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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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前 言

    毛主席說：“在拿枪的敌人被清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决不可以輕視这些敌人。”

    在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領导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前北京市委书記处书記邓拓就是一个不拿枪的最凶恶的敌人。邓拓，男，五十四岁，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叛徒，漏网的大右派。从一九五八年起，窃踞前北京市委书記处书記职务，达八年之久，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中苏斯洛夫式的人物，“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最反动最頑固的资产阶級代表。这个居心险恶，手段毒辣的大野心家，怀着对无产阶級的刻骨仇恨，利用他篡得的职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散布了大量的毒寨，腐蝕毒害群众，对革命群众实行了最残酷的資产阶級专政，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罪魁【析世鑒： 以上前言全部内容均爲粗黑體字。】。

一、邓拓是一个反党老手，漏网的大右派，长期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一）邓拓是蔣家王朝的一条忠实走狗

    早在三十年代，邓拓就干着拥蔣反共的罪恶活动。从他一九三七年写的《中国救荒史》这部黑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邓拓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丑恶嘴脸。

    邓拓在这部黑书中，竭力无耻地美化和歌頌蒋家王朝。他硬說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救灾”措施“成績显著”、“极为周詳”、“胜于前代”、“行之甚力”！邓拓在书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为蒋家王朝涂脂抹粉的机会。如蔣介石在一九三三年搞了一个“十省粮食会議”，以“救灾”为名，实則筹办粮食糢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邓拓大肆吹噓这个“会議”說它“兴办了谷仓”，是蔣匪邦的一大“功級”！在这部书中，他不仅通过大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影射攻击共产党和工农紅軍，而且公开咒駡革命根据地和紅軍是“匪区”、“匪患”、“匪祸”，甚至杀气騰騰地叫囂要“剿匪”、“討赤”、“歼灭赤区”！为了維护蔣家王朝搖搖欲墜的統治，邓拓还向蔣介石出謀献策。邓拓认为“流寇、盗賊之嘯聚倡乱，十九由是（即指灾荒）而起”。面对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邓拓給国民党反动派上的“治安疏”是；除蔣介石武装“剿共”硬的一手之外，还建議反动派采用“軟”的一手，即装腔作势地作一点点“救济”，欺騙人民。他提出了“消极救济論”、“积极預防論”、“临时治标之政策”、“灾后补救政策”以及“改良社会条件的具体政策”等等，应有尽有，充分表明邓拓是拥蔣反共、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

    邓拓这部黑书，在一九五八年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邓拓除刪去特別显眼的公开咒罵紅軍、歌颂蒋介石的文字外，其余所有美化和歌頌蔣家王朝的部分，一概照旧，这就再次証明邓拓这个叛徒对蒋介石的“无限忠誠”，对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一九六一年当我国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邓拓竟要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一千册，他在再版中并写道：“就一般状况来說，我国历史上的每次大灾荒的来临，常与土地兼併与集中的过程相联系”。明目张胆地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妄图把农业引向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

（二）邓拓是个漏网的大右派

    1. 写文章，向党发射毒箭。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邓拓化名卜无忌写了一篇《废弃庸人政治》，攻击我們党是“庸医司性命”，“要害死人”的。攻击我們的政治工作、人事工作是“庸人自扰”， “大部分是不必要的”。說我們党是官僚机构，要“彻底反掉”。攻击我們党“貪大喜功”“自我陶醉”。

    他还要我們党在右派攻击面前“放手、放手、再放手”听任右派夺取領导权。

    邓拓作贼心虛，不敢用他的真名，化名叫个卜无忌。卜无忌，就是不无顾忌。大家看，邓拓在有顾忌的时候，就这样恶毒地攻击党，他的話虽然沒有說完，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骨子里对党有多么大的不共戴天的仇恨！

    2. 和大右派分子林希翎一唱一和，恶毒地向党进攻。据大右派林希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交代，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期間，一个星期日下午，邓拓亲自接見林希翎，并关起門来密談三小时。林希翎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通过这次談話，她和她的同伙对邓拓这个人下了結論：“邓拓原来根本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是和我們一致的，他的許多論点非常精辟。”

    让我們来看看“精辟”的右派言論：

    ⑴ 恶毒污蔑我国社会制度，頌揚資本主义制度。林希翎說：“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的产生是与制度有关。”邓拓說：“是啊，譬如說当前青年中的虚荣心，名利观点很重，这与当前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有关系。”林希翎为一个被捕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到处奔跑，求救于邓拓，邓拓說：“現在到处都是官僚主义，沒有办法。”又說：“我看，現在我們倒可以向資本主义国家学习。”

    ⑵ 攻击肃反运动。当他們談到我国現在人与人的关系問題时，邓拓說：“由于肃反的原因，这些年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确实太淡薄了，見面都是天气好，朋友互相之間沒有一句多話。”还叹息地說：“这样做都沒有什么意思了。”

    ⑶ 誹謗党中央和乇主席是“教条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沒有自由。邓拓誹謗說：“我們报社这环境在教条主义的环境中，整天上面四面八方的意图影响着我們。到我們这里当記者一点意思也沒有，这里的一些記者，都很苦闷，那里象你想象的那么自由，采訪并不是按你們的兴趣选择的，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再多說一句也不行。”“特別恼火的是中央一些部，他們随便什么时候通知开会。不管白天黑夜开会通知你就得去，所以我們工作被动。”

    ⑷ 污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邓拓說：“中国关于文艺理論的书，根本找不到一本可讀的。”

    ⑸ 煽动右派进攻，幻想变天。邓拓鼓励林希翎要有“决心”把反动小說写出来，并說：“三年后看看吧！要有这样的勇气。”

    鉄的事实、鉄的罪証，充分証明邓拓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三）为鉄托辯护攻击党的領导和无产阶級专政

    一九五七年一月，邓拓在北京石油学院作了一次国际时事报告，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涂脂抹扮，恶毒地攻击我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1．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鉄托反对苏联出兵鎮压反革命，我党发表“再論”文章点名批判了鉄托，而邓拓却說“南斯拉夫同志也主张坚决反击，这表現了社会主义的坚决立場。”

    2．邓拓为南斯拉夫接受美援辯解說“鉄托也願意作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者”。

    3．邓拓在讲到“关于当的制度問題”时說“在領导方法上可以各显神通，不要把自己的創造认为是唯一，夸大成为新发明，要其他国家都非走他的道路不可，不要自封为馬列主义的权威！”恶毒地影射攻击我們党和伟大的領袖毛主席。

（四）破坏反右倾机会主义斗爭，反对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五九年八月，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議上猖狂地向党中央进攻，《人民日报》八月初发表了反右傾机会主义的社論。这时邓拓却在《前綫》編委会上大唱反調。他說：“我們这一期沒有发表反右傾的文章还是对的。对右傾也要具体分析，有的人是敌对，有的人可以出于忧虑。《人民日报》的社論分析的不够。”又說：“我們不要刮风，顶多人家說沒味道。不要去迎合各种风，要从实际工作中讲理論。”看吧！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一进攻，他就搖旗呐喊，制造“輿論”，这說明邓拓就是一个右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議后，邓拓不干工作，利用职权，到处收集材料写黑話，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翻案。例如：他写被罢官的米万钟的《米氏三园》的經过时，邓拓由《北京晚报》某些編輯陪同，驅車前往北大“考正”米氏三园，第二天，《北京晚报》即登出了馬南邨的《米氏三园》，說什么：“燕南园以西，有个土坡，即米氏坟墓……”。借此文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利用职权，招搖撞騙，收集材料，专門反党。

