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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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吴象

2006年第3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堪称世纪老人。
　　我是晚辈，比雪峰同志小整整16岁，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仰，知之甚少，只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不时引起我的怀念与沉思。

随雪峰同志视察山西农村

　　李雪峰的大名，抗战初期我在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时就听说了。当时雪峰同志任晋冀豫边区党委书记，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根据地，是太行山妇孺皆知的领导人之一，但因种种原因，我一直无缘面识。
　　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已是新中国成立14年之后的1963年了。
　　建国后，李雪峰任中南局副书记，1954年调回党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0年9月，中央决定重新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李雪峰出任华北局第一书记。
　　1963年秋，他到山西视察农村工作，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全程陪同。当时我任《山西日报》总编辑。陶鲁笳让我随行，告诉我这是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可留意搜集线索，组织报道。
　　从1963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我们一行从晋东南专区的长治、平顺南下高平、陵川、晋城折向西经阳城、沁水到晋南专区的翼城、曲沃和汾河边的临汾，先后跑了15个县，其中只在三四个县停留了较长时间，但也没有作专题调查研究，主要是观察农村情况、议论农村形势。我们共十多个人，三四辆车，虽说不上轻车简从，但是确实没有后来首长外出的那种阵势。华北局陪同来的主要是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我和他是1947年在新华总社认识的。张铁夫曾任《长江日报》总编辑，以他为主主持过一个杂文专栏，署名“马铁丁”，笔锋犀利，颇有影响。
　　雪峰同志的秘书杨枫和黄道霞比我小几岁，我们几个人很快就搞熟了。当时雪峰同志年近花甲，一看就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他身躯颀长，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动作矫健，一点没有老态。他对熟人和生人都很和蔼，并不难接近，但话也不多，无形之中使人觉得一种威严和睿智。
　　过去在敌后根据地，人们均以同志相称，入城后风气渐变，称官道衔的越来越多了。党的系统比政府系统好一些，《山西日报》还是老传统没变，社长、总编辑史纪言、毛联珏调回省委任职后，大家仍称呼老史、老毛。对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我们也只称鲁笳同志，非特殊必要的场合不称陶书记。没有想到，这次大家对这位年长得多的高级领导也都叫雪峰同志，不称书记或首长。有时散步，雪峰、鲁笳要找地、县领导询问情况，边走边谈。铁夫、杨枫、道霞和我就随意闲聊，也是边走边谈。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使我很快便消除了最初的拘谨。
　　1963年是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又不断碰壁，不得不暂时收敛的一年。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接着是连续三年困难饿死人。到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终于讲了真话，作了检讨，并开始调整政策。李雪峰参与制订和修改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陆续出台，农村形势有了好转。大概这次李雪峰来是要亲自观察、印证和判断政策调整的效果，所以选了这么条路线。他是山西永济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写的便是他的故乡。解放后似乎没有听说他回过山西。这次到了临汾，离永济不算远了。但他只到了临汾，时间更多地花在他太行10年中熟悉的老地方。
　　沿途所得的印象，农民的积极性正逐渐从挫折和伤害中恢复过来。深秋季节的太行山区，洋溢着丰收的欢乐，打谷场上满是忙碌的人群，田野里又紧张地展开了争取明年丰收的活动。秋耕比上一年进度快、质量高，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上一年。这些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侯梨这些老劳模所在的大队，在刮浮夸风、并大社的那一阵就比较实事求是，不跟风跑，甚至有所抵制，政策调整以后更显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为粮食亩产“过黄河”的高产红旗了。
　　在这些地方参观的时候，雪峰同志多次提醒，要接受片面追求粮食高产的教训，正确理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太行山高、土薄、石头多，应该特别重视多种经营，鼓励养蚕、养蜂、畜牧。羊井底大队1953年在老劳模武侯梨的倡议下，订了个“千亩果园、万亩林，百头牲口、千只羊”的远景规划，10年来奋斗不息，已全部实现。雪峰同志和大家一起在槐树沟、杨树沟、核桃凹、花椒凹，爬上爬下，看得非常高兴，腿脚不亚于年轻人，几次劝他休息都劝不住。长治县林移大队，40年前是个渺无人烟的荒草滩。后来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难民多了，成了村庄，所以叫“林移”。这里地处平川，却凭四旁绿化建成了一个林茂粮丰的新农村。15年来植树16万株，人均330株，用自己的木材变工互助盖新房，全村面目一新。村子的东、北、西三面，都是密密层层的防风林。当时虽然已是秋风落叶，看不到浓绿夹道的旖旎风光，但还是使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雪峰同志东看看，西走走，太阳落山了还不愿回去。
