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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登华书《风雨春秋——从交大红卫兵到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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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4 18:14: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图书编号:1078
图书名称:《风雨春秋——从交大红卫兵到创业者》
作者:付登华
出版社: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7
【序  一】付登华老先生去年出版了作品《杂烩集》,今年又出版个人回忆录。一个担任着企业董事长的七旬老人,而且还忍受着视力下降的痛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中创作出版两部有多种价值的个人专著,令人敬重与感动。
    这部回忆录有忠实生活的真实性,非常真实地回忆了他一生的经历,是原汁原味的个人传纪。有战胜命运的传奇性。他由一个放牛娃,历经艰难困苦,成长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和文化人。在波澜起伏,悲喜交加、坎坷奋进的人生进程中,他的一些特殊经历抹上了传奇色彩。有诗人气质的抒情性,他将他创作诗歌的深厚功力融于这部随笔记录,增加了浓郁的抒情色彩。有透视时代的艺术性。把个人经历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去观察思考,展示了“饮一滴水而阅知大海,见一绿叶而感悟春秋”的艺术魅力。有研究历史的史料性。把社会历史与个人历史放在一起辩证思考,能给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后人提供一个没有虚构成分的“史片”,从中深入探讨现代历史。有自然深沉的哲理性。如“两个‘捡’字写法不同”,“做小生意的酸甜苦辣”等一些片断,写得精彩而富有哲理。有多种层面的启示性。年轻人读其书,励志感恩;老年人读其书,修心养性;成功人士读其书,感慨万千;创业者读其书,受益匪浅。付登华老先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路长,总有曲折;人生有难,必穿黑夜。但只要坚守信仰,坚定信念,坚持奋进,必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新前景。因此,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努力追求高质量,高寿龄的人生,并感恩奉献于社会,才是最美好的人生。
    较之那些纵横天下、才情飞扬的“名人传”,这是一部自我回忆的“凡人传”,或许有一点“淡味”。但正因为平凡,这部回忆录更适合更多的凡人阅读,思考和珍藏。同时,对开展素质教育和创造祝寿人生,都能提供一种深沉的启迪。
    为付老先生赠言共勉:“人生如画,悟行天下。”
前  言
       很多年前,我便决心写一本回忆录。虽然我只是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名人也不是领袖人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但是,坎坷的人生旅程仍然留下了很多值得纪念的故事,一些史实兴许对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这本回忆录,简略地回顾了我的出身和贫寒的家世,重点回忆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艰苦求学历程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往事与反思,最后总结性地回忆了自己放弃“铁饭碗”立志创业的艰辛与得失。
      我的态度是坦诚与真实,同时感谢那些在人生道路上的各个阶段关心、帮助过我的前辈、师尊和朋友!更不忘将回忆录献给让我成长的青木关中学、西安交通大学。
作者简介:付登华,重庆人,生于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二十日,高级工程师,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绝缘专业。现任四川安费尔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顾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安交大四川校友会副会长。一九八五年由西安电缆厂流动四川省德阳市创办企业,先后任德阳电缆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四川森普管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长。曾获德阳市“城镇集体经济明星企业家”、四川省总工会“创新标兵”、四川省“创业之星”、《中国企业家》“二00四年最具成长性中小企业未来之星”。德阳市第五届劳动模范。业余时间著有小说、随笔《杂烩集》。
本人与作者也是熟悉的,每年在西安交大成都校友会聚会时都要见面,已获该书签名赠书一本。

附:《风雨春秋——从交大红卫兵到创业者》
第六部分 文革往事(1966-1967在母校)


  一、投身红卫兵运动
  1966年4月1日至5日,我们作毕业鉴定,4月6日上午传达分配方案,4月8日学校庆祝建校80周年和迁校10周年,同时举办校运会。紧接着,4月26日我们专业部分同学到西电公司作毕业设计,我和其他9位同学起程到上海电缆厂和上海电缆研究所作毕业设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5年的大学生活眼看就要结束了。谁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大革命”正向我们走来!
  我、庞惠娟和李惠艳同学的课题是《南京长江大桥11万伏过江电缆》,做实验,作总结,十分忙碌。政治活动时间,我们和工人师傅一起批判《燕山夜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曾参加7个多月“四清”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经受阶级斗争洗礼,自认为政治毕业不成问题。因此,对党中央“二月提纲”指出的这场“学术讨论”并不在意,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读过《燕山夜话》,看过《海瑞罢官》,也不认识“三家村”中任何一位,无中毒可言,批判也罢,讨论也罢,与自己关系不大。我没有想到,这些批判竟然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白。
  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震撼了我。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同样由党中央发布的“二月提纲”,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8日,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讲话中指责中央书记处彭真、羅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是“三家村”的黑后台,中央以反党集团停止了他们的职务进行批判。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和行动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从此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代了。我意识到,这场大革命将是对自己阶级觉悟的大检验,决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将对不起把我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党和人民。
  6月1日,《人民日报》按毛主席的批示,发表了北大聶元梓等人5月25日炮轰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北京、西安等大中学校师生立即掀起了批判校党委,揪斗党委书记的造反行动。学校乱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领导运动,力图恢复秩序。西安交大的运动情况传到上海:省委书记严克伦带领省委工作团进驻学校……
  6月10日,上海电缆厂内也出现了矛头指向“专家”“权威”以及厂党委的大字报,我们不了解工厂情况,对厂里的运动没有发言权。我们要求回校参加运动,但是,工作团的回应是不同意,要求我们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11日,我们得知学校里爆发了“赶走工作团,自己闹革命”的“六.六事件”;6月17日,学校传来消息说,以彭康校长为首的校党委被中共陕西省委宣布停止工作,校党委成了“彭康黑帮”;6月底又得知“六.六事件”被西北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领头的李世英、杨克检、赵瑛、刘维娜、王永婷等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关押,学校停课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地总结试验,写毕业论文了。我们电告学校工作团要求返校,工作团回电:在外设计的师生,若任务允许离开,厂、所党委开介绍信就可以返校。我们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完全可以离开,于是7月6日我们回到学校。
  7月8日,学校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我得知在校的大部分同学都入了会,于是,当即交了入会申请书,7月17日被批准成为会员。
  运动在毛主席的总导演下不断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毛主席指示,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并于7月29日召开首都学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三位中央领导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承担责任,党中央继否定“二月提纲”之后,又一次否定了自己的决定。
  7月29日上午,西安交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彭康黑帮”,会上称彭康校长为“大叛徒”。那时候,一旦被指鹿为马成为“叛徒”,就成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本人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只见彭校长张口,可能想说明自己当年登报的声明不是“拥护蒋委员长”,而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可是,“打倒大叛徒彭康!”口号声淹没了他的声音,他无可奈何地把眼镜取下来握在平时夹烟的手里,讶异的盯着发言的人们。第二天,学校继续召开大会批斗党委副书记林星、宣传部长吴镇东等“黑帮”其他成员。会后游街示众,彭校长挂的牌子是打了叉的“黑帮头子”和“大叛徒”。班上推选我和康忠濂到四0二中心会场参加两天大会,省委工作团坐阵大会主席台。
  仅仅三天之后,8月3日陕西省委在西北体育场召开6万大专院校师生大会,听完北京“7?29”大会邓、周、刘三位中央领导讲话录音之后,省委宣布:西安交大省委工作团犯有严重错误,予以撤销;撤销省委书记严克伦的工作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职务,留在交大接受揭发、批判。省委在会上同时公布,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陕西“黑帮总头目”。
  随着8月3日“六.六事件”平反,李世英等反工作团的“反革命”获得了解放,可惜校学生会生活部副部长王永婷已跳楼身亡。全国写第一张反工作团大字报的李世英受到毛主席的赞许:半年后,67年3月15日至4月21日交大军训期间,在一份有关开展谈心活动的内部文件上,毛主席不仅批示:“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他还在李世英的名字下批注:“西安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被迫自杀……”。“学生领袖”,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殊荣。
  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党的八屆十一中全会。会议公布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毛主席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全国由大中专学校师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西安交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应运成立,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立誓像刘英俊那样忠于毛泽东思想。
  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揪出彭、罗、陆、杨之后,把斗争目标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主席进一步引导年青的红卫兵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精神,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
  8月8日,全会通过“十六条”。这天李世英当选为学校文革委员会(简称“文革总会”)主任,“文革总会”取代撤走的省委工作团领导学校运动。我以《“12.9”评论员》为笔名写大字报,发评论文章,主要是评论省委工作团,批判严克伦,驳斥赵守一是陕西黑帮总头目。
  8月13日晚上,学校在运动场召开严克伦问题辩论会,全市50多个单位300
  多人参加,提出“深挖西北局、陕西省委黑根”,运动从学校开始走向社会。
  二、赶上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1,“八?二O”流血事件
  1966年8月14日至16日,以西安交大为首的西安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给陕西省委和西北局贴大字报、大标语,提出“深挖西北局、陕西省委黑根”。结果,连续3天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殴打红卫兵的流血事件,省委内不明身份的打人者提出:“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为了捍卫“十六条”,救回被斗、被围、被打的师生,揪出凶手,交大师生于8月16日冲出校门向省委提出8条要求。结果,省委一直不答复,于是一场的静坐示威活动爆发了。
  从8月16日下午1时到8月18日早上9时,静坐40多个小时后,西北局刘澜涛书记对8条要求作出答复,静坐宣告结束。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又发生了“八?二O”流血事件。8月20日下午,交大师生在西北体育场参加西北局、陕西省委召开的大会以后游行返校。那时候,广大群众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话,他们在一些不明身份者的煽动下冲击交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围攻、殴打师生,造成了流血事件。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交大师生手挽手避免队伍被冲散、学生被抓走,同时把女同学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师生保护到队伍中间,一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艰难地回到学校。
  冶院、西工大等西安大专院校师生得知交大师生被打,立即向西北局、陕西省委要求严惩打人凶手,揪出幕后黑手,同时组织队伍到交大声援、慰问,他们高呼:“向交大战友学习,向交大战友致敬!”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真是风雨同舟,情同手足啊!几个月后发生反交大“右倾”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八?二O”的动人情景。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消息传到西安,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不少师生决定到北京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朝圣告
  “御状”。
  2,上访告“御状”
  我和朱泽一、孙少华、沈元秋四人决定赴京上访,朝圣告“御状”。8月22日到了北京,首都红卫兵联络站安排我们住进位于劈柴胡同的商业部招待所,让我们在北京参观学习。原来,毛主席将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被我们赶上了。入住之后才知道,这个所里住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西安上访的红卫兵。
  我们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宣传我校“六?六”事件和“八?二O”流血事件,得到首都红卫兵的普遍理解和同情,不少红卫兵准备到西安支持我们;我们写的材料通过联络站,还传到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首都大专院校反工作组比西安交大“六?六”事件迟半个多月,后来在运动中,蒯大富、聶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成为“五大学生领袖”,运动结束又成为“罪人”,皆因他们处在“天子”脚下倍受中央文革小组关注的缘故。
  大约过了一周,联络员传达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的指示:请西安交大派一位红卫兵代表,8月31日代表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发言。我们深感意外。我想,让我们西安交大红卫兵上天安门,可能是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率先反省委工作团的缘故。随即,我们来京的交大红卫兵商量,推我当代表上天安门。原来打算能见着毛主席我就满足了,突然运气来了,要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见毛主席,甚至还可能与毛主席握手合影,这意外惊喜带来的兴奋在等待的两天里,把我折腾得好惨!
