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邓拓在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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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在1957年

李玲

    1957年是邓拓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之前，他先后负责中共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初名《抗敌报》）工作近11年、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近9年，长期担任这两个报纸的社长兼总编辑，在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和个人才华三方面都深得党内高层的信任和赏识。1956年，邓拓在《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宣部起草、刘少奇周恩来修订审核的纠“左”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被毛泽东斥为“书生办报”。这开始了他和领袖毛泽东之间的裂痕。1957年邓拓在“百家争鸣”中“按兵不动”，未能配合毛泽东发动群众冲击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策略，而被毛泽东怒斥为“死人办报”。这导致他在《人民日报》靠边站，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人民日报》、离开新闻工作领域。

事情还得从1956年说开始。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苏联的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解冻”的局面。为回应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变化，并改变国内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景气局面，同时还为了改变毛泽东所感受到的自己的权威在党内没有充分保证的状况，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下半年，学术界、文艺界出现了相当热烈的争鸣情况。邓拓是中共党内知识型、专家型的干部，文化视野开阔，自然赞成党给文学艺术、科学研究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1956年，他对“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三件大事上。一是《人民日报》刊发提倡“双百”方针的文章，二是主持《人民日报》改版，三是大力支持《文汇报》复刊。

1957年1月7日，解放军宣传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短文，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表示质疑和担忧。陈其通等人的这篇2000多字的短文发表后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一方面，许多省市报刊转载了它，并加了肯定性按语。另一方面，持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层对陈其通文章所激起的“左”倾声浪则十分反感。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1957年1月下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安排印发了该文。他在讲话中既批评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又肯定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时，大家对毛泽东的态度理解不一，邓拓也捉摸不透毛泽东的立场。

邓拓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能够出现生动活泼、欣欣向荣的局面。同时，在他的信念中，马克思主义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不是平等多元文化中的一份。他虽然赞成“双百”方针，但是他的新闻思想秉承列宁的党的出版物观念，他始终牢记《人民日报》是党的耳目喉舌。他认为《光明日报》、《文汇报》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报纸，他们进行争鸣乃至于批评执政党的政策，都是合理的；共产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都应该虚心聆听；但是《人民日报》社论代表党的立场，是一言九鼎的，对于尚在争鸣之中而并未形成结论的许多观点就应该谨慎。他对社里的同志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组了一组争鸣文章报给中央，交给胡乔木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没有批示，就不能发稿，这是几十年来办党报铁定的组织纪律。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的相对“保守”状态便和仍在不断加温的《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活跃局面形成了对照。

显然让毛泽东非常失望。1957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鼓励知识分子放下顾虑、自由地“放”和“鸣”。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申明“不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并严厉责备：“《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邓拓连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登在3月1日的报纸上。3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茅盾的文章。该文的理论口径与毛泽东的发言一致，批评陈其通他们的“教条主义”。但是，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人民日报》仍然因为批陈其通等的教条主义不力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4月1日，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和报社编委会部分人员紧急开会磋商，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胡乔木主持会议。他宣布中央决定成立报社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统一领导。邓拓的工作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1957年4月10日，邓拓刚刚吃过午饭，就接到电话通知，叫他和《人民日报》的全体编委以及当天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作者王若水立即到中南海去，毛泽东主席想和他们谈谈。邓拓一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兼卧室——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北屋，大家围坐到毛泽东床前。介绍到王若水的时候，毛泽东很高兴，夸他是年轻的哲学家，说今天的社论写得很好，我要请你吃饭。可是，接下来毛泽东却严厉斥责了邓拓。毛泽东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邓拓立即进行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批评打断。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毛泽东不耐烦地打断邓拓的话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邓拓只好检讨说：“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反驳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惟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毛泽东还斥责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毛泽东又一次地打断他说：“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毛泽东在责骂邓拓的时候也批评几个副总编辑是“铁板一块”，“不敢革邓拓的命”。毛泽东对邓拓的责骂，让胡绩伟、王若水等即使是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感到“如坐针毡”。因为邓拓的学识才华、克己敬业都是他们平素十分敬重的，况且他们也想不明白邓拓按照组织原则做事到底有什么错。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共产党党内整风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党外人士的“争鸣”也日趋尖锐。邓拓自然觉得自己应该马上跟上中央和领袖的步伐。5月11日邓拓响应整风的号召，以卜无忌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批评主观主义的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他举了一个具体例子：“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针对这类现象，邓拓提倡领导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尽管邓拓这篇杂文是响应中央整风号召而写的，以他的忠诚，一般地说不可能是指向领袖等人的批评，而是把自己作为革命主体中的一员对所投身的事业做出的真诚反思，但是当人们现在回过头反思50年代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合作化运动、后来即将发生的大跃进，不能不佩服邓拓的敏锐和深刻。

