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业：沉重的回忆（人大附中文革前后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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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下放人民大学农场劳动锻炼

因为我是在人事处挂起来的多余人，派不上用场，1961年4月，人事处通知我到人民大学农场下放劳动锻炼。于是，我拖着行李到农场去报到。

人民大学农场在丰台区看丹乡，有几十亩地，是北京市批给人民大学作为劳动锻炼用地。下放到这里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反右”时被划为右派的，一类是历史有问题的，第三类是一般下放干部。一般下放干部，又分三类，一类是在历次运动（如肃反、反右）有问题的，二类是由于各种原因受过组织处分的，三类是轮流下放的普通干部。显然，我属于第二类。

农场场长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戈平。除场部外，下设两个生产队，我被分到生产二队，全队有10多个人，记得有计统系王传伦教授，法律系吴山教授，附中数学教研组组长阎士文老师，还有一些是反右被划为右派的和历史有问题的人，队长是计统系办公室主任王紀霆。

我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家，农活对我并不陌生。育苗、插秧、浇水、除草，我比别人都更能干。

农场环境比较宽松，没有那么多人眼睛盯着你，也没有人打小报告。

当年7月1日，。王紀霆下放期满被调回学校，场部让我担任队长。王紀霆回校前曾向我交待说：“计统系右派陆戈，是陆定一的侄子，18岁被评为讲师，人有点骄傲，你要注意。王命先是王稼祥的儿子，是历史反革命，要注意他的动向。还有小胡是学生右派……”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当时只有30几岁的儿子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

我历来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什么右派，什么历史反革命，与我不相干，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完成劳动任务，我就尽到责任了。

我们宿舍共住8个人，自从我当队长之后，宿舍也有了变化，白天干活，晚上各行其是，陆戈在读《古文观止》，小胡在拉胡琴……

18岁被评为讲师的陆戈，像王紀霆所说，人确实很聪明，各种报表交给他，他一会儿就给你做出来，文不加点。

而那个“历史反革命”王命先，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很少和别人沟通。他对人很戒备，最初是凡有事要问我，总是毕恭毕敬哈着腰“王队长”长，“王队长”短的，表现出一种谦卑。但是，他看到我对他并不怀有敌意，因而对我也不像对别人那样戒备，终于称我“老王”了，并且向我坦露了他的经历：

王命先长我10岁，他是1925年生人，是王稼祥原配夫人查瑞香所出。查瑞香在月子里因病去世，所以王命先对母亲没有一点记忆。而王稼祥在儿子还没出世时，就离开了家乡参加革命。王命先在亲友的照顾下，在家乡生活了24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即将赴苏联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 ，才把他接到身边，父子才得以相见。那是在1949年3月，王稼祥在紧张繁忙的赴苏准备工作之余，十分挂念家乡，想念自己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便通过各种关系寻找自己的儿子王命先，并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到北平来。于是，王命先带着妻子（当时他已经结婚，并生有一子）和儿子辗转来到北平， 素未谋面的父子终于见面了，自是一番详谈。没过两天，王稼祥把中南海的住处整理好，便接儿子一家在此住下，并安排王命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王命先在华北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做联络工作，一年后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的“造反派”，舖天盖地地贴了王命先许多大字报，揭发他的“罪行”，他不堪重辱，跳河自尽了。他是人民大学第一批被迫害致死的教师。

那个学生右派小胡，饭量大，发给他的一个月的饭票，他半个月就吃完。吃完饭票之后，他就坐在床上，披着袄，不说话，也不去劳动。大家只得给他湊饭票。那时谁的饭票都不够吃，湊饭票就越来越困难，于是，我让他的同学（也是“右派”）替他管理饭票，每天发给他一斤。

小胡吃不饱，就想出一个办法，每天晚上，别人睡下，他就去地里捉刺猬。他捉刺猬很有办法，脱光脚，轻轻走过去，不出声响，等到刺猬发现，已经被他用鞋子扣住了。

回来后，他就扒掉刺猬皮，用砖头支上脸盆，再找些柴，炖刺猬肉。那刺猬肉比鸡肉嫩，更比鸡肉香。

农场公休，我就回天津，这时淑蕙怀孕已经3个月，我们在天津东局子营房（淑蕙在66军子弟小学教书）有了自己的住室。

大约是在当年秋天，人事处通知让我回学校谈工作调动，人事科长毕风问我：“既然不能调到天津，是否可以调到天津附近。”我问他调到哪儿，他说：“到霸县怎么样？”我说：“霸县到天津，并不比北京到天津方便，我不去。”他又指着地图说：“去清武行吗？（堂堂人事科长，竟然把地名倒着念，把武清说成清武）”我说：“清武更不去。”

我们谈的不欢而散。

我当天回到农场，那时中央公布了12条，强调劳逸结合，农场冬天也没有多少农活，我既可以在农场读点书，也可回天津休息。

1961年12月31日18点15分，我们的女儿呱呱坠地，她的第一声哭，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欢乐。

她是在困难的、饥饿的1961年最后的一天、最后的几个小时降生的。她带给我们的礼物是：当年全年的布票，一个月的粮票、副食票。在那饥饿难捱的岁月，这可是大事。

接着是为女儿取名，她生在除夕，我们想叫他“王夕”，但“夕”字含有夕阳、落日、黄昏的意思，虽与她生辰相合，但不吉利。叫“王希”，又觉得“希”是俗字，重名定多。于是我们定下，就谐音给她取名叫“王曦”。

月子里，淑蕙就住在娘家，有她母亲照顾。满月后，我们搬到东局子营房。因为56天产假之后，淑蕙就要上班。

一个月之后，孩子会笑了，睡梦中她竟然笑出声来，不知道她梦见什么高兴的事。我们在她的床头挂一个红布条，她目不转睛地在看，她就是从这个红布条开始看世界万物的。

就这样，白天我看孩子，洗衣服，洗尿布，晚上淑蕙带孩子。好在那时有食堂，孩子有奶吃，省去做饭买奶粉等等的琐事。

但是，我也得时不常去农场应个铆，在我去农场期间，淑蕙就把孩子放在床上，好在孩子不会动。待她会动时，淑蕙就用一个两边装满沙子的布袋子把她围起来压住，免得爬到床下。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自从有了女儿，我时常想起我已故的母亲，想起我在病榻上的父亲，他们一辈子受了那么多苦，把我们养育成人，该是多么不容易。父母之恩，我无以报答。

1996年在迁葬父母的坟茔时，墓碑碑语我写了这样的话：“养生送终失您意，含辛茹苦顺我心。”

春节前夕，父亲所住的医院发来加急电报：“父病危，速来”

接到电报，我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我想，两年来，父亲一个人住在邯郸矿山医院，我没能在他身旁照顾他，伺候他，没能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一种疚歉之情敲击着我的心。

当我赶到邯郸矿山医院时，父亲已经出现严重心力衰竭，卧床不起，靠镇静剂维持强烈的心悸。

人都说，亲情可以疗疾，亲情可以治病。没想到，自我到邯郸之后，父亲的病一天一天好起来，自己竟能下床活动了。

春节就要到了，我想和父亲一起过年，但老人家一定执意让我回天津。因为他知道王曦初生，淑蕙一个人照顾孩子有困难，我没违父命，回到天津。

近几年，医院曾多次为父亲报病危，但他总是以坚强的毅力度过一次又一次险境。当年他在战争年代里，也是以这样的毅力，躲过敌人的抓捕。

没想到他的老境竟这样頽唐……



（37）人大附中岁月的开始

1962年3月，人事处通知我到干部科找科长毕风。

进到毕风办公室，我没打招呼，也没说话，坐在椅子上，瞅着他。他大概意识到我们上次谈话的僵持，主动说：“上次调你到霸县、清武（他又把武清说成“清武”）你都表示不愿意去，附中现在缺语文教师，你去不去？”我说，可以考虑。

这两年，我和人事干部打交道多，觉得人事干部都是很有耐心的，当你硬时，他就软下来，当你软时，他就硬起来。

我决定去附中还有个原因，就是想做点实事。毕业两年多，一年在农场劳动，一年给上课的老师改改作文，做点辅导。那时正处在由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大饥饿中，中央公布了12 条，强调劳逸结合，我几次去学生宿舍辅导，都发现他们不是睡觉就是打扑克，根本没有人在学习。人大和师大不一样，是培养当官后备队的殿堂，而不是学堂。

附中虽然隶属于人民大学领导，但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单位。离开人民大学这座马列神学院，我毫不觉得可惜。

当时附中教师缺额，从人大各系抽调一批教师支援附中，调到附中的除我之外，还有党史系的柳成昌，哲学系的司有仑，俄语系的方志强，理科系的华之斐、冯亚保、戚志廉等人。

于是，我到人大附中报到。接待我的是教导处的冯志荣老师，安排我住宿的是总务处的魏永吉师傅。

当时人大附中在校生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深造的，像我国第一次登上珠峰的登山英雄屈银华这样的工农干部，称做“工农班”，另一部分是普通初高中学生，称做“普通班”。还有一个班叫“师预班”，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预科班，在我来人大附中时，这个班已经结束。

来人大附中之后，我首先观察了办公楼里的“领导层”：这里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长室，在办公楼的一层，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右边一间是校长邸文彧，左边一间是副校长董桂芬（董放），中间的屋子是校长秘书宋丹办公的地方。

其次，是教导主任办公室，是教导主任石维新和此后调来的贺平办公的地方。

下面设两个处：教导处、总务处；两室：校医室、财务室。在办公楼办公的，包括领导层在内，只有十多个人，而当时学生有1000多人。

那时的人大附中，是小国寡民的管理方式，不像现在的人大附中，副校长就有近20人，校长助理就有几十位。

人大附中的前身是工农速成中学。劳动模范郝建秀、杭佩兰、陆阿狗，女扮男装的战斗英雄郭俊卿，作家高玉宝，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在人大附中报到之后，教研组安排我担任高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我是在学期中间接课的，原来教课的杨老师，因照顾家庭关系调离附中。她是老教师，课教的好，而我是一个没上过讲台的新教师，接她的课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语文教研组组长是张帆先生，他解放前曾干过报馆工作，旧学底子厚，对年轻教师要求严格，是凡新来的教师上课，都要试讲。试讲通过，才能上讲台，试讲通不过，就要继续进修。有的教师来人大附中一年多，也没获准上课。

我试讲的课题是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大致意思是：

“我”在被分配工作时，结识了一个老实，害羞的通讯员，通过我们的谈话得知他是“我”的老乡。 在为部队向老百姓借被子时，他开始找一个新媳妇借，却没有借到，“我”得知后来帮他，最终借到了那床新媳妇的嫁妆－－红底上缀有百合花的新被子，他还把衣服挂破了。后来，他回去了，给我留下两个干馒头。“我”则找了几个妇女帮忙给伤员擦洗，其中就有那个新媳妇。开始，送来一个通讯员，“我”还紧张了一下，发现不是他后才放心。后来，又送来一个通讯员，看见那个挂破的衣服，“我”才知道是送我的那个小通讯员，很担心，后来从小通讯员的战友口中得知，他是为了保护医护队才受伤的，待医生来后，他已经牺牲了，而那个新媳妇却在专心致志地为他缝衣服上挂破的洞，最后，新媳妇把自己的作为嫁妆的被子盖在他身上。以表对他的敬重。

小说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是一篇有争议的小说。当时正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都是批判的重点。海默的《打狗》、和我一起编辑《蓓蕾》月刊的萧平的短篇小说《三月雪》等，都在被批判之列。《百合花》也有人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作品，也在争论中。但是茅盾先生肯定了它。

我不能把这些学术界的争论带给学生，我只对小说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进行了分析。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我有意回避了。

听我试讲的都是高中语文教师，印象里记得除张帆之外，还有张广酉、朱明瑞、杨爱瑜、蒋广恕、杨俊、鲁善夫等，他们都有多年教学经验。面对他们试讲，我是有点紧张，但是，我的试讲终于被通过，并且他们对我的试讲，还觉得很满意。

就这样，我在人大附中开始了30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

语文组的矛盾很多，主要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和被整的人之间的势不两立的矛盾，每到星期六政治学习时，有的人就找个由头吵个不可开交。教研组长张帆，是个好好先生，他不是党员（后入党，预备期满又被除名），压不住阵脚。每次政治学习，都是不欢而散。

我新来乍到，每天只是忙着备课、改作文，从不介入任何矛盾。闲时也跟团支部的王秀华、刘书艺、宋丹几个年轻同志摆摆龙门阵。

我同宿舍的是一位比我大十几岁的语文老师，他叫郭林工，我们相处得很好。郭老师社会经历比较复杂，能说会道，处事圆滑，课讲得生动，但是多有哗众取宠、插诨打科的话，弄的一些同学很反感。

那时他是中教三级，按当时人民大学规定，中教四级以上，配备沙发椅、布面床，每个月有半斤豆，半斤糖，称“糖豆干部”。我们新来的老师，只能坐硬板儿椅，睡硬板床，既无豆，又无糖。

附中的人际关系不像人大那么复杂，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校长邸文彧，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宽容大度，平时不太管学校的事情。具体管事的是教导主任石维新、贺平等几位。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小虎子的陈帆，有著名作家胡可和戈扬的儿子胡小胡，有后来成为我女儿老师的杨凤墀、冯筑生等。大约是我年龄和他们接近，他们和我的关系都很好。

这半年，我忙于教学，几个月都没能去看看我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我觉得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暑假前，淑蕙来信说，组织上准备调她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同意。于是她办理了调动手续。

趁着暑假，我们就忙着搬家，好在那时我们东西不多，天津部队派一辆马车，就把我们连人带东西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七月天，骄阳似火，干热干热，屋子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女儿长了一身痱子，伸着小手去挠，那稚嫩的小手像挠在我们的心上。

