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口述自传：莫言怎么成了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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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我当时还在研究生院副院长的任上。开始我是答应我的朋友何镇邦先生的请求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上课，后来跟鲁迅文学院的院长，叫唐英熟悉了，当时的教务长是周爱若，是周扬的儿子。作家班主要的教员里有我的朋友，我们福建的那个同乡，何镇邦。他们办作家的培训班，老是请我去讲课，这样我们认识了。其实我跟鲁迅文学院提过不少的建议，希望它变成一所正规的学校，而不是培训机构，但是他们没有听我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从长计议，因为当时北京市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办大专的权利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们就一眼看着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是专门培养研究生的，不培养本科生。现在要鲁迅文学院从大专开始办，他们不愿意接受。我就劝他们，我说这是一个机会呀，我说现在办一个大专，几年后就是本科，本科办得好，然后就是研究生，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为什么不接受？放过这个机会，到现在为止这个机会没有了。所以它现在还是在办培训班，还是处在这种状况。
因为我去讲课以后，由于和这班朋友的关心，跟唐英啊周爱若啊谈话也都很愉快，看问题经常是很一致，这样他们就提出来能不能他们跟我们北师大合作，以北师大的名义招硕士研究生，说利用你现在还在研究生院副院长这个位置上，我说我说了也不算，北师大没有这个权利可以直接招而不是考上来的，就是凭自己的作品，也不经过考试，也不看学历，很难办。我说这种班也不能办，你本科都没有毕业，你怎么读硕士，怎么读研究生。我说如果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说现在有一批年轻的作家很有实力，但是他们知识不够丰富，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历，所以这些年轻的作家要是能够读读研究生，提高、加强对文学的理解，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从理性的层面给他们讲讲艺术创作的规律、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的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那么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我可以给教育部打这样一个报告。
于是我就打了这样一个报告，由我亲自送到教育部去。由于教育部当时负责学务委员会的这个人是一个厦门人，是我的同乡，跟我讲话都有一种同乡之情，都是跟我说实话，是这么个人。我送去了以后他说这个还没有先例，我们研究研究，争取给你一个好的答复。再过若干日子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下，我就又到教育部去，他说我们可以先同意你们试办研究生班，但是要读硕士研究生必须要通过英语考试，不通过英语考试还是不行的，还有一定有作品。你们认定这个作家是有了一篇以上的好作品，有发展前景、有发展前途，才能招。后来我们同意了，他们就在我们报告上签了字。这样，就在1988年我们开办了由北师大主持的、由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总辅导员就是我和这个何镇邦？
然后就开始进行教学。制定了一个教学规划，开了十几门课，其中包括像古典文学，我们专门找了韩兆琦老师讲《史记》，他们很感兴趣，有的是讲马列文论，有的讲现代作家课。那么我给他们开的一门课就是创作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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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莫言与恩师童庆炳在北师大合影

作家班是教育部批准的作家班，当时几乎中国所有的年轻作家，包括已经出名、半出名和未出名的作家，纷纷从全国各地来的，报名非常热烈。当时来报名的人很多，因为当时都觉得文学是一个门路，要是文学搞成了可以靠它吃饭。就像莫言，都是首先报名的，他们本来就在鲁迅文学院读过一届培训班，现在又来读研究生班。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像这些人都来读了，这些人里面学历比较高的就是余华，他是高中毕业，像毕淑敏就是学历比较低，初中毕业，莫言还要低一点，初中都没有毕业。迟子建是从黑龙江的一个师范学校里面毕业的。在这个班里面当时可以说已经有点名气的就是莫言和刘震云，因为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这篇作品已经发表，刘震云发表了一系列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地鸡毛》《官言》《官场》《新兵连》等等一大批写得很好的作品。他们两个人是写得比较好的，是比较有实力的。但是像毕淑敏当时进去的时候是只有一篇作品，叫《昆仑山》，我印象很深，写文革时期在昆仑山上拉练的故事，只有一篇作品。有的作品还很稚嫩，像迟子建，还不成形。也有的知青作家像肖一荣，也写出很好的作品，这个肖一荣现在不写小说，专门写影视作品，是这样。
鲁迅文学院那个地方，有两个大的教室。一个可以装一百人，一个是五十人的。我们上课的那个地方是五十人的教室，合在一起大概四十多个学生，接近五十人，都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在师大办而要到那办，就是因为当时师大教室比较紧张，住宿也比较紧张，尤其那些作家都要求一个人一间屋，两个人一间屋。鲁迅文学院恰好有这个条件，有一幢楼，一半是教室，一半是宿舍楼。于是就在那里办，名义上是合办，但是如果要发毕业证要发学位证，是北师大来主持。他们基本上还算不上一个学校，就算一个培训组织，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培训组织。那个班里面集中的学生，可以说有两个人是已经出了名的，一个是莫言，一个是刘震云。
莫言，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发表了；刘震云他的一系列的新现实主义也发表了，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反响，文坛上评价也比较高。当时他们是第一批报名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刘震云本来已经是在北大念过本科的，现在又来这读研究生班，就是想拿到一个研究生学位。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副刊做编辑，所以他也比较忙，上课经常缺席不来。


