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回顾毛主席晚年那一场“认真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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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回顾毛主席晚年那一场“认真的演习”——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把自己要搞的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一生中间的第二件大事，与革命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他首次从理论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着复辟势力，这种势力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就苏东剧变和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实践演变而言，继续革命理论已经得到了深刻的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处于过渡中间的不稳定形态，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如果这个语言在1980年代早期还有人怀疑的话，今天恐怕没有了。而且，毛主席曾经预言：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会成为复辟势力，主导这一场倒退过程，这也得到印证。在欧美学界，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出来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学界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复辟倒退和解体，早就是被毛主席提出来让全民参与讨论过的老话题。
　　虽然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性得到了印证，但是，作为这个理论的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却有待总结。有人说胜利了，有人说失败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在这样一场认真的演习中间，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法?这才是演习之后最为重要的事情。
　　前些时，在北京与一位朋友聊天，提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在认识上的后遗症，因为仗打赢了也胜利了然后就掌权了，但到底是怎么打赢的，理论上并没有解决。结果，掌权之后在很多方面未能自觉地维护好的传统和经验，很多消极的东西慢慢地变成官场习以为常的东西，五十年代一帮子半文盲在军队里推行苏化和正规化，六十年代有人随心所欲地推行个人英雄主义和大比武，公开鄙薄政治挂帅。与掌权地位相关，一帮子马屁文人出来捧场，说革命胜利是那些高官英勇善战、道德高尚等等优秀品德带来的，这个马屁精文学潮流有很多高官爱听，但是反应了多少历史真实那就要打个问号了，不过，这种官学两界合伙掀起的马屁精文学潮，首先有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就是：妨碍了对革命过程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认识。文革前夕，毛主席与吴旭君谈到“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本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死了那么多的人取得了政权，但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却没有人愿意去追问。2002年佩里·安德森到中国旅行，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小型座谈会中间说到：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中国那一场伟大革命的精神遗产，到今天还剩下多少?这个问题问得好，革命不仅仅被遗忘，还要被告别，问题在于：正是在宣称要告别革命的年月，革命所赖以发生的社会矛盾却日趋尖锐化了。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有抱负的反革命精英，看来都共同选择了遗忘或者遮蔽革命的精神遗产，这恐怕不是一个好现象。
　　纸上谈兵虽然成本很低，但是永远有局限，检验军队的战斗力还需要透过演习这样的实战模拟来发现问题和弱点并解决之。今天来回顾毛主席所亲自推动他称之为“认真演习”的那场特殊革命，有了一点时间距离，这点时间距离足够我们掌握一点点“马后炮”的优势。

　　一、文革演习中间的白军与红军组成及其博弈
　　因为毛主席把反文革派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整群众成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循此例，把反文革派力量成为白军，相反，站在白军对立面的文革派就是红军。在这一场认真的演习中间，是反文革派“白军”首先出场，并制造自己的对手“红军”。这个红军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发展壮大。
　　今天进行事后回顾，白军由两个梯队构成：白军第一梯队由当权派构成，白军第二梯队则由无官职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等亲体制力量构成。
