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胡适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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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毛泽东

文/ 吴语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如果你问一位知识青年：“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也曾这样回答过。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字适之，早年留美，共拥有36个博士学位。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当毛泽东还在长沙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教授早已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了。
1918年，当毛泽东来到北平，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8元的图书助理员职位时，胡适已是月薪280元的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之余，曾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
当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日子很不愉快。他曾酸楚地回忆过那段窘涩的时光：“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毛泽东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还曾忿恨地说“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并认为他们“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不过，当时无限风光的胡适教授却是认真地把一口湖南土话的毛泽东“当人类看待”的。不仅仅“目笑”，而且还对毛泽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支持。毛泽东同萧三等人是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的，还向胡适请教了有关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正因如此，北漂的青年毛泽东对胡适充满了崇敬和仰慕。
1918年，长沙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也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
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个中原因，除了盘缠、语言等客观因素外，恐怕多少也与胡适的态度有关。
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因胡适倡导“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后来就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著作。
1919年，毛泽东在离平返湘前夕，又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胡适曾在他主持的《每周评论》上撰文力挺了《湘江评论》杂志和毛泽东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胡适教授写道：“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胡适还在文中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胡适的这段评介，无疑给湖南革命运动、《湘江评论》及毛泽东本人以极大支持与鼓舞。
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文章所能及。即使如后来名声响彻云霄的李大钊、鲁迅文章也是一时不及。
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的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会”。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专程拜访胡适，就办学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采纳胡适的具体意见和办法，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
一回到湖南，毛泽东便立即提笔，恭恭敬敬地给“适之先生”（胡适）写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以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教授胡适先生与长沙师范生、北大图书馆临时工毛泽东之间的交往。
年轻而著名的胡适教授有学识、有地位，却无架子，更没给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窝囊气”受，而且还耐心地倾听毛泽东的“湖南土话”，与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并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因此，直到1936年，已成为中共实际领袖的毛泽东仍对胡适充满“钦佩”之情，并尊称仅年长自己两岁的胡适教授为“我的楷模”。

众所周知，胡适教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极力倡导民主自由，批判极权政治。他“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
胡适深信：“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所以，他倡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胡适十分推崇欧洲十八九世纪那批“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
因此，胡适反感“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 认为“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并称“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与此同时，胡适也批评国民党“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这是很不幸的事。”
这就是胡适——一位执着的自由主义学者的政治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中共提出统战策略，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努力争取的对象。毛泽东以学生身份委托造访延安的，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挚友的傅斯年，主动向胡适伸出橄榄枝。
1945年8月24日，胡适从纽约致电给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竟“严肃而又诚恳”地直言规劝“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若能持之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通电报最能体现作为著名学者的胡适政治上的天真，和他那“乐观主义者”的个性。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恰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斯大林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斯大林不客气地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
    当然，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都没有听。
直到1954年，胡适才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来华主持“军调”的马歇尔将军所主张的“国共和谈”是个实现不了的空想，而他自己和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当时也是同样的幼稚。
胡适反思说：“其实，在那理想主义横溢的年代里，我也是一个国内事务和国际政治上的生手。我竟然如此天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发了一通长电到重庆转交给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严肃而又诚恳的向他说明，现在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维持一个庞大的私人部队……当然，我至今没有收到回音。”

到了1948年底，中共解放东北全境后，国共双方在军事战场上的较量已几成定局。而国共双方演绎的一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在南京，蒋介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加紧将滞留危城北平的各界名流“抢运”赴台。另一边，西柏坡的毛泽东也在积极诚邀香港和南方“国统区”的名士北上共图大业。
    胡适是蒋介石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1月13日（中共“四野”强攻天津前一天），蒋介石派大员飞抵北平，专接胡适及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等名流南下，并于14日再派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的“抢救计划”。
    此时，中共也在加紧对胡适的争取，通过广播转达毛泽东的慰留美意——“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不过，胡适却幽幽地说了一句：“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对于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的口信（邀胡适留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则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搭载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陈寅恪（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著名学者的飞机从北平升空南飞了，胡适的名字也就被中共从统战名单中勾除去了。

