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农成：“四清”工作日记

tuffy05

这是事后编写的，但至少可以增加些历史现场感。


196410月6日 星期二 晴

上午8点，按时走进农业局办公室，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在办公椅上坐好，点上一支烟，刚要跷起二郞腿，享受几分钟活神仙的滋味，人事股长老刘就来叫我了：“小胡，黄局长有请。”我本能地脑袋嗡了一下，不知是什么事做错了，劳驾局长亲自找我?手随心动，急忙掐灭烟，忐忑地走进局长办公室。出乎意料，迎接我的是一双笑瞇瞇的眼睛。“出门看天色，进屋观脸色”，黄局长的脸是艳阳天，我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掏出手帕轻轻在额头上抹去一场虚惊，暗地里吁了一口气。

局长的笑眼充满了信任，与我说话的语气郑重其事：“小胡，组织上对你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仔细谨慎的调查，你的父母是贫农、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外祖父祖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姑父姑母、岳父岳母、岳祖父祖母……”局长的绕口令让我一头雾水，竟忘了常识:对局长的训话不管有理无理，只能唯唯诺诺地听着嗯着，不能反驳、不能插嘴。我忍不住说：“局长，我还冒讨老婆，还冒得岳父岳母呢。”局长先是一楞，接着若无其事地说道：“今年没讨明年讨，明年不讨后年讨……反正是历史清白的劳动人民。所以，局农业局党委决定让你参加我县‘四清工作队’，到隔壁黄宁县去搞‘四清’。小胡啊，这是组织交给你的政治任务，又是你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是伟大光荣的，也是极其艰苦劳累的。你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工作，在运动中当好‘政治学员’。县委安排明天对‘四清工作队’队员进行培训学习，具体事项我就不必多说了，明天你就和局里的李成、刘明一起去县委参加‘四清工作队学习班’学习。”

我分到办公室来上班还不到三个月，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要到农村去搞“四清”，也就是去吃苦受累，心里老大不乐意。真他娘的霉，莫说屁股坐出一层茧，至少也得坐个两、三年，再下去劳动煅练，才甘心呗。但是，政治任务是谁也不敢悖逆的，局长的安排是不得讨价还价的，无可奈何的我只好哭不是哭、笑不是笑地在黄局长面前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为我们局争光。”

1964年10月13日 星期二 晴

下午，“四清工作队学习班”结业，晚餐给队员们打牙祭，有油豆腐焖肉，有鲜鱼，还有红烧肉。经过学习，队员们知道了很多的贫下中农兄弟们还生活的非常艰苦，这次下去搞“四清”的队员们要和贫下中农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今日饱餐一顿后，不知要多少日不见油浑了。这顿晚餐，队员们个个吃得嘴巴流油，也没擦一擦。

在学习班里学了指导“四清运动”的双十条(前十条、后十条)，也学了毛主席的重要教导：“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这就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目的，县领导在学习班上说的更邪乎，有些大队以下的基层干部，一壶酒，几把疏菜就被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拉拢了，变质了，和阶级敌人做一家了。这些可耻的小混混们，真不是东西，也太没人格了。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蜕化变质分子们伙同阶级敌人一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还妄想变天，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要让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重新回到旧社会去，是可忍孰不可忍。

经过学习，队员们还明白了农村为什么还落后，贫下中农为什么生活还很苦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敌我不分的基层干部懒、馋、贪、占，不按上面的政策办事，在乡里乱搞一气，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搞的一塌糊涂。据毛主席分析：“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农村现在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怪不得国家出现了三年特大困难，全国人民普遍得了浮肿病，甚至还饿死了人，就是由于坏人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

“四清”运动就是要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要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全面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把“四不清”干部所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把多吃多占的吐出来，让贫下中农把藏在心底的几年怨气发泄出来，帮助他们又一次翻身，还广大贫下中农一个清明晴天。

1964年10月27日 星期地 阴

我和农业局同事老李、老刘被分到枫树公社界牌大队。一个县一个工作团，一个公社一个工作队，一个大队一个工作组，我们这个工作组共有10 个人，一个人驻一个生产队。

上级已经为工作组安排好驻户，我的房东是覃二嬸，她是个四属户(军属、干属、工属、教属)，丈夫是煤矿工人，家里有一儿一女，儿子15岁，女儿11岁，煤矿工人工资高，她家的生活在全队是算好的，而且也只有她家才有一间单房供工作组同志住。

