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群：这代人和华附

tuffy05

这代人和华附

王业群

http://hfer.cn/forum.php?mod=vie ... page%3D1&page=1

    华附的全称原为华南师范学院附中，1952年由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广东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华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4校合并而成，校址最初在广州中山四路，1958年迁往郊区石牌，1982年随华南师范学院改华南师范大学之后改为华师大附中。
　　我是1964年9月考进华附的。可以说，这既有点意外，又不完全意外。说意外是因为一直到填写升中志愿之前，我从未考虑过我的将来要选择哪一间中学读书，也不了解华附当时是全省数一数二的中学，名气很大。我所在的小学是一间郊区小学，很普通，在广州市恐怕是排在倒数前几名的小学，还是半日制，有半天时间是没有课室的，要回家自习或者到野外僻静处、树林中温习功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而我孩提的时候又是一个天性好玩好动、好高鹜远的人，学习不算刻苦，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所以当我把华附作升中的首选志愿时，我的老师甚至有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似要看看我碰运气的程度。说不意外是因为读小学时，我在班里成绩一直不差，特别是语文，不用费太大力气就可以拿到好成绩，数学还是校里比赛小组的成员。我到后来才明白，老师之所以这样看我，确系华附名气所在，并没有什么偏见；再加上当时我们这个班在年级中又很一般，没有非常突出的人。结果却大出老师意料，那一年其他好几名成绩突出的学生，包括学校的一名尖子，都没能考入华附，考入华附的4名学生中，我们这个班连我在内倒占了3名!且我是其中唯一的男生。当老师翻出录取通知书递给我的时候，我记得他脸上的笑容表现得有一些善意的意外。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在有一定基础的条件下，尽可能轻松一点的学习心态，往往是考场上发挥好的重要条件。就说学校那名尖子吧，我是很佩服的，他经常在市数学比赛中拿到好成绩，学校也经常把他的奖状、奖品挂在墙上，供大家瞻仰学习。他主要是太紧张了，没发挥好，非常可惜。我经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

一进华附，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陌生和新奇。华附校园占地很大，市内一般中学没有这个条件。从学校正门进去，通过两行夹道松柏，是高中部教学楼和校图书馆，东边和北面是高中生宿舍楼群，西边低下去的一大片地方，是一个400米跑道的椭圆形体育场，包括有一个大足球场和两个篮球场。体育场往西的几栋楼房，依次为学校教务处，化学、物理教学楼，初中三年级课室楼；教务处楼前有一片荒地，树木杂草间生。那几栋楼房再往西，是一片高坎，坎上是一片初中生平房宿舍，北面坎下是一大一小两间学生饭堂，饭堂不远处是一个鱼塘。鱼塘连着体育场的北端，是音乐教室、校医室、教工饭堂，再北是教工宿舍区和一片菜园。进学校大门的右边，还有一片菜园，我们班的菜地就在那儿。西面校墙外不远处的田野里，座落着一间规模不大的校办工厂，学校轮流安排各班学生到工厂参加劳动，一般是一周时间。我们进华附的时候，学校西南角的坎边上又刚刚盖好了一座新教学楼，是初中一、二年级的课室；楼前空地上长着几棵树，砌了几张石凳和几个花墀，新植了几株槟榔。坎下辟出了一个新体育场，包括一个合用的篮球场和半个足球场，最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可作射击训练场用。这样一座大校园，可以说，在当时我的眼里，简直就有点庭院深深的感觉。而学校东边，和她仅一墙之隔，有一扇小门相通的，是华南师范学院。
    华附所在的石牌、五山地区，是广州的高等院校云集之地，除了华南师范学院之外，华附正门对面，隔一条马路是暨南大学侧门，后面北边数里之外是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西南面1966年增加了一间广州外语学校，1965年新增的滑翔学校也临时设在华附校园内。华附的学生，有很多是当时中南局和各省，主要是广东省领导机关、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或亲属，包括陶铸、刘兴元、周小舟、赵紫阳、尹林平等。虽说如此，华附学生的生活却是很简朴的，校舍也比较简陋，学生睡架子床，住得很拥挤。特别是我们初中一年级，全级6个班的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很大的平房里，又挤又暗。全校学生用膳也挤在那间大饭堂。虽说1964年在大饭堂旁新建了一间小饭堂，但只有一年时间被用作初中一年级饭堂，随后就做了滑翔学校的学生宿舍。学生饭堂没椅子，只有一张张方形的旧饭桌，同学们是站着吃饭，大多数干脆端着饭碗到外面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或看墙报、看打球。伙食也很一般，早餐多是炒粉，8人一桌，每桌就一小盆，数量很少，一人只能分到一两多一点。午、晚两餐的菜是大锅煮出来的，既缺味道又少油水；但饭不限量，装在一个个大箩筐里，随便盛。那时候好像没听说有什么人搞特殊化，也没见到周末会有谁家派小车来学校接孩子。学校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地，每周都有一个下午是劳动日，同学们要到自己班的菜地里劳动，收获的蔬菜就送到学生饭堂。由于学校提倡劳动锻炼，很多学生经常抽更多的时间到菜地劳动，并把这种劳动和不怕苦，不怕脏、累看作是培养自己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品德、情操的锻炼过程。

