我很要好,如刘志修(陶铸侄子)、李重明(贵州省长之子)、蔡晓彦(军队子弟)等。我回想起数月之前的一次下乡劳动,这才觉得,其实打那个时候起,高中辅导班的同学,主要是高干子女和知识分子家庭、一般家庭子女之间,就已经产生隔阂了,难怪他们之间话语不多,一个个显得脸色凝重。本来,我和辅导班的所有同学都很好,我对他们的印象也不错,像刘志修、李重明,是活跃人物,既聪明伶俐,又能言善辩;蔡晓彦则属于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学生。他们都是学校里有号召力的学生骨干分子,文革中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由于当时学生中间很快划开了阵线,有了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之分,昔日的同窗好友,慢慢地就变成了陌路人。我作为军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既与干部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喜欢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来往,文革开始以后,我就逐渐成了一个中间人,特别和一些运动的激进分子疏远了关系。比如我原先和班上两位同学的关系特别好,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偷偷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可后来却基本没有了来往。我当时总也弄不明白,朝夕相处、和睦融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完全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能互相揭发出那么多严重问题。我更不明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十分荒谬的逻辑,明显的错误口号,如何就成了运动初期堂而皇之的政治旗帜。文革开始之后,我没能写出一张大字报。这倒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对文革有抵触,而是的确想写,却写不出来。我曾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留下的日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我经常在内心谴责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政治嗅觉不灵,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能从老师的日常言行中发现问题,写出有战斗力的大字报。我当然更不可能明白,那一切的所谓揭发和批判,其实都是荒唐的,无中生有的。文革和在此以前、以后发生的许多阴谋活动,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最崇高的名义,引诱人们把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互相残杀、互相争斗。如果问文革给我第一个,也是最糟糕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它把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整个地、完全地给破坏了,而且影响至深、至远!
    文革其间,华附教师队伍的第一位受害者,是学校教导主任麦嘉祥。运动刚开始不久,他就成了学生批判的主要目标,很快就由于想不通自杀了。我听说他是先服了药,然后跳楼的。因为楼层矮,接着又以头撞墙,总之是抱定一死的决心。这位可怜的老师,从前我几乎每天能在校园内看见他的身影,中等个,头发有些斑白,平时笑容不多,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死了,死于自杀。听到消息,我震惊不小,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我跑到出事地点,望着他住的那幢楼,一切竟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似的,浅绿色的楼房门窗紧闭,人去楼空。楼底下的墙壁上,模模糊糊地,倒似乎真的能看见有一丝丝血迹在上面。可悲的是,麦嘉祥的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相反,对他的批判更加猛烈了。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母校的情感是最复杂的。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终于明白,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恶梦,伴随着这场恶梦般的、毁灭一切的大火,连我们自己的美好理想也烧毁了。离开华附的时候,也许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并没有多少对母校的依恋之情,好像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着我曾寄托的理想,读北大、清华的愿望更是烟消云散了!说真的,我甚至没有最后望母校一眼。我感到,那仿佛是一个没有悲剧也没有情感的时代,所有的悲剧似乎都当喜剧上演了;在连角色都稿不清楚的舞台上,每个人的情感,早换成了政治符号。

70年代中期,我从北方回到广州。有一天清晨,我路过华附,突然有一种想进去看看的冲动。我从侧门进去,按着我印象中熟悉的路在校园里徘徊。我完全没有想到,华附的早晨竟如此没有生气,到处一片沉寂,没有广播声,没有读书声,甚至没有说话声,偶尔只见到一两个清癯消瘦的老人,蹒跚在校园的走道上。除了房屋比从前更加残旧之外,华附仿佛一切都原样未动。所有课室都空无一人,有的课室门还破了一个大洞,但桌椅都还在,只是像好多年没人使用了。望着眼前这一派残破萧杀的景象,我心中一片悲凉。我走到从前我住过的那间学生大宿舍前,发现那里已经成了废墟,可墙基的轮廓还辩认得出来,我们踏过无数次的台阶,还留着小半块!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在这间大屋子里,我曾经住了将近3年。那挤满了100多人、光线阴暗的屋子里,有我们多少往事啊。想想看,百来个男孩子住在一块,每天该会有多少调皮淘气的事发生。记得初一的时候,不知道我哪来刀口么多理想和激情,很爱写诗,有一天,我下床的同学发现我写满诗歌的小笔记本,抢过去要看,我不好意思让他看,追过去抢回来,结果不小心把他的衣扣扯掉了,弄得他非常沮丧,找了针线坐在床边,笨手笨脚缝了起来,也不理我。而我呢,陪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会说,就知道在心里边懊悔。如今,这些往事当然就像眼前的废墟一样,已经灰飞烟灭了,而且那中间也不完全都是愉快的记忆。可有那么一刻,我的确是很想重新回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回到华附,回到从前那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中去。