1949年10月1日之后，许多旅居海外的中国学子为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感到欣喜若狂。他们对新生的中国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幻想，并纷纷收拾行囊返回祖国，摩拳擦掌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此际的这些热血青年，与当年在美留学的年轻胡适是何其相似啊！
1917年，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胡适初闻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时，也是这般喜悦。胡适当时认为“新俄之未来”是“未可限量的”，并赋有“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的诗句。
不过，晚年的胡适则对自己年少的幼稚感到懊悔。1954年，胡适对自己二十七年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评价作了“公开的忏悔”。
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很短暂。1954年中共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了批判。当然，批俞平伯不过是一个靶子，运动很快就转向了俞平伯的老师，发展成为一场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虽然是政治场上的“生手”，但在学术领域，胡适对于流派纷争（乃至笔战）并不陌生。当年，在中国知识界无人不高谈“主义”之时，胡适曾棒喝别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胡适因此遭到“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分进合击。后来，胡适也没少领教鲁迅的“匕首”和“投枪”。
对于学界的笔战，胡适坦然处之。他的态度是：“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不过，中共发起的“批判”已非思想界的学术批判，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周密部署的“讨胡战役”。
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也就是 “批胡委员会”。在“委员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周扬宣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一时间，原为中国学界泰斗、曾被中共领袖毛泽东赞为“我的楷模”的胡适，迅速变成了中国大陆最为声名狼藉的人物——“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至“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不一而足。在此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
1955年，三联书店一口气出版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计200多万字。另有其他出版社的批胡著作三十多本，总计也300万言之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表的批判文章如此之多，火力如此之猛烈和集中，可以说是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面对如此猛烈的批判甚至谩骂，胡适表现出来的是波澜不惊。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美国居住的胡适，竟认真地搜集起这些批判文字，并兴致颇浓地进行了批注。有人笑曰：“全世界唯一耐心看完这八本奇书的，恐怕只有胡适本人了。”
胡适以他自己研究学术的原则（“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认为“共产党要清算胡适，（这）便是胡适几十年来提倡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的要点是“拿出证据来”，即“什么东西都要拿出证据！”
胡适曾打算对大陆的批胡运动做一个总的答复，不过被其好友叶公超劝阻了。叶公超劝胡：“一个处女，如何应对一群强盗？”
于是，胡适唯有作罢。胡适换个角度有点儿阿Q范儿地解嘲道：“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这正是替我作无代价的宣传，我很感到高兴”。
其实，胡适十分清楚：大陆最怕的是他这个科学方法，清算他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个方法所造成的“流毒”。
果然，中共在猛烈“批胡”后，曾经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解释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
不过，胡适对这样的说辞并不领情，他固执地回应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后来，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时曾说过：“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曾旁听过胡适的课。当时，窘迫的毛泽东曾登门向胡适请教政治、文化问题，也曾得到胡适的教导。胡、毛之间的师生名分，原本双方都认可的。
交恶之后，情形就变了。毛泽东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毛泽东在北大时，也曾旁听过邵飘萍的新闻课。）
新闻界当然对于胡、毛的师生名分兴趣颇浓。有一次记者问胡适：“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是不是你的学生？”
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末了，胡适又补了一句：“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这句话，恐怕是对已身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刺激最大的一句话了。大概也是胡适先生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了吧。
既然毛泽东矢口否认，胡适也就不再提“我从前的学生毛泽东”，而是改口称之为“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了。

胡适不买中共毛泽东的账，也同样不买国民党蒋介石的账。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震动了海外，这就是胡适之子胡思杜撰写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曾有这样一个传闻：胡适回台湾的时候，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了一份登有胡适之子胡思杜批判胡适文章的香港《大公报》。
    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谁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孝，便反唇相讥，并兜出了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同胡思杜批胡适为“人民公敌”不是如出一辙吗？
这就是胡适的性格，其实也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游离于左右翼之间，常陷于两难的境界，以至于“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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