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逍遥亦南）：革命一年半（北京65中文革）

yangharrylg

按老话讲，我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没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搏过命，没有争取当个烈士、英雄啥的幸运。这里的“我们”不包括一代人，特指我和自己的先生刘小佈，“革命”则指1966年5月到1967年11月我俩自愿报名到内蒙古插队之前，也就是在北京65中学的一年半。打旗的是小佈，我大致属于跑龙套的角色。


那年我们正上高三，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的考试成绩还算出色：七门功课中五门一百，另两门也在九十五以上。当然，可能出的题目容易，我占了个便宜。当时的心气儿颇高，想要学医，将来当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浪漫的愿望中，第一志愿想报中国医科大学；现实中想到出身不好，不过一届白丁儿，连团都入不了，泄气到能否有大学录取都没把握；间或也半梦半醒着想，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学校里年年发优良奖状，虽从没有排过全校的名次，要排肯定也会在前十名之列，又不属于“杀关管”子弟，怎么说也该有大学上吧？


小佈与我不同，他父母都在1945年参加了解放军，他随姥爷长大，老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是水电部的党组书记，出身当然没问题。他的学习成绩也在天天向上，那时已名列前茅。他的问题是能否考上清华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问题。姥爷对他讲：考不上清华你就别回家。他的压力虽不小，只在成绩的更上一层楼。而以他的聪明，只要继续努力，似乎问题不大。


复习课在继续，志愿尚未填写，报纸上便开始批判“三家村”，接着是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初开始，大家就停课只闹革命了。


刚开始，我们没跟上趟儿，属于被动观望型。一方面，我们继续沉浸在两人世界，在地下爱情中漫游；一方面，仍旧处于发懵状态，还没从大学梦中苏醒呢！


说起这段地下爱情，也是阶级斗争逼出来的。小佈本来是依靠对象，可他不识时务，是同学中唯一拒绝写入团申请书、不与我划清界限的人，在利益面前他不为所动，甚至屡屡为我报不平，说我父亲是民主人士，并不反动，也不怕以身犯众怒。这点他随母亲。他母亲虽然出身高级革命干部，但从小随地主祖母长大，生活在旧时的北平，上的是教会的贝满女中，后来又到教会大学辅仁大学学习教育，参军后才去的解放军军医大学学医，后来便一直做医生。她骨子里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总愿与谈得来而出身不好的大夫泡在一起，领导谈话都不肯划清界限，甚至为此入不了共产党都无所谓。小佈的姥爷、姥姥为此感叹，孩子没教育好，当年不该把她留在北平，应当早些带到延安才对……有这样特立独行的母亲，有如此我行我素的儿子就很正常了。


尽管我和小佈的出身背景迥异，兴趣爱好有很多差距，但团支部的高压竟然将两种不同的材质锻压为合金，分子均匀分布、完全融和在了一起。当然，这里有催化剂的作用：少男少女，都读了些憧憬美好爱情与自由的书，更渴望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


革命一来，首先是大字报满天飞，学生积极的也有，但主要是老师给校领导贴提意见的大字报，走在最前列的是青年教师。大潮冲击下，我俩也不能完全不为所动，曾和几个同学一起，给班主任齐老师贴了张大字报。这位班主任是共产党员，还是数学教研组组长，却很有意思，对什么都大撒手，一贯取任而不主的态度。高二的班主任周老师曾为我的事情与团支部发生过激烈冲突。他们反对给我发优良奖状，可周老师认为，我的操行评定是良，不属于品质和行为恶劣的学生，没有理由不发。而到了高三，团支部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班会上他只是哼哼哈哈，基本不做任何表态。他是教我们解析几何的，上课却不讲课，叫一位同学走上台去念一段书，他坐在旁边看报纸，最多布置一下作业，然后便叫我们自己看书，这就是他所谓的教改了。


我对数理化没有特殊爱好，每次考试成绩不错就满足。但小佈深爱数理化，他的志愿是当个造火箭的工程师，觉得自己的解析几何没有学到家，达不到他预期的高标准，所以对齐老师很不满意。大字报是在他提议下写的，当然由他执笔。那时的我已经底气不足，只能跟着跑龙套。但我们没有上纲上线，没有揭齐老师的历史问题，也没有说他的出身不好，只说他打着教改的旗号糊弄学生，对工作敷衍塞责。根据其他老师的揭发，他这后两项很有些问题，也无怪乎他啥事不管，这就是他的滑头或曰聪明吧？