（五）攻击党的中医政策

    邓拓攻击党的方針政策是无孔不入的，他在一九六三年北京市医院工作会議上，大肆攻击党的中医政策。他說：“中医的旧理論最糟糕，阻碍中国医学发展的是阴阳五行，讲的那么多，那么厉害，未免过火了。阴阳五行掩盖了客观規律。”他更进一步誣蔑說：“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一种唯心的、反动的东西。”中医是祖国的医学宝庫，毛主席向来就重視提倡发展祖国医学。党的中医政策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現。邓拓攻击党的中医政策，就是攻击毛主席。邓拓夸大中医某些缺点，就是想达到全盘否定中医政策的目的。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党的中西医結合的方針。一九六三年在中医院工作会議上，他提出：“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中西怎么結合，怎么能成为新的医学派！”中西医結合政策实行以来，对保証人民健康，攻破一些疑难病症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邓拓却在好多場合攻击中西医結合的政策，造成职工思想上的混乱。

（六）写反动詩，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邓拓在《人民日报》办报期間頑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篡改毛主席的办报方針，毛主席曾經批評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罢了他的官。邓拓因此怀恨在心。不断写詩作文，抒发其对伟大領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他在离开《人民日报》时，写了一首反动詩說：“笔走（即逼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滿紙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賢。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爭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一九六○年他写詩說：“莫謂书生空議論，头顱擲处血斑斑”，杀气騰騰，想向党拼命了。他甚至刻了一个私章說：“书生习气未能无”，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批評。

    邓拓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到荣宝斋看古画，当时大发感慨，脱口說出“邓拓精神不死”充分地暴露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

二、邓拓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故人

（一）极力地貶低和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一个嶄新的阶段。邓拓为了达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首先极力貶低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七月他在一次理工科高校干部会上讲：“我們必須在实践中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发展的？‘发展’的意义很多：使普遍真理具体化是发展；作理論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也是发展；还有些（按：仅仅是‘有些’）是馬克思未讲过的，的确是毛主席发展的。”邓拓这个大坏蛋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貶低为仅仅“有些是馬克思未讲过的”。

    毛主席提出“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光輝思想，大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济理論。邓拓却恶毒地說：“‘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个沒有什么特殊，西方重农学派讲过，馬、列都很重視。……”把毛主席的著名論点与資产阶級的重农学派相從拜論，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污蔑。

    邓拓还公开攻击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說：“价值法則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邓拓恶毒地攻击說：“光讲是个学校，不讲什么是价值法則，不能理解。”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語录，說：“光一两条語录是不够的。”

    邓拓还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他說：“如果說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那么，以工业为主导就不要了。我认为，軌道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說轉移也不对，好象我們根本沒有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明目张胆地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假借提倡学习馬恩列斯著作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邓拓在前市委举办的干部訓练班上作报告說：“要从实际出发，提出理論問題，追到馬思列斯怎么讲，要查出原文，要查考在什么条件下，对什么人讲的，要究根究底，要查上下文。”企图引导学員把时間用到寻章摘句、烦琐考証方面去，去大翻馬思列斯原著，而丢开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达到他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恶目的。

    讲到怎样学习，邓拓提出要研究三方面的东西：①“实际中的真相、問題、情况”；②“历史的发展过程、变化”；③“馬列主义原則”。根本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学习党的方針、政策。实际上是要煽动人們假借研究这三方面的东西，寻找向党进攻的武器。

（三）恶毒地污蔑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作招牌”

“庸俗化”“貼标签”“教条主义”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邓拓給积水潭医院全体职工作报告，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說：“不要处处都以毛泽东思想作招牌”，“我們应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医学不要庸俗化，贴标签，随便什么都加上个大名，尤如江湖假药”，“不能随便把哲学大刀在那都談論”。他把用毛主席思想指导医疗实践，說成“作招牌”，把用毛主席思想指导科学研究，說成是“江湖假药”，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学术的方法說成是“哲学大刀”。邓拓这个大坏蛋，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惧恶毒污蔑无所不用其极。

    邓拓还公开反对遇到問題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他說：“什么問题都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这是教条主义“。

    邓拓还攻击写文章引用毛主席語录是“貼标签”。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拓在一个会上說“刊物上的文章，不要貼标签，不是象传教士那样，所引一段之后就讲教义”。这种仇恨毛泽东思想的話同赫魯晓夫一模一样，赫魯晓夫正是污蔑我們是“教条主义”，搞“教义問答”。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邓拓在一个会上說：“不要用別人的話来做文章，馬思列斯毛如何如何說，而实际自己的話只有三句。現在报刊的傾向是人云亦云，其中只有一点点新思想。”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邓拓对一些編輯人員讲話时說：“現在宣传战綫上千篇一律，我看把报刊都停了，省心省錢。”还說：“一般化地宣传‘毛选’学习，沒味道，你們不要跟着起哄。”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邓拓在《前綫》編輯部組长会議上說：“你們不要去解释毛主席著作，我們沒有那么大的发言权。問題解答也不要搞毛主席著作学习問答，这是摆权威架子。”还說：“要在重大政策上同毛主席思想挂钩（按：只是挂钩，这是竭力贬低毛主席思想），要从各方面出奇制胜，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就是一种‘活学活用’。这样，时間长了，也就无人看了。”

（四）把《前綫》变成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陣地

    邓拓把持《前綫》杂志，放了大批毒箭，反党反毛主席，他以《前綫》作据点，公开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抗。前两年，毛主席連續发表了很多重要声明，他一篇也不許轉载。一至“九評”出来后編輯部人員屡次提出轉載，他大加反对。他还恶毒地攻击“七評”，說：“这文章写得很不好！廢話太多！”他对我們反修文章如此仇視是因为打在他的主子赫魯晓夫身上痛在奴才邓拓心上！

    邓拓不准《前綫》刊登毛主席語录，不准《前綫》开辟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題答。

    为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邓拓让《前綫》办成一个“杂家刊物”，“要拿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篇幅，把‘杂家’的精神挤进去。”“要敢想敢說，的确敢于与多数人有不同意見，不是跟着乱喊，思想懒惰，随声附和”，“天天讲的东西不要讲，不要人云亦云”。《前綫》杂志，就是在邓拓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了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五）公然煽动青年不要听毛主席的話，不要讀毛主席的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邓拓以大学部名义召集大学生座談会，疯狂地向党向毛主席进攻。在会上他煽动青年，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話，他說：“毛主席就从来沒有說过让我們一定要听他的話。”

    邓拓还在理工科高校干部会上讲：“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要停留在兴奋鼓舞”。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刻骨仇恨，也不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

    邓拓还反对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間。一九六五年十月份，邓拓在近郊区区委书記会上談小学四清运动时說：“……在时間安排上，不要把毛选学习安排进去，为什么搞四清把毛选学习放在一起呢？这样名声不好。”看他的用心多么恶毒！

三、邓拓極端仇恨党的总路线恶毒攻击大跃进

瘋狂咒罵人民公社

（一）公开煽动牛鬼蛇神向三面紅旗进攻

    邓拓公然在党員訓练班上讲：“对总路綫及三面紅旗的怀疑，需要經过时間才能完全克服。”邓拓还煽动对三面紅旗不滿的人說“思想要大活跃，关起門来，敢想敢說，除了我們还有誰提出問題”“大家都說什么，你也說什么，这不叫解放思想，不叫敢想敢說。”“如人家說大跃进，你也談大跃进，这不算解放思想，不是敢想敢說。敢想敢說是不被束縛，不被框框（按。他所說的“框框”就是党的三面紅旗）所套，真正提出自己的見解。”鼓动这些人要“大鳴大放”这是邓拓在明目张胆地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二）恶毒地誣蔑三年大跃进

