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tuffy05

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上）

朱永嘉

　　在我博文的网友跟帖上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出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有否之者，亦有起来维护他的。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确实是讲中国当代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我想避开双方争论的细节，尝试着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免得为了答复争论的细节，而使行文支离破碎，当然讲这个问题，很难离开邓小平同志相关的论述，所以还得从邓的讲话说起。
　　最近有朋友请我去西郊讲了一次明史的讲座，使我想起在那儿附近有幽静的西郊宾馆，在那里，小平同志讲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的问题，希望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讲话的时间是在1993年的1月15日。2004年7月胡锦涛同志与万里谈话时，表示对当年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他是理解的。这次党的九十周年纪念时，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七一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说：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大段话从正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思想财富，是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毕竟是毛泽东执政的时代，建国初的三十年内奠定的，这是客观事实，也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是经过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它是后三十年发展起步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二者之间是无法切割的。邓小平同志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反反复复的强调那个决议“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指毛泽东同志）都提供了一个基础”。他在1980年6月27日的谈话中又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回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他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讲到起草决议，“第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他强调，“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他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还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还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人民也罢，国外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切身感受。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人无法动摇和改变的历史地位。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的， “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个政治局面。”这几十年来，我们不正是朝着这个政治方向努力吗？我们现在政治环境和经济生活都要宽松多了。
　　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留下了非常光辉的思想。例如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的作风，保持优良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二个务必，到现在看来还是我们务必注意的问题。他对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所走的路将是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建国后六十年的经历不是证明了他那时的预见了吗？最艰苦的还是前三十年，那时抗美援朝，我们顶住了海外的战争威胁，为国家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我们顶住了苏联赫鲁晓夫的压力，保持国家独立的尊严。没有十年的中苏大论战，当苏联和东欧崩塌时，我们顶得住吗？世界上我们这个国家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仍然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壮大。在个人品德上，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6月27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曾经讲到：“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党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然而在对待子女的严格要求上，那谁也比不上他呀！所以胡锦涛同志讲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是邓小平同志反复说的，也是他一次又一次讲话中反复坚持的观念，我们又怎能数典忘祖呢？当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千万不能忘记它是从毛泽东思想那儿发展来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在思想上建设和壮大我们国家源源不断而来的汩汩清泉，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历史功绩的基本估计，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以有今天，饮水不忘掘井人嘛！这一点是我们与辛子陵、茅于轼之流在思想观念上根本的区别，他们妖魔化毛泽东，无非是为了否定共产党建国以来光辉的历史，为了给社会主义、给共和国抹黑，给海外反华势力颠覆活动制造舆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几条小爬虫和蛀虫而已，怎么能撼动中国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呢？
　　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历史评价，他在1980年9月14日的谈话中说：“至于毛主席的一生，我们历来讲，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搞。我们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他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的功勋，他的功绩是占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占第二位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邓小平讲毛泽东的历史伟大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永远，不仅在当时，包括在邓的身后，包括今天及今后。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让我们党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为了实现理想目标的过程，也有过不少失误。所以我们并不隐瞒和讳言在这六十年建国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不少失误，也犯过不少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回顾这些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更好地前进，决不是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那样，任意夸大我们的过失，给共产党抹黑，然后让中国共产党下台，放弃执政的地位，然后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把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弄一个四分五裂，然后国际反华势力可以砍倒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的最大一面旗帜，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可以分而治之。