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毛泽东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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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风波

钱江


    1957年1月初，陈其通等4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批评，由此导致对“双百方针”的一段争论，双方代表人物都遭遇不幸。这场风波一方面反映了领袖思想的摇摆，也是反右运动的一场预演。

　　“四人文章”引起毛泽东关注

　　1956年最后两个月中，《人民日报》上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文章明显减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在7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少将和三位同事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经总编辑邓拓签发刊登，文章的基调是，自“双百方针”提出将近一年来，文艺创作的情况有些糟糕，潜台词是，“双百方针”有问题。

　　四人的文章在开头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随后笔锋一转，以较多的文字论述说，提倡“双百”方针前后，“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中光彩暗淡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

　　四人的文章共两千余字，对“双百”方针充满了疑虑，而且很少见地从正面对“双百方针”提出异议，认为它带来了负面结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当天就细读了，立刻引起了注意，将它批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吩咐道：“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位同志。” 这里的“月中到会”，是指中央定于１月１８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毛泽东的连续批评

　　不仅如此，毛泽东于1月14日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在与两位诗人讨论诗歌的时候，毛泽东谈到了“四人文章”，并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18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开幕，与会者都领到了“四人文章”，毛泽东当天作长篇讲话，又专门说到陈其通等四人的观点。在讲话中，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表示不满，他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四人的文章也有可取之处。三天以后的1日21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议上讲话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毛泽东提出了“香花”和“毒草”这样一个互为对仗的词汇，赋予它们强烈的政治涵义，对“香花”有强烈的支持倾向。这似乎表明毛泽东的考虑有所改变，于是让参加了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左右为难了，他判不准领袖对“四人文章”是真的不满意还是另有所指。

　　实际上，像邓拓那样判断不清领袖意图的不在少数，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书记们回到地方以后，大都没有把领袖对“四人文章”的批评传达下去。

　　各省区的情况汇集拢来，使毛泽东认为，对“双百”方针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而且有不少是在党内，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此后，他多次讲，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毛泽东为1957年3月12日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写讲话提纲的时候，还特意写下这样一句话：“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的批评问题。”可以判断，这时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错在“教条主义”。

　　由于省市区书记们纷纷认为毛泽东肯定了“四人文章”，文章作者之一马寒冰很活跃，在1957年2月号的《文艺学习》上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文章，批评1956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王蒙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22岁的王蒙批评的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不久前受到毛泽东赞扬，批评了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李希凡，持马寒冰的同样观点，在2月9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新发表的马寒冰、李希凡两篇文章，毛泽东及时读到了。

　　1957年2月16日中午时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中国作协、科学院、共青团领导人座谈文艺思想。

　　毛泽东讲话一开场就说起了马寒冰和李希凡对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评。毛泽东认为，马寒冰的文章是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随后大段阐述了要坚持“双百方针”的观点。

　　这天，毛泽东是在很小范围里讲话，没有安排迅速传达，马寒冰毫不知情，而且意犹未尽，又写出一篇批评王蒙的文章《香花还是毒草》寄到《人民日报》。报社文艺部准备发表，已排出清样，结果送审时被先阅者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看，又是马寒冰写的，这就促使他进一步发表批评意见，要在党内干部中讨论“双百”方针该不该贯彻和如何贯彻的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时有明显不同。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满地提到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他问道：“《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从“也不请示”这一句话来看，负面情绪已在其中，而且意在督促“答复”。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点名批评了马寒冰。他说：“有一位青年作家叫王蒙，不是王明，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笑声）写了一篇叫做《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也发生事情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后来研究者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打架。讲得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其中有马寒冰的批评。”“说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

　　但是，毛泽东长篇讲话后来正式发表时，关于王蒙的一段话被删去了。那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辽等对“意见”的意见

　　毛泽东几次在会议上谈到，《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人文章”却没有呼应或辩驳文章，没有指出“四人文章”的“教条主义”问题。邓拓和文艺部主任袁水拍闻讯深感被动，立即着手改进。

　　这时，《人民日报》文艺部收到一篇投稿《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非常切题。这篇署名“陈辽”的文章3月1日刊登于《人民日报》第7版，正是原先刊登陈其通等人文章的位置。

　　陈辽是一位25岁的大尉军官，时任解放军第60军第22速成中学政治教员。他读到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后，有不同看法，用三四天时间写出商榷文章，投寄人民日报编辑部，两个月后登了出来。

　　陈辽指出，“四人文章”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随即笔锋一转说，“四人文章”有毛病，“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

　　陈辽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陈辽的文章打响了批评“四人文章”的“第一枪”。

　　接着，编辑部约请茅盾写来批评文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茅盾说：

　　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显然，茅盾抓到了点子上，点出“四人文章”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接着，《人民日报》又于 4月4日集中发表了批评“四人文章”的一组读者来信。4月11日则发表了周扬的批评，指出“四人文章”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样一来，关于“四人文章”的正反两面文章就都有了。

　　由陈其通四人文章引起的风波，给邓拓带来极大的困惑，因为他最初认为毛泽东会赞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后，邓拓回到报社马上组织与陈文争辩的文章，他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提到领袖的批评，曾责怪自己说：“我真奇怪我的耳朵是不是听反了？”亦即领袖的态度多变，使他措手不及。

　　风潮起伏造成的迷离与不幸

　　在1957年初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多次把“四人文章”当作“教条主义”来批评，同时把钟惦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拿出来批评。然而他在催促《人民日报》批评“四人文章”的同时，并不催促批评钟惦。这表明，毛泽东主要还是从排除障碍、动员鸣放的角度来观察形势的。毛泽东清楚，对于“右”的观点，从来不会缺少批评，不必他来催促。

　　非但如此，毛泽东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了陈辽的文章，问起作者的情况。

　　然而，“四人文章”作者之一、诗人马寒冰因为被毛泽东连续点名批评，心理承受不住了，于1957年6月28日服用安眠药自杀，年仅41岁。

　　就在当月，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反右”飙风骤起，风向转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在6月以后不再受到批评。毛泽东本人，早在5月中旬就撰写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为“教条主义”松绑了，毛泽东写道：“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到6月间，毛泽东修改《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对“教条主义”的性质作了新解释，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失去了一位战友的陈其通、陈亚丁在1957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检讨自己是“沾染了较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要克服“教条主义”，执行“双百”方针，投入反对“右派”的斗争。这一来，陈其通就算“安全落地”了。

　　第一个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四人文章”商榷的陈辽却在“反右”中大祸临头了。本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观点正确的文章，而且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几个月后，“反右”高潮陡卷，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的文章，陈辽马上受到了追查。所幸陈辽出身好，参加革命早，最后受到党内察看处分，划为“中右”，控制使用，马上转业地方。这给陈辽此后20年的命运带来了巨大不幸，直到“文革”后才有根本转机。

　　“反右”进入高潮之后，毛泽东对“四人文章”的态度继续转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特意谈到“四人文章”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

　　由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引起的风波，一时间扑朔迷离，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还造成了两位参与争论者的巨大不幸，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毛泽东对批判“教条主义”降温，为“宁左勿右”的思潮打开了方便之门，掺杂了种种左倾思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做法从此贯穿毛泽东的所思所行，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同时，由于他对“四人文章”的看法发生摇摆和变化，不同场合言辞所及，给两个互不相识的普通军官带来了命运悲剧和人生坎坷，恐怕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来源：《世纪》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