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牛：读《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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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牛：剪不断 理还乱——读《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


文革时期宣传画（网络图）

　　文革50周年即将来临(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有关文革的议论、评论、争论越来越活跃。

　　总的来看，网络舆论气势大，主流媒体不积极，还有的倒泼冷水。

　　去年底，部级高官于幼军就在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开讲文革课。他的本意是贬斥文革。总主题是：“错误的理论，荒唐的实践”。第一讲的题目是：《我有任务，要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开讲前，就紧锣密鼓地大造声势。哪知一开讲，就引起了一场对文革的大争论，随即转化成了对于幼军的大批判。

　　省长于幼军，部长于幼军，教授于幼军，没遮拦就走人。

　　斗转星移，三十多年前，对文革的批判，是铺天盖地。批判者个个是宏运高升，何似我部级高官反而这般晦气。于幼军深深地叹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这也可算做“文革50周年”纪念的揭幕，下面继续上演的是《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

　　于幼军事件后(姑且称之为事件吧)，《环球时报》对掀起的对文革的争议和反思潮，一连发表了三篇社评：

　　第一篇的题目是：《围绕“文革”网上争论是泡沫化的》

　　第二篇的题目是：《“文革”结束40年与发动50年刍议》

　　第三篇的题目是：《“文革”50周年，反思不应是偏激的》

　　就同一主题、同一内容、同一论述、同一辞章，三个月内，连篇累牍，这在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我把三篇社评的内容，归纳了一下，统之为“三不”：一曰“不争议”，二曰“不反思”，三曰“不翻案”。让我们把“三不”的道理在下边摆一摆：

　　第一是“不争议”。《社评》说：“网上争议是泡沫化的”、“是偏激的”。这完全不合乎实际。争议的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讲的都是有鼻有眼的话，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怎么是泡沫呢。于幼军先生，是部级高官，政坛明星，为讲文革，备课三个月，讲稿二十万字，目的也明确：“要大家拒绝文革”，怎么是泡沫呢?王蒙先生也是高官，共和国的前文化部长，讲文革也是正儿八经，研究毛泽东三摸老虎屁股为何失败?岂不“发人深省”，怎么成了泡沫呢?贺卫方先生也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公知，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他讲中国今天的一切问题应归根于“文革”。这不也是开创性的新发现么，怎么也成了泡沫呢?

　　站在对立面的谭伟东先生，是中美战略研究院的总裁，他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章——《大历史，长时段之人类与世界宏大叙事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讲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实，更联系到今天的实际。文中讲的一段话很有见地：

　　“文化大革命意欲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远比文革时期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而人民的直接政治经济与文化经验和理论成熟则要远远好于当年的文革时期”。

　　请问这是深刻的洞见，还是偏激?

　　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曹征路老师写了一部小说《民主课》。在回答他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时，他回答说：

　　“在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拥护改革？其实在80年代我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厌倦政治，渴望思想解放，希望有变革，否则我也不会到深圳来。可是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看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地成形，了解到国际资本这样迅速地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看法就改变了。这几年学术界对文革的认识再次热了起来，把否定文革当作‘底线’，尽管说法不同，妖魔化却是一致的”。

　　曹征路先生说他写这部小说，就是“反思文革，从‘去妖魔化’开始”。是偏激，还是真知灼见?

　　不争议的实质就是害怕争议，害怕争议出真知，害怕争议出真理。《社评》中有一段话，是不打自招：

　　“‘真理越辩越明’是有条件的，它通常要在有高度一致价值认同的共同体内，才能实现。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大辩论通常会扩大公众之间的裂痕。所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不争论’，要人们往前看，是非常英明的”。

　　这样连普通初中学生也可看得出的谬误言论，出现在一家大报的社评里。人们会相信他讲的道理是清白的吗?

　　第二是“不反思”。《社评》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集中反思文革的时期，在那以后，‘文革’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题。这种转变，应当说是正常的，社会保持当年反思‘文革’的强度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文革’走进历史不能说是国家某种刻意的政治安排”。

　　这段话也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今天的现实。

　　一、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集中反思文革的时期吗?文革刚结束，镇压文革的行动广泛展开，这个时期，对待“文革”，可以说是口诛笔伐，是毛主席生前所料及的“血雨腥风”，何来“反思”?

