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 1969-1972》）

yangharrylg

叶小沫 叶永和


　　我们收拾爷爷爸爸留下来的东西，在杂乱的文稿中发现了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装着爷爷和爸爸“文革”时期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通信。


　　爸爸一辈子陪伴在爷爷身边，除了几次暂短的分别，几乎没有离开过他。

“文革”期间爸爸去了河南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在干校这三年多的时间，是爸爸离开爷爷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次。爷爷有个习惯，每每复完信，来信就随手撕掉。因此尽管爷爷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信，尽管和爷爷通信的人当中不乏他那个时代的名人，但是爷爷没有留下他们的来信，家里自然也就没有收藏。常有人会问起这件事，我们刚好借此机会做个交代。当然也有例外，抗战期间爷爷举家南迁，在四川住了八年。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爷爷和上海的朋友们的通信被双方编号保存，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渝沪通信》。而这次爷爷和爸爸互相保留下来的通信，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了，整理下来竟有近七十万字。可见爷儿俩彼此都很珍惜这信件，把它们当做宝贝一样收藏起来，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父子间的倾心交谈，体会到他们那种非同一般的父子之情。
　　翻看阅读这些家信，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爷爷留守京城的日子，爸爸潢川干校的生活，我们下乡插队的岁月；大到全球，全国，北京，小到东四八条的家，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中发生的事情，信中写到的人和事，又一幕幕重现在眼前。面对善良和天真的爷爷爸爸，看着他们对现时的豁达乐观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我们有的不光是愉快的回忆，更多的是说不出来的沉重。这其中是好是坏，是是非非，是悲是喜，复杂的心情实在没法用文字来表达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信中的爷爷就是那个时代的爷爷，这信中的爸爸就是那个时代的爸爸，还有那个时代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真实得没法再真实，确切得没法再确切，而这一切都没法改变，也用不着改变。


　　看这些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一家人就像是爷爷童话里写的那个被透明的薄膜包裹着的快乐的人，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都是快乐的，去上山下乡啊，到五七干校啊，参加拉练啊，等等等等，和后来有的人写到这些事件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困惑和不解，造成这么大的反差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不想诠释，也诠释不了。如今的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许多事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却不想对那些事和那些感情全都给予否定。让当时的美好和快乐就留给当时吧，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不少事情未免幼稚可笑，有些甚至荒唐苦涩，但是那一切都是真实的真诚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想起过这些信，觉得爸爸在给爷爷的信中写到的干校放牛的生活很有趣很好看，应该整理出版。后来在我们的催促下，爸爸似乎也真的又看了一遍这些信，不知道是因为忙顾不上，还是看了之后倒有了些不堪回首的滋味，他始终再没有提起这件事，只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放在了爷爷的《叶圣陶集》的书信卷里。现在我们再看这些信的时候，也没有了最初的那份轻松，多了的是些许的沉重。但是又觉得这毕竟是“文革”时期的真实的记录，是对历史多少有一些价值的东西，应该把它们整理出版。如果爷爷爸爸都还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们这样做，为此我们总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们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些信以后，是不是依然会像以前那样看待爷爷和爸爸，依然对他们父子两个有着一些热爱和尊重。而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却的的确确从这些信里更多了些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和对他们的热爱。尤其是他们父子间的亲情和对我们这些晚辈的关爱，以及他们以他们的仁爱之心所面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态度，更让我们不知用什么样的言辞才能恰如其分地给以赞颂。又一想，信既然摆在了读者面前，一切就让读者自己去感觉吧。我们整理出版这本《家书》，本不是为着听人们说些赞美之词，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有一家人是这样思考和生活的；而它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那一段的历史。这大概是我们整理出版这些家信的最最原始的初衷。


　　还有几点想在这里说明的：


　　尽管爷爷爸爸保存了这些信，但还是免不了有遗失。除了遗失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信都编进了这个集子里。这三年多的四百多封信，除了爷爷装订好的爸爸给他的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信以外，一九六九年爸爸给爷爷的，和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爷爷给爸爸的信都是散落的。父子俩写信，落款上常常不写明年代只写明月日，有的干脆连月份也不写，于是我们只好根据不同年代的信纸，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事件，把信一封一封对应起来。尽管用了心思，有没有对应错的还真说不准，如果哪位细心人看出来了，还望能帮我们指出来。


　　为了反映和保持那个时代真实的爸爸爷爷，这里发表的几乎是原信的全部，只对有些我们以为需要删去的地方，做了非常少非常少的删节。就因为删节得太少，以至使这些信看起来不那么紧凑，不那么集中。我们甚至担心，其中许多非常琐碎的家事，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看了会觉得很亲切，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让看这本《家书》的人感到厌烦。可是再想想，家信就是家信，就是爷爷爸爸这样的人，在对待家事上也免不了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又想，这或许更能让人们看到他们父子不太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在爷爷和爸爸的信中，常常会提到我们姐弟俩，那时候我们一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业工人，一个在陕西延长插队当农民。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教导，也都留在了这一封封信中，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感人至深。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