从住进覃二嬸家这天起，我就和生产队的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界牌大队是个干旱地方，全靠天河水(雨)滋养庄稼，水田面积少，还十年六欠收。农民吃粮最多的是红薯(蕃薯)，还有小麦、高梁、玉米等旱作物。红薯产量高，种的最多，社员自留地也大多种红薯，只有很少部分是种疏菜。肚子没吃饱的时候，粮食作物比疏菜更珍贵，社员的饭碗里装红薯的时候多，大米饭很艰贵，只有逢年节或来客才吃的到。开始几天天在覃二嬸家还吃上了大米饭，以后就没有了，天天吃红薯，早餐水煮薯片，中午蒸薯，晚上二嬸和孩子们不吃，只给我一个人吃，多半是中午留下的蒸薯。我一人吃、孩子们饿，时间长了，就不好意思吃，跟着饿。覃二嬸劝了我多次，见我执意要跟着饿，也就不再劝了，她清楚的很，我那一个月30斤粮票的粮食也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老吃不到浑菜，疏菜又没放油，还要做体力活，看起来不大的胃就象一个收缩袋，可装得下一升米(1.5斤)饭或五、六斤红薯。

今天妈妈来信问我的生活怎么样，我不好让她为我担心，又不好不说真话，就写了三句话似真似谜的话：早餐瘦肉开汤(水煮薯片)，中午全猪全羊(蒸薯)，晚上敲敲打打又是一场(腹鸣肠叫的声音)。

1964年10月28 星期三 阴

经过几天的访贫问苦，工作组一致同意我的意见，把曾石宝定为贫农根子。曾石宝从小是个流浪儿，七岁那年被老单身工曾苟仔收养。曾苟仔因为穷，一辈子没讨过老婆，从此带着曾石宝，一老一少两个单身工相依为命。还是因为穷，小单身工继承了老单身工的命运，直到三十岁了也没讨上老婆。1960年，曾苟祥在贫病交集中过世了，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冒看到石宝讨老婆，冒满念啊”。

今天上午成立大队贫下中农协会，除了四不清干部，其余的贫下中农全部进了贫协，曾石宝被工作组任命为贫协主席。

工作组长老陈在会上细数了“四不清”的罪恶 ，说明了成立贫协的重要性，号召受尽“四不清”干部欺侮的贫下中农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四不清”做坚决斗争。接下来几个贫协代表上台诉苦，贫协主席重点发言，把几年来吃苦受欺的怨气竹筒倒豆子般全倒了出来。石宝从小流浪，习惯了顺手牵羊，跟了老单身工后，依然是最穷，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常常免不了偷偷地摘别人一个瓜，攀几条玉米，社员们恼他，都看不起他。曾老头死了之后，石宝在生产队无亲无故，更加受人欺侮，就是小孩子也当着面骂他三只手，干部们从来就没拿正眼看过他。石宝习惯了别人的白眼，也听惯了大大小小的唾骂。工作组来了之后，把他选作贫农根子，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忽然变大了、长高了，神气了，石宝学起了大队干部的神态和说话的口气，原来谁都可以指着鼻子骂他，现在只能在背地里骂他猪鼻子插葱——装象。

石宝这次在大会上发言，把平日里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如何欺侮他的事添枝加叶说的绘声绘色，谁都没发现，这个被所有人小瞧、手脚不太干净的人，还真有点演说家的天才，工作组一齐为他叫好，全大队群众也跟着对他刮目相看。

几个贫农根子发言完毕后，由我教大家唱自编的儿歌，并且要求他们散会后，回到家里教会小孩唱。：“四不清，害人精，害得穷人冒翻身。工作组，擂战鼓，贫下中农打贪污。”大家一会就学会了，清算四不清干部的政治气氛渐渐浓郁而热烈起来。

