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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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质疑《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涉及其日常饮食生活的相关内容，其中有些问题在《毛泽东菜谱八问》（以下简称《八问》）中谈过了。但为了照应系列质疑文章内容上的完整性，方便没有读过《八问》的读者全面了解该书谬误，还是将相应内容移植过来并加以修改和补充，读《家居》一书后新发现的问题也一并附上。




　　一、验证毛泽东的菜谱，需要蒙哥马利助阵吗？

　　《家居》说：

　　有人对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提出质疑，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关于毛泽东饮食的帖子，题为《毛主席的菜单，不服不行！》，特别提及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定制的一份西餐菜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其他种种更是名目繁多”，对于这一说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认真查对该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从毛泽东的食谱、菜谱及其相关记载出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相当的结论：毛泽东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第146页）。

　　韶山纪念馆是保存毛泽东遗物档案的单位。多年来，该馆相关档案从未向学术界开放，只是在其工作人员编书、写文章时，或在一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利用过这批档案资料。《家居》作者说这次该馆工作人员对毛的菜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依然是自说自话。既然学术界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看到这些菜谱，不能对其日常饮食生活做全面考察，如何验证纪念馆工作人员的结论是正确的，如何相信这一结论？

　　纪念馆的办法是拉一位“洋大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为自己的结论助阵。这显然是学术上“不自信”的表现。蒙氏曾两次访问中国，都受到毛、周等人的盛情款待。第一次是1960年5月，受周恩来、陈毅邀请访问。在宴请蒙哥马利时，周总理、陈毅邀请杜聿明作陪，后经广州、深圳取道香港回国；第二次是1961年9月，参观了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毛泽东于23日和24日两日在武汉两次见了他。但他与毛泽东共餐只有9月23日一次，该餐共有6道凉菜、4道热菜。其中那道凉菜“奶酪虾卷”是程汝明厨师用渤海湾特供大虾做的。吃完晚餐后，蒙哥马利摸着肚子对毛泽东说：主席，您的饭菜太可口了，我很久没吃那么好吃的饭菜了，尤其是那道“奶酪虾卷”（《“御厨”忆往事：红烧肉就是毛主席的补品》）。接待蒙氏是什么时候？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广大农村因饥饿死亡数以千万计的年代。即使是主、副食品供应受到重点保障的城镇居民，也是多日不知肉味。1961年北京居民从1月份起每人发肉票2张，每张供肉0.2斤；春节另发肉票1张，供肉0.2斤。从4月起用熟肉、鸡、鸭、鱼罐头顶替肉供应。从6月至年底对居民暂停猪肉供应。年人均消费仅0.85公斤(北京《副食品商业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靠“特供”吃得比在本国还要好的蒙氏，说主人几句好话是人之常情，这也是毛、周接连两次请他访华的目的所在。问题是自以为精明的蒙哥马利在中国考察时过“当”，声誉并不好。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周宇新《1961年，毛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同年访华的蒙哥马利为了验证中国有没有饥馑，访问延安时特地起了个大早，散步到自由市场，同那些卖镰刀蔬菜的人广泛交谈，而后又走进了路边的男子公共浴室，审视着浴池里的一个个裸体。陪同人员大为惊讶，不明白这位元帅为什么对公共浴池感兴趣。从浴室出来后，蒙哥马利说：“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史诚《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毛泽东用英语问好》，《环球时报》2008年11月21日）。蒙氏这次实地调查以及“不存在饥饿”的判断，已被证明是个历史大笑话。韶山纪念馆拉谁来助阵不好，非要选这位信奉“瞎子摸象”原则的“二战英雄”？把毛泽东的食谱、菜谱拿出来让学术界研究，远比在餐桌前撑得走不动路的“洋大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二、毛泽东的食谱随意简单，能反映出他“一直以来的平民化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吗？

