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滔：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师大二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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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作者赵文滔，1928年出生，1957年在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1961年“摘帽”，解除劳教。后遣送回北京“养病”。1978年改正后，在北京对外贸易总公司工作至退休。本文摘自其长篇回忆录《伤害》。标题是本刊拟的。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

赵文滔

1966年的初夏，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文革风暴。
那时候，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言词激烈的宣传品和小字报，内容直指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我预感到可能又将有一场政治运动要来临。
不久，街头就出现了一批批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开始轰赶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回乡，并且抄查这些人的家。接着，我住的院里东屋的住户王家，被他工作的单位，军区招待所（他的职业是服务员）指为地主。在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立刻把老夫妻俩赶出家门，叫他们回山东老家。6号院的邻居老曲，他父亲原本是耐火材料厂的东家，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公私合营以后已经把工厂交公，老头也已去世，老曲并没有参与“资本家”的任何活动和工作，他在厂里担任会计。这时候也被指为资本家，全家三口也立刻轰赶回山东黄县老家。一时间，光附近左邻右舍就被赶走六、七户，胡同里闹得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就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篇社论，足以说明这次运动将比以往任何一次要疯狂。
我估计大祸又要来临，说不定什么时候门口一贴大字报，就不知道把我又会赶到哪里。总想抽空到街上看看动静，心里整天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
有一天，民警老马来了。他紧张而严肃地对我说：“哎，老赵，不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报、小字报，上街买些菜就快回来，就在家呆着，能不出去就尽量别出去。记住，少出去！”说完就匆匆离去。老马是个好人，在这关键时刻他来给我讲这些话，我想他的话肯定有他的道理，那一段时间我基本没敢出去。
造反首先是从中学开始，妻子工作的学校——北京师大二附中，在学校红卫兵开始造反时，高中班学生中出现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一派，同时也有反对这一论点的另一派。其实两派的主力都是干部子弟、红卫兵，彼此争论，各不相让。并且由辩论发展到谩骂。后来前一派的红卫兵不太理智，追到后一派的红卫兵名叫曹滨海的家里“造反”。曹父是高级军官，母亲是铁道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自然也不示弱，当时就曹一人在家，面对几个红卫兵，人少力薄，情急之下，抄起了菜刀。打斗中划伤了对方一个人。受伤者立刻跑出`门外大喊：“杀人啦！杀人啦！……”一边喊叫，一边跑去叫人，要叫一批红卫兵来报复。
曹姓学生住的是铁道部干校的宿舍，宿舍里有人立刻就报警了。警察来得很快，来了之后，就把曹滨海带走了。
等到大批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赶来，找不到曹滨海，就先把家给抄了个稀里哗啦，接着又去太平庄附近铁道部干部学校，把曹的母亲樊希曼（铁道部干部学校的党委书记）揪到二附中。拉到操场之后，宣布召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混乱中，只听得红卫兵的首脑喊了几句樊的所谓罪状之后，就用皮带开始抽打，当场把樊打死了（后来听说樊是个资深老干部，曾参加过长征，周恩来认识她，从开打到打死，她一声没吭）。
也许是打得一时性起，接着把学校书记姜培良、副校长高云及语文老师靳正宇都拉到小食堂，并且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宣布了几句他们的罪状之后，一时间皮带叭，叭的抽打声，打人者的骂声，被打者的呻吟声、惨叫声，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的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后来有人说：“姜培良不行了，搞一辆三轮车来，把他拉到医院！”据说，三轮车在拉往医院的路上，有学生说他“装死”，边走边打，还没到医院，姜培良就完全停止了呼吸。