说实话，十几年背书式的教育确实死气沉沉，早该改改了。团支部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整右派学生，搞得出身有问题的人心惶惶，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些都是淤积在我们心中的问题与不平。因此，我们觉得给校领导提意见没错，看着那些大字报挺顺气，但也没想过把他们往死里整。
6月中旬左右，团中央派的工作组来到我校，前后脚儿，中央决定高考暂停。停止高考在我虽有些失望，却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甚至还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再不会由于出身不好而落榜，这回大家终于平等了。我将平等看得高于一切。


工作组依靠的还是当初学校的那批骨干，但基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的子弟，几乎是按父亲官儿的大小来排队，出身平民的这回就靠边站了。例如，师生代表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就是姬鹏飞的儿子。但他和我们班那些班干部不同，三年来一直品学兼优，体育也很好，过去是篮球场上小佈的老对手，人并不张扬，在学生中挺有威望。


我们班基本还是团支部或学生干部掌权，牌在高一就基本洗过了，自然分为了两派，对立派还是以小佈为首，那些曾经与我们交好的同学又团结在了我们周围。有一点颇为讽刺，整我最厉害的一位女团支部委员，忆苦思甜时曾上台大讲母亲的血泪史，这时却传出她父亲是破落地主，母亲是地主的小老婆，但因为有另一整我们的男班干部罩着她，他们内部没人整她。而整人又不是我们的强项，我已吃够了这种苦头，更不会想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在心里有点儿瞧不起她。细想之下却也有些佩服，有几个像我这么傻的，父亲明明在解放前就参加了民主运动，却听他的话，将出身填写成“旧军政人员“，以为自己对党忠诚老实，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这所学校只有高中不设初中，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很凶。我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和打人都发生过，但不算特别凶狠。


我和小佈历来对校长印象欠佳，校长对学校基本事事不抓，做报告也讲不出任何实质性内容，只会打官腔。运动初起，老师给他贴大字报提意见，他却妄图转移视线，竟然找了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下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了出来，大叫大喊，扬言要和毛主席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和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但已足够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了。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当时，我和小佈主要是震惊，惊异王怎么会跳出来喊叫这番言论。因教我们语文的穆老师悄悄告诉了我们真相，我们不觉对王心生同情，但也无能为力，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监狱（运动后很快平反了）。我们觉得校长办事太损，竟然生生将一个老实人逼疯了。由于心里并没觉得王是反革命，便只站在很远的地方观望，态度消极。


我俩对团委书记的印象更坏。此人整天慷慨激昂，吐沫星子四射地大讲阶级斗争，那份装腔做式的模样令人在心中做呕。他整人也狠，例如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他就提出要开除人家的团籍，搞得人家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几乎尽人皆知，他的作风也有问题……在批斗他时，小佈忍不住上前，从背后给了他一巴掌。事后他还得意地对我说，这回解了点儿气！我从来反对打人和打架，当然很不赞成。他跟我不同，从小玩儿的是打打杀杀的游戏，看的是《三国》、《水浒》，其中《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一直是他的偶像。从我认识他起，没少看他与人打架，但他打人不能见血，雷声大雨点小，孩子撒气而已。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的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破口大骂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的几位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任何表情。


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这些年轻教师都毕业于重点大学，若不是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编制缩减，也不至于分到中学当教书匠。虽说有点大材小用，但他们教书都很竞业。就说穆老师吧，教学一贯灵活，不死背课本。由于他历来关心政治，在语文课上还不断给我们讲时事。向日葵的揭发，就根据他让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据后来小佈告诉我，下课后，向日葵脸上挂着无暇的微笑，向穆老师提问：反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是拿毛泽东主席的话回答她的：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天真的笑仍旧挂在向日葵的脸颊上，仿佛对能从穆老师那里学到真理与知识很感激。


我是穆老师的得意门生，在感情上自然会同情他。特别是当时的父亲也与穆老师的情况近似，所谓唇亡齿寒，人同此心。而小佈自从穆老师教课，在作文上有所翻身，他觉得穆老师关心政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他颇有好印象。


小佈对工作组组长的态度原本看不惯，将穆老师打成反革命，无疑成为了导火索，他异常愤怒地对我说，还不许给领导提意见了？真他妈装孙子！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说，事后下刀子？他觉得做人不能将人往死里整，更要当面锣对面鼓，不能搞猫腻。


愤怒中他还推门走进教研室，找到那几位积极揭发穆老师的教员，指着他们的鼻子吼，不批你们，你们还不老老实实呆着，互相乱咬，咬什么咬！那模样估计很是不善，吓得那几位一句话也不敢回。


然后，他提议我们几个也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大字报是他起草的，为保护我，他也不会让我写。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十一位同学签名。我的字写得相当糟糕，没有誊写大字报的资格，只有随大流签名的份儿。