    1. 誣蔑三年大跃进說“缺点錯誤是主要的”。一九六二年四月，邓拓在党員干部輪訓班上說：“这几年灾荒是严重的，但是全国許多地方，灾荒不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是主要的。”

    2．誣蔑群众运动是“起哄”，是“制造”出来的。邓拓在同一个全上还說：我认为这几年产生的缺点錯誤“主要問題是主观主义和不走群众路綫”。这几年的群众运动“好多是形式主义的，用起哄代替了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是我打你通，我說你执行的办法，浪费了群众不少精力和热情。好象誰不熬夜誰就干劲不足，誰不到炼鋼炉旁誰就是觀潮派”。又說：“这几年是一哄而起强迫命令群众搞运动，制造群众运动。”

    3．攻击火跃进“过头了”，“虎牌作风严重”。邓拓在干部輪訓班公开地攻击“大跃进过头了”，“真理过一分就是荒謬”。他还誣蔑我們說，“大跃进，心太厚了。应該分两口吃的要一口吃”。这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們“好大喜功”完全是一个腔調。邓拓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在市委举办的干部輪訓班作报告时，公开攻击大跃进。他說：“大跃进的确有一部分过火了，特別是农业上，加上淨夸，有些人脑子热了，确实是歪风，我們做了一部分荒謬的事，现在有一部分被迫退下来，不退不行，这一部分就是当初过了头的一部分。”他认为造成这个問題的原因是爱吹牛、浮夸。并說：“这个毛病还很大，許多东西不踏实，不与群众商量，瞎指揮，下命令，浮夸，不老实，咋咋呼呼的。象胡文虎出了許多药，都是虎牌的，只是程度不同的問題。有的虎牌作风严重的，虎牌作风要反对。”

    4．攻击大跃进不“考虑比例”，“不符合馬列主义”。邓拓誣蔑說：“我們对于社会主义建設規律认識不够。例如，光知道按比例，但是根据什么条件来考虑比例，应該有什么样的比例，如何掌握比例，都不知道。我們在学习中应該摸一下，也許沒有什么結果，也許会有結果。”这是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調子，攻击我們党是主觀主义，盲目行事，大跃进是此例失調。他要大家摸一下，实际上是要煽动別人跟他一块儿反党。

    一九六一年七月邓拓在大学毕业生政治工作会議上讲到“几年来（注：即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时誣蔑我們党“对革命和建設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識不够，要求太急太快，把人家（注：指苏联），几十年办的事，一二年就要办完。这一点不符合馬列主义，客观发展規律不可能！”又說：“今天革了，明天就革今天的，沒有相对的稳定。民主革命后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但是，并不是如我們所庸俗理解的，即天天革，一浪跟一浪，跟得那么紧，不可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就是这样公开地攻击大跃进，誣蔑毛主席。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邓拓在《前綫》編輯部談到出文章題目时，猖狂地、全面地攻击大跃进。他提出以下問題，

    工业：研究“經济效果問題”。邓拓說：“过去只讲經济原則、政治方面的問题，不注意經济效果。”这实际是攻击大跃进是右傾机会主义的“得不偿失”論。

    农业：研究“土地盐碱化問題”。邓拓說：“現在农业方面的土地盐碱化仍未停止，原因很多。”“禹的治水方法（疏导）是符合自然規律的，鯀的办法不对头， 有人实际是继承了鲧的方法。”这是对党的誣蔑。还說：“現在瞎指揮也未停止， 要就这个問題讲点哲学。”

    邓拓反对搞水利、修水庫，他說：“中国古代大禹治水，就主张疏通，現在搞那么多水庫，就象一个一个水盆頂在头上，真悬。”

    商业：研究“貨物是多了还是少了？供需間是悬殊大了还是一致？”他說： “应当說又多又少。就局部讲，某时某地貨物可能多。商业过的是穷日子，穷日子过慣了。其实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商品并不多。”这正是右傾机会主义的“市場紧张”論。一九六三年供应情况已好轉，邓拓是有意挑拨。

    5．攻击我们党是“国民党作风”，大跃进是“上层建筑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扬言要“向所有的人挑战”。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拓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市委干部輪訓班上，借讲“邏輯”的机会，恶毒誣蔑基层干部，大肆攻击三面紅旗，矛头指向党中央， 他說：“反映情况不正确。你要好，好的全来了，你要坏，坏的全来了。結果許多工作受損失，不是几本书能讲完。”

    他說：“共产党員可以是国民党作风，如通县許多伪政权的作风都来了，你說这是什么作风！上面稍有一点意見，他就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这是国民党作风。特別是新区，說什么有什么！为了拿指标受奖，他什么都来，是上层建筑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竟狂妄地揚言說：“我这个意見耍公开发表，向所有的人挑战！”

    他說：“这种类比的方法，在几年大跃进中用得特別多，如敢想敢說，看到棉花与大麻子接在一起棉花长得特別大，就想到把絲爪結到大葫芦上。类比推理使用人的联想作用，容易出毛病。

    他說：“我們現在书記一边搞試驗田，一边在推广，叫别人也搞。你怎能推广还在假設阶段的东西？”

    一九六一年七月，邓拓在密云水庫开的一次会上大駡修水庫的同志們，他誣蔑說：“你們修这个大水庫，把几万移民轰出来，上不听党的話，下不管群众的死活，你們有良心嗎？你們和殷汝耕、伪軍、伪警察有什么区別？”

（三）恶毒攻击人民公社的建立“缺乏充足理由”鼓吹“包产到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邓拓在第一期党員干部輪訓班讲邏輯問題时說：“有人說：所有人民公社都能增产。这判断本身就是錯誤的。有的乡干部动員群众时說：把劳动力組織起来建立人民公社，就能年年增产，生活就能过得好。一听就知道，这样判断本身就很武断。如用形式邏輯看，缺乏充足理由。”

    他还曲折隐晦地諷刺說：“参观徐水，人家几个月就要进入共产主义，我們还带着資产阶級的脑瓜子，一下子就想消灭資产阶級思想。把最高的理想当成現实，具体反映了我們辯証法水平低！”

    一九五九年邓拓到石景山公社調查人民公社时，不和貧下中农座談，却找来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馮运浡密談两小时之久。馮运浡是日伪时期的警官，国民党时期又是伪七十軍軍官。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曾在生产队社員大会上宣讀了一篇长达四千余字的污蔑总路綫、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反动首論，并大肆辱駡农村干部，还主张宣揚“忠孝仁爱、礼义廉恥”的旧道德。

    一九五九年所进行的人民公社調查，按照中央指示，是要用人民公社誕生一年来所表現出来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来反駁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污蔑。但是邓拓却利用这个机会搜集反人民公社的謬論，并且以后又把这个反动謬論，当作他写“杂文”的材料向党进攻。

    一九六二年六月，邓拓在第三期党員干部輪訓班結业会上說：“有些人认为个体經济越多越好，集体經济越小越好，这在实际工作中会有的。这里可以提到很高的原則高度，戴些主义、傾向的帽子，我們首先不要戴主义、傾向的帽子，应該作为政策問題好好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第四期党員干部輪訓班結业会上，他又說：“主张包产到戶的人，他心里不觉得这是走資本主义道路，可能是一片好心。这問題可以研究。各抒已見，充分討論。”公开叫囂实行包产到戶。

