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佩璞：八一小学寄学班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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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小学寄学班的历史情况
高佩璞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管理全军的干部工作。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开赴朝鲜，出国作战，这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和子女，许多都留在北京。又有，从军队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去同我们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几十个国家担任大使馆武官等职，他们的子女无法出国，也都留在了北京。再有，许多为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均留在了北京。还有，进驻海防和边防的领导干部因海防和边防环境的限制，也将子女留在了北京。加之，这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已有适龄或超龄的学生，如何解决他们的上学问题，成了管理干部的中革军委总干部部的首要问题。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亲自过问此事，将此事交与曾在和黑江省哈尔滨市创办过干部子弟学校的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原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萧向荣的夫人余慎去组织筹办一所干部子女寄宿学校。林月琴与余慎商讨后，向总干部部提出建议：应在北京市选一适当地点，创建一所寄宿制干部子弟小学，招收上述一类干部子女及军委各总部与军、兵种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上学，培育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随即，罗荣桓与赖传珠、徐立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名义，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林彪（兼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去报告，报告内容为：“林（彪）副主席并周恩来总理：军委子弟学校（新北京十一小学）开始修建时，原计划收学员名额一千名，分两期完工，今年计划第一期，完修500人的宿舍，预算已造送军委营房管理部审查。另，去年冬（1951年初）中南军区谭政（中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志捐助于校六十个亿款的修建费，我们建议将此款增修宿舍及会堂（即礼堂），俾便今秋完成，多收些学生名额之用，可否，请批示。（附中南谭政同志电报一份）此致，敬礼。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1951年）四月二日。”林彪当日批示：“同意。四月二日。”将报告转给周恩来后，他即在北京市的地图仔细查找地点，为学校选择地点。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对创办军委子弟学校明确表示：“我双手赞成，完全支持。”他在报告上明确批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务部部长杨立三，批道：“同意，照办。主要为杨立三主办。周恩来，1951年四月二日。”
    筹备工作在1951年夏天正式开始，有林月琴牵头，余慎、冯万秋、宋介、刘芷（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夫人）以及总干部部福利处处长李近生五人组成。
    首先，校名问题。筹建处上报总干部部拟定校名为 “军委子弟学校”。总干部部考虑社会影响因素，故为纪念新中国的诞生，改名为：“十一小学”。又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有一所“十一小学”，为加以区别，最后上报总干部部校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去报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1951年12月29日奉示：军委子弟学校可命名为北京小学，不加军委字样。据了解，此名与北京市立北京小学重名，因此我们意见改名为‘十一小学’，以纪念国庆节日，对外加‘新北京十一小学’，妥否，请批示。以便拟制校徽校章。此致，敬礼，赖传珠、徐立清。（1951年）7月1 日。”报告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1952年7月3日指示，同意学校命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以纪念新中国的国庆节。而后，林月琴在聂荣臻的推荐下请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又题写了校名。
    其次，选址问题。林彪对林月琴讲，选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不要靠山，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山里出来的，不要让孩子再回到山里去，革命胜利了，要离开山，放眼未来，好学本领，成为接班人；不要靠水，有水的地方，就有危险，父母不在，去工作，孩子交给我们，再把他们淹着，无法交代。选个无山无水的封闭地方，安安全全地学习才对。他否掉了已选好的莲花池和西山红山口的地方，选定了被称为新北京地域，即复兴门外西郊八宝山东南方向的玉泉路一带开阔的荒地，为“新北京十一小学”校舍。很快，由中革军委出面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办好了土地征用手续，由总后勤务部部长杨立三和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指挥建筑部队迅速进驻，于1951年夏季开始施工，在原海淀区北太平路一号，现海淀区玉泉路66号的地址上建设“新北京十一小学”的校舍。
