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炎明 唐亚明：文革初期遭到蓄意诋毁的两篇《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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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遭到蓄意诋毁的两篇《人民日报》社论

唐炎明 唐亚明


　　“文革”开始后，国民经济和生产形势急剧恶化，周恩来和陶铸紧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社论

　　1966年9月，搞了三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迅猛异常，揪斗、造反的浪潮铺天盖地，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领域受到影响，国民经济和生产形势急剧恶化。
　　对此，周恩来十分焦急。根据他和陶铸的紧急指示，9月6日，《人民日报》起草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试图以党报的声音扭转经济生产迅速下滑的局面。
　　社论针对大串联、到处揪斗的影响，明确提出：“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完全能够把本身的革命运动搞好，而且那里的情况不同，生产任务很重，外边的人不明了情况，去干预，容易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领导人员，都要紧紧抓住文化革命和发展生产这两个环节”，“要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外出串联的必须迅速返回，要适当分工，成立两套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抓生产”。
　　当时，陶铸刚调到中央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人民日报》的社论稿起草好后，陈伯达迫于周恩来、陶铸的坚持，同意了该篇社论。但在审改时，他没有同意“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两套班子”中“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一语。
　　9月6日，主持草拟社论的唐平铸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写了请示：
　　总理：
　　送上《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请审阅。社论初稿已经伯达同志审改过。准备今晚用。
　　唐平铸在该件上注：已呈送主席、陶铸同志审阅。当日，周恩来批示：平铸同志，同意。
　　毛泽东、周恩来、陶铸分别审批了社论送审稿。
　　陶铸在送审稿上写道：
　　主席：
　　看来现在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十分必要。
　　毛泽东在“主席”二字上画了圈，并把社论中“发展生产”改为“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唐平铸在送审件上特意写了“社论初稿已经伯达同志审改过”。当晚午夜1时，陶铸在给毛泽东的送审稿上专门注明：“与伯达同志商量的《人民日报》写了篇社论，时送陈审阅。”针对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陶铸面色凝重地说，希望能批下来。
　　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这篇社论立即发表了。多年之后，在纪念《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2008年6月《人民日报》编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为〈人民日报〉撰审手稿选》。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许多批示和撰审文稿，但该出版物仅选登了上述一件。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之一。随着运动的开展，它逐渐扩展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的报纸和学校还加了“促学习”。林彪事件后，它的后面又加了“批林、批孔”的内容。粉碎“四人帮”后，变为了“抓革命，促生产，痛击四人帮”。
　　这个口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从历史的眼光看，从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看，从“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看，周恩来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机智地利用了这个带有“文革”色彩的口号，把它作为与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到处造反、揪斗”进行斗争的武器，作为抵制这场“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檄文，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和睿智的。正是周恩来等人的斗争，保护了无数干部和群众，挽救了国家财产。这篇社论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尖锐，从这个角度看，在与“四人帮”的斗争史上是值得一书的。
　　1966年9月14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周恩来、陶铸等人的主持和坚持下，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再次重申和肯定了《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要求，强调工矿企业、农村等“绝不能停止生产”。《通知》说：“《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应当写成大字报，在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内外张贴，并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讨论”。“学校的红卫兵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联”，要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等等。