自从春节前父亲报病危之后，一直住在医院，我们决定趁暑假去看他。也顺便就近去看看淑蕙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姐姐。

父亲住的是邯郸磁山铁矿矿山医院，见到我们，他自然很高兴，尤其见到刚满半岁的小孙女，更是高兴万分。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患有肺结核，他怕传染我们，多年来都是分开餐具、分桌吃饭，不许我们动他的碗筷。他喜欢小孙女，但不允许小孙女接近他，只是远远地望着她笑。

和父亲住了一周，我们动身去郑州淑蕙的姐姐家。淑蕙的姐姐周淑英和姐夫于希忠，是1958年从北京下放到郑州铝业公司工作的。两个人都做财务工作，工资也比我们高，生活过得比较充裕。

在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尴尬事。在我们临来之前，姐姐写信说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一件塑料雨衣，那时塑料产品刚问世不久，价格昂贵，一件雨衣竟花去我们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当我们把雨衣带到郑州时，姐姐说雨衣已经托人从上海买到，让我们把雨衣拿回去自己穿，这样我们就拿不到买雨衣的13 元钱，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回北京买火车票的钱。

俗话说，“一个铜板难倒英雄汉”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让淑蕙腆着脸向姐姐借10元钱，才狼狈地回到北京。

此后我们按姐姐的要求，从北京买一些价值相等的东西寄给她，算是还上这10元的欠债。

那时我的工资56元，淑蕙工资54元，三口之家，在那个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我们在北京算不上最穷的人。



（38）当爹当娘一肩挑

淑蕙带着刚满半岁的孩子，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子弟小学上班。这个小学，设在南口装甲兵部队的一个营房里，学生都是装甲兵部队子弟，平时吃住在学校，每两周回家一次。老师既要管教学又要管生活。

和学生一样，淑蕙每两周带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家一次。那时从南口到北京，没有像现在那样方便的公交车，要坐火车到西直门车站（现在的北京北站），再转乘32路（现在的332 路）汽车到人大附中，到家常常是在夜里10点之后，第二天中午又要赶火车回南口学校上班。

教师工作是十分辛苦的，淑蕙比别人更辛苦的是，她既要管学生，又要管自己的女儿。白天上课，晚上带孩子，由于过度劳累，不久她腰疼不止，到医院尿检，红血球满视野，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她住进了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就这样，把刚满周岁的女儿丢给我，我只得又当爹爹又当娘。

1953年的春天，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过去，物资供应奇缺，孩子断奶，饿的哇哇哭，只得打些糊糊给她吃。我去上课，孩子没人看，就送到楼下姚学元老师家，请他母亲姚奶奶帮忙看。三天后，奇迹出现了，女儿竟然会走路了，姚奶奶领着她竟能围着操场400米跑道走一圈儿。

淑蕙病情较重，床头加了蓝布条，是特护，吃低盐伙食，大夫不让下床活动，每礼拜我都领着女儿去医院看她。

我既要上课，又要带女儿，实在顾不过来。于是经人介绍，把女儿托给在复兴门住的一家人家，对这家人家我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一次三弟去看侄女，看见这家人在吃白面烙饼，而女儿在桌子上啃窝头。三弟一气之下，当时就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也不再向这家人索要孩子入托时交给他们的粮票、油票和托儿费。

女儿在呀呀学语，似乎懂了些人事。只要抱她出屋，她就挣着说：“不（去），不（去）……”那意思好像是说，不再去这家吃窝头。

经几个月的治疗，淑蕙的病终于痊愈出院。医院开了一个月的假条，女儿有了妈妈照顾，欢快多了，她每天偎依在妈妈的怀里，一刻不离开，好像生怕妈妈再走掉。

我们决定把她送到幼儿园。当时人民大学幼儿园要满3岁的孩子才收，而女儿刚刚一岁半，我们只好把她送到西安门一个街道办的托儿所。这半年淑蕙住院，女儿连裤子都没有，淑蕙就用我们的旧衣服裁剪给女儿做了一条裤子。当一周后的礼拜六我去西安门托儿所接她，那裤子，破得像渔网一样，千疮百孔。

当我把女儿抱上公交车，车上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瞅着她，在他们眼里，那分明是一个没人管的流浪儿……

自从把女儿送到西安门托儿所，我们轻松多了。但好景不常，托儿所闹肝炎，好多家长把孩子接走，我们也怕女儿被感染，把她接出托儿所。

马上就要开学，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经过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天津姥姥家去。

暑假前，学校宣布下学期的教学分工，我被分配教初中64级两个班的语文。人大附中语文组老教师多，论资排辈思想严重，如果哪位教高中的老师突然让他去教初中，会认为是降格使用，那会闹得沸沸扬扬，而哪位教初中的老师被调去教高中，那会感到无尚光荣。

我是新来的年轻教师，教初中高中无所谓。

我教的是64级三班和四班。三班班主任林克光，是同我一起从人大历史系调入附中的，他没有做班主任的经验，管的班乱哄哄的，自习课竟有学生坐在窗台上念书。

四班班主任刘荫基是一位做班主任多年的老教师，他工作勤奋，爱岗敬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课堂上，学生坐姿端正，听课别无旁骛。课后，他就来征求上课老师的意见，问在课堂上有哪些人违反课堂纪律，不认真听课。如果有任课老师提出哪个同学的不良表现，他马上会找这个同学谈话，那被找的同学，走路腿会打哆嗦。

为此，“文革”中，刘老师吃了不少苦头。

多年以后，已经做了人民大学校医院院长的李建华，她谈起当年刘老师对他们的教育，一种敬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从刘荫基老师那里学到不少管理学生的、做班主任的经验。

在我教的学生中，有今天成为著名画家的吴尔鹿，还有著名作家陈建功。

陈建功个子矮，同学给他取的绰号叫“小辣椒”，他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平时不多说话，为人低调。他的作文写得好，我曾把他的作文收到人大附中学生作文集里。离开人大附中后，他到京西煤矿当了采煤工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煤黑子”），他在做矿工时，勤奋写作，积累生活，写出许多篇优秀作品，他的短篇小说《丹凤眼》等，曾在全国多次获奖。近年他改作行政工作，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品逐渐少了。

30多年，我在人大附中教过很多学生。有些学生在校学习时对老师毕恭毕敬，虚心求教，甚至不惜程门立雪。一旦离开学校，考取名牌大学，即便是第二天和老师走个对面，也不再打招呼。

陈建功却不是这样，即便他担任要职之后，也从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一次我请他来给人大附中文学社的同学讲课，他痛快地答应了。还一次，我的老同学洪镇涛准备出版一套中学生阅读的书，请他担任顾问，他也痛快地答应了。

前几年，在一个全国诗歌教学座谈会上，一位“评论家”说贺敬之的诗，政治口号多，缺乏诗味。而陈建功讲话开头却说：“我走上文学道路，首先要感谢初中教我语文的王传业老师，是他当年让我读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一些诗，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显然陈建功和这位“评论家”唱了反调。

陈建功为人厚道，他不溢人美，更不道人非。

此后，一次我和贺敬之谈到这位“评论家”和陈建功的讲话，贺敬之说：“从他（指“评论家”）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奇怪。”

一个教师讲课的效果，除了自身知识底子、教学技巧之外，学生的配合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教的64级两个班的学生，他们都很配合我，哪怕一点小事做得都很得体。比如有的班值日生，临到老师快进教室才擦黑板，粉笔灰在讲台上飞腾。四班卫生委员刘小滨知道我怕粉笔灰，每次上课之前，她都用湿搌布把黑板擦得一干而净。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他除了把教材上的主要内容教给学生之外，还要用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去熏陶学生。在我讲司马迁《荆轲刺秦王》时，我介绍了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和司马迁写的几位刺客，还简单介绍了《秦始皇本纪》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对《史记》的主要内容有个了解。

《荆轲刺秦王》故事十分生动，在讲完这课书之后，学生心悬荆轲朋友高渐离的处境，于是，我又向学生介绍了高渐离被秦王击杀的后续故事。

多年之后，学生对当年语文课已经淡忘，说到荆轲的形象，他们还记忆犹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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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接了个烂摊子

1963年的暑假，学校让我担任初中65级四班的班主任，同时教三、四两个班的语文。我从来没做过班主任，而且接的是一个乱班。四班班主任是吴俶春，吴俶春是我师大校友，高我一个年级，比我早一年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直属汉语教研室，后来和我差不多同时调到附中。

四班学生很乱，吴俶春根本镇不住他们。他上课板书时，竟有学生将教案传给后边的学生，待他转身看到讲台上教案没了，问：“谁把我的教案拿走了？”没有人吭声。这时，一向调皮的马有庆跑上讲台，拿起教鞭，晃动着喊：“谁拿老师教案了，赶快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老师就生气了。”弄得课也上不成。

一次，他把班上一个叫刘海燕的同学找到宿舍谈话，他的宿舍只有一把椅子，为了让刘海燕也坐下，他去隔壁刘荫基老师屋子里借椅子，他刚出门，刘海燕就把门倒插上，待他借椅子回来，不管怎么敲门，刘海燕就是不开门。

像这样的恶作剧，在四班不是一宗。

接这样的班，对我该是十分困难。感谢刘荫基老师，是他把做班主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他告诉我，要搞好班集体，首先要培养干部，让干部把同学管起来。其次是抓调皮捣蛋的学生，就是抓两头，带中间。然后他又逐个分析每个调皮捣蛋学生的特点（他教这个班的地理），介绍他们的家庭、特点以及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还帮我重新安排座位表，告诉我xxx和xxx不能坐在一起，xxx要坐在前边，在老师视线之下，xxx近视，xxx个子小，要坐在前边……他虽然只教这个班地理，对班上学生情况却了如指掌。

然后刘老师又在班上说：“过去吴老师做班主任，对你们宽容，大度，你们欺负他。新来的班主任王老师，他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你们如果再像从前那样，他可饶不了你们。尤其谭幼军你们几个调皮鬼，更要小心点。”他连哄带吓地说了一番，果然起了作用。

我第一次进教室，鸦雀无声，静得似乎能听到每个人呼吸的声音。我说：“学校任命我担任咱们班的班主任，我有信心把班上工作做好。你们都清楚，过去我们班有点乱，从现在起，我们要重打锣鼓新开张，现在我宣布……”

接着，我宣布了新任命的班干部名单，重新排定座位。

刘老师告诉我的“抓两头，带中间”果然起了作用，每天晚自习时，班干部轮流值班，坐在讲台上，一方面解答同学学习上他们能解答得了的问题，另一方面，照顾自习纪律，并作记录，每天把记录本送给我看，那些过去经常闹自习的同学，就怕记录本上记他们的名字，每天班干部送记录本，他们都伸着脖子来看，看记录本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过去乱哄哄的像赶集一样的晚自习，变得安静了。

过去吴老师为了整顿晚自习纪律，曾想过许多办法，下过很多功夫。比如他把帽子放在讲台上，表示老师还没走，有时他又把自行车故意放在楼道里，表示老师还在学校。但是，这些办法，只能管一时，久而久之，就被学生看穿。

吴老师的做法，使我想起农村农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是农田间用来驱赶鸟雀、防止其偷食粮食的偶人，因以稻草为之，故名“稻草人”。稻草人的寓意也指代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一种默默无闻，而又无私奉献，平平凡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是值得尊敬，值得敬仰的人。

对于调皮捣蛋的几个学生，我定期给他们开会，先表扬他们在学习上的进步，然后再让他们自己找不足。这样，几个捣蛋鬼也开始有了进步。

班长杨玉萍、副班长马淑文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即便我两天不到班上去，班里也秩序井然，这样我的班主任工作也变得轻松了。

一次体育课，李桂英同学从双扛上坠下，小臂骨折，同学马上用自行车驮着她，送到北医三院住院。孙桂英父母都是工人，生活比较困难，同学就凑钱给她交了住院费，并且轮流看护她。

通过这样的活动，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增强了班集体的凝聚力。

多年之后，四班同学聚会，李桂英同学谈到当年情景，还对班上同学充满感激之情。

班上唯一敢跟我顶嘴的是一个叫谭幼军的同学。一次，我批评他星期日回校上晚自习迟到，他不承认，说我偏听偏信，那记录本是马淑文瞎记的。

谭幼军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将级军官，母亲是海淀区委组织部长，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我做他的工作，跟他讲，你的爸爸妈妈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这是他们的光荣，你不能跟着沾光，你要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我又问他：“你爸爸是带兵打仗的，如果一个战士在战争中违反了纪律，他会怎么办？”

他说：“关禁闭”

我又问：“再严重呢？”

他说：“枪毙”。

我说：“对了，一个军队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打胜仗，一个班集体，如果没有纪律，就不能搞好学习。”

经过我不断的说服教育，谭幼军有了变化，他变得守纪律了，不久他被空军征召去做飞行员。

在他还没正式飞上天时，“文革”风暴来到，他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他从部队下来，街道办事处分配他去卖酱油。

他父亲落实政策后，他重新入伍，去学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了解放军309医院胸外科主任，远离了他卖酱油的生活。

四十年后我们又重逢，他已经退休。2006年我心梗住在西苑医院，他去看我，坚决反对我在西苑医院做手术，他说：“中医就是把脉开药方，不能玩刀。”这时，西苑医院已经请一位院士两次给我会诊，决定给我做6个支架，谭幼军和我的儿子王刚坚决反对，他们果断地把我转到北医三院。

北医三院心外科主任杨碧波，是谭幼军在309医院的老同事，后来在美国进修从医多年。由他执刀为我做搭桥手术。手术从下午3点开始，到5点50分，他从手术室给王刚和谭幼军发出信息：“手术成功，搭了4根桥。”

是谭幼军帮助我夺回生命，但此后不久他却患脑栓塞病倒在床。

今年春节前我去看他，他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不论你说什么，问什么，他只会含混地说“谢谢”。他家的将官楼正在翻修重盖，他住在临时安置房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冯洁上班，有一位家政服务员照顾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松，眼睛看着我，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他病倒之前，每次见到我几乎都要说：“王老师，你语文从来没给过我5分，所以我去学医而没有学文。”

现在，他已经不会再讲话了……

我含着泪和他告别，他在服务员搀扶下，蹒跚地走到门口目送我离开…...