这一下我们成主攻对象了。同情反革命，也就跟反革命差不多，而且还敢攻击工作组，这不就是反革命的具体行动吗！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直向了我们。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我们当时觉得这句话特别对我们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当然不服，小佈这只好斗的公鸡更难服气。他约上小名叫二蛋子的同学去找工作组辩论。当时，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也有不少人在场，立时形成合围态势，说我们贴的就是反动大字报。回来的路上，二蛋子委屈地哭了。明明是干革命，怎么成反革命了？小佈安慰他说，咱们没错，哭什么！回家后，他向姥爷学说学校的情况，老人让他顶住，说他做得对。老革命都支持，这无疑对他和我都是很大的激励。估计就是没有老人的支持，以小佈的执拗，也不会低头认错。那时我没想过背叛，毕竟压力没大到飞鸟各投林的地步。


我们就这么死扛着，但十一个同学中的大多数却扛不住了，只剩下我们和另外两个，我挺知足，好歹不是孤军奋战啊！期间，“残渣余孽”们还到团中央去反映过一次情况。那时，我们才打听到团中央在台基厂。只见楼道里人山人海，一片乱哄哄。接待人员把我们的话记录下来，说会向上面反映的，以后当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没多久，就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我们很兴奋，似乎胸脯都挺高了几寸。工作组临撤离的一个晚上，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地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然后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和小佈都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把手，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明显含义就是要把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陶铸讲完话，小佈无人自请走上台去，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自己会管理自己……意思是不用他给我们定调子。陶铸有涵养，听完他的讲话也没急，说还有事，很快走了。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


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小佈的姥爷问他为什么没加入红卫兵？他说自己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老人说，不一样你才更应当争取加入，打进去，改造他们。他觉得这话有道理，于是去向红卫兵的头头申请。都知道他是个大刺儿头，一旦进来，还不得像孙悟空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啊，谁敢要？这么着，被回绝了。


既然红卫兵不要他，他只有自己拉起一只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队伍，都是各年级与红卫兵有矛盾和不服从他们领导的，但出身都没问题，这里面当然不会包括我。只要加上了红字头，似乎谁都不能逾越这条障碍，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正常。成立另一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小佈不过是和老红卫兵叫板，实际活动中，我们还是以战斗组为单位，而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一般执笔都是小佈和二蛋子，字写得好的刻蜡版，会写大字的抄大字报。


初进65中的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革命一来，我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最多只有跟着跑的份儿，丧气之下，易碎的木片裂成了碎末，再也拾不起来了。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正聚在小佈家里，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姥爷从后院走到他住的中院，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小佈姥爷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


也就是这年八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开始张贴，一时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声音甚嚣尘上，老红卫兵的头立马抬了起来，因为他们天然属于血统高贵的一群。


本该枪打出头鸟，对准小佈这只凶鸟，可他的出身抓不着什么把柄，柿子只有拣软的捏，我又一次成为他们的主攻方向。班里的同学给我贴了不少大字报，以红卫兵及其红外围为首，主力仍是运动前团支部的两员大将，一男一女。说我出身反动，本人也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因为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曾对某同学说过，江青原名叫蓝萍，是三流电影演员，当初和主席结婚，刘少奇等不同意……这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证人是说自己出身贫农实为破落地主的那员红外围。


这一棍子把我打傻了。在批判我的班会上，我都不记得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应当是毫无招架之力，只有挨打的份儿，很可怜，十分窝囊。那些当初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时只有站起来揭发批判我，最多也就是保持沉默。又一次树倒猢狲散的惨局。好歹小佈还坚决为我辩护，说我说的是事实，没有攻击毛主席；二蛋子也说了几句。如今回想起来，能沉默就相当不简单了，没能划清界限啊！而为我说话的二蛋子，他父亲是起义的国民党军人，能有此种勇气，至今叫我佩服不已。


不久抄家开始。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的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声响。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阶梯教室是为讲大课准备的大课堂，在当时的形势下，似乎叫阶级教室更恰当。


我从来没勇气去阶梯教室参观，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战士们。从那刻起，尽管没体验过皮带扣的滋味，却觉得自己的脊梁骨已经断裂。断裂的脊梁骨搅拌着残存的骄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惧是油，点燃了痛苦之后变为一片麻木。


那时我的家里同样漫溢着恐怖气氛，抄家仿佛是迟早的事情。父亲已经把行李打好，随时准备以“公安六条”的身份被遣返回乡。至于南昌算他的老家，还是江西遂川算他的老家，那就全凭命运的安排了。