1964年10月30日 星期五 小雨

大队成立了贫农协会，生产队要成立贫协小组。贫农根子曾石宝当了大队贫协主席，生产队得选 出一个人来任贫协小组组长，这个组长人选可难住了我。

“越穷越革命”，贫协组长必须是出身最苦、家境最穷，政治觉悟高，社会关系清白，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贫农。生产队总人数102，分别为曾、覃、龚三大姓，在旧社会就是三个大家庭，同一姓的人都沾有血缘亲情，近者共祖父祖母，远者也不过六、七代;不同姓的人家里又有好些儿女亲家，姑舅姨表乱七八糟的裙带关系象一团乱麻。三大姓中各有一个阶级敌人，一个是曾世贤地主，一个是覃贵清右派，一个是龚孟生历史反革命，这样一来，撇开表亲不算，每个人都有与阶级敌人同宗共祖的嫌疑。再没有一个象曾石宝这样的外来户了，总不能从别的生产队选出一个人来担任我们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吧，选谁合适呢，真她娘的比选中央委员还难，难得我头痛。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在龚姓中挑选一人当贫协组长合适。龚孟生因为当过国民党的伪连长而被划为历史反革命的，家里却是三代贫农，比起地主和右派分子来，对党和社会主义应该没有那么深的仇恨，以此推理，与龚孟生沾亲的也应该清白些，于是我决定挑选没上过一天学，看牛娃出身的龚和顺担任贫协组长。25岁的龚和顺是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父母都没在世了，一个姐姐嫁在外社，还没讨老婆，单身一人，社会关系清白。起用他做贫协组长，付合苦和穷的要求，与‘四不清’干部做起斗争来，也没有亲戚情面需要顾及。

我找到龚和顺，象黄局长和我说话一样跟他说：“小龚，工作组看得起你，决定重点培养你，陈组长委托我与你谈话，决定让你当生产队贫协组长，希望你积极工作，好好表现，为‘四清’做出贡献……”满以为他对我会感激的不得了，没想到这家伙不但不领情，还没等我说完就一口回绝了：“老胡，你给我个官做，又不给一分钱，我要这个官作咋用，我不是曾石宝，不会跟着起哄去搞‘四不清’干部的。你们外来的工作组搞一、两年，拍拍屁股走了，从此今生难见，后世难逢。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搞的不好就会结下子孙仇，我可要讨老婆生崽崽呢……”

从参加工作以来，领导同事都叫我小胡。参加“四清”工作组之后，大队、生产队老的、小的都称我这个嘴巴还没长毛的叫老胡或胡同志，让我感到了一种被尊重的味道，每当比我年纪大的人这么叫我的时候，更感到他娘的舒服。唯独糊不上壁的稀泥巴——龚和顺这次呼我“老胡”，不但没让我舒坦，反倒被堵得胸闷头胀，眼睛冒火。本想狠狠骂他几句，出一出胸中闷气，但一想到“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否认贫农就是否认革命，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的伟大教导，把到嘴边的脏话又吞了回去。

龚和顺不干，贫协组长的职位不能缺，没办法，只有矮子里头选高子，再选一个凑合着。什么三代五服，社会关系，顾不得那么多了。

1964年11月3号 星期二 阴

昨天上午，我带领贫协小组正式清理生产队1962年以来的账目，工分，财物，仓库。我把人员分为两组，一组清仓、清财物，一组清账、清工分。生产队干部暂时都划归“四不清”，重要的会议没让他们参加，清仓清账、清物清工分也不要他们参加。

清仓组把粮仓的粮食重新过称上账，发现和入库数量相差不到一百斤，竟然惊人的相近。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保管员和会计责任心强，业务能力强。二是保管员与会计合伙做弊。

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都是私有的， 生产队公有的财物公众眼睛都可看到，除了耕牛和犁耙风车等几样大农具，就没有其他财物了，不用清，点一点数就行。

清账组先清工分，组员们告诉我，社员们都有记工手册，每年年底决算，工分与决算账目都会出榜公布。到了出榜时，社员就拿着手册与决算榜对照 ，如果有出入，当时就会清查。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明亮得很，在查看自己的工分有无误差时，也会和别人做比较。我弄明白了这些情况，就决定只清理“四不清”干部和家人的工分，看他们多记工分没有，虽然明知道没什么错，但也必须这么做，要不然就不是运动了。

以前我以为，很多农民不识字，清理账目工分很困难，说不定还要请学校老师来帮忙。事实大大出乎意料，清算组的人个个精明的很，就两天功夫，把三年工分、账目都清完了，清理结果是生产队的账目、工分、粮仓、财物样样都清清楚楚。