《通知》针对中央文革的不同声音，明确强调和重申了“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两套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唐平铸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经毛泽东签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下发后，抑制了一些人的造反和串联行动，生产形势一度出现了转机。但握有舆论权力的中央文革小组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蓄意散布“革命搞不好，生产就上不去”等言论，他们打着反对唯生产力论的旗号，四处鼓动、挑唆狂热的人们起来串联、造反，恶意诋毁《人民日报》社论，向中央施压。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的当天，在中央文革的蛊惑下，数百人围攻了人民日报社，声言要揪出炮制社论的黑手，强烈要求总编辑出来辩论。有人说：“毛主席提的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社论实际上变成了抓生产，促革命，是在阴险贬低革命，抵制革命！是在玩文字游戏，是一个阴谋！为什么不让学生去工厂、农村串联？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串联、造反，何罪之有？”“为什么要成立两套班子，你们要浑水摸鱼吗？”还有人恶狠狠地说：“我们就是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甚至声称要揪出《人民日报》的“黑后台”，把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
　　1966年11月10日，持续多日的上海动乱加剧。当日发生了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聚众卧轨，数千人企图强行登车北上阻断沪宁线的“安亭事件”，致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达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入的近百趟客、货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事件很快波及全国，国民经济一下子受到了极大影响。
　　周恩来心急如焚，当日指示唐平铸赶紧再发表一篇已草拟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加大力度，紧急扭转局面。
　　此时唐平铸已觉察到斗争的复杂。在造反派汇编的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材料中，写着他的不满：
　　“我又不是不写社论，写了好多篇，中央文革不看嘛，都压在那里，逼着《人民日报》犯错误、垮台！我真恼火！我已给伯达同志写信了，我还要到中央提意见，大不了犯错误，撤职！”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是11月9日晚周恩来、陶铸等人听取国务院各口关于生产形势的汇报后主持讨论的，由唐平铸起草，经报毛泽东后，第二天就发表了。那天事情紧急，周恩来把唐平铸叫到他的车上，来不及吃饭，自己一边啃着饼干，一边又重申了生产建设绝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并坚持按此意见成稿。
　　唐平铸回忆说：“总理非常着急。听了他的话，我十分感动。”
　　周恩来指出：“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不要去影响工农业生产，工人、农民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同一天，在上海事态越发严重的情况下，陶铸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讨论社论稿时说：“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参加会议的唐平铸心里很清楚，陶铸说的“把他们压下去”，绝不是泛泛而指。
　　该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指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还严格规定：“任何人不能从外头去干预工农业生产的活动和部署。”
　　1967年，在人民日报社夺权的造反派汇编的唐平铸“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材料上，这样写着：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是唐平铸起草的。他在初稿中指责“有的人认为只要把文化革命搞好了，生产暂时停下来以后可以赶。因此他们只是集中力量搞文化革命，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这当然也是不对的”。社论初稿又说：“生产一时一刻不能中断，稍有间断，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影响到人民生活。人不吃饭要挨饿，不穿衣要挨冻，战士手中没有枪，就不能担负保卫祖国的任务。”唐平铸这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搞二元论。
　　唐平铸说：“这些话大部分都是周总理和陶铸的原话。”
　　在唐平铸“罪行”材料上还写着：
　　陶铸出了问题，唐平铸又为他开脱。去年《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表前，陶铸别有用心地在上面加了一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两套班子”。读者对这点提出责问，唐平铸却出来说，社论是陈伯达同志为主起草的，总理定稿的，只字不提陶铸的责任。唐平铸多么忠于陶铸，这是他企图推卸责任。
　　唐平铸说：“这篇社论是以1966年9月14日周恩来、陶铸主持制定，毛泽东圈阅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又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又称‘工业六条’）为依据起草的，要求工农业生产绝不能停顿，要业余闹革命。‘农村五条’还严格规定：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唐平铸又说：“《人民日报》这个明显不合‘革命’时宜的社论一发表，立刻招来一片反对。‘用生产压革命’，‘以生产来吓人’，‘搞经济主义’，‘妄图在生产领域扑灭文化革命的烈火’的大字报贴满了人民日报社的门口和宣传栏。在一些人的指使和操纵下，许多学生和工人闯到人民日报社，强烈要求与报社领导公开辩论，我一下子被缠住了。”
　　为此，唐平铸受到严厉斥责。中央文革以“没有向主席正确反映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为由，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陶铸，而且把这笔账直接算到了陶铸头上。