    再次，经费问题。筹备处以总干部部名义，经和向政务院中革军委报告请求拨款，并由东北、中南等大军区支援，共筹集了建校经费约460亿元（当时一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一万元）。此外，还请了几个大军区捐助了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还请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负责设计，于1951年夏天，开始施工，预估一年左右完成工期，为此，工程兵部队增加兵力以保工期不延误。第一批工期拟建500名学生的教室、宿舍及相应的办公后勤保障等设施。
    又次，职教问题。在施工建造校舍的同时，筹备处也立即着手从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总政治部及地方等单位，陆续选调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来校当教员。由于是寄宿制，学生全部住校，所以，也从山东军区等单位调来一批女青年做保育员（后改称生活老师）。这批教学骨干约有200人左右。在校舍还未修建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就住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打磨厂的总干部部招待所旁的小旅社里。后又分别到已有办学经验的八一、育英、育才等小学去实习教课。
    最后，学校的组织机构的问题。经总干部部通知任命，北京市教育局批复确认学校的组织机构。通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通知：1952年8月20日于东四四条三十二号发布，军委于新北京永定路成立之将学校命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该校拟于9月10日正式开学。现已开始办公，今后，内外联系，均以此名义。特通知“新北京十一小学”林（月琴）冯（万秋）校长。军委总干部部。（1952年）8月20日。北京市教育局批复致函“新北京十一小学”：一，接你部1952年8月20日（部办字第21号涵）。二，军委于新北京永定路成立“新北京十一小学”应与备案，希转之该校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取得联系，以便建立领导关系。校部按统一规定，依附用笺自行刊刻启用，至将即日送一份区备查。三，特此涵后，即希查照。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对学校团以上干部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公布令，1952年9月12日于东四四条廿一号，部办字第008号。兹将“新北京十一小学”团以上干部公布如下：一、林月琴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长，（负责全面工作）二、冯万秋任“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一副校长，三、余慎任“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二副校长，四、宋介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教导处主任，五、郭军人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一主任，六、张淼洪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二主任，七、李近生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三主任。此令，部长罗荣桓、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还设有校长办公室。黄胜昌为党委秘书，崔玉柱为行政生活秘书。教导处和总务处分别设有几名干事，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和教职员工的生活保障等。建校初期，为全校的安全保卫工作，总干部部特意调来一个警卫排，负责安全工作，1955年后撤销。
    但是，筹备处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困难问题，那就是已有几十个已经适龄或超龄的孩子们没有学上，怎么办？要是等到1952年夏天校舍修建完毕，这批孩子在这一年中将面临失学的危险，换句话说，在“新北京十一小学”1952年成立之前，军委直属机关的适龄或超龄的孩子们在什么学校上的学？他们当年寄学在哪个学校呢？校长林月琴亲自负责协调此事。1999年她回忆说：“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因为，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还是供给制，不是薪金制，所以，不存在经费问题。我找到聂（荣臻）帅，他同意到‘八一小学’去安排这些孩子们去学习。我就与华北军区（后为北京军区）的‘八一小学’商讨，将这批孩子寄学于‘八一小学’学习。就这样，十分棘手的问题解决了。林月琴清清楚楚地还点出了几位学生和他们家长的名字……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贺龙之子贺鹏飞与他妹妹贺晓明、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何长工之子何光暐、粟裕之子粟戎生、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徐海东之子徐文伯、王尚荣之子王允刚与他妹妹王磊、陈光之子陈耀东……
    1955年9月27日，人民解放军授衔后，全军改为薪金制。这样，寄学在“八一小学”的学生就产生了费用问题。此前，时任总干部部行政经济管理处处长高克恭负责“新北京十一小学”的经费问题，他为在“八一小学”寄学的学生学费问题，经常要与林月琴协商，并要向“八一小学”支付这笔经费。这段历史高克恭记得清清楚楚。这笔经费的存在，也就是这个“寄学班”的存在。
   为证实这段历史，特采访了当事人唐步礽、魏兆麟、许延滨、徐甘泉等四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历史，验证这个“寄学班”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存在……
    唐步礽，“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一批穿着军装的女教师。
    2012年3月12日中旬，唐步礽回忆“八一寄学班”时说：“我们刚刚从部队来到‘新北京十一小学’任课时，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校长林月琴将我们派到“八一小学”这个班里去实习，取得教学经验。林月琴本人每周都亲自前往‘八一小学’这个‘寄学班’去听课并探望实习的教师们和寄学的孩子们。我记得最清楚的学生有两个，一个是刘太行，他十分调皮，这是我能记住他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是刘伯承的儿子。另一个学生是伍修权的儿子，名字（伍天福，现名罗斌）我记不住了。因他父亲参加过‘遵义会议’，所以，我可以记住”。唐步礽记住了自己在这个班实习，并记住了班上的学生。她十分清晰地记着与她一齐去实习的另外三名教师，他（她）们是，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张泽孚和张汉茹、邱力明。张汉茹、邱力明与唐步礽都是女同志。唐步礽的实习经历证实了“寄学班”的存在历史。