  8月31日下午,联络员早早把我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边。广场和长安街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万红卫兵,人人臂带红卫兵袖章,个个挥动《毛主席语录》,欢呼雀跃,红旗招展,“造反有理”歌声此起彼伏。离检阅开始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咋个还不叫上天安门呢?”我有些焦急地问联络员,联络员看看表也着急了,他说:“我们都等了3个多钟头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哟?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理组长江青同志主持,但是具体安排不是她。”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络不方便。果然,不幸被联络员言中;不一会广播里呼唤:“全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兰州大学XXX(我已记不清楚名字了,好像叫李贵子,后来听说是位高干子弟)请到天安门上来!”听到前半句,我心里一阵狂喜;听完全句,我心里格登一下感到好失落。联络员说:“果然有变!”面对他那惋惜无奈的神色,我很快平静下来,退而求其次,心里调侃自己:出那个风头未必是好事。提起精神等待实现自己赴京的初始目标:朝圣!
  17点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驶入广场通道检阅红卫兵。毛主席红光满面,不断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像海啸在广场上滚动。我和身旁的红卫兵一样:嗓子哑了,眼泪流出来了,手还在一个劲地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车队驶到金水桥停下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下车,穿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我不敢眨眼,想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刻在脑海里。可惜泪眼朦胧,我只记下了他那高大的身影和左臂上的大号《红卫兵》袖章。
  18点40分,江青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袖章讲话,他称赞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好得很”,鼓动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以后,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广场检阅时他和毛主席同乘一辆车,他的讲话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周恩来最后讲话,号召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政府总理,他担心运动破坏生产,影响国计民生。总理讲话以后,游行开始,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在有节奏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中,我走过金水桥进入广场,侧着身子盯着天安门城楼,挥舞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8.31”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墙上的画像看到真实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啊!我实在是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暗暗地发誓绝不做“和平演变”的一代,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8月18日起,到11月下旬天气寒冷为止,毛主席八次接见了全国1100多万红卫兵。毛主席这一举世空前的壮举,使我们这一代热爱祖国,热爱党的青年学生对他的敬仰与崇拜达到无已从复加的地步。那时候,即使半夜传达他的“最高指示”,我们这些红卫兵都会激情迸发,连夜上街游行欢呼。
  三、“砲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
  1,令总理难以入睡的“九?五”绝食
  1966年9月初,西安工业学院134名学生成立造反队支持交大深挖陕西省委、西北局“黑根”,声援交大“八?二O”流血事件。他们回校受到学校当权派打压,指使食堂不准给造反队吃饭,造反队找省委交涉无反应。外地到西安30多个单位的红卫兵支援西工院造反队,于9月5日晚上发起绝食向省委和西工院当权派示威。
  9月5日晚我正好从北京回到西安,6日早上便随学校师生到建国路省委门前参加绝食支援西工院造反队。我没有想到,过去对付反动派的静坐、绝食,在西安都发生了。
  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扁桃腺炎犯了,绝食不到30个小时,在烈日下我出现气短、头昏、发烧等状况,被救护车送回学校卫生所输液,中断了绝食。
  9月7日晚上9时,省委书记霍士廉出面答复了我们提出的6点要求。交大的队伍便停止绝食撤回了学校。我们认为:不管兑现如何,只要省委出面作了回答就是胜利。但是,在主席台上的20多所大专院校代表认为:霍士廉光答应不行,要兑现才算取得胜利。交大与各校第一次出现不和谐。我们回校以后,他们200多人继续坚持绝食,有24人绝食到9月9日凌晨,最长的达100多小时,饿晕了,他们坚决不让打葡萄糖针,直到凌晨接了总理的电话才收兵。
  总理指示西北局,不准让群众议论绝食问题,避免群众斗群众,而就在前一天省委发通知要求对绝食问题进行辩论。总理还派专机到西安接学生代表,让带上有关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材料;同时要求安排最好的医护人员对绝食病倒的师生进行治理。
  总理的批评、指示和安排化解了一场危机,听完总理电话传达后,师生们高呼:“打倒刘澜涛!”“打倒霍士廉!”“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2,三次“炮打司令部大会”
  从“绝食”起,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外地学生不断到西安串联,与我们一起大造“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舆论,还号召工农支持我们,对运动影响很大。大街上“饿死活该!”大标语被矛头直指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大字报、大标语覆盖了,市民和工农群众对我们“造反”行动的非议也开始转向。
  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市、全省的工农兵投身运动,以交大为首的11所大专院校联合倡议,于9月13日晚上冒雨召开了“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大会”,参加单位300多个近4万人,其中全国各地的单位200多个,2000多人,突出的是有西安市的20多个工厂和两个人民公社的300多个工、农代表参加,学校师生不再是孤立的“秀才造反”了。这次大会还诞生了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联合行动组织:“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为后来成立“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打下了基础。
  发动工农,趁热打铁。9月16日下午,“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召开了第二次“炮打司令部”大会,为第二天冲击省文革大会练兵。
  9月17日,陕西省文化革命委员会召开“西安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刘澜涛书记声言要“炮打司令部,引火烧身”,他和省委书记霍士廉在会上都检讨自己“错误判断形势”“错误地派了工作组”“错误地把交大‘六?六’事件定性反革命事件”……安排发言的工农兵代表向“死老虎”赵守一开炮。“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在头一天的大会上就分析说,刘、霍在会上可能做“假检讨”,打“死老虎”。于是他们冲上去占领了大会主席台,取得了发言控制权,将这次官方组织的“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变成了“大专院校临指”组织的第三次“炮打司令部大会”。这次冲上主席台的各校学生负责人,不久都成了“统指”“红造司”“中革会”“高联”等组织的负责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女学生,卫校红卫兵负责人王文贤后来是“中革会”的司令。
  3,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
  北京打“雷”,西安必然下“雨”。10月6日下午,首都10万师生召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师大会”,消息传到西安,第二天,西安城里和各校便贴满了与“路线”相关的大标语、大字报,运动又掀波澜。我在“文展会”当天也写了几幅大标语,因为每天来参观的工农兵达3000人以上,形势宣传要及时跟上。
  经过几天的准备,10月11日下午,“大专院校联合临时指挥部“发起召开了“西安地区誓死捍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西北局、陕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各校主力红卫兵去了北京,在家的师生人少,开始只有200多个单位6000多人,但不到1个小时,便增加到800多个单位,两万多人,工人和农民络绎不绝扛着自己的旗帜进入会场。这是西安地区工农第一次大规模介入运动并充当主力,大会主席团临时决定原安排的师生发言全部取消改为工人、农民发言。大会进行到凌晨2时暂时休会。
  10月13日下午继续召开誓师大会,参加主体仍然是工人、农民,1200多个单位,3万多人进入主会场。上次在会上发言的市人大代表、毛选学习积极分子、郊区红卫公社田杏云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她控诉了在11日大会上发言后,一天之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她和家庭的冲击与打压。“田杏云”一下子名扬西安。
  这次会上,由4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西安工矿企业文革筹备处”和以田杏云为首的“郊区农民文革临委会”,工人、农民有了联合组织,“大专院校临指”不再孤军奋战了,运动随着北京的鼓点深入到了工矿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
  四、我的大串联
  毛主席“8.31”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各地红卫兵纷纷进京“取经”,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与此同时,北京的红卫兵也分赴全国城乡“煽风点火”,“大串联”迅速遍及全国各地。红卫兵享受吃、住不要钱,坐车不买票的特权;各地大专院校还设立红卫兵联络站负责接待。西安地区红卫兵安排在10月份接受毛主席接见,西安交大凡是未去过北京的红卫兵,于10月4日晚上全部离校赴京,我们留守学校的只有200多人。留守中,我在文革展览会做编辑工作直到10月底。我决定外出串联,到大风大浪中去学会“游泳”同时一览祖国大好山河。
  10月29日,我和张彦奇等9人组成“12.9”战斗队赴西南地区串联。出发以后,我们才感受到,“大串联”已使铁路交通陷入混乱。我们分别从车门、窗口挤上火车,车厢里塞得满满的,进车厢难,想出去更难。立住脚后打眼一看,厕所的门开着,里面站满了人,想“方便”一下,难!行李架上躺满了人,真担心会塌下来砸着人。外面天气凉爽,车厢里却闷热如蒸笼,遭老罪了。更糟糕的是列车开动以后,一路停靠无时刻可言……不少人受不了,在一些大站另寻“串联”路去了。火车晚点20个小时,于10月31日中午到达成都,住进成都大学。经了解成大造反派占优势,无须我们做什么工作。第二天,我们搬家到华西医学院,写了不少大字报支持“9?15”向“保”字号“斗、批、改”开火。11月5日,我们到大邑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受教育很深。约定时间再集合的时候,5人另作打算,散了。只有唐洁芳、许幼玲等3人,因家住重庆、泸州、贵阳和我一起继续登车前行。
  11月9日到达泸州,支持泸州医专的造反派“9?12”,当时他们被打成反革命,正在争取平反;11月11日坐船到重庆,12日参观“红岩村”和“中美合作所”又一次受到革命教育。
  11月15日在重大看到中央通知:11月21日以后暂停乘车串联,各地等车者直返原地,待明春4月重新组织串联。我和唐洁芳决定从贵阳经武汉返西安,她于16日离开重庆回贵阳老家;许幼玲两人登上到上海的25次列车,打算从上海返回西安;我回青木关看望父母弟妹以后,19日登上重庆到贵阳的311次列车,第二天晚上到贵阳与唐洁芳会合。
  贵阳的大专院校只有五所,学生运动不如工人运动有声势。我住在贵州师大接待站,只参加了几次全市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张贴了我校的“无限风光在险峰”,还写了“乌夜啼”等宣传“革命造反”的大字报。
  11月27日,我和唐洁芳登上62次列车,于30日半夜到达武昌,因遇寒唐洁芳扁桃体化脓,医生不让行走。我只好住在武昌等她,借机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二?七纪念馆”和长江大桥。12月4日因唐洁芳的病体,我们在武昌换上了卧铺。12月5日晚上回到学校。
  我的“大串联”历经38天结束了。学校里人很少,大部分人外出串联未返校,有的改乘车为步行学红军“长征”到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去了,学校有些冷清,我回到文革展览馆继续做编辑工作,将“八?二O”、“静坐”、“绝食”等事件补充进展览,强调两条路线斗争。
  五、反“右倾”兄弟阋于墙
  1,交大“四0二”精神
  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后,回忆当年两派斗争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文革”犹如码头或矿山上的传输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传送带,我们站在传送带上以“继续革命”为动力,向着“反修防修”目标运动。开始我们情同手足;继而发生分歧产生“文斗”,兄弟阋于墙;后来便水火不容,“文攻武卫”形同国共相争。其实,我们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着同一条路线,最后是同一个结局:谁都不是赢家。能够独立思辨不踏上那条传送带者,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在《彭康校长》一节中讲到的马德煌算一个;我的中学同学曾祥文也算一个。他当时是西工大一个毕业班的文革小组长,他在班上讲:“我看交大的观点没有错……”就被围攻,说他是“叛徒”;他发现学校“临委会”因为赞成交大观点,女同学被极“左”派强行推成“阴阳头”,终于,他跳下“传送带”成了“逍遥派”,改革开放以后,他成了拿国务院津贴的雷达专家。
  西安交大师生曾经通过大民主努力过,想寻求革命正道。但是,我们终究没有跳下“传送带”,最终结局也只维持了内部没有分裂。“四0二”精神是我们学校这一时期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6年9月22日,以李世英为首的校文革委总会,按“十六条”“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求,安排全校在国庆之前开展“大学习、大辩论”,总结前段斗争。全校师生大鸣、大放,对停止校内斗、批、改杀向社会的斗争大方向问题,静坐、绝食的斗争方式与斗争策略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总会及时在行政楼
  四0二大教室组织辩论,统一认识。讲究民主,广开言路的“四0二”精神就这样诞生了。她是整个文革中西安交大内部统一,步调一致的基本保障。今天西安交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可惜,2011年10月30日我故地重游时,发现“四0二”门牌已不复存在了!
