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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前言
《一九五七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待出版） Directories of the Victims suffered from the 1957 political persecution by the CCP——武宜三
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佈，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58,209人，韓戰36,574人），美國死在9.11事件中的人，他們的姓名，每年都要被一個個地朗讀一次；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死難者全部有名有姓；以色列人修建了一個大型的大屠殺紀念館。我們中國呢？馬馬虎虎，對個體、對生命，從來不重視。國共內戰中，共軍死亡的數字拿不出來，平民老百姓更不用說；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究竟是“百萬”還是“千萬”，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剛剛好30萬，都是誰呢？對不起，拿不出名單來。至於天災人禍、政治運動的死亡人數，不但馬馬虎虎，而且還是“機密”。為了不忘記歷史，為了尊重生命，恢復人的尊嚴，我先做《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吧。
在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到底把多少知識份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士——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中共黨員、各級領導幹部、軍隊官兵，推下陷阱？由於中共當局封鎖檔案的關係，至今還不能知道。但是，全國地方誌和各種透露出來資料，我們可以做些基本測算。
例如湖南省衡陽市——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处编：《湖南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團118個，劃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黨員187人)”（《衡陽市志》），占全市人口1.5%，照此比例，全國的右派分子就超过979萬。雲南省普洱縣——1957年只有5.5萬人口，卻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種分子，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257萬。黑龍江省嘉蔭縣——全縣6千餘人，打了15個右派分子。那麼就是人口總數的0.25%，照此比例，全國就有右派分子162.5萬。河南省——有9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郭维敬编：《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總數4,840萬的0.186%。按河南省這個比例計算，全國有右派分子120萬個。台前縣，171,000人，右派分子306人。按此比例，全國應該有107萬右派分子。桐柏縣委在1958年底和1959年底劃出大批右“派”分子， 其中約31個右派、89個/反社會主義分子、320個“嚴重右傾分子”。
山西省——1957年全省總人口數為1971.65萬人。1957年僅右派分子就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後，在右派補課、拔白旗插紅旗、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等運動中，又批判和處理了295,791人。山西省不是最左的，受害人數已經達到總人口的1.5%，照此，全國右派分子可能達到450萬。湖北省沔陽縣——1957年人口75萬左右，打了946個右派分子。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160萬左右。襄陽縣，70萬人，右派分子852名。假设中右等分子与右派持平，全國有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也是160萬左右。建始縣，296,700人，共劃右派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420名（其中：女性16人；年齡最小的16歲。處理結果是：槍殺1人，判刑勞改7人，降級留用178人，其中留用教師81人，機關幹部97人，免予處分2人，其餘均作開除勞教、管制勞教、保留公職回家監督勞動、開除或解雇回家等形式處理回家或送勞動教養。運動中自殺5人。建始縣幹部教師總數為1,857人，右派和反社會主義分子共占22.6%。文教戰線總職工700多，就有237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其中原文教局職工5人，就有4人被劃為右派，占80%；茅田區三岔小學9個教師，就有6個被劃為右派分子，占66%。）按此比例，全國有右派分子和“享受”右派待遇的人有92萬個。甘肃省禮縣，人口292,101，右派分子110人，戴其他分子帽子的還有478人。按這個比例，全國右派分子和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會有120萬人。西和縣，人口327,300，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共81人。河北省豐南縣，人口326,663，右派分子792人，占全縣人口0.24%，那麼全國的右派分子有144.5萬人。撫寧縣人口331,921，打了右派分子165人，降點右派和中右70人，右派言論3人，反社會主義分子44人，“降點右派”是撫寧縣獨創的品種。陝西省富平縣1957年5月，中共縣委按照中共省委指示“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同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從上到下開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將整風運動轉為反右派鬥爭，在全縣參加整風運動的5,423名幹部中“查”出反革命分子84人、壞分子125人、右派分子91人、犯有嚴重錯誤的326人。