    魏兆麟，“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二批来自北京大学化工系的男教师。
    2012年4月26日，魏兆麟回忆“八一寄学班”时说：“我到学校后，没有见到张泽孚、唐步礽、张汉茹、邱力明四个人，他（她）们从‘八一小学’返回后才见到他（她）们，也才知道他（她）们去了‘八一小学’实习，后来我教了徐立清部长的儿子徐甘泉的数学课。徐（立清）部长要求我去做家访，了解徐甘泉的学习情况。徐（立清）部长听到我汇报到：……我教了第一个班的数学课时，打断了我的汇报说：‘魏老师，不对的，在八一小学还有咱们的一个班（学生），那才是咱们小学的第一个班，那里的学生是咱们军委直属机关的学生’。”徐立清与魏兆麟所说的在“八一小学”的那个学生班就是我们所不知的“寄学班”，这个“寄学班”的“生源”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还有一个情况是徐立清所不了解的，“寄学班”的学生由于父母亲来自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各部队，所以，年龄、经历均不相等，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年龄不一，文化程度更是有高有低，入学时间各异，人数也不一，结果是一个班容纳不下，就将他（她）们安插到各自对应的班中，例如：贺龙的女儿贺晓明被安插在“八一寄学班”中57届毕业的姚喆的儿子姚普明将军以后的爱人张晓明的班中。其实，她也是“寄学班”的学生，可是她却不在“寄学班”中读书。
    许延滨，“八一寄学班”中53届、“新北京十一小学”中55届毕业生。
    2012年3月5日，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将军说：“我先去的是‘八一小学’上学。因‘八一小学’坐落在海淀区中部的中关村苏州街上，距离在海淀区南部的太平路的装甲兵大院的家里太远，大约在15——20公里，加之，父亲（许光达）又不让用他的专车去‘八一小学’接我回家过周末，我每个星期六都要乘公共汽车或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回家，别的同学都到家，我一个人还要走到太平路的家中。我与母亲（邹靖华）抱怨学校离家太远了。母亲就趁父亲出差时，将我调到‘新北京十一小学’来上学，我小时候是比较调皮捣蛋的。当父亲出差回家发现我调回‘新北京十一小学’上学，一个星期后，嫌我调皮捣蛋，又将我调回‘八一小学’上学，我既是‘十一小学’的学生，又是‘八一小学’的学生，我毕业于1953年的‘八一小学’，可我在‘十一小学’的半个多月的学习，确实在最大、最早的55届毕业的班里学习的。说我是哪个学校的都可以。”许延滨的上学经历完全证明了“寄学班”的历史存在是属实无误的。
    徐甘泉：“新北京十一小学”56届小学毕业生，他也是‘寄学班’学生。
    2012年7月28日，徐立清之子徐甘泉将军说：“说到‘八一小学寄学班’，你们先说说，听完后，如果是那么回事，我再说说。”当他听到林月琴的一段回忆时，他频频点头……林月琴在1999年为拍摄《革命家的夫人们》历史文献纪录片，向负责撰稿采访来的高佩璞讲述了“八一寄学班”的历史时说：“孩子们不是华北军区（后为北京军区）干部的孩子，确实是军委直属机关干部的孩子，也就是说，‘生源’是我们‘新北京十一小学’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是‘八一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人家‘八一小学’的学生，都是革命后代，不要去计较哪个学校出来的了，更不应该去强求他们去说自己是‘十一小学’出来的学生。‘八一小学’帮助我们培养出那么多的学生和教师，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八一小学’才对！找回历史就可以了，不要再去纠缠关于学生属于谁的问题。‘十一’和‘八一’的都是革命的和党的。我的意见是，不去争，也不去吵，还是‘共享’吧，随他们（指这批学生）自己去说吧！”徐甘泉说：“说句实话吧，我也是这个班的孩子，我在‘八一小学’上了几个月，‘十一小学’成立后，就转到‘十一小学’来上了。”这样，徐甘泉和许延滨一样成为了既是“八一小学寄学班”的学生，又是“十一小学”的学生，许延滨在“八一小学寄学班”毕业升入初中；徐甘泉则在“十一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形成了“十一小学”的学生在“八一小学”的“寄学”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当年也没有文件记载，更没有去传承，成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除许延滨和徐甘泉外，其余几十名寄学在“八一小学”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像徐甘泉一样转回“十一小学”来学习呢？林月琴说：“原因是‘新北京十一小学’刚刚成立，又是寄宿制，学生要全部住校，仅与学校毗邻的军委铁道兵的干部子女也要寄宿住到学校来。因为学校要收大批父母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干部的子女和许多失去父母的革命烈士子女，使得学校管理日常生活的生活教师十分匮乏，我们无法承受，于是，再次与‘八一小学’商讨，将寄学的学生继续留在他们学校读书，直至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市的初中。1955年后，这批学生的学费是由总干部部（后为总政治部）支付到小学毕业。自1952年9月20日后，“新北京十一小学”再没有向“八一小学”送过学生了。顺其自然地完成了“寄学班”的历史使命。
    综述以上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新北京十一小学”在“八一小学”的“寄学班”确有此事。这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一段历史，但它却是不为人知的。至于这个“寄学班”的称谓是什么？根据历史的情况还是应该称之“八一小学”的“新北京十一小学寄学班”。至于学生属于哪个学校的学生，还是按林月琴的话来讲：共享。即，是“八一小学”的学生，也算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学生，随他们自己去说吧。
    经过一段紧张而艰苦的筹建工作，在总干部部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大力支持下，到1952年夏天，已初步建成了一部分教室、宿舍，办公等用房，建立了学校的组织机构，调集了300人左右的教职员工。在此基础上，确定第一期招生500人，只开办小学一至四年级，一个年级六个班，二、四年级各两个班，三年级二个班，共计划13个班，不包括在“八一寄学班”的学生。招生对象是志愿军干部、外交使节、烈士子女以及海、边防干部子女，还有军委各总部及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干部子女。