我可以非常坦率的告知他们，这对他们而言，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今后几十年、一百年都会证明，我这个断言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建国以来，我们确实有不少失误，在知识分子中意见最大的是五七年反右的扩大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我想反右斗争是毛提出的，这没有出错，出错是执行过程中把它扩大化了。那时具体指挥这场斗争的是邓小平同志，造成扩大化与我们省市和基层的一部分干部有关，搞打右派的指标，那就扩大化了，伤害自己同志了。反右那一年我生病吐血，在家养病，我没有参预。我回校工作时，反右已进入尾声了，那个空气是很紧张的，有的学生无辜被打成右派，实际上他精神有病，送去劳教了二十多年，他确实受苦了，现在学校养着他也是应该的。我的同学和友好中，也有被错划成右派的，苦了他们很多年。被错划的应该平反和反正，错是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是党组织犯了错误。邓小平同志还讲了“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在改正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了一风吹，没有必要改正的，也给他们平反了。如茅于轼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给他平反，他说不对，“我就是右派嘛！”他还有意见，他还坚持自己右派的观念。如果读一下他今日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讲话，他确实杀气腾腾，要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当然没有必要在组织上再给他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那个一脑子右派的思想，难道不该拿出来清洗清洗，通过辩论，让大家懂得现在还有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的气焰比1957年还要嚣张呢？我想这是很必要的，对现在的青年提高嗅觉、辨明是非还是有益的。现在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的气焰比那时还要厉害得多，而且党内外互相呼应，国内外互相呼应，希望把那个所谓茉莉花革命引进来。尽管如此，我也不主张再搞什么反右派运动，划几个右派分子，但应该允许思想上的交锋，以正压邪，那就可以了。在右派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看问题比我尖锐而深刻，所以我也愿意与右派交朋友。尽管政见不同，但你能允许我说话，我的博客上也允许你们骂我，骂我是“文革余孽”也好，我决不动手删你们骂我的话，言论自由嘛，这一点气量我还是有的，谁是谁非都不可能是自己说了算。我今年八十足岁了，千古身后名，容得后人去说，这一点我想得清楚，骂是骂不倒的，最终是谁的道理能为历史所证实，谁的思想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可，这才是最根本的，我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建国初十七年中，另一个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大跃进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大跃进”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不能说是正确的，两次郑州会议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转变风向，来了个反右倾，加深了困难。接着就是困难时期，这以后来了三年调整，1961年开始好转，1962年调整当中见效。邓小平同志这个估计是正确的，争论最多的是关于饿死人的问题，在农村确实有饿死人的问题，然而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也各有不同，问题大的如河南、安徽、山东、四川这些地区，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饿死的，这很难有一个正确的统计，当时谁也没有去具体统计过，事后的估计数怎么可能精确呢？今年三月底，我因心脏病住在长海医院，与我邻床的有一位河南老乡，他是周口店人，是一个老支书。我问他当年他们那里饿死人的状况，他说信阳那里确实饿死人的问题比较尖锐，这件事反映到毛那里，是刘建勋到河南去解决的。他们周口店那里有饿死人的事，但不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那里县委书记比较保守，没有放卫星，凡是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的地方，饿死人便多。他们那里县委书记因为右倾，不放高产卫星，所以被撤职了，但老百姓受益了。放卫星那些地方，便按高产的指标征粮，把农民的口粮和种粮都收上去了，当然要饿死人了。关键问题是干部，干部不赶时髦，能实事求是，那即使有一些自然灾害，也可以熬得过去，一刮浮夸风，那就难了。我还问过一个河南老乡，他是南阳人，他说五八年大跃进时，农业是丰收的，但是大家都忙着大炼钢铁，上山砍柴，砸锅搞食堂，结果丰收的粮食没有收进仓库，烂在了地里，所以饿死人了，是大炼钢铁耽误农时造成的后果，问题还出在干部如何执行的身上。五九年、六〇年那二年大旱，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三年困难时期，既有人祸的问题，主要是干部作风的问题，也有自然灾害的问题。我记得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告诉我，她说安徽饿死人是有的，是曾希圣对农村高征收，上海的口粮安徽与江西是大头，曾希圣是牺牲了自己的安徽，保全了上海，许多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1日的谈话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个话还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再说大跃进，搞建设探索着搞群众运动，摆脱苏联计划经济那条路子，要在经济上赶上英美诸发达国家的愿望不能说全都错了。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是在这样一个大国，那么多人口基础上，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那是一种非常艰辛的探索，遭遇挫折和失败，也是难免的吧。我们怎能以此来苛求前人，如辛子陵那样说事，实在缺德啊！我们还得根据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估计的来认识这个问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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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下）

朱永嘉

　　按：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上）刊登以后，便受到许多朋友的关注，在跟帖上许多网友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我现在还不想就各种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答复。先刊登其（下），再看看大家的不同意见，认真思考一下，在今后我会择要作一些答复。这里我只就讨论的态度问题，说一点自己的想法。第一，我希望这个讨论是心平气和的表达，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的冲撞，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论，由来已久，不过是被压抑着，没有充分展开而已。其实认识上的问题，只能疏，不能堵，通过平等，互相尊重心平气和的讨论绝大多数不同意见是可以沟通的，在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寻求到比较正确比较一致的认识。即便一时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那么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让历史的发展来印证这些不同观念的是非对错也可以，思想认识的分歧，不能强求一致。第二，有的同志提出不要有功利主义，我说这个问题是相对的，是人，怎么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呢？许多事对个人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三者的关系还是互相关联的，各人有不同的遭遇，各人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各人所受的教养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认识，任何人的认识都隐含着对自身功利的追求，它或多或少影响着一个人对问题的认识。但是，人也是社会的，任何个人都离不开他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他所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以此为基础，那么认识上的分歧自然也能得到共识，除非他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那也只能由他，我想在生活上的碰壁也会纠正他的。当然 那些抱着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观念则又是一回事了。第三，为什么要弄清思想，为什么要通过这个问题来弄清楚思想提高认识？由于人的思想固然是从实践中来，然而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视角不同，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致，也不可能都正确，而思想则直接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思想不能摆正，加上情绪化的冲动，势必在行为上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伤害他个人，也伤害社会，所以澄清思想，摆正认识，于人于己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能否取得比较正确的认识，关系甚大，对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希望大家冷静地理智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要谩骂不要情绪化的冲动，要有耐心来处理好这个认识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的是我们国家未来之路走得更稳更好。