　　《家居》在介绍毛泽东的菜谱和食谱时说：

　　这些菜谱和食谱基本保存完整，均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手写，记录了毛泽东每日的饮食情况及菜色安排，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记录这些食谱和菜谱所用的纸张非常随意，有零散的一张一张的，有几张纸粘在一起的，有缺少封皮的笔记本，也有8开或16开的白纸，边上用粗白线装订而成，或者干脆就用信纸对折裁成两半，然后用硬纸板夹起来。此外，它们的纸质材质不一，字迹也较为潦草、凌乱，用笔各不相同，有铅笔、圆珠笔、钢笔，笔迹颜色也是红黑蓝交杂使用，从记录方式和使用的材料看，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菜谱和食谱而显得郑重其事。一位大国首脑的食谱如此随意简单，反映出毛泽东一直以来的平民化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第146页）。

　　在毛泽东时代，为个人建立食谱制度，不要说平民百姓，就连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也没有做到。这个全国唯一的个人食谱制度本身就是不“平民化”的产物。与毛泽东食谱打交道的人，主要是管理员、厨师和卫士们。卫士周福明说：“主席每顿饭都有食谱。食谱是厨师和管理员提前一天写下来的，再拿给我们卫士看，最后商定。”卫士参与食谱制定，主要是毛泽东“临近睡觉前的那顿饭，必须由卫士陪着吃”，吃饭时也观察毛泽东“这顿饭吃的怎么样，饭菜是否可口，把观察了解的情况与厨师通通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66、第73页）。菜谱制定后，一式两份，一份保存下来，另一份由厨师带至厨房具体执行。程汝明厨师说：“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因为中央办公厅有纪律，“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毛泽东身边的管理员、厨师和卫士文化水平都不高，食谱字迹潦草、凌乱无可厚非。况且这些食谱只供有关人员工作时使用，并不呈送毛本人过目，自然没必要搞的那么正规。工作人员使用的食谱用纸随意、字迹潦草与否与毛泽东本人“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扯得上一毛钱关系吗，《家居》这种“上纲上线”式的阿谀奉承也太过分了吧？

　　三、1961年4月26日的西餐菜谱是干什么用的？

　　《家居》说：

　　被人指责甚多、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本西餐菜品清单，实属“菜谱”的范畴，而非毛泽东实际享用过的“食谱”。稍有常识的人，看过这本菜谱，都能断定，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而极有可能是为在中南海或中南海之外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时准备的“菜谱”，而绝非毛泽东某天实际“享用”过的食谱，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天之内都不可能吃下那么多西餐菜！至于这本菜谱封面上留下的日期，不过是厨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制作这本菜谱的时间而已（第148页）。

　　《家居》说“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而极有可能是为在中南海或中南海之外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时准备的‘菜谱’”，错的离谱。

　　其一，中南海为中国领导人聚居之地，外国人在这里出入是件很敏感的事儿。1950年代，两位负责检验领导人饮食的苏联人住进中南海，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毛泽东1950—1960年代见外宾，大多是在人民大会堂或在外地的住所。晚年即使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见外宾，却也未在这里大规模宴请过外宾。笔者尚未查到毛泽东何时在中南海举行了“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请《家居》作者告知。

　　其二，即使是“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上的菜也不会全是西餐。笔者曾在《毛泽东与毛家“小灶”》一文中介绍过有关“国宴”的情况：“1950年代初，毛泽东曾批评国宴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其实除了上述理由外，也有不愿意摆上桌面的原因——他对国宴菜肴不感兴趣。当时主管外交的周恩来生于淮扬之地，祖上为官宦世家，喜欢颇为讲究的淮扬菜，在国宴菜体现他的个人偏好也无可厚非，况且大多数外国人对辛辣口味的中国菜肴也敬而远之。所以国宴菜就形成以精致的淮扬菜为基础再整合各地菜系而成，荤素搭配，以清淡为要的基调。”可见在招待外宾的国宴上，中国特色菜肴一直唱主角。有关部门有自己的常备菜谱，根本没有必要为了招待“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专门去制定一套西餐菜谱。