　　对编辑出版书籍我们都是外行。在这些信整理好之后，我们请朱正叔叔帮我们看了一遍。朱正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又是编辑大家，爷爷和爸爸的文字让他看过，应该是可以放心的了。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张秀平编审，她从朱正叔叔那儿听说了我们在整理这本《家书》，就非常执著地向我们邀约，一定要我们把这本书交给他们来出。还说一定会把书出好，这样才对得起两位过世的老人，才能表达她对两位老人的敬重，她的真诚让我们别无选择。感谢永和的爱人蒋燕燕和她的哥哥蒋新华，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文字和照片的整理工作，信件的核实非常繁琐，而那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历史，看了或许会引起不少读者的回味。还要感谢爸爸的那些老同事，他们听说了这件事，送来了他们至今还保存着的当年干校的照片，要知道那个年代照相是一件奢侈和不易的事情，因此就显得尤其珍贵。


　　叶小沫 叶永和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编辑后记


　　张秀平


　　家书，特别是名人家书，一方面是写作者个人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他（她）们都富有情感和智慧，承载着人世间的亲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为那也是大都数中国知识分子居于庙堂之上心忧天下的品格使然。《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中的叶氏父子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下河南潢川干校，父子俩天各一方、人各一地，信来信往，便有了近70万字的书信。书信真实记录了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大事要事”的应对和处理；书信中涉及他们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周围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及其当时的社会动向、思想变化的心态和情感，是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因此，《家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视为当时历史的民间口述史。《家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叙事状物细致入微、生动有趣。《家书》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这又是一部纯粹意义的《家书》。《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在3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父子俩共有近五百封通信，当时全无意于发表或让别人阅读，也正因为如此，《家书》就更加地具有了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见证的价值。如叶至善谈他在干校的放牛生活：


　　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钟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42页）


　　现在是早晨五点开始用牛，七点半歇工，九点半又上工,十一点半休息。下午二点半又上工，到六点半歇工。这样一来养牛的工作跟着紧张起来，早晨三点就得开始喂牛。我自愿负责喂牛的工作。现在是两点三刻起床，三点喂牛，给牛吃铡好的草和泡好的豆饼。五点牛上工，可以再睡会儿，其实也睡不着了。早饭以后，清理牛场上的尿粪，切豆饼，挑水，泡好晚上喂的和第二天早上喂的豆饼，在槽里放好草，为第二天早晨做好准备……（105页）


　　这样艰苦单调的劳动，叶至善干了3年多。何况他此时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中老年人！即使如此，叶至善也不觉得艰苦。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说：


　　“能走上毛主席指示的五七大道，心里应该高兴愉快，不应该老想什么苦不苦”。（47页）


　　父亲叶圣陶先生在回信中也这样认为：


　　“惟有我国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立即传播毛主席致林副主席的信，此信为各行各业的人规定了一条五七道路，指出有这样一种大学校，不是与清华、北大同类的大学而是人人都得入学，人人都得一辈子入学的大学校，不管你这个干部多么高级，也得进去再受教育。这个制度之确立，不应写在一般教育史里，而应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里，因为这是超越了一般学校教育的范畴的”。（239页）


　　“应该有人出来写一篇《干校无所谓毕业论》。一般学校有毕业，干校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无止境，批判资产阶级无止境，改造世界观无止境，故而无所谓毕业。即使调离干校，恢复原职务，或者调任新职务可还得像在干校时候一样，认认真真走‘五七’道路，故而离校也不是毕业。”（222页）


　　作为一名老教育家，彼时彼刻的心境，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叶家父子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及干部一样，都是这样单纯地想，纯粹地做，大都走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迷信和盲从的弯路。


　　这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家书》。196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信中说：


　　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五七指示”曾广为推行。 “五七干校”就是那个特殊年代推行“五七指示”的产物。据《家书》中叶至善先生的记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系统的干校共136个”、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中央级的）就有“37个，约5万人”。加上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五七干校”，当时的干校总人数，可以以此而推算大致个数目。中国的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都在“五七干校”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9年——1972年，在至善先生下干校的3年多时间里，当时的国内国外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总统访华、中日邦交关系变化……；国内则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家书》中的父与子，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广，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上述大事要事，难免涉及。


　　如1969年6月16日圣陶先生的信中说：


　　昨天元善来，他说中央有个通知，共七条，大意是少做一些形式的事，包括“请示”“汇报”，开会时过多地读语录，报刊上过多地印毛主席像，以及各单位竞铸毛主席像章等项。昨天至美也在，我就问她，她说也听见传达了。但是上星期四我们还做过“请示”“汇报”。对于这些事，我一直想，总不会老这样下去的，总得有个机缘。到了现在，大概中央认为机缘到了。……我真是极其拥护。（9页）


　　既记载了当时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史实，又说明了该运动停止的时间、为什么停止。既平和又客观，反映了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文革”中那些“形左实右”东西的基本政治态度。