    1952年9月20日，“新北京十一小学”正式开学。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代表中革军委发表了校训词：“你们‘十一小学’是军队干部的子弟学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勤俭办校，努力学习，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培育出可靠的接班人！”林月琴也以校长的身份发表了“新北京十一小学”的校风词：“要求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劳动、认真学习、尊敬老师；要求教职员工热爱自己的子弟一样去热爱学生；要求全校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勤俭办学，将‘新北京十一小学’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园地。”
    1960年，“新北京十一小学”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又带帽增加了中学部，其“新北京十一小学”的名称已不适应，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学校即改名为“北京市十一学校”，隶属关系归总政治部。1964年，全军子弟学校按国家、部队的规定统一由地方管理。总政治部即将“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北京市教育局管理，校名未变，依然称“北京市十一学校”，招生原则也没有改变。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复课后，就取消了小学部及寄宿制，改为就近招生。
    至此，“新北京十一小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据不准确统计，“寄学班”毕业的学生有：52届毕业的有：刘太行、罗箭（罗小青）；53届毕业的有：王允刚、萧星华、许延滨；55届毕业的有：粟戎生；56届毕业的有：黄春光、邓朴方；57届的有：何水生（何光暐）、贺鹏飞、姚普明、俞正声、陈耀东、孙巨、滕小林（滕久光）、陈人敏；59届毕业的有：宋克荒、贺晓明；还有：王磊、洪虎、叶玲、罗斌、王苏民、张非沉、严安、徐文伯、徐文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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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北京十一小学”
           在“八一小学”的寄学班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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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管理全军的干部工作。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开赴朝鲜，出国作战，这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和子女，许多都留在北京。又有，从军队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去同我们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几十个国家担任大使馆武官等职，他们的子女无法出国，也都留在了北京。再有，许多为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均留在了北京。还有，进驻海防和边防的领导干部因海防和边防环境的限制，也将子女留在了北京。加之，这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已有适龄或超龄的学生，如何解决他们的上学问题，成了管理干部的中革军委总干部部的首要问题。部长罗荣桓、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亲自过问此事，将此事交与曾在和黑江省哈尔滨市创办过干部子弟学校的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原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现任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萧向荣的夫人余慎去组织筹办一所干部子女寄宿学校。林月琴与余慎商讨后，向总干部部提出建议：应在北京市选一适当地点，创建一所寄宿制干部子弟小学，招收上述一类干部子女及军委各总部与军、兵种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上学，培育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随即，罗荣桓与赖传珠、徐立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名义，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林彪（兼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去报告，报告内容为：“林（彪）副主席并周恩来总理：军委子弟学校（新北京十一小学）开始修建时，原计划收学员名额一千名，分两期完工，今年计划第一期，完修500人的宿舍，预算已造送军委营房管理部审查。另，去年冬（1951年初）中南军区谭政（中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志捐助于校六十个亿款的修建费，我们建议将此款增修宿舍及会堂（即礼堂），俾便今秋完成，多收些学生名额之用，可否，请批示。（附中南谭政同志电报一份）此致，敬礼。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1951年）四月二日。”林彪当日批示：“同意。四月二日。”将报告转给周恩来后，他即在北京市的地图仔细查找地点，为学校选择地点。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对创办军委子弟学校明确表示：“我双手赞成，完全支持。”他在报告上明确批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务部部长杨立三，批道：“同意，照办。主要为杨立三主办。周恩来，1951年四月二日。”

