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龙江：北京65中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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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65中记事




【前面的话】看到同学李再延的文章《感恩母校 祝福母校》，也想起了我们共同的母校——北京65中。为此翻出一篇旧文发表于此，以示共同的怀念。





一、    校园、老师 和同学





从沙滩的中国美术馆西边的十字路口向南，不远处路西就是北京65中。65中曾经有过不平凡的历史，资料记载："１９５５年，在育英中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一所实验、示范性学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校址选在东城区骑河楼的原育英三院，一座仿苏联普通中学标准建制的宽大而明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配以当时最先进的理、化、生实验设备，顶层还有体育馆、图书馆，楼外有一个具有标准跑道的运动场。由张迅如任第一任校长，以育英高中部教师为主体的一批资深且具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组成师资队伍，以育英中学高中部全体学生为主体的６５中，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所纯高中学校。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开创并铸就了６５中的教风与学风，学校于１９６１年被评为区重点中学，１９６２年被评为市级重点中学。十年中，从这里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著名作家刘心武、歌唱家李光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还有众多的政府机关领导、企业家和科技人才，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成为部门的中坚，不少顶尖级人物成就蜚声海内外。１９６２届高三唐守文同学一举获得全国数学竞赛冠军，接受华罗庚先生的手稿奖励并被接见。数以万计的优秀学生从这里走出，实现着奉献于祖国、奉献于民族振兴的人生价值。""1960年65中约五分之二的校园划出建了景山学校。十年动乱，教育蒙受劫难，65中也未能幸免。1968年开始招初中，成为一所普通的非重点完全中学。""跨进二十一世纪，区政府决定把原景山学校南楼及近5000平方米的场地再次归还65中，并投资改建西楼为现代化的具有电教、阅览、实验等功能的综合楼，给65中创造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是1963年夏天从北京分司厅中学初中毕业考入65中的，当时正是65中发展的盛期，学校已经在1962年被评为市重点中学，是北京市唯一只有高中的学校。校园中有一栋苏式教学楼和一个操场，操场已经被景山学校占去一半。教学楼共4层，一至三层是从高一到高三的教室和教研室、实验室、阶梯教室，每个年级6个班占一层楼，每升一个年级也升一层楼。四层是图书馆和体育馆，那里和操场是我们进行课余活动的地方。教学楼呈凹字形，楼前有一片三面环楼的空地，我们进校后的第一课就是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开学典礼，听校长介绍学校的历史，讲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





当时的校长叫杨天恩，做起报告来显得才情四溢，对人也比较谦和，同学们都比较尊重和喜欢他。副校长是周光，党委书记周学谨，口才比起校长来要逊色一些，但也都在每天勤奋工作。教导处主任关志宏，团委书记韩万国，在同学中虽有微词，但也都不否认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当时的65中确实有着一支有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数学教师黄子彦，是当时北京市仅有的几个特级教师之一，我们入学那年市教育系统还专门为他召开了教学40周年研讨会。当时他年事已高，基本上不再从事一线教学工作，但也还是学校的一块招牌。其他一级、二级教师还有不少，即使是年轻教师也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在教学中展现出了他们的才华。在高中三年里先后教过我们的有语文老师仇焕香、穆瑞清、周玉龙，数学老师齐连昶、夏根杰，化学老师孙深、肖孔钢，物理老师孙强等。他们在教学和讲课中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仇焕香讲课和他的着装一样潇洒；周玉龙讲课和写字如同他的名字，龙飞凤舞，豪放不羁；孙深讲课简明扼要，几句话就能抓住重点；孙强则幽默风趣，使同学们在他的物理课上经常发出笑声；夏根杰不善言辞，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板书，写满了擦掉又接着写，为此不知道吃了多少粉笔灰。这些任课老师中，周玉龙、肖孔钢和齐连昶先后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与我们朝夕相处，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思想和生活中的问题。





从高一到高三我们都是六班，班上共47位同学。其中我和赵旭虹、于玉珍、王敬淼、武金春、崔士英、郭立男等先后担任过团干部和班干部。在那些日子里，大家一起上课学习，进行课外活动，到八达岭春游，下乡劳动，参加国庆游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情景还历历在目。还记得课内课外大家认真学习、互相帮助的情景，操场上同学们打球时兴奋的喊叫声，下乡劳动时晚上躺在被窝里听刘小布讲福尔摩斯的故事，长城上留下我们青春的身影。如今一晃40年过去，大家都已年届60，有的已经是满头白发。在47位同学中，王敬淼、穆瑞刚、罗小明、蔡兴隆、何景仪5位同学已经先后因病或其他原因去世。其中蔡兴隆是位印尼归侨，从小学到高中和我都是同班同学，他在东北兵团时的一次民兵训练中不幸被手榴弹炸死。