毛泽东本来想借助整风、鸣放来冲击党内高层，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党外人士的鸣放不仅冲击了毛泽东痛恨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批评到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虽然大批提意见的人，并没有想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领导，只是要求政治改良。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高层干部阅读。“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这篇文章说明毛泽东这时已经定下“引蛇出洞”的斗争策略，决定改变运动方向，把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引向“反右”，引向反击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这时，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的策略还一无所知，报纸上的鸣放仍在进行。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章乃器等都向党提了许多意见、建议。按照中央的部署，《人民日报》对此照登不误。邓拓自然是严守不打草惊蛇的组织安排。他所能做的就是在不动生色中尽一点绵薄之力，暗暗制止一些熟悉的人走得太远。《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4、5月间奉命到上海永大纱厂采访由官僚主义所引起的工人罢工事件，写下《记者这一行》这篇文章，批评“踏着首长的足迹去找例子”、“四处寻找喜事，逃避矛盾，锦上添花”的新闻工作作风。他把这篇稿子寄给《人民日报》。几经催问，邓拓总是让他修改，就是不发稿。反右开始后，邓拓没有按常规把他的稿子交给党组织，而是悄悄还给了作者本人。

1957年6月上旬，纵观局势，毛泽东觉得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已经走到顶点了，他决定开始全面反击右派。于是《人民日报》社论急剧转向。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反右檄文《这是为什么？》。这给了没有思想准备的知识分子们当头一棒。当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此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暴风骤雨式的斗争席卷了全国。根据毛泽东的部署，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邓拓在社论发表之前拨通了徐铸成的电话，向他通报了社论内容，并且建议徐铸成和钦本立“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尽管徐铸成“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这篇勉强写成的自我批评式的社论登在6月14日的《文汇报》上，根本过不了关，但是邓拓的这份善意，二十多年后徐铸成回忆起来仍然非常感动。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毛泽东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斗争策略命名为“阳谋”。反“右”斗争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在这场运动中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接受党组织的考验。邓拓为他的《废弃“庸人政治”》这篇“毒草”向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作了检讨，又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自我批评的稿子中作了交代。

1957年春天的“鸣放”中，邓拓一是因没能准确毛泽东的意图，二是由于严守党报的宣传理念和发文纪律，结果没有配合好毛泽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政治斗争策略。这说明邓拓既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长于政治权谋的政客，而是一个忠诚于自己政治信仰的共产党员。但毛泽东显然认为在党内微妙的斗争中邓拓不属于自己的阵营。至迟在4月底毛泽东就已经决定更换人民日报总编辑了。6月13日，毛泽东正式通知吴冷西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的工作。吴冷西后来回忆6月13日的谈话说：“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显然，毛泽东是把党报部门看作是党内外斗争的前线，把邓拓领导的《人民日报》看作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顽固堡垒。他并不认可邓拓对党对领袖的耿耿忠心。6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任社长、不再兼任总编辑。1958年9月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社，到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的总编辑。

1959年2月在人民日报为邓拓举行的欢送会上，邓拓当场吟诵了一首七律《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诗中可以看出邓拓仍然珍爱自己的“书生习气”，对自己的功过评价是自信的。这当然是基于他自己对政治忠诚观念的理解了。

《信睿》（北京）2012年第4期


李玲，女，福建周宁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性别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现任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85）、文学硕士（1994），苏州大学文学博士（1997），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2002），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