　　少数先进典型不能代替整个的面，农村形势是否真正好转，关键要看落后面有什么变化。所谓落后面，当时估计约为农村核算单位的35%到20%，其实恐怕远远不止此数。“左”的错误和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相互影响，这一部分农村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恢复，可是其中也有些开始出现好的变化。雪峰同志对这种变化特别重视。他说话不多，略有口吃，一般是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只偶尔作几句不失幽默的插话；有时有所感悟，在小纸条写几行字，便洋洋洒洒发挥一大篇，往往很精彩。我赶紧记，前前后后记得不算少，可惜文革抄家时都遗失了。有次在晋城，县委汇报时讲到一个基层干部，名叫司象林，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两三年来他一直蹲在最困难的后进队做工作，不搞好不离开，已经先后改造了三个后进队，又到第四个去了。他是真正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个一个地交朋友，一户一户地作调查，摸落后的原因，找改造的办法。懒惰往往是队干部脱离群众逐步变质的开始。针对这一点，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挨门挨户叫村干部下地，有的人嫌他讨厌，说怪话，耍脸色，使他碰了不少钉子。但他始终任劳任怨，照旧每天起早催人下地，硬把懒干部叫勤了。队干部作风变了，社员干劲就高了。接着，针对经营管理混乱的缺点，他又带领干部试验劳动定额，实行小段安排，组织检查验收，最后总结评比，一项一项把着手教。雪峰同志对这位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非常赞赏。他说，司象林同志体现了真正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作风。他强调指出，改造后进队，关键在于发现和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越是落后，社员出于自身的利益，更加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追赶先进，这就是最大的积极因素。雪峰同志整个讲话不说辩证法而辩证法自明，大家凝神静听，无不折服。
　　此行所见，政策调整已经见效，农村形势开始好转，雪峰同志在视察的整个过程中都显得心情愉快、潇洒从容。他在关注农村形势的同时，似乎对古庙、历史文物也饶有兴趣。晋城有座玉皇庙，就是他主动提出要去看的。原来其中二十八宿的泥塑，是很重要的文物，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可与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宫女塑像相媲美。参观时他不时讲解，使人茅塞顿开。他特别告诉县委同志，要十分珍惜、保护这些重要文物，要组织人整理历史资料。在襄汾时，看到了一些古字画，他兴趣盎然地发表了不少议论，还说到邓拓在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很高，不亚于党外一些老专家。尽管邓拓当时已被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贬到北京市委工作，但在他心目中，邓拓依然是邓拓。这位太行山区的老领导，十几年阔别后，重来故地，一定会引起不少回忆和感慨吧，我真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可惜没有，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呢？也许因为不愿轻易袒露内心感情，也许因为没有适当场合，也许什么也不因为，过去的早过去了，何必再多说呢？
　　回到太原，雪峰同志住在晋祠招待所，同省委其他同志见面，处理了些事情，接着又召集劳动模范，整整座谈了三天。我把路上见闻整理成三篇通讯，总题为《从太行山到汾河湾》，分三天在《山西日报》刊出。雪峰同志认为还不错，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合成一个版集中刊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对地方报纸的很大重视了。
　　但是，1963年秋冬农村形势的好转只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潜藏着危机。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逐步普及，四清运动逐步展开，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又面临一场新的磨难。雪峰同志身居庙堂之高，十分清楚八大的决议对主要矛盾是怎么论断的，后来又怎么消失了，变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这些年决策的过程及政策的调整，他更是亲身参与，内心深处到底对形势有什么更深的看法，我不敢妄加猜测。他和鲁笳同志是否个别交换过意见，也不得而知。但他回到太原后，召集劳模座谈，方式比较特别，只选定了三个人：朱文华、陈永贵、周明山。一个一个谈，看似随便却很仔细，与其说是总结经验，无宁说更像考察干部。三个人事迹都很突出，陈永贵不必说了，朱文华是童养媳出身，不识几个字，却把一个村治理得无可挑剔。周明山高小毕业回村后任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学得好，用得活。雪峰同志这次亲自选定周明山来参加座谈。会后不久，他又让秘书黄道霞起草，请铁夫修改，他亲自定稿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让千百个周明山成长起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各报都刊登了。这在当时是很鲜见的，影响相当大。看来，雪峰同志当时对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并积极采取措施促其进一步好转。对那一场日益逼近的“文革”灾难，似乎也没有什么警觉和忧虑。
　　整整近一个月，天天和雪峰同志在一起，怎么说也同他熟了。我认为这位年长的领导是值得尊敬的，他的人品和水平都令人钦佩。这种尊敬和我对毛主席更深的尊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毛主席倚重的、独当一面的大员，他对工作的指导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他不眷恋更不炫耀过去的辉煌，他认真对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充满信心地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文革中的两次接触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这期间，我同雪峰同志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1966年夏初到秋末，一次是1970年6月下旬。