姜培良在业务上平时抓得很紧，学校整体质量的提高和他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谁料他竟落得如此结局。最后，他的妻子双目失明，经常由她的弱智小男孩引着上街购物，其妻去世后，那个孩子无人照料，二附中只好把他送到一个专门收容弱智孩子的学校。也许是不习惯，那孩子不久就逃跑了。费了好大事把他找到，再送到学校，第二次他又逃跑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可怜的孩子。
语文老师靳正宇被打了个半死，自料逃不过一死，回到家，用一条带子，把脖颈挂在门拉手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地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家逐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挨打者不知死活的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抹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那些天妻子快下班的时候，岳母不放心，总在胡同口等她。这天正好她因病没去，第二天去学校听同事惊恐相告，才带回来这么骇人听闻的信息。晚饭后就商量该如何面对造反和抄家。我倒坦然起来，认为“是祸躲不过”，什么来了算什么。反正我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只是把可能引起误解的书、信、照片烧掉了。我想也许会把我打死，要死最好是干脆的，不要折磨。
我发愁的是轰赶回乡，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故乡。我是满族人，属于正红旗，祖父清朝末年被派到山西右玉县境的杀虎口，作镇守武官。清朝覆亡，把满姓依尔根觉罗改为汉姓赵，自学中医，曾在当地行医。抗日战争时祖父、母就已经去世。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他们。更没有去过祖父的居住地————右玉县。父亲在北京读书，二十年代毕业后在山西太原工作，我就出生在太原。那时候也不太重视填写籍贯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一般地我们就把籍贯填写成右玉县。实际上祖父是从东北，还是北京派到那里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们真正的祖籍是哪里？我也搞不清楚。五十年代初，我从图书馆查找，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清代编的《朔平府志》：杀虎口的历史情况为：“周征猃狁，秦伐匈奴，唐击突厥，宋讨契丹，明平鞑靼，清征蒙古……历代封建王朝出征，或者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以杀虎口为进出口的咽喉。因此，清代亦为屯兵设防之地。清初又形成中原与塞外的通商要津。顺治年间设立了户部抽分署，征收大量的边口出入税，有日进斗金之说。清朝在该地所设税关曾存在280年之久。关门有康熙御题《杀虎关》匾额。晋商在此曾经把贸易作到蒙古、俄罗斯。规模巨大，‘大盛魁’商号一家的本金即达一亿多两白银。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后，发行了新卢布，沙皇时代旧卢布作废，蒙古也采取同样措施，帝俄的旧卢布有七千多万流入蒙古，均为‘大盛魁’所有，使得晋商的大量白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说明此处当年曾是长城分支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关口。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说的西口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自从铁路修建以后，旧时的通商要津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的作用都不得不让位给先进的铁路。以致相对落后的杀虎口迅速沦为荒凉偏僻之地，昔日的盛况竟至一去不返，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任人凭吊。
如果把我放逐到那里，真的恐怕我就得孤身一人在荒漠中，创造“大漠孤烟直”的意境了。
紧接着的几天里，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纠集了更多学校的红卫兵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用意是要把曹滨海拉去，说不定要当场批斗然后打死。也可能造成两派的恶斗。后来此事被周恩来知道了（听说曹的父亲是军队高干，与其母已离婚，仍和子女有联系）。指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亲到该校找红卫兵作工作，总算制止了这个大会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恶性事件。
然而，批斗和打死人的后果对于当事人的家庭已经造成了凄惨的悲剧。曹滨海被派出所带走，实际上是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他有幸没有被红卫兵打死，但他听到母亲的遭遇以后，也立刻引起精神分裂，一生被毁。他的姐姐正在军医大读书，闻听母亲出事，赶回家来，得知母亲的遭遇，看了弟弟的病况，她终于没有承受住血的惨剧对她的伤害，立刻精神崩溃，也成了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就在短短几天中毁掉了。