四、組織“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編輯《历史小丛书》，

招降納叛，搜罗党羽，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一）“三家村”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邓拓在人民日报被罢官以后，怀着对党的刻骨仇恨，来到旧北京市委，窃踞了文教书記的职务，为他的主子彭真掌管宣传陣地，疯狂地制造反革命的輿論准备。邓拓钻进旧北京市委后，馬上創办《前綫》杂志，打着“紅旗”反紅旗，并积极搜罗反党分子。廖沫沙（旧市委統战部长）是一九三四年就攻击魯迅的反动家伙，被邓拓招来作《前綫》的編委，是給《前綫》写反动文章的一員主将，“三家村”成立以前，他就在《前綫》上发表了《論太岁头上动土》、《要学会算帐》等大毒草。“三家村“另一个坏家伙，吳晗，是个反党老手。一九五九年以来，更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一九六一年一月，吳晗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大毒草《海瑞罢官》，把矛头指向庐山会議，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励他們东山再起。廖沫沙在六一年一月二日发表了《脱“腊”》，說“腊鼓鳴，春草生”“在春天就要开始大干”，并公然为吳晗祝賀，夸奖他“破門而出”。在反党鑼鼓紧密声中，一九六一年三月邓拓的《燕山夜話》上馬了，在《北京晚报》上连續发表反党文章。不久，这伙反动透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他們反动阶級利益的需耍，他們迫切的要求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于是，“三家村”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集团就形成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由邓拓控制下的《前綫》編輯部出面，在四川飯店举行了“三家村”成立会。邓拓、吳晗、廖沫沙、肖远烈（《前綫》編輯部主任）、李筠（《前綫》編輯部文教組长）等五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神出鬼沒来到飯店，揮霍着人民的錢財，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会上，邓拓提議在《前綫》杂志上三个人合伙开办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記》，吳晗、廖沫沙欣然同意。邓又出点子，說写文章用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吳南沙”（过几天廖沫沙又觉得“沙’字不妙，改成“星”）。公推吳晗先写第一篇，并决定由李筠当“三家村”的联系人。会上吳晗还恶毒地攻击魯迅，說“魯迅紀念館，怎么能叫魯迅博物館呢？”“这是沒有文化”。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双十节”），“三家村”的牌子正式挂出去了。吳晗写了第一篇文章《古人的业余学习》；廖沫沙写了第二篇文章《从走路和摔跤学起》。先后向党射出了两支毒箭。但是，邓拓看后觉得还不过癮，說“头两炮，沒有打响，这两篇文章言不尽意。”于是，他就赤膊上陣，抛出了最恶毒最反动的大毒草《伟大的空話》。污蔑我們的党“爱說伟大的空話”，咒駡“东风压倒西风”是陈詞滥調，是《伟大的空話》。說什么“到了有話非說不可的时候，說出的話才能动人。否則內容空虛，即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詞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說得多，反而越糟糕。”

    《伟大的空話》这篇大毒草在发表时，邓拓怕他的反党面目一下子被革命人民識破，又在原稿上刪去了两段攻击党的最露骨的字句，現将发表的文章和原稿对比抄录如下：可見邓拓用心之阴险毒辣。

    1．“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可以发現。說这种話的人，有的自鳴得意……”。

    原稿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在报紙刊物和某些会議上，特别是在某些外交場合中，到处可以发現，說这种話的人，有的自嗚得意……”。

    2．“你說这叫做什么詩？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不看題目，誰能知道他写的是个野草頌呢？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詩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原稿是“你說这叫做什么詩？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要不得古人說詩从放屁来，这个孩子写的詩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邓拓一抛出《伟大的空話》，廖沫沙、吳晗又进一步大刮妖风，于是《怕鬼的稚謔》《赵括和馬稷》《說道德》《专治健忘症》等大毒草紛紛出籠。“三家村”的进攻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当时即激起許多革命同志的反对，戚益、张文清等同志給《前綫》写文章，对《专治健忘症》《說道德》等毒草提出了严正的批判。可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群众的批判恨之入骨，他們利用职权，猖狂地压制批評，实行資产阶級专政，把批評稿件一律退回。邓拓还指令《前綫》編輯部把批評《說道德》的文章送給吳晗看，給他通风报信，于是吳晗又发表了《再說道德》进行反扑。

    戚益同志的文章对邓拓《专治健忘症》进行尖銳的批評，一針見血地抓住邓拓反党的反动本质。邓拓見到这篇文章后，暴跳如雷，可是鉄証具在，想抵賴又抵賴不了，于是耍了个花招，給“三家村”的忠实走卒，《前綫》編輯部主任肖远烈写了一封信，妄图否认攻击党中央的罪行。現把原信抄录如下，請大家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狡猾阴险伎俩。

    “肖远烈同志：此文請你和編輯部各同志考虑，发表与否和在那里发表，以及发表的方式，我沒有意見。我只觉得这位作者似乎把問題說得太曲折复杂，提法过于严重了。三家村的文章一直都是強調比較正面談問題和介紹知識，不贊成用隐晦的或影射的方法，因此它的每一篇还是直接照着原文的意思解释为好。你看如何？杂文的写法怎么搞好，这个問題长期以来是許多作者感到苦恼的，你們大家研究一下，也有必要。 邓”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們最最敬爱的伟大領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記阶級斗爭的伟大号召。牛鬼蛇神心惊胆战，邓拓写完《三十六計》，《燕山夜話》下馬。但是，他們为了继續保持《三家村札記》的陣地，继續发动进攻，邓拓又密謀召开第二次聚餐会，地点还是在四川飯店，出席的人員照旧。在会上肖远烈、李筠又一再吹嘘《三家村札記》反映“不錯”，‘有知識”，要求三家村继續写稿。廖沬沙凭着反革命的政治嗅觉，觉得形势对他們不利，說“题目不好出”，邓拓却說。“题目多得很，还是照过去的办法办吧！”經过这次“打气”，三家村又继續向党射出了大量毒箭。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論”，吳晗的反动道德观，先后在报上受到公开批判。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就文化革命問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沉重地打击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反革命集团觉得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在邓拓写了一篇《遇难而进》的毒草后。反革命的“三家村”于一九六四年七月收了摊了。

    从六一年十月到六四年七月，《三家村札記》共发表六十七篇毒草，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毒草的反动本质，在姚文元、戚本禹等同志的文章中，已經作了深刻的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解放軍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判也登了詳細的內容摘录，并加了按語，进行了揭露。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大肆为封建主义招魂，以服务于資本主义复辟

    《历史小丛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陣地。从这个陣地上，射出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邓拓为了实現他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野心，极力帮助吳晗扩大这个陣地，妄图使《历史小丛书》“象滾雪球一样越滾越大”。

    《历史小丛书》編委主任是吳哈，編委有廖沫沙，掌柜是邓拓。这个編委会在四川飯店开过八次会議，每次都大量揮霍人民的血汗。每次开会，都要发泄一通反党言論，如有一次廖沫沙說：“我的‘有鬼无害論’受批判了！”吳晗說：“这有什么，你不敢写，我敢写！”吳晗說：“小丛书要出几百种。”邓拓說：“还要出几千种呢！”廖沫沙譏諷为工农兵服务說：“杜甫、海瑞、醉翁亭記、岳阳楼記，都是帝王将相的东西不能介紹，那工农兵有什么作品可介紹呢？”吳晗吹捧自己說：“高等学校教师还得找我讲讲怎样讀通鉴。”吳晗主张出版《幼学琼林》，廖沫沙主张出版《聊斋志异》。这伙反动透項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吹捧，互相鼓励，疯狂地制造反革命輿論准备。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历史小丛书》編委会上叫囂：“《历史小丛书》越多，影响就越大，我希望它万寿无疆。”同时，他野心勃勃要《历史小丛书》出版几千本，把每本书“救活”。这个編委会就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