當然，抓右派比例高的應該是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會城市等知識份子濃度比較大的，所謂“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1957年12月底止，經北京市各級領導機關審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就有7,787人(其中極右分子1,779人)（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整風運動進展情況和今後工作部署向中央的報告》，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報》在1979年2月3日《北京市一批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一文中承認，北京大學劃的右派分子有715名，未戴右派帽子卻受各種處分的有842名。這些數字都是被縮小了的，因為僅僅1958年從中央機關一機部、文化部、教育部、商業部、外交部、建工部、國家計委、財政部、僑委、中央氣象局、新華總社、對外文委等軍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的右派份子就有1,417人（楊崇道：《一份陽謀災難的民間檔案——中央單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單（1958年3月—1961年3月）》），文化部就400多人。部隊其他系統，北京市機關、工廠企業、商店和大中專學校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右派分子還沒有統計在內。冶金部有色金屬工業綜合研究所——共有職工約300余人，有4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以350人計，比例是14%，確實是戰績“輝煌”，“超額”完成了上面下達的“右派指標”。
而反右派最賣力的有四川、安徽、山東、河南等省。四川省阿壩縣，人口3,691，打了25個右派分子，11個極右派分子。墊江縣，人口557,148，打了169個右派分子。資陽縣，人口712,370，打了304個右派分子，其他分子405人（含外地遷入99人）；同時在農村中打了1,821個反社會主義分子。
山東省青島市——到1986年為止，“糾正”了幹部、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4,608人，工人、民警、營業員、聯合診所大夫、民辦教師、社會人士、修女等人中的右派分子或戴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737人，因鳴放言論未戴帽子而受到各種不同處理的617人，總人數為5,962人。沾化縣，人口275,790，打了84個右派分子。
遼寧省大連市——全市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確定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共5,690人，經復查改正5,643人，1979年“不予改正”的還有47人。實際上，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派運動，毛澤東和中共把許多知識份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打成的各類分子，其中除右派分子，極右派分子外，還有中右分子、右言分子、內控右派、右傾分子、疑似右派分子等，從“右派言論”引出的各色“分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有以“同情”、“劃不清界線”等罪名株連了許多人。如果算上這些“其他分子”，數字將更加驚人。遼寧省喀左縣反右派鬥爭中，在農村批判鬥爭了“反社會主義分子”546人，全縣“鬥倒搞臭”88名右派分子，其中文教系統55名。對中右分子也重點批判61名。
再看看一些例子。青海省的門源縣，人口46，892，打了37個右派分子。大通縣，人口148,335，打了69個右派分子。民和縣，人口175,294，打了55個右派分子。同德縣，人口15,741，打了16個右派分子。都蘭縣，人口26,604，打了18個右派分子。久治縣，人口9,608，打了4個右派分子。（1968年）天峻縣，人口6,555，打了9個右派分子。
雲南省巍山縣，人口154,313，打了125個右派分子（24個沒有被批准）和一些中右分子。
寧夏吳忠市，103,9947人，右派分子80人。賀蘭縣，87,477人，右派分子46人。同心縣，86,443人，右派分子63人。鹽池縣，51,176人，右派分子42人，中右8人。
甘肅省甘德縣，人口10,700，打了81個右派分子，右派言論者23人，右派集團2個，反革命分子3個，投敵分子2個，壞分子6個，中間派42個。真是“閻王不嫌鬼瘦”，一萬人的小縣也打了這麼多右派分子，而且品種齊全。
貴州省台江縣，74,342人，右派分子75人。印江縣，224,802人，右派分子126人，壞分子61人，反革命分子10個，有230個幹部被下放、93個被動員回家、10個被勞動教養。同仁縣，174,188人，右派分子78人。玉屏縣64,048人，右派分子17人。
反右派運動本來是違反《憲法》、於法無據的政治運動，但是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指揮下，在唯上唯左的鄧小平督辦下，甚至沒有任何程式，沒有任何手續，中共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就肆意妄為，隨心所欲地把人們打成右派、某某分子而送去勞動教養，以致有些人勞改了20年，最後竟然被說“不是右派”。