之前预料这次大清理会清出巨大差额，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我晕了。是清理中搞错了还是上面对农村干部估计不对，昨晚我想了一夜没想明白，早晨起来头昏脑胀的。

上午，我到大队向工作组长老陈汇报。老陈之前是公社书记，与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接触的多，对农村基层干部基本上有所了解。听了我的汇报，沉默了半响，然后才缓缓地说：“全大队10个生产队，大都和你说的一样，但这是运动啊，我们不能因为经济上没问题就让‘四不清’干部轻易过关，那样的话，动用了这么多的财力、人力不就白搞了?这样吧，明天工作组一起来开个会，商量下一步怎么搞。”

1964年12月5号 星期六 晴

昨天，陈组长主持了工作组的工作交流会议，从10 个人通报的情况看，10个生产队的四清理结果大同小异，与预想的情况大相径庭，大家由激奋转为沮丧，情绪低落、精神萎爢，感到有点迷茫，不知下一步工作如何去做。值得陈组长忧心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工作队员们由于养营严重不良，体质差的开始出毛病了，老刘还浮肿了，再现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缺乏症。运动还没搞出成绩，身体却在慢慢变差。

“姜是老的辣”，还是当过多年公社党委书记的陈组长有水平，想到了大家想不到的，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他说：“账面上查不出问题，并不说明‘四不清’干部就没有问题”，比如挪用、多吃多占等等。清账没清出来，我们就用别的办法查，比如内外调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个别谈话……听说外公社的一些工作组还对“四不清”干部动了刑，我就不相信打不开局面。”陈组长的话给了组员们一把开启智慧的钥匙，个个恍然大悟，忽然聪明了。

省领导在这段时间也发现了工作队队员们由于住户家缺粮少吃，一些人面黄肌瘦，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十分严重，就出台了一些相应措施，允许各地工作组视实际情况改善生活，有些地方的工作组还自己开灶做饭了。我们这里工作团的领导认为还是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就隔五天召开一次全公社工作队会议，隔二天召开一次工作组会议，会议期间集体会餐，改善伙食。这样一来，工作组人员与农民同吃的餐数就不多了，同劳动的时间也少了，工作队员的身体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恢复。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月的辛苦，我们生产队共清出干部借外出办事和以晚上加班吃喝为名，共计挪用和多吃多占折成现金160元，粮食200斤。其中生产队长30元，粮食40斤，副队长20元，粮食40斤，会计60元，粮食40斤，出纳30元，粮食40斤，保管员20元，粮40斤。这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四不清干部”个个供认不讳，我队“四清”运动的清查阶段打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漂亮仗，只是胜利果实太小。

1965年元旦 星期五 晴

今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与四清运动的中心工作完全一致。

为了运动的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思想教育，工作组正在做两件大事：一，解放贫下中农干部，重新划定成份，分清敌我，孤立打击阶级敌人，纯洁和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二，搞好忆苦思甜活动，教育人民群众，统一认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我队“四不清”干部贪污数额不多，个个是土改的贫农，现在家境也还贫寒，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早点解放他们，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与广大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共同与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我在解放“四不清”干部会上说：“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以前你们犯了一些错误，这不可怕，毛主席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改了就是好同志’。你们都是贫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工作组决定解放你们，让你们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现在希望你们洗手洗澡，积极退培，轻装上阵。只要退培好了，马上就恢复你们的职务。”这几个“四不清”听说要解放他们，脸上立即露出喜色，眼角眉毛都是笑，可是当听到要退培时，脸上一下子就乌云密布，阴惨惨的，我心里清楚，他们在担心开始清查时乱扣给他们的天文数。

到了退赔阶段，工作组对本大队的每一个“四不清”干部的家底摸的十分清楚，也明白他们贪占不多，需退培的金额少。但是，在吃饭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退培一块钱也不是小事。所以，根据各人的家境实际贫富情况，给每个人量身裁衣式地实行了“减、缓、免”政策。估计他们东借西凑之后，还是能退培得出。

我故意把经过“减、缓、免”之后，他们的具体退培数额晚一点读出来，让这几个人多焦忧一会。这几个月来，他们看我的眼神一直藏着恨意和惧怕，好象我一直在和他们玩猫戏老鼠的游戏，他们是游戏中可怜的老鼠，我就是那只拿老鼠寻开心的猫。所以，我才故意逗他们一下，真正体会一下猫的快感。