　　
　　关于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争执最大的是文革十年的问题。文革是失败了，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教训，是打击面太大了，把我们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得罪了。在运动过程中，也误伤了许多人，冤死了一部分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0月25日的谈话中，曾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来就是要整的，毛泽东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林彪不仅要整贺龙，还要整朱德呢！还是毛主席说了，怎么能说朱德是黑司令呢？是红司令嘛！朱毛怎么能分开呢？是毛主席保了朱总司令。当然在文革初，整干部，无非是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我们一部分干部戴走资派的帽子，最后还是作为路线问题处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批判刘邓路线，毛始终把刘与邓区分开来。开始时毛就想让邓出来工作的，让邓找林彪谈一次，结果没有谈成。记得1967年初夏时，我在兴国招待所张春桥那儿看到过毛批示同意发表戚本禹评《清宫秘史》那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张问我们，你们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吗？我自认没有这个水平。以后姚文元写过一篇批判邓小平同志的文章，给我看过，后来这个文章始终没有发表，说明毛那时并不想打倒邓小平同志，对邓还是留有余地的。在林彪事件以后，毛就想着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了，即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毛还是保留邓的党籍。那时毛对邓不满，但始终没有做绝，留有余地。
　　再说对上海的陈丕显同志，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可以烧一烧，可不能烧焦。说明毛主席对陈还是手下留情的。后来陈丕显给毛写信作自我批评，还是上海市委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转上去的，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同意转到毛主席那儿，才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这之前，上海市委已经在考虑如何让陈丕显重新出来工作了，那时王秀珍便给我打过招呼，你们要有陈丕显出来工作的思想准备。最近，我还把这个话告诉了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因为这是事实，他也表示理解和接受，其实那时王一平、杨西光等市委原来的书记、副书记都已出来工作了。记得杨西光同志解放后，是负责科委的工作，在市委组办会议上，我对杨西光同志说，复旦原来的党委总支一级干部，都解放了，也都分配工作了，你愿意去给他们讲一次话吗？我担保不会有事，有问题我负责，我陪你去当保镖，你看如何？可惜他有顾虑，没有点头。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些事实都说明，毛泽东主席是想整一下我们许多中高级干部，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林彪事件以后，他对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军事干部，是想清查一下，弄清问题，但他并不想都打倒他们。记得1973年2月7日，他通过姚文元下达要我们为他标点注释《三国志?魏书》的《张辽传》与《张郃传》。张辽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他原来是丁原的部属，以后归属何进，董卓进京以后，他又归属于董卓，董卓被吕布杀了以后，他又以兵属吕布，跟了吕布到徐州，那时他只有廿八岁。后来曹操打败吕布，他又带兵投奔曹操。从历史上讲，这个人太复杂了，然而曹操还是用他了，相信他了。在曹操与袁绍对峙过程中，他还是屡立战功的。曹操出征柳城时，是他斩了匈奴单于蹋顿。以后与孙权作战，与蜀汉作战，他立下赫赫战功。至于张郃，更是袁绍心腹的爱将，他是在官渡之战时，才背袁绍投奔曹操的，曹操把张郃的来归比之“韩信归汉”，此后他在魏蜀之间的战争立有大功。他是曹魏在关中与诸葛亮对阵主要的将领。毛泽东用这二篇传记告诉我们，不要对林彪事件有牵连的将领们揪住不放，要相信他们，只要他们转变立场就可以了。还是那一天，毛泽东还要我们标点注释《旧唐书?李愬传》，李愬是唐宪宗时，打败蔡州藩镇吴元济的将领，他能够重用从吴元济那儿投降过来的将领，他相信和重用投诚过来的吴秀琳，他接纳吴元济手下的勇将李佑、李忠义，正是他们带兵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在这个过程中，李愬对敌营不杀一人，从而迅速平定了蔡州吴元济这个割据政权。毛主席要我们为这三篇传标点注释印成大字本，实际上是他要我们思考如何处理林彪集团相关成员的政策，他不想打倒一大批，他相信他们是忠诚于党和共和国的，林彪只是他个人的问题，林立果策划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密谋，那四员大将都没有参与，至于其他人更只是受牵连而已。如果毛主席身体不是迅速衰落，再多活几年，黄、吴、李、邱这四位将军，不仅不会判刑入狱，还会启用他们的，他要我们替他标点注释《旧唐书?李愬传》所反映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老天没有给毛主席留下足够的时间，做完这件令人遗憾的事。这反映了毛泽东宏大宽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胸怀，这在他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陈再道也是这样，始终没有对他往死里整。他确实想整一下我们中高级干部的骄娇二气，但并不是为了要整倒他们。他在讲述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的最后有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非是要让我们的干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经受一次大风浪的锻炼。他在延安整风时，立下过一条基本的原则，也就是文革运动的底线，那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干部，在文革期间，毛主席没有下命令杀过一个人吧，包括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当然，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风浪中，喝几口水，可能淹死人，那也在所难免。反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喝了几口水，却始终耿耿于怀，对毛主席怨气冲天，这多少有一点过分了吧！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腐防变失败的尝试，从党组织来讲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从许多参预者，无论是群众，还是作为受冲击的干部，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由于文革失控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出现林彪出逃那样的事件，对毛泽东同志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他收拾残局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从我为他标点大字本的诗词可以反映出来。1974年5月10日，他通过姚文元要我帮助他组织人注释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还有洪皓的《江梅引》、张元幹的《贺新郎》二首，以及辛弃疾的许多词。