江蘇省揚州市著名的評彈演員黃異庵，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青海省去勞改；到1979年要糾正的時候，又說他不是右派了，因為檔案裏查不到他的大名；黃異庵說：“不要做右派時偏要你做右派，要做右派時偏不給你做右派，真是苦啊！”反右派運動非常慘烈。廣東“全省18萬教育工作人員中（包括民辦和其他系統辦的學校）的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初步估計為數不下2萬人。”（中共中央辦公廳：《情況簡報（整風專輯）彙編（56）》，1958）這僅僅是教育界。
廣東及南方各省除抓“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社會主義分子”之外，還打了數字龐大的地方主義分子；民族地區還抓“民族主義分子”。
反右派運動又是一次非常恐怖的運動。由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中央機關到鄉村僻壤都有大量非正常死亡。例如，據中直黨委1957年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報告說：“截至10月14日為止，中共中央直屬各機關共搞出右派分子263人，其中黨員111人，團員43人，非黨團員109人；其中骨幹分子20人，已登報的63人，自殺的9人，死5人。”在城鎮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搞反右派運動的同時，還在農村開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河南省截至10月14日，共發生自殺事件212起，自殺已死者178人，其中地主34人，富農25人，上中農32人，一般中農40人，貧農31人，成分不詳16人；10月1日至14日全省發生自殺事件35起。其中商丘專區13起，許昌專區11起。”（中共河南省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1957年10月20日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書面《彙報》）根據專家研究和個別材料的披露，全國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大約在180—310萬之間。（丁抒：《陽謀——反右派始末》，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現在流行的“右派分子552,877”或者簡稱“55萬”說法，只是中共在1979年所“糾正”的數目。而不予糾正的也不在少數，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當時宣佈不予糾正、平反的有：馮元春、謝文量（成都市）；曾清涇、蒲世光、左甘仁、劉治良、曾慶有、李負、陳朝中、周季蓀、丁六陽（重慶市）；朱甦、楊正文、（瀘州市）；劉國佐、王廷方（內江市）、羅伯勳（樂山市）、劉元芳、文義蘊（涪陵地區）；李文統（雅安地區）；張志成、張麟儀（省級單位）等，共21名。（《四川省原劃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單》，冉雲飛：《右派資料知見錄》）
1979年後，各地仍然在繼續糾正，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由於種種原因（死亡、失去聯絡、檔案被丟失、檔案被銷毀，甚至因為非法無序操作而完全沒有檔案等等）並沒有被統計在內。例如甘肅省敦煌石窟，當年叫敦煌研究所（現在叫敦煌研究院），所長是常書鴻先生，研究所畫家畢可，是資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給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教，結果在農場裏被折磨死了。多少年後一查，畢可的檔案還在研究所常書鴻的文件櫃裏睡大覺，原來畢可被定為右派的申報，上級沒有批准，把檔案退回來，但是畢可已經死了，所以這個檔案就一直在文件櫃裏。這個畢可在不在這55萬裏面呢？全中國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畢可呢？這180—310萬人都遭受到長期、殘酷的迫害，有的被槍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殺；這180—310萬人之中，除極個別如章伯鈞、章乃器等頭面人物被“養起來”，極少數如馮雪峰、陸侃如等被留原單位改造外，絕大多數都被強行送到邊疆、山區、農村及沙漠、寒冷、貧瘠地帶等氣候惡劣、生活和生產條件都極為艱巨的地方去服苦役。設立在這些地方的勞改農場、林場、茶場、礦山、工廠，收容了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這些勞改場所，實際上是中共集體屠殺知識份子的集中營、是對中國人民實行群體絕滅的屠宰場。根據勞改基金會出版的《勞改手冊（2007—2008）》的不完全收集，整個中國大陸至少有1415個勞改單位（農場、林場、工廠、礦山等），每個單位關押人數從數百到幾萬的。
由於極度的饑餓、惡劣的氣候和環境，服超體能、超時間、超強度的苦役，在這被非法地送去“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的群體中，發生了大面積的死亡。例如遼寧省淩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300人的右派勞改中隊，死去227人，死亡率達75%。關押了3,106多人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由於刻意饑餓、超體力超強度勞役、嚴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殘，以致在農場撤銷的1960年，只有500人左右存活下來，死亡率達80%以上。戲劇表演家吳亞山(文徹赫恩，上海戲劇學院教師、演員)所在香日德農場是青海省第二大農場，有4萬多人勞改、勞教犯，到三年人禍過後，只剩兩千多人。死亡率達95%。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人，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後來證實，這200個人最後還是死了；也就是說，錦西煤礦這1,200個勞改犯，是全部被餓死。顧雪雍就是在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死亡率100%。全中國絕對不止一個錦西煤礦。中國共產黨一小撮壞頭頭對中國人民和知識份子的群體滅絕罪，必須徹底清算！