　　《家居》为了证明自己招待“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使用西餐菜谱的说法正确，特地列出了1961年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的菜谱——“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就是：‘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蓉汤、铁板扒鳜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单从这张菜谱看，确实除了铁板扒鳜鱼、什锦炒饭外，其他都是西餐。可一对照资料，便暴露出《家居》作者做学问的恶劣态度——只选对自己有利的资料，删除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让笔者来说明这个菜谱的真相吧：6道凉菜——花篮红鱼籽（由鸽蛋和鱼籽做成）、酿鸽子（鸽子去骨，放肉馅、虾泥、蟹泥等）、奶酪虾卷（生菜垫底，虾煮后去皮、籽，浇上汁）、烤猪排、麻辣牛肉、什锦色拉；4道热菜——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炒豆苗（《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其中酿鸽子、烫片鸭子、麻辣牛肉、铁板扒桂鱼、炒豆苗都是典型的中国菜，奶酪虾卷（即“龙文”中的元帅虾）则是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的即兴之作。只是除了铁板扒桂鱼，龙先生有意把其他中国菜都删除了，不让读者知道。

　　其三，说“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与毛泽东无关的东西，为什么长了腿，跑到毛家来了？

　　在笔者看来，这本菜谱恰恰与毛泽东大有关系。一是其制定时间为1961年4月26日。这是什么时候？是1960年9月底或10月初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后近7个月之际。目前所有说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资料都说他有“7个月”不吃肉，算来时间正好与菜谱拟定时间相符。二是一向不太喜欢吃西餐的毛泽东从1960年代初开始喜欢上了西餐。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介绍：“毛泽东60年代对西餐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上一顿纯正的‘西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超西方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有不少值得中菜借鉴学习的地方。然而，如果让他每日吃西餐，他就会不愿意。因此，毛泽东吃西菜时一般都会与中菜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日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着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第702页）。1961年9月，他宴请蒙哥马利时上的烤猪排就西菜。1962年，有一次他吃咖喱牛肉时，趁兴把赫鲁晓夫搞的改革称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80页）。毛泽东喜欢吃西餐总要事出有因吧，其中的“因”正与这份菜谱有关。笔者在前面说过，1961年4月，北京猪肉供应十分紧张，不得不以罐头等顶替鲜肉供应。两个月后对普通居民已停止供应。毛家“小灶”的工作人员正是为了应对猪肉供应的紧张局势，拟制了这份以牛羊肉为主要食材的西餐菜谱，毛泽东喜欢吃西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又及，2013年12月24日，《环球人物》杂志第237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的文章（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黄建新口述，本刊记者刘畅、张忆耕、王乐然整理，本刊特约记者余玮整理），网上还另以《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题流传。该文引述吴连登的观点，说这份菜谱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这与《家居》作者说菜谱是为在中南海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准备的说法同样可以并称“奇葩”。毛泽东最后一次访苏是在1957年冬，接下来好几年没说过喜欢西餐的事儿，怎么突然到了1961年4月喜欢起西餐来了？曲解历史是某些人“塑造”毛泽东简朴生活形象的惯用手法，可惜总是不大高明。

　　四、由不在现场的秘书高智证明“毛泽东不吃西餐”，可靠吗？

　　《家居》说：

　　2010年6月10日，韶山纪念馆邀请到毛泽东的秘书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卫士张木奇，畅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泽东“吃西餐”的事说：“这个没有听说过，按照我的估计，不会的！主席吃饭很简单，就几个小碟……毛主席一辈子心里想的就是人民，现在有人说毛主席这错了那错了，我还不完全接受，这个要时间检验！（第148—149页）

　　该书拉高智来替他证明毛泽东不吃西餐，就像拉蒙哥马利来证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不存在饥饿一样不靠谱。高智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但在1961年初，吃过1960年毛泽东生日餐的高智已经奉派下乡，时间长达一年多，回京后即被分配他处工作。毛泽东不喜欢吃西餐，他是知道的。但毛泽东喜欢吃西餐时，他已经离开了。靠这样一个并不在现场的人去“估计”毛泽东会不会吃西餐有什么说服力？《家居》这样做是不是很荒唐？