　　1966年5月19日，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被借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组、新编委工作。当时雪峰同志正担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我多次听到他在各种小会、大会上讲话。但除了偶尔在北京市委大楼走廊里碰面打个招呼外，没有谈过一次话。
　　文化革命狂飙骤起，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而来。北京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日报》自我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出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他仓促上阵，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从华北各报派人接管《北京日报》。接着，他又主持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当时，从各省市的领导人中揪出一个又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人心惊肉跳。谁也不知道究竟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们最先起来响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号召，造学校党委的反，停课上街“破四旧”，“造反有理”成了狂热时代的时尚。新市委匆匆忙忙奉命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矛盾加剧，局势复杂，造反派、保皇派、工作组，你斗我，我斗你，文革小组背后煽风点火，全国一片混乱。
　　7月28日，我接到市委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却不知道是什么会，有很多学生代表也来参加。帷幕拉开，李雪峰主持，主席台上有许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我第一次听到刘少奇、邓小平自称“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刘少奇说“要服从多数，保护少数”，邓小平检讨自己“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接着，毛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从后台缓步出场，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万岁。毛主席畅游长江归来，红光满面，显得神采奕奕，非常健壮。毛主席没有说话，只是在主席台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微笑向台下挥手，引起更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周总理走到台前中央，亲自带领并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嘹亮的歌声使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沸点。主持会议的李雪峰宣布散会，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从此他就因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被停职检查。我的角色也不断变换，由工作组而报社负责人，由靠边站、受围攻而被打倒，一年后又被揪回山西，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审查。
　　4年之后，即1970年6月下旬，我在石家庄又一次见到雪峰同志。
　　山西夺权后派性闹得很凶，中央在1968年发布“7·23”布告，制止了武斗，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进行了改组，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成为山西掌权的一、二把手，全省局势渐趋稳定。当时采取了一条大措施，就是把省直机关各单位全部“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9月1日，林彪第一号令把许多老帅都赶出了北京，我们也奉命转移到石家庄，住在师范学院继续办学习班，规定了“不准上街，不准会客，不准和家属通信”。到了1970年6月，我的检讨总算通过了，调到校部帮助写总结，处于一种半解放的状态。雪峰同志离开北京后调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黄道霞同志仍在他身边任秘书，不知他怎么了解到我的情况，派了部车去接我来革委会见面。几年不见，恍如隔世，重逢欢聚，话几乎说不完，但有句话谁也没敢说出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成这样，治得了吗？”后来雪峰同志开会回来了，黄道霞又领我去见雪峰同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一种长者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心中涌起温暖，但我们毕竟距离远，不可能像对道霞那样互相倾谈。谈后雪峰同志又留我共进晚餐，告辞时特别嘱咐我：“要经得起委屈。一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如果说这次见到雪峰同志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听到他当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出事的消息。雪峰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担任华北地区大组组长，陈伯达和汪东兴由中央安排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的发言主要是讲“天才论”，汪东兴主要是表明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的态度。他们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会上有十几个人表示支持，对他们的发言，雪峰同志感到突然，一直没有讲话。散会时，记录的同志向陈伯达要发言稿出简报，陈说待他改完后单独出他的简报。当晚12时左右，简报组仍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要稿子，陈仍说没有改好。李雪峰、解学恭、吴德三人便在简报上签了字（华北组2号、全会6号简报）。不知道什么缘故，也不知什么人安排，压下了已编号的4号、5号不排，午夜提前印了这6号简报，并在25日一清早就发到一些人手里。毛主席为此批评李雪峰：“你这个当组长的怎么当的，怎么不把关？”其实，简报从编号、排印到分发都是中办的同志负责，李雪峰根本无权干预，也不了解内情，只能无言以对。