筹备工作在1951年夏天正式开始，有林月琴牵头，余慎、冯万秋、宋介、刘芷（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夫人）以及总干部部福利处处长李近生五人组成。

首先，校名问题。筹建处上报总干部部拟定校名为 “军委子弟学校”。总干部部考虑社会影响因素，故为纪念新中国的诞生，改名为：“十一小学”。又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有一所“十一小学”，为加以区别，最后上报总干部部校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去报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1951年12月29日奉示：军委子弟学校可命名为北京小学，不加军委字样。据了解，此名与北京市立北京小学重名，因此我们意见改名为‘十一小学’，以纪念国庆节日，对外加‘新北京十一小学’，妥否，请批示。以便拟制校徽校章。此致，敬礼，赖传珠、徐立清。（1951年）7月1 日。”报告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于1952年7月3日指示，同意学校命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以纪念新中国的国庆节。而后，林月琴在聂荣臻的推荐下请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又题写了校名。

其次，选址问题。林彪对林月琴讲，选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不要靠山，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山里出来的，不要让孩子再回到山里去，革命胜利了，要离开山，放眼未来，好学本领，成为接班人；不要靠水，有水的地方，就有危险，父母不在，去工作，孩子交给我们，再把他们淹着，无法交代。选个无山无水的封闭地方，安安全全地学习才对。他否掉了已选好的莲花池和西山红山口的地方，选定了被称为新北京地域，即复兴门外西郊八宝山东南方向的玉泉路一带开阔的荒地，为“新北京十一小学”校舍。很快，由中革军委出面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办好了土地征用手续，由总后勤务部部长杨立三和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指挥建筑部队迅速进驻，于1951年夏季开始施工，在原海淀区北太平路一号，现海淀区玉泉路66号的地址上建设“新北京十一小学”的校舍。