他们不说话，忧心忡忡地望着我，我也不说话，好象是在等他们表态。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才宣布每个人应退培的具体数字：队长15元，副队长15元，会计10元，出纳12元，保管员10元。五个四不清听我读完数字，脸色才雾消云散，回复常态。正副队长当即表态，马上错钱来退培。出纳和保管员最后也吞吞吐吐表示尽量想办法，只有会计耸拉着脑袋不表态。这个家伙贪占最多，退培最少，还不表态退培，分明是有意赖掉，我的心底不由得升起一股无名火来，轻声的却是咬牙切齿地训斥他：“怎么，难道连10元钱都不愿意退出来。”会计颤抖了一下，望着我怯怯地说：“我家穷，人家怕我“老虎借羊，有借不还”，都不会借钱给我的。不如你到我家去看看，觉得哪几样东西值钱，你就把他拿了去，卖了之后的钱做退培。”他娘的反将了我一军，还帮我出主意。

让“四不清”干部变卖家产退培是工作队工作方法之一，自愿变卖家产退赔的是积极退培，经过工作组动员才变卖家产退赔的是消极退培。会计的话说的句句在理，我不得不到他家中去看看。

会计家两间房，他和老婆带一个小儿子一间，睡房兼贮藏室，锄头耙头、箩筐扁担……统统在这里，挤的满满的，床上一床数不清有多少窟窿的棉被上加盖两张蓑衣，被下厚厚的稻草才是御寒的真真暖巢。没有衣柜，一家人穿的衣服塞在床里边。16岁的女儿和13 岁弟弟那间卧室兼作灶屋餐厅，床上千补百纳的被套遮不住黑黄的烂棉絮，也是靠厚厚的稻草保暖。碗锅瓢盆都在灶屋里，饭桌也没有，一家人围着灶台吃饭。炒菜锅缺了一块，瓷碗陶钵也没有一只是完好的。

会计两间房里的全部财产一目了然。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境，我的心痛的滴血，什么都没说，流着眼泪留下10 块钱放在菜锅里，转身夺门而出，躲到村后山里痛哭了一场，我悔恨自己不该教社员们“唱四不清，害人精……”。

1965年 元月 10日 星期二 阴

“四不清”干部该退培的都退了，打过人、骂过人的干部在工作组的带领下登门向被欺侮的贫下中农做了道歉。这些曾经的“四不清”干部现在又回到了革命队伍，恢复了职务，也少了我代理队长的辛劳(之前几个月都是我在安排生产队的一切大小事情，领导生产)。

听说各地“四清”情况和我们这里也差不多，正在我有点为大运动，小成效而疑惑的时候。中央下发了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提法被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所代替。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二十三条”为运动指明了新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被提到第一国策，是指导其它工作的纲领。 我们大队接下来的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重划阶级成份。

土改之后才6年就搞合作化了，接着是人民公社化，把地主、富农也都化进来了。农民在三级所有的基础层——生产队里集体生产，按劳分配，贫富差别不大，只有个别户遇上了天灾人祸，才会比别人更困难了。当然也有极个别头脑精明的，发挥了智慧就是财富的作用，生活的比一般人要滋润些。

这次重划阶级成份，着重清理有雇工剥削，放债收利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现象的人，如果这些人生活的比一般人好，就划出来作新生资产阶级。生活与一般人没区别的，就按所做的事有针对性地批判，态度不好，不接受批判的就划作坏分子;搞迷信、骗钱财的也划作坏分子。如果地主富农中有投机倒把、雇工放债，贪污盗窃等现象的，那就要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小麦和红薯是冬春连种作物，种红薯的土地收获红薯后，下一茬庄稼是小麦。种红薯的面积广，小麦也就种的多，界牌大队每年收获的小麦是粮食作物中的重要一族。龚姓中有个中年农民龚伯富，看到大量的小麦加工有利可图，就动了主意。