（40）去塑校学习半工半读

1958年，刘少奇提出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农）半读学校同时存在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教育制度“。

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给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专门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半工半读”的主张。1958年5月，刘少奇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中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

刘少奇指出，对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以后多办，将来使其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为了办好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应该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工业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培养新的教员和校长。

在刘少奇建议下，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半工（农）半读实验。

北京市教育局准备对各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培训，然后在有条件的学校进行实验。人大附中派数学组阎士文、政治组柳成昌、化学组郭长陆和我去学习半工半读。

郭长陆被分配到印刷学校，阎士文、柳成昌和我被分配到塑料工业学校（简称“塑校”），这些学校都是第一批试行半工半读的学校。

在我离开人大附中前，领导告诉我们，学好半工半读的经验，回校后条件成熟时，在人大附中也进行半工半读实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背上行装，来到塑校。

塑校创办于1964年，是厂办校，有学生100多人，没有校舍，暂借里仁街小学部分校舍。校长沙辛是从塑料总厂调来的行政干部，教务主任蕫俊岚是从塑料研究所调来的技术干部，教师都是从高校毕业生分配来的。

接待我们的教务主任蕫俊岚，他人平和干脆，有工人的朴实没有知识分子的花架子。他安排我们住下，分配我教四四制两个班的语文。

所谓四四制，就是四个小时学习，四个小时劳动。我与学生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工人家庭出身，他们都比较朴实，但学习成绩不好。在中考招生时，他们因为没能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被分配到塑校，所以在学习上他们有自卑心理，按他们的说法，塑校是“贤（闲）人教圣（剩）人”。

我初到塑校，工作自然卖劲，再加上年轻气盛，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学生听的津津有味。这可能传到校长沙辛耳朵里，她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正式调到塑校工作，并说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入党问题（那时人大附中准备发展我入党）。

从谈话中，我发现她很爱“才”－－虽然我不是什么“才”。

我在塑校，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血腥的“文革”。对沙辛校长人品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那场“文革”中。我曾参加一次对她的批判会，那场面，确实惊心动魄，一些人骂她、打她，一绺绺往下薅她的头发，任凭你怎么打，她都没说一句违心的话。她多次被斗、被打，她不堪忍受这种侮辱，服用大量安眠药，准备了此一生，但她又被救活了……

那时，她已经被打的遍体鳞伤，而那些“革命小将”，还让她扫楼道、扫厕所，他腿已经不会走路，上楼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2006年，她已80岁高龄，还不忘记当年筚路蓝缕创办塑校的经历，用她多年的积蓄，自费出版了《中等职业学校的风范》一书，那书是她心血的结晶。高春荣、柳成昌和我都参加了书的首发仪式。对“文革”中她的不幸遭遇，她从没提一句责备的话。

但此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了，她死而无憾。

永远的沙辛！

同时被批斗的还有教务主任董俊岚。董俊岚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是作为当权派被批斗的，他性格耿直，既不服气又不认罪，为此他没有少挨打。红卫兵们把写大字报的墨水浇在他身上，从头顶一直到脚跟，整个成了一个“黑人”。红卫兵们在他的被褥上浇上水，让他睡在水泥地上。

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血统论十分盛行的年代，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能接受职业教育，很难与高等教育有缘。所以塑校的学生，对劳动技术的关注，比对文化课更为重视。他们和老师的关系，也不单是知识的需求，还需要思想的沟通和生活的关怀。

记忆中我的语文课代表赵玉美，每次来交作业，总是把作业本码放的十分整齐，把作业本需要我批阅的部分掀开，这样就节省了我许多时间。

塑校语文组只有两位教师，女教师杨正芳是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知识底子比较厚。归国华侨庄钦仲是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毕业，他在国外生活多年，汉语基础差，有许多字不会写。一次在办公室大家都在静静备课，他突然喊：“切割的‘割’怎么写？”作为语文老师不会写常用的“割”字，在别人可能视作难堪，可是庄钦仲，却满不在乎，他的坦诚让人觉得可爱。

四四制两个班的班主任是高春荣和周光毅。他们两位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高春荣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她还带着大学生的气质，深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里总是带着微笑。她教高分子，课教的好，既联系实际，又风趣横生，学生戏称她“高分子”老师。周光毅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从不越雷池一步。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这是一次久旱之后的大震，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周恩来总理三赴震区，百姓的苦难使他落泪，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地震的第二天，我接到邯郸矿山医院发来的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我星夜赶到邯郸，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喘息不止。他说，他已经烧了我们之间来往的所有信件，等待终息。

父亲一生的经历告诉他，留下书信，将来可能给我留下祸根。

我终日守在父亲病床旁，尽我最后的孝心。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父亲竟然脸上泛着红光，精神也好起来。他怕我耽误工作太多，让我赶紧回北京。过去父亲曾多次报病危，但每次他都以坚强的意志度过难关，我想这次他还能闯过去。

我那里知道，这是父亲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我回北京下火车的当天下午，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

不孝的子孙。1957年母亲病危，我从北京赶回老家，母亲在弥留之际，一再说，等儿子回来她才能咽最后一口气。但是，在我到家之前两个小时，她撒手人寰而去，给我留下终生遗憾。这次父亲去世，我又没能让他最后看我一眼。我在想，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话要跟我说，还有很多要说的话没有说完……一种对父母的愧疚之情，揪着我的心。

这是至今我还珍藏着的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那信上的字体隽秀，行距齐整，如果你不知道，绝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读过两年半书的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写的信。写信的时间应该是1968年8月17日，那时父亲住在邯郸市矿山局医院。同班同学张文峰回老家安阳度暑假，我买了一些小食品，托文峰带给父亲。

在信中，他除了过问淑蕙的病情（淑蕙因为阑尾炎手术住院）之外，更多的是谈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铭记在心：他在等待终息之前，把所有的来往的信件都烧了。我深深了解父亲，他是惮于文字之祸，不留害于朋友和后人，这也是他多年工作得到的教训。

父亲一生劳累坎坷，现在他终于休息了，永远的休息。他在世时曾说，将来身体好了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没能带他去，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与淑蕙连夜赶到邯郸，办理父亲丧事。他的装古衣我已经事先买好，在他送进太平间之前，护士已经帮他穿好，只是还没袜子，情急之下，我们把一双蓝色新尼龙袜给他穿在脚上。没想到，就是凭着这双蓝尼龙袜，使我们在多年之后找到父亲的尸骨。

父亲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干部，我们在邯郸市烈士陵园安葬了他。当时没有机会刻石碑，只在墓前立了一块木牌子，写了父亲的名字。

想到父亲一生戎马倥偬，奔波劳累，我心如刀割，再不能自己，匆匆中写了如下几句：

长城窟下曾饮马，渤海边上斩凶顽。

一心为国遭横祸，马革裹尸何须还。

久历沙场竟未死，苟延残喘度余生。

泪洒灵前哭岐路，清酒一杯祭忠魂。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们把父亲尸骨葬在异地他乡，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多年之后，为父亲迁坟时，木牌已经荡然不存，三弟就是凭着这双蓝色尼龙袜找到父亲的尸骨。

1996年，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尸骨，迁坟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土地上。

【附录】王曦在爷爷安葬仪式上的悼词：《悼念敬爱的爷爷》

今天是敬爱的爷爷诞辰93周年，也是爷爷逝世的31周年祭日。在此清明节之际，在我们的家乡举行爷爷的迁葬仪式，一来了却我们全家人多年来的心愿；同时也借此机会，寄托我们对敬爱的爷爷的哀思。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外贸局任局长、汤家河镇李镇长、钟庄村邵村长和其他来宾、朋友亲自参加迁葬仪式，并在迁葬中给予多方面的支持，我代表王氏家族对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记得从我刚刚记事时起，就从父亲那里知道我有一个革命的家庭，有一个为革命奋斗一生的爷爷。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自豪。

爷爷于1966年4月病故，终年61岁。在他病故后，我们把他安葬在邯郸市革命烈士陵园。临终前，他嘱咐爸爸，将来有机会把他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家乡土地上。31年后的今天，我们实现了爷爷的遗愿：青山曾经埋忠骨，今日马革裹尸还。

爷爷原名王廷举，参加革命后化名胡晓川，1904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王家伙房村。爷爷幼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蒙师单子鳌先生，单先生也是革命先烈李大钊的蒙师，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爷爷跟着他读了两年半私塾，受到许多有益的教诲，这对后来爷爷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

1918年，14岁的爷爷被生活所迫，只身闯关东，在长春太古洋行做了店员，受尽苦难和凌辱；后来爷爷又卖过文具，当过学徒，生活没有着落，几乎无栖身之地，终于因为不堪忍受资本家剥削之苦，于1928年回到乐亭老家务农，仍过着清贫生活。这种艰苦生活磨练了爷爷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1942年，在艰难煎熬中探索的爷爷，终于找到了光明，投身到革命队伍，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受党组织的委派爷爷去长春、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先后深入到日本鬼子的兵营，为党组织摸清了长春、哈尔滨敌伪的装备、部署以及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于1945年胜利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回到乐亭县。

从1945年到1949年，爷爷先后担任过乐亭城厢区派出所所长、公安局侦察科科长、审讯科科长、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果断、勇敢，使敌人抓捕他的计划和行动落空。

伴随着建国的礼炮，爷爷又投身到经济建设中，但是长期的战争环境，夺去了他的健康。本来应该是年富力强又赶上日新月异的大好年代，爷爷却病倒了，在病榻药灶间度过，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流露出他不能为党多做贡献的遗憾。他考虑权衡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利益，个人的恩怨，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情操。1966年，爷爷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这个世界。

爷爷，您的英勇、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并在我们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王氏家族的全体成员，无愧地站在您的面前，我们将以我们的勤奋劳动立足于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您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您那慈祥的笑容！

敬爱的爷爷，安息吧！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2835&pid=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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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文革”风暴到来的时候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幕后支持的、江青亲自策划的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导引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第二天，即5月28日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从组织上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此完全被破坏。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由此拉开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患，是不能用任何数字来表述的。他的打击面之广，对人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之大，更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十年浩劫打击面之广，死人之多，是自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不及。“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目前对“文革史”的研究犹多阙如，只有待“文革”历史档案正式揭秘之后，才能有一个全面了解。

2012年暑假，我有幸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王友琴女士，她致力于文革历史的研究多年，采访了数百名亲历文革历史的人，写出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记录了在血腥的“红八月”被打致死的近千个冤魂的情景，或详或略，均是有名有姓的真实记录。可以让人窥豹于一斑。

感谢王友琴女士，是她给我们展示了文革血腥历史的一页画面。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意识到广大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讲真话了，他想通过明史专家吴晗来打开万马齐喑的局面。吴晗是一位左派学者，一生追随毛泽东，解放后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用他来开刀。

1958年6月，吴晗写完了《朱元璋传》，他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通过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吴晗写海瑞敢于讲真话，敢于给皇帝提意见的作品。

于是吴晗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自此，“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了。

紧接着，在江清策动下，展开对“三家村”的批判。

“三家村”（本义是指乡间人居住在寥落的地方）是指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3人。1961年5月中共北京市《前线》杂志社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开辟了一个叫 “三家村札记”的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轮流写稿，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作者由3人取一个共同笔名“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文革开始，这些文章都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实际上，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3个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反党“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

“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经过这样的舆论、组织准备，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自此，中国人民陷入“十年内乱”的深渊。

这时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他们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农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

北京的街头，乱象丛生。穿着绿军装、腰里扎着宽皮带、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在街头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装着高音喇叭的卡车，昼夜不停地从街头驶过，震耳欲聋地广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红色恐怖万岁！”“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砸烂他的狗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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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章，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挥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他问身旁一个女红卫兵：“你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现名宋岩）”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这一天，是赤日炎炎的1966年的8月18 日，“要武”，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的！

北京在流血！校园在流血！

我的老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语文教师张辅仁、活活被打死。为了试验是否已死，这些丧心病狂的红卫兵在他的尸体上先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看到全无反应才肯罢手。

我的老同学、北京地安门中学语文教师廉秀文，被一群红卫兵追着打，从楼下追到楼上，在痛不欲生、走投无路的情急之下，他跳楼身亡。

廉秀文在读书时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她从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党的话”她虔诚地听，无条件地信，认真地去做，这是和她同学的所有人的共识。这样一个“驯服工具”，却被残忍地活活逼死，天理难容！

教我古典文学讲义的、知名国学大师刘盼遂教授，被红卫兵毒打得遍体鳞伤，扎进水缸，自溺而死。

刘盼遂教授，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他从不参与是是非非的事，他一心做学问，别无旁骛。我记起在他给我们讲《嵇康传》时，他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对司马氏集团充满愤愤之情，而对嵇康却表现出同情和赞赏。应该说，他有嵇康的傲骨！

他身材矮小，但却是满腹经纶，他有那么多的知识要传授给学生，但是一场文革，却让他魂断南柯。

和我同班同学靳正宇师兄，也是在1966年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

靳正宇是从海军部队转业考入师大的，他在海军部队服役时在一次军事演练中，炸掉右手，此后，他一直用左手写字，教书时版书也用左手。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一件往事……

记得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和靳正宇去清华大学听报告，是曹靖华先生讲鲁迅。听完报告，公交已经收车，我们只得步行回师大。那时从清华大学到师大的路上全是玉米地，从清华南门出来，再顺元大都城墙往南，过黄亭子，周围死一般沉寂，夜，静悄悄，我们心里有点害怕，正边走边聊，突然一只狗从玉米地里窜出来，吓了我们一跳。靳正宇说：“如果现在出来一个歹人，咱俩的性命就全完了。”第二天他写了随笔《夜走黄亭子》。