当我们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回首过去，觉得格外怀念那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二、正是青春年少时





1963年当我们进入65中的时候是16岁。本来应当1966年毕业离校，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到1968年以后才陆续离开。我是1968年2月去云南上山下乡的，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的那一天是2月8日，正好是我21岁的生日。从16岁到21岁，我在65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





记忆中的青春是多色彩的。当时在学校，除了每天进行上课学习外，课外的活动也不少，有时还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重大活动，比如欢迎外宾、示威游行等。有一年国庆节游行，我们接受了组织腰鼓队的任务。几个月前就开始在专门的辅导老师的辅导下进行排练，从学打腰鼓、练习步伐和队形，从单练到全体合练，经过一次次刻苦练习，终于成为了一支整齐划一、威武雄壮的腰鼓队。这支腰鼓队最初叫做"陆军腰鼓队"，服装是一身军装，还有大盖帽，穿上后特别精神，腰板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许多。可惜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夜间彩排后，据说是有的领导认为学生穿军装不合适，就给换成了民族服装。尽管如此，当我们"十一"那天迈着整齐的步伐，敲着响亮的鼓点，还不时呼喊着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仍然使出全身的力量，显示出气震山河的豪迈气概，赢得从主席台和观礼台上传来的阵阵掌声，心里充满自豪。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参加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式的团体操表演，女生的服装是无袖短裙。当她们已经开始发育的身体穿上这身短裙，透出一股青春的气息，这在当时到处是一片灰、蓝色的服装中，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体育是展示青春力量的项目。我从小喜欢体育，少年时曾经在先农坛业余体校练过游泳，得过北京市青少年游泳运动会少年组100米蝶泳第二名、自由泳第三名。后来年龄进入青年组成绩不理想就没有继续练了。到65中后立即与学校的操场和体育馆结了缘，早上从位于东单的家里骑车来到学校，放下自行车就直奔操场，课余时间也经常泡在那里。高一时曾经与五班的姬军（姬鹏飞的儿子）代表65中参加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的三项全能比赛，成绩铅球不行，其它两项还可以，百米跑了13秒，跳高用得是现在看来比较落后的滚式，但是也跳过了1米48，当时横杆已经到我的鼻梁。到了高二、高三，低年级的同学后来居上，李尧夫和廖承志的儿子廖平平的成绩都远远超过了我。虽然如此，我在运动场上的热情依然不减，除了田径外还练体操，经常一玩起来就乐而忘返。




然而乐极生悲，有一天锻炼时我从天梯上掉下来摔成骨折。65中操场上有一个锻炼用的天梯，有三层楼高。一般从东边的扶梯上去，经过一段两边有钢丝护网的独木桥，再从西边的滑梯滑下去。我们有时锻炼反过来跑，先在操场跑一圈，然后从西边的滑梯攀上去，再从东边的扶梯下来。为了加快速度，下来时可以把双腿搭在扶手上滑下来，要领是一定要夹紧两臂减速缓冲。有一次早锻炼，我为了更快一些没有按照要领做，两臂基本没有夹住扶手，只听耳边一阵风声就落了地，听见"喀吧"一声响，身体向右边倒下去，然后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仔细一看，右脚从踝关节起已经外翻变形，本来应该朝下的脚掌现在几乎是朝上了。旁边的同学们见状赶紧背起我就往附近的公安医院跑，记得那些同学中除了本班的外还有五班的蔡仪，大家轮流背着我一路小跑来到公安医院，医生看后认为伤势太重需要转院，接着用车把我送到治疗骨伤最好的积水潭医院。刚才摔下来时还不觉得什么，路上开始逐渐地感到越来越疼，我强忍着钻心般的疼痛，大颗的汗水从脸上流下来，眼看着右脚腕也变得越来越肿。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做了诊断后我被送进手术室，手术做了8个多小时，等我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从手术室被推出来，已经是傍晚时分。





医生诊断，我这次是右腿踝关节粉碎性骨折。我很幸运，可能是由于当时临床研究的需要吧，我的手术是由骨伤科主任亲自操刀，在一位中文名字叫洪若诗的英国专家指导下做的。虽然过程有些复杂，关节复位后用螺丝钉做了固定，还取下我腿上其他地方的皮肤植了皮，但是手术很成功，恢复后没有留下任何症状，至今与好腿一样。手术后住院休养恢复时，发现当时报上宣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也住在那里治伤，有时在楼下花园里可以看见她们。我这次受伤共住了两次医院，几个月后又再次住院开刀把螺丝钉取出来，前后用了半年多。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我没有拉下功课，仍然顺利地升入了高一个年级。