龚伯富找来石匠，打了一副大石磨，又东凑西借筹足了了二十多元钱，买回一台手摇擀面机，办起了面条加工作坊。隔壁生产队的单易生瞎子得到消息，主动找上门来，要为龚伯富推磨。推磨不但是重体力活，而且老围着磨盘原地转圈，一般人都吃不消，往往有力气的人转了几圈就头晕，不晕的又没力气推的动。易生瞎子才27岁，年青力壮，却因为瞎了眼不能下地干活，天天闲在家里吃五保;论推磨，易生胜过生产队所有强劳力，一不看见，感觉不到头晕，二年青力壮，推起来不觉很累，天生是推磨的角儿。有这样一个人相助，伯富自然是求之不得，并且主动提出给易生按强劳动力标准往生产队投资记工分。

1斤麦子可出8两面条，二两麸皮，伯富作坊里的面条1斤麦子换8两，赚得二两麦麸作为加工费;如果客户既要面条又要麦麸的，每斤麦子付5分钱加工费。

面条加工作坊一开张，各生产队的人都拿麦子来加工，后来周边大队的人也来了，生意红火的不得了。易生磨粉，伯富擀面、晒面、切面、换麦子，两个人忙的不可开交。伯富每个月给生产队交30元钱，也给易生的生产队交30元钱，生产队每个月给记30天的劳动工分。一个劳动日值2毛钱，一斤粮，综合值4毛五分钱，每天生产队可从他们每人身上赚5毛5分钱，大家欢喜。

我们工作组帮伯富算了一下账，小作坊一天加工60斤麦子，得加工费3元(如果把麸皮折价算，还要稍高一点)。扣除两人上交各1元，还剩1元。如果不论天晴下雨，小作坊每天都能加工60斤麦子的话，一年可赚360元利润。这可不得了，这么大的数额足够划新资产阶级了，管他贫农不贫农。老陈命令我赶快把伯富雇工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总结上报到公社工作队，工作队特别重视这个两条路线斗争的活教材，又上报到县“四清”工作团。工作团一面将刚发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往省里汇报，一面马上到枫树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龚伯富。龚伯富一下子出了大名，全县的人都知道了枫树公社界牌大队出了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万人大会开过后，面条加工小作坊关闭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龚伯富被管制监督、劳动改造。瞎子易生失业，又吃起五保来。可是易生瞎子纳不得福，闲不得身，天天去找陈组长，要饭吃，要钱用。他闭着眼睛说：“我不说他是剥削，管你什么事啊，以前我推磨投资，每年交360元钱给生产队，得生产队最高工分，我就觉得和别人一样高大，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为生产队做贡献。伯富还让我在他家免费吃饭，我不但免了做饭的麻烦辛苦，又不要其它开销，生产队的分红都能存起来，做几年之后，说不定还会讨上个差差的老婆。”大白天的，瞎子做起美梦来了，接下去还狠狠地说：“现在你们堵死了我的活路，美梦做不下去了，又吃起五保，刚刚树起的一点自尊心又被你浇灭了。现在，你们倒是高兴了，我却在做可怜人，你不解决我的问题，我要和你拚了这条瞎命。”陈组长耐心地教导他：“你也是贫下中农，要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瞎子说的句句是实情，陈组长的革命理论一点也不错。可恼瞎子就是听不进革命首道理，只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好，天天搅得陈组长不得安生。陈组拿易生瞎子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愁的一个脑袋十个大，没奈何，躲到公社去了，瞎子找不到出气的主，气得跳着脚骂娘。

1965年元月15日 星期天 晴

县四清工作团近一段的工作部署是在全县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重复放了几场电影《夺印》，很好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按照工作组长老陈的布署，今天全大队各生产队都吃忆苦餐。

旧社会的穷人吃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去请教67岁的老贫农覃老伯。覃老伯听了我的话，笑了笑摇头不作声，旁边的覃大娘忍不住嚷开了：“吃什么，还能有什么?米饭、红薯、包谷、高梁……五谷杂粮呗。”“据说穷人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什么土。”“这种话你也信，观音土是做碗用的土，能养命吗，能消化吗?谁说的你叫谁吃一餐试试，包他活不过一天。”细想想，覃大娘说的有道理。