这些作品的曲调低沉而又悲凉，如《枯树赋》最后引桓温那首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春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主席借桓温这首诗哀叹自己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如今却摇摇欲坠，“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感到生命留给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将要告别自己亲手缔造的共和国，亲自领导的党，亲自指挥的军队，有说不尽的离恨别绪。如江淹《别赋》中的第一首便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说：“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他深知自己告别的时间愈来愈临近时，心中的感慨真是千头万绪，难以言说。末句是：“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这不是任何人用文字所能完全表述的。最后一句是“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毛泽东读这样的作品，所借以抒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我当时做这件事时也只能意会，难以口传啊！我怎能把老人家的心情告诉任何人呢，它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呀！我也只能深藏心底，慢慢体悟一位伟大而又慈祥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即将告别的新中国啊！《恨赋》是《别赋》的姊妹篇，它开头的第一段：“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全赋最后一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感到毛泽东同志是借《恨赋》吐露出他心中的满腔遗恨。文革的失败，对毛泽东同志而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记得董必武去世的那一天，毛泽东同志特别悲哀，董老是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他们二个人是两湖的代表，一个是湖北的代表，一个是湖南的代表。他曾要我们标点注释张元幹的《贺新郎》，在董老去世那一天，毛泽东同志的心情非常难过，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倾听上海蔡瑶铣唱张元幹的这首《贺新郎》词的录音：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让身旁的人反复播放蔡瑶铣唱的这首词，是为了给董必武送别。尽管张元幹写这首词是给胡铨送别的，作者有作者的情景，毛泽东在1975年4月2日反复听这首词，那倾注着毛泽东自身的感情。“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那是反映他对文革未来的结局心中毫无把握，自己老了，对此悲情难诉。“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在毛心目中在这万里江山你将去何处，回首当年在上海一大召开时，二人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你去的地方，飞雁也不到，我有书信，由谁来传书啊！“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它表达的意思是你我都能目尽青天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的国家兴亡大事，怎么会理会你们这帮儿孙辈在文革中带来的一些个人的恩怨私情呢？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个人受了一点委屈，就是放不下来计较不完，如李锐那样就是一个。 “举大白，听《金缕》”，“大白”是酒杯的名称。《金缕》是贺新郎词牌的别名，毛泽东同志把它改成“君且去，休回顾！”这是给董必武送别的意思。从毛泽东要反复背诵和阅读这词和赋，可以看到老人家晚年那么孤独和凄凉、悲哀的心情，身体衰弱到那种程度，他还得关注着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临终前二天他要读《容斋随笔》，等印好大字本他已经去世了。临终前一天，他还要看我们翻译的一本日本三木武夫的传，实在苦了他老人家了。为此，我搞了一部《容斋随笔》选本，逐条作了注译和研析，前些日子写完了导读，也有五十多万字，很快会在台湾的三民书局出版。我也无奈，我这个名字在这里还比较敏感，那儿反倒不敏感，这事也怪，从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悲剧结局。他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处理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交接班的问题，到了真要交接的时候，他对身后的事一点也没有把握了。他最后对华国锋、王洪文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只是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如果抱着取笑的态度来对待毛晚年的心情和他讲的那些话，从为人的德性讲，那岂不太缺乏一点做人的德性了吧！
　　他去世以后，国家领导人真正的交接班还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的思想还在，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谁也难以改易，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不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还是有希望的，还是能挺立在世界之林的。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未来我们应该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以期待更加美好。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大会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尽管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许多失误，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对今天也是有益的。比如说，毛泽东同志在1964年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其中有许多内容，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还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统一。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二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是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不赞成。共产党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注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认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这些话都是对我们干部队伍说的，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还是未来党的接班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条件。
　　又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曾针对陈伯达取消商品货币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还需要商品，需要货币，那就是承认在社会主义还要利用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那就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取向开了一个口子。温州的小商品市场经济就是文革期间发展起来的。1974年秋，我曾去江西赣州探望知识青年，便亲眼目睹那儿农村的自由市场兴旺得很，陪我同行的那里市委负责同志有点紧张，怕我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结果我说这蛮好，商品交换、市场交易这是计划经济的补充，有什么不好啊。那时上海曾派人去温州作调查，回来也没有说那有什么不好。