小佈仿佛也有预感，让我把需要保存的东西交他保管。在南昌时，大娘的子女都干革命去了，她却被划为地主。为了救已经被关起来的大娘，母亲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几乎是扫地出门来到北京的，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祖母给母亲的首饰，几件翡翠也在风声紧之前，以五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委托行，父亲穿西装的照片也全烧了……在我心里，最宝贵的是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我收集的主要是前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譬如像《白痴》中的女演员等。另一些是运动前小佈刚给我的，都是12寸大小的好莱乌著名男女影星的相片。那时没有美国电影可看，对着影子过过眼瘾，也觉得美丽非凡。


其实真有些值钱的是我积攒的邮票，从小学起我就开始集邮了。这得益于母亲在人民银行核算工厂整理组工作，全国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经她之手，信件一天就有上百封之多，邮票更多，都是盖销票，若不弄下来，就全当废纸处理了。那年头时兴积攒盖销票，因此我便有了集邮的兴趣。什么梅兰芳票，金鱼票，牡丹票，十几张一套的，别人很难弄齐一套，我却有好几套。多出来的就去集邮公司或与熟人换外国邮票，多年下来，积攒了好几册。解放以来国内邮票我已经攒齐了，其余几册则是外国的。


但我心里没有价值的概念。因为最喜欢影星的照片，也明白放在家里烫手，就只把这些照片放在了书包里，准备让小佈拿走。却始终没机会交给他，只好又拿回家里。


机会稍纵即逝。也就是当天下午，开完我批判会的那天傍晚，我和他约好，去我家取这些烫手的山芋。我俩是一前一后走的，他在胡同里等我。等我到家，小妹告诉我，我们学校的老兵已经来抄过家了，拿走了一只皮箱，把我的邮票和日记什么的全抄走了……


我的脑袋当时是懵的，木木地走到胡同口，准备把这消息告诉等我的小佈。正在我们说着话往前走时，我们的街坊突然冲到我俩跟前，说我们是“流氓”，立刻便有另一个街坊跳出来做证，说经常看见我们在胡同里出没。这后一街坊原先是机关的花匠，此时已是机关某一组织的小头目，天天带着红袖章在大院儿招摇。“破四旧”的高潮中，抓流氓也是重点之一。这一喊一叫，我们立时被一群人围住。我是已经傻了，毫无招架的功夫；只有小佈还梗着脖子冲他们叫着：谁是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接着，机关的大头目把我们带进机关，审问一番后并不放我们走，让我们等着处理。一定是给我们学校的老兵打了电话，学校就在附近，很快来了几个老兵，把我们押送回学校。期间，那几个老兵一再让小佈回家，他哪里肯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直到进入老兵的总部。进去，就看见几个头目正在翻看我的那些影星照片，其中一个嘴里哼了一声说，这些都是你的？小佈接过话头来说，这是我给她的，怎么了？不就是一些演员的照片吗？那头目说，没你什么事儿，你回家吧！小佈说，我不回！我给我姥爷打个电话，说我不能回家了……争执间，头目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红卫兵要全体集合。其中一个面无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吧！


事后，我们才听说，那晚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人被人打了，他们要全体出动赶往西城救援。本以为要挨皮鞭的，麻木到似乎就是去受死，也无所谓了。我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只有安静地等待，等待着被革命屠宰后送上祭坛。可竟然就这么脱离了险境。若没有小佈做我的卫士，若没有这场事故发生在当时，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上帝怜惜我。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校的老兵该算比较文明的。为数不多打人的多是军队子弟，可能听战斗故事淤住了闹的。记得只有高一的一男一女咋呼得厉害，其中一个是我班同学的弟弟，他们的父亲是军队的大校。我们班的那位除跟出身不好的保持距离外，从来没见他挥舞过皮带。我们班有位出身贫农的女生，她父亲一直是大学老师，她在校园长大，人长得也秀气，说话娇滴滴，过去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迫于形势才疏离的。一旦当了老兵，我班的小头目让她学骂人，她在教室苦炼，学抡着皮带骂“他妈的”，可到底没学到家。再说那小头目，长相就有几分似李逵，浑身一股痞气。本以为他抄家中必会逞凶，没料想却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我校党委周书记的妻子为地安门中学的校长，该校红卫兵去他家抄家并打其妻，他在旁边为妻说话，惹得老兵怒上添堵，皮鞭疯狂冲他挥舞，结果打成脾脏破裂……还是我班这位小头目赶去，说这属于我们学校的势力范围，才将他从皮鞭下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好歹救了周书记一命。后来，他又揭发有人在抄家中私藏金子……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红色恐怖的时间不长，可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刻在心上的一道伤疤。我总是后怕地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庆幸，从来没有想过讨回自己的邮票和日记。但是，从它们被抄走的那天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和集邮了。爱好与噩梦联系在一起，我惟有将爱好与噩梦一起斩断。