早年莫言

但是别的人都是来的，其中有一位同学，她上课每次都必须来上我的课，这让我非常感动，这个人就是毕淑敏。当时她是住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而鲁迅文学院在八里庄十里堡那个地方，又叫八里庄又叫十里堡。她早上要很早很早起来，课都是八点开始上，她五点多六点多就要匆忙起来，坐上公交车，越过整个北京城，从西到东，到八里庄。她是每次都来听我的课的。她当时还没有出名，她只有一篇作品，《昆仑殇》。她的文化程度好像也不是特别高，也是初中毕业这种程度，后来长时间在部队里面做卫生员，做护士。但是这个人她因为参军在部队里做事，在青藏高原一带当过兵，非常辛苦，所以她有很多很多体验，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说，想要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她是很热心地来听我的课，对我的课抱着极大的希望。因为我的课叫创作美学，实际是讲写什么怎么写的。这是她非常有兴趣的，每次必到，而且永远是坐在靠前面的。


早年迟子建

还有一个，现在是黑龙江作协主席，叫迟子建。这也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学生，每次课也是必到的。她觉得学知识丰富自己，她当时作品也还很少，还没有出名。别的学生有的比较大一点的学生，就经常旷课。所以四十多个人的教室里面，如果有三十多个人上课，就是很正常。有时候还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学生通过像我这个创作美学的课程，对文学有了基本的理解。对文学创作里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有一个了解，怎么来解决问题也有了一个思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觉得自己这些知识好像都懂了，来上课的就比较少一点，我们规定缺课缺到七次课就除名了。其中有个学生是沈阳的，叫洪峰，就除名了。
这门课我在讲授的时候，有意地把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都搜集过来，觉得有点意思的作品都拿到课堂上去分析，现在还保留在我《维纳斯的腰带》那本书里面。像莫言的《红高粱》，就给他分析过；迟子建的一篇作品也分析过，毕淑敏的一篇作品我也分析过，刘震云的作品我也分析过。分析作品、联系理论、联系作品来分析一些理论，这样对一些文学创作的观念，文学应该写什么，应该怎么写，都有些理解。
当时我在讲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批评了江青搞得那个所谓的“黑八论”。江青有个“黑八论”，她唯一的著作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么一篇东西，是在文革前夕搞的。后来这篇东西经过毛主席的修改，认为有“黑八论”，就是过去理论都是错的。“黑八论”是什么理论呢，比如说反题材决定论。这个话听起来一般人都不懂，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因为建国以后一直号召大家写工农兵，写新的故事、新的世界，那么很多人并不熟悉新社会，并不熟悉工农兵。那么他们能写不能写呢，就遇到这么个问题。所以当时《文艺报》就发表了一个社论，这个社论是张光年写的，意思是题材要广阔，不要在写什么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把它规定得很死、非常死，都要写工农兵，都要写新世界。因为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工农兵，不了解新的世界，可他过去是作家。你像茅盾、田汉、夏衍、巴金，还有沈从文，很多人，包括老舍。当然像老舍、巴金当时是响应党的号召，老舍写了一个《龙须沟》，《龙须沟》算写新社会的。巴金也写了一部作品，他抗美援朝到朝鲜去体验生活，后来那个作品改编为了一个电影，叫《英雄儿女》，大概讲的是解放军战士面对着敌人唱着歌、拿着炮，不怕死地向前冲，我最后就记住“烽烟滚滚唱英雄”那首歌了。但是多数人是对旧社会很了解，对新社会不了解；对知识分子很了解，对工农兵不了解的。
那么还能不能写呢，就是一个问题。在当时就提倡写工农兵，可是老作家又写不出来，只是一些新手，写出来的东西艺术水平又不高，公式化，里面隐含的问题很多。所以张光年在《文艺报》经过讨论，就在60到62的调整时期，提出“题材广阔论”。他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题材并不是决定作品优劣好坏的唯一的标准，还要看你怎么写。一个小题材，一个旧社会的题材，一个知识分子的题材也可以写成很好的作品。就说题材要广阔，熟悉什么就写什么的这个意思。江青就认为这个是错的，违背毛泽东62年的讲话，就给他扣了个帽子：反题材决定论。按照她的意思就说，题材是决定作品的成败的，你现在是反对题材决定，是反题材决定论，这是“黑八论”之一。这样一共有八个论。当时我结合批评这“黑八论”，使当时刚从文革里走出来的那些文学青年知道，写这个东西都是不对的，文学不是那样。比如说写真实论，也是江青反对的一个论。我们说文学作品难道不要真实吗？这真实是什么样的真实？我就给他们讲一讲这些问题，所以说他们还是有收获的。后来我这本书整理出版，一共有八个学生给我写了序，一个学生写了一段话，把它们凑在一起。