  1966年10月29日起,我外出串联的30多天里,西安大专院校“临指”已变身“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同时也诞生了“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12月12日,李世英作为“统指”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谈了“统指”近一时期内部发生的分歧。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保皇派”群众组织“联络站”?李世英认为,“联络站”与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他们要讲究斗争策略,反对继续“挤、压、砸”搞关门主义;对其群众要区别对待,帮助教育,以孤立刘澜涛、霍士廉及其顽固追随者。
  “统指”中的西工大、西军电等单位把李世英的观点归纳成“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从12月中旬起在各种场合予以批判,说李世英“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衷、调和了”……在“向刘澜涛、霍士廉进军大会”上,在“祝毛主席73寿辰大会”上,以及1967年元旦“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上,他们都加上了“打倒右倾!”“打倒折衷!”等口号。情同手足已成昨日黄花!
  我完全赞成李世英的观点。12月9日因为反对冲击“保皇派”联络站的第八次大会,我发表《“12?9”评论员》文章:谈学习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一点体会。主要是讲斗争策略和团结大多数人问题,我认为“造反派”与“保皇派”只是认识上不同,不是立场问题,运动要注意分清敌我,革命应该不分先后。毛主席1935年就在文章中讲了:“关门主义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
  当天晚上在四0二学习《红旗》15期社论讨论会上,我再次发言支持李世英的观点以及他将“统指”内部矛盾向全校师生员工公开的作法。我说:“讲究斗争策略决不是‘右倾’!”“统指内部矛盾是两条路线的反映,把矛盾暴露出来让师生们判断,自己教育自己,李世英的作法是正确的。”
  12月15日至16日,为了支持李世英,我校师生按头晚“四0二”决定,分头到各兄弟院校宣传、辩论,张贴大字报,呼吁“统指”整风。
  “文展舘”到元旦停办,我转到总会《向工农办公室》调查组任干事,与青年老师陶文铨成为同事。后来陶文铨担任了《六?六通讯社》社长,再后来他成为国际数值传热学知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2,抵制反“右倾”70天
  从1966年12月中旬到1967年元旦,“统指”在一切会议上都反“右倾”。元旦以后,以西工大孙福林为首的部分学校负责人把李世英排斥在外,自己成为“统指”决策人,多次召开全市大会专门批判“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开动市里的东方红广播站,调动十多辆宣传车,配以漫画、大标语大造反“右倾”声势。从兼批“右倾”到专批“右倾”,一时间,人们以为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西安交大,打倒李世英。
  尽管如此,交大文革总会仍然认为我们与“统指”一些人的观点分歧是内部矛盾,没有打算退出自己参与创建的“统指”另立组织。我们只希望“统指”开门整风,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牢牢把握运动的大方向。
  元月15日,我们60多个战斗队发起成立《大辩论串联会》,推举我和李丹彦为召集人。我们宣布“串联会”宗旨为:支持李世英讲话基本观点,促进“统指”开门整风。
  元月18日,面对“叛徒”、“败类”、“修正主义”种种帽子及“交老总是大杂烩!”等等谩骂,我们《大辩论串联会》第一次走上社会开始对反“右倾”进行反击。我们出动宣传车,组织大字报,张贴大标语正面介绍李世英讲话;我们发表《告全市人民书》:“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还针对“反李世英≠反交大”的离间说法,郑重声明:李世英讲话是我校师生经过大辩论以后形成的统一认识。建议“统指”各校把李世英讲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自己的师生,让广大师生在争辩中分清是非,统一认识。
  不久,各校都出现了赞成李世英讲话的群众组织,后来他们建立了以郭志强为首的“高联”和以王文贤为首的“中革会”。
  我们“大辩论串联会”在西安市内及咸阳等地前后组织了11次抵制反“右倾”辩论会和情况说明会。元月25日在土门俱乐部主持辩论会,西工大的部分学生冲击会场,我在被他们架下主席台时受伤。在众多听众的谴责下,他们才悻悻离场。
  元月28日下午,“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将“文斗”变成“武斗”,把反“右倾”演变为“打、砸、抢”行为。作为“统指”成员学校,我们要求在会上发言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不仅被断然拒绝,还指挥大会执勤的773军校学员驱赶交大军乐队,砸坏乐器、标语牌,抓打交大参会师生。全校师生义愤填膺,集体整队退场,高举“我们要发言!”标语牌和被砸烂的乐器、大标语在全市游行示威两周。街道两边的群众掌声不断,不仅呼喊“坚决支持交大!”还放鞭炮为我们的队伍助威。
  “四0二”的校内辩论会一般都在晚上进行。主持了多少次没有统计,反正是一遇问题便通知上“四0二”。“1?28”以后,一天我们的宣传车被砸坏了,怎么办?当天晚上的辩论会上,有的说修好再战,有的说只修音响部份,车子不修开上街让广大市民看看反“右倾”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一位年轻老师力排众议,提出不用宣传车,用“红喇叭”打人民战争宣传“交大观点”。他还具体建议用马粪纸和大红纸做红喇叭的方法。不久,城里到处活跃的“红喇叭”小分队受到市民称道,便是辩论会的产物。这位年轻老师是谁?我没记录,搞不清楚了。市面上传说:“交老总有教授团当高参。”便是由这类事衍生出来的。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新形势。2月5日,我们“串联会”召集所属战斗队队长开会,决定《大辩论串联会》更名为《大联合促进会》。
  同一天,李世英和校文革总会负责外联工作的常委戴幕蓉以及“统指”孙福林等到北京。不久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总理希望“停止辩论”,但留在西安的“统指”负责人不听。我先后到冶院、西工大、音院多次参加或列席“统指”的委员会、常委会,他们不仅坚持反“右倾”,提出“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彻底革命必反右”,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没有革命的打、砸、抢就没有革命的胜利”等口号。
  2月9日,部分西安工矿企业群众组织联合呼吁停止反“右倾”,指责“打、砸、抢”:打的是阶级兄弟,砸的是群众组织,抢的是国家财产,是违背“十六条”的极“左”行为。“统指”、“工联”不听群众呼声,2月12日发出大联合倡议仍然继续鼓吹反“右倾”和“革命打、砸、抢”。西安铁路系统、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工人组织认为“工联”已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发出“十万火急”倡议:
  成立自己的组织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对“打、砸、抢”!2月18日,经过几天筹备,《西安革命工人造反司令部》(即“工总司”)宣布成立。
  2月23日晚,校文革总会响应周总理指示向全校师生做“努力整风,准备夺权”动员报告,决定下乡下厂的在外师生全部返校,所有战斗组织解散回班级、单位。李世英、戴幕蓉等在北京双边谈判近一个月,3月2日和3日周总理与康生一起连续接见所有代表。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态: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长达70天的反“右倾”告一段落。
  六、“一月夺权”后我和李丹彦上海行
  1967年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32个上海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主席对这次“一月夺权”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祝贺“一月夺权”取得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一月夺权”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还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月夺权”之后,“工总司”等32个组织于2月5日又联合召开百万人大会,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不仅通告天下:“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还分别在大会上宣布:“一月革命是伟大的人民革命。”“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尽管如此,这次建立临时政权的盛大活动,除了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宣传外,《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按兵不动。而1月31日,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后,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不仅及时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社论,同时新华社转发全国。
  “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得轰轰烈烈;夺了权建立政权机构,中央却雅雀无声。这是为什么?没有过几天,《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各种传单满天飞,令我们远在西安的交大师生惶惑。
  更令人不解的是从1月6日至2月初,短短一个月中,同一个上海市委发生多次夺权;1月15日凌晨,“上三司”和“工总司”二兵团联合带领工人和学生进驻上海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在“工总司”二兵团退出联合行动后,重新联络了一些造反组织第二次进驻上海市委机关,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1月24日晚上,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带领22个造反组织采取突然行动,从上到下收走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区党政机关的公章,宣布夺了上海市的所有权力。
  ………
  一系列的“夺权”,除了夺权组织自己的小报、传单作宣传报导外,从上海地方报到中央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发消息。这一切令人猜想:上海“一月夺权”不知有多乱?学校的大字报栏上出现了大标语:“上海怎么啦?”“‘一月夺权’到底怎么看?”……与此同时,西军电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利用宣传车在上海造西安交大“右倾”舆论,干预交大驻沪联络站参与上海造反派的一切活动。我们《大联合促进会》经过“四0二”辩论决定,我和李丹彦到上海去了解“一月夺权”情况,向上海工总司介绍西安形势,取得他们的了解与支持。
  我俩于2月9日早上到达海。正值春节,上海人民执行党中央春节不放假决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过革命化春节。我去上海电缆厂看望我的师傅和指导老师以后,下午便到“工总司”司令部。各地来的“红袖章”挤来拥去,找人很难。李丹彦是上海人,他终于逮着一个戴“工总司”袖章的上海人进行交涉。那人把我俩带到大厅内一间办公室,取了几份《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等“工总司”的宣传品,对我们说:“你们要了解的东西,这些材料上都有。”我表示想拜访王洪文,他无奈地告诉我俩:“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我们都难以见到王司令。他们在外滩上海大厦上班。”我说:“我想去闯一闯,也许会碰上。”他劝道:“何苦呢?去了也难进门。只有北京几所大学上海联络站的红卫兵可以进出,他们是‘一月夺权’的发起单位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成员单位。”没有机会向王洪文介绍我校情况,我们有些遗憾。于是,我校上海联络站发出海报,2月13日下午,我们在上海交大召开西安形势介绍会。2月18日我俩结束上海行,回到西安。
  2月24日下午,《上海人民公社》成员单位联合召开万人大会,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毛主席关于夺权中要实现“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临时权力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等指示。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立即对大会作了报导,新华社同时向全国发了电讯。《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一月夺权”总结性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至此,我们搞明白了:夺权必须实现“大联合。”“红革会”、“红三司”、“工总司”二兵团等拉山头,抢公章,占机关的所谓夺权,实际上是向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权、抢权,违背了运动的大方向,错了。
  同时,我们也清楚了:夺权后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应该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名字一律叫“革命委员会”。
  七、“三支两军”始顺终乱
  1,军民同办《东方红》团报
  1967年3月2日,周总理在接见西安群众组织负责人和21军、省军区等军队领导的时候宣布:中央决定派野战部队21军到陕西参加“支左”,大学要整风进行军训,工矿企业要军管“抓革命,促生产”。
  李世英和戴幕蓉3月6日传达周总理指示时介绍,到我校军训的8118部队是21军(8133部队)的独立师,师长孙长兴和军长胡炜都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国的有功之臣。文革以来,他们参加了对北京红卫兵的训练,还在山西支持过革命派。我校师生对这支部队充满了热切的期盼。
  3月15日,8118部队冒着春雨威武地开进了西安交大。他们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支持交大革命师生”大标语,迈着矫健的步伐,军歌嘹亮地穿过我们夹道欢迎的师生队伍。望着眼前朝气蓬勃的官兵,我感到“统指”与我们一道开门整风的时间到了,西安地区革命大联合将指日可待,我们将很快参加毕业分配走向社会自立了。
  军训开始以后,3月23日,团部安排我去搞宣传工作,办团报《东方红》,想轻松一下以后参加分配的想法,让我犹豫再三以后才接受了任务。完全是军事作风,第二天便要出第一期报却没有稿子!这期的中心是发动群众搞好军训,开展谈心活动,人人做思想工作,个个抓活思想方面的好人好事好方法……
  师首长很关心各团的小报,团首长也抓得很紧,团政委把连长们召集起来说:“稿子交不出来,就把你们叫来自己写!”