　　五、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吗？

　　《家居》说：

　　毛泽东的生日菜谱也比较简单。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便公开反对搞生日庆典，他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解放后，他更是以身作则，他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第149—150页）。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与事实大相径庭。

　　如果从政治层面说，毛泽东过生日起码有两次已露出掀起全国政治风暴的端倪。一次是1964年过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餐厅请客，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董必武、彭真、余秋里、钱学森等领导人以及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家耕等工、农和青年代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69页）。吃饭前，李讷听说爸爸准备在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正在洗手间里的毛泽东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毛泽东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81页）。果然，他在这次生日餐上严肃地批评了刘少奇等领导人主持的“社教”运动。参加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6-1167页）。另一次是196６年的生日餐，当天晚上，毛泽东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饭。吃饭时，他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1964年生日餐后不到两年，刘少奇及全国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１９６６年生日餐4天之后，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武斗从此向全国蔓延。请问，这还不够惊心动魄吗？

　　如果从物质层面说，毛泽东的生日也谈不上“总是平平淡淡”。

　　据《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说：“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己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

　　这部主要由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编写的书错漏百出，这段文字也值得拿出来说说。其一，这一故事是对卫士封耀松回忆的误植。封耀松回忆的是1960年的生日餐（参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６—第７０８页）。其二，除了误植以外，该文在叙述逻辑上也十分搞笑。既然毛泽东已经立下了规矩，宣布了“三不主义”，为什么席间还上了鱼头、小干鱼、羊肉这些荤菜？这难道是不吃肉，用“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能解释通吗？

　　无独有偶，《家居》在很多地方也继承了《毛泽东遗物事典》这种叙事逻辑。该文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餐仅仅是一缸子麦片粥。早餐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的，食谱上是这样写的：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白、鸡油冬瓜球、炒生菜。这份菜谱中明显地就没有肉类，印证了毛泽东在1961年主动提出不吃猪肉、鸡肉的情况。”（第150页）读文至此，笔者为作者叹息，真的不愿意相信他竟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干出这种学术不端的行为来！

　　其一，这个菜谱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中系于１９６０年，笔者也对其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毕竟三个月前毛本人刚刚宣布“不吃肉”，这么快就“食言”不太正常，吃过１９６０年生日餐的秘书林克也说过“没有肉”的话。《家居》把它当成于１９６２年生日餐菜谱，这与笔者的看法到是一致。但接下来就很令人感慨了，该书作者故伎重施，公然再次篡改菜谱，把“油爆肉”、“肉丝烩米粉”从菜谱上删除了，以证实自己关于毛泽东“不吃肉”结论的正确。好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第110页已经公布了这张菜谱的复印件，证据确凿，不容否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比一下，看看胆大妄为的《家居》作者是如何造假的。

　　又及，《毛泽东菜谱八问》发表后，始终没有人对此回应。近读《家居》，在第150页上看到了这段有关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菜谱的文字，差点没笑岔了气！原来，读者根本就没必要去费力查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0页的复印件，它明明就贴在《家居》这段文字的旁边。这里笔者也代作者责备编辑几句，作者靠撒谎和篡改史料以彰显毛泽东的简朴，你就配合一下嘛。偏偏把菜谱原件贴在旁边，让细心的读者一眼就看出了破绽，这不是想让作者露馅出丑吗？

　　其二，且不论从菜谱中删掉“油爆肉”、“肉丝烩米粉”的行径多么卑鄙，就拿没有删掉的“油爆虾”、“白汁鲤鱼白”说事。虾、鱼算不算“肉类”，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只有《家居》作者认为包括“油爆虾”、“白汁鲤鱼白”在内的“这份菜谱中明显地就没有肉类”。这一说法颠覆了连一年级小学生都懂的基本生活常识！那么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在《家居》作者的字典里，“肉类”只包括猪肉和鸡肉两种吗？