　　到了文革第二年，演习参与的各支队伍都出场完毕。这个时候，白军第一梯队由两个界线分明构成：1966年出场的白军第一梯队是党字号，由从中央到地方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构成的，各个省市委中间绝大多数的当权派都是党字号白军第一梯队成员，只有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和浙江省省长周建人是支持“少数派”红军的，这是极少数例外。1967年跟随军队支左出场的军字号当权派，这是白军第一梯队的例外一部分重要力量。与白军第一梯队紧密相关，白军第二梯队也有两部分成员，第二梯队的早期成员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等帮助整人的多数派，第二阶段的梯队则是支持军队镇压红军的“拥军派”，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河南的“十大总部”、重庆的“革联会”、成都的“红成”等等群众组织。
　　红军也由两个方面的梯队构成：庙堂红军和民间红军。“庙堂红军”的名单很小，只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林彪算半个(林彪本人泛泛地支持群众批判干部，但是，具体到军队内部林彪是支持保守派——即白军第二梯队的)。“民间红军”最初是刘邓主持运动时受打击的少数派，等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于1966年8-10月间逐步建立起正式的组织，之后就称为造反派。此外，全国各地也有少数干部出面支持民间红军，这些大多数是原有体制内受压抑的少数派，例如长航有92个老红军出身的老干部，因为他们受到长航主流当权派的排斥，所以在文革期间站出来支持民间红军。这一股力量算是红军的辅助梯队。
　　毛主席为代表的庙堂红军支持红军大约一年时间，到1967年9月份前后，由于白军的顽固派性作用，在白军与红军之间业已形成了势不两立之势，庙堂红军此时部署撤退。此后，反文革派开始得势并部署反扑，1969年年底开始反文革派各个部分，结成了清算造反派的神圣同盟，这个神圣同盟由三部分人构成：军字号白军领头、部分党字号白军积极参加、白军第二梯队各部分作为“动力”，联手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发起“批清运动”(即所谓“批判极左、清查五一六”)，这个神圣同盟透过逼供信获取口供以言定罪，最后在全国打出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干净彻底底扫清了红军的民间梯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军字号白军领头、很多党字号白军参加，预备搞“清君侧”干掉红军的庙堂梯队，结果被毛主席挫败。1971年913林彪出逃之后，毛主席一个人出马把军字号白军赶回军营，此后，这个神圣同盟就瓦解了。在神圣同盟瓦解之后，民间红军在1974年和1976年有轻微的反弹，即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0月之后，红军庙堂梯队被“粉碎四人帮”，民间梯队被彻底镇压。这是白军与红军在文革十年期间的政治博弈简况，透过这一场认真的演习，如何站在红军的立场上总结经验和教训是迫切需要的。
　　就武汉的经验而言，在文革十年期间，民间红军受到白军阵营的八轮镇压，在前七轮镇压的间隙期内，民间红军在庙堂红军的支持下进行过六波反抗，由此，勉强算是构成七个博弈回合。这个方面的内容参阅老田文章《当权派和造反派进行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网上可以搜索到。
　　不过，有民间红军杨汉东同志当面向老田表示异议，说博弈和回合两个词汇都不准确，他说所谓回合是古代将领骑马作战过程中间，双方将领照面之后刀枪互戳，因为战斗过程中间两马距离越来越大，武器就够不着对方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双方圈马回头相遇之后再战，这才叫一个回合，但是文革期间白军是以绝对优势镇压红军，没有武器和装备上的起码均衡，所以回合这个极其不准确。不过为了方便表述文革演习过程中间的几度起落，还是勉强借用一下这两个词汇。

　　二、文革演习初期的“白军”自己如何制造了“红军”
　　在研究文革的各种文献中间，1980年代新出的文献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高官回忆录之类的可信程度最低。到目前为止，老田所见过的文献中间，对文革早期事态演变最为真实和完整的文献只有一份：1967年北京造反派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份文献的珍贵性在于：利用当时不利于当权派的时机搜集到了许多当权派不得不“老实交代”的材料，此后文革走下坡路的同时当权派的权位回升，就倾向于掩盖或者颠倒、歪曲他们在文革初期的不良表现。所以，文献本身就体现了政治性：在当权派居于最不利态势下的文献，倒是最能够反应文革史实的。
　　根据这份珍贵的文献，文革演习最初是没有红军的，首先是“白军”出场。刘邓等人坐镇主持运动，各地的运动花样繁多。湖北是按照王任重的指示按照第二个反右运动来搞的，云南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排“左中右”，在北京高校是整干部为主的“搬石头”模式。北京市以整高校干部为主，武汉市是以整学生为主，云南则以整中小学教师为主。这些整人方法在官场中间都有以前的经验可资参考，但是，基本上跟发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跟四清运动中间的《二十三条》没有关系。换句话说，那些当权派也是心里无数，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想到哪儿就整到哪儿，没有一定之规。
　　清华大学运动的花样翻新，算是代表性最强，第一阶段是按照刘少奇在1947年平山县土改中间创造的“搬石头”经验搞的——在这个经验中间工作队下去之后把基层干部当作拦路的石头一脚踢开，这个搬石头的经验在王光美新创造“桃园四清经验”中间被再次向官场传递和放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刘邓指导北京高校早期的文革运动基本上都属于“搬石头”运动：工作组进校之后发动最无原则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他们指定的干部。后来因为有蒯大富等学生出来质疑工作组，就迅速转入“反干扰”模式，由王光美亲自指导。