  晚上11点多了,团首长还来看我们出报,与我们一起校稿改正错别字,对我们5个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令我十分感动。我干了多年宣传工作,有时比这还辛苦,曾熬过通宵赶出报,从没有碰到过党总支书记一类领导来与我们同甘共苦。军民、官兵同办《东方红》,这是我军训上的第一课!
  2,路线教育外热内冷
  军训必修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是天天背诵《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破私立公,斗私批修;然后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结合文化大革命谈体会:掌握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我,对敌狠对同志和……3月25日,各连队召开“揭露、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要是引导我们分清敌我,痛恨“刘、邓反动路线”,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待自己的同志。
  3月29日下午,全校举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兄弟学校来了很多师生。共同接受阶级教育。李世英的遗书,王永婷自杀,刘维娜、赵瑛等“六?六事件”被迫害者的血泪控诉,声声揪心,句句动情,每个师生,全体战士都对眼泪失去了控制,在鸦雀无声的寂静之后,爆发出的口号“打倒刘、邓!”“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如怒潮在校园里翻滚……
  军训就这么外热内冷地过去了20多天,社会上的夺权与反夺权,“打、砸、抢”流血事件等不断传到校园,师生中不时传出“造军训反”的议论……
  如何实现西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目前大联合的阻力来自何方?如何将“批刘、邓”与大联合联系起来?“大联合夺权”是毛主席提出的课题,能关在校园里研究吗?4月5日“工总司”提出召开“批刘、邓”大会,军区和21军等部队决定由他们召集,所有群众组织都参加,结果,因为“工联”提出要发言,“统指”又反对“工总司”发言,“统指”“工联”仍坚持反“右倾”和“打、砸、抢万岁”,致使大会无法开而流产。
  4月7日,“工总司”、“农总司”等抵制反“右倾”,反对“打、砸、抢”的几大组织召开“批刘、邓”大会。校文革总会考虑与“统指”“工联”的团结问题没有解决,便没有组织学校师生参加,被造了反,师生们自己组织了浩浩荡荡的交大队伍参加大会。会后,学校大字报栏出现大量批评“总会”的大字报,我写了大字报《远了,远了》批评李世英远离了“四0二”精神,是否去参加会,没有提前组织全校师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4月9日,“工联”等组织召开“批刘、邓”大会,“统指”部分学校师生参加了大会。
  4月10日,工总又召开同样的大会,我们学校参加并作了长达15公里的冒雨游行。
  西安又乱了!而北京4月20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4月21日,军训36天后结束了。我们冒雨欢送8118部队离校。继头天游行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又进行一次大游行。
  3,我知道的陕西省支左委员会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接着3月19日又按毛主席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由21军、省军区、兰空和总后203部队组成。21军军长胡炜任主任,成员有21军独立师师长孙长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政委谷凤鸣,蓝空副政委刘镇,203部队主任白辛夫等。
  毛主席要求“三支两军”以“支左”为中心。我们西安地区两大派谁是“左派”呢?陕西省军区和203部队赞赏“交大观点”:希望通过做工作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支左”就是要支持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此,他们同等对待两派群众组织,努力促进联合。我们交大一派与他们联系密切。但是,他们在支左委员会里是“弱势”,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譬如,“八.五”静坐的导火索——支左委员会6月19日同意《红卫兵报》复刊决定,他们没有参加研究。我们建议支左委员会召开会议,商量采取切实措施制止武斗,胡炜不出席,会议无法开。谷凤鸣告诉我们:“胡军长不到,我们作了决定也执行不了。”“九.二”武斗发生后,我们找谷凤鸣,他很着急,却无能力制止武斗,只能派人带车帮助“工总司”寻找拉回尸体……
  兰空部队似乎只在支左委员会挂了名,我没有与他们打过交道。孙长兴率独立师驻扎西安,直接负责交大的“军训”,他对“交大观点”和交大内部没有对立的两派是了解的。但是,他是胡炜的部下,以胡炜马首是瞻。胡炜进入陕西“支左”不久,就成了极“左”派的后盾,他紧随其后;胡炜说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是准军事院校,戴上领章、帽徵就是军人。孙长兴就补充说,他们的家庭出身都好。
  胡炜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当时最年轻的军长,我们是很敬重他的。可惜他把“支左”,变成了“支派”。由于他以极“左”支持极“左”,以至于67年8~9月份,极“左”派打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旗号,声称“21军好,21军好,21军支左不支保”,视交大为敌人,架机关枪封锁、监视交大师生,开坦克车向手无寸铁的交大师生示威。“八.五”静坐那天晚上,他如果出面会见交大师生代表,同意研究我们的“四点要求”,就不会有40多天静坐。然而,他却坦然地在楼上和孙福林等极“左”派的首脑们吃西瓜,8月7日干脆称病不露面。刘建功政委和孙长兴师长先后以个人名义会见李世英、戴幕蓉和我。
  胡炜没有执行周总理关于“西安两派都是革命派”、“不要陷入一派”的指示,有恃无恐地支持搞“打、砸、抢”的极“左”派,其原因在于他在“文革”造成的中央混乱中靠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黑线。“九.二”武斗发生前,他两次通过黄永胜在西军电的儿子与黄永胜联系,然后向极“左”派提供枪支、电台。黄永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注:由杨君毅、谢诗琪揭发。俩人在“9.13”以后曾以“向东星”名义调查、揭发胡炜、孙长兴,被胡、孙打成反革命分子,于1978年12月19日平反)。胡炜投靠林彪,同时极力靠上“四人帮”,与“四人帮”的高参康生沆瀣一气,67年9月18日周总理接见西安群众组织代表时,俩人联手蒙蔽总理,力图打压交大。
  胡炜在西安全力支持极“左”派,引起不少干部群众的批判、反抗。1970年前后,他利用“整黑案”,抓“5.16”反革命等各种名目迫害这些干部、群众,即使他提拔到中央军委工作了,仍然遥控迫害不放松。胡炜整了多少人?害死多少人?1979年中共陕西省委平反“01”号案的175号文件是有说法的。
  八、西安交大赴渝“五.一0”支队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引发“打到一切”全面夺权风暴,全国陷入空前的动乱局面。尽管全国大专院校的不少师生,因为不满、失望而离开运动,成了“逍遥派”。但是,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并未因此降温,反而越演越激烈。有的单位,有的地区,两派之间为了“争权”、“抢权”,不惜动刀动枪“打、砸、抢”,组织武斗,制造流血惨案。而极“左”派仍然继续鼓吹:“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工农业生产。
  交大师生坚持抵制“反右倾”,批判“打、砸、抢”,反对搞武斗,实践“大联合”的观点,交大内部坚持以大辩论的民主方法统一认识,团结在校文革总会的领导下开展运动。7月1日建立了交大校革委会。交大师生没有水火不容的两派斗争,对外只有一个派,那就是校文革总会(7月1日以后是校革委会)领导下的“交大派”。而西军电、西工大等就不同了,我的高中同学曾祥文告诉我,他分配离开学校时,西工大已有10多名学生死于武斗。
  全国不少大专院校师生赞佩交大的团结与斗争精神,不断与我校联络站联系,结成统一战线互相支持。重庆“8.15”兵团司令周家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指挥蔡文斌等还亲自到交大考察学习,愿意与交大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我参加了与他们的交流座谈,并负责接待和送行。
  5月初,我校驻渝联络站报告,北大聶元梓为首的造反派声明:不支持重庆“革联会”,因为其核心重庆“8.15”兵团是“叛卖集团”。而我校驻渝联络站代表校革委会一直是支持“革联会”的。聶元梓是毛主席指定的“文化大革命”点火者,她代表北大如此表态,重庆“8.15”和我们交大师生都难以相信,怀疑她蜕变成了极“左”派,或者是受了自己驻渝联络站的蒙蔽。重庆“8.15”兵团决定5月17日在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反击极“左”思潮。对西安交大发出了邀请。
  学校军训结束以后,我被调到新成立的“斗、批、改办公室”作宣教干事。这时,责成我负责组织《西安交通大学赴渝“五.一0”支队》到重庆调查研究,然后郑重表态。如原先支持有错,要总结教训。
  5月10日,我和乔明生、宁伯岩等六人到达重庆,立即着手调查。5月15日我们确认,我校驻渝联络站支持“革联会”是正确的,重庆“8.15”兵团不是什么“叛卖集团”!我们先后拜访了“8.15”兵团的黄顺义、查正礼等负责人和兵团司令周家喻。
  5月17日晚上,当我们举着《西安交通大学赴渝“五.一0”支队》队旗进入誓师大会会场时,全场起立高呼:“向西安交大战友学习!”“向西安交大战友致敬!”那一刻,我们有“国际主义”战士凯旋般的自豪。40多年过去了,那热情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在大会上作演讲,痛击反“右”倾,批判“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呼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我代表西安交大师生坚决支持重庆“8.15”兵团!我宣布我们六人集体参加重庆“8.15”兵团,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誓师大会以后,我们到重庆警备司令部,拜访了被“砸派”称为“土匪头子”的兰亦农司令和白斌政委;最后我们用了几天时间,到离重庆几10公里的北碚,先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外语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等校慰问处于少数派地位的“8.15”战友,建立相互交流信息和材料的渠道。6月16日我回到西安,参加校革委会筹备工作。
  6月30日,中央指定兰州军区批准成立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7月1日,学校召开校革委会成立大会。
  九、我在交大主持的最后一场辩论会
  西安“红造司”主办的《红卫兵报》,因为单方面宣传反“右倾”,搞分裂,还鼓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在交大“红卫兵总部”的坚持下,于1967年5月停刊。此后,“红造司”一直争取复刊,得到支左委员会胡炜的支持。支一派,压一派,搞分裂的胡炜曾提出:让《红卫兵报》复刊,交大另外办一份报。交大“红卫兵总部”拒绝了这个不利于大联合的提议。
  1967年8月5日,是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日子,校革委会派人去揪刘澜涛、霍士廉准备开批判会,一个上午没有找到人,早就被军管的刘澜涛和看管的霍士廉被保护起来了。同时我们得知“工联”“统指”等四大组织以武汉“三钢”名义出版《武汉烽火》,大张旗鼓地攻击漫骂我们交大派,21军却派军车帮助运输……下午,校革委会作战部正开会研究如何开展大批判问题。突然,李世英带回来支左委员会6月19日同意《红卫兵报》复刊的信。这个复刊决定既没有取得交大“红卫兵总部”同意,也没有取得支左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同意,是胡炜单方面煽动派性的决定。我们刚议论过《红卫兵报》可能单方面复刊问题(因为交大“红卫兵总部”仍是“红造司”的主要成员之一),看见这个决定,大家气愤之极,我取出纸笔,满腔怒火写了一张大字报:《胡炜必须悬崖勒猪!》同事们立刻帮助我贴到东二楼靠东干道的墙上。我在大字报中公开了复刊通知内容,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呼吁晚上在“四0二”辩论怎么办?
