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平：从建政后的干部子弟学校到贵族官员子弟扎堆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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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平（军机章京）：从建政后的干部子弟学校到贵族官员子弟扎堆择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几年中，曾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当时都称干部）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且铺遍全国许多城市。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

　　然而，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了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实际上，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权力寻租的重要对象。在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坊间依然流传着“某某学校是公认的高干子弟学校”之类的说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学校往往是同级别学校中的佼佼者。

　　从幼儿园到留学的子弟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干部子弟大多遵循着一条明晰的求学路径——该上什么幼儿园，升哪所小学、中学，进哪所大学，乃至去哪里留学，都有着确定的选项。

　　这条轨迹的前半部分，由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绘就。在官员（高级干部）扎堆的京城，这些学校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十一学校、101中学等等。

　　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此外，“育才”、“育英”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等等。

　　此类学校大多聚集了大量名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中央政府发布的1954-1955学年度的统计数据就曾显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作为惟一一所由中共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中学，101中学的校友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曾山的儿子曾庆红、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等许多中共高干后代。

　　这所选址在圆明园遗址内的学校，从郭沫若作词的校歌中即可一窥特质：“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从风暴中诞生，酝酿着优越的本领，锻炼着不屈的精神，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要创造人类持久的和平。”

　　另一个足以证明其地位的细节是这所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王一知。她是中共屈指可数的第一批女党员，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担任校长前，她的工资是行政8级，相当于副部长，而当时中学特级校长的工资也只能是行政12级。在王一知的多次要求下，她的工资也降为12级，一时传为佳话。

　　从中学毕业后，干部子弟们报考哪一所大学也基本上是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哈军工”。这所由陈赓大将创办于1952年的军工学校吸引着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代，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增强了这种吸引力，类似的还有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等。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导弹工程系和核物理系是干部子弟们最热门的去向，一些像西北电信工程学院等还经常接收一些学绩不佳但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的“后门生”。

　　“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这样解释干部子弟们的选择。

　　导致干部子弟云集哈军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开始这所学校实行保送招生，干部后代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里，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亲属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都只能自视为普通学员。

　　还有一批干部子弟留学苏联，学习先进科技。早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的1948年9月初，中共就曾派出21名年轻人留苏，当时的选拔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入选者包括叶挺之子、叶剑英之女等。

　　此番前奏之后，留苏于上世纪50年代常规化、制度化。1951年，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派往苏联。尽管后来留苏学生的背景渐趋多样化，但干部子弟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取消的和没有取消的

　　从1955年开始，干部子弟学校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这一政策的改变源于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据官方史料记载，在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1953年，周恩来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两年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中央政府直属的子弟学校纷纷划归地方。

　　101中学也从中组部直属改为地方管理，同时，这所曾经只为红色贵族服务的学校也开始“掺沙子”。一开始，学校招收了不少周边北大、清华教授的子女，“高干”和“高知”学生们成了主要的家庭背景；1962年，从郊县录取了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民后代；1964年，又招收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子弟班”。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这一转型是打破“北京特殊论”的先例——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因此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异常困难，但1955年的例子证明：取消优势阶层的特殊利益并非完全不可为。

　　但杨东平同时也指出，简单地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不可能真正消除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以哈军工为代表的学校在招生政策上有意向干部子弟倾斜；另一方面，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过程中不乏走后门者。更有甚者，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但一些学校将在校的干部子弟集中起来，组成“干部子弟班”。

　　李锐之女李南央曾回忆，当她1963年考入女十中时，就和其他干部后代一起被编入了干部子弟班，班主任由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亲自担任。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学生们普遍对俄语失去兴趣，但普通班依然以俄语为外语课内容，而干部子弟班则学英语。

　　进入初二后，李南央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转入了在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师大女附中。“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李南央回忆说。

　　随着政策的改变和资源的流动，101中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学校已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一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名校吸引了不少红色后代，女校即以师大女附中为代表，男校则以北京四中为典型。北大附中等1960年代新建的高校附属中学，由于调入了一大批大学老师前去任教，亦受到追捧。

　　景山学校则是一个年轻的特例。这所靠近紫禁城的学校创办于1960年，以教改实验为核心目标，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由于当时教育工作由中宣部归口管理，这所学校的创办由中宣部主导，学校第一任校长是中宣部教育处干部方玄初，中宣部系统的干部子弟亦大量进入景山就读。

　　这所学校享有的资源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首批中学特级教师即出自景山，遍布全国各地学校的标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实际上，领导人参观和题词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衡量一所学校地位的重要标志。

　　兴衰变迁的和不变的

　　“文革”给教育界造成的混乱，令大量中小学重新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也令官员后代的求学选择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一轮的赛跑中，101中学已不再享有最高的地位，教育资源和生源亦随之流失。人大附中是新晋的黑马——“文革”刚结束时，这所学校既不是市重点，也不是区重点，而是海淀区的薄弱校，连人民大学的子弟也优先选择北大附中等其他学校。但随着学校的冒险改革，学生高考成绩突出，频出状元，迅速成为京城名校，也成为干部子弟青睐的学校之一。

　　实际上，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普遍认可的事实。

　　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寻租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条子生”和“共建生”即是最广为人知的寻租方式，前者通过领导干部给学校负责人“递条子”的形式为子女择校。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得知，一位退休领导人几年前曾经走访京城多所中学，最终为孙女选定了八中。

　　而“共建生”则是通过单位与学校达成“共建协议”的形式为本单位子女集体择校。起初，这样的“共建”不乏合理性。例如，外交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常年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然而，如今的共建已经多与利益有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就指出：“重点学校与权势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权势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官员后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经相当多样和分散，并不囿于共建学校，也不囿于公立学校，甚至不再囿于中国学校。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学生中有多位省级高官的孙辈，甚至有不少教育部官员的后代。“这些高官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北京任何一所学校去，但他们不认同读死书的教育模式，而是欣赏我们的理念，就愿意让孩子过来。我们的很多做法顺应了社会变化趋势，吸引了这些家长。”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

　　中外合办的学校是官员后代的另一种选择。北京中加学校招生办樊主任说：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公务员家庭，家长中不乏高级官员。这类学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为学生的出国留学铺就了一条良好的通道。

　　还有的官员后代则干脆就读于国际学校，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出生在国外，具有外国国籍。

　　利益共同体

　　尽管今日的求学选择已经相当多样化，但北京四中、八中等传统名校依然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也依然聚集着不少官员子女。有观察者指出，这与学校获得的优惠政策及教育部门的巨大投入分不开，而这种优惠和投入又往往与就读于此的官员子女有关。

　　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就指出：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这种因子女教育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当前基础教育的阶层差距拉大，资源集中在优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手里，他们对重点学校的支持投资建设肯定不是为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杨东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且，在集中优势资源之后，他们会担心少数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被稀释或降低，从而成为阻碍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力量。”
       总之，共和国的教育体制、资源现状都是由来已久的。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路程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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