　　又比如毛泽东在对外政策上，在文革期间有重大的调整，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局面，促使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关系，为以后对外开放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文革期间都作过一些铺垫。毛泽东同志关于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的指示还是正确的，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我们亦还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联合国。所以那时的外交政策为今后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又比如，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也有好的地方。文革十年，上海的社会经济还是稳定的，工农业生产还是逐年上升的，上海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六分之一，那时上海每年增产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一个旧上海。上海是张春桥把的舵，社会秩序没有大的动荡。上海工农业生产是马天水抓的，马天水这些年勤勤恳恳，一心扑在上海工农业生产上。他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比如上海在工业管理上还保留着公司这个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谷牧到上海来视察，还惊奇地称赞上海怎么能保留过去资本经营企业的模式！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还是上海思想解放，不仅工农业生产，上海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还是领先的。上海有上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的市委对知青的生产和生活还是关心的，派慰问团长期驻扎在知青所在的县乡，下放工业生产的点，通过乡镇企业支持知青，尽量在农场多安排知青，给知青搞函授教育，把大学办到农村去，编青年自学丛书，鼓励青年自学成才。所以撇开文革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不谈，那么在日常工作上，亦还有成绩的。再说毛所以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反修防修，十年中苏论战和文革十年，在中苏关系上，我们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我们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使我们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划清了界线。所以后来苏联的崩坍，我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如果没有十年的中苏论战和十年文化革命，那么苏联瓦解时，我们就很难超然事外了。对于文革，如对于一切事物一样，应该抱分析的态度，有问题所以失败了。它有深刻的教训，但也有一些东西还是有益的尝试，事实上还是被保留下来。任何绝对化的认识都是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要分析，吸取其有益的方面，包括它所以失败的教训，对后人也是财富，只有弄清它的教训究竟在哪里，它才能真正转化为我们的财富。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不是绝对的。
　　这一次我在西郊讲明史，是讲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朱元璋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将以天下为乐，则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朱元璋这一段话固然有天命观的部分，但他对创业之君、守成之君、中兴之君的分析还是中肯的，尽管今天与朱元璋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了，但如果作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我们不妨把毛泽东比作创业之君，他时时刻刻都在以天下为忧，终生兢兢业业。邓小平同志是文革之后开拓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兴之君了，其他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的守成之君。只要“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所以我对未来，既不如有些人那样悲观，也不应抱太大的有什么巨大变革的期望，因为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能守成就不错了。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不是正强调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嘛！所谓“防变”，也就是有人别有用心地希望像当年苏共与苏联那样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丢掉我们党多少年来积累起来的光辉历史传统，使我们重新成为外国列强的附庸。参照过去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所以只要不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瞎折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可以了，不要数典忘祖就可以了。这就是历史给予守成之君的光辉使命，要懂得创业不易，中兴也难，守成也是一件很艰难的历史使命，从这一点讲，“维稳”要真正能做到也不容易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骄傲和自以为是，多听少说，言多必失嘛！离阿谀逢迎的远一些，多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然后择善而从，顺势而为，这才是最聪明的人。即便出那么一二个坏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必定会惩罚他们的，在中国历史上，坏皇帝可多了，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为中华民族有充足的免疫和自净功能。这一点警惕性大家还是有的，过去毛泽东曾经让何其芳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嘛！中华民族是不怕鬼的。当然具体的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在我看来国际上种种反华的叫嚷，倒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做对了地方，敌人说我们好话时，反而要想一下，这儿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国内外右派分子会竭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来把毛泽东同志妖魔化，因为把毛妖魔化了，才能根本上颠覆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们又把一切污水泼向胡锦涛同志，因为他在纪念中共诞辰九十周年的讲话中，正面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右派们失望了，所以又把矛头指向我们现在的党中央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的祖训了，不要背弃列祖列宗留给我们这份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就是后生们的大幸。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就不是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可以随意颠覆的。还是一句老话，敌存灭祸，敌去召祸。我们要有敌情观念，要有忧患意识，那就不会召祸了，外部力量就不可能奈何我们什么。1949年以前，帝国主义所以能欺侮我们，是因为我们还处在分裂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久即将召开我们党的十八大，选举党的新领导人，论年龄，他们不过是我儿子的辈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珍惜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留下的我们党最珍贵的历史遗产，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沿着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所指引的方向，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加兴旺发达。历史的发展似浩瀚长江那样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嘛！我个人则仅仅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别无所求地在此为党为时局说几句耿直的忠言而已。如果上天赐我以寿，兴许还能多看看新领导人执政几年哪！并从史学的角度给你们定位，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对未来的历史我更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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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答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历史地位一文之部分网友跟帖