  当晚的辩论会最初由校革委会委员叶雄波主持,我在行政楼二楼起草《“惊回首”报》发刊词,胡炜不是讲“你们可以另外办一份报”吗?9点多,有人来通知我:“四0二”辩论会还没有结论,不少师生呼喊“请付登华上台!”我听了立即起身到“四0二”接过叶雄波手中的话筒,主持了我在交大的最后一场大辩论。
  大约10点多,我归纳师生们的意见为对支左委员会的“四点”要求。其中,有不准搞派性的《红卫兵》报复刊,支左委员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不准支一派压一派,把刘兰涛、霍士廉交出来批判等,同时决定立即出发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反映我们的要求,否则第二天《红卫兵报》复刊,出了报纸就迟了。
  当天晚上,大家推举我作临时总指挥,跟着我和叶雄波等人一起到设在玉祥门省总工会支左委员会接待站的交大师生有多少?我们事先并没有组织人,至今我也搞不清楚,只看见黑压压地一片。凌晨,李世英也到了接待站,我们以“四点要求”为基础讨论形成了“五条严正要求”,陆续有“交大派”群众来声援我们,我心里很感动。我们派出三个小组分头去找胡炜等支左委员会领导,直到天明,不仅胡炜没有出面,连支左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见到。我和李世英等商量后征求大家的意见,都同意把人带到建国路支左委员会联络站去等待。早上,我们到建国路以后,把临时指挥部设到了张学良公馆。
  8月6日下午,“交大派”各总司的司令都到了张学良公馆,建立了以“工总司”司令马希圣为总指挥,交大李世英主任为政委的《西安地区“八.五”静坐总指挥部》,我成为总指挥部秘书,直到9月18日,周总理接见我们的代表解决问题撤出静坐为止。
  《“八.五”静坐声明》由我于8月6日起草,经总指挥部讨论后散发。
  十、与李世英“风雨同舟”的日子
  李世英微黑稍胖,显得有些老气。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小,年级也比我低,是我的小弟、学弟。我说这些,是因为后面的经历中,曾有人将我俩错位。
  “六?六”事件平反以后,李世英成为“交大学生领袖”,有了名气和影响力。那时候,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我们没有直接打过什么交道。1967年8月6日,成立“八.五静坐总指挥部”以后,他是政委,我是秘书,此后的40多天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名副其实成了“风雨同舟”的战友。我与他共同经历的一些事,如今已成历史,细节记不清了,但大节不糊涂。
  1978年12月14日,陕西省委召开大会,以“打、砸、抢”首恶分子罪名批斗、逮捕了李世英。同时批斗、逮捕的还有“工总司”马希圣、“工联”张培信、“统指”孙福林。至此,进入陕西省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都关起来了。过了20天,1979年1月3日,西安交大两名干部到西安电缆厂找我作调查,要了解李世英在“九.二”武斗期间的表现以及对武斗的态度。
  我问:“批斗了,逮捕了,再来找材料吗?”他们答:“不是,是核实。”
  我说:“那好。‘文革’中交大师生一直抵制武斗,批判‘打、砸、抢’和‘文攻武卫’,这是西安人所共知的事实。难道陕西省委不知道吗?交大既没有发生过内部的武斗,也没有组织人参加社会上的武斗,革委会主任却成了‘打、砸、抢’首恶分子,这从何说起呢?难道这也要在两派中搞平衡么?”
  两位外调者这才告诉我:“省委把李世英交给交大批斗,交大教职员工不仅不愿批,反而意见很大,看法与你差不多。所以,校党委派我们找知情人作调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向他俩回顾了“八.五”静坐中,我与李世英“风雨同舟”的一些情况。3天之后,作为证明材料交到了交大。如今又过去30多年了,67年的工作笔记又在71年抓我“5.16”的时侯搜走无归,回忆是粗放的。
  1,一次关于武斗的校革委会会议
  1967年8月下旬,西安地区的“工联”、“统指”在胡炜支持下公开宣称“军民联防,文攻武卫”。西安地区武斗频发,先后有西郊的变压器电炉厂、安装技校等单位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工总司”下属组织被打被砸,造成血案。
  面对如此处境,“工总司”里出现了对交大校革委会李世英、武登才等的指责:什么“交大策略过头了!”“交大就是右倾,人家‘统指’的学校都武装起来了。”“你们‘交老总’要靠我们工人保护。”等等;而学校里,“六六兵团”在行政楼大门上贴大字报,炮轰校革委会,说校革委会在“文攻武卫”问题上右倾。
  这时候,校革委会在电机实验室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专门研究与“武斗”有关的问题。江青7月份鼓吹“文攻武卫”,不到一个月,全国武斗到处开花,迅速升级,我们交大不少师生正在批判“文攻武卫”。我在政治部的一次学习会上就说过:“‘文攻武卫’与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立的,不知江青和毛主席商量过没有?‘武卫’成了‘武斗’的借口,‘文攻武卫’使武斗升级,搞乱了全国。”抓“5.16”的时候,这是查会议记录给我查出的一条“罪状”。所以,这次会上没有研究“文攻武卫”问题,也没有研究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卫”。中心内容是讨论交大被打怎么办?我们怎样保护全校师生和贵重的实验设备?
  李世英提出,挨打的时候,把师生和设备转移南山或东去临潼、渭南。他说:“这两个方向交大派力量强些,相对较安全。”
  会上安排张国强、朱奎林加强自卫准备,打一批短刀加强校内巡逻;造一批地雷埋在学校围墙里面,阻挡对学校的冲击。
  会后第二天傍晚,我陪李世英在南山一军校学员带领下,到了丰裕口一所军校的学员宿舍楼。由于不远的大楼由对立面控制,气氛不容我们轻松。我们听完附近两派情况介绍以后,简单吃了点晚饭便往回走。去时,我们走东边韦曲,回城走西边高桥,趁黑穿过陕西师大回到交大。李世英说:“学校一旦出事,两条路都可以到南山。”
  没有想到,李世英在校革委会上关于撤退的讲话和我俩的南山行,竟然在1978年成了李世英的一大罪状:“退守南山”云云。交大这种避免师生流血的“退守”是“罪”的话,这世界就没有公理了!