很快大串联开始，顾不上打砸抢了，老兵们纷纷到外地去见世面，外地的学生来北京的更多。我们这些狗崽子不但松了口气，还派上了用场，昼夜值班，接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不知道前头等着你的是什么，但仍旧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就算是暂时的，只要活着就好。所以，对值班的工作我很认真。


当时，小佈到上海串联去了。因为惦记我，去的时间不长，只十天左右。据他说，也没搞革命大串联，就去浦东探望了他的表姨夫和两个表弟。表姨夫与表姨离婚后调到浦东造船厂当厂长，和他一起玩的两个表弟也跟着到了上海。他告诉我，他从小佩服的表姨夫正接受批判，家里碗朝天，盆朝地，两个表弟跟野孩子差不多。另外，他去老城隍庙逛，给他母亲买了双皮手套回来，他母亲捧着手套居然激动地哭了，说他长大懂事了。


我从南昌来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过首都。从小脚就野，当然特别羡慕能去外地串联的小佈。羡慕而已，想走出去的念头想都不敢想，没觉得自己有此资格。


记得是秋天，我们班曾经的班干部（当时可能是老兵的小头目，我没资格打听，只能估计）提议，让留在学校的我班同学去房山郊区劳动。出身没什么问题的都去外地串联了，留下的人绝大部分出身都有问题。当时，小佈曾竭力劝我别理他们。明明是监督劳动，我心里何尝想去？可又不敢不去。


像劳改犯似的，在两三个出身好的同学押解下，十个左右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垂头丧气地跟着，来到房山山区，分别住进贫下中农出身的老乡家内。
白天收庄稼，晚上回老乡家睡觉。由于是山区，夜里天已相当凉，因为有热炕，觉得还温暖。我住的这家是下中农，男房东不爱说话，女房东却能干而健谈。头一回睡热炕，也头一次从小佈以外出身好的人那里感受到了温暖。她知道我出身不好，却对我嘘寒问暖，还对我说，什么出身不出身的，只要干活好，就是好样的。女房东的话无疑是在不断为我打气。改造了大约一周，太阳下忍受着原班干部的训话与脸色。在女房东的鼓励下，我终于有了造反的勇气，没打招呼，提着行李返回了北京。当时的形势老兵已经有些说了不算，否则，我也没有这份贼胆儿。当然，这和我内心始终蛰伏着的造反细胞也有关联。


1966年入秋之后，萧瑟的秋风也吹到了老兵身上，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校里风云突变，批判老兵的大字报又成为主流。首先从张贴首长讲话开始，首长主要指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讲话。我记得张贴首长讲话的不是我们，贴第一张批老兵大字报的也不是我们。


我校的老兵当然不可能立刻认输，他们贴出了江青对北大附中老兵的讲话。讲话肉麻吹捧该校老兵，甚至称该校老兵领袖彭小蒙为小太阳……小佈的姥爷历来对这位第一夫人评价不高，小佈当然受其影响。而我们看到她的讲话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从来没准谱，心里也确实不以为然。虽知道这篇讲话可能是真的，为了打击老兵的气焰，小佈和我贴了张大字报，说老兵是造谣。第二天，便发现大字报上有不少批注的污言秽语，什么“夫妇”、“不要脸”之类的。但老兵只是负隅顽抗，此时舆论的大多数都已支持我们。于是，便有了些虽挨骂犹光荣的感觉。


从那时侯起，我们就算彻底翻身了。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地狱到了天堂，你说是什么感觉？轻飘飘的幸福感，有点儿像在做梦，很美的梦。一点不夸张，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幸福在心中涨满，便想分给别人一些，甚至分给曾经整我的人。看到老兵被批得低下了高贵的头，却仍有人不依不饶，在我提议下，我们又贴了张应当团结绝大多数同学的大字报。许多同一战壕的战友不满意了，批判我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回答说这叫革命人道主义。其实，心里真闹不清人道主义该属于哪个阶级。到今天才搞明白，人道主义是普世原则，是超越阶级的。当时，由于看外国小说多，特别佩服《悲惨世界》中感动冉阿让的主教，行动中不过是下意识学习罢了。


每个年代都有它时髦的服装。那年头的时尚是一身绿军装外加半尺宽的红袖章。当初黄色的“红卫兵”三字演变成黑字兵后，如今又演化为五花八门的各种战斗组织。18岁的我正是最爱美的年龄。尽管小佈搞到了一套将校呢的军装，穿在身上帅气十足，即使我发现长相一般的姑娘只要穿上一套军装，就会变得精神无比，而“精神”二字就等于现在所说的漂亮，我却从来没要求小佈为我搞一套军装，也没戴过任何标识的红袖章。表面上是对这两样东西有一种反叛，内心深处则觉得自己不配。刚刚逝去的恐惧锥心刺骨，刻在内心深处的自卑结糨太厚。