华附当时的校长是工屏山，他也是数校合并华附正式建校后的第一任校长。他到我们班听过一、二次课，每次在课室后面搬张椅子坐着，静静的，听得很认真。现在想起来，华附那时的教育特点主要是把育人放在了第一位。除了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外，学校还比较重视学生培养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课程安排并不紧，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一般只安排一至两节课，另外两三节课属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晚上两节课自习，给学生安排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也不多，学习比较轻松。校内还组织了许多课外学习小组，如数学、文学、诗歌、航模、无线电、田径小组等，学生可以凭个人兴趣自由参加。但对于各项纪律来说，学校却要求很严。如，除极个别附近学院子弟是走读生之外，住读生平时一般不让回家，周末放假之后，学生必须在星期日晚回校。学校作息实行的是军事化，早上起床号响过之后，学生用紧急集合速度赶到操场进行操练；午、晚睡觉时间一到，学生一定要上床睡觉，不准讲话，也不准看书，各班老师会到宿舍巡查，发现学生看书或干其他事，会没收书本或手中其他物品，一点客气也不讲。
    华附的每一天，既平常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早晨，是学校一天当中最有朝气的时刻，天蒙蒙亮，校园里已是一片沸腾，到处是锻炼身体的学生，人影憧憧；透过薄雾般的晨曦，令人感到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很快，沸腾的人群便潮水般退下去了，座座课室楼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中午，学校一片宁静；如果是炎热的夏天，校园的树林子里满是长长的蝉鸣声。我们这些初年级的学生，午休时本来就不安分，叫蝉声在心里一撩，就更加躁动不安了，一个个眼睁睁地望着屋顶，想着自己的心事，觉得时间像地上爬的蜗牛一样，过得那么慢。只有每天下午后两节课，才是华附学生感到最快乐、最自由的时间，大家纷纷参与各自喜爱的文体活动，学校操场上欢声笑语、人声鼎沸，同学们一个个玩得满身汗渍。夜幕降临的时候，因为学校是在郊区，隔着校园西墙，经常可以看到天边田野尽头一颗红色的落日，整座校园在落日的映照下，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绛红的色彩，非常漂亮和迷人。不久，所有课室的灯全亮了，学校进入了晚自习时间。这时的校园，是一天最静谧的时分。