他曾把这篇随笔的原稿给我看，遗憾的是，《夜走黄亭子》这篇随笔，现在已经找不到它的原稿了。

毕业后靳正宇被分到师大二附中担任语文教师，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单身宿舍里，他平时不拘小节，还喜欢写点打油诗。据说有一次小偷到他屋里偷东西，他写了一篇《告梁上君子书》：“你如饿，有点冷窝头；你如渴，就烧点水喝；这里还有几本书可读。”这可以说是他当时在师大二附中生活的写照。

“文革”前，我曾去师大二附中看他和同在附中工作的学友金天相，令人没想到的，那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

1966年8月25日，在师大二附中大礼堂斗争“黑帮”，靳正宇只是一位普通语文教师，也被抓到台上，因为他写了一些诗，还因为有人对他大叫：“你是姜沛良（当时师大二附中校长）的大红人。”于是他被打得肝脏破裂，不能吃东西、吐血，很快就死了。

夜走黄亭子没夺去他的性命，却在文革中命丧黄泉。

当天，被红卫兵打死的还有校长姜培良。姜培良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后奉调附中担任校长。我们在十三陵建设水库劳动时，他担任总指挥，他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

两位学友的死，一直绞着我的心，我拙笨的文字，表达不出对他们的思念：

哭罢辅仁哭正宇，我欲为诗以悼之。

索尽枯肠不成句，文字何能寄我思。

颜昌海先生在评《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一书中说道：“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发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

这些红后代－－红卫兵的暴行，笔者不忍复述，仅摘录几例。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连续拷打至深夜。第二天上午，当着全校1600多师生的面被殴打至死，头发几乎被全部薅下，和着血洒满一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喻瑞芬（女）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老师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抽打她的尸体。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

这些老红卫兵就是现在“红二代”，他们有的今天仍犹健在，他们可能已经进入老境，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　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文革”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年代。它的发生并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更不是不搞“文革”，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相反，正是“文革”的积年累月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革”的发动确实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重大错误，但是其发生发展，有着更其深广的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心理背景。

文革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我们用一句俗话：“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他打击面之广，死人之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之最。据有关方面统计，文革中被整肃的近一亿人，死人两千万（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在老红卫兵开创事业的那个疯狂的“红八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啊！

除了学校，同样的杀戮也在社会上进行着。在极端主义宣传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花样繁多和极端残忍。在城内发生“红八月”的同时，北京郊外的大兴县弱对弱者的群体性伤害者在上演相同的惨剧，短短五天（1966年8月27日－9月1日），杀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被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辛庄乡西白疃村村民韩玉春的老伴回忆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1967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历时66天（8月13日-10月17日），死亡4519人，有117户被杀绝，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或矿井，活埋，棍棒打死，勒死，烧死，其它。”（谭合成《血的神话》）大兴与道县惨案，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邻居甚或亲戚。对亲人下手，在老红卫兵中，更是司空见惯。刘涛、刘允真姐弟俩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张贴《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邓榕写《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薄熙来暴打薄一波，等等。“刘邓司令部”的这些孩子们，大行灭亲之举，纵然可以归咎于毛泽东的洗脑与江青的怂恿，但也看出，在重大利益面前，小贵族们也学会了按照现实去选择。

【附录一】仅就王友琴女士在《“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中学老师》一书中所列，就有以下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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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59中学），校长沙坪（女）、数学教师张梅岩（女）、体育教师何世瑾（女）

北京八中，校长华锦（女）、历史老师申先哲

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图书馆员沈世敏（女）、数学教师杜兆南、语文教师王景清、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校医霍岐、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共九人被害。

北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教师樊希曼（女）、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

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女）

北京景山学校，工友李锦坡

北京白纸坊中学（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教导主任姚淑嬉（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57中学），教员孙迪

北京四十九中，语文老师郑育秋（女）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

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彭鸿宣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师曹天翔、语文教师董尧成（女）

北京65中，化学教师靳桓

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及丈夫苏庭伍（数学老师）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武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

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语文教师朱鸿志

北京房山中学，校长王哲

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二中，数学教师路彦、地理教师袁之俊、电工师傅许殿举

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

北京清华园中学，军体知识老师李凯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北京三十中，校长王生琯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小学老师】：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

北京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师鄂少琪（女）

北京永定门小学，教师冯杰民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女）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及丈夫孟昭江、教导主任吕贞先（女）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黑五类”学生】：

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郭兰蕙（女），17岁

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三女生，15岁，姓名已不详

北京27中，一名初中女生，年龄、姓名已不详

北京13中，初三年级学生武素鹏，15岁

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19岁。

【附录二】杨芳林：《文革工作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在师大他并未积极参加鸣放，他说话比较谨慎－－笔者注）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1959年（应为1960年－－笔者注）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约11点半），我从教员单身宿舍楼－－新生楼出来，去教职工食堂吃饭，到了前面的院子，正要往西转，忽见一人满脸漆黑，从南面的教室楼（乐育堂）东头往北我所在的方向狂奔，后面还有几个拿着棍棒、笤帚的学生在追赶，一边追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我一眼便认出那被追的是张辅仁，并且意识到是学生开会斗了他、打了他、还用墨涂他一个大黑脸。我让他跑了过去，拦住了学生们，劝道：“你们先吃饭去吧，有话以后再说。” 那几个学生转身走了，我却转身回到宿舍，怒不可遏（毫不夸张，因为气得手直抖，几乎写不了字），飞快地胡划了几句，跑到食堂去广播（食堂装有扩音器）。这时大概只有一半教师还在吃饭。我广播的内容是：“工作组你们是干什么来的？领导我们搞文化革命就是矛头向下指向老师吗？学生对老师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打骂，用墨涂黑脸符合政策吗？你们为什么不管？你们赶快去新生楼看看张辅仁就知道我为什么向你们提这些问题了。”咳，谁知后来会闹成那样？谁知张辅仁会和北京成千上万别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活活打死？早知会发生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会那么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地瞎嚷嚷了……

【附录三】苏一针老师谈父亲苏庭伍、母亲王含英被逼自杀的经过

我的父亲生前是北京四中的数学教研组副组长，二级教师。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受聘在女一中教课。我的母亲是北京四中的地理教师，文革开始时，她也已退休，受聘在四中图书馆工作。文革开始后，四中红卫兵曾到我家检查是否有四旧的东西，没有就回去了。1966年8月30日，塑校（指苏一针老师任教的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红卫兵突然到了我家，在毒打、剪头发、抄家后，母亲被送回北京四中，我父亲被押到塑校交待问题，然后塑校红卫兵把他送到黑龙江鹤岗我大哥处。我被押回塑校批斗和监督劳动。自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他们。1966年10月初我正在农村劳动，被押送回北京，告知父母已自杀。后来据别人告诉我，父亲的退休证被塑校的红卫兵撕掉，无经济来源，家被封，无住所。百般无奈，无法生存，被逼自尽。文革结束后，北京四中、女一中都为我父母平了反，作出较高的评价。

由于当时我也完全失去自由，详细的情况无以知晓。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 ... d=2835&pid=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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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八.一八”之后的人大附中

人大附中是北京市几个红卫兵成立比较早的学校之一。记得当时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头头是高一女学生徐浩渊。

徐浩渊的父亲是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徐迈进，妈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之一的方琼，是典型的红孩子、红二代。

那些平时温顺的像小绵羊一样的女同学，眼下都穿上了绿军装，抡着3 寸宽的军皮带，抽打他们昔日的老师。

这些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学校的“走资派”，校长邸文彧、副校长董桂芬、教导主任贺平、姜再敏、总务主任马之群、总支专职书记关玮、团委书记司有仑，一时间都成了“走资派”、“黑帮”，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

他们让校长邸文彧拉着胶轮大车，他们坐在车上，像赶牲口那样用鞭子抽打老校长，把他们的行李从学生宿舍搬到办公楼。

他们让一位教导主任喝痰盂里的水，吃“臭大姐”。让把“臭大姐”嚼碎，再把渣子吐出来。

总支书记关玮（女），被剃了阴阳头。

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小黑板大的牌子，被红卫兵撅着胳膊，揪着头发批斗。

在斗“走资派”的同时，一些红卫兵也把矛头指向老师。

地理组的刘荫基老师，是人大附中的优秀班主任，他桃李满天下，誉满海内外的古文字学家李零（李晓风）、人民大学校医院院长李建华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工作认真，要求学生严格，学生犯了错误，他批评起来不讲情面。正是因为这样，他被红卫兵毒打，痛不欲生，服下大量安眠药，准备自尽，幸亏被发现及时，送进医院，得以重生。

人大附中老教师张帆、张广酉被人撅着胳膊游街，后面两位赵姓工人抡着胳膊粗的棒子抽打他们，被打的两位老师，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张帆、张广酉是两位老教师。张广酉在日伪时期做过一些事情，被定为“汉奸”。张帆家庭出身地主，被定为“地主分子”，他们教书多年，桃李满天下。

最近，读到一位68届同学写的文章，有几句写到张帆老师：

记得张帆老师生动地讲述着《论语.为政》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当时我真是似懂非懂，直到自己的人生走过62年，才感悟到了其中的真谛。（周兴华《往事历历，情怀依依》）   

那时，张帆是中教一级，张广酉是三级。大概毒打他们的两位工人，对他们的工资糖豆之类心下不平。如今当年棒打他们的两位工人，一位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已经归西，一位还健在。

毛泽东曾拿蒋介石教育全党，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他学习。”柳成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他对《毛泽东选集》读的精熟，在讲课时，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这就成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状，学生厉声质问他：

“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向蒋介石学习的话？你是在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怎么会让我们向蒋该死学习！”

“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仇恨共产党！”

于是，不容分说，柳成昌被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学校一位张姓校医，竟然拒绝为他上药包扎伤口。多亏他的未婚妻边捷樱把他扶上床，给他包扎伤口，洗干净被血浸染的衬衣。

周六晚，我从我工作的塑料学校回人大附中休息，往日绿树成荫、书声琅琅的校园，变得阴森恐怖，礼堂、教学楼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教学楼门口“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往下滴着血一样红的红墨水，办公楼楼口是用黑墨书写的大标语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我在水房洗脸，看到一个头发被剃得光光，眉毛被刮掉的人，我再也认不出是谁，直到她跟我打招呼，我才知道是我同楼住的政治教师黎昌严。

黎昌严丈夫在外贸部工作，工资比较高，有些积蓄。她把我拉到她屋子里，悄悄地把她藏在书架上书本里夹着的一个银行存折交给我，让我代为保管。那时红卫兵正在抄家。

在东教室楼楼下，我看到校长邸文彧拉着排子车，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坐在车上，手里拿着鞭子，像赶牲口一样抽打着老校长，为他们拉车搬家。在经过东教室楼前的马路时，竟然有学生从楼上往下扔砖头砸老校长。我气不过，冲楼上喊：“扔砖头的同学－－你给我下来！”那学生果然下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扔砖头砸人？”那学生狡黠地翻着眼皮说：“你管得着吗！你是什么阶级成分？”我简直是在吼：“我是什么阶级成分跟你打人有什么联系，小兔崽子，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那个学生个子很矮，看来是初中生，他看我真的发火，也不再恋战，灰溜溜跑到楼上去了。

这是我来人大附中第一次骂学生。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的出现表明“血统论”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

一些失去理智的学生，排着队发疯似的狂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于是，一些家庭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教师被批、被打、被斗。

他红卫兵从校外抓来一个女同学，把她活活打死，让老校长拉着排子车运尸体，把老校长和死人关在一起，以此来在精神上恐吓折磨他。事后老校长跟我说：“在战争年代，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拿死人来吓唬我，我能怕吗？他们怕死人，不敢来，我觉得和死人在一起倒是安全了。”

最可怖的是1966年的“八一八”（8月18日）晚上，红卫兵血洗南小楼。副校长常乃慰，语文教师郭林工，政治教师黎昌严，还有一个被那些（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称作“黑五类”出身的“反动”学生宁志平，被一群红卫兵追着打，从楼下追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楼下。那些丧心病狂的红卫兵，竟掏出电工刀割下宁志平的一只耳朵。“救命啊！救命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的哭喊声，撕心裂肺。几个出身不好的老师，躲在我居住的南小楼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气都不敢出。我站在屋门口保护着他们。说实在话，那时凭着我的一股年轻人的勇气，也凭着我出身好，是革命后代，典型的“红五类”，那些红卫兵们还不太敢惹我。

一个红卫兵到南小楼向我借自行车，那不是在借，是明火执仗地来抢，与当年日本人抢粮无异。他在给我下命令：“把你的自行车借给我，我们到房山破四旧！”

我问：“你是跟谁在说话？”

他仰着脖子，翻着眼皮：“跟你啊，怎么着？你什么出身？”

我说：“我是什么出身，和你借自行车有什么关系。”

他又说：“少废话，借不借！”

我说：“不借！”

他悻悻地走了。

这时我觉得，在“文革”中，不仅仅没有了“师道尊严”，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那时，中央文革指示，“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闲着没事干，就进城瞎逛游。一次我和淑蕙进城去看大字报，在中国文联看到惊心动魄的场面，礼堂里正在批斗田汉、贺敬之。两个人都被剃光了头，脖子上挂着近一米宽的大牌子。他们被红卫兵撅着胳膊，摁着头，拉到台上示众。

一个红卫兵问田汉：“你是不是写文章说，新社会的艺人生活比旧社会的艺人还苦，还有人卖血？”

田汉答：“是有这样的事。”

那个红卫兵一边用皮带抽打他的光头，一边说：“啊－－？你还在污蔑新社会！”