　　其三，如果说《家居》还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话，就是说出了“毛泽东在1961年主动提出不吃猪肉、鸡肉”的真相。１９６０年９、１０月间，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参见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但他究竟是不吃过去比较喜欢的猪肉、鸡肉，还是不吃一切肉类，始终是个未解之谜。笔者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谈真相》一文里曾推测过，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可能只是指猪肉而言。因为他在1960年生日餐的当夜，给陪同他吃饭并答应到农村去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写信，就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派人给你们送牛羊肉去”这类话。同时还注意到周恩来劝毛泽东吃肉，也是说“请吃一口猪肉吧”！终因证据较少，始终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如今有人说毛泽东在三年时期只是不吃猪肉、鸡肉，对其他肉类并不拒绝，笔者连对“不吃肉”这一政治表态行为的评价都要大打折扣，因为这与“老百姓共甘苦”差之太远，从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场骗局。但愿这只是《家居》作者表述上的失误。

　　六、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是全的吗？

　　《家居》披露了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的菜谱：

　　大菜为“萝卜丝鲫鱼、长征鸡、烧豆角、炒大白菜”，小菜为“炒腌菜、炒腊肉”，主食、面食为“米饭、寿桃、寿面”（第150页）。

　　这是保存毛泽东菜谱的韶山纪念馆以往尚未公布的资料。但鉴于《家居》在1961年9月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菜谱和１９６２年生日餐菜谱上两次弄虚作假，笔者已失去对其学术品德上的信任。从情理上看，比照毛泽东其后几次生日餐的菜谱，《家居》披露的这个菜谱也未免过于“寒酸”。

　　现将毛泽东随后几年的两次生日餐菜谱录之如下：

　　1961年毛泽东生日餐4席

　　小吃：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

　　冷盘：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

　　热菜：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

　　主食：煎年糕、寿糕、面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

　　1965年生日餐

　　红寽烧冬笋、卤猪肝、油焖鸡、百荷、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王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素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王瓜炒小虾、澲菜等20道（《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

　　1958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毛泽东春风得意之机，“大跃进”、“放卫星”令他意气昂扬，甚至与农民讨论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但“龙文”披露的当年毛泽东生日餐却只上了4道菜、两道小菜，连日常的“四菜一汤”标准都没达到，这中间删掉了什么？1961年年底，北京市居民的肉类供应已停止半年之久，毛泽东的生日餐尚且鸡、鸭、鱼、肉、海鲜、腊肉、火腿齐全，为什么偏偏在1958年的生日餐上如此俭省？笔者有理由怀疑有人删除了1958年生日餐的一些菜品，尤其是猪肉类菜品。请有关方面拿出点学术良心来，公布真实、齐全的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
　七、中南海的小鱼小虾能随便捞的吗？

　　《家居》说：

　　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几个小箱子，里面放一些饭粒，丢进中南海里，第二天取箱子时就能捞上一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第151页）。

　　笔者当然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的小虾，还知道玉泉山农场的职工也会在毛家管理员吴连登的要求下在稻田里捕虾。但中南海的鱼虾是什么人都能捞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据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中南海里的鱼一般是不允许钓的，有一阵子为了强调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在海边插了一些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但领导人偶尔为之的消遣，并不禁止。有一次，吴继光在海边玩，看见陈毅来钓鱼。陈毅走到海边，发现了一块写有“禁止钓鱼”的牌子，他自言自语：“禁止钓鱼，这就是说我不能钓鱼了？”旁边的人解释说：“别的人不能钓，您钓是可以的。”站在不远的吴继光听见陈毅闻此发了脾气：“不允许别人钓，那我怎么能钓呢！如果允许我钓，那别人也能钓！”于是，他把牌子拔了出来，扔到一边去了(《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中央领导人正在上中学的子女也吃不饱，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就为了身体好，去晒太阳，吃“太阳蛋白”。他们不知道去中南海里摸虾捕鱼，补充营养吗？而且这正是中学时代孩子们的特长和爱好。如果这期间开放中南海，允许所有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的子女都去捞小鱼小虾为自己补充营养，能被允许么？