朱永嘉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历史地位一文在网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网友们的评议，有支持者，亦有非议者。这个题目，如果能通过辩论，澄清一些观念应该还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的许多事还是经过辩论才能弄清是非，明确前进的方向。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权，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3页）从历史上看，许多事通过辩论，分清是非，于国于民还是很有益的。当然不同的意见不可能都会取得一致，但把各种观点摆明白，公众会有是非的分辨，历史的发展也会证明谁是谁非。毛主席讲的那几次辩论，最终群众会作出选择，历史也作出了最终的选择和抛弃，所以眼前这个主题，如果能让大家充分的辩论，不同观点的充分展示和交锋，可以帮助多数人慢慢弄清是非，所以这确实非常有益。另外我希望这个讨论能互相尊重，包括对故人也不能有任何轻薄的态度，这样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并有利于讨论的深入和提高各自的认识水平。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思想认识的发展，也离不开这条根本规律吧。现在选择几位网友的不同意见于下，我亦略作答辩，目的是给大家进一步讨论作参考。网友跟帖具体如下：
　　
　　?    老鸽：毛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武装夺取政权。所以，毛一开始就是为政权而战，而不是为改变社会、完善国家出发。因此，在夺取了政权以后，毛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体制完善的国家，只能走一条仿苏联的“专政”即专制的社会，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告诉了人们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想得明白。
　　?    新浪网友：老鸽先说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政权完全正确。毛并不在意治权。获得政权后，很快把治权扔给了别人。毛热衷于的历次运动都是围绕政权的归属而展开。所以，治理国家的体制问题，以及因治理问题而带来的诸多灾难，这些应由那些治理官员们来承担。事实上毛泽东的政权归属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仍在探讨的问题。只有在人民真正获得了国家主权后，治理国家的体制才能真正完善起来。
　　?    3690611：老鸽先生说的太好了，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古今中外很多政治强人都是在取得政权权过程中杀人不少，但取得政权后一般会采取怀柔政策，毛是少数异数，他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历史上其它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毛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毛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个能与之比肩的大约只有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少数几位
　　?    新浪网友：归结起来，毛泽东思想是政权归属问题。夺取政权，把政权回归给人民，这是毛所追求的，可毛至死都未完成他的宿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失败的一个方面。正因如此，毛留下了一大笔思想遗产。它能让后辈们能吸取教训，完成他的宿愿。政权回归给人民，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真正共和民主制。
　　?    新浪网友：就此文说几句：
　　1. 评判或判断毛泽东的地位及其思想是否正确或有价值，不应该以某位大人物比如说邓小平胡锦涛曾经说过什么话为依据，大人物说的话并不永远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在讨论正题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以下一些概念：
　　l 共产党、人民群众、国家、民族都是一个个不同的概念，既然是不同的概念那么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都是有区别的不同概念。
　　l 共产党是什么概念？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它不是马克思的某句话，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甚至某一首红歌，把它具体化：就是从党的总书记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全国各地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里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们、最后再到资格最嫩的一般党员群众，就是这样一批人群。以此类推，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上述人群的利益。
　　l 在现实世界里党（或者说这批人群）的利益有时会与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矛盾，请问当这种矛盾冲突发生后，你应该首先维护哪一方的利益？从朱老先生的其他博文中，我深信老先生同样对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非常非常重，但是“忠孝难以两全”，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选择和答复，这样才能在逻辑上搞清楚我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地位的评价所选用的衡量标准或参照系。
　　l 当然如果老先生能够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令人信服地证明：凡是党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与民众国家民族的利益始终完全一致，那么他可以躲开上面的两难陷阱。
　　l 老先生对党爱得太深，达到了痴迷癫狂的程度，以至于总是都把党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
　　3. 我们可以确信毛泽东对党的生存发展并最终取得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可以相信毛一生包括1949年以后都在维护党的利益，但是这一切就能构成对毛及其思想地位的终极肯定？
　　4. 还有一种观念更有一点滑稽：因为现在这个时候肯定毛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最符合党的利益，所以一定要肯定性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评判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正确与否完全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出发，而不是以事实本来的面目为依据，事实求是地看待评论问题。
　　5. 对毛及其思想评判的分歧性争论性从深层次的角度看，焦点来自于你是以人民、国家、民族的利益为至高无上还是以党的利益至高无上。把衡量的标准搞清楚以后，这个问题应该容易看得清楚。
　　
　　我想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领导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为什么说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二者不可分割呢？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很难分割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八年，两者的历史地位也无法分割。改革开放以后，是邓小平执政，邓也清晰地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那么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九十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呢？从纵向的比较上看，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的一百七十余年，如果以一九四九为分界，是前一个历史时期进步快，还是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进步更快呢？当然是后一个阶段进步快。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变化的分界点在哪里？毫无疑问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那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建立的新政权，究竟是推动中华民族向前进，还是倒退或者停止不前呢？如果横向与新兴的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这些国家比，恐怕我们并不逊色。为什么不与日本比？日本是岛国，我们是大陆国家，国情不同，如果从经济规模大小比，我们并不比日本逊色。这样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只能得出成绩是主要的吧。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诸如：饿死过人啦，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啦，搞了那么多运动，特别是文革误整了一些好人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在这世界上，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如此，对一个政党来讲也是如此。但与我们取得的成绩比，总不能说这些错误是主要的，而成绩则是没有的。正因为成绩是主要的，中国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基础，正因为有这些成绩，才能从正面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恐怕不妥吧！