田汉说：“我是说我写过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事。”

又是一阵暴打，直到把他打的瘫倒在地。

然后，他们转身问贺敬之：“你是什么出身？”

贺敬之答：“我个人出身学生，我家庭出身贫农。”

显然这个回答是他们不想要的结果，一个红卫兵抡起皮带向他的光头抽过去：“ 谁问你这个！”

贺敬之答：“是你在问我的！”

又是一阵抽打怒目而视的贺敬之。

看到体弱多病的贺敬之被打的惨状，我的泪几乎要流出来。我想到，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到崇文门外沙土山3 号院贺敬之的寓所，向他请教学诗。有时贺敬之不在家，就和他的老母亲聊天。那是多么慈祥的一位山东籍老人啊，有山东人的豪爽，山东人的实在。如果她在世，看到这目不忍睹的暴烈，她会痛不欲生。

我又记起，1957年我母亲去世时，贺敬之给我寄了70元钱。70元啊，70元是多少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70元钱啊！那时我的助学金每月只有2元。是我在危难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使我能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可是现在他在受难，我却不能给他任何帮助，我只能暗暗流泪。

“文革“后期，贺敬之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我和他谈到当年批斗会的情景，他淡淡地一笑，说：“呀呀无忧”（陕北方言，意思是，不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个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贺敬之的书法挥洒流畅，应我的要求，他为我写了条幅：“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中的两句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两句诗，此时诗人已经进入老境，也许是对逝去的岁月的惋惜和感叹吧！

还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这个人说：‘贺敬之、魏巍是老寿星吃砒霜－－找死！’”贺敬之没有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恨他，也不知道贺敬之怎么得罪了“这个人”。

我问他：”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他小声告诉我：“江泽民。”

也许是因为贺敬之知道“这个人”的底细－－一个汪伪汉奸的亲生儿子，竟然做了共产党的领袖－－对他多有不恭。

在正义路团中央所在地，正在批斗胡耀邦。几个红卫兵把他从窗户里拽到凉台上，用皮带抽打着他，逼着他在麦克风前喊：“我是黑帮分子胡耀邦……”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至今犹萦绕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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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后来做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个子矮小，虽然被红卫兵押解着，但仍然能看出他的睿智和精悍。

1967年1月初，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月夺权的风暴。这风暴首先从上海刮起，很快就刮遍全国，从中央到基层，省市县乡村，层层、处处都在夺权。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都进行着夺权斗争。

夺权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它加剧了全国的混乱局面。所谓夺权，就是把原来由单位统一掌管的党、政、财权及各种印章夺到手，

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不再由原来的领导掌握，而是由造反派临时联合成立的总指挥部掌握。夺权后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剧烈。此时，揭发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已经寥寥无几，主要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大字报、大辩论。斗争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本校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社会上关系不大，这就是1967年春天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此时的教职工队伍，除“走资派”、“牛鬼蛇神”靠边站以外，多数教职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倾向。为了壮大本派的力量，两派红卫兵小将这时候不再歧视和排挤教师，而是想方设法拉拢教职工成为他们一派的成员，至少是支持他们。而两派教师，也在拉拢这些红卫兵小将，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枪炮子弹。

在人大附中学生、教师也分为两派，一派是原来的老红卫兵，他们大多出身在“革干”家庭，他们中很多人参加了当年斗“牛鬼蛇神”、抄家、打砸抢的活动。而另一派，称作“红旗”，他们除了一部分干部子弟之外，主要是一些当时被认作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这一派，因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受压，而压他们的正是前一派人，所以两派矛盾很深。而前一派因为劣迹斑斑，已经今非昔比，失落颓丧，悲观厌世成为他们思想的主流。他们不再受宠，没有了利用价值，已经失去靠山。有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表达的正是他们此时的心情：

遥想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多爱我。

且看今日送果人，

戴上镣铐把牢坐。

他们中有一些人因为参加“联动”“西纠”等打砸抢组织，而坐了班房。

“红旗”一派，因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受压，现在可以和红卫兵平起平坐了，他们也要在学校做些事情，主要在斗批改和“解放”运动初期被批斗的老干部上做了一些工作。

红卫兵和人民大学的“三红”联系密切，而“红旗”和人民大学的“新人大公社”有更多联系。人大“三红”除学生外，主要由人大的教师组成。他们保护的当权派是人民大学副校长崔耀先。而“新人大公社”除了学生之外，主要由人大的工人组成。他们保护的是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这两派，除了用高音喇叭打嘴仗之外，还各自修筑工事，不时进行械斗。

人大附中教职工也分为两派：一派教师多依附在红卫兵麾下，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联络站”，”简称“批资联络站”，而反对他们的人戏称其为“痞子联络站”。他们主要是为在运动初期被红卫兵迫害的老师讨说法，鸣不平。

而另一派由教师和工人组成，依附了“红旗”。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简称“革造”。

那时候，群众组织的名字起得越大越好，几个人的一个组织，就可以叫什么兵团，什么司令部。

“革造”的成员倾向于保护被打倒的当权派，被“批资联络站”的人称作“保皇派”。“革造”的领军人物是校办工厂厂长张藏云，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看准了的事，死也不回头。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所以我们戏称张藏云为“张有为”。

我参加了“革造”。在这里，我要提到另一个人，这就是参加”革造“的校办工厂的会计马步先，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后来参加了起义，在清队初期被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

前些时候，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张照片，是介绍马步先的。下面文字是：“马步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手拿大刀带领弟兄们和日本鬼子厮杀，死守宛平城几个昼夜……”这样的人，在“文革”中竟然当做牛鬼蛇神被批斗，真是天理难容！

马步先是一个勤勤恳恳干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他从不张扬。我们之间虽然关系很好，我的儿子王刚就是马步先的老伴照顾大的。如果不是《北京晚报》上的那张照片，我永远不会知道马步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和日本鬼子厮杀时把大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这样一位老英雄，生前没有得到别人应有的敬重，反倒受了许多的误解和委屈。现在我只能以这段文字，寄托我对他的哀思，捧现于他的灵前。

在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时，三方代表是：解放了的干部陈邦友，批资联络站代表刘兴元，“革造”代表姚学元，还有一个军代表，组成了“革命委员会”。

自此人大附中出现一个短暂的安定。

【附录]

马步先曾用名马胜云，男，1920年2月7日生，河北冀县人，原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战士。

“是日本人先开的枪”

1937年7月7日，暮色降临，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在大瓦窑一带的日军迟迟不撤。宛平方面也开始有所警觉，天黑前，县警察局下令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上10点40分左右，一阵枪声从宛平城外传来。正在卢沟桥下永定河岸布防的马步先惊得从地上跳了起来，推弹上膛，对准前方。

“是日本人先开的枪。”时过70年，87岁的马步先仍能清晰记得当时枪声是从城东北方向日军阵地那儿传来的。

枪响后，日方称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双方僵持到8日凌晨5时左右，几枚炮弹突然飞越宛平城墙，正中金振中营营部，日军开炮了。

“位于卢沟桥北面的铁路桥最先发生战斗。”马步先回忆说。当时29军在桥上只有两个排共80人左右的兵力，由于寡不敌众，仅仅坚持了15分钟，就被日军占领了铁路桥和回龙庙，扼住交通咽喉。

此时，马步先所在的12连正往南支援卢沟桥阵地。此时镇守卢沟桥上的一个排已经打剩为8个人，排长也牺牲了。

敌人密集的炮弹将天边照得白亮，宛平城东顺治门城楼也被击毁。马步先不时在卢沟桥和沿河战壕间换防，敌人来犯时，就用捷克式步枪射击。按照训练要求，本来要待敌人进入200米范围内才能开枪，但有些战士还是太紧张，敌人远在六七百米以外，就早早扣动扳机，浪费了不少子弹。

双方在卢沟桥阵地陷入胶着状。马步先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过觉了，枪声停下的时候就靠着掩体小憩。战士们轮流站岗，一炷香一换。炊事兵也分散到各个班战斗，战士们只得自己动手做饭，多是些烙饼、面条等东西。

7月8日拂晓，北平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战壕里一片泽国，马步先站在泥泞中，被雨水模糊了双眼。

“七七事变”迅速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双方接火后数小时，29军军部就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次日，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宣言疾呼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当时将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涨。铁桥失守后，镇守宛平的3营营长金振中决定组织敢死队去收复，结果群情汹涌，一下子去了几百人，把桥上的鬼子都给赶跑了。”马步先回忆说。

大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当马步先和战友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后，援军37师109旅217团在7月8日早上赶至卢沟桥。他们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217团1营4连7班战士马玉槐和战友赵书云随即被命令为前哨，到宛平城外观察敌情。（下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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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串联”中的人和事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参加“大串联”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图：毛泽东先后8次检阅1300万红卫兵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造反经验”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的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红卫兵。
后来发展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也进行串联。大串联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工作、生产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北京及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他们看到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人大附中也设立了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在教室地板上铺上稻草，配备被褥，供来京红卫兵居住。食堂24小时开饭，解决不同时间来接待站的红卫兵小将吃饭。
当时，北方已经是天寒地冻，从南方来的红卫兵还穿着单衣，市里就发一些棉大衣借给他们，每个借大衣的人都打了欠条，让他们在离京时把大衣还回，但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有些红卫兵小将经不起北方的寒冷，冻病了，还要送他们去医院，垫付药费。一些南方来的红卫兵不吃食堂的馒头，非要吃米饭不可，而食堂的米饭已经吃完，现做来不及，他们就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
还有一些红卫兵提出种种理由，要求财务室借钱给他们，并说，几分钟内要解决，不然就采取“革命行动”。虽然借钱的红卫兵都写了借条，但事后能归还的微乎其微。
这时人大附中校园内已经是万人空巷，学生都出去串联，剩下的除了接待站服务的老师，就是那些“黑帮”。
我和几位合得来的老师也准备出去串联，我们在等出去的免费火车票。那等火车票的人山人海，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终于在一个傍晚拿到去济南的火车票。车是从北京站始发，我们每个人都有座位。
和我一起出去串联的有语文组的鲁善夫、何宗弟，数学组的姚学元，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林志浩。我们出去串联，既不是“传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更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出去观光一番。多年以来，局促于斗室，徘徊于课堂，对于外面世界一无所知。
至于林志浩和我们想法不一样，他是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文革前写了

图：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林志浩
很多文章，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这些文章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民大学贴了他很多大字报，说他是在周扬文艺黑线上跳舞的人，他想借串联躲躲风雨。
火车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到了济南。在济南我们没能去看看在“明湖居听书”的大明湖，也没能看看泉城汩汩的流水，而是在车站又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等去南京的车票。

图：车门打不开，就从车窗钻进去
去南京的火车更是人满为患，我们从济南出发乘坐的是快车，所谓快车，其实和慢车差不多，比现在的慢车还要慢得多。因为车上人太多了，乘车的大都是串联的红卫兵，行李架上睡着人，座位下面也睡着人，过道及车厢接口处车门口都挤满了人，就连厕所也挤满了人无法关门。车上的人大小便憋得实在没办法时，每到一大站，从窗子钻出来，下车在站台附近就地方便，男女相距不远，各自围成一圈，互相谁也不去理会，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由于车厢门口挤满了人，每到一站，车门根本就打不开，要上车的红卫兵小将就从窗子硬往里钻，往进挤，实在挤不上来，就挡住不让火车开走。因此，火车在超负荷状态下慢慢爬行，如牛喘息，本来不到10个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20多个小时才到南京。
说是“革命”大串联，对我们无异于说是游山玩水，在南京，我们游览了玄武湖，在上海，看了黄浦江，逛了南京路，在杭州，我们围着西湖转了一圈，到了岳庙、三潭印月。但是这些景点属于四旧，没有开门，我们只能“望门兴叹”。
住宿是免费的，但是无论在那里住宿，都要进行登记。除姓名之外，还要登记所在学校和家庭出身。我们中的林志浩、何宗弟家庭出身地主，如果照实登，就会接待遭拒，我替他们一律都登贫农出身。林、何两位从来都是不会撒谎的人，登记后他们胆战心惊，唯恐那负责接待的人追问。我说，茫茫人海，谁会千里迢迢去调查你的出身呢。
好不容易到了株州，准备南下广州，这时我口袋仅有的10元钱被偷儿掏走了，虽说火车、住宿、吃饭不用花钱，但总要买些零用的东西，而我们每个人带的钱都不多。经过商量，决定姚学元、鲁善夫继续南下广州，林志浩、何宗弟和我取道武汉回北京。
在武汉，我们会到洪镇涛。这时他已经离开“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始到冬终”的白城子，调到武汉第六中学任教。
老同学相见，自然高兴万分。这几年洪镇涛每次从白城子回武汉探亲，他的夫人栾文啸去白城子度假，我这里是他们的中转站。此前，他们一直过着夫妻分居、牛郎织女的生活。
洪镇涛在东北的严寒中，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每次回武汉，他都带着一根虎骨头，提着用绳子拴着的虎骨给我看，那是他准备用虎骨泡酒治他的关节炎。
洪镇涛在东北工作期间，他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即将出生。我曾从自己女儿出生后的苦不堪言的经验，告诉他暂时不要孩子。他却回信说：“如果说，要孩子是苦，人家受得了，我为什么不能受；如果说，要孩子是乐，人家能享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
他们的女儿终于出生。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40多岁，在深圳创业。
在武汉，我们没有去接待站，住在文啸任教的小学教室里。
当我回到北京时，晚上脱下衬衣，竟有几个比芝麻粒大得多的虱子掉在地板上，这一个月，我没有洗过澡，没换过衬衣。
大串联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用数字来估量，生活秩序、经济秩序、学习秩序全部被打乱，火车严重超载，车厢全部报废。
由于当时交通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压力，以致造成后来全国铁路、公路、航运几乎瘫痪，好多地方发生了铁路火车出轨，轮船沉没的悲剧。后来，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文件，号召学生们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串联。