    邓拓的复辟活动是无孔不久的。他主张：在和平門外琉璃厂搞个“文化一条街”，实际上就是要搞个“复古一条街”。仅有“复古一条街”他还嫌不够味。竟还主张卖古玩、古画的售货員一律都穿长袍馬褂，会吸烟的，一律都吸大烟袋，商店冬季取暖一律都烧炭火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邓拓的灵魂是多么肮脏、丑恶、反动。

（三）招降納叛，搜罗党羽

    一九六二年夏，邓拓命崔月犁（旧市委常委）找人介紹他到大右派叶恭倬家里看古画，見面后邓拓献媚地向叶恭倬說要拜他为师。这可以看出邓拓和大右派是一丘之貉。

    一九六三年初，邓拓把卢松安組織的《易經》研究小組塞进哲学学会进行活动。这个小組成員很复杂，有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員、“接收”大員，尽是一些官僚政客。卢松安是刘仁的老丈人，邓拓对卢松安这样热心，就是为了討好刘仁，报答刘仁的庇护之恩。

    一九六二年，邓拓从琉璃厂一家收购古书画的书店那里，打听到曾当过伪“康德新聞”編輯局长的于乃椿藏有古书古回，邓拓就亲自坐着汽車登門拜訪，搜求书画，和他談古論今，对他大加称赞。于乃椿是个汉奸，对这样的人竟然这样欣尝，完全証明了邓拓这个叛徒的本质。

    一九六五年編印《北京画册》时，摄影力量不够，邓拓要用一九五九年編印画册的摄影人員。这些人員大部分在“五反”中犯了錯誤，有的是千字号的貪污盜窃犯，有的已送农場劳动教养，邓拓明知道这些情况，卻說：“这类人沒关系，只要有技术，把他們調回来好了。”当时有人不同意邓的意見，沒有立即行动，邓拓却一再催促，并批評他們迟迟不办。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終于把这些人調了回来。这些人拿着市委的介紹信，得意忘形地說：“拍完照后再不回农場了……。”从邓拓使用这些坏人的事实，清楚地說明了他的反动立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揭穿了吳晗写《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謀。但《北京日报》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振宇，（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学生）題名《海瑞罢官是一出較好的历史剧》的大毒草，恶毒攻击姚文无同志的文章，公然为《海瑞罢官》热烈捧場，为吳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辯护。邓拓聞知，如获至宝，立即打着“学术批判”的招牌，利用他的职位要大学部通知河北北京师院党委“不要对李振宇进行批判，对他积极参加討論应抱欢迎的态度，要鼓励他”。这多么露骨地暴露了邓拓的反动本质，他对毒草是那么热烈的表示欢迎，明目张胆地鼓勵这个毒草作者散布反动貫論的“积极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吳晗，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讲座中，吹捧邓拓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說：邓拓“根据丰富的材料，指出从明朝万历后期到清乾隆这一段时期为中国資本主义萌芽时期。他所根据的材料是在北京門头沟煤矿进行实际調查获得的”。并說“从这些矿坑业主的后代手中，邓拓同志得到了一百三十七张契約”。邓拓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博学、多知”的、駕凌于党之上的“杂家”，和社会上一些封建的資本主义的渣滓来住密切，勾勾搭搭。

    一九五九年編印《北京画册》时，邓拓指定編輯人員找一幅反动画家陈半丁的画，刊在画册上。当时了解情况的同志向邓拓說，陈半丁政治上反动，是否不选用他的回，邓拓却认为“无所謂”。在邓拓的授意下，陈半丁画了一张恶意攻击党的百家爭鳴方針的画。編輯提議不用，而邓拓却說：“叫他把題詞改一下不就得了嘛！”摄影人員不得不采用特技，改头換面把修改后这幅詞不达意的所謂《桃柳鳴春》的暗箭編进了《北京画册》，贈送給国际友人，并在书店公开发行。

（四）做贼心虚，为叛徒李秀成辯解

    一九六三年四月間，戚本禹同志写了《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李秀成投敌叛变，是出卖农民起义的叛徒。邓拓做賊心虛，千方百計地攻击戚本禹同志，他在一次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的会上，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說：“这篇文章的基調是錯誤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沒有可背定的了。”一九六四年經过辯論，李秀成是个叛徒，已得出結論。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邓拓到北大历史系半农半讀开学典礼会上还攻击說：去年对李秀成討論，使李秀成“从英雄到叛徒”。按邓拓的說法，李秀成本来不是叛徒，而是我們把他討論成“叛徒”的，这真是恶毒的攻击。完全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

（五）搞阴謀，妄图逃避对“三家村”的批剝斗爭\n
    在报刊上对吳晗的《說道德》《再說道德》两棵毒草开展批判以后，邓拓一伙眼看包不住了，就策划搞假检討、假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邓拓、吳晗都在北戴河开会，旧市委书記处就策划让邓拓写假批判吳晗的文章，让吳晗写假检討的文章，妄图蒙混过关。

    邓拓化名“金世伟”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級对剝削阶級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的文章，文章中百般掩护吳晗，說什么吳哈在政治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做过不少工作，只是在道德观点上有严重錯誤。吳晗写的假检討的文章，題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两篇文章題目一模一样。后来，他們怕这样做太露骨，暴露了“三家村”的反动面目，沒有发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評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政治上揭露和批判了吳晗。炮弹打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急先鋒吳晗身上，疼在“三家村”掌柜邓拓心上。邓拓秉承他的主子、反革命头子彭真的旨意，一方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范瑾等人密謀，組織人馬，写所謂学术“批判”文章，在旧《北京日报》开辟“学术”討論专栏，企图把这場严重的政治斗爭拉向右轉，变成“学术討論”；另一方面，邓拓又把他一九六四年写的文章，改头換面，改題为《从“海瑞哭官”談到道德继承論》，抛了出来，极力为吳哈辯护定調。跟着，李琪又抛出了《評吳晗同志的历史观》，再次为吳晗問題定調，开脫反革命罪責。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通过这种卑鄙手法，妄图逃避对他們的批判斗爭。

五、邓拓是个万字号的大投机倒把犯

（一）倒卖字画，牟取暴利

    邓拓表面上装扮成“清白”，“学者”的架子，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卑鄙的倒卖字画的大投机倒把犯。邓拓倒卖字画的罪行在一九六三年就被群众揭发，但旧市委反革命头子彭真、刘仁等一直包庇、掩盖他的罪行。現在我們仅举几件罪状，就可以看出邓拓腐朽丑恶的灵魂。

    邓拓仅从宝古斋低价买进，高价卖給荣宝斋的三十四件古字画中，就获取暴利一万千三百六十三元。

    共中每件牟利在千元以上的有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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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进与卖出的价錢相当悬殊，其中相差二至五倍的十七件，十至二十倍的十三件，二十五倍以上的四件，有的竟高达二百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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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倒卖字画从买到卖，间隔时間很短，有的甚至仅几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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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邓拓在倒卖过程中，有些字画是利用职权，不用現款买，先把貨弄到手，高价卖出后，再以低价付款，从中一轉手，就获取巨額暴利。如邓拓从宝古斋拿走八大山人松鹤，当时沒有付款，經过二十二天，将此画以900元卖給荣宝斋，得款后只給宝古斋100元作为买价。只这样轉一道手，就淨得暴利800元。

