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宾：怀念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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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小悦－张晓宾



小悦在我们老同学里，身体是最健康，最具生命活力的，在我脑海影像中，永远看到的是一个挎着大绿军背囊，骑着自行车，朝气蓬勃，满城飞奔的阳光“小伙子”。我们都知道人必有一死，而且，就是在同学中，也已经有些人离去了，但在我们心里，都自然会认为，小悦肯定是走在我们所有人后面的。因此，小悦最终还是离开的事实，造成太大的心理反差和冲击，更让我好长时间过不来这个劲，常常想起他，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
我和小悦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从五十年前在清华附中相识，共同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参与了附中教育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些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阶段和过程。特别是近二十年，大家更多的在一起交往，交游，交流，十分密切，非常愉快。怀念小悦，回忆他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也是在怀念我们这代人的曲折经历，回顾我们的往事和心路历程。也许词不达意，也许我不可能准确深入表达小悦的思想、观念、情感和认识，在表述上可能会加进或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但这都是些小悦经历过、关注过并和大家交谈过的东西。


1960年，我们考入清华附中，当时附中第一次面向全市招生，初一就四个班，又都集中在清华气象站旁的二层小宿舍楼上课、住宿。人数不多，活动范围很小，所以，就像小悦这些家住清华园走校的，尽管不是一个班，但那时基本就都认识了。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住进了清华园、圆明园这种郊外大自然的环境里，感觉格外新鲜、快乐、自在、解放。当时又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食品供应很少，为保持体能，实行劳逸结合政策，上午半天上课、复习，下午休息。我们这帮人下了课就撒了欢似的到处游玩，还补充食物营养，在清华园、圆明园挖野菜，逮小鱼，下苇塘摸鸟蛋、抓泥鳅，爬树摘桑葚、毛桃、槐花，在稻田拾稻穗（号称是进贡的京西稻），去游泳、踢球、打篮球、乒乓球，爬进清华体育馆击剑、拳击，跑到体育学院摔跤，还策划假期远足狼牙山、拒马河畔等等，过了将近两年这种快乐自在贪玩的学生生活。在这期间，我们的老师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太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学的情况，积极鼓励我们，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其中就有小悦。


63年，我和小悦都考上了本校高中，好像小悦是金质奖章保送的，分到了同一个班。高二时，学校试行教学改革，成立预科班，我们又分开到两个预科班。        


一直到文革前的这几年，成了附中飞速发展的时期，高考升学率和全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的成绩、名次等都节节攀升，特别是运动会的公开成绩，无论初、高中男女组，还是团体总成绩，都超过了男四中、一0一中和师大女附中，成为全市第一。在这样的环境下，小悦的天分和勤奋努力的结果都充分表现出来：获得全市跳高冠军、三项全能前三名，俄语竞赛前三名等等全面优秀的成绩。面对这些，小悦始终保持着平淡不张扬，脸上总是挂着那个经典的微笑，所表现出的自尊和对他人尊重的作风、品格，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那个时期也是一个全党上下、举国人民都真诚狂热地崇拜着我们心中红太阳的特殊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自然也跟着处在一种完全的兴奋状态中，憧憬勾画着各种美好远景，充满着伟大的理想抱负：学习雷锋好榜样，做革命螺丝钉，为人民服务；要当兵，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解救全世界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学习邢燕子、董加耕，要当社会主义新农民；反修防修，批判文艺大毒草，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读到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就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苏联宇宙飞船上天，中国人成功合成牛胰岛素，又激动不已，要当科学家，要发明人造粮食，要实现核聚变；要读遍马恩列斯毛全集，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读毛主席钦点推荐的古今中外大字本，那真是一个可以无限畅想，充满志向，真诚追求，迷信崇拜，偏离真理越来越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受到党的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路线影响，在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宣传教育气氛笼罩下，学校也毫无例外地积极推行着党的阶级路线。所有人的档案材料都要填写家庭出身，强调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阶级感情，要明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存在超越阶级的亲情，有的只是对革命同志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人人都在认真改造思想，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装头脑。所有这些，都在我们年轻的心灵和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在天真友爱的同学们中间产生了某些疑虑、误会与隔阂。就在革命的时代洪流裹着这些年轻人一同奔腾向前时，早在五十年代开始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等运动，已经使我们许多正直善良的父辈们受到了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冲击和洗礼。那时，许多家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有些情况家里大人都不会对孩子们讲，可实际上对这些家庭孩子的心灵和生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社会思潮是不断向着更极端的方向演变着、发展着。