图：步行串联的队伍
随着大串联出现的是，大量上访人员涌向北京，中南海陷于重重围困，北京市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接待外地师生来京串联、外地职工来京上访的工作人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去年12月到现在的形势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接待工作和接谈工作的同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应该说责任不在你们，是由于我们估计不足，给你们造成了困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要配备好接待班子，把接待工作做好；二是要把上访人员尽快地动员回去。要求国务院秘书厅和国管局起模范带头作用。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总理再次动员上访人员赶快回到本地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住在中央机关的外地职工上访人数由70余万人减少到4万余人。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4月20日，中共中央针对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联的情况，再次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联的，应当立即返回。4月底，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撤销，成立了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接待外地上访人员。
经过三令五申、说服动员之后，为期将近一年的革命大串联，就这样逐渐冷落下来，寿终正寝了。
（44）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各级学校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但是，却没有什么人有心思上课。
这时，工军宣队进入人大附中。工宣队是由“二汽”（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派出，军宣队由北京炮兵派出。他们同时把军队编制带进学校，取消年级和班的建制，年级称做连，设指导员和连长，班称做排，班主任称排长。
自古以来，学校就是文化团体，而不是武化团体。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所谓三结合，就是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一方，对立面双方各一方。
当时学校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安排老三届上山下乡，一是新生入学。这时的老三届，“造反”任务已经完成，“串联”也已经结束，对他们来说，学校已无事可做，社会也无利可图，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到广阔天地去大干一番。于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陆续分配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
老三届离校，人去楼空，校园里安静多了。接着是招收新生。
根据学校的安排，我和张藏云负责招生工作。
当时小学有66、67两届毕业生。66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69届，67年毕业生进入中学称70届。69届小学毕业生在中学学习只一年，就全部被分配到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应该说，他们在学校，除了“大批判”“斗私批修”“唱红歌、唱样板戏”之外，没有学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知识。
我负责70届招生。所谓“招生”，就是划片从小学把毕业生“一窝端”到中学。人大附中负责招收三个学校的学生：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村一小。
工军宣队让我担任连长，关涛担任指导员。我把老师分成三部分，分别到三个小学去接新生。
那时，教室玻璃全部被砸碎，课桌椅也荡然无存。那是在清华大学红卫兵查抄“联动”时，楼上“联动”以桌椅做武器，把几百套桌椅从三楼扔下来砸楼下的人。
工军宣队提出要因陋就简，办“抗大”式学校，让学生自带板凳来上课。当时正是春节刚过，天气寒冷。学生第一天到校，没来得及通知带板凳，怕他们坐在水泥地板上着凉，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些旧报纸，准备发给他们坐。没想到我还没把报纸发下去，他们就像抢传单一样，你抢我夺。有的抢到手，有的没抢到，没抢到的就从抢到的人手里去夺.。结果是，报纸都被撕成巴掌大的碎片，谁手里也没有得到完整的一张。
在我给他们讲话时，女同学坐在地板上，男同学挤坐在没有玻璃的窗台上。
工军宣队既不懂教育，更不懂教学，他们瞎指挥，闹出很多笑话，干扰了教学正常秩序。一次，一位老师正在上课，工宣队长推门进到教室，他不和老师打招呼，操着浓重的湖北方音，站在讲台讲：“你们不要只听老师一言堂，要群言堂，小将也要上讲台。”
于是“小将上讲台”，成了人大附中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先生教，学生学。他们却打破常规，让小将上讲台，学生教，先生听，先生学。
在地理课上，一位调皮的学生竟然登上讲台，拿另一位头上有多处疤痕的同学开涮：“肖山的脑袋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弄得教室一片混乱。
除了小将上讲台，他们还强调老师一专多能。让教俄语的陶老师去教语文，一次，陶老师在讲读毛泽东七律《冬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念到这儿，卡壳了，原来陶老师不知道“罴”字读音。下面一个学生说：“老师，是熊猫。”陶老师说：“对，对，是，’更无豪杰怕熊猫’。”
当时，知识分子被称做“臭老九”。所谓“臭老九”，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这五类属于专政对象，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属于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是形象地写“臭老九”的：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社会、工军宣队不把“臭老九”放在眼里，学生就更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课堂上，学生不好好听课，课下不做作业。甚至出现课堂上批斗老师的事。一位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毛主席语录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把语录拿倒了，结果被学生当堂批斗。一位老师在写“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时，把“欢呼”误写成“吹呼”，遭到学生的毒打。
当时，学生自己编了一首歌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学生怕老师，而是老师怕挨剋……”
本来老师已经没有“尊严”可言，工军宣队还在那里号召同学大破“师道尊严”。此后又出现了中关村一小的黄帅，学校就闹得更不可收拾。

图：当年的黄帅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小伙子，叫齐鸿儒，是我教的学生齐鸿英的哥哥。他语文课讲得极好，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要写心里话。黄帅写了这么一篇日记：“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的信。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谁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接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道。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事件之后，老师就没有办法上课，我这个连长就成了消防队长。课堂上乱哄哄，老师上不了课就来告状，我就到班上去灭火。告状的人多了，我顾不过来，就对他们说：“现在，就是这个现实，我也没办法管了。”
没想到，这句话被一个当时的“造反派”W先生听到了，他马上去向工军宣队汇报，说：“王传业说，这年头，没办法了……”
这位w先生，“文革”硝烟一起，他就成了造反派，指挥着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去抄家。他当过工人、当过兵，是典型的“红五类”
当时正在批判“今不如昔”，W先生这一状，正告到点上。于是工军宣队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说话的影响。我把我话的原意讲给他们听，因为这位W先生经常打些真真假假的小报告，工军宣队也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此事就不了了之。
因为“读书无用论”充塞着学生头脑，当时说法是“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再加上“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学生普遍没有学习积极性。这时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位女同学在试卷上写：“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ＡＢＣＤ，还能当接班人……”因为这几句话，这位女同学受到校方批评，她跳水库自杀了。为此，中共中央下发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斗争，在全国教育系统迅速展开。这就是当年和“白卷英雄”、“黄帅日记”等齐名轰动全国的河南“马振扶事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届学生基本没学到任何知识。
听说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插队的同学给她的妈妈写信说：“我每天和老大狼（娘）睡在一个坑（炕）里……”把她妈妈吓了一跳。
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一位毕业同学来看我，说他们单位对他们进行考试，作文题是《学而无时》，问我应该怎么写。我问他是怎么写的，他说，我写的是，我想学习，但是没有时间。我说，你曲解题目了。
我告诉他，“无时”不是说没有时间，而是说无时无刻，毫不间断。
这届学生，就这样混了两年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45）清理阶级队伍
“清队” 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由军工宣队掌舵，依靠群众办案是这次运动的基本特点，全党动员，全民参战，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地打击。
1968年初冬，工军宣传队进驻人大附中，标志着人大附中“清队”的开始。
工军宣队进校后传达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的经验。
1968年1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件呈交毛泽东。姚文元在上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19日，毛泽东在此件上作出批示。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于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发通知到全国。
《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新华印刷厂在清队中有一条经验叫“引而不发”。所谓“引而不发”，就是事先做好准备，不惊动你，猝不及防地把你当众揪出来。
那时，我担任人大附中一个年级的连长（年级组长）。一天上午，工军宣队通知我，下午要开一个重要的全校大会，让我把学生的纪律管好。我马上告诉连里的教体育的徐武邦老师，让他下午两点准时集合学生，把纪律管好。
对于会议内容，工军宣队一点都不透露。
徐武邦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老师，他指导篮球，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知名，他是国家级篮球裁判。
下午两点，徐武邦老师在整完队伍之后，就指导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忙前忙后，直到会议开始。
工军宣队既不讲会议程序，又不讲会议内容，就让一个赵姓工人跳上台发言，稿子大概是事先炮制好的。
发言的前一部分，大致是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说现在阶级敌人就睡在我们身旁，他们磨刀霍霍，正在向我们杀来……
你们看，阶级敌人不就在你的身旁吗！
他的讲话，把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看看前，又看看后，看看同学，又看看老师，没有看到“磨刀霍霍向我们杀来的敌人。
然后话锋一转，说：“不管你是狗帮、猫帮，文邦、武邦，都要统统揪出来。”然后大吼一声：“把三青团骨干分子徐武邦揪出来！”
于是3个事先安排好的红卫兵小将，两个撅着徐武邦的胳膊，一个揪着头发，把徐武邦押走。
这就是新华印刷厂的所谓“引而不发”的经验吧！
此后，徐武邦被关押起来，由各班学生轮番批斗。
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往日教他们体育课的、和蔼可亲的徐武邦老师，原来是睡在他们身旁的“阶级敌人”。他们拽徐武邦老师的头发，撅他的胳膊，有的出于“义愤”还打了他。
我想到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结尾时“救救孩子”的呼声。
这位在揪斗徐武邦的会上发言的赵姓工人，就是前面说的棒打张帆、张广酉的那两位中的一位。
事后，我比较系统地看了徐武邦老师的一些材料。徐武邦是北京孔德中学的学生，他在中学读书时就迷恋篮球，天天混在球场上，不关心政治。一次一个同学动员他参加三青团，他未置可否，这个同学就把他的名字登上了，并且还给他写了一个分队长的职务，这些徐武邦都不知情。解放后从敌伪档案查出他的姓名和职务。
就这样，徐武邦就作为三青团骨干被关押审查。
徐武邦被落实政策之后，仍然兢兢业业指导学校的篮球运动，他训练的男篮、女篮，在北京市屡屡夺冠。在一次女篮实战训练中，因为缺一个队员，他亲自补替上场，在激烈的交战中，他突然倒地，当同学把他送到只有百米之遥的海淀医院时，他已安然长逝！
他是死在训练场上，他死得其所。那时他已经临近退休，当日是他的生日，子女们为他准备了生日的丰盛菜肴，等他回家，但是他没能吃上这个生日餐。
接着，被揪出的是语文教师杨俊。
杨俊是四川人，人很聪明，文笔也好，他有很多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论巴金》，很有些独到见解。语文组向来存在文人相轻的陋习，互相拔尖，互不服气，你压我，我贬你，直闹的势不两立的底部。杨俊的才华引起一些人对他的嫉妒，再加上一些人的派性发作，他成了被整的对象。
对于杨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他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个报社的随军记者，二是解放后他写了一些文章，有些是发表的，有些没有发表，是造反派从他家抄出来的。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见闻随笔之类，比如一次上街，他看到一位盲人在吹笛子，写了那笛声的悠扬动听。于是造反派就上纲上线说他的文章是恶毒攻击大跃进是“瞎吹”。于是杨俊的文章就定调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他的随笔、杂文统称之为“羊（杨）杂碎”
我和杨俊同在语文组工作，关系很好。一次，在颐和园游泳，我游泳半会不会，游到深处溺了水，他急忙游过去，把我从深水救出扶上岸。我们虽然属两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也很喜欢我的女儿王曦，他经常逗王曦：“小曦儿，咱去捞小鱼儿。”
他被批判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文革以来，你整我我整你的事层出不穷，最后都不了了之。况且杨俊为人耿直，我想他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没想到，在一些人的鼓动下，一些学生把他揪到教室，打得遍体鳞伤。他是个烈性人，当天晚上他就自缢身死。
我常常在反思，反思历史，反思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没有教师爷在后面鼓动那些对人世无知的“革命小将”，杨俊何以被打的遍体鳞伤；又假如，没有刀笔教师爷无限上纲上线分析所谓“羊（杨）杂碎”，杨俊何以用一根腰带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些欲置杨俊死地而后快的人，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
接着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杨俊死有余辜。
“清队”语文组是重灾区，除杨俊、张帆、张广酉之外，还有常乃慰和郭林工。
常乃慰是工农速成中学（原人大附中）时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旧学底子厚，语文基本功好，课讲的扎实。他的南小楼宿舍里，摆满了线装书，经史子集，一函一函，摆放的十分整齐，是一位做学问十分认真的人。文革前，被提拔为人大附中副校长。他是党外人士，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骨，担任副校长之后，他仍然教课，从不轻易进办公楼，给他准备的办公室他也不去办公，不过问学校的事。我们仍然叫他“常老师”。如果有谁叫他“常校长”，他反倒不自在。
清队时，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家除了一些线装书，没有可以作为“反动证据”的材料，只有一枚银元，被造反派拿到学校。
常乃慰被带到批判会会场，造反派问他：“你家为什么藏着蒋介石的像？”
常乃慰有些紧张，稍平静后，他说：“我们家从来不存蒋介石的像。”
“这是什么？”造反派举着银元问。
常乃慰走过近前，看了看是一枚银元，平静地说：“这银元上的头像不是蒋介石，是袁世凯。”
造反派尴尬地把银元收回，接着问：“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军官？”
“我只是到傅作义官邸给军官们上过文化课，我不是他们的军官。”常乃慰平静地回答。
问：“你穿没穿过军服？”
答：“他们发过军服给我，我没有穿过。”
问：“有没有军衔？”
答：“有。”
问：“是什么军衔？”
答：“是什么军衔我不知道。”
一个军宣队的接着问：“是几条扛，几个星？”
答：“好像两条扛，几个星我忘了。”
工宣队的人说：“行了，行了，只要两条扛，你就是校级军官，够线了。”
常乃慰辩解说：“我听说我不算线上的人。”
工宣队的人说：“是谁跟你说你不是线上的人？”
常乃慰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我家里的人跟我说的。”
工宣队的人又问：“你家里什么人跟你说的？”
……
这时，我把工宣队队长叫到教室外面，告诉他不要再追问。我说：“常乃慰的妹夫是现任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委书记丁国钰，肯定是丁国钰跟他讲的，再追问下去就不好了。况且，常乃慰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他只是到傅作义的官邸给军官们上上课，没做别的事情，就算是够校级军官，也应该算是起义的。”
工宣队长又问我：“他为什么算起义的？他是什么时候起义的？”
我说：“他是傅作义的文化教官，傅作义起义，他的部下也应该作为起义的对待。”
工军宣队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再审问常乃慰。
接着审问的是语文组的郭林工。
我来到人大附中就同郭林工住在一个宿舍。他处事圆滑，对年轻同事也是客客气气，我把我改的作文拿给他征求意见，他总是说，改的真好，评语写得漂亮。
审问开始，工宣队的人问他：“郭林工，你在旧社会干过什么坏事？”
答：“吃喝嫖赌的事我都做过。”
问：“你是不是对工军宣队对你的审查抱敌对情绪？”
说着，过去两个人，揪住他的头发，撅起他的两条胳膊。郭林工马上叫起来：“哎呀呀，别拧我，我说，我说…..”那两位工宣队还没怎么动手，他就喊叫起来，说：“是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工宣队长问：“谁是关在汉？”
有人告诉他，是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现在关在“牛棚”里。
解放军马上喊红卫兵小将：“把关在汉押上来！”
关在汉是英语老师，他曾在外交部从事外事翻译工作，在抗美援朝中，曾担任过板门店中美谈判中方代表的翻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调到人大附中担任英语教师。他为人深沉，不多讲话，教课十分出色。
以下是75级一位同学写的发表在《燕赵都市报》上的文章，记载了关在汉老师的一些情况，摘引如下：
英语老师是著名翻译家关在汉老师。关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课间总喜欢吸上几口粗粗的雪茄。他头发花白，瘦削挺拔，经常穿一件风衣，儒雅翩翩，十分气派。至于他的历史，当时曾传解放前在法新社当记者、给司徒雷登当翻译，抗美援朝时在板门店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人大附中任教时属于摘帽右派－－那时我们眼中的右派是有学问的象征。记得他曾对我说：“语法错误我在你的作业本中已改正过来，你要好好记住。”看到他认真批改的作业，我十分感激，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语重心长。
学生对关在汉经历的描述和对他工作的评价是准确的。
郭林工说的“关在汉让我烧办公楼”的话，激起工军宣队的仇恨情绪，因为当时支左的解放军和工宣队都住在办公楼里。
一个解放军和一个工宣队上去，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住，把他花白的头发一绺一绺往下薅。一个工宣队员吼着：“你是不是让郭林工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关在汉说：“这是郭林工诬陷我，我根本没向他讲过这样的话。”
郭林工说：“就是他说的，烧办公楼，和解放军拼刀子……”
郭林工死死咬住关在汉不放，任凭关在汉怎么辩白，他都不松口。
当时，我是“清队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一位郭姓工人），对郭林工的假话我心知肚明，他是在以嫁祸关在汉转移工军宣队的视线而自保其身。关在汉人比较自负，但他很耿直，从此前他从事的职业和经历看，他不是说假话的人，况且在那个连生命都难保的时代，他不可能说出那样于己无益、于事无补的蠢话，去唆使郭林工做那样的蠢事。
我与郭林工共事多年，对他我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在这种场合，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说他说的是假话，我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在诬陷关在汉？即便我这样说，工军宣队会相信我这既无充分理由又无有力证据的话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表态。
扭住关在汉胳膊的那个工宣队员说：“你还不老实，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把关在汉的胳膊扭了360度。
此后，造成关在汉终生残疾。
我一生曾有过很多“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的善举，但对于关在汉，我却没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和愧疚。
在人大附中，作为“清队”的延续是“清理教师队伍”，在工军宣队的主持下，一大批业务尖子、骨干教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送到煤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我这里写的只是一个学校“清队”的一些情况。在全国，“清队”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惨烈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湖南大学在请队中被迫害自杀死亡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 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广东和平县1100余名中小学教师中即有424人被抓起来审查。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华东师范大学800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60多人自杀，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惨况冠绝上海滩。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221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清队”负责人宣布：“221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该厂设了40余处监狱，先后关押4000余人，1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有九成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在“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的指示下，先后枪毙5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16个埋尸坑。全厂死亡59人，伤残300多人，被逼疯的员工和吓疯的小孩近百人。
在文艺界，北京电影制片厂剧作家张海默被装入麻袋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上官云珠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被逼跳楼自杀。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均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由于中央文件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从香港回来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因从香港回来被作为特务嫌犯，他写下“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后上吊自杀。
在抗战时期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时，女演员舒绣文获得校级军衔，亦成为“反动军官”，在狱中自杀身亡。
“清队”的红色台风更甚于1966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全国2000余县被揪斗者估计超过2000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估计共有3000万人在“清队”中被迫害。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被揪斗12000余人。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繁多，有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
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但愿“红色恐怖”“红色风暴”“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不再在那些提倡“唱红歌”的人的手里重演。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2835&pid=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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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狠斗私字一闪念
早在50年代，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曾提出过“兴无灭资”。文革开始，依照先破后立，改成“灭资兴无”，1967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斗私批修”，要求造反派各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私批修活动在全国、全国展开。
1968年，我接任71届学生的连长。这个连的学生来自原人大附小、西颐小学、南大街小学、中关一小等几个学校。
从整个素质讲，这届学生比上届学生要好得多。他们刚入学，第一课就是“要斗私批修”。