再次，经费问题。筹备处以总干部部名义，经和向政务院中革军委报告请求拨款，并由东北、中南等大军区支援，共筹集了建校经费约460亿元（当时一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一万元）。此外，还请了几个大军区捐助了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还请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负责设计，于1951年夏天，开始施工，预估一年左右完成工期，为此，工程兵部队增加兵力以保工期不延误。第一批工期拟建500名学生的教室、宿舍及相应的办公后勤保障等设施。

又次，职教问题。在施工建造校舍的同时，筹备处也立即着手从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总政治部及地方等单位，陆续选调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来校当教员。由于是寄宿制，学生全部住校，所以，也从山东军区等单位调来一批女青年做保育员（后改称生活老师）。这批教学骨干约有200人左右。在校舍还未修建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就住在前门外廊坊头条打磨厂的总干部部招待所旁的小旅社里。后又分别到已有办学经验的八一、育英、育才等小学去实习教课。

最后，学校的组织机构的问题。经总干部部通知任命，北京市教育局批复确认学校的组织机构。通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通知：1952年8月20日于东四四条三十二号发布，军委于新北京永定路成立之将学校命名为“新北京十一小学”，该校拟于9月10日正式开学。现已开始办公，今后，内外联系，均以此名义。特通知“新北京十一小学”林（月琴）冯（万秋）校长。军委总干部部。（1952年）8月20日。北京市教育局批复致函“新北京十一小学”：一，接你部1952年8月20日（部办字第21号涵）。二，军委于新北京永定路成立“新北京十一小学”应与备案，希转之该校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取得联系，以便建立领导关系。校部按统一规定，依附用笺自行刊刻启用，至将即日送一份区备查。三，特此涵后，即希查照。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对学校团以上干部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公布令，1952年9月12日于东四四条廿一号，部办字第008号。兹将“新北京十一小学”团以上干部公布如下：一、林月琴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长，（负责全面工作）二、冯万秋任“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一副校长，三、余慎任“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二副校长，四、宋介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教导处主任，五、郭军人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一主任，六、张淼洪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二主任，七、李近生任“新北京十一小学”校务处第三主任。此令，部长罗荣桓、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还设有校长办公室。黄胜昌为党委秘书，崔玉柱为行政生活秘书。教导处和总务处分别设有几名干事，负责全校的教学工作和教职员工的生活保障等。建校初期，为全校的安全保卫工作，总干部部特意调来一个警卫排，负责安全工作，1955年后撤销。

但是，筹备处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困难问题，那就是已有几十个已经适龄或超龄的孩子们没有学上，怎么办？要是等到1952年夏天校舍修建完毕，这批孩子在这一年中将面临失学的危险，换句话说，在“新北京十一小学”1952年成立之前，军委直属机关的适龄或超龄的孩子们在什么学校上的学？他们当年寄学在哪个学校呢？校长林月琴亲自负责协调此事。1999年她回忆说：“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因为，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还是供给制，不是薪金制，所以，不存在经费问题。我找到聂（荣臻）帅，他同意到‘八一小学’去安排这些孩子们去学习。我就与华北军区（后为北京军区）的‘八一小学’商讨，将这批孩子寄学于‘八一小学’学习。就这样，十分棘手的问题解决了。林月琴清清楚楚地还点出了几位学生和他们家长的名字……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贺龙之子贺鹏飞与他妹妹贺晓明、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何长工之子何光暐、粟裕之子粟戎生、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徐海东之子徐文伯、王尚荣之子王允刚与他妹妹王磊、陈光之子陈耀东……

1955年9月27日，人民解放军授衔后，全军改为薪金制。这样，寄学在“八一小学”的学生就产生了费用问题。此前，时任总干部部行政经济管理处处长高克恭负责“新北京十一小学”的经费问题，他为在“八一小学”寄学的学生学费问题，经常要与林月琴协商，并要向“八一小学”支付这笔经费。这段历史高克恭记得清清楚楚。这笔经费的存在，也就是这个“寄学班”的存在。

为证实这段历史，特采访了当事人唐步礽、魏兆麟、许延滨、徐甘泉等四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历史，验证这个“寄学班”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的存在……