（二）与資本家拉拉扯扯，鼓吹資本主义經营

    邓拓出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产阶級的阶級的本性，和資本家臭味相投关系亲密，他經常請北京文物商店留用的业主，資本家到他家去喝茶、吃飯，亲如密友。有时邓拓还带着好烟好茶到文物商店去与留用的业主、資本家聊天，很是知心，常常聊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邓拓为了复辟資本主义，积极主张資本主义經营，叫嚷說：“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級。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两种經营方式也必然同时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所允許的。”又說：“文物商店也不可能掌握好价格。什么叫价格？我这东西有人要就叫价格。你們管得了什么价格？”邓拓对文物商店的文物优先供应国家博物館、图书館，非常不滿，說。“你們不是作买卖嗎？賺錢嗎？誰先来卖給誰嘛！”明目张胆的宣揚资本主义經营方式。邓拓以此作为自己的原則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連文物商店留用的資本家也說：“邓拓比我們单干那会儿还搞得凶呢！”

（三）利用职权，劫取国家大批书画

    邓拓利用职权，盗窃，霸占了大量的国家文物，下面仅举儿例：

    1．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邓拓拿走北京文物商店的书画，据不完全統計有400件之多，价值一万三千元左右，既不付款，也不还貨，严重地影响了商店的正常工作。

    2. 一个反革命分子交出“八駿图”、“百牛图”各一幅，都被邓拓霸占，一直沒有下文。

    3．市法院判了一件貪污案，脏物中有一件“神牛”的字画，判决沒收已上交国庫。邓拓知道後，就把这张字画要走了。后經文化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鼎新“批准”，“送”給了邓拓。

    4. 六一年邓拓为了把一幅《苏东坡画卷》霸为已有，竟不顾国家需要，不择手段与国家搶购，归他私人所有。

    5．邓拓在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仓庫，看中了《五石古册頁》等字画五件，打了个白条就强行拿走。經仓庫保管員多次催促，五个月后才交回四件，另一件邓拓按收购价格給了三十二元（出口可换外汇港币七百多元）。

（四）訛詐欺騙，无恶不作

    邓拓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动透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是一个流氓、无賴。仅举二例。

    荣宝斋給邓拓裱坏了一张画，这张画邓拓用几十元买的，他硬訛詐荣宝斋一千五百元。

    邓拓曾拿一个艺术价值低的瓷瓶，硬与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了一个明代宣德年間價值很高的古瓷瓶，後經公司长期多次催要，才被迫交回。

（五）写反党黑話——《燕山夜話》，发了一笔大財

    邓拓的《燕山夜話》用了三十多万字，恶毒地咒駡我們伟大的党和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邓拓写这些反动文章还发了一笔大財。除去《北京晚报》上拿了一大笔稿費外，光是出版五本《燕山夜話》就拿走稿费一万零二百八十三元。邓拓为了倒卖字画，搞投机倒把活动，还預支稿費前后共达八次，共預支四千六百七十五元。

六、邓拓是一个灵魂丑恶，生活極端腐化堕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邓拓經常不上班，成天到处乱窜，到荣宝齋、琉璃厂看字画玩古玩，并且勾結了黄胄、周怀民、吳作人、华君武等一批牛鬼蛇神，聚在一起大放毒气，投机倒把，无恶不作

    邓拓家里的电話，不用内綫电話，非用外綫不可。电話室几次提出要給他換成內綫他都不同意，說：“有很多朋友找我，我不願打內綫电話。”什么朋友？就是这一群妖魔鬼怪。什么目的？就是怕走漏了这个黑窩的风声。

（二）邓拓这个資产阶級老爷，經常喝王八血，

用金子煮水喝，妄想长生不死

    吃东西非常挑剔，吃魚要吃活的而且只吃魚肚子和魚头。一次炊事員上午十点做的魚，下午两点吃飯时，說这魚放的时間长了，不吃了。吃王八只吃四个爪尖和肥边。困难时期，市內买不到王八，就派人专程到通县去买，一次冬天晚七点多下着大雪，还让膳食科到一百多里以外去买。吃鸡只吃鸡头和翅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邓拓要膳食科給他买两只全身黑色当年生的六斤以上的公鸡，結果跑遍了所有的农場，最后好容易在巨山农場找到了，用汽車到100多里以外拉回来。买回后，他把鸡血抽喝了，叫把鸡再送回原农場，并且还要退回买鸡的12元錢。請看这是一个灵魂多么丑恶，多么卑鄙的家伙。

（三）邓拓在《人民日报》被罢官后，心怀不满，六○年初借养病之名，

跑到南方去遊山逛水，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蹟，

根本沒有一天在家休养，连下雨天都要出去，而且不坐火車专坐小臥車

    在此期間，他写了一百多首反党詩，有名的大毒草“郑板桥”就是此期間在揚州写的。这那里是在休养，完全是怀着罢官后对党的刻骨仇恨，去搜集反党資料！

（四）暫时困难时期，邓拓每周都叫他的秘书到特指的地方

由人委开信买肉、魚、虾、鸡、海米、青菜等

    他下乡搞四清，不仅不吃群众的飯，連分团的飯也不吃，用飯盒带了包子、鸡子、肉，給他做了一碗湯也不喝，喝茶要自己带杯子。邓拓从来不在市委机关吃飯。他自己一天的生活費需四、五元，吃的非常特別，他的床不許別人坐，不赞成握手，提倡作揖，净玩古玩，完全是一套腐朽透顶的資产阶級的生活方式。

    一九六○年，邓拓在友誼医院住院，有高干病室他不住，专要了一个单元，室內摆滿了字画，古董鮮花，設备完全复古。在他住院期間，配备了六个警卫員、三个护士为他服务。此外还特意从积水潭医院調来一个护士专教他打太极拳。后来，由于心灵空虛，还令积水潭医院一个护士，四处为他寻找一只一个眼睛是黑的，一个眼睛是兰的长毛猫，陪同他养病。在医院里有专門厨师給他做飯，他还不如意，还把他家的厨师叫来指导。供給他外国专家吃的面包，他竟拿回家去喂鸡（当时正在困难时期）。

    出院时，他还把一个大沙发床和价值一千多元的椅子（用医疗費特制的专治腰疼用的椅子），用大卡車拉回家中窃为已有。

    邓拓的院內有一棵香椿树，鋸掉树干，要木工給他取出树根，为了使树根完整，就用吊車让外拔，吊車不能进院就拆了一間房。树棍弄出来了，要木工把面刨平再上漆，当作他欣賞的古董。

    看！邓拓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丑恶、生活极端腐化堕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前綫》編輯部等革命同志整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是以196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傳部印」之《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罪行录（揭发批判資料选編）》中同名内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首發【析世鑒】。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4/21_1.shtml

tuffy05

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

(1966.05.18)《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 萧前 李秀林 董新民 方克立）

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迅猛地、深入地向前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直接投入了这场战斗。他们的斗争性最强，火力最猛。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阵线空前增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已经被和将要被揪出来，置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最近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败露，《前线》《北京日报》竭力掩护包庇邓拓一伙坏人，并为自己寻找退身之计的罪恶勾当的被揭穿，就是这个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家村"黑店的阴谋