　　197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上，江青恶狠狠地对李雪峰吼叫：“那年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辩论聂元梓大字报，你不是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吗？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于是李雪峰被解除职务，后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秘密押送安徽审查达八年之久。1973年党的十大又被定为林彪集团的“大将”，受到 “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永远开除出党。但此时他正远离北京，被单独隔离审查，对自己被开除出党毫不知情。不过他离家时早就嘱咐过：“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如果宣布我自杀了，必是我被谋害了。”
　　文化大革命是空前的民族灾难，受迫害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迫害人的手段之卑劣，都远非过去历次运动可比。1970年6月我见到李雪峰时，全国各大区书记、各省省委书记，地委、县委、公社书记，还没有被打倒的已寥寥可数。李雪峰在文革之初受命接替彭真，应当是毛主席特别倚重的。但我回忆当时的感受，他好像想紧跟而跟不上，对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一开始就显得心力交瘁，摇摇晃晃，既受到来自上面的沉重压力，又引起了下面各种各样的误解。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所处的位置，常常使他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我看到，他脸上惯常的微笑不见了，沉静、从容的风度消失了，很快就被停职检查，靠边站了。1966年秋末，毛主席同意并批发了他的检讨，才算没有倒下去。没有想到4年之后，终于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挨整是痛苦的，等待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尤其是去整自己熟悉并明知不该整的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不同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刻多少倍。

遭受迫害后的再次重逢

　　岁月易逝，又一个10年过去了。1980年夏天，我从山西转到安徽工作了一年之后，被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刚来没有宿舍，便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即现金台饭店）暂住，恰巧雪峰、翟英同志一家也在这里。他们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等待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更使我高兴的是雪峰同志的老部下、我的老战友霍泛同志也在这里。他在广西被整得很惨，粉碎“四人帮”几年后还不许他离开南宁一步。他悄悄跑到北京，向中组部申诉。中组部见他身体垮了，送他去医院治疗，通知广西他不回去了，就在北京等待做结论，因此出院后也在这里住下了。霍泛是山西黎城人，抗战期间任黎城县委书记，喜爱读书、研究问题，同我是老相识。全国解放后，我们仍有交往。有机会和这两位老同志成为邻居，我内心十分高兴。他们俩都是瘦形的人，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却大不一样。霍泛个子并不矮，他当时60多岁，腰背稍弯，比我记忆中英姿焕发的霍泛老多了，而且可以说是瘦骨羸躯，弱不禁风。雪峰同志已七十五六，依然身板硬朗，腿脚灵便，精神更不像古稀老人。霍泛同志受了太多的折磨，留下一身病，劫后余生，可谓幸存之人。雪峰同志单独监禁，身体受过多大的伤害我没有细问，但精神上的折磨不用问也知道是严重的。相当长时间，不许他与任何人见面，不知外界任何消息，直到5年后怀疑他患了胃癌，才许家里人去探望，他才知道自己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对于一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没有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健康，活得精神，活得充满信心。
　　他们两位都有起早的习惯，天刚亮就在院里打拳、做操了。雪峰同志舞太极剑，腿脚轻快，姿势优美，有时舞罢收剑，纵身一跳，竟能折下树枝高处的绿叶，使我不禁感到羡慕和惭愧。我们有时随意闲谈。霍泛讲过一些广西文革的情况，我讲得也比较多，雪峰同志也讲，但不多。他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在等待中，一定有很多郁闷，但在他的言谈神情中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出于尊重，我们也不问他的事。
　　1982年4月党中央正式发下文件，对李雪峰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平反党的十大时期所做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但是没有像许多老同志那样补发全部工资，官复原职。据说是有人反对。1983年4月，他被选为政协六届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全国党代会期间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据说原拟选中顾委常委，有人反对，是什么原因呢？我没有也不便去探究。
　　每年我去他家里看望几次，礼节性地随意谈谈，他平静地笑眯眯地听着，有时也问几句，不多。他成为政协常委后曾到外省视察过，有次我去看望他，他刚从外地回来，说了一些见闻，表情比较兴奋。他曾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大地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变化，显然使他感到新的喜悦。