　　答案是——中南海只允许毛家“小灶”的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人就算了吧。


　　八、毛泽东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是哪里“自产”的？

　　《家居》说：

　　毛泽东喜欢种菜，从6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他都喜欢叫大家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他自己有时间也浇浇水。种的蔬菜有大白菜、萝卜、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苦瓜、大冬瓜，等等。凡是能种的、常吃的蔬菜都种，有的地方还种上果树。吴连登回忆：“开始的时候，院子里好多地方都种了花，主席就叫我们给刨掉了，因为他讲了：‘种那么多的花没有用，浪费肥料。种花不如种菜好！’种好的菜弄给他吃，他通常吃过后都很高兴。”1967年3月22日的《毛泽东食用蔬菜和副食品的记载》中，就写明他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产，一种是本市及外地购买。从这份登记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当时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总共五大类：蔬菜类、豆制品、奶制品、家禽类、猪肉类、水产类。每一类还分很多种，真是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需要采购的部分就很少了，主要是本地不能生产的蔬菜、粮食、水果、海味干货等，数量很少（第151页）。

　　毛泽东让人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只能满足其食用蔬菜的很少一部分。《家居》说毛泽东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这些“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都来自中南海吗，有谁看到中南海里养过奶牛、鸡鸭和猪，毛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让笔者来告诉读者们吧，“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的不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菜园子，而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3个特供基地。被《家居》刻意隐瞒相关特供农场情况，笔者曾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一文中有所描述，录之如下：

　　中国领导人的特供体制形成于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苏联领导人食品安检体制，请了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专家进入中南海从事检测技术工作，由此带来对食品供应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设，食品供应体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体制。据1950年年底进入中南海，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周尚珏回忆，当时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把苏联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炸弹。”“另外，苏联专家也比较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对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包括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保持食品卫生等等。”（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93页）

　　应当说，苏联专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设香山食品基地时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对这种规范化模式食品基地一无所知。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说：“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标准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拥有近600亩土地的香山农场。根据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是：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整个农场拥有职工40余人，中央办公厅就制定了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20天的规定，要求特别是青年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该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领导人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其后，除稻田和人员外，香山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留下来的人员组建了“玉泉山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开垦山坡荒地栽种果树。果品到了收摘季节，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代替香山农场供应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农场。该农场拥有土地1353亩，主要种植绿色水稻、青菜及饲养猪、鸡等禽类，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誉京城。产品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有一部名叫《岁月如歌》的书，曾描写了一位叫郭黑儿的第31中队警卫战士从六所换防到巨山农场劳动，说该农场主要生产桃、梨、苹果和葡萄，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奶牛场。农场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使郭黑儿大开了眼界，而且增长了不少的园林知识。光是桃子、苹果，就有不少品种。什么蟠桃、黄金、水蜜桃什么国光、青香蕉、黄香蕉等等。在这里，郭黑儿既饱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种水果好吃，他们就专门吃哪种。当兵的人吃东西也不讲究那么多，把水果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顿饱餐。郭黑儿最喜欢吃那种足有一斤多一个的黄金桃，这种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时令水果的尾声，才收这种水果。这种黄金桃全部上了纸袋，没有任何虫子光顾。吃到嘴里，那可是爽呆了”（见该书第三十节《印象八大处》）。

　　中南海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特设的供应站来分配。“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标题为《陈伯达之子忆50年代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生活》）。

　　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的建设及其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食品供应方面的几个第一：

　　其一，开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做到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当时领导人家中的厨师甚至坚持不做来自普通市场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说：“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根本无人知晓。

　　其二，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果。由于玉泉山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其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回忆说：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兴。张宝昌说：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云初《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为毛泽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还包括他最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特意将马齿苋列为“重点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0页）。

　　其三，开始动用特供基地的力量专门为毛泽东饮食服务，毛家生活管理员可以直接指挥基地工作人员。吴连登说过，有一次毛泽东觉得脚痒，怕是得了脚气，就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吃精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我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时间已经很短了，我赶紧给玉泉山农场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了。这样，当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饭。主席吃了很高兴，此后我们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儿：他们经常在中南海的湖里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如果不够吃，他就会让玉泉山农场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36页）。这些都不是玉泉山农场生产计划的内容，只是吴连登临时提出的服务要求。