  2,到省军区求助
  1967年9月1日晚上至9月2日凌晨,西安西郊爆发的“九.二”武斗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当天晚上,我住在学校东三楼“193支队”。天明,被“工总司”宣传部长崔三合的电话叫醒。崔三合说:“凌晨3点40分,‘工联’在西郊开枪了!马希圣和李世英都到人民大厦了。车子在交大门口等你,赶快过来。”我赶到人民大厦,在前楼东四层的一间办公室,看到李世英和马希圣、吴文杰等坐在那里全都不讲话。进屋后,我发现那么大个子的马希圣像个女人一样呜呜地哭,李世英紧张地守着电话机,一会电话里传来“工总司”副司令刘安全的声音,说了啥?我没有听清。突然,电话没声了,怎么叫都不管用,房内一片叹息。崔三合告诉我:“刘安全带人去西郊救人。现在电话断了,可能老刘出事了。”他俩是新华印刷厂的同事。我分配工作以后再见到刘安全,知道他还活着,便没有再打听9月2日早上出了什么情况。
  马希圣和李世英等商量以后,决定自己到省军区求助救人,避免再派人去不仅救不了人,还会增加伤亡。马希圣去军区后再没有回大厦,直到9月10日,我们到北京后才知道他从军区到了北京,住在纺织工业部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陪李世英又到省军区找谷凤鸣政委,希望部队出来制止武斗,抢救伤员,帮助要回来被抓走的工人和死者遗体。谷政委客气地接待我们,听说我俩还饿着肚子,马上令人炒了些米饭给我们充饥。关于派人制止武斗,他表示靠省军区一家是不行的。至于解救被抓的人和寻找尸体,谷政委表示马上尽力去办。
  9月6日晚上,我陪李世英从兴平回校,全校冷冷清清。在校主持工作的武登才告诉我们,在我们去兴平的3天里,“工联”和“统指”打着“军民联防”旗号,派军校的坦克围着交大示威,学校外面的兴庆公园、计量局、陕工大以及和平门城楼和第八设计院都架了机枪,对交大师生实行封锁、威胁。而学校里,除了几十把短刀和石灰粉,没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章泽等省、市老干部建议交大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校革委研究以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学校的档案已由张国强等转入中心楼地下室“坚壁”,学校的大部分师生员工都疏散回家或投亲靠友去了,只留了少数师生护校。
  当晚,我住行政楼325室,整栋大楼只有值班电话员和我,我担心坦克从兴庆公园冲进交大,不敢睡得太“死”。凌晨,我接到周总理的联络员吴斌打来的电话:“请交大、‘工总司’派3至5人到北京解决问题。李世英一定要来,来之前把静坐撤掉”。
  李世英和武登才住在一起,我立即到武登才的宿舍传达了吴斌的电话。我们议论:先撤静坐再去北京,不好动员;只有周总理接见与撤退静坐同时进行才好办。因为胡炜不出面接待解决问题,周总理出面解决,大家都相信周总理。
  为了了解情况,9月7日上午,我陪李世英和“高联”“中革会”负责人郭自强、王文贤到西安四医院慰问伤员。在一间小房间里看到一具盖着红旗的尸体;随后,我们到建国路的26中学,又看到一辆架子车上有一具变了形的尸体。知情者说是一名哑吧,才从西郊找回来的。我们都沉重地低下了头。很多群众哭诉,希望我们设法把其他死的、伤的和被抓走的人弄回来。
  下午,我陪李世英再次到省军区请谷政委帮助。谷政委说:“这几天我们一直派人带车去找尸体,其他问题一时难办。不过,西安目前的情况北京已经知道了。”他告诉我们:省军区已得到通知,周总理要交大,“工总司”派代表去北京解决问题。
  3,保护李洪明
  9月2日傍晚,学校“193支队”孙少华队长报告:“九.五”战团有人端着枪在大厦搜查李洪明,要找他报仇。
  李洪明是怎么抓到大厦的?我不清楚。只听说,凌晨西郊武斗发生之后,交大和“工总司”人员在玉祥门碰到一辆车,黑灯瞎火中,车上的人自报身份,说自己是“红造司”司令李洪明。他可能是出来巡视,误将“敌方”认“己方”了,在场的人谁都不认识李洪明,便将他带回了人民大厦。学校“8?17”调查组顾洹证实了李洪明的身份,向李世英作了报告,并建议尽快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防止发生意外。
  “工总司”的“九.五”战团由回民组成,十分彪悍,有一个老者是他们习武的师傅(姓名已忘)。他们得知有队员在西郊被打死了,这时候让他们找到李洪明,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李世英讲:“李洪明过去是和我们一起造反的战友,现在虽然观点不同,但我相信他不是坏人,不能让他被打死。”如何保证李洪明的安全呢?送回西军电或“红造司”都不现实,他身上揣着地图,不可能放他回去参与或指挥武斗。送回交大又担心给学校招来“打、砸、抢”。有人建议送纺织城去,东郊交大派人多。我不同意,因为路太远,半路被截住的话,我和孙少华都回不来了。最后决定,还是送回交大稳当一些。
  为了不被“九.五”战团干扰,我们找来他们的师傅,要他和我们一起走,负责我们安全离开。孙少华到市“东方红”广播站借来一支枪,我们分乘两辆车,把李洪明和他的随行人平安送回交大,交给了治保部的冯成武(或邵乐冲,记不准了)。我们安排人为李洪明二人买来食品,把他在大厦写的材料和地图一并转交了治保部。
  9月6日,我们从兴平回校,得知学校在疏散的时候,顺势把李洪明二人放掉了。1969年在汤峪学习班上,我见到了他,当我谈到李世英在大厦的那一番话时,极“左”的“红造司”司令脸上露出了愧色。我调侃道:“要不是交大‘右倾’,司令今天就不能站在这里了。”
  4,受周总理委托到兴平
  9月4日凌晨,我在人民大厦接到周总理秘书邬贤荣打来的电话。电话讲:据报告,陕西兴平发生“农造司”抢“302”国防库,总理委托李世英去劝说解决问题。邬秘书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转告李世英:“党信任你,委托你去!”
  我们当即分析:总理可能以为兴平“农造司”与西安“农总司”一样是交大派,因此要李世英去做工作。不过,面对周总理的委托,李世英没有迟疑,天明即赶回学校,在广播室召开了校革委会紧急会议。传达周总理嘱托后,决定李世英放下一切工作,立即带革委会委员李印生等人到兴平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我们11行人当天中午赶到兴平,立即着手调查。守卫国防仓库的驻军302部队指战员告诉我们:302库根本没有发生“农造司”抢劫问题!我们感到肩上的压力一下轻松了。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委托李世英来“劝说解决问题呢?实际情况是,“九?二”武斗发生当天,西安“工联”兴平分会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兴平“农造司”到302部队表示这是反革命行为,9月4日他们将开会声讨,希望驻军表态收回枪支武器,要不然“农造司”也来要枪。指战员们纷纷告诉我们:“农造司”和302广大指战员感情很深,仓库外围一直是军民联防区。
  我们通过302部队首长请来“农造司”和武装基干民兵负责人,他们与西安“农总司”没有组织联系,不过知道交大观点,挺赞成的,所以对我们很客气。他们反映的情况与302部队指战员讲的一致,他们说,我们与“302”军民联防已经多年,从来没有超越职责进入过库房。他们请李世英转告周总理:“我们兴平‘农造司’不会抢302库,请总理放心!”
  我们一行人分别深入部队和农村召开座谈会宣传总理的指示。我们在302部队首长陪同下进地库看了存放的武器,深感震惊:这些武器如果流入社会,那将使多少无辜的人死于武斗!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兴平街上就发生了武斗。302部队为防止仓库被骚扰,同时作为驻军也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李世英当即提出要一起到现场去,好向周总理作如实的汇报。302部队首长认为危险大,不同意李世英的提议。李世英这个人是很执着的,有时甚至是固执,他坚持说:“周总理代表党委托我来这里,我应该向他反映第一手情况。如果被打死了,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牺牲,死得其所。”最后达成折衷方案:我们的人不全去现场,由我陪李世英去,人少目标小,形势不对也好立即撤退。
  302部队一名参谋带我俩坐吉普车到了武斗现场,没有见到死人,有伤者,对峙双方使用的土武器,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是用钢丝弹簧绑在长板凳两条腿上做成的特大弹弓,射鹅卵石,幸亏是军车,只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我们在参谋的带领下到了对峙的一方兴平中学。没想到,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来自西工大的红卫兵,他们带头包围了我俩。喳闹中,我突然发现自已成了他们围攻的重点,推来推去,口水横飞,根本不听我讲什么,李世英那边松活多了。我突然明白:错位啦!他们把我当成李世英了。都知道李世英是革命“小将”,当然年轻啰!而看外表我比李世英年轻。于是,我收起轻言细语,大声喊道:“我们受周总理委托来兴平解决302库问题。同学们想干什么?”趁中学生们一愣神,我宣布:“请李世英传达周总理指示!两位西安来的红卫兵也请安静!”我料定“周总理”能镇住场子。果然,都静下来听李世英讲话了。李世英是个天才的演说家,很快控制了场面。最后,他针对西工大红卫兵有所指地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煽动分裂,也不会鼓动大家搞武斗!”
  302部队参谋见时间差不多了,催着我们出门上车离开了兴平中学。他说,他见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心里很担心安全问题。我很感动地表示谢谢。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到秦岭公司向工人和支左的21军指战员传达周总理指示,希望群众组织和部队一起保证302库的安全,让周总理放心。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和21军支左的那位营教导员见上面(名字记不清了)。
  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我把基本情况作了汇总,拟了一个简单的汇报提纲交给李世英。李世英与总理联络员联系以后,向总理作了尽职汇报。9月6日下午,李世英按周总理的要求,留下李印生等同志在兴平继续观察一段时间,我陪他回到了学校。
  附言:
  不要给周恩来栽脏
  2008年,有人在网上发文《揭秘:文革时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文章说,1967年9月4日,周总理给21军军长胡炜打电话:“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文章又说:“总理以命令的口吻说‘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文章还被露胡炜说:“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办公室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如果网文作者“揭秘”的话确实是胡炜被访时讲的,那么,胡炜是给周总理抹黑,以此为自己的政治问题开脱!凡是经历了“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初,“支左”开始不久,全国便出现多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影响最大的是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当时称作“赵永夫事件”。同年4月6日,中央军委经毛主席修改并批准发布了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等等。周总理处理问题一生谨慎,即使1971年“9?13”林彪叛逃时,十万火急之下他也要与军委李德生商量之后再请示毛主席才下令武装拦截,而302库问题,周总理情况都还不完全掌握,“委托李世英去劝说解决问题”,竟然越权命令胡炜“必要时,可以开枪”。胡炜(或网文作者)不是给去世的周总理抹黑又是什么?当时,像胡炜这样“支派”的军队领导人并非一人,都要像胡炜说的那样“必要时,可以开枪,”“赵永夫事件”必然重演,因为赵永夫下令开枪时也是认为“必要”啊!何况那时还无“十条命令”。
  302库问题过去仅半月,9月18日周总理便接见了西安交大革委会李世英等人,胡炜也在场,为什么他不当着周总理和“交大造反派头头”的面讲个明白呢?
  “死无对证”便可以在几10年后编造历史事实么?
  周总理清楚西安交大革委会没有组织武斗队伍,也没有派人参加过武斗。因为,省支左委员会并非只有胡炜、孙长兴二人,可以通天如实反映西安情况的大有人在。
  9月4日凌晨,邬秘书的电话是我接的。邬秘书传达周总理委托李世英去兴平“劝说解决问题”,之后,反复强调周总理让转告李世英:“党信任你,委托你去!”而网文中讲,同一时间周总理不仅命令胡炜派兵,“必要时,可以开枪”,还叫联络员吴斌责令交大头头去把“抢武器弹药的人员撤回来”。难道,周总理一面委托李世英带着我们去兴平302部队;另一方面又令胡炜派兵去对我们11个交大师生开枪吗?再说,总理知道:西安的大学唯交大只一派,不武斗、反武斗,不会派人去抢302库,他会叫吴斌责令交大撤什么人吗?胡炜把周总理描绘得与他自己一样偏听偏信,主观片面,实在令人齿寒。关于吴斌的电话,也是我接的,不过不是9月4日,内容与302库也无关。那是9月7日凌晨,吴斌电话通知:“请交大、工总派3~5人到北京解决问题。李世英一定要来,来之前把静坐撤掉。”9月11日我陪李世英到达北京,接站的也是吴斌同志。
  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一节《受周总理委托到兴平》,讲的是文革中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书还没有完成,看到这一篇事关周总理英名的网文,阅后写这么一段附言文字,供敬重周恩来总理及研究文革历史的人们参考。建议真正以史为鉴的朋友,要探秘,不妨去了解一下302国防库与一般武装部、军分区的弹药库有什么区别?302部队的任务是什么?这支部队受谁指挥?当地的武装基干民兵当年与302部队有什么关系?……探秘,不可以编秘!