唐步礽，“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一批穿着军装的女教师。
2012年3月12日中旬，唐步礽回忆“八一寄学班”时说：“我们刚刚从部队来到‘新北京十一小学’任课时，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校长林月琴将我们派到“八一小学”这个班里去实习，取得教学经验。林月琴本人每周都亲自前往‘八一小学’这个‘寄学班’去听课并探望实习的教师们和寄学的孩子们。我记得最清楚的学生有两个，一个是刘太行，他十分调皮，这是我能记住他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是刘伯承的儿子。另一个学生是伍修权的儿子，名字（伍天福，现名罗斌）我记不住了。因他父亲参加过‘遵义会议’，所以，我可以记住”。唐步礽记住了自己在这个班实习，并记住了班上的学生。她十分清晰地记着与她一齐去实习的另外三名教师，他（她）们是，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张泽孚和张汉茹、邱力明。张汉茹、邱力明与唐步礽都是女同志。唐步礽的实习经历证实了“寄学班”的存在历史。

魏兆麟，“新北京十一小学”第二批来自北京大学化工系的男教师。
2012年4月26日，魏兆麟回忆“八一寄学班”时说：“我到学校后，没有见到张泽孚、唐步礽、张汉茹、邱力明四个人，他（她）们从‘八一小学’返回后才见到他（她）们，也才知道他（她）们去了‘八一小学’实习，后来我教了徐立清部长的儿子徐甘泉的数学课。徐（立清）部长要求我去做家访，了解徐甘泉的学习情况。徐（立清）部长听到我汇报到：……我教了第一个班的数学课时，打断了我的汇报说：‘魏老师，不对的，在八一小学还有咱们的一个班（学生），那才是咱们小学的第一个班，那里的学生是咱们军委直属机关的学生’。”徐立清与魏兆麟所说的在“八一小学”的那个学生班就是我们所不知的“寄学班”，这个“寄学班”的“生源”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还有一个情况是徐立清所不了解的，“寄学班”的学生由于父母亲来自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各部队，所以，年龄、经历均不相等，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年龄不一，文化程度更是有高有低，入学时间各异，人数也不一，结果是一个班容纳不下，就将他（她）们安插到各自对应的班中，例如：贺龙的女儿贺晓明被安插在“八一寄学班”中57届毕业的姚喆的儿子姚普明将军以后的爱人张晓明的班中。其实，她也是“寄学班”的学生，可是她却不在“寄学班”中读书。

许延滨，“八一寄学班”中53届、“新北京十一小学”中55届毕业生。
2012年3月5日，许光达之子许延滨将军说：“我先去的是‘八一小学’上学。因‘八一小学’坐落在海淀区中部的中关村苏州街上，距离在海淀区南部的太平路的装甲兵大院的家里太远，大约在15——20公里，加之，父亲（许光达）又不让用他的专车去‘八一小学’接我回家过周末，我每个星期六都要乘公共汽车或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回家，别的同学都到家，我一个人还要走到太平路的家中。我与母亲（邹靖华）抱怨学校离家太远了。母亲就趁父亲出差时，将我调到‘新北京十一小学’来上学，我小时候是比较调皮捣蛋的。当父亲出差回家发现我调回‘新北京十一小学’上学，一个星期后，嫌我调皮捣蛋，又将我调回‘八一小学’上学，我既是‘十一小学’的学生，又是‘八一小学’的学生，我毕业于1953年的‘八一小学’，可我在‘十一小学’的半个多月的学习，确实在最大、最早的55届毕业的班里学习的。说我是哪个学校的都可以。”许延滨的上学经历完全证明了“寄学班”的历史存在是属实无误的。