　　如果要说文革与通常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民间有很多的思考者对当官的胡乱整人公开提出批评意见，今天回顾起来，这些民间的批评意见之所以能够提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1963-64年的中苏论战九篇政论文在全社会组织了普遍学习，许多底层人士由此获得如何判别修正主义的初步知识，至少也是由此掌握了一套批判官场的话语;二是当时大学生和机关的年轻干部普遍下农村参加过四清运动，除了掌握四清运动的政策之外，还对于中国底层社会和官场落差有了基础性的认识。在外交部批评官老爷的年轻人很多就是参加过湖南农村四清，由此看到了那些勤扒苦做的农民与官老爷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真的把农民当人看的，他们看到一个农业劳动力劳累终年却只生产4000斤稻谷约合320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外交部有些官老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却年收入三四千块，外交部最初的“44人大字报”中间的批判意识从这个巨大的落差中间产生出来的。而地质学院的学生敢于站出来为老院长鸣不平，也是因为很多学生参加过四清，知道相关政策和做法，由此判断出地质部的工作组完全是倒行逆施。由此看来，中苏论战的政论文学习和四清运动的微薄政治经验，是文革早期激发民间批判意识的两大源泉。
　　北京运动的倒行逆施，在受到民间的批判意见之后，迅速激发了高官们的强烈反弹，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批评意见镇压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驱赶工作组”事件和“反干扰”决策的内在对立。反抗越是强烈，镇压就越是毫不手软，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运动，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个镇压运动还没有最好完成，就受到陈伯达和康生的竭力反对，而且毛主席在武汉游泳之后也快要回北京了，这个时候很多高官好像才从梦里醒过来，原来中国还有一个毛泽东存在，不能够真正地为所欲为。醒过来之后的薄一波赶紧去了一趟清华，部署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斗黑帮”阶段。而反蒯运动原本是工作组受到批评意见之后，在王光美的亲自指导之下，停止“斗黑帮”转而搞“反蒯运动”这种典型的“反干扰”做法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地质学院运动还处在“搬石头”的第一阶段，就有很多师生因为同情院长高元贵，而奋起批评工作组的错误路线，1966年6月20日发生了近2000人的游行反对工作组。清华和地院的区别，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的重视，清华的蒋南翔是知识分子干部，而高元贵是工农干部，两个人之所以当权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当权的方法有本质区别，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掌权方式，蒋南翔代表了较为正规化的官僚制模式，而高元贵则保留了从根据地时代的“游击作风和农村习气”——群众路线模式，在高元贵的掌权模式中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走群众路线就需要经常下去与教职工和学生交朋友。蒋南翔的权力百分之百是上级给的，他不感觉到有与底下的群众交朋友的需要，上级要收回权力同时进行侮辱批判，底下的教职工和学生也感觉不到要提出反对意见的理由，所以，工作组说咋办就咋办，而且唯恐跟得不紧。但是，高元贵硬是透过走群众路线，在基层创造了第二个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是自下而上赋权的，独立于上级的任命，因此，当薄一波和何长工等人派出工作组要撤职查办高元贵的时候，遭遇到第二权力基础的反弹，这其实就是地院620事件背后的逻辑。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自杀，也一样激起大学生的广泛同情和对工作组的憎恶，由此开启了重大八一五与重庆市委的对立，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八月中旬很少出现强大的造反派力量，完全是因为郑思群之死所激起的舆论同情。对比了高元贵之后，才知道蒋南翔的状况有什么不同，蒋南翔其实没有在民间创造出第二权力基础，结果当然是“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陶铸出面讲了一句话他就彻底完蛋了。
　　高元贵被工作组批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有一个地院学生李永璋去高的家里，把他家里打了很多补丁的破床单拿出来，绑在竹篙上在校园里游走示众，说这就是老院长如何变修的证据。学生对于老院长的同情和支持，极大地激怒了工作组及其上级薄一波、何长工，他们采取强硬手段想要瓦解学生对高的支持。在北京6月底的反工作组浪潮中间，地院反工作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反干扰”阶段地院工作组的任务也最为沉重，所采取的手法也最为恶劣，结果，这又导致反工作组的学生更大的反弹。在北京高校中间，地院东方红是第一个在校内取得多数地位的造反派组织，最先由少数变成多数。