华附毕竟集中了来自各方面的优秀学生，学校教育对象的基础较好，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较强，而且我发现有的学生悟性极好，特别在数学领域，简直可以说是有天赋。我们班就有两个这样的学生，分别是一位总工程师和一位教授的儿子，他们俩数学运算速度之快，连老师都暗自惊讶。我很快就察觉到了自己不小的差距，尤其在数学方面。所以，我开始比从前学习刻苦了，每天晚自习，都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复习数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我发明了一种总结经验的学习方法，每天就课堂教学内容自选一道习题做，并将做这道习题的过程写一篇学习心得，从中发现和寻找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用这样的方法，我数学进步十分快。只一、二个月工夫，我的心得就积累了厚厚的一叠，我的数学成绩也开始在班上名列前茅。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语文，中学时代所上的许多堂语文课，如周敦颐的《爱莲说》、鲁迅的《社戏》、许地山的《落花生》和杨朔的《荔枝蜜》等，至今令我难忘。
    人们习惯说，只要前脚进了华附，就等于是后脚进了北大、清华。虽然当时的华附生的确有这种意识，大多数同学心里都订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学校并没有明显地以此引导或劝诫学生。初进华附，一切平常朴实。不过，学校发的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在我进校的时候，给过我不小的激励。因为那些作业簿都是学校专有的，封面印着华附的校名，纸质相当好。用这样的作业簿做作业，使人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使命感，既爱惜它，做起作业来也很认真。在华附那样的氛围下，我自然也想到自己的将来，多数会是北大或清华的学生，理想好象是希望做一名科学家。我的学习越来越刻苦，经常利用早餐后到上课前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坐在学校西南靠墙边的荒草地里背英语单词；很多时间，我还会一个人穿过校墙小门，跑到相邻的华南师范学院复习功课。到现在我还十分留恋我到师范学院复习功课的日子，那里的环境多好啊，诺大的校园里人迹稀少，静悄悄的，到处是一片片绿茵茵的草地，经常整座教学大楼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我有时坐在草地上，斜倚着槟榔树看书，有时跑进一间间梯形大课堂，在黑板上疯狂地运算数学题，其中的乐趣，真是不能言说!我一直相信，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的人生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也许现在真的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是文化大革命，将这一切都改变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华附校园内的文化大革命，准确地说，是发生在一个雷雨的夏日。虽然在这之前，学校和全国一样，早已充满了火药味。从1965年底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特别是到 1966年5月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段时间，学校明显不平静了。由于高干子女多，消息灵敏，学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即使在初年级中间也能明显感觉到。这时离北大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才不久，我们初二年级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成绩尚未公布。那天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到旁边生产队稻田帮助中耕。约莫5点钟光景，天骤然墨黑，眼看就要下大雨了。我们迅速撤离农田，可双腿才迈开，瓢泼大雨就下起来了。我们飞快地跑回宿舍，浑身上下被雨水淋得湿透了，到了差不多要开饭时间。我们像往常一样赶到饭堂，准备洗碗吃饭，这才发现饭堂边上的墙报栏里，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一群同学正围着看，而且很快人越围越多，议论纷起。宁静的校园就是从这一刻起开始沸腾的。这是华附的第一张大字报。华附也因此成了广州地区最早开始搞文革的单位之一。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11个人当中，大多是高干子女，好些是我们高中辅导班的同学，有几位还和我很要好，如刘志修(陶铸侄子)、李重明(贵州省长之子)、蔡晓彦(军队子弟)等。我回想起数月之前的一次下乡劳动，这才觉得，其实打那个时候起，高中辅导班的同学，主要是高干子女和知识分子家庭、一般家庭子女之间，就已经产生隔阂了，难怪他们之间话语不多，一个个显得脸色凝重。本来，我和辅导班的所有同学都很好，我对他们的印象也不错，像刘志修、李重明，是活跃人物，既聪明伶俐，又能言善辩；蔡晓彦则属于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学生。他们都是学校里有号召力的学生骨干分子，文革中成了风云一时的人物。由于当时学生中间很快划开了阵线，有了所谓“红五类”和“黑七类”之分，昔日的同窗好友，慢慢地就变成了陌路人。我作为军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既与干部子女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喜欢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来往，文革开始以后，我就逐渐成了一个中间人，特别和一些运动的激进分子疏远了关系。比如我原先和班上两位同学的关系特别好，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偷偷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可后来却基本没有了来往。我当时总也弄不明白，朝夕相处、和睦融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完全对立的关系，彼此之间能互相揭发出那么多严重问题。我更不明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十分荒谬的逻辑，明显的错误口号，如何就成了运动初期堂而皇之的政治旗帜。文革开始之后，我没能写出一张大字报。这倒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对文革有抵触，而是的确想写，却写不出来。我曾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留下的日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我经常在内心谴责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政治嗅觉不灵，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能从老师的日常言行中发现问题，写出有战斗力的大字报。我当然更不可能明白，那一切的所谓揭发和批判，其实都是荒唐的，无中生有的。文革和在此以前、以后发生的许多阴谋活动，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最崇高的名义，引诱人们把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互相残杀、互相争斗。如果问文革给我第一个，也是最糟糕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它把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整个地、完全地给破坏了，而且影响至深、至远!
    文革其间，华附教师队伍的第一位受害者，是学校教导主任麦嘉祥。运动刚开始不久，他就成了学生批判的主要目标，很快就由于想不通自杀了。我听说他是先服了药，然后跳楼的。因为楼层矮，接着又以头撞墙，总之是抱定一死的决心。这位可怜的老师，从前我几乎每天能在校园内看见他的身影，中等个，头发有些斑白，平时笑容不多，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死了，死于自杀。听到消息，我震惊不小，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我跑到出事地点，望着他住的那幢楼，一切竟好像是没有发生过似的，浅绿色的楼房门窗紧闭，人去楼空。楼底下的墙壁上，模模糊糊地，倒似乎真的能看见有一丝丝血迹在上面。可悲的是，麦嘉祥的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相反，对他的批判更加猛烈了。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母校的情感是最复杂的。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终于明白，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恶梦，伴随着这场恶梦般的、毁灭一切的大火，连我们自己的美好理想也烧毁了。离开华附的时候，也许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并没有多少对母校的依恋之情，好像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着我曾寄托的理想，读北大、清华的愿望更是烟消云散了!说真的，我甚至没有最后望母校一眼。我感到，那仿佛是一个没有悲剧也没有情感的时代，所有的悲剧似乎都当喜剧上演了；在连角色都稿不清楚的舞台上，每个人的情感，早换成了政治符号。