　　二、“文革逐渐成为一个普通话题”?不。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是一个被禁忌的话题。对文革的诅咒，从没间断过：“文革流毒”、“文革余孽”、“文革遗风”，一直到上届总理，在卸任的人大会上，还谴责“文革余孽”，要中共重庆市委认真反思。

　　三、“文革走进历史”。从来没有过。改革开放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到今天快四十年，许多改革家们都“再声称”文革和改革开放，如影随行。

　　四、对历史的反思，从来没有间断。反思历史，不是回忆过去，而是审视今天，开拓未来。《社评》的作者指责反思文革是“一些人出于现实政治目的”，这话说对了。

　　文革结束的第一个十年，社科院的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合写了一本书，由严家其执笔，书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这段历史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遭到严重的破坏”

　　“不仅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的权利丧失殆尽”。

　　这种“反思”应该完全合乎主流意识，但作者太不争气，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到美国去了。

　　过了十年，一位叫师东兵的作家写了一本《文化大革命纪实》，他把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事件，重新解构。和严家其的书，完全不同，让人们看到了一些文革真象。此人的命运也不好，前年以诈骗罪被抓了。他的书也被禁止了，但却盗版满天飞，地摊皆可见。

　　又过了十年，又一个历史学家马社香写了一本书——《前奏——1966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这本书虽然没有写文革本身，却写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井冈山上是怎样。通过亲历者的口述，人们不会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场革命。

　　这本书一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续加印，作者在人民大会堂签名售书，真可说是群圣毕至，盛况空前。

　　再过十年，文革发动50周年将至。文革不仅“去妖魔化”，它的意义也超出了中国，对人类历史作出了伟大的探索和贡献。

　　“社评”的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简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说“保持当年反思文革的强度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一厢情愿而已。

　　第三是：“不翻案”。“文革翻案”的话语，最先出之于邓小平。文革中期，邓小平复出，搞了个“以三项指示为纲”，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他写了一份检讨说：“保证永不翻案”。毛主席后来说：“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果然，主席去世后，他东山再起，第一件大事就是翻文革的案。

　　这次《环球时报》所指的翻案正相反，不准再翻否定文革的案。

　　《社评》写道：

　　“当年文革结束后，国家从政治上、文化上、组织上、法律上都对‘文革’进行了清算，公审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三种人清除出干部队伍，出了一大批‘伤痕文学’文艺作品，国家走向改革开放”。

　　另一篇《社评》写道：“今年人们对‘文革’的回忆将肯定多于往年，但决不可能走向某个颠覆性的新结论”。

　　再一篇《社评》写道：“具体的回忆和反思有其正常节奏，但支持这一切不应以添加或改变对‘文革’政治经济评价为目的”。

　　“不翻案”的“约法三章”能不能成立呢?这“三章”是：一“历史的决议”，二“世纪的审判”，三“伤痕文学”。让我们简略地对每“章”分析一下：

　　一、“历史的决议”。这个“决议”一出台，就遭到非议，最先挑战“决议”的是《决议》起草人邓力群。他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决议》刚通过不久，他就和邓小平决裂。潜心研究文革，出了一本《讲谈录》。对文革作出了与他起草的《历史决议》截然相反的结论——“文革的理论是正确的”。

　　《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力群所指的“文革理论”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有两条毛主席语录：

　　一、“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二、“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判明”：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无主阶级专政已经瓦解，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形成了党内资主阶级。

　　邓小平说：两任总书记都搞资主阶级自由化。

　　李先念说：他赵紫阳就是一个大走资派!

　　王震说：你(毛主席)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毛主席比我们至少要早看五十年。

　　这些老革命，老领导的讲话不一一细举，民间，网络上的议论就更多、更激烈了。

　　《社评》作者，把“历史决议“作为挡箭牌，它早就挡不住了。

　　二、“世纪大审判”。对这样一场大审判，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想得到一个完整的实况录像，有关部门都以“保密”为由拒绝了。如果《社评》的作者认为这次审判，可以作为对文革定性的依据，何不公开播放，以正视听。我曾坐在电视机前，一次也没放弃过。现在还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江青的《最后陈述》。她用了一句成语开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我觉得用这个成语来概括对她的审判，是合乎实际的。

　　二十年后，参与那次大审判的大律师们合写了一本书—《特别辩护》，暴露了一些审判的内幕，使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有一次有幸遇到这本书的主编，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马克昌教授。马教授是刑法学的权威，被尊之为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我向他求教：“这次审判是刑事审判还是政治审判?”马教授笑而不答，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京城大名鼎鼎的张思之大律师——他也曾参加辩护，关于那次审判他的谈话，语多调侃，嘲笑，揶揄，讥讽。

　　这次“世纪大审判“能作为文革定性的依据么?