我不只是批黑八论，我也从正面讲，比如说文学是要真实的，是要有艺术真实的。艺术真实和文学真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此前已经搞了审美论了，从审美的角度看文学的真实性。我提出了一个很简要的命题，所谓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真实，合情是合乎人物的情感的逻辑，合理是合乎生活的走向，生活固有的规律。如果要出现冲突怎么办呢，有的时候理过于情，有的时候情过于理，那么这个状况对文学来讲，如果在哲学那里要以理为主，在文学这个要以情为主，给他们讲这个东西。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这是很对的。
另外我这个课引入了很多西方的东西给他们讲，这是他们没有接触没有听说过的.比如说我很喜欢西方的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很讲整体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实这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我说创作当中也是这样，你作品里某一个细节写得很好，这不能够成为好作品。一定是要有整体的结构、整体的氛围、整体的情调，东西才能够吸引人。然后我具体地举出一些作品来，这样他们也都觉得这个很新鲜，这些他们过去都没有听过的。另外我还讲接受美学。作家写作的时候要想到读者，读者可能会怎么来理解你的作品，不能光你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要引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能接受你的作品。诸如这些观点，总之那门课，有很多同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记忆，给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像毕淑敏，她说“童老师这门课给了我一次文学的生命，开启了我的文学生命的里程，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她写的好多作品都很好，有的还改变成电影，像写那个什么题材的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她现在正在写非典，2003年她自己亲自到非典前线，帮助病人，深入第一线去体验，那是带着危险的，现在正在写这个长篇。
除了我这门课以外，别的课对他们也有收获。特别是韩兆琦老师，给他们讲了一年《史记》。《史记》他也是讲一个个故事，讲“鸿门宴”那些个东西，都讲得很细，是按照古典文学的路子来讲的，给他们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史记》这门课也是很好的。
特别是我们给他们开了英语课。英语是很有意义的，有一部分人就在那里上。因为我们最后说，你所有课通过以后，必须考过英语课，然后你才能申请硕士学位，否则不能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没通过不行，所以有一部分人就相当使劲地学。像莫言也在学，但是到后来自己没有学得特别好，可是考试呢也通过了。
莫言这一次来北师大做教授，他在讲话当中说，“当时在这里上课的时候童老师让我们学这个学那个，其中也包括学英语，当时我们都觉得没有用。现在才知道英语太有用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记忆里也很好，生词也能记得住，那时候我们要花点时间把英语学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外国的作家沟通了，这是多好的事啊。”他说当时没有听童老师的话，表示很后悔。他那天还开玩笑说：“其实我连抄都没有抄，那次通过简直是很侥幸的，有的题目都不会。前面的同学给我递了个条子，条子我也看不懂，抄也抄不下来。”他说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最后这个班有十几个学生拿到硕士学位，他们是在89年底90年初，大概是1990年7月结束了课程。结束了以后就开始申报硕士学位。没有通过英语，没有写硕士论文，不能够拿到硕士学位，他们都拿到一个毕业证书，说在这个研究生班毕业了，但是没有学位证书。那么想要拿学位证书的还有十几个人，那么再但另请老师给他们补习英语，手把着手教他们，又学了一年多。同时又把这十几个学生分到我们这些老师名下做硕士论文，写作，分到我名下的有像莫言、余华、毕淑敏、刘恪（现在他在河南师大当教授）。