  5,陪李世英赴京接受周总理接见
  周总理要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解决“八.五”问题。李世英决定9月10日动身。9月7~9日3天,我和校革委会办公室一起准备赴京汇报材料,其中包括情报组提供的胡炜、孙长兴支持“武斗”,向一派暗送枪支弹药的统计表等。
  由于学校周边被武装封锁,9月10日晚上,我和李世英没有走和平门到西安火车站,而是绕道坝桥从小站登上火车。9月11日到达北京,周总理派联络员吴斌把我们接到西苑饭店住下。校革委会常委戴慕蓉原本在京办事,随后校革委会副主任,沈茶水等人也到了西苑饭店。9月14日,“工总司”副司令吴文杰到北京与马希圣会合。我在他带的材料中看到了一盒尸体照片,确实惨不忍睹。吴文杰介绍,省军区派人从西郊陆续找到部份尸体,差不多都变形了,放在26中让人认领。群众看了对胡炜纵容支持武斗气愤万分。没有想到,胡炜向周总理反映说交大、“工总司”加工尸体搞尸展,煽动群众反对21军,破坏支左。康生则与胡炜应和,指责说:“你们交大也搞武斗!”
  更没有想到的是,打倒“四人邦”以后,康生倒了,胡炜也揪出来了,陕西省委竟然还照搬康生支持,胡炜罗织的“尸展”罪名加到李世英的身上,成为批判、逮捕他的又一大“罪状”。“九.二”武斗发生以后的10多天里,我与李世英“风雨同舟”所经历的场景里始终没有“尸展”情节,难道要把他清理出省革委会,就随便加莫须有的罪名吗?
  9月16日晚上,周总理与康生一起会见了李世英等人,要求立即撤退“八?五”静坐然后接见。
  9月17日下午西安传来消息,“八?五”静坐于16时前撤离完毕,几千名暂时无法回厂回校的工人和学生全部住在西安交大。
  9月18日凌晨1至5时,周总理在康生陪同下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接见以后,周总理留李世英等在北京等待国庆观礼,让他们脱离一段时间西安的两派斗争,思考陕西和西安地区的革命大联合,筹建省、市革命委员会。周总理点名武登才说:“武登才是组织能手,希望把省革委筹备工作组织好。”
  9月20日,我回西安为李世英取衣服、望远镜等,同时了解学校毕业分配情况。9月26日,我又返回北京,随身还带了西安武斗情况汇报材料,想在国庆节晚上直接交给周总理,但是未能如愿。放礼花的时候,周总理陪着毛主席到了金水桥上,毛主席坐到玉石桥面上与民同乐,周总理忙着指挥解放军“标杆”队维持秩序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我和他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乱动近身。国庆节以后,10月6日,我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李世英他们还留在北京。
  6,我建议成立“康生专案组”
  1967提9月18日,康生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陪同周总理接见交大、“工总司”代表的时候,凭空指责交大:“你们也搞武斗!”不仅如此,康生还诋毁交大,说什么“你们交大是一个修正主义大染缸,你们都是些修正主义苗苗……你们那个草坪用飞机从杭州运到西安,回去以后挖了种麦子!”“彭康三十年代就成了叛徒,你们什么时候批,怎么批都没有错……你们不斗彭康斗胡炜,反21军……”康生对我们交大的无端指责,完全是为胡炜纵容、支持武斗,支一派压一派张目,与周总理的循循善诱,对交大的爱护关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指责交大草坪的时候,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暗中攻击周总理。因为他知道:1956年交大从上海西迁到西安支持西部建设,是周恩来总理主张并亲自安排的,移栽杭州草坪、建兴庆公园、修长乐剧场等工程,都是周总理批准的。
  接见以后,大家在西苑饭店核对记录,领会周总理指示精神,研究执行周总理指示的步骤和措施;同时,对康生的讲话进行消化。议论中我们对康生的讲话不仅想不通,消化不了,还对他产生了怀疑。但是,还是决定如实向学校师生传达,让师生们判断。结果,1968年3月,彭康校长被红卫兵批斗致死,其罪魁祸首就是康生!这次已经是他继3月2日之后,第二次向交大代表点彭康校长的“罪行”,真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西苑饭店的议论中,我联想到上海复旦大学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一事,便提出:“康生正确吗?我看他是个极‘左’派。他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极‘左’,最典型的是延安整风,他宁‘左’勿右,整了一大批老红军、老干部,以至于毛主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行纠正。”“我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查一查康生的历史,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10月6日,我从北京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离校前,我给还在北京的李世英写了一封信,再一次书面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并表示:若不是我已分配工作即将离开学校,我将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1969年春节以后,陕西省委在长安县汤浴温泉举办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开班以后通知我去参加。一到学习班,军宣队通知我先不要参加学习班的集体活动,集中时间交待清楚“整黑案”。我回答:“我没有整什么墨材料。”他们告诉我:“李世英揭发你了!把你写的信交出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给我开“小灶”,一个人关门写交待。我从9月18日周总理接见开始,详细叙述了整件事的全过程。一周之后,学习班也没有什么结论就通知我参加集体活动了。晨练、爬山、泡温泉……我逍遥了两个月。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以后,校革委会委员赵瑛组织了“康生专案组”。戴慕蓉说:“‘清队’的时候,赵瑛被整得很苦。”
  十一、清查“5.16”审查我320天
  1,“5.16”的由来
  根据《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介绍,1967年6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联合起来,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
  这个兵团是反对周总理的。他们四处活动,张贴、散发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小字报和传单,如《周恩来是2月逆流的黑后台》、《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等。有的还把周总理与“王明路线”、“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5?16兵团”的活动受到了首都群众的反对和抵制。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6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发明声明,指出“砲打周总理是砲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8月26日,首都与全国各地来京的1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批斗了兵团负责人张建旗、刘令凯等5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江青讲话说:还有一部份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5?16”。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代表,江青说:要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5?16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主席在审阅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
  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求全国学习江青9?5讲话。于是,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集会、座谈,揭发“5?16”的罪行。
  9月18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中谈到“5?16”问题时说,姚文元的文章说的很清楚,“5?16”是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同时强调指出:“5?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去抓“5?16”。周总理对形势的估计遭到中央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同时成立“5?16”专案组,由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统一部署,开展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把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定为“5?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5?16”,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以及在“三忠于”、“四无限”个人崇拜活动中,无意中说错一句话或写错一个字的普通百姓打成“现行反革命”、“5?16分子”,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有的人被抓起来了还不知道“5?16”是干什么的。这样一来,全国造成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逮捕判刑的,全国达10多万人。
  胡炜便是这个时期,在陕西拉开清查“5?16分子”运动帷幕的。
  2,弄回交大办“学习班”
  1971年9月15日早上,雨后初晴。西安交大的一辆“奔驰”小车开进了西安电缆厂,一位陌生人和我的老师吴力煌持陕西省委介绍信“接”我回交大参加“学习班”。能有机会再回母校学习,我心里激动又兴奋,车间党支部书记肖映春把我送上车,然后告诉我:“放心去学吧!小付,你‘纳新’的所有材料都准备齐了,等你学完回来,我们就召开支部大会。”
  与吴力煌老师久别重逢,一路上我兴奋地向他汇报着自己3年多的进步。我想,哪个老师都会为自己的学生取得成绩感到高兴。可是,吴老师却没有吱声,我侧脸一瞧,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心里“格登”一下,便不再言语了。
  小车很快从北校门进入交大,一条横幅映入眼帘:《付登华必须老实交待“5.16”反革命罪行!》我的心一下往下沉:原来“学习班”并不学习!
  在东一楼绝缘试验室前,我下车后被拥入一楼左手第一间房,这是我上学时的实验室办公室。除了军宣队、工宣队,我见到了将陪我“学习”的10多位绝缘专业的老师。我不安地扫视了一下这50多平方的房间,窗户上安装了全封闭的铁栅栏,进门是一张条形会议桌和十多把椅子,端墙上贴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付登华必须低头认罪!》标语下横放的单人床看来是给我准备的,因为还有3张单人床拱卫着。白胖胖的工宣队崔队长,容不得我适应一下环境,平静一下落差太大的心境,便叫着我的名字严肃地宣布:“按1943年中央审干文件对你实行隔离审查!”同时,还宣布了不准回家,不准外联,不准这,不准那……我明白了: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起来了!此“学习班”非彼“学习班”,这里与“九大”召开前参加的汤峪学习班是两回事。
  3,“学习”生活和可敬的老师
  我的生活起居很有常。晚上有人陪睡(一定不要想歪了),去学生食堂或教工食堂用餐,有人前后“保护”,陪吃。开始一个时期,上午开会帮助我、启发我,下午多半是我写交待材料;后来,我确实无材料可写了,便看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都在我的要求下,一步一步地进入了我的斗室,每份报我都从报头到报屁股一字不拉地细细品评,不仅仅是关注新闻,更多的时间是找错别字、找病句,斟酌文章结构、语法、标点……努力使“学习班”体现那么一点学习的味道。对报纸的亲近程度,我这一辈子再无出其右。后来,上午的会也少了,不接待其他“学习班”来人作“内调”,或者不“请”到“四0二”去接受批判、陪伴批判的话,我就是时间的富人了。我常常在窗口透过铁栅栏面对晴好的天空,欣赏上下翻飞的紫燕,猜想它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些什么……
  终于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个“接”回学校办“学习班”的,因为你做秘书工作,上面说你是“材料口袋”,要从你这里打开缺口。现在驻京办主任贺湘和校革委会主要头头李世英、武登才、沈荣水、戴幕蓉、陈柏荣都陆续回校办“学习班”了,他们的“学习班”结束不了,你的“学习班”也结束不了。我听了,在心里暗暗祈愿:李世英、武登才,你们几位的“学习班”快点“毕业”吧!这失去自由的日子毕竟没有我在工厂里过得那么惬意啊!
  几个月以后,一个周六的晚上,工宣队员们虽然极“左”,却仍然识得人间烟火,回家与家人承欢去了。他们明白:付登华犯不着越“狱”逃跑。于是指派了屠德民老师来值班。屠老师在专业知识方面是响当当的人才,在革命知识方却缺乏对极“左”的悟性。他“忘记”了我的身份,对我说:“付登华,你晓得不?学校里的学生都分配走了,剩下我们教职员工和才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接你们回来受审查大家根本想不通,军宣队让我们转弯学习了两个多月。”难怪:“学习班”里只要没有军、工宣队队员在,老师们就对我特别呵护,不止一位老师在与我独处时都叮咛我:“要坚强地活下去,相信自己不是反革命!”1979年平反时我才知道,西安市当时被审查的人已出现了跳楼、割腕者。老师们应该是听说以后,担心我想不开也走那条路。
  我已长时间没看到电视了。那晚天黑之后,屠老师把我悄悄带到一村他的家看了一晚电视。我无法用语音表达对屠老师的感谢!