70年代中期，我从北方回到广州。有一天清晨，我路过华附，突然有一种想进去看看的冲动。我从侧门进去，按着我印象中熟悉的路在校园里徘徊。我完全没有想到，华附的早晨竟如此没有生气，到处一片沉寂，没有广播声，没有读书声，甚至没有说话声，偶尔只见到一两个清癯消瘦的老人，蹒跚在校园的走道上。除了房屋比从前更加残旧之外，华附仿佛一切都原样未动。所有课室都空无一人，有的课室门还破了一个大洞，但桌椅都还在，只是像好多年没人使用了。望着眼前这一派残破萧杀的景象，我心中一片悲凉。我走到从前我住过的那间学生大宿舍前，发现那里已经成了废墟，可墙基的轮廓还辩认得出来，我们踏过无数次的台阶，还留着小半块!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在这间大屋子里，我曾经住了将近3年。那挤满了100多人、光线阴暗的屋子里，有我们多少往事啊。想想看，百来个男孩子住在一块，每天该会有多少调皮淘气的事发生。记得初一的时候，不知道我哪来刀口么多理想和激情，很爱写诗，有一天，我下床的同学发现我写满诗歌的小笔记本，抢过去要看，我不好意思让他看，追过去抢回来，结果不小心把他的衣扣扯掉了，弄得他非常沮丧，找了针线坐在床边，笨手笨脚缝了起来，也不理我。而我呢，陪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会说，就知道在心里边懊悔。如今，这些往事当然就像眼前的废墟一样，已经灰飞烟灭了，而且那中间也不完全都是愉快的记忆。可有那么一刻，我的确是很想重新回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回到华附，回到从前那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中去。
    想不到，1982年至1984年，我真的有幸又和这里结了缘。我考进了华南师范大学(当时还是华南师范学院)，在那里读了两年书，重新圆了20多年前的大学梦。我经常从华附校门前走过，每次都会下意识地朝里面望一眼。就是在华师大校园里散步，也会常常叠映20多年前我在这里温习功课的身影，令我有一种非常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同时也激励我作为一名从前的华附生，应该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
    华附变化很大，这几年就更不用说了，周围的环境全变了，学校附近的农村和田野，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到处楼房商厦，人口稠密。华附的教学声誉却一直保持着，华附生的名字依然响亮。特别是我们这些文革前的老华附生，老广州人只要一听说，立刻就会流露出尊敬的目光。文革其间，华附曾改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后改为广州市第61中学。华附恢复校名之后，老校长王屏山又回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校长。我和我中学的那些同学一直没有联系。直到90年代初期，我们才终于回母校团聚了一次。同学中，大多数一见面就认出来了，似乎除了脸上多几道皱纹，身体略胖了一些之外，没什么大的变化，有的骨子里还看得出从前顽皮的影子。有的变化却很大，的确认不出来了。令人吃惊的是，班主任却能认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短头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永远是朴实、可亲的样子，他还在当数学老师。记得人校的第一天晚上，他领我们全班同学围坐在学校操场的草地上，一边介绍学校情况，一边大家互相认识。那是一个多么神秘、多么明静的夏日夜晚啊，深邃的天空中闪烁着细碎的星星，我望着一张张陌生的同学的脸，想象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心里有点紧张和激动。我的老师那时应该还很年轻吧。一转眼，这些却成了几十年前的事。