任代理军医时期的毕淑敏

到1994年他们先答辩，每个人都答辩。像莫言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我给他出的《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后来他觉得有点像写讲义，于是就又改了个名称，叫《源于故乡，超越故乡》，还是讲创作和故乡有关系的。他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好，他就讲故乡是自己创作生活的源泉。他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故乡是自己创作的“血地”，是自己的祖宗生活过的地方，是自己最了解的地方。故乡是永远写不尽的。那里的人和事永远都写不尽，他甚至把别的地方发生的事也要把它拉到山东高密那个地方去，只有这样写，他才能进入到一个写作的过程中去。他这种见解和很多大作家的见解是一样的，因为童年的那种生活对他来说那种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这些东西能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像莫言的故乡，就是蒲松龄当年创作《聊斋志异》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很多人的故事、狐狸的故事、鬼的故事，再加上那里一些鲜活的人物，他那篇作品里面，把他的哪篇作品是来源于哪里都写了。
其实，最当初莫言开始是不想写故乡的，他对故乡有点抵触情绪，因为写故乡就要写那个地方的贫穷，写那个地方的落后，写那个地方最原始的那种生活。后来他不是参军了吗，他是在军营里开始写作的，于是他就写海洋、写军舰，写海军的生活，写城市这种东西。开始他就写这种东西，后来他就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那里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写出了最后毕业的小说，就是《透明的红萝卜》。他这篇小说被他当时的系主任，也就是军艺的系主任徐怀中看到了。徐怀中也是一个作家，他自己的小说写得也很好，很有情调。徐怀中可以说是他的恩师，他把莫言的这部作品推荐给当时的《中国作家》这个杂志去发表。那一年他就发表出来了。一篇小说就成名了，接着就是《红高粱》，是这么一个过程。他写的这篇硕士论文实际上是对他原有的创作的一次总结：开始是写远离故乡的东西，最后发现远离故乡的东西写来写去都写不好，还是写自己熟悉的故乡，尽管是贫穷的、落后的、饥饿的，但是反而写的好。在这个基础上，我给他一些指导，给他找一些材料，最后他创作了这样一篇硕士论文。
后来他在有些地方讲话说：“这篇硕士论文，不是我写的，是童老师替我写的。”那天他来接受我们学校教授的聘约，我当面就说他，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我说，“文学理论有一个观念，所有的题材内容你都可以截取的，可以拿去的，唯有你自己的文笔是别人拿不走的，现在你自己再看看你写的那个硕士论文。是你的文笔还是我的文笔，是你的文笔！不是我的文笔！”我是给了好多材料，我说，“你引了好几段话那是我给你找的不错，但是整篇论文是你自己完成的，我也给你做了许多修改。”是这么个过程。他说，“噢是这样，那是我忘了。”他的论文我们现在还保存着。
像毕淑敏，专门写前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几个作家的作品，她读了的一些，有些体会，对她也很有启发。其中有个作家现在一直还活着的，那个作家正好和我同龄，叫拉斯普京。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告别马焦拉》、《活着，但是要记住》，《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他这些作品都翻译成中文了，后来还得过我们的一个外国文学奖还是什么奖。他的作品是比较明朗的，但是他也没有把生活简单化，写的很有情致，既写历史是要前进的，同时也写家园、人性，我们仍然要守望，他写出生活的这种复杂性来，但是总的调子是积极向上的。像毕淑敏写的那篇硕士论文是有影响的，她整个的作品也是积极向上的。所以现在的中学课本里面选了好几篇她的文章，都是那种励志散文。她改编为电影的作品叫《红处方》，它也是比较明朗的，是那么一个作品。
有些人就发懒，不写了，比如刘震云，没有撰写论文，就没有得到硕士学位。像余华，专门写现代的真实性问题，现代派的真实性问题，写的也很好。他是比较有理论的，是这些学生当中理论性比较强的一个。他这个写的不错，比较好。