　　一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遭到指责、诋毁和否定

　　形势紧急。在江青、康生策划下，中央文革的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披挂上阵了。
　　1966年11月15日、17日，王力、姚文元等人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时，肯定了造反派对这篇社论的指责，公然煽动说：“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走资派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以抓生产为名压制文化大革命。”
　　11月16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代表时说：“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的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的工厂，但是建设成了，它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工厂。”“反修运动搞好了，生产也就会搞好。”
　　12月6日，张春桥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时，干脆赤裸裸地把话讲得更直白：“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中国不是要改变颜色了吗？”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
　　会上，王力、陈伯达竟然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陶铸，声称：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指陶铸11月9日的讲话），“从9月上旬起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主要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这次工交座谈会，又采取了这样一套办法，不同文革小组商量，搞突然袭击”。
　　王力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张春桥则拿处理“安亭事件”指责陶铸。
　　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江青说：工交系统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意儿”。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这个社论，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坚持的。”
　　1966年临近年末的一天傍晚，陶铸在人民日报社对唐平铸说：“我刚从主席那里回来，我向主席汇报了《人民日报》发表一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的起草和讨论情况，还说了一些人围攻了人民日报社。我对主席说，社论发表后，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陶铸停了一下说：“主席好像很在意，打断了我的话，问是什么人不同意这个社论，我说现在有一股光要革命，不搞生产的思潮。接着我还谈了我对干部思想和社会风气的考虑和担心。主席点了点头。”唐平铸明白，除周恩来和陶铸汇报外，中央文革一直在向毛泽东吹风。任何稍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意识到，陶铸在主席那里没有直接说这些人。唐平铸问道：“主席有什么具体指示，让我们传达和执行？”陶铸半天没有说话，最后摇了摇头沉重地说：“总理曾让我先稳一稳。主席没有说话。”唐平铸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是江青等人对陶铸发难了。唐平铸看见陶铸霍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甩下一句：“你要注意《人民日报》！”就大步走出了办公室。唐平铸说：“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知道陶铸很窝火，也很无奈，无法用言语宣泄心中的怨气。”
　　12月9日，在中央文革的把持和蛊惑下，紧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彻底否定了9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该《十条规定》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串联。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进行串联。”
　　12月26日，由陈伯达主持，《人民日报》发表了《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长篇社论，再次否定了9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陶铸等人。
　　社论说，“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他们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鼓励“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联”，“工人到学校去串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就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用革命统率生产，带动生产”。
　　该文横加指责、诋毁和否定了《人民日报》之前发表的一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和中共中央原来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陶铸、唐平铸被打倒

　　1967年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公开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江青还有意对反陶铸的造反派挑唆说：“有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当晚，数千人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打倒陶铸”“揪出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大字报贴满街头。就这样，在没有经过任何会议的正式讨论，没有下发任何文件的情况下，陶铸被打倒了。
　　1月13日，肖力等人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造反。1月17日，唐平铸被揪了出来。在王府井人民日报社五楼的批斗大会上，唐平铸被打翻在地，身上盖着一条“打倒唐平铸”的巨幅标语。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穿着军装登场。在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陶铸”“揪出唐平铸”的一阵接一阵的震天口号声中，陈伯达、王力等人轮番讲话、插话，为造反派打气助威。
　　陈伯达在讲话中先自我标榜了一通，在历数了吴冷西、唐平铸等人的种种“罪行”后说：“看来六月份的和七月份的个别文章，六月份的（指经他审改、定稿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多篇号令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基本上都是革命的，那个时候，没有一篇文章是唐平铸有份的。听懂了吗？（众：听懂了）唐平铸插一句两句也可能有的，无关紧要的。”接着，陈伯达当众为自己开脱：“实际上后来我没有管，比较长的一段唐平铸是跑到陶铸那里了。所以实际上是陶铸在管的。”
　　关锋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贯彻的毛主席路线，一条是唐平铸贯彻的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革”之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对唐平铸的儿子说：“我爸爸就是按照总理的指示主持讨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更加遭到中央文革的记恨，江青早就想把他搞掉。这件事也扯上你父亲了。”
　　陶斯亮说：江青翻了脸，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
　　在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中，打倒“刘、邓、陶”的口号铺天盖地响了起来。
　　从1967年1月4日陶铸被公开点名，到1969年11月30日去世，陶铸一直被隔离审查、关押。
　　1967年2月16日，性格耿直的谭震林与陈伯达、康生等人在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越说越气，愤然离开。回家后，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余怒未消，立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谭震林在信中怒斥江青等人，说：“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唐平铸也没有幸免。1968年9月17日，他被北京卫戍区逮捕羁押。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给他定的首条罪名是攻击诬蔑中央领导人康生、江青，说他是陶铸重用的坏人，还说他的案子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位首长”亲自抓的。
　　1975年5月16日，唐平铸获释。1980年2月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为唐平铸平反、恢复名誉。
　　以上是“文革”中《人民日报》一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发表及遭到蓄意诋毁的前前后后。


党史博览 201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