青年是容易焕发激情的时期，而诗歌是表现激情的一种方式。从医院出来后我还拄着双拐，再去操场运动已经不方便，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我又迷上诗歌朗诵，当上了学校朗诵组组长。我从报纸和书刊上抄下一些喜欢的诗歌背诵、排练，然后下午放学后在学校广播中朗诵播出。先后朗诵过毛泽东诗词、高尔基的《海燕》、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以及其他一些诗人的诗，其中我特别喜欢吕远写的一首叙事诗《一个共产党员的手》，说的是一个失去双手的退伍军人回乡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故事。刚开始的第一句："是的，他没有手，只有两只空袖口"，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除此以外，我还朗诵过自己写的一首歌颂中国又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诗，记得头几句是：





"当我架着双拐，


一步步、一步步走下楼梯；


新发的公报，


紧紧地、紧紧地攥在手里：


啊，


又一颗原子弹爆炸，


又一朵蘑菇云升起！"




现在看来，这首诗虽然还幼稚，选题政治性也强了些，却反映了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真情。




三、生活的轨迹被改变了





1966年，我们本来应该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改变了原有的一切。这一年开始时还似乎一切正常，经过三年的高中学习，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正面临毕业，课程已经基本结束，大部分同学都确定了高考志愿，正在抓紧时间复习。与此同时其它课余活动也在如常进行，这一年我们全班组织了到八达岭春游，留下一些照片作为毕业前的纪念。我仍然经常参加校内外的一些朗诵活动，曾经登上广播剧场的舞台，在《北京市朗诵爱好者诗歌朗诵演唱会》上，与齐越、夏青等老一辈电台播音员同台演出。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顺理成章的秩序，也从此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





当时我们都很关心时事，这也是高考政治的内容之一。为了及时了解时事动态，我还让家里订了一份《光明日报》每天看。那时大家对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关心是自觉和真诚的，记得一天放学后我在教室中给大家朗读新华社记者穆青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录》，全班同学都在静静地听，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和做其他事情，大家被焦裕录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逐渐地，报上的批判文章开始多了起来。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火药味越来越浓。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接着是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为此"欢呼"的评论员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令人目不暇接。此时我们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准备高考，正如有的人所说，当时的北京城，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当我们有些担心即将到来的高考怎么办的时候，6月13日中央做出了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6月18日又公布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干脆提出取消高考，废除高考制度，才使我们彻底放下书本，完全投入到这场"革命"中去。




当时我们的身上象是烧着了一把火，变得躁动和狂热。我们到清华和北大去看大字报，回到学校自己也学着写大字报和大标语，造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反，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到社会上"破四旧"，批判"封、资、修"。当时"革命"似乎成为生活中的一切，有时晚上也不回家，在教室的课桌上盖着大字报纸睡觉。学校领导瘫痪后，为了维持秩序由团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来了不久我们听到有的学校要求撤工作组的消息，就由我执笔写了一封要求撤工作组给党中央的信，据说这在中学中还是比较早的，于是当天晚上当时刚刚调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和团中央的王照华等专程来到65中，在四楼体育馆召开了一个会，会上我代表大家宣读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陶铸讲了话。记得他讲话的大意是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是一个新问题，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大家没有经验，中央也没有经验。根据目前的形势，中央决定要撤消工作组。当初派工作组和现在决定要撤工作组，都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都是正确的。




工作组一撤走，没安静几天的校园又热闹起来。在"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下，我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还请学校一位同学家长、作曲家付庚辰谱写了战歌。从8.18开始，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头几次我都参加了。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有新的口号提出，有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我们虽然也在轰轰烈烈地忙碌着，却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没有什么自己的创造。我感到自己象巨浪中漂浮的一只船，眼看着滚滚激流席卷和摧毁着周围的一切，觉得新鲜刺激，却不知自己将要漂向何方。




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的同时，北京的红卫兵也走向外地，开始进行"革命大串联"。我开始是与学校的一群"老红卫兵"一起到上海、杭州，由于不是一个班的，现在有些人的名字忘记了，只留下当时的照片，记得其中的一个人后来成为演反面角色有名的电影演员。第二次和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去了东北，一直到了哈尔滨、大庆，其中到大庆有一段路是在寒冷的夜里坐的"闷罐子"车厢。第三次到武汉后准备继续往广州走时，中央下了停止大串联的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不久，学校进驻了军宣队，开始搞"斗、批、改"。我们也从最初的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考虑向何处去的问题。学校逐渐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是66届应届毕业生，不属于复课的对象，大学已经停止招生，继续升学已经无望。经过比较和选择，受到当时的一部电影《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的影响，决定先去云南西双版纳考察一番。于是1966年底，我和65中的高中同学王树理、赵旭虹、蔡怡、周秀华、章亮一行6人，第一次踏上了奔赴西双版纳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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