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黑风。在这股黑风中，身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利用他所窃踞的要职，在首都的论坛上，展开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猖狂的进攻。他除了独资经营《燕山夜话》毒品商店以外，又纠合了吴晗和廖沫沙，合股开办了"三家村"毒品公司。邓拓把《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变成了这家股份公司的门市部，变成他们一伙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不断地总结革命的经验，资产阶级也不断地总结反革命的经验。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的复辟，总是先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开始，从理论、学术、文艺等等精神方面的东西开始，为自己制造舆论、鸣锣开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也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做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邓拓一伙，以其反动的阶级敏感，从国际上反革命复辟的事实中，吸取政治营养，也妄想首先从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上打开缺口，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上去。

在邓拓看来，一九六一年前后的政治形势，又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马克思主义不那么行时了，由他们这一伙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市大吉了。

《燕山夜话》开张伊始，邓拓就打出了《欢迎"杂家"》的招牌，呼朋引类，招兵买马。这篇文章，在提倡"要有广博知识"的名义下，对古代"合儒墨、兼名法"的"杂家"，"旧时代知名的学者"，推崇备至；特别鼓吹"杂家"在今天不仅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大"杂家"自命的邓拓，得意忘形，他要大大小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篡夺"各种领导工作"。这就是邓拓阴谋的要害。

什么是邓拓欢迎的"杂家"呢？"杂"者，乌七八糟也，牛鬼蛇神也；杂家者，全把式也，全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多面手"也。毛泽东同志说："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合儒墨"、"兼名法"的"杂家"，在古代就不是超阶级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邓拓所说的"杂家"，当然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一家，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家。邓拓欢迎"杂家"，就是阴谋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篡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鼓动牛鬼蛇神赶快出笼。他公开号召，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首先占领文化阵地，在"思想界大放异彩"，进而篡夺"各种领导工作"，全面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个指示，邓拓怕得要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讥讽说："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多学少评》）他甚至极其恶毒地把我们对毒草的批判斗争，比作鲧用堵塞的方法治水，"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堵塞不如开导》）胆大包天的邓拓，你究竟想要杀死谁呢？只许你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这就是你们这伙黑帮的妄想！革命的人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理：见毒草就锄，见牛鬼蛇神就打，决不容许资本主义的污水浊流自由泛滥。

邓拓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特别寄托在被罢的"清官"、反上的"傲士"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身上，极力吹捧他们"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骨相"。他一再推崇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东林党，十分欣赏他们"在政治上的抱负"。号召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结成当代的"东林党"，莫发"书生空议论"，而要"关心政治"，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那怕"头颅掷处血斑斑"，也要"力争权奸志不移"。这里，"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的"怨士"--邓拓，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的凶相。

邓拓仅仅是发泄发泄自己的怨气，说说而已吗？不，绝对不是。在邓拓那里，是"敢说敢干"、"言行一致"的。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已经组成了"三家村"黑店，已经夺取了北京市委的报刊。他还要交朋结友，组织黑色俱乐部。他阴谋组成一支庞大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业余创作"队伍。他通过种种关系，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毒草，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串联在一起，使人觉察到帅上有帅，"村"旁有"村"，这个黑色俱乐部岂止三家而已！要而言之，邓拓一伙，不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者，而且是结党合帮、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者。"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似乎令人莫解，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攻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打着"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狠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支暗箭。他们旁敲侧击，指桑骂槐，颂古非今，借古讽今，采用各式各样隐晦曲折的咒语、黑话，攻击辱骂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邓拓作为"三家村"的一个头目，竭尽全力施展了他的"博学"和"才华"。

在"三家村"的开场锣鼓《伟大的空话》里，在《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一阵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鼓密锣里，邓拓一再把反对"说空话"、"吹牛皮"、"言过其实"、"想入非非"、"空想"、"健忘"，作为议论的一个中心，极其刻毒地把这些脏水泼在党的领导身上，把它说成是："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两则外国寓言》）"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现。"（《伟大的空话》）他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把党的领导，毛泽东时代的新人，刻划成一副十分丑恶的形象：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擅长说空话，专爱吹牛皮；而说过之后，又很快忘记，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样的人，却偏偏还喜怒无常，春脉太过，容易发火，咋咋呼呼，主观武断，一意孤行，横行霸道……。总之，一切人间的恶德污行，几乎样样俱全，简直是罪不容诛了。

是什么引起邓拓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荡涤着一切旧世界的污浊，动摇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殿堂，宣告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加的精神负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誓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闯出一条路来。毛泽东同志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我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污蔑为"升虚火，发高烧"，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呼应，邓拓也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说空话"、"吹牛皮"，是"春脉太过"，"心血上冲"，"血气上逆"，"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专治"健忘症"》）。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劳动热情大大发扬，决心要摘掉我国"一穷二白"的帽子，一定要用勤劳的双手，在自己的国土上，写下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国内外阶级敌人则胡说这是"强迫劳动"，"奴隶制度"，"使人丧失自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声附和，说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是"有失无得"。邓拓和这些人一鼻孔出气，跟这些家伙一起诬蔑我们党不爱惜民力，连封建的帝王将相都不如！他说："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当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讥笑我国的大跃进"主要是纸面上的东西"，是"右倾空谈"，是"漂亮的口号和令人目眩的空洞计划"。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并不是客观必然的产物，而只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是少数人轰起来的。"邓拓则讽刺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想用拾来的"一个鸡蛋的家当"去发大财。恶毒地咒骂我们党制定的建设计划，"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一个鸡蛋的家当》）他还把人民比作蜜蜂，取蜜好比收税，影射我们党中央还不如养蜂人知道"艰难生计不须占"，不知"什一而税"，使得"蜂饥而不蕃"（《咏蜂和养蜂》）。结果，弄得连"一个鸡蛋的家当"也"全部毁掉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呸！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决不是你们的几句咒语所能否定得了的。狂犬吠日，不改其光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铁的事实面前，在辛勤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声讨之下，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这些坏家伙。

邓拓还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党实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的"霸道"。他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强迫命令，是"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他摆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训诫党："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党向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学习，改变"霸道"而实行"王道"，一切"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王道和霸道》）。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取消，大跃进应该停顿下来，人民公社必须立即解散，一切按照过去"通行的"方式办理："退田"，"单干"，"三自一包"。这也就是邓拓的"王道"，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广大劳动人民热情歌颂："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邓拓则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恶毒地比作瞎子从桥上"失手下坠"，"抓住了桥ｄǔｎ＠①"不放。他劝我们不要抓住三面红旗的"桥ｄǔｎ＠①""不肯撒手"，"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放下即实地》）这个实地，也就是邓拓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的"王道""乐土"。

邓拓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最后都集中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上。正当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们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邓拓即刻起来，反对"把'时文'当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苏氏父子文章时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他极其恶毒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八股，把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为"崇尚时文"。由此得出结论："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熟可以吃羊肉、对它生只能吃菜羹的话，有觉悟的人也一定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不吃羊肉吃菜羹》）邓拓就是这样用这种黑话，猖狂地号召人们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毛主席说什么，邓拓就反对什么。毛主席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邓拓便假借几句小孩子的诗--"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攻击说，这是"伟大的空话"，这是"陈词滥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叫嚷，"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听了觉得还不够劲，不解气，他喊道："把这种话叫做'八股'并不确切，还是叫它做'伟大的空话'更恰当一些"（《伟大的空话》）。