  我妻小李给我送钱、粮来到“学习班”,她无意中讲了一句“林彪完蛋了!”就被叫出去挨了一顿批评,说她不应该与反革命通消息。因为那时我的“学习班”才10多天,是完全封闭着的。从此,小李不仅不再给我送钱粮,还提出了离婚,她吓住了。吴南屏老师送她出门时,诚恳地开导她:“付登华现在并没有定性反革命,你要想开些,坚强些!”
  屠德民、吴南屏等我的专业老师,多年来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到德阳创业,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只要有机会回到母校,我都会专程看望他们,尤其是现在已行动不便的吴南屏先生。
  4,我的“5.16罪行”
  我一进“学习班”就被宣布为“未填表的5.16分子。”“未填表”好理解,就是没有登记办理加入“5.16”的手续,但所犯“罪行”是“5.16罪行”。到底什么是“5.16罪行”呢?起初我不清楚,经过“学习班”的启发我才知道,原来“5.16罪行”一是“清君侧”,二是“反军乱军”。“清君侧”的“君”指的是毛主席,“清君侧”就是要打倒毛主席身边的人。对我来讲,就是我说康生是极“左”派,建议交大成立“康生专案组”,调查整理康生的“黑材料”;另外还“攻击”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说她宣扬“文攻武卫”搞乱了全国。我还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江青却鼓吹‘文攻武卫’,也不知道他们两口商量过没有?”至于“反军乱军”,就是说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队,搞乱了军队。对我而言,就是组织了“八.五”静坐,如康生指责的“不斗彭康斗胡炜”,胡炜是一军之长,反他就是反军。
  “学习班”除了要我交待搞“清君侧”和“反军乱军”的“5.16罪行”,还要我交待“八.五”静坐声明的“五条要求”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老干部作“黑高参”?为什么要反胡炜?……1971年才时隔不到四年,我那时记忆力还好,加之工作笔记和一些材料还没有抄走。于是,我充分利用“学习班”的时间,详详细细地,甚至反反复复地交待所有问题的过程,并且不断地“斗私批修”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和缺点。但是,我一直认识不到自己是“反革命”,始终没有把“反革命”帽子朝自己头上戴。因为康生整了很多人是事实,江青鼓吹“文攻武卫”也是事实,胡炜以我划线支一派压一派还是事实。我不能昧心地认罪,只能就态度和方式方法“斗私批修”检讨自己。
  5,我的“猖狂反扑”
  9月15日,我被接回交大的时候,林彪一家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两天了。我妻小李来“学习班”敢于说出“林彪完蛋了!”那肯定是工厂已传达了中央文件。我在交大“封闭”着什么也不知道,交大决不可能传达中央文件比工厂还迟!于是,我要求传达中央文件。我说:“我还没有定性成反革命,我还是人民一分子,我有权要求向我传达中央文件!”没有人正面回答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公民权,我提出:“不传达文件我绝食抗议!”后来,他们请示到哪一级领导,我不清楚,反正是召集“学习班”所有人员陪我再一次传达了中央文件。
  听完中央文件传达,我问:“我能向党中央专案组递揭发材料吗?”听文件传达时,我联系胡炜的一系列作派,意识到他和林彪反党集团一定有牵连,至于关系深到什么程度?我不敢下结论。“学习班”向校党委请示以后,给予我肯定的回答:“楼书记说可以写揭发材料,封好以后学校负责转中央专案组。”
  于是,我写了《揭发胡炜的问题》,在密封好的信封上亲自写了“转交中央专案组”,然后交给了校党委。我当时想过,校党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楼少文书记是南京部队来的,与胡炜不是一起的。我忽略了陕西省这次清查“5.16”就是胡炜在主抓,他亲自指示交大“三办”对我们7个人要严加看管。我那个信封起什么作用啊?!
  不到一周时间,通知我上批判会,内容是批我反清查,搞反扑。我去食堂吃饭,发现学校的大批判专栏换上了新内容:“打退‘5.16’分子付登华的猖狂反扑!”
  我挨了大小多少次批判,没有记录,有一次是和戴幕蓉一块批判的,有一个伴,神经没有那么紧张。我曾想过从“四0二”窗口跳下去,一了百了。想起老师们先前的忠告,便狠斗“死”心一闪念,以“要冷静莫冲动”熬过了所有的批判。
  6,“不是隔离是安全措施”
  1972年8月2日,我被“隔离审查”320天之后,不明不白地要送我回厂了。楼少文书记找我谈话,我提出:隔离审查为什么不作结论?没有组织结论我怎么向西电公司和厂里交代这300多天?没有组织结论我的组织问题又怎么办?
  楼少文回答:“省委通知我们,这不是隔离审查,只是安全措施。”随后便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正确对待”。
  此后,我一直不能“正确对待”这次没有组织结论的“隔离审查”,从最基层的西安电缆厂党委、西电公司党委到省委李瑞山、王任重直至党中央华国锋主席,我不断地进行书面申诉。因为没有被审查的组织结论,我入党成了泡影。我不仅在电缆厂和西电公司由前程光明变得处处不顺,粉碎“四人帮”后,电缆厂党委还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把我与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一起弄到西安南郊果园办“清查学习班”。其后,因我不断地申诉,又把我划入“不安定分子”控制使用。我提出入党问题,说我是要党票。我不得不承认,胡炜整人有术!不过,我不会屈服。1978年9月6日,我再次写材料《胡炜问题》寄给陕西省委王任重和中共中央华国峰。不管我的材料是不是有作用,我只是努力寻求自己解放自己。
  胡炜被清查出来以后,我明白,我的审查结论也快出来了。
  7,陕西省委175号平反文件
  1979年2月4日,西安电缆厂政治部主任来应善与组织科王科长,向我传达中共陕西省委175号文件,宣布对陕西省“01”号案平反。正式通知我,1971年至1972年以清查“5.16”为名对我的迫害平反了!这时候我才听说陕西有个“01”号案,抓“5.16”只是这一案件的一部分,来主任告诉我:“厂党委去人民大厦参加文件传达时,不清楚这个文件与我们厂有什么关系,散会时询问李瑞山主任,李主任说:‘没有关系的话,不会通知你们来参加会’。让我们查看大会上没有宣读的平反人员名单。当我们看到付登华的名字排在靠前时,我们明白了你这七.八年里坚持申诉的原因。”
  1979年2月22日和23日,来应善主任陪我到西安市委参加平反座谈会。我发言时指出:这是一起胡炜蓄意泡制的报复性政治迫害案。同时提出:陕西省和西安市目前揭批“四人帮”中,还存在颠倒黑白,是非混淆的情况,特别是李世英“打、砸、抢”首恶分子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恢复其本来面目,予以正确对待。市长张彦博讲话时对我大加恭维,说:“小伙子,你有胆识!那个时候你就反‘四人帮’,讲了我们当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我回答:“张市长,你谬赞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四人帮’,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什么就讲什么。我像你们那么老成的话,也会保护自己的”。
  平反座谈会第二天总结时,张彦博讲:“哪里有一个‘5.16’嘛?有一个,可以说是扩大化,没有嘛!西安抓‘5.16’是假案。当时制造这些‘三案’的根据是对胡炜的态度。胡炜自已在指挥……”他要求各单位不要只宣布一下是假案,平反了就完了,要在政治上关心受迫害的同志,做细致的政策落实工作。同时,希望受迫害的同志顾大局,向前看,在新长征中显身手。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交大的往事,至此应该说是尘埃落定了。
  十二、我的感悟
  1,抱真守朴的交大人
  1967年全国的大专院校都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唯西安交大例外。在江青“文攻武卫”鼓动下,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文化大革命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严重局面,西安交大顶住逆流,内部没有发生武斗,也没有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万余师生无一人因参加武斗而死伤。40多年过去了,每谈及此,交大人的理性与团结,我和不少校友都十分感慨!
  1971年,中共陕西省委在胡炜主持下,针对西安交大派干部、群众泡制“01”号案。以莫须有的“清君侧”、“反军乱军”等罪名,借清查“5.16”,以办“学习班”掩人耳目,把反对他的交大革委会常委及少数骨干弄回交大,进行隔离审查和批判。胡炜的打击报复计划遭到交大教职工的抵制,以至于胡炜指示交大党委组织他们转弯学习达两个月之久。即便如此,他们在“学习班”上仍尽力保护我们。交大人敢于拥抱真理,我切身感受,永远难忘!
  1978年底,陕西省委以:“打、砸、抢”首恶分子罪名逮捕了李世英,当把他送回交大接受批斗的时候,交大教职工不仅抵制批斗,还反过来为李世英请命喊冤,以至于学校党委没有盲从省委,派人作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这不是派性发作,也不是否认文革中李世英身上有缺点甚至错误,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交大人抱真守朴,我为母校倍感骄傲。
  2,“文革”经历是财富
  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这场浩劫的总指挥是毛主席,只不过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指挥演绎的结果是一场浩劫。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在全国军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文革爆发后,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吹捧、神化,因此,文革中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他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成为一言九鼎的至尊。
  没有毛主席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毛主席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自由平等,政治清明,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这个理想他奋斗了一生。但是,他却错误地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国家的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一系列脱离我国实际的理论、方针和方法,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演变成一次又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他崇高的个人影响力加上他错误的政治主张,促成了一场没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民之痛,党之痛,国之痛!
  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因此,对我们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来讲,“文革经历是财富”。我们在文革中让别人受伤,别人让我们受伤,没有一个是赢家。文革以后,我们不能停留在舔血伤痛,抱怨自己上当受骗之中。灾难值得总结,总结是为了开创未来。因此,灾难之后如何认识评价“文革”经历,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展现。我们不能老是消极地咒骂灾难,应该从灾难中寻求积极的价值。试问,我们还会盲目地个人崇拜吗?还会无休止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吗?还会容忍“老子英雄,儿好汉”像幽灵一样侵蚀我们的干部制度吗?我们不渴望真正的民主吗?……犹如汶川大地震灾难,我们能因为破坏、死人而消沉悲观吗?当然不能!我身处重灾区,在地震经历中体验了人间真情与大爱,从而由悲壮走向豪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陶文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都曾经是当年西安交大文革总会、校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因“文革”经历而沉沦。当改革开放之风吹散“文革”阴霾之后,他们勇于思变,踏上新的征程,开拓新的领域,为祖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令我们羡慕的贡献,成为科学家、政界领导人。他们是我们经历“文革”一代人的榜样!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里,无论文学作品或电影电视,描写或图解千千万万“文革”参与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群众组织时,一律是那样的灰色、消极与悲观,缺乏客观的研判,这是不公正的。
  “文革”的经历应该是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常常回忆起当年的忠诚与热情。
  1985年,我拖家带口“三不要”从西安到四川德阳创业,就是“文革”经历给了我胆识:思变,思辨!在近30年里,无论是项目选择、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或管理创新,我坚持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八字方针,是我的“文革”经历与创业实践的总结。当初那个热爱党,听毛主席话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演变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创业者,虽然没有陶文铨、蒋正华他们那么辉煌,但是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回报,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我难忘“文革”经历,难忘母校-----西安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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