　　相应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点了四个高官的名字，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其中薄一波和何长工榜上有名，另外两位一个是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和黑龙江省长李范五。因为薄一波与何长工非常不幸运地遭遇到了最强大的反对派，为了镇压反对派就不得不采取最为恶劣的手段，结果使得他们在整个当权派中间的表现都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在很多高官整人的时候，文革小组跳出来支持少数派，结果在群众中间形成截然相反的印象：毛老人家评价说：“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摘自周总理九月十九日讲话传达，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小组有多么能干，谈不上，但是，在近乎整个官场都在支持胡乱整人的时候，有且只有文革小组出来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这样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文革小组暴得大名，真有点“投机取巧”的感觉。
　　蒋南翔这样的当官模式，其实在文革起始阶段尚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高元贵那样的工农干部。也就是说，高元贵掌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时代政权的性质：蒋南翔更为接近韦伯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合理合法型权威”，但高元贵则还有着自己结合基层群众所获得“自下而上赋权”的社会领袖成分。高元贵的例子能够很好解释文革期间强大的保守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共产党掌权的“群众性”和“人民性”所在，是群众路线在政权中间所体现出“健康”的一面。反过来，王光美发动积极分子搞反蒋反蒯看起来也有一个群众运动的外观，但是，实质上是通过组成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式来无原则地斗干部都群众，被斗的干部群众没有一个是心里服气，但是都不敢反抗，除了蒯大富死不投降之外。王光美这样样式的操纵群众中间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整人，则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这种异化形态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实施，关键乃是在于上级掌握下级的命运，而且以这个奖惩的权力去诱导无原则的阿从，从而实现了坏干部与假积极的结合。
　　有人说造反派都干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的踢开党委都是工作组干的，而且，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工作组踢开党委书记和院长并加以污蔑的，也就是说，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搬石头”起家的。这与武汉高校有所不同，武汉高校的造反派都是反对“反右派”起家的。清华的造反派是从反对“反干扰”起步的(当时王光美命名为“反蒯运动”)，与武汉近似。李达被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陶铸合伙开除了党籍，活活整死，至少当时没有激起学生的及时反对，等到造反派占据一定优势之后，才有大批造反派大学生跳出来为李达翻案。
　　王光美指导下的工作组整人模式，在清华构建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对立，前者在文革的演进过程中间逐步形成保守派，后者成为造反派，这双方的对立和辩论内容都是立足于文革早期的事实，并且逐步回溯到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整个时期。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是在王光美(及其背后的刘邓、薄一波、李雪峰、胡克实等)等人所开创的局面中间，选择性地支持挨整的弱势群体——少数派，等到1966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少数派就变成多数了，从文革演习的史实看：红军是反文革派“缔造”出来之后在文革派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对第一阶段白军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评论：“在前清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68年汉版《名字的思想万岁》)
　　毛主席这里所批评的是白军的第一梯队，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多数是有第一梯队白军的子弟所领导的白军第二梯队出场了，第二梯队一出场就掀起了腥风血雨。这两个梯队还是有差别的，毛老人家批评第一梯队之后，第一梯队中间很多人从来都是不服气的，随时预备倒打一耙，陈毅就是这样的，他不仅不反省自己派工作组把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错误，还对毛泽东倒打一耙说毛是“乾纲独断”，但是，第二梯队虽然也搞造谣污蔑，但是，他们的罪行是赤裸裸的无法遮蔽，因此，才有陈小鲁的道歉表演。不过，就事而论，第二梯队的坏法，也只有陈小鲁的西纠组织首屈一指，在全国保守派中间西纠的表现也是最坏的，比武汉的百万雄师还要坏得多。
　　在毛主席和文革小组扶持少数派转向多数的时候，当权派们在表面上沉寂下去了，甚至有些人还做了公开的检讨。但是差不多就在撤销工作组，支持少数派批判工作组的错误的同事，他们的弟子跳出来了，这些官二代在演习中间出场之后，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想要马上转入斗黑帮，想要把运动回缩到初期的“搬石头”模式;二是开始武力殴打和驱逐所谓的“黑五类”，从而掀起1966年8月份的“白色恐怖”。官二代或者太子党在文革演习中间一出场，就把文化大革命转向武化大革命，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打死人等等，这是反文革派的第二波大动作。