期间，我怂恿小佈和我去了趟清华大学，并和蒯大富见了一面。引见者是我的邻居阿春，她比我大三岁，在清华自动控制系上学，当时跟老蒯一派，属于井冈山。记得那是老蒯给刘少奇贴出大字报的第一天。


比较过清华和北大的大字报，觉得还是学理工的人有水平，逻辑性强，文字也活泼多彩。都大革命了，我还在欣赏文字呢，看来永远也不能彻底革命。


那时的老蒯刚被解放，还没有牛气冲天的架势，挺平易近人，人长得白净，很有些风流倜傥。记得他的左右臂刘才堂和刘泉也在场。我们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期间我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就不怕再次打成反革命吗？他有点神秘地对我们说，周总理跟他长谈过，大字报是在总理启发下写的。至于老蒯说的是否为实话，那就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正与老蒯聊着，外边的扩音器里突然响起震儿欲聋的声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竖起你们的驴耳朵听着……老蒯立刻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快走吧，来镇压了！我们只好赶紧往外走。只见成群穿着绿军装，臂戴黑字红袖章的少男少女们正在疯狂地撕大字报，嘴里骂骂咧咧，都是“狗崽子”之类的话。一打听，原来他们是海淀区11所中学的老红卫兵。


说实话，老蒯给国家主席贴大字报，我们并不认为是反革命行为。我们也是所谓反工作组的，在感情上已和老蒯站在同一立场。况且，当时有句话特别流行：怀疑一切。我们也深受影响，认为给国家领导提意见挺正常。


未翻身的时候，我们曾利用值夜班的时间，聚在一切认真学习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心得是共产党员要能忍受同志们的误会，要忍辱负重。当时，尽管人家已把我们当成了敌人，我们还没绝望，仍旧觉得自己是要革命的。读这本书也算是给自己鼓劲儿吧！但对刘我们也有些看法，例如“四清”中，他推出自己的夫人，弄了个“桃园经验”大力宣扬；后来又派夫人作工作组长，来镇压清华的学生运动……这些我们也不以为然。但后来把刘搞成“叛徒工贼”之类的，就不在我们理解的范围之内了，若真有这些历史问题，把他放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那不是过于儿戏了吗？
后来，听说老蒯搞得很不象话，甚至真刀真枪地搞起了武斗。我的邻居阿春也和他反目，从井冈山到了414。她的男朋友被围困了几十天，没吃没喝，后来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而我印象中的老蒯永远定格在他刚解放的那个时刻。我一直为他惋惜：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从农村考进清华多不容易！若没有革命，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企业家。一场革命点燃了多少野心，烧毁了多少脚踏实地的理想！


1966年11月左右，学校里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对我这种极度渴望自由的人来说，正是最理想的状态，没人再侮辱你歧视你，甚至可以公然地与小佈出双入对，也可以去串联了。于是，我们约上我的一个发小、我弟弟，四个人一起去了外地。不好意思加上“革命”二字，因为革命与我们的串联基本无关，我们去了南京、杭州、湖南湘潭、韶山冲、长沙和广州等地。所受的革命教育就是去参观了毛主席的故乡，在广州去了趟农民运动讲习所走马观花，其余则皆与游山玩水、风花雪月及往嘴里搂好吃的有关，似乎没去学校看大字报和与学生串联过。因为贪吃，甚至没忘品尝广东的名菜“龙虎斗”（蛇炖猫）。花钱随便，到后来囊中羞涩，小佈只好打电报向母亲要钱，我们又在驻地的学校借了二十块钱，这才解决了经济危机。那时串联的学生可以随便借钱，借了也是白借，借条就是废纸一张。这应当是我们这一生唯一欠钱没还的债，后来因为国家欠我们的更多，在心理上也就扯平了。看来，批判我们资产阶级也不是没道理，我那些同学从来就具备火眼金睛。


大约1967年初，支左的解放军来到学校，军训也随之开始。在解放军的组织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革委会成员由解放军推荐和大家选举产生。经过全校大多数人的选举，小佈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由于没把老兵往死里整，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派不错，不少人逐渐团结在了我们周围。那个领我们去房山的老兵甚至哭着来向小佈道歉。自然，指望他向我道歉不现实，我自己也没有这种想法，那毕竟是个将出身仍旧看得很重的年代。