幾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株連九族，禍連幾代；有的妻離子散、有的家破人亡。但在1979年以後只有55萬人得到所謂“糾正”；即使被“糾正”，也只是白紙一張，叫《改正通知書》，一錢不值；受害者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施害者至今不肯道歉，也沒有悔改的意思。更甚者，這個歷史被刻意隱瞞、篡改，受害者幾乎完全“消失”，部分起而維權者，立即受到打壓。為了對抗封殺和有意的遺忘，本人在有關專家、朋友的啟發下和多年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從2007年開始為某網站編寫《右派名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是這份義工的副產品；部分成果也呈現在岑超南先生主理的《香港五七學社網www.57hk.org》上。現在收集到的個案已經有數萬，已經編輯好的條目有兩萬多個，文字超過一千萬。
出版《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還缺乏許多資源。希望能得到各位朋友、專家、讀者，特別是受難者、知情者的指導、支持、幫助和支援。一， 资料被封锁；二， 资料有错误，例如——卢鹏、芦朋，都是河南医学院的助教，显然是一个人（分别出现在中央办公厅的《情况简报（一）》、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上），编者对比河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印的《右派言论集》资料，知道“卢鹏”才是正确的，他外科基础教研组的助教。那么中央文件为什么会写错呢？估计当时“战况紧急”，在没有传真、电邮、扫描等现代通信工具情况下，连电报都嫌慢，而只能通过电话报告和接收，由于“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中文环境下，一个人就被变成了两个人。 三、记录或者记忆的错误戴煌先生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初版）却引出了两个“赵琪”之争的公案：原来叫赵琪还活着，生活在上海；一个叫赵杞，是1960年死于北大荒。四、是经费和人手的缺乏。
体例：1)《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以下簡稱《名錄》)宗旨是“尊重歷史、保留記憶”，故只摘錄原始文獻、資料，一般不作價值判斷，人物貶褒；2)本《名錄》或按姓氏筆劃，或按姓氏拚音字母為序編排；並以當事人在1957年時的所屬單位(部、委、辦、省、直轄市、自治區、各軍兵種；單位不明者，另列)為索引；3)以姓名或通用筆名為條目，繼以生卒年、性別、字(號、別名、筆名、曾用名)、籍貫、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所屬黨派、劃為右派分子時的工作單位和職務(級別)；無法確定之項目，暫缺；少數有姓無名者，只要單位明確，有見證人的，亦予列入，俟知情人補充；4)按編年列主要經歷，主要作品、譯著作；採“有資料則長，無資料則短”的原則，雖有不公平之憾，亦屬無奈；5)主要言論、重要文件或摘要寫入“條目”中，或作為附件列於條目之後；其中許多資料是來自宋永毅先生主編的《1957—中國反右派運動資料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等，特此向有關人士和單位表示感謝。6)所有資料均有所本，或當事人、知情人直接提供，或摘自有關記實文章、《回憶錄》；並注明來源或主要來源；7)所有資料雖經初步比對、校勘，但因年代久遠，記憶失真，資料或濫或缺，難免有訛漏，故請知情者不吝教正；8)對本《名錄》的意見、指正或賜贈資料、文件、書籍、照片、信函者，請擲：香港元朗派遞局郵政信箱170號（GPO Box170，Yuen Long Delivery Office，HONGKONG），Email：wuys099@gmail.com。
進展情況目前已經編寫兩萬餘個條目，文字超過一千萬字（每天都在增加中）。希望在若干年後可以出版《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第一卷。目前部分成果都公布在网站http://www.ziyouren.org/和57hk.com中。或者通過電郵群發。希望聘請工作人員一名（人選待定），負責打字、編輯、排版、編寫索引、校對等(因為沒有資源，此項並未執行)。
《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編輯小組執筆人武宜三
執行機構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香港五七學社wuys099@gmail.com852—9573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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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前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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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3 13: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