　　到底是不是老子丛恿儿子搞法西斯活动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没有深入追究下去，今天人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老子没有插手，那全看人品了。有人把这些干部子弟冲出来干的法西斯罪行，比拟为法西斯德国水晶之夜的冲锋队，这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就整个文革期间而言，像北京西纠那种行为是政治上最堕落最不可原谅的罪行，武汉的百万雄师武力进攻造反派杀死上百人杀伤数千人，这也是典型的法西斯，但这种法西斯多少还有一些政治内容，体现一些政策上的差别，不像西纠那样完全是残害无辜的平民。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武汉的特别行动委员会，都是干部子弟的组织，参与文革也都是从残害无辜开始的。这种政治上的腐朽和堕落，虽然掀起了很大的声势，给普通民众包括造反派带来很大的心理恐怖，但是从根本上遭遇到民众的痛恨和憎恶，丧失了人心，从反面给文革派的出场预备好了群众基础。毛老人家后来评论“红二代”别动队的时候说：“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捣，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毛泽东：《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老子》中间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坏人在文革演习中间隆重出场，专门倒行逆施得罪老百姓，就好像就专门是为了衬托好人为什么好似的。这恰好符合毛老人家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公式，就这样，反文革派在文革一开始就抢先出场，为自己预备了强硬的对手，这个对手在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之下，迅速壮大。
　　从文革的起始阶段看，是“白军”第一梯队透过整人这样的倒行逆施，硬是在民间创造出一个对立面“红军”，而红军从1966年7月底之后，开始得到庙堂红军的支持而逐步壮大。这才是文革演习第一阶段的历史事实。

　　三、在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边界上分化出来的保守派与造反派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间说，艾希曼其实就是那种没有反思能力的庸人，听从上级吩咐，要他杀人他就当做任务去完成。其实，阿伦特说的不准确，庸人没有反思能力的可能性是有，但是，做特别不正道的事儿的时候，应该还有起码的是非黑白辨别能力的。不过，如果说艾希曼只关心自身的官位和职业利益，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心上，这倒是很准确，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心态：除了关注自身的私利之外不知道有别的东西，所以，这种人的行为模式是仔细地权衡得失，按照尽可能避免损失并增加收益的方向去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此外的政策、法律和道德等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王光美搞反蒯运动期间，清华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位年轻教师自杀身亡，学生朱德义自杀未遂两腿残废，这样的苦难感动不了王光美和工作组的心肠，直到毛老人家要回北京了，他们才好像睡觉睡醒了一样，赶紧终止反蒯运动转入斗黑帮。
　　更为可怕的是：在北京胡乱整人的运动中间，中共高层官员刘少奇、薄一波、陈毅、李雪峰、胡克实等都陷入“没有反思能力”的“庸人”状态，很多受迫害者自杀、写血书，但这些都感动不了他们的铁石心肠，这些人在党内的位置都比艾希曼的执行地位要高很多，是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外几乎整个政府决策层。
　　文革检验出中国社会有大量这样的人，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总的态势是朝野结合。不管是清华的“反蒋”还是“反蒯”运动，在这个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第一高素质人群中间，都有大量的追随者，作为一个一般的趋势：追随者中间的无原则程度是干部队伍大于党团员，党团员的无原则程度又大于普通师生员工。清华工作组组长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这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和有几十年从政经验的高级干部，但是，王光美叫他搬石头他就搬石头，叫他反蒯他就反蒯，好像没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不会吸收外部信息作出自己的决断似的。不独叶林为然，整个清华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都是这个德性，在韩爱晶帮助整理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间，记录了两次非常搞笑的局面，这帮子干部和党团员两次出来齐声说“我们都错了”，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华主导运动的反复，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检验过程：那一群道貌岸然的人竟然跟风倒到了毫无节操的地步，这不可能不激起民间人士的极大鄙视。什么叫“礼失求诸野”，这下子清楚了吧，你们自己完全不要脸，还想要别人尊重你，可能性就很小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脸面与丧失领导权只是一墙之隔而已。