　　毛泽东的食品特供基地不仅限于上述3个北京农场。1980年代，《税务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空运活鱼。现在长沙东方红渔场的名字已很难检索，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的一段话却可以从侧面印证此事。程说，他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毛泽东的特供也可以通过军队渠道实现。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卫战士一粒一粒挑过的，但厨师在做饭时还要再挑一次。毛泽东喜欢吃野味，警卫部队就到处去给他打野味。吴法宪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北逃，周宇驰等人乘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正当周恩来等人紧张之际，毛泽东的警卫部队要求进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6页）。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当年毛泽东喜欢吃麦片，他派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澳大利亚生产的麦片，用情报部的船拉回来，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没尝过一口，也不知道怎么吃。此外，毛泽东到武汉，上庐山，当地有关部门也都组织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九、毛泽东招待客人时是怎样加菜的？

　　《家居》说：

　　毛泽东的食量不大，每餐一般三菜一汤。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好转，改成四菜一汤，来了客人再适当加一两个菜，但每个菜的量都不大；另外会有两到四小碟凉菜，而凉菜中豆豉、辣椒是必不可少的（第149页）。

　　又说：

　　他（指毛泽东）宴请宾客，除了外宾，也不讲排场，从来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第295页）。

　　第295页说请客从来都是“四菜一汤”，第149页又说“再适当加一两个菜”，明显矛盾。《家居》多次出现这类低级错误。即使按第295页的说法为准，毛“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加起来也不到“四菜一汤”呀，真不知道算术是怎么学的。

　　关于“四菜一汤”，笔者曾专门写过考证文章，后来才发现咱们跟人家所说的“四菜一汤”根本不是一码事儿。人家说的“四菜一汤”根本不包括小菜。什么是小菜？按《家居》第149页的意思是小碟凉菜，包括豆豉、辣椒之类，不是热炒。但1959年6月23日，毛在武汉与省委书记王任重及其他共7人在船上就餐的菜谱中，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是主菜，不仅烤辣子、酱口条是小菜，连炒苦瓜也算成小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1968—1976年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我跟你讲，并没有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为主，肉，或者是红烧肉，牛肉、或者羊肉，第二个菜，就是鱼，因为毛主席特别喜欢吃鱼。第三个菜就是荤素搭配，第四个是素菜，比如说空心菜、木耳菜什么的。汤有时就是简单的西红柿鸡蛋汤，有时也吃一些西餐汤”（2013年12月10日吴连登到人民网党史频道谈毛的日常生活，该频道以《吴连登回忆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为题刊登）。在另外的场合，吴又表示，除了“四菜一汤”，他每顿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刘畅《平板三轮带我进入中南海》）。两道试吃菜也算成小菜。

　　经常参加外事宴会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颖说：江青请美国副教授维特克吃饭，按常规是六样冷盘，四菜一汤。领导人请客，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3页）。看到这段文字，多年来一头雾水的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毛家的“四菜一汤”是按照宴会的规矩来的，冷盘（小菜、凉菜或一部分热炒）不算在内。

　　下面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毛泽东私人宴客菜谱：

　　1950年代毛泽东招待小时候的老师李漱清，席上有红烧肉、家乡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两碗汤菜以及两道北方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03页），8道菜。

　　1952年春天，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受邀到中南海做客，毛特意加了菜，“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279页），5菜一汤。

　　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请吴冷西、田家英到住处谈话，中午请他们吃饭。菜品有小砂锅炖狗肉、红烧狮子头、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莼菜汤，主食是拷得半焦的玉米，喝了茅台酒（吴冷西：《忆毛主席》之第七章《冷静的促进派》），6菜一汤。

　　1959年6月23日，毛在武汉与省委书记王任重及其他7人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9菜一汤。

　　6月24日，毛泽东听取王任重工作汇报时适逢开饭，便留下王同餐。当日菜谱上记载了7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6菜一汤。