徐甘泉：“新北京十一小学”56届小学毕业生，他也是‘寄学班’学生。
2012年7月28日，徐立清之子徐甘泉将军说：“说到‘八一小学寄学班’，你们先说说，听完后，如果是那么回事，我再说说。”当他听到林月琴的一段回忆时，他频频点头……林月琴在1999年为拍摄《革命家的夫人们》历史文献纪录片，向负责撰稿采访来的高佩璞讲述了“八一寄学班”的历史时说：“孩子们不是华北军区（后为北京军区）干部的孩子，确实是军委直属机关干部的孩子，也就是说，‘生源’是我们‘新北京十一小学’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是‘八一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人家‘八一小学’的学生，都是革命后代，不要去计较哪个学校出来的了，更不应该去强求他们去说自己是‘十一小学’出来的学生。‘八一小学’帮助我们培养出那么多的学生和教师，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八一小学’才对！找回历史就可以了，不要再去纠缠关于学生属于谁的问题。‘十一’和‘八一’的都是革命的和党的。我的意见是，不去争，也不去吵，还是‘共享’吧，随他们（指这批学生）自己去说吧！”徐甘泉说：“说句实话吧，我也是这个班的孩子，我在‘八一小学’上了几个月，‘十一小学’成立后，就转到‘十一小学’来上了。”这样，徐甘泉和许延滨一样成为了既是“八一小学寄学班”的学生，又是“十一小学”的学生，许延滨在“八一小学寄学班”毕业升入初中；徐甘泉则在“十一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形成了“十一小学”的学生在“八一小学”的“寄学”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当年也没有文件记载，更没有去传承，成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除许延滨和徐甘泉外，其余几十名寄学在“八一小学”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像徐甘泉一样转回“十一小学”来学习呢？林月琴说：“原因是‘新北京十一小学’刚刚成立，又是寄宿制，学生要全部住校，仅与学校毗邻的军委铁道兵的干部子女也要寄宿住到学校来。因为学校要收大批父母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干部的子女和许多失去父母的革命烈士子女，使得学校管理日常生活的生活教师十分匮乏，我们无法承受，于是，再次与‘八一小学’商讨，将寄学的学生继续留在他们学校读书，直至小学毕业考入北京市的初中。1955年后，这批学生的学费是由总干部部（后为总政治部）支付到小学毕业。自1952年9月20日后，“新北京十一小学”再没有向“八一小学”送过学生了。顺其自然地完成了“寄学班”的历史使命。

综述以上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新北京十一小学”在“八一小学”的“寄学班”确有此事。这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一段历史，但它却是不为人知的。至于这个“寄学班”的称谓是什么？根据历史的情况还是应该称之“八一小学”的“新北京十一小学寄学班”。至于学生属于哪个学校的学生，还是按林月琴的话来讲：共享。即，是“八一小学”的学生，也算是“新北京十一小学”的学生，随他们自己去说吧。

经过一段紧张而艰苦的筹建工作，在总干部部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在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大力支持下，到1952年夏天，已初步建成了一部分教室、宿舍，办公等用房，建立了学校的组织机构，调集了300人左右的教职员工。在此基础上，确定第一期招生500人，只开办小学一至四年级，一个年级六个班，二、四年级各两个班，三年级二个班，共计划13个班，不包括在“八一寄学班”的学生。招生对象是志愿军干部、外交使节、烈士子女以及海、边防干部子女，还有军委各总部及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干部子女。

1952年9月20日，“新北京十一小学”正式开学。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代表中革军委发表了校训词：“你们‘十一小学’是军队干部的子弟学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勤俭办校，努力学习，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培育出可靠的接班人！”林月琴也以校长的身份发表了“新北京十一小学”的校风词：“要求同学们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劳动、认真学习、尊敬老师；要求教职员工热爱自己的子弟一样去热爱学生；要求全校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勤俭办学，将‘新北京十一小学’办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园地。”

1960年，“新北京十一小学”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又带帽增加了中学部，其“新北京十一小学”的名称已不适应，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学校即改名为“北京市十一学校”，隶属关系归总政治部。1964年，全军子弟学校按国家、部队的规定统一由地方管理。总政治部即将“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北京市教育局管理，校名未变，依然称“北京市十一学校”，招生原则也没有改变。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复课后，就取消了小学部及寄宿制，改为就近招生。

至此，“新北京十一小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据不准确统计，“寄学班”毕业的学生有：52届毕业的有：刘太行、罗箭（罗小青）；53届毕业的有：王允刚、萧星华、许延滨；55届毕业的有：粟戎生；56届毕业的有：黄春光、邓朴方；57届的有：何水生（何光暐）、贺鹏飞、姚普明、俞正声、陈耀东、孙巨、滕小林（滕久光）、陈人敏；59届毕业的有：宋克荒、贺晓明；还有：王磊、洪虎、叶玲、罗斌、王苏民、张非沉、严安、徐文伯、徐文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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