　　今天回顾起来，叶林这样副部级的老干部，应该是政策水平最高，法律观念最明确的人，但是，在遭遇到王光美的强硬意见之后，他根本不再过问事情本身的是非，而是转而估算“得罪”王光美抑或“阿从”王光美的损益，最后的结论很可能是：阿从可能产生收益，得罪可能产生损失，就这样，叶林就不再需要从事实出发搜集信息，也不需要从政策和法律要求出发用头脑思考问题了，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原则：阿从上级。其实王光美资格和官位都低于叶林，但她老公官很大，得罪了她虽然王光美没有直接处分他的权力，但有可能在“枕头风”作用下被“穿小鞋”的可能。
　　不单单叶林把个人可能的损益视为唯一出发点，清华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都是如此，这样，就构成一种极为可怕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在同盟内部没有任何原则只有利益，上级掌控下级的命运和利益奖惩，下级不过问是非曲直，仅仅以阿从上级为唯一行为原则，无论是清华的搬石头(所谓“反蒋”)还是反干扰(所谓“反蒯”)，都是王光美一句话的事情。后来造反派兴起之后，狠批走资派在官场推行“奴隶主义”，培养的干部和党团员都是那种“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的货色。毛主席比造反派公正一点，认为这不是刘邓两个人要搞就搞成的，而是因为共产党进程之后成了执政党，所以毛主席说“进城之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也就是说，执政党地位带来新的社会分层，毛主席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分化造成的，但是，毛主席也同意以对刘邓的“大批判开路”制造舆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策略试图把大多数干部跟少数高层走资派划开，给他们回头的机会，从而实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的目的，透过对个别人的批判实现对全社会进行纠偏。
　　阿伦特还说过“政治是一个人的生存境况”。毛时代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广泛存在，损害了所有人的政治境况，造成普遍的“政治贫困”感受，造反派在文革期间能够兴起并获得广泛的舆论同情，就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对普通民众“政治剥削”的结果有密切关系。凡属那种单位内部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活动特别剧烈、普通民众受剥削感受特别强烈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强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过来，凡属单位内部官员很正派很关心群众，不支持或者经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就很弱，反而保守派的力量会很强。拿文革的实践进行检验，清华在文革前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比较强大，所以，王光美无论是“反蒋”还是“反蒯”都如鱼得水，反过来，地质学院的高元贵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地院东方红的反工作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逻辑，但是在外观上很像是保守派保党委。这两个学校，恰好代表了毛时代政治状况的两极：地质学院是群众路线的健康体现，而清华大学恰好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
　　当权派的群众路线不都是健康的，腐朽堕落的表现也一样突出。有一位徐教授号称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五老”之一，文革前他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呆过，据他回忆：当时学校支部书记召开入党积极分子“向党交心”会议，从来都没有在晚上九点钟之开过，这个开会时间迹近“逼供信”：支部书记就是要把会拉到同学们瞌睡的不行的时候，逼迫那些入党积极分子讲述“很尖端”的思想汇报，目的无非是要体现他自己抓学生思想工作特别得力，解决了多么严重的问题。这种迹近“逼供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最后鼓励学生揣摩书记的心思去讲假话和表现积极，当然，这就像一面筛子，透过筛子的筛选之后，肯定会是那些善于逢迎和毫无坚守并不惜一切向上爬的群体，最优先通过他的入党阶梯。
　　更为可怕的是，透过了这把筛子“筛过”的党团员，会产生一种极为优越的心态，认为与其他同事相比，自己已经透过艰难的隐忍和投机积累了一笔资本，在自身的潜意识里还把这种资本夸大为领先一切的东西。复旦大学青年教师胡锡涛因为在《新建设》(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受到过毛主席赞誉，华东局就立马就把此人调入宣传部工作，与姚文元同事，这激怒了他的党员同事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些党员联名写大字报批判胡锡涛的“白专道路”，朱永嘉评论说：这个批判除了“嫉妒”之外没有别的内容。胡锡涛连党员都不是，在那些党员同事看来，胡锡涛缺了他们艰难积累的那一份“马屁精”资本，凭什么得到赏识和提拔?要提拔也只能优先提拔在入党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很久的自己。
　　从徐教授亲历的党员生活会开会方法，到复旦中文系党员特别嫉恨“白专道路”，这实际上也是毛时代政治生活中间的一大流派，在这些人发展出来的政治经营模式中间，业已形成一种潜规则：通不过马屁精道路的考验就不配享有向上爬的机会。这是毛时代群众路线中间“异化”的一面。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修订：《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印，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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