毛主席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邓拓却说："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词牌或曲牌，徒具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且韵律太严，很不自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理由也不见得都对"。（《创作新词牌》）。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拓却说："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不求甚解》）。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邓拓却说：只要把书本读得烂熟，就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半部论语"》）毛主席说：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邓拓却提倡"清心寡欲"，"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谈养生学》）。毛主席说：猪为六畜之首，"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邓拓却大谈其养狗的好处，说什么"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狗屎能治诸病"（《谈谈养狗》）。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新中国妇女的革命战斗精神："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邓拓却穷极无聊地赞扬"长发的奇迹"，大谈其长发美人，以及堕云髻、流发髻等发式（《长发的奇迹》）。等等，等等。这类例子，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从这里我们看到，邓拓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的。

邓拓的"骂"和"罢"

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对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何以泄恨？首先就是骂。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通篇皆是骂、骂、骂。他借亡灵海瑞之口，恶毒地咒骂党中央和毛主席，什么"政治腐败到极点"啦，什么"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啦，什么"你的错误太多"啦……，倾盆大雨地浇了下来。吴晗提倡"敢骂"的精神，号召人们学习敢"骂皇帝"，而且"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海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是在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

邓拓也提倡骂。不过，掌柜的到底要比伙计的功夫见深一点，他不只是"非常之痛快"地骂你一顿，而且硬要骂你个"狗血淋头"，一次不行，就再次、三次地骂下去。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他把我们亲爱的党，恶毒地比做一个"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发展为疯狂"的"健忘病者"。病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积极治疗的方法"吗？有的。邓拓为"病人"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骂。他说："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你看，一副多么猖狂，多么凶恶的面孔！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在骂。他说到那里，骂到那里，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法，使尽一切人间最恶毒的字眼。从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三面红旗、"双百"方针，直到养猪、养蜂、握手、计划生育、文字改革、儿童教育，等等，等等，无不成为他冷嘲热骂的对象，任何机会也不放过。即便在看来穷极无聊的烦琐的文字考证里，他也没有放过对于党的恶毒攻击和咒骂。例如，在《"烤"字考》一文中，邓拓借着考证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的一家饭馆"烤肉宛"的"烤"字的名义，特意引证了《诗经·大雅》中攻击周厉王的一首诗："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ｈè＠②ｈè＠②，不可救药。"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厉王实行苛政，祸害人民，大臣们不应该用嘻嘻哈哈的谗言去奉承他。老夫我情至义尽地给他提出批评，你们却用小伙子的傲慢态度对待我。你们不要以为我老糊涂了，说话不沾边，因而把我告诫你们的值得忧虑的事情当作儿戏。如果不听我的批评，继续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就不可救药了。显而易见，邓拓在这里是假借考证"烤"字之名，借古讽今，咒骂三面红旗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咒骂党中央已经"不可救药"了。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千方百计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掩护的《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在他们编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的材料中，竟把这样露骨地咒骂党的领导的东西，排在"烦琐考证，宣传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的标题之下，让它轻飘飘地溜过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把你们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欺骗手法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吗？

在邓拓看来，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已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用骂得狗血淋头的方法，还不足以达到"积极治疗"的目的，于是他又介绍了一种有"科学根据"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打。他说："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这完全是胡说！西医根本没有用"打棍子"的办法治疗"健忘症"的。实际上，邓拓在这里也根本不是讲什么医学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对付我们党的"政治药方"，这就是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裴多菲俱乐部用了，他们积极谋划的就是通过制造舆论，到直接用暴力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鉴于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失败的"教训"，慑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邓拓自己也不得不说："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不敢采用"不等于不想采用。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觉得"和平演变"的阴谋不能得逞的时候，或者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不"一般"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走上街头，煽动群众拿起武器，公开地实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一伙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千万不可忽视这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的笔有时比反革命的黑枪还要厉害，而且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拿起枪来的。

吴晗有一"骂"一"罢"，邓拓也有一"骂"一"罢"。邓拓不仅在"骂"上比吴晗功夫更深，而且在"罢"上也比吴晗走得更远。真不愧为他们"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

当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全国受到批判之后，邓拓居然出来表白说："我一直没有看过这出戏"，好象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这是撒谎！这是明目张胆地欺骗人民！《海瑞罢官》这出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所谓"新历史剧"，实际上是"三家村"黑店的集体创作：吴晗在前台演出，邓拓在幕后导演，还有廖沫沙等一伙人在台下"捶椅顿足"，大捧其场，他们共同演出了一幕令人作呕的丑剧。

在一个时期，邓拓、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发"思古之幽情"，从故纸堆中扒出了一个一个"罢官"、"罢帅"的历史故事，写成历史论文、历史小品和历史剧，大量地抛到市场上来了。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两三年中，吴晗抛出了"海瑞罢官"，"周忱罢官"，"于谦罢帅"，"廉颇罢帅"。几乎在这同时，邓拓也连续抛出了"郑板桥罢官"，"李＠③罢官"，"米万钟罢官"，"李三才被迫辞官"，"苏东坡被贬谪"等等。他们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趣味那末投合；他们笔下的被罢了官的"英雄"，面貌又何其相似！什么"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啦，什么"不畏权贵，敢于疏谏"啦，什么"骨相难更，自作主人"啦，完全是按照现实生活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他们自己的怨气捏造出来的。邓拓笔下的"罢官"，不仅同吴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加露骨地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为他们"翻案"，说他们是"理直气壮"的，叫嚷要对他们进行"重新评价"。他还借郑板桥之口，向党发出了"抗议"的呼声："难道天公还＠④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这种感情，这种腔调，什么人才发得出来？其中包含了多少仇恨！据现已揭发的材料，原来邓拓这个党的叛徒、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应声虫，曾在一九五九年被党中央"罢"了他的"官"，以后他又重新钻到北京市党的领导位置上来，他那满腔的愤懑，自然地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生共鸣，一齐倾注在党中央的身上。

邓拓不仅同吴晗一样，大做"罢官"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而且他还更进一步，写了另一种"罢官"，要把我们伟大的党赶下台去。一方面，他和吴晗一起大叫：你们把不该罢的好官罢了，真是岂有此理！另一方面，邓拓进一步高喊：应该罢的坏官你们又不罢，更加岂有此理！他的结论就是：必须罢去那些爱说"伟大的空话"，而又"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的人，让他们完全休息。他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遇着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伟大的空话"》）"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专治"健忘症"》）休息以后怎么办？据说还有药可治，于是邓拓扮成一副"高明医师"的样子，为病人开了两剂"特效"药方。药方我们姑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附在药方后面的一段话："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同上）言下之意，一切都得听候邓拓之流的"高明医师"任意摆布，那就是要罢掉"健忘病者"的官，由他们这些"高明医师"篡夺领导，取而代之。这正是邓拓比吴晗还要"高明"之处。

好梦不长。一九六二年，党的十中全会快开了，牛鬼蛇神慌了手脚。邓拓看到形势不妙，准备拖刀溜走。他写出《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三十六计》，准备"瞒天过海"，"走为上计"。反动透顶、顽固不化的邓拓，走不甘心，不走不行，临行前还放了一个《马后炮》，妄想"致对方于死地"。这是白日作梦！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马后炮"也好，"马前炮"也好，都是无能为力的。想溜走吗？没有那么便宜！邓拓，你在《两则外国寓言》里不是说过吗？"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放走吹牛的骗子"。好，现在是揪住不放的时候了！不过，"吹牛的骗子"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拓自己和他们"三家村"以及所有黑色俱乐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伙。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这几年来，只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你们这伙人，才颠倒黑白，拨弄是非，真正欺骗了人民群众。你们的"牛皮既已吹破"，"害羞地飞走"是不行的。革命人民"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不肃清你们散布的反动影响，不铲除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决不收兵。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木加盾＠②原字火加高＠③原字鱼加单＠④原字扌加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