莫言写给恩师何镇邦先生的打油诗

这个作家班应该说是我们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作的一个成果。当年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会在这个教室里产生，说不定第二个文学奖也会在这个教室产生。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段工作看来很有成效的。特别是何镇邦老师，和我一起合作的何镇邦老师，他现在就是很有成就感。他说，我们终于带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了。这个班的办班情况大致上是这样。
当然，现在这个班上毕业的学生做什么的都有，有的搞创作，有的做生意，有一位像我非常看好的学生，叫肖亦农，他写过几篇非常好的作品，专门写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生活、知青生活，写得非常好。可是后来专门去编电视剧什么的，不写小说了。还有些去当思想家了，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现在还不断地跟我联系。他提出一种“共生主义”，就是想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现在国内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过去的拥护毛泽东的老左派，他是想在这两派之外寻找第三个道路，他想做一个思想家。现在他有些东西，好像中宣部也吸收一些。甚至《人民日报》也登载他的话，登载他的名言，就是他主张什么。有一次介绍七个常委，每个常委到最后都有他的话，像他的格言似的，他那个可以！他就叫钱宏，本来是在江西办一个娱乐杂志，完全可以安安逸逸的，他那个娱乐杂志在上海发行几十万册，他可以自己赚钱。他现在就把工作放弃了，跑到北京了，就住在邮电大学，整天来找我。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跑到香山的农村去住，想做思想家，这也是这个班的学生，就是这么些人。
从88年开始上，一直上到八九之前，这课就结束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次上的课完全靠我自己的些许的很少的很有限的创作经验，写了一些散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活之帆》，而且我还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在87年出版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叫《淡紫色霞光》。这篇小说也是我在这个期间写成的，因为当时我一边在备课，一边还在体会创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个暑假，就是1986年的暑假，我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那时我家还在月坛北街，我印象里是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带着一把椅子，带上一杯茶水，两个烧饼，然后找到玉渊潭的一处树林，在树林里面开始写我的《淡紫色霞光》这部长篇小说。情况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写四五千、五六千字，最多的一天写了7000字，情况不好的时候只能写1000字，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体会到文学创作真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里面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后来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体会灌注到那门课里面去。虽然我不讲我的小说，但是我的体味是在其中的。这部小说后来也出版了，上海文艺出版社87年给我出版了。这部小说我觉得一半成功一半不太成功。出现这种状况。前半是成功的，后半部我写我的主人公海阔天空，到处游走，然后到了青海湖，在若干年后他在那里办奥运会。当时我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我觉得中国若干年后必定能主办奥运会，前半部完全是写我和我儿子的故事。
当时我儿子已经从北大毕业，但是他在81年还是82年的暑假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是他突然失踪了。因为在放假以后他告诉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讲座，蛮喜欢听这些讲座的，所以暑假就不回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我。他自己就出去了。有一次我是因为家里实在有事情，不得不去学校找他。到了他宿舍他同学说童小溪他一放假就回家了，再没有回来过，这样才发现这孩子失踪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到处去找他。因为我这个孩子喜欢冒险、喜欢探险、喜欢旅游，而且常常是独自一人。我们到处找，从北京找到天津，从天津找到北戴河，所有的亲戚家都问过了，没有消息。所以半个月我们在家里寝食不安，非常非常难受，觉得这是家里的一场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每天都在继续。突然北大的数学系接到了内蒙古集宁市收容所的一个电话，说童小溪在这里。说童小溪有“不轨行为，被我们抓起来了。”我们就问他什么不轨行为。说他的票买到集宁，他的目标是去内蒙古看大草原。他在集宁旁边看了一个大草原后觉得不满足，于是到集宁火车站去买火车票要到边境的城市满洲里，说旁边还有个更大的草原。结果当时卖票也是有规定的，因为我们跟苏联关系仍然很紧张，就说必须有边境证才能够买票，如果没有边境证是不能买票的。我这孩子就跟人家吵，说: “我有学生证，难道你不相信我的学生证吗？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是祖国的公民，你为什么不卖票给我?”在那跟人家胡搅蛮缠，旁边有便衣，最后吵得太厉害了便衣就把他抓起来了。最后就抓到拘留所。



本文选自《童庆炳口述自传》（罗容海 整理）
本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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