    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临，使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代表人物蒋南翔所关注指导的清华附中和他的教育改革探索，自然而然地成了文革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学校师生无一例外地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以不同身份、地位、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卷入了这场浩劫，深陷其中，又深受其害。在这个特殊的两年左右时间里，我和小悦没有对立冲突，没有摩擦结怨，但也没有更多的联系交流。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没听说过高老师（小悦妈妈）的情况，按说学校老师的状况都应该知道一些。我对陈小林，小悦的妹妹印象很好也很深，表面文质彬彬，但都是运动健将。在我始终的印象中，竟是他们一家在文革中相对平静，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和伤害，我真的一直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感觉和记忆。


68年以后，大家上山下乡，各奔东西，虽然天各一方，倒也常能听到同学们的情况。对小悦，仍然总是积极正面的消息：体能强壮，是个壮劳力好后生，很多老乡都想招他为上门女婿等等。然后听说他招工离开陕北农村了，再后来，听说他在当地成了家。在那个年代，每个人所有的努力、奋斗、机遇和选择，最后都要被“政审”这个闸门卡住，做最终的裁定，政审不仅审查当事人，还要审查当事人的父辈，及父辈的父辈。就是在那种个人没有任何自主选择权，被动近乎绝望的条件下，大家都仍然怀着不知哪里来的信心和盼望，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不断地努力、追求、挣扎，寻找和抓住不被生活浪潮所淹没的任何可能的机会或千方百计返城回家，回到北京落户。因此，如果听说有北京同学和当地人成家留下了，一个基本的感受，就是说明他放弃这种挣扎和努力了。当时也没认真想搞清小悦是娶了当地人还是北京知青（这是个重要本质的区别），不管怎样，我总不相信小悦会放弃努力奋斗，会随波逐流，能甘于寂寞，这不像他的性格，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开始惦记惋惜小悦。


77年恢复高考，这真正给了那些愿凭自己努力公平参与竞争的人一个机会。果然还是那个小悦，仍旧以当地考生第一名的成绩，几经努力，进入了清华。我们又重逢在清华园，虽然不在一个系，但恢复了联系，同学之间的交流也多起来了。“人过三十不学艺”，78年3月开学，我们都已进入31岁的年龄段，却要和年龄相差最长至十多岁的小弟弟妹妹们同堂学习。我们这些老学生，基本都身兼数职：学生、学生干部，还要当儿子、当爹、当丈夫等等。到大三时，清华要继续搞教育创新改革，拟选择一些有实践经验的学生跨系成为新开办的经管系学生，延长半年学制，五年毕业，再拿一个经管学士，成为双学士毕业生。校领导曾多次找我们开座谈会研讨此事，但不知何故，终究未果，不然又多了一个和小悦在清华进入同一领域的经历。82年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了不继续在校读研，而是在工作岗位上适时进修或在职读研等较为轻松有针对性的继续教育方式。但小悦，还是以他惯有的风格，一头扎到底，直读到博士方罢休。小悦成了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从清华幼儿园到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直读到清华博士生然后又留校工作的清华一条龙。


到了八十年代末，可能是因为我们分别从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都转到经济、财务、金融领域，我们交往更多起来。我们几乎同时分别出国学习、工作，两三年后，又前后脚回国，二十年来再也没间断联系，从此开始了我们一生中最广泛密切的接触和交流。