　　他逝世后，我去参加追悼会，读到他女儿悼念父亲的文章，才对这位世纪老人内心世界有所理解。文章说，她们为父亲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材料，笔迹各异，几乎全家老少每个人都有。细一看，都是父亲刚刚到北京治病之初，母亲带领她们为父亲写的申诉材料。这些都被他压在箱底了。有一次雪峰同志几位老部下曾来征求他的意见，说他们想联名为他写申诉信，他也没有同意。女儿李丹林说：“曾经一度，我与父亲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大分歧。我总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而他则坚持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
　　但是他不断反思，还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其中一段是：“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感到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对于争议颇多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他也作过反思和剖析。那次会议于1966年5月23日至7月20日举行，传达“5·16”通知后，按地区分省（市、区）开会，在当时大环境下就都闹起来了。会议期间，华北局不断向中央汇报，中央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也同一些同志谈了话，指出了“问题”，批评了“错误”。他写道：“会后，以华北局名义，由各省起草，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对一些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错误’，难以实事求是，对他们的批评过了头。当时，我对一些问题也看得重了一些，伤了一些同志，我深感歉意。会议后来开得有些失控。说到底，这次会议的错误是华北局领导的失误，我要负责。但说我夺了华北地区五省市区的权，没有什么道理。我作为中央任命的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已给了我这个领导权，还夺什么？我们处在‘皇城脚下’，我也很难办。可是最后同志们都不谅解，我也只好自省、自责、深表遗憾了。而我自己呢？被整的程度在一些方面比这些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能怨谁呢？”
　　李雪峰同志是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从不对儿女们议论自己问题的处理，儿女们问到时他总是三缄其口，但并不是没有话要说，只是不对他们说，要对组织上说。1981年4月，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6号简报的责任要强加在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办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利抢先发？简报上写的是小组会上大家的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把我划进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这一个一个“为什么”，把压在心头多年的冤屈悉数倾吐，从中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曾经如何地翻江倒海，也不难体会到一个共产党人必要时那种破釜沉舟、决裂一切的气概。
　　见到李丹林的文章，我才知道1982年的平反结论，还留着一个尾巴，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中犯有严重错误”（追悼会上经中央批准的《李雪峰同志生平》未写）。我默默在想，这公平吗？他能接受吗？但他女儿在文章中说，他认为“这是组织做的结论，看到结论后，他立即又把嘴闭上了。”
　　1983年和1985年他被选为政协常委和补选为中顾委委员后，有些老太行为他鸣不平，劝他去找邓小平谈谈，他没有去。也没有找对他有严重误会的同志作什么交谈或解释，他一直保持沉默。后来儿女们同他谈起这一段时，他很感慨地说：“人呐，该担当时担当，该负责时负责。我已经这么大年岁了，不可能再去工作了，既然不能工作了，还找他们干什么？要房子吗？我的房子够住就行，能遮风避雨就行；为加工资吗？我的钱够用就行……”
　　他得不到一些人的谅解，却能理解进而谅解这种不谅解，使自己胸襟日益广阔。在他心目中，平了反，恢复了党籍，这是最主要的。有些人含冤而死，没有活着等到为自己平反的结论，那又该怎样呢？文革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党接受了教训，纠正了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这是大局。他亲历了扑朔迷离和尔虞我诈而大彻大悟，思想升华到一个革命者更高的精神境界，再回头来看那些说不清也不必要纠缠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真正可谓是视名利如敝屣、置毁誉于无物了。越是到最后的岁月，他越显得安详、自在、平静，超脱于一切之上。
　　我仍然每年去看望他几次。90年代中期以后，地点往往不在他家里，而在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他患多种老年性疾病，特别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较重，后来已不能进食，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老伴先他而去，儿女们常来看望，但上着班，也不能常在。终日陪伴他的是值班的女护士。她曾告诉我，老人虽然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自己能完成的动作总是挣扎着要自己完成，特别头脑清晰，说话清楚，耳也不太聋，声音稍大一些，就可以同平素一样交谈。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显得很高兴，很亲切，从床上坐起来，或坐到那一张单人沙发上去，问话也多了些，显然他对形势的发展很关心。但我怕影响他养病，总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告辞。有几次他还挣扎着站起来，让护士扶着他，迈步要送我，我连忙阻拦。他说 “正好也要在走廊里走几步”，坚持送我到电梯门口。
　　后来，我因事外出，有一段较长时间没能去看望他，等到再一次想去，护士在电话中说李老病已转重，不便让人去探视了。

（责任编辑　林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