入学时的13、4岁的娃娃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了。
学生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成了一个制度，每个星期必须举行一次。学生轮流走上讲台，向全班同学作斗私批修发言。我是语文老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作文水平，所以对这项活动抓得很紧。
所谓斗私批修，就是自我检讨。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把这种私心杂念上纲上线，与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私心的产生，说成是受了毒害，然后对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进行批判，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怎样与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呢？根据当时的理论，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受了反动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掉，我们的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
斗到什么程度呢？在极左的年代，当然是越极端越好。于是就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就是说，连私心杂念在脑子里闪一下都不允许。
那时，每个班每周都要开一次“斗私批修”的会，每周都要到生产队劳动半天。
开会发言，一提联系实际，学生们往往都是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斗私批修会就开的很生动。
有的说自己贪图享受，不爱吃窝头，一吃窝头就用刀切成片放在火上烤，烤的焦黄焦黄以后再吃，判自己说是资阶级思想做怪，缺乏吃苦精神。
有的同学说自己不爱穿带补丁的衣服，怕寒碜，爱美，爱美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说挖防空壕时嫌累，想歇着，一斗私就明白了，是怕苦怕累的思想在做怪，是私字一闪念在做怪。
还有的说，去生产队劳动锻炼时总嫌小队部旁边猪圈里的味儿很臭，一走近猪圈总要捂鼻子，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通过斗私批修就不感觉臭了，跟贫下中农的感情加深了，还引用了文革期间一句名言：“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
与此同时，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中也展开“斗私批修”的活动。一位老师说：“一次早请示我迟到了，这是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像我们的父亲那样慈祥……”结果这位老师挨了批，批判他的人说 ：“你父亲是地主，你怎么能把毛主席比作地主，居心何在？”
这位老师本来要表达对毛主席感情深厚，反倒弄巧成拙，挨了批。
有的职工检查自己在给家里写信时，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这是揩公家油，占小便宜，吃大亏，是私心在作怪。
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带头做“斗私批修”的发言。
邸校长是一位老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扛过枪，受过伤，他原来在人民大学担任党办主任，1960年调到人大附中担任校长。
邸校长在学校威信极高，主要是他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下面是人大附中校友写到的邸校长：
我们刚到人大附中时，校长是邸文彧－－一位十三级（应为十二级—笔者注）老干部，受到全校学生爱戴。能在校园内遇到邸校长，深深鞠一躬，问声“校长好”，那是能让我们兴奋几天的荣耀事情。印象深的是我们下乡劳动之前，邸校长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嘱咐我们：“学校和家里有电棍儿（指日光灯），乡下没有，但你们不要看不起农民，你们要能吃苦，向贫下中农学习……”
他的“斗私批修”发言，主要谈他自己进城后贪图享受，缺乏革命斗志，忘掉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当年在“斗私批修”会上他还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诗，现在记起来的只有这样几句：
放下盒子枪，脱掉灰军装。
穿上呢制服，睡上钢丝床。
……
革命老本全忘光。
邸校长的带头发言，使全校师生很受教育。他的发言传到校外，各学校都来请他去作报告。他成了海淀区领导干部“斗私批修“的典型。
（47）由“谢师宴”所想到的
2010年岁末，李宝省等同学组织71届同学，为我举办“谢师宴”，有二十多位同学参加。当年十六、七岁的娃娃，如今都已年近花甲，女同学差不多已经退休，男同学也接近退休年龄。这次七一届为我举办“谢师宴”，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从事教师工作近四十年，教过的学生无数，但唯一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当时七一届！那是因为我和七一届同学共同度过了那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岁月，和他们摸爬滚打整整三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烬还没熄灭，四人帮的气焰还很嚣张，他们离开生活学习了六年的小学，排着队走进人大附中残破的校园，进入玻璃大部分被打碎的教室，开始了接受三年“抗大”式的教育：修防空洞、野营拉练、三夏三秋、灭虫救灾……
在诸多事件中，留下记忆最深刻的是挖防空洞和野营拉练。
在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挖防空洞搞备战的运动，在市区内很多学校都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人大附中防空洞是在操场中心开挖，墙体是用砖垒成，顶上拱券是钢筋水泥浇注而成的，左右各有十余间教室，据说一旦战争发生，可防原子弹。
当时我负责的连队有四个排，这四个排上课、修防空洞轮流上阵。
修防空洞第一项工作是开槽，既然要防原子弹，槽就要挖的深，当挖到3米时，地下水汩汩涌出，怎么办？用水泥去堵，堵不住，因为水泥凝固的慢，水泥还没凝固，就被水冲走了。
有一位同学建议，他说用石膏粉堵，因为石膏粉凝固的快，他是从骨折打石膏受到的启发。
于是找来石膏粉，泉眼果然被堵住了。
人大附中的操场原来是一片坟地，在挖槽过程中，挖出不少骷髅，调皮的刘连弟拿着一个骷髅的头，去吓唬女同学，吓得女同学嗷嗷叫。
修防空洞需要大量的水泥和砖，当时各处都在修防空洞，砖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修了土砖窑，自己扣坯烧砖。
扣坯的土就地取材，就用挖槽挖出的土。当第一窑砖烧出时，大家欣喜万分。
带领我们修防空洞的是副校长刘清振，工人滕明祥、旋兰普。我们可以日夜轮班，而他们却要夜以继日地坚持在工地。刘、滕两位，在防空洞完工不久，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各学校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
当时我担任七一届的连长（相当于现在的年级组长。当时学校按军事建制，年级叫连，班叫排）。拉练之前，军宣队政委李远泰做了动员，他要求参加拉练的师生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记得第一个发言报名的是年逾花甲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邸校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扛过枪，受过伤。他认为这次野营拉练就是重温过去战争年代的生活。在他的带动下，老师们都纷纷报了名。当时年事已高、并患高血压的王乐义老师也报了名。
那时七一届学生只有15岁，他们冒着塞外凛冽的寒风，背着沉重的行装（被子、书包、脸盆、饭碗等），每天行军几十里，没有一个喊苦、喊累，那昂扬的口号，至今还记忆犹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就这样，从北京西郊出发，经过北京的郊县满井、南邵、黑山寨、大庄科、珍珠泉、称钩湾、四海、黄花城、北七家、上庄，行程几百里，其间攀登了陡峭难行的十八盘，越过黑山寨杂草丛生的古栈道，再回到人大附中，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野营队伍进入昌平山区之后，王乐义老师病倒了，四个小同学就用担架抬着她走。王老师体重180斤，可以想到，只有15岁的小同学肩上负担该有多重。
野营拉练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中午吃的是冻得硬梆梆的窝头，喝的是行军水壶里冰凉的白水。晚上往往七、八点钟才能宿营，冬天昼短夜长，吃完炊事班同学做的饭，往往要十点才能睡下。为了保证住宿安全，一部分同学夜间还要在街上巡逻放哨。睡的是农村土炕，塞外三九天，天寒地冻，用行军间隙打来的柴烧炕，睡在炕头的同学早晨起来一看，被子烤焦了，睡在炕梢的同学，清晨起来脚还冰凉。
野营拉练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要一丝不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一次行军是从四海到黄花城，早晨三点钟从四海出发，经过几十里盘山道，到黄花城已经是晚上八点鈡。刚刚宿营，却发现一件意想不到的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早晨出发时，二排高度近视的任丁秋同学，因为时间紧张（当时要求，从起床到出发，20分钟要洗漱完毕打好行李），错把老乡脸盆背来，而把自己的脸盆落在老乡家里。自己的脸盆取不取无所谓，但老乡脸盆是一定要还的。从黄花城再返回四海，几十里盘山道，况且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我问身边几个同学，怎么办？李春生等两位同学自告奋勇，表示要日夜兼程把脸盆送回四海老乡家。
他们夜行几十里山道，终于把脸盆送回去，当他们返回再赶上拉练队伍时，已是三天之后。
胡定裕同学在拉练路上，忍不住饥饿，买了一些饼干，还没来得及吃，就被老师发现，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拉练纪律是不准买零食吃的）。然后老师让女同学把他装饼干的书包用针线缝死，胡定裕同学就一直背着被缝死的书包，直到拉练结束，打开书包一看，饼干已成了碎末。这些让现在孩子们难以理解的纪律，对于那时的同学，却像铁一样的坚定。
今天，每当放学时间，看到学校门口接学生拥堵的水泄不通的汽车，那些连书包都懒得背的小同学，我都想起人大附中七一届学生。我总是在想：他们和今天同龄人相比，究竟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虽然野营拉练已经过去30多年，而当年参加野营拉练的一些同学，如耿凯燕、崔小旺、陈扬等已离开人世，但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是当年，抑或是今天，却是每个人都是永远需要的。
我祝愿早逝的几位学友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附录一】 李宝省：《回忆花絮.点滴忆趣》
1968年9月，人大附中的王传业老师亲自来到我们西颐小学，接我们毕业生到人大附中报到。1969年全校师生员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砌砖窑、脱土坯、烧砖、挖防空壕、建防空洞。学校西教学楼东边的花园里被挖了一米宽、三米深的防空壕，有几百米长。当时，我很幼稚，加上北京乃至全国经常拉警报，搞防空演习、紧急疏散等，为了防止空袭，我把教室的窗户玻璃都贴了防震米字纸条。
当时学校经常学工、学军、学农的活动。
1971年5月海淀区苏家坨一带麦地发现虫灾，学校接到海淀区通知后，紧急召开全校大会动员我们到苏家坨公社灭虫害。捉虫子对我们男生来讲，都是一件发憷的事，对女生来讲就加个“更”字。我们2连3排的蕫上娜、孙际平、赵繁荣、王立芝、白黎明、丁若石等许多女生，为了加快捉虫的速度，把手套甩掉，用娇嫩的手指去捉拿害虫。麦地里的害虫被消灭了，全校师生为农业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在这次灭虫活动中，学校给我的任务是打前站，号房子（找老乡家的房子）。我们住的屋子很久没有住过人了，当我们打开房门，“呼”的一下成千上万只蚊子飞了起来，我们打了半盆水，往水里兑了半瓶敌敌畏，用扫把蘸上药水，洒在房屋内……由于缺乏必要的常识，敌敌畏把我熏得头晕、恶心。
1970年到1971年初，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拉练的第一天我们从学校一直走到昌平的满井，第二站到达十三陵，很快我们就走进山区。一开始在拉练的行程中，连长王传业老师每次在休息时，都在重复地喊：“男左女右，男左女右……”
拉练走到延庆珍珠泉，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军代表说：“下一站，要组织急行军，要走140里山路。”急行军的那天凌晨四时许，通信班的司号员吹起紧急集合号，师生们摸黑就出发了，这140里山路，走起来异常艰难，最难的要属翻越十八盘（十八盘每座盘山道都要比香山的“鬼见愁”高多了）。在翻十八盘的路途中，一连的郑老师骨盆裂症发作了，通过军宣队、工宣队及学校领导同意，由当地老乡提供一头毛驴，让他骑乘，因为我是通信班的，每天都要跑前跑后，体力消耗支出很大，所以在那天我累得不得不拽着驴尾巴深一脚浅一脚才追上大部队，于夜里十点四十左右才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几乎所有的师生脚上都起了血泡或水泡，女生们就更别说了。王传业老师大声说道，女生要发扬风格，要互相帮助，把头发捐助给男生们点（血泡水泡如果只是用针扎，孔洞很容易被封上，如果在针扎的位置上穿上头发，水泡的孔洞不至于被封上，就可以保持血水顺畅地外流）。临睡觉之前，有些男生羞涩地来到女生宿舍门前，费了半天劲，才对女生说出要头发的请求，令那些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同学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青丝长发捐给求发的男生。
第二天，那些没有向女同学要头发的男生，只有忍痛踩着血泡上路了……
拉练队伍到了延庆山区后，我们住在老乡家，老乡家家都有柴灶和火炕，家家院子里都堆着满满当当的山柴，在烧火炕时由于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经验，不断地往灶眼儿里添加柴禾，一直把康烧热才罢手，可是等睡到后半夜，，睡到火炕上的同学就受不了了，即使把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折后铺在身下，也挡不住炙热火炕的温度，在那晚，我一会儿后背朝下，一会儿又前胸朝下，朝下的烫，朝上的冷，真像是翻烙饼。
次日早晨集合时，王传业老师举着一块烧焦的炕席说：“你们逮着老乡的柴禾使劲烧……你们看看，老乡的炕席都被烧焦了，和塑料床单都化在一起了……”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可是我却没有笑起来……
【附录二】母校情怀
原人大附中二连三排王敏英