　　三、“伤痕文学”。作为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支流派，把它的倾向拿来作为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的定性依据，这本来有些滑稽。既然《社评》一再提出来，我们就不妨分析一下：

　　文革刚结束，影响最大的“伤痕文学”是一出话剧《于无声处》。这出戏真可说是红遍了中国大地。从首都到各大中城市。“无人不道看花回”。连大戏剧家曹禺先生也连声点赞：“是中国戏剧的里程碑”。老作家巴金先生把这出戏与文革的八个样板戏对比，说八个样板戏应该消灭。但《于无声处》走过了一年的里程，就“无声”了，而八个样板戏一直唱到今天。当央视的毕老爷听了《智取威虎山》，说了几句调侃的话，丢了乌纱且不说，想留在荧屏也难上难。时也，势也。

　　最高级别的“伤痕文学”是由国宝级的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一出版就遭炮轰。说这位老先生也曾设牛棚害人。《牛棚杂记》没有伤及文革，却让大师头顶上的光环黯然失色。

　　《社评》把远去的，已经支离破碎的“伤痕文学”作为阻挡反思文革潮流的一块盾牌，实际上，它只是一棵稻草。

　　对“文革”的评价，不是靠人们的意愿，更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历史的检验。对“文革”的反思，已不仅是那段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对今天中国社会走向的思考。具体地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资产阶级的精英治国?是村民大会还是乡绅能人治理?……

　　因此，对“文革”的反思，主流派比非主流派思考得更厉害，更迫切。网传一篇由中央主管政策研究的国级高官写的一篇文章—《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文章的主题是，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不让文革再次发生。

　　于幼军先生是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他退下来后的主要精力是“让大家拒绝文革”。对国务院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每当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出台，他都要极力呼叫：“警惕文革”。到他80寿诞时(2008年)正逢到资本主义危机发生，文革思潮兴起，他感到大事不好，在祝寿会上喟然叹曰：“我对改革的前途失望了”。临到“文革”发动50周年，“文革幽灵”悄然而至，徘徊大地，著名的国际公知大V贺卫方教授发出高论：“当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出之于文革”，猛一听，倍感诧异，再一想，有道理：一，没有文革，哪来改革开放;二，改革开放出的一切问题都于文革有关：“走资派”呀，“资本主义复辟”呀，“两极分化”呀，“私有化”呀，“两条道路的斗争”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呀，“投降帝国主义”呀……改革开放出的一切问题，“文革”不都提出过了么!真是“该死的文革!”

　　“环球时报”的“文革三评”，不很有点贺卫方式的“文革思维”么!阻挡文革，诅咒文革能行么?抽刀断水水更流。

　　阳春三月，百鸟啁啾。这个春天，我听到了一首最动人的歌—《国际歌》，这是一首流传了一百多年的战歌，我唱过无数次，听过无数次。这次由刘欢团队演唱，引爆全场，我亦在电视前，热血沸腾，举起了拳头，引吭高歌。在改革开放初年，刘欢唱了《北京人在纽约》，发出了《千万次的问》。改革开放，中国人跨出国门，希望、喜悦、惶恐、噪动……。往下的和谐社会，追求小康，一曲《弯弯的月亮》，那弯弯的小河，弯弯的小桥，弯弯的小船，还有那童年的阿娇，一首温柔的田园诗。再往后，阿娇长大了，哪去了，在工地漂流，成年累月，没日没夜地劳作，到了年终，讨工钱啊讨工钱，一不小心，行为过激，阿娇进了班房。刘欢又唱起了《好汉歌》粗犷、侠义、无法无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2016年春天，文革50周年，文革幽灵，悄然走来。刘欢团队唱起了《国际歌》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刘欢，是时代的歌手。

　　这首歌，原来的老歌词中还有一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我把后面一句——“让思想冲破牢笼”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并把它作为纪念文革50周年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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