　　至于老鸽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武装夺权，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是为政权而战，而不是为改变社会、完善国家出发。”这个概括恐怕不对。恰恰相反，武装夺取政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标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改变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毛泽东为什么要说，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呢？夺取政权，只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是革命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否则建国以后，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运动呢？记得一九四五年，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时候，他向毛泽东提出周期律的问题，他说：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其所谓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还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以后，我们政府机构设置，是照搬苏联的那套东西，是谁去挪的啊，是刘少奇同志。今年七月二十日《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讲了他访苏清单的故事，他希望从四个方面了解苏联：1.苏联的国家结构；2.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4.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对于这份清单，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份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然而毛泽东对于国家体制的架构，有他自己的设想。他在建军过程中，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偏重于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他主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禁止打人骂人。军队能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对于不同政见的争论，他主张用说服不是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他还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从来不讲打天下的要坐天下的话。他提出整风、搞四清、发动文革，都是为了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我们的干部队伍，不是整群众。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许多变异，那与实际执行过程中，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有关。我们国家的规模那么大，党员干部队伍那么庞大，难免有鱼龙混杂的情况，有的人地位变了，思想也变了。这方面的问题，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时有毛泽东那个大盖子压着，大家还是从艰苦环境过来的，还多少保持着当年的革命朝气，许多歪风邪气还不至于太嚣张。我自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的干部作风，廉洁奉公气氛还是比较浓的，大家工资收入的差距也不大。与今天现实生活对比，尽管生活条件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社会风气还是那时正，老人都有这个感觉。我说这些只是说明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某些论述，还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并非仅仅因邓有地位，才引述他的评论，我是因为符合历史事实而引述他的某些话，更不能因为个人情绪而因人废言。当然，在眼前的环境下，如我们这样的人说，也多少能减少一点阻力吧！从文章的（下）多次被删就容易理解我的苦衷了，有的时候顺着说，还能说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空间也非常有限，至于我这些论断当然都还可以有作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名与实的关系。从名的视角讲，共产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除此之外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实际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利用执政的地位在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亦有人对民众的吁求，说什么你们是维护党的利益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公然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颠倒了主仆的关系。目前确实有名实相背的情况，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实际存在的、一些党员言行与党章上规定完全相反的状况。为此，有的人想改名了、换招牌了，先否定毛的历史地位，然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地位，让一切本来不合法、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合法化。说到底这就是变，这个变有前车可鉴，苏共的蜕变便是从否定斯大林和列宁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就换招牌了，把社会主义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着便是500元私有化计划，那些大企业的管理人员自然成了垄断寡头，结果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谓防，就是防止苏共亡党的覆辙，8月24日是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的日子，迄今已有二十年了，它在国际国内的后果值得人们深思，推荐读一下李慎明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再说，不变就包括两方面，实不应变，名更不能变，名不变，还能循名以责实啊！有网友说：“说真方，卖假药”，这里应说明党内确实有卖假药者的各色人等，但他们还不能完全占主流，只要有真方在，还能以真方验假药，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名实关系问题。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党内党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有的是思想观念上的糊涂，有的是出于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护自己的违法所得，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原罪，甚至还能利用这个机会化公为私，把国营企业的管理权转化为私人所有权。如江苏常州新华村的集体所有企业的巨额财产，在转制和资本运作过程中落入党委书记金华友这个第一家庭的囊中，苦了为这个“企业家”打工的村民们。这类案例，在江浙沪不是个别的，这种情况就是变了，由于党和国家还没有改名，所以检察院还能起诉他呀！否则的话，非法所有的便变成合法的啦。管理者觊觎所有权的现象，是无论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所有者疏忽监管，他们便想着法儿侵占别人的所有权利，在公有制尤其如此，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层的高消费，贵族化现象便是它的表现。