没有沉重的行李，没有远方父老乡亲的期待，
我们是因“就近入学”跨进这所名校特殊的一代。
没有五湖四海的竞争，没有录取线的障碍，
我们一起从那个火红的年代走来。
那时候，天空笼罩着“读书无用”的阴霾，
“红色斗志”充满小将们的心怀。
老师们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稚嫩的笑脸，
思忖着，怎样才能把这些飘来的朵朵浮云培养成才？
讲台上摊开了“工基”、“农基”奇怪的教材，
辛勤的园丁们循循善诱、苦口婆心，
设法唤起我们对文化课学习的热爱。
敬爱的老师们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不肯放过每一个能够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舞台。
光阴似箭，匆匆三载，
我们记住了校运会赵国钧老师在跑道上传给我们的坚韧和顽强；
我们记住了家访时傅文彬老师心系责任从暴风雨中走来；
我们记住了张芷君老师千遍万遍地讲述着学习文化的重要；
我们记住了野营拉练中，通过山涧危险地段的时候，
王传业老师为了学生的安全，
高大的身躯在风雪中巍然屹立，护挡在悬崖！
母校为我们奠定了脚下的根基，
母校给与了我们无限关怀。
在怀着感恩之情，惜别校园的时刻
我们高兴的告诉老师，
今天，我们懂得了人生价值，
我们明白了怎样才能使人生竟放异彩。
带着母校赋予我们的人生航标，
我们怀着远大的理想，
在风云变幻中，坚定豪迈地走过漫漫四十载。
不论成绩大小，不论地位高低，不论成功与失败，
我们牢记恩师的教诲，
脚踏实地的战斗在祖国需要的各个平台。
今天，我们回到这里，
这是我们半生从不曾忘记的地方啊。
苍松依旧、恩师年迈。
带着笑声，淌着泪水，相聚无限感慨。
我们怀着感恩之情，向亲爱的母校致敬，
感谢这里赋予我们精神财富；
感谢这里给予我们伟大的博爱；
感谢这里陪育出无数令祖国骄傲栋梁之材！
2012年2月11日
（48）北京市172中学时代
文革开始后，1968年，中国人民大学被令停办，校园由第二炮兵进驻。“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人大附中成了有名无实的“附中”，不过人大子弟还照旧在附中念书。这时，海淀区一再催促学校更改校名，以便于领导。拖至1970年，人大附中改为“北京市172中学”，由区教育局管辖。改名后的人大附中，校园任人宰割，学生宿舍楼办起了海淀电器厂，招待所一带成了工厂的篮球场，校办厂地段盖起了区教工宿舍楼。而教师则被随意调出调入，原本宽阔整齐的校园变得七零八落，残破不堪了。
北京市教委委任工运学院的一位处长吴英杰担任校长。
吴英杰是烈士后代，他1938年参加革命，人很随和，办事谨慎，他虽然对中学业务不是太熟悉，但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原来的人大附中老校长邸文彧退居二线，担任学校顾问。
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人大附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准备在郊区建立以学农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基地，称作分校（那时的分校主要是学农，与现在的分校不同）。
在那物质与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年代里，学农给学生增添了很多的乐趣。让城里的孩子知道、学到很多东西，知道猪是怎样喂的，羊是怎样放的，农村的同龄人在做什么。
但是，因为没有固定的学农基地，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与愿违的事情。
那时学生到农村，不但要参加劳动，还要在劳动之余去访贫问苦。所谓访贫问苦，就是请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民社员，讲村史，讲家史，讲个人的苦难史。一次一个学生小组到一个旧社会当过长工的人家去访贫问苦，那家主人讲：“旧社会，我们给地主当长工，有时还能吃上肉，可是现在一个月2两肉，还不够塞牙缝。”还有一次，一家主人给学生讲战史，他讲辽沈战役打得如何激烈，血肉横飞，死里逃生。
一个学生问他：“那时你在哪个部队呢？”
他回答说：“那时我还在国军（国民党军队）里干事。”
根据这种情况，人大附中决定在基础好的农村建立学农基地，学校指派我和副校长姜在敏筹办此事。
首先是选址。经过实地考察，我们决定在海淀区山后的白家疃建立学农基地。
白家疃（此字应读tuan，当地人读ｔａｎ）村位于海淀区温泉乡的温泉村东，黑龙潭西，在风景幽丽的显龙山北麓，北临碧波粼粼的京密引水渠。据记载，明代时该村名叫白家滩村。因该村村落庞大，自古又为京西名村，而在村东部的百望山和西部的阳台山一带多有辽金古迹，所以该村在辽金时应已成村。
据说曹雪芹晚年的最后五年是在白家疃度过的。查阅有关资料， 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
现在白家疃还有一座小石桥，据说曹雪芹进出家门都从小石桥走过。小石桥是由四块很大的花岗岩石条搭成，为双孔板桥，两边有虎皮石驳岸。桥宽1米，长6.7米，桥板厚0.42米。桥西面是一大片荒河滩。桥头东北十余步有一座小小的五道庙。有南山上流下来的河水从桥下潺潺流过。
曹雪芹在白家疃生活的四五年间，正是他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终日写书，没有经济来源，贫病交加，已经到了十分贫困的地步。
曹雪芹最终病逝在白家疃。
考虑到学农基地要长期使用，所以准备把房子建的尽量牢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砖瓦、水泥、钢材是按计划供给，主要是保障人防工程，而且是奇缺物资。于是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找建分校需要的材料。
六里屯砖瓦厂厂长张向峰是我校毕业生，我们让他解决建房用砖。他人手不够，我们就从学校抽一个连（年级）驻窑厂去烧砖。当时正是春节，同学都没回家过年。我曾经到窑厂去看他们，只见他们在连长蒋国垣老师带领下，用独轮车从炽热的砖窑里往外推砖。
砖解决了，水泥和钢材怎么办？我突然想到我们连的赵英朴的父亲是北京市第一轧钢厂的党委书记，我就去找他帮忙解决钢材问题。
说实在的，教书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求家长办过任何个人的事情，尽管学生中高干子弟很多，我觉得如果对个人的事有所求，我就在学生面前失去做教师的尊严，在学生心中就失去教育他们的威望。但是为了尽快建起学农基地，我只得违心地去这样做。
当时的钢材，是国家计划供应产品，赵英朴的父亲在计划外批给我们一大批乱了码的盘条（钢材），除留下自己用的以外，用多余的钢材到水泥构件厂换回足用的水泥预制板。
那时几乎每天我都要跟着笨重物件运输车，往返于卢沟桥水泥构件厂和白家疃之间运楼板，十多天后，几百块预制板终于全部运到工地。
我们盖的是平房，为了坚固，也为了将来扩大发展，我们用水泥预制板封顶。
这样，如果将来房子不够用，可以在原来基础上盖二层或三层楼。
没有起重设备，把吨八重的预制板安放在房顶，只靠人力是不行的，于是我又从毕业生刘连弟所在单位中科院化学所借来吊车。当宿舍预制板安放完毕之后，厨房却出现问题。
厨房建在一个高坡上，因为房子跨度大，中间有个2.5吨的水泥大梁要先吊上去，稳在墙体上，然后再上预制板。当时的解放吊车只能举高几米，而要把2.5吨重的水泥大梁安放到厨房的房顶，至少要举高10米，解放吊车就无能为力了。
怎么办？我和学校电工王云奇师傅商量，因为他有搬笨重物件的经验，但是他只有搬动几百斤水泥电杆的经验，像这么两吨多重的水泥构件，他也无能为力。
在工厂学工时，我曾经看到工人用三角架和捣练吊装机器，我提出能不能用捣链往上拽，但是，捣链的三脚架只有五、六米，不能举10米高，我提出，能不能用杉篙做成三脚架，这样试试，看行不行，王云奇表示同意。
事先我让一位物理老师计算了起吊的钢丝绳的承重能力，他告诉我，那根钢丝绳至少承重在3 吨以上，我放心了。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水泥梁吊到不足半米高时，钢丝绳“卡巴”一下断了，不幸中的万幸是，落下的水泥梁没有砸着几个拉捣链的同学的脚。
我问那位年轻的物理老师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从合力、分力的关系讲了一通，我也听不懂。我说：“我要的是计算结果，而不是计算过程。”他他意识到自己计算的失误，但却不肯认错。
于是我们找来更粗的钢丝绳，重新起吊。大约是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水泥梁终于稳固地安放在墙体上。
所有在场的同学都欢呼起来，那几位拉捣练的同学，坐在地上再不想起来，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我感到意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兴奋，那天晚上，我请电工、木工、瓦工一起喝了酒，直喝的酩酊大醉，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这是我一生中既是空前、又是绝后的一次醉酒。
那时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农基地建设中去。记得是一个夜晚，我刚刚躺下，外面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屋顶上的保温层下午刚刚铺就，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温层就会被雨水冲走，前功尽弃。我顾不得多想，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带领学生上到房顶，用苇席把房顶全部盖上。
因为突然淋雨，我的膝关节受凉，至今留下关节炎的痼疾。
学农基地终于在忙碌劳顿中建成了，开始接待人大附中前来学农的师生。这一年中，我学会了木工、瓦工的全套活计。我砌的墙，连最权威的瓦工都找不出任何瑕疵。此后我从学农基地回人大附中，我打的桌椅书橱，不但让同事们羡慕，连职业木工也连连称颂。
我笃信这句话：“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在“文革”逍遥的几年中，我学会了理发、修车、缝纫、做鞋、粉刷墙壁……时常有同事来找我理发、修车、做中山装、粉刷墙壁。我家既是裁缝铺，又是理发店。
前些时候，我在人民大学校园里看到王铸禹教授，他拉住我，扯着他的衣襟告诉我，他穿在身上的中山装，还是文革时候我给他缝制的，已经40多年了，他非常喜欢，知直到现在还穿在身上。
1975年7月1日，人大附中党组织，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后备期，实现了我多年要求入党的愿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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