小佈当了学校的革委会主任不算，校外也给他封了个不小的官儿：“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作战部部长兼红代会委员。可他从没把校外活动当盘儿菜，仅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议，是“中央文革”接见并讲话；据他告诉我，活动也只参加过一次：当时老兵不服气，组织了“联动”，去冲击公安部。“红代会”通知他，组织造反派的学生去驱散。 因为“联动”当时已是色厉内荏，看到到达现场的大批学生，很快也就散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对于搞串联与校外活动，我们整体上是消极派，可能跟我俩更忙于谈情说爱有关？只记得有一次去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具体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别的忘了。会场上有七八千人，坐得满满的。会议正进行中，突然有人大量散发“出身论”的小报。


遇罗克、遇罗文兄弟均与我校有渊源。前者几年前从我校毕业，但我们没见过；而后者是在校高二的学生，曾拿着《出身论》让我们看。我清楚地记得，上面提到了财产再分配的问题，还有就是既然老红卫兵由出身好的人组成，那出身不好的人为何不能单独组织红卫兵？这两点都是小佈坚决反对而我不敢苟同的。说解放后的剥夺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不合理，需要再次进行分配，这和我们所受的教育完全冲突。毕竟，农民分到了土地，这也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而我们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何要和老兵一样，将人分成不同的出身、分为不同的派别呢？小佈的特点就是眼里不揉沙子，只要他觉得不对，就会毫无顾及地谈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时就和遇罗文展开激烈辩论。其实，主要是小佈说，而遇基本被驳得哑口无言。看到在学校里没什么市场，遇很快就到校外去活动了。


这次败军之将卷土重来，自然引起了小佈的愤怒。他立刻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篇幅地讲明自己的观点，主要就是强调人不能分成三六九等，不能以错误的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讲完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当时，我很为他的辩论口才而自豪。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要说血液中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是给自己抹粉；要说当初不认为《出身论》是毒草，也是为自己开脱。但是，我们从来没认为遇家兄弟是阶级敌人，从而打算整治他们；只是认为观点不同，便与他们展开大辩论。革命中，大辩论、大字报我们都认为很好、很正常，而将人往死里整，则是我们不同意的。


写这篇东西时，我将网上所载的《出身论》调出来看了一遍。很奇怪，和我们当初看的稿子大为不同。首先语言就变了，变得更为通俗易懂；其次，我们不同意的主要两点竟然长翅膀飞了。若当初就是这个版本，也就是所谓的常识性观点了。像我这种深受阶级路线迫害的人怎么会不能苟同，而几年来一直为我抱不平的小佈又会与其大辩论呢？


还原历史的真面，是双方面的责任。尽管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但应当本着良知来回忆，尽量做到客观，而不应当为了美化的目的做改动与修饰。
不久，学校又开展了整风运动，小佈作为学校的一把手，自然成为首要目标。许多同学慷慨激昂地给他提意见，说他对人不留情面、粗暴，动不动将人说成小资产阶级……还有上纲上线的，说他是官僚主义。


我属于叶公好龙一族，此时更觉得当官没意思，处处受人辖制，少了许多常人的自由。何况在当日的形势下，除了伟大领袖和林副主席，想给谁贴大字报就给谁贴，想打倒谁打倒谁。在我心中，自由比什么都重要。面对指手画脚提意见的主儿，想到牺牲了许多我俩在一起的时间，觉得颇为不值……于是，我竭力鼓动他辞职。他也觉得当官不自由，便提议让随丈夫新调到学校的林书记当一把手，主动要求辞去革委会主任的职务。那年头辞职也简单，贴张大字报就行了，没任何别的手续。


闲逛了些时日，学校又重新改选，结果，那些首当其冲攻击小佈的同学却坚持选他，他的得票排名仍旧第一。在解放军和大家的坚持下，他只好勉为其难，又当上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排在林书记后头而已。那年头，林书记并不敢多管事，许多具体事情解放军还是跟他商量。这官儿竟然似年糕，想甩也甩不脱了。那时，我们都不明白，利用职权，可以办坏事，也可以办些好事，我们行事做人似乎全凭本色与感觉，缺乏自觉性。


“一月风暴”掀起之后，矛头开始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时间，所有的当权派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当时，我们学校已经被遗忘的退休党委书记黄梦谷忽然来到学校，贴了张大字报，主动要求参加革命。立刻有了反响，有人揭发她是“叛徒”。原来，黄是二十年代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了，但在新疆被捕，被关押多年，因此脱党，丈夫也跟她离婚了，后来才重新入党的。知道了她的情况，小佈立刻找她谈话：别人躲都躲不及，你怎么自投罗网？以后你别来了！她还算听小佈的话，从此就不来学校了，也没人再追究这过去的书记，好歹躲过了一劫。