我后来也不断打听到另外一些同学的消息，包括我们辅导班和那些从前学校最出名的同学。他们有的已经出国了，有的还在广州，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工作，无论从政还是经商，或者较有建树的，大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实实在在，不事张杨。我想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谁能说清楚，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究竟在每个华附学生心里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呢。其中有的同学更是早已因上山下乡，或因病、因各种灾难，有的因为战争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位教授的女儿，长得很漂亮，1968年上山下乡之后，她所在的农场遇到一次山洪暴发，本来她是可以躲过这场灾难的，但她和几位女生都受当时激情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影响，坚守农场不撤，用自己的身体阻挡洪水，结果被洪水淹没了。事后人们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发现她们几个人的手臂还紧紧地挽在一起，衣兜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她们死的时候，不到 20岁的年龄。我是在30年后才从报纸刊登的照片知道这一消息的。当我从这位昔日同学与农场女友的生前合影中辩认出她时，望着照片中30年前她那张年轻、漂亮、生动的笑脸，我不由发出阵阵叹息，感到揪心似的痛。还有一位女生，70年代在扑灭工厂大火中献身，被追认为烈士，骨灰就安放在银河公墓向阳一面的山坡上。她父母都是暨南大学的教授，我认识，几年前退休了。两位老人退休后，把积攒多年的十多万元钱捐给了家乡，以女儿的名字建了一间学校。再说我们班，仅我知道的，就先后已有两个同学去世了。其中一个男生是空军子弟，初二时和他姐姐一起转到我们学校，弟弟插到我们班。姐弟俩都长得斯文白净，尤其是弟弟，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后来参了军，在战争中负了伤，不久因伤病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听说因为治病花了不少钱。同学们都很同情，互相联系凑钱资助他的遗属。另一个女生是军区子女，在医学院工作，由于人到中年以后，为工作、家庭、学历、职称过于拼搏，生病去世。一想到这些曾经风华正茂，而又过早夭折的黑发人，我的内心就感到一阵悲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那位在山洪暴发中死去的女同学的妹夫，大家谈起往事，谈起他的姐姐。想不到，他的热情、他的健谈和他爽朗的笑容，竟给我一种异样的、有些说不清楚的感觉，仿佛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个悲剧年代人物的所有故事，都早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埋葬得没有一点痕迹了。若是有谁不经意再蹦起这条往昔岁月的小河，平静的河面上，只能泛起点点细小的涟漪，而且很快就会消逝。想到这，我不觉心底生出一缕淡淡的惆怅。
    我还听说，有的同学是至今也还没有打算再回母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