　　以下是已披露出来的毛泽东日常菜谱，各餐基本上是6道菜。5月30日晚餐估计可能有客人来，增加了一道菜和一道水果：

　　5月29日早

　　炸小鱼、炒白菜、烧西葫芦、炒木耳菜、爆牛肉、爆肚花、烩西饼，6菜1主食。

　　5月29日晚

　　腌鸡丝、蒜泥白肉、烧白菜、炒苋菜、蒸烧鲫鱼、油焗大虾、白菜清汤，6菜1汤。

　　5月30日中

　　五香牛肉、炝黄瓜、荷包蛋、煎猪扒、烧茄子、鸡丝生菜、发糕，6菜1主食。

　　5月30日晚

　　什锦拼盘、白菜煎翅、香酥鸭子、鸡油菜心、干烧扁鱼、口蘑烧猪肚、煎牛扒、冬瓜清汤、二丁包子、鸡汤面条、烩水果，7菜1汤，两主食，一道水果。

　　5月31日早

　　花生米、香干肉丝、炒木耳菜、酱爆肉、炒双脆、烧瓠子、炒面，6菜1主食（《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8页）。

　　可见，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对毛身边工作人员坚持的“四菜一汤”之说没有领会到精神实质。我们是按照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规矩来理解的，只要不是有客人，从来没有每顿饭在热菜之外，还要上多少个冷盘的习惯，就算从泡菜坛子里夹出几块泡菜来，也算是个菜了。循此思路真的想去数一数毛家到底是哪4个菜，哪1个汤，都大错而特错。毛家冷盘不算正式菜，大菜才算。比如5月29日早餐的冷盘就用炸小鱼、炒白菜（热菜）代替，加上蒜泥、辣椒小碟，凑成四道凉(小)菜。5月29日晚餐的冷盘为腌鸡丝、蒜泥白肉，再加上蒜泥、辣椒小碟；5月30日晚餐估计是来了客人，凉菜上了什锦拼盘，合两道为一道，主菜为6道热菜；31日早餐，可归入凉菜类的有花生米、香干肉丝。除去每餐有两道通常很硬的凉菜，主菜确实没有突破“四菜一汤”的标准。到了毛晚年，吴连登用两道试吃菜替换了两个小碟。但他没有向读者讲清楚的是，炒两道试吃菜，除了食材用量少一点以外，在人工付出和炒制程序上与炒一道正式菜没有多大差别。

　　《家居》说，来了客人“再适当加一两个菜”，这话是对的。卫士李家骥也说过“进京后，每餐是四菜一汤，来客人就在这四个菜的基础上再加几个菜。荤素各半。”（《跟随红太阳——我做毛泽东贴身卫士十三年》，第243页）但这只是用来接待普通客人，正式宴请不在此列，比如毛请老师李漱清，几次较大规模的生日餐以及李敏婚宴等。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安岗回忆说：1951年5月的一天下午，他和人民日报总编邓拓、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到菊香书屋，谈到下午5点多钟，毛把邓、安、温留下继续谈，“毛主席叫来勤务员：‘小鬼，你告诉厨房加三个客人的饭。’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三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别让我学蒋介石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忆3见毛主席》）。反映了毛在住处招待普通客人的一般加菜规矩。至于所谓宴请宾客“从来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这场景只能出现在《家居》作者的梦幻里。

　　在日常生活上，毛泽东就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在饮食上确实很“土”，江青的话没有错，毛自己也毫不掩饰对湖南乡下小地主家饭菜风味的饮食偏好。曾经当过毛家管理员的方国兴说他“山珍海味不追求”，也实事求是。因为毛从小生活在内地省份湖南，后来又多年在西北生活，不常吃这类食材。但不常吃不等于不吃。他多次吃过熊掌，三年困难时期吃过海参，鱼翅燕窝也都吃过，这些都有当事人回忆可证。非要曲解历史事实，甚至不惜篡改菜谱，实在无助于达到宣扬毛泽东日常生活简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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