而小佈的姥爷和姥姥正在台上，躲是躲不过去的，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往下倒。为了孝敬老人，他能做的就是替老人写大字报和去部里替他们抄大字报。


再后来，又兴起了“四三”派与“四四”派之争，一派反对解放军领导学校的革命，一派力挺解放军。按说，解放军对我们这派够意思，刚开始，我们的感情倾向于“四四”派。可看到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在了对面，互相喷吐沫星子，彼此毫不留情，那感觉真不是滋味。因此，我们自称“不三不四”派，主张大联合及复课闹革命，超然于两派之外。这让解放军和两派都不满意，说我们是“骑墙派”。眼见得斗来争去，大家都变成了乌眼鸡，这革命也太没意思了。我们索性很少在学校露面，而改为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坐班。那几个月，从早到晚，我们按着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将没看过的世界名著扫荡了一遍。徜徉在书的海洋中，说实话，比革命要有趣得多。


除了去北图，就是去逛公园，像紫竹院、北海等公园我们都去过多次。很幸运，那时的北海尚未被江青当作跑马场，还对公众开放。小佈跟哥哥借了个破相机，在好几家公园里都留下了我的影子，甚至有我和小佈的合影。至于那台相机是否为他哥抄家得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曾听他不以为然地说过，他哥抄家挺积极的。若这相机是抄家捞来的，那也是我们良心上的污点，有必要示众。


照片上的我用当日的眼光看来，很不象样：在黑灰蓝的海洋中，我竟然穿着花裙子。对于那条裙子我印象深刻，水绿色的玫瑰花洒满白色的底子，干净而优雅，配上白色或黑色的衬衫都合适。那件黑色的上衣就更过分，亮缎的，还有腰翘，是母亲不敢穿后我继承过来的。合影里，我和小佈假模假式地举着张革命报纸，只为亲密地靠在一起，下面则是某革命战斗组织张贴的大标语。不知道是革命讽刺我们，还是我们居心叵测地讽刺革命。无怪乎几年后，解放军看到我的照片要紧皱眉头，说我绝对资产阶级化呢！爱情让小佈不辩美丑，而我内心深处，一直企图挣脱革命，革命将我卷进来，百分百是场大误会。


就这么资产阶级化地混到了1967年10月份，听说了曲折一行十人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消息。我头脑一时发热，想要证明资产阶级小姐也能比别人革命，遂动员小佈和我一起去了草原。


从此，我们结束了学生生活，在学校的革命遂告一段落。从本质上说，我们本该是距离革命最远的人，一无野心，二无热情，在环境稍有缝隙的条件下便贪图享受。然而，革命一天不结束，它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等待我们的将是草原上更加严酷无情的革命。


多年来，我始终在思考，我们班出身有问题的不只我一个，甚至比我出身更不好的也有。那为什么团支部不整他们而单整治我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说：骄傲是第一大罪。看来，原因就在于我的骄傲。从师大女附中来到65中学后，我对这里的同学内心是瞧不起的，对这所学校也是瞧不起的，认为自己只是由于学习不努力，造成的一时沦落。初来学校的我，取一种俯瞰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有两点可说明我的狂傲。其一，在65中的四年，我和自己较劲，竟然没上过那里的厕所，幸亏家离得近，否则非憋出个好歹；其二，爱好文学的班主席在墙报上写了首诗，我竟然冷言冷语在底下说，这首诗挺熟的，意思是人家有抄袭之嫌，这话传到人家耳朵里，能不恼怒？所以，很大程度上，我的挨整属于自找。“桡桡者易折”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你出头、你骄傲，别人不整你整谁！因此，近年常有种自嘲心理：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角度讲，我这只替罪羊也算解救了另一只吧？那么，冥冥中，我似乎是做了好事一桩。也会常常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文正对清朝功勋累累，力挽狂澜于即倒，尚且要如此做人，这说明谦卑在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有多重要。当初，我若能对同学们的态度谦卑一些，我想，我的处境也许会好上许多。当然，不整我，他们就会整别人。在阶级斗争路线指导下，寻找敌对面是关键的关键。因此，我从没想过为阶级斗争翻案，更希望噩梦不再重演。


最后我想说，搞清历史后，宽容很重要。革命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参与者，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能幸免。所以，寻找责任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究竟做过什么，早一天挣脱套在良心上的盔甲，释放自己的良知。


因为我们不完全，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神便给了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磨难，那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历练，让我们终能认清自己是距离神要求甚远的罪人。若经历过历练之后彻悟，将使我们的心变得对他人更加宽容。

2008年12月25日圣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8be610100b4n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