　　又如1969年11月18日圣陶先生写信告诉在干校的至善：


　　我们院子里的壕沟不合格，一般要三米光景深，而我们这里两米不到，再挖下去就要出水了。八条里有好些都在挖，调云每天去参加挖掘两小时有余。将来如有警报，我们的人就得往他家去躲。至于我们院里的沟，何时再把土填下去，把砖头铺上，恢复旧观，那就不得而知了。（44页）


　　12月20日圣陶先生又写信说：


　　我练习过两次躲警报了。一次是在本胡同里。预先关照时间，三点钟吹叫鞭为号，各自进防空壕……走下院子里不合格的防空壕，为时两分钟。又一次是前天，我正在林老家里。事前并未知晓，忽听警报响了，大概是手摇警报机，声音全部从有线广播网传出。于是赶往大楼的地下室。部中（教育部）留下的人员和家属都到那里。那地下室，我还是第一次进去，大概比较安全。要把上面的五层楼炸穿，才轮到地下室……或许核弹也不受影响。……事后总结，说全部人员到齐八分钟，慢了。有些房间没锁上，还有桌上摊着文件的，这些都是缺点。我想，全城用警报发声，让全城的人演习，大概还不至于。如果来一次，各国记者都要认为重要新闻了……。（54页）


　　那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生活就是如此，这些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记述。再如关于北京文化出版界之萧条，圣陶先生写信说：


　　今天去看杨东莼，他告诉我郭沫若新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成的稿子。（390页）


　　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他要化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他还说起今年五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文艺界够寂寞的了。（431页）


　　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久不出书了，一见出书，不管要看不要看，也是抢着买。（421页）


　　再告诉你书店卖书的事，是前天钟季华来说的。在尼克松来京期间，书店里陈列出《红楼》《水浒》之类的书。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


　　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508页）


　　此外，《家书》中关于出版界的人物悲欢的内容就更丰富了，此不一一。叶氏父子的干校通信，对历史的认识和记忆都有直接性、相对性和时代性，《家书》处处闪烁着史料的光芒。


　　与父辈们一样，叶至善先生的子女叶小沫和叶永和也上山下乡，姐姐小沫在黑龙江兵团，弟弟永和在延安插队。《家书》中也充满了父子对晚辈的关爱和绵绵无尽的思念。与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他们姐弟俩下乡以后也经历了从热情、彷徨、苦闷到失望的人生历程。叶至善先生在一封信里说：


　　小沫和永和初去的时候，的确有一股劲，后来却逐渐消沉了。要不是他们有病，我一定会教训他们一顿的，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他们开初以为，边疆、农村，都像报纸上报道的典型材料那样，处处欢欣鼓舞。而不知道就是那些典型也是经过许多人的劳动和斗争才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头就那么好。碰到了现实，就不免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意气就消沉了。（436页）


　　小沫因不适应东北的寒冷，病了好几次。要办病退回城，需要兵团师一级的证明。圣陶先生、至善先生在1972年的2月11、13、15、17、20、22、25及3月1、4、7、10、13、16、19、25……的家信中，几乎每封信都谈到小沫病退的事。圣陶先生在信中告诉至善：


　　“他们要我写一陈请的信给北京市，由他们签附意见送去。我也只好答应。”（419页）


　　“小沫的事，正不出我所料，得拖，得磨”（456页）。


　　“小沫的事，我也不去想它了。‘安办’总难免有官僚主义之讥。成不成，行不行，一言可决，何至于拖这么久不给人家一个了断呢？我在出版总署的时候说过，我们大家没进过衙门，没当过官僚，而现在已经颇为衙门化了，颇有点官僚主义了，可见这是最容易滑上去的道路，是人人‘不学而能’的。思之怅然”（472页）


　　关于小沫的事，后来老尹对满子说，留守处的意思，他们要我再写陈愿的信，他们拿了信再去碰。我也只好写。为什么以前写过一封再要写，弄不清楚。（420页）


　　至善先生在信中也无奈地告诉圣陶先生：


　　我一直不想让孩子的事，再叫爹爹操心。现在弄到不得不要爹爹操心，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请爹爹不要着急，更不要动肝火。只能这样想，能做的，我们就做，成不成，只好等着瞧。总希望能成吧。……（422页）


　　正如他们姐弟俩在卷首所述：


　　“爷爷爸爸对我们的思念和关心，鼓励和指导，也都留在了一封封信中——现在再看看这些信，平添了好多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不曾有的感受，复杂的心情一言难尽。”（见卷首《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出版这本《家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又是由后人来评价的。《家书》中的父子俩，以独特的眼光和善良的心态，毫无雕琢，秉笔直书了“特殊年代”里北京政治、社会和文化及他们周围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家书》既可以让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段历史，也可以作为这一段国史的旁证。


　　我从事编辑工作已32年，担任了诸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唐太宗传》、《岳飞传》、《张爱萍传》、《许世友外传》等重要图书的责任编辑，策划了《东方文化》近20个书系，衣带渐宽，历经出版的兴盛与辉煌，也曾经看过许多激动人心的画卷，但《家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也曾经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练了6年的“知青”，我除了心灵深处的共鸣之外，更是感佩叶氏父子的人格魅力，为我们留住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史料。


http://book.sohu.com/20080324/n2558767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