幸好不久有了政策，在居民区不再轰赶人了，也不能再打人了，抄家也不能随便抄了。师大二附中红卫兵挨家逐户造反抄家的计划没能实现。我们也躲过了一场生死劫。
不知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住的街道上冒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原来因为经济困难，每天靠扫街挣点小钱的一个家庭妇女龙风兰（丈夫是流动个体理发师）造反了。街不扫了，把她居住的院落里的房主老夫妻俩轰赶到另一个院落的小屋里，她把人家的三间北房住了。房主老头原来开一间出售锅、碗、瓢、盆的小杂货店，她说老头是资本家兼地主。原来的街道主任、师大毕业的退休者王先生，被“革”下去了，新上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陈国珍。这位主任好像每天不洗脸，衣服不穿好，习惯披在身上，“绿叶牌”（当时最廉价的）香烟不离嘴。两只“萝卜脚”走得飞快。
有一天，一群积极分子来了，说是要破四旧。进得门来把我们屋前铺的一畦水泥砖刨起来，说是四旧，要处理，结果用小车拉到龙凤兰家，铺在她刚弄来的三间北房的走道上。妻一听就火了，她挨批斗比较少，没有被戴过什么帽子，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立刻就指责街道积极分子（后来被叫做“小脚侦缉队”）是“强盗”。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被那些人包围起来，幸亏还没有打人，一群人拥着她去了派出所。
一群造反派进了派出所，七嘴八舌给妻扣了一大堆帽子，说她污蔑谩骂革命群众。
民警听完情况说：“你们都回去，田老师留一下。”
大批积极分子回来，路经我家院墙，已经夜里十点半了，停下来高喊：“田×被逮捕了！谁敢反对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
过了也就是二十分钟，妻回来了。
我问她：“积极分子在墙外喊叫说你被拘留了，怎么回事？”
“听他们胡说八道，民警把他们支走后，对我说：‘田老师，现在是群众运动，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主要是参加学校的运动，不要惹他们。’后来我说：‘他们来到家里，把我家的东西拿去变成他家的东西了，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又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后来民警又说：‘你看这运动，谁也说不准会发展成什么样，你尽可能不要和他们发生矛盾。暂时受点物质损失也就算了，以后再说。眼下是不要和他们顶着干，你回去吧。不要发火，忍耐一点。’”
我也劝妻说：“不要吃眼前亏就行，要容忍，不要引出大事来。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还是小心点为是。”
有一天，妻的姐姐（在外地工作）给岳母来了信，信中说她被轰赶下乡了，乡下的条件颇为艰苦云云。岳母看过信之后，我们还劝他，现在下了乡的人很多，将来运动结束总会有个解决的办法，不要着急。谁知道半夜我出来上厕所，发现岳母的房门大开着，进去一看，她已经倒在床边，双目呆滞，流了许多口水，一看这样子我就知道是脑溢血的症状，立刻把她送到附近的东光门诊部。那里的医生说：“这是脑血栓，呼吸系统已经接近衰竭，必须送大医院。”
我们赶快叫了车，马上又送积水潭医院。医院里人特别多，送去之后，大夫说：“病人呼吸中枢已经不行了，实话说吧，治是不可能了，你们家属如果要维持生命，那我们就只能维持。”
那也得维持生命，赶快交了费，打上吊针，我们一直守候在病房。第二天的早晨岳母就去世了。
打电话叫殡仪馆的车，还必须报死者的出身，好在岳母是“职员”出身，不是“五类分子”，很快就办妥手续。殡葬车来了，医院太平间门口也有红卫兵把着问出身，我报了“职员”，才允许把岳母抬上车。车上装有一个类似棺木的大木箱。让把岳母装在其中（这个大木箱到了火葬场，取出死人，就又去装别的死人，是个长期使用的工具）。允许你装进大木箱，竟然也是一种优待，有别于“五类分子”。司机说：“你跟着车到火葬场，还有两个要拉，反正你就跟着去办手续吧。”
上了车，卡车中间放着那个大木箱，我坐在车的槽帮上，脚卡在车槽帮和大木箱之间。一会儿，车到了北大医院，从太平间抬出一具女尸，就放在我的腿边。看样子有四十多至五十岁，白衬衫上有一片片的血迹，一条腿的裤腿装车时撸到膝下，小腿上也有伤痕。车下有一个男人，一边哭，一边喊叫：“你们得让我去火葬场办手续呀！不办手续我到哪儿领骨灰呀！啊……你冤呀，你有什么罪呀！……”旁边有三个带着红袖标的人，抓着老头的臂膀，不许他动，也不许他上车送那具女尸。车很快就开了。
我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生怕碰到那位被打死的女士。我也在想，是啊！人不去火葬场办手续，骨灰找谁要？
很快车又到了复兴医院，从太平间又扔上来一具女尸。看样子有六十岁上下，倒没有什么伤痕。放在大木箱的另一面，车走在路上，偶一颠簸，隔着大木箱老太太的一只手还摆来摆去的，我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怖了，木呆呆地坐在卡车的槽帮上。
到了八宝山火葬场，我办完了交钱、交医院证明，领骨灰盒等手续才知道，火葬场已经是尸满为患了。许多在单位被打死的，没有家属的尸体，根本就不收费，根本也搞不清是谁从哪儿送来的。堆在一起，一片混乱，完全乱了套。
火葬场的人高喊着：“都先回去吧，还指不定得排到什么时候呢。甭在这儿等，没日子，回去等通知来领骨灰……”
看样子要火化的人很多，根本无法确定领骨灰的具体时间。我只好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