我讲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针对这一个潜在的损害民族国家利益的思想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目前名实相背的情况，荀子在《正名篇》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今圣王没，名守慢，竒辞起，名实乱，是非之 刑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用这一段话来分析现实的情况不是太切题了吗？大家都能意会，用不到我来多作阐释了吧。要循名以责实，不能“惑于用实以乱名”。那我们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正名，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有名正了，才能事成；名正了，才能身正；身正了才能“不令而行”。目前有令不行，或者说政令不出中南海，问题是我们相当一批干部其身不正，不奉令，行的是另一套，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这种情况下，听任“竒辞起”，那整个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吗？我是从事史学教育的，搞历史，要知其然，也就是弄清事实的本来面貌，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弄清它各方面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它为什么如此。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应然”的问题，那就是循名实以褒贬的问题，根据相应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进行是非善恶的评析。这个是非善恶的评析的标准就是前面所说的名，循名以责实。司马迁在《太史公书》中叙述了一段孔子所以为《春秋》的道理，其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孔子不能改变现状，只能通过《春秋》的褒贬以正名，以明辨是非罢了。当然孔子的正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的名物概念早已过时了，但孔子的撰《春秋》在当时有它的历史价值，不是说孔子撰《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吗？“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退一步，从应然的角度讲重新确认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是有益的。司马迁撰写《史记》大概也是出于这一点。孔子修《春秋》，和司马迁那部《史记》可是私修，不是官修。如果官修，则势必从那时为官者之是非善恶为准，要忠实于历史之本然，要据应然而做到“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那就难了。很难摆脱为某些人涂脂抹粉掩饰错误的尴尬局面，很难做到是非善恶自有公论，从编当代史讲，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名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从“循名以责实”这个视角讲，正名也只能是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的便是“刑名之学”。《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讲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於黄老。”刑与形相通，刑者事也，实也。名者法也。它的中心思想是“循名以责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慎赏明罚。《韩非子（卷二）二柄》云：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如果把这里的人主换成人民，让人民做主，人臣是指官员。这里的刑，即形，指官员所作之事。名，官员所作之承诺。如果这个官员是共产党的干部，那么他所表述之言，总不能是“乱名”吧，违背共产党章程上的基本宗旨吧，那么他离任被审计时总还要名实相符吧，总不能把贪赃枉法偷鸡摸狗之事放到台面上来吧。毛那个时代的四清、文革，还不就是让老百姓对各级官员来一次循名责实的考试，名不副实者得让老百姓批判几句，然后靠边反省一段时间，检讨了，再视其言而任其事。他们说假话，骗老人家，骗老百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故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有一个好处，那可是一面照妖镜，什么妖魔鬼怪都会在他面前现其原形了。
　　有的网友，在跟帖中说，毛泽东不在意治权，韩非子在《有度》那篇曾说：“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他不可能管得了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难以计数的干部队伍，下面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难避免。即使在中高级干部，要做到步调一致也难，所以要搞四清，要搞文革，但也有许多难题，往往容易失控，既要自下而上发扬民主，又要做到有序，受控，社会生活不乱套，谈何容易。他一句话，到了下面往往是各取所需，把正经念歪了，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我能体谅他老人家的难处。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于国、于民族、于广大劳苦人民也是非常有益的。从毛泽东同志这一辈子行事中，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对强者、对大国沙文主义者没有一点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样子。建国初，他敢冒难与美国在朝鲜相抗衡，史太林与之相比要逊色多了。当赫鲁晓夫们趾高气扬的时候，他敢顶，敢斗，七十年代中美建交以后，他始终不卑不亢，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尊严，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世界仅有的霸权主义者，尽管在我们东北亚，东南亚挑起种种事端，挑拨我们与邻国的关系，毕竟它已是日薄西山了。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从长远看，败局已成定论。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也难，不撤也难，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利比亚的战争，他们认为禁空可以速战速决，结果打了一场持久战，两败俱伤。现在这一持久战，对双方都有一点难以为继了，又有一点无力支持下去了。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中近东人心丧尽，在利比亚的战争，使美国的霸权主义在非洲丧尽人心。美国国债的评级下降了，也许我们会面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来，在这个冰山行将倒塌的时刻，如何思考我们何以自处的问题，那么了解和学习一下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同志是何以自处的，也许能获益匪浅，我们决不能为他们的倒塌去支付巨额丧葬费吧。这次欧美股市的崩盘，亚太股市的坍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学习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政政策很重要，别为什么全球化冲昏了自己的头脑，全球化还是有一个由谁主宰世界的问题，我们可不能让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就如何确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进行一场公开透明心平气和的辩论，对澄清思想，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范围的主体地位还是非常有益的。对这个讨论，不应堵和卡，删更是一种怯弱的表现，我希望讨论中，各种不同意见应该是说理，不是谩骂，更不是人身的恶意攻击，攻击无损对手，只是暴露其自身的软弱无力，反而以自己的台词证明自己的无理。我还希望讨论能围绕议题，不要随意转换议题，形式逻辑规定的同一律大家都应遵守吧，我还希望讨论应有利于目前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面转化，不能走极端，图一时之痛快反而给大局添乱吧！这是我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一起讨论的基本宗旨。博主与读者通过跟帖互相沟通也许能使这个博客更有生气，希望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形成一个既有言论自由，又能形成有利于进步的共识，且大家都能处在心情比较宽松地讨论问题的环境中，并帮助澄清一些有害的错误认识，使这块园地能成为一片朝气蓬勃畅所欲言发扬正气的好场所。
　　
    录入时间：2011-8-21 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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