改革开放当然也给了小悦无限的机遇和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刻苦奋发，充分施展聪明才智，建功立业。我们既在一起交流理论、思想，议论商业实务，探讨制度创新，也和新老朋友们，特别是附中的老同学们，像力明、立哲、铁生、霍秀、阳生等等爬山涉水，郊游健身，吃喝侃山，海阔天空，感到他完全又回到那个阳光大男孩的时光，精力充沛，轻松愉快，朝气蓬勃。


金融实务和企业管理，是我们交谈中经常的话题，商业信用又是其中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如何能很好地解决并有效建立信用，除了制度、产权、组织、文化等等因素外，对人性的重新深入认识，尤其有许多共识。西方关于金融管控、企业管理制度原则的法理基础，就是来源于对人性的判断。我们过去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讲阶级性不讲人性，讲群体不讲个性，这样简单化概括的理论和结论，掩盖模糊了人性中具有共性弱点这个要害。在经历了国人为此所付出的一系列巨大的社会代价后，从上到下，大家普遍逐步体会到：不管哪个阶层、群体，无一例外都有个共性的现象，就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很容易理解，权力和腐败都是以人作为主体，自然是人性使然。那就说明，人性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恶性膨胀的。


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宗法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自上而下强权统治弱势，没有平等的相互责任承诺和履行，没有对上的权力制约，老祖宗和传统文化没有给我们奠定契约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彼此的信用可言。从根本上稳固确立信用，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社会的信用制度建设，看来都不能忽视解决信仰和契约观念这些内在的问题。


2009年初，小悦到我们家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次他没有骑自行车，他回去时，我送他到小区大门口打出租车的情景，历历在目。有时我会想起，他干吗要跑这么远来呢？好像没有什么具体事情或目的，就是来看看聊聊吗，还是告别？每当这样想，我总是心很酸，抑制不住想流泪。


那天，小悦和我，还有夫人晓慧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聊天。当时他还说到：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为私人产权和传统习惯思维，在西方适用的远距离社会监管和服务，如审计、工商、税务、会计、法律，甚至监事会，监管效果都不太好，出了问题也不易处理。倒是国企有党组织的近距离管控，关系到乌纱帽，自上而下，行动直接，现在看来，倒还很中国特色，很适应有效。还有些所谓职业经理人，也是无职业道德可言，为自己，可以带着企业的资源甚至机密走人。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虽然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管理制度，但不太深入了解西方制度的来源及西方人的传统文化、内心精神世界，主要差异在信仰、文化、传统不同，只有外在的管理、制裁，没有内心惩罚，心中没有敬畏。所以，整个体制的改变推进应该是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表面行为形式的改变。


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都深感光阴似箭，人生短暂。尽管可以学习、继承前人和他人的东西，但有限的生命，仍然决定了人的能力、经验、知识、学问等等一切的有限。一个实务性的财务会计学尚且需如此学习、研究和发展，更何况那些有关宇宙、地球和生命的奥秘呢，所以人确实永远没有理由和资格狂妄自大骄傲，自以为是。


我们的谈话、交流非常广泛，没有禁忌，他也可以把自己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但是，不知何故，唯有“文革”这个话题，我们从来没有碰过。现在想起来，可能并不是有意或刻意这样做。我宁愿有这样三种猜想：第一，小悦不愿意再揭开已经过去的伤疤；第二，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家都在努力向前，特别在个人之间，没有必要再去论理或说明过去，确实仿佛有些淡忘；第三，或许，他丝毫不愿意在无意间让那个时代的错误思潮或那个错误运动造成的某些后果，搅扰了我们已经长达五十年的信任、尊重、友谊与和谐。


小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多很大的成就，是个世人眼里的成功者。在我心里，他始终是一个不屈服命运，勤奋刻苦，真实的人，就像站在跳高的横竿前，没有懒惰侥幸、没有投机取巧，更没有欺骗。他始终充满良善，平和，懂得自尊和尊重他人，他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人性的软弱和局限。所以，他是我们大家都容易相处，愿意交往，会长久想念、记住的老同学，是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的真诚的老朋友。








                                                                                                            20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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