    想不到,1982年至1984年,我真的有幸又和这里结了缘。我考进了华南师范大学(当时还是华南师范学院),在那里读了两年书,重新圆了20多年前的大学梦。我经常从华附校门前走过,每次都会下意识地朝里面望一眼。就是在华师大校园里散步,也会常常叠映20多年前我在这里温习功课的身影,令我有一种非常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同时也激励我作为一名从前的华附生,应该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
    华附变化很大,这几年就更不用说了,周围的环境全变了,学校附近的农村和田野,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到处楼房商厦,人口稠密。华附的教学声誉却一直保持着,华附生的名字依然响亮。特别是我们这些文革前的老华附生,老广州人只要一听说,立刻就会流露出尊敬的目光。文革其间,华附曾改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后改为广州市第61中学。华附恢复校名之后,老校长王屏山又回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校长。我和我中学的那些同学一直没有联系。直到90年代初期,我们才终于回母校团聚了一次。同学中,大多数一见面就认出来了,似乎除了脸上多几道皱纹,身体略胖了一些之外,没什么大的变化,有的骨子里还看得出从前顽皮的影子。有的变化却很大,的确认不出来了。令人吃惊的是,班主任却能认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短头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永远是朴实、可亲的样子,他还在当数学老师。记得人校的第一天晚上,他领我们全班同学围坐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一边介绍学校情况,一边大家互相认识。那是一个多么神秘、多么明静的夏日夜晚啊,深邃的天空中闪烁着细碎的星星,我望着一张张陌生的同学的脸,想象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心里有点紧张和激动。我的老师那时应该还很年轻吧。一转眼,这些却成了几十年前的事。

我后来也不断打听到另外一些同学的消息,包括我们辅导班和那些从前学校最出名的同学。他们有的已经出国了,有的还在广州,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工作,无论从政还是经商,或者较有建树的,大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实实在在,不事张杨。我想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谁能说清楚,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究竟在每个华附学生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呢。其中有的同学更是早已因上山下乡,或因病、因各种灾难,有的因为战争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位教授的女儿,长得很漂亮,1968年上山下乡之后,她所在的农场遇到一次山洪暴发,本来她是可以躲过这场灾难的,但她和几位女生都受当时激情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影响,坚守农场不撤,用自己的身体阻挡洪水,结果被洪水淹没了。事后人们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发现她们几个人的手臂还紧紧地挽在一起,衣兜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她们死的时候,不到 20岁的年龄。我是在30年后才从报纸刊登的照片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我从这位昔日同学与农场女友的生前合影中辩认出她时,望着照片中30年前她那张年轻、漂亮、生动的笑脸,我不由发出阵阵叹息,感到揪心似的痛。还有一位女生,70年代在扑灭工厂大火中献身,被追认为烈士,骨灰就安放在银河公墓向阳一面的山坡上。她父母都是暨南大学的教授,我认识,几年前退休了。两位老人退休后,把积攒多年的十多万元钱捐给了家乡,以女儿的名字建了一间学校。再说我们班,仅我知道的,就先后已有两个同学去世了。其中一个男生是空军子弟,初二时和他姐姐一起转到我们学校,弟弟插到我们班。姐弟俩都长得斯文白净,尤其是弟弟,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后来参了军,在战争中负了伤,不久因伤病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听说因为治病花了不少钱。同学们都很同情,互相联系凑钱资助他的遗属。另一个女生是军区子女,在医学院工作,由于人到中年以后,为工作、家庭、学历、职称过于拼搏,生病去世。一想到这些曾经风华正茂,而又过早夭折的黑发人,我的内心就感到一阵悲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那位在山洪暴发中死去的女同学的妹夫,大家谈起往事,谈起他的姐姐。想不到,他的热情、他的健谈和他爽朗的笑容,竟给我一种异样的、有些说不清楚的感觉,仿佛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个悲剧年代人物的所有故事,都早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埋葬得没有一点痕迹了。若是有谁不经意再蹦起这条往昔岁月的小河,平静的河面上,只能泛起点点细小的涟漪,而且很快就会消逝。想到这,我不觉心底生出一缕淡淡的惆怅。
    我还听说,有的同学是至今也还没有打算再回母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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