我原来是想吃忆苦餐的时候弄些观音土来吃，幸亏我不耻下问，搭帮覃大娘直言，要是真的叫大家吃了观音土，结果害死了无法预知多少的贫下中农，我就百死难赎其罪了。得到了不耻下问的好处，我又继续请教覃大娘：“你们这么大年纪了，人生中经历过无数困难，最苦的是哪一年，吃过的东西中，什么最难吃 。”我敢肯定，一定能诱导覃大娘说出旧社会里某年某月的伤心事，覃大娘想了想，果然眼睛红了，几颗老泪渗了出来：“最困难的是1960年，只要吃了不死人，什么最难吃的东西，都吃过。糠粑粑、雷公屎、土茯岺、蕨根渣、丝瓜滕、茄子树皮、辣椒树叶，猪草中的水芹菜、虾公草、猫耳朵草、艾叶草、苎麻叶、水牛花……有些我们现在还在吃呀。”覃大娘所说的这些东西，除了糠粑粑、土茯岺、蕨根渣、丝瓜滕这四样，其它的东西我确实看见有不少人在吃。糠是喂猪的唯一精料，土茯岺、蕨根是深藏土中几尺的块根，人们不愿意花很大的力气得很少的收获，都不挖了;丝瓜滕不象南瓜滕味甜又好消化，丝瓜滕吃进去后就拉不出来，没有肥皂在肛门边近擦抹润滑，任你喊爹叫娘也屙不出来，所以也不吃了。如果听覃大娘再说下去，可能她会说出饿死人的事来，曾听人说过，覃大娘的弟弟就是那年死的，流泪是前兆，我怕覃大娘再重复，急忙起身走了。

覃大娘的话毕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安排几个女社员找来了烂菜叶、萝卜根、白菜帮、几样猪草，买来豆腐渣和麦麸，做成了大杂烩忆苦饭。

中午12 点开餐，全队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了，学校放假吃忆苦餐，学生也来了。

吃饭之前，我带领大家先唱《东方红》，接着唱《不忘阶级苦》 “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唱完歌之后，大家排着队，严肃地走到装“忆苦饭”的大木桶边盛饭。所有人都盛好了饭，大木桶还有三分之二，我感到奇怪，看看各人的饭碗，有些只盛了几口，可以看见碗底，盛的最多的也不过小半碗。我正要教育他们要多吃点，好好感受一下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贫下中农过的苦难生活，忽然发现有人去盛第二轮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盛第二轮的越来越多，把大木桶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到几分钟，大木桶就见了底。真他娘奇了怪了，真在狐疑时，听到了两个人的窃窃私语声：“好吃!比我家里的饭一点也不差。“是的，今天终于饱吃了一餐”，我闻声望去，覃大娘的孙子正在笑嘻嘻地摸着圆鼓鼓的肚皮。我那不听话的眼泪，不识时务地潸然而出。

1965年12月20日 星期五 雨

今天上午在大队部礼堂召开斗争大会，被斗争的两个阶级敌人都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是曾世贤地主，一个是覃清贵右派分子。

礼堂舞台上面挂着白底黑字的大横幅：对敌斗争大会;两边挂着黑字白底的大对联：左边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右边是粉碎阶级敌人进攻。曾世贤，覃贵清被两个民兵押在舞台前面中央，九十度向前弯腰站好。

上午8点，大会按时举行。工作组长老陈做了重要讲话之后，贫协主席曾石宝首先批判曾世贤地主：“曾世贤这个狗地主最狡猾、最阴险，千方百计逃避无产阶级专政、躲避贫下中农监督。举个例子给大家听：狗地主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到20里外的新立公社作了一户贫农家的上门女婿，小儿子过继给30里外的贫农亲戚作了儿子;三个女儿也都嫁到外地贫下中农家去了。这样一来，5个地主崽崽都成了贫下中农后代，我们再也管不到他们了。曾世贤，我是不是说到了你的心里去了，你现在必须向广大贫下农坦白交待。”地主的这条罪行是其他人都没想到的，石宝恼恨世贤地主三个女儿宁愿远嫁，不愿嫁一个给他，自然想到了是地主逃避管制的坏主意。曾世贤脸色惨白，汗珠子一滴一滴地捽在舞台上，嗫嚅着交待：“土改那年，我的表弟见我养不起3个女儿和2个儿子，而他老婆快四十岁了还没开过怀，这一辈子是难指望生孩子了，他两口子就求我把小儿子过继给他。当时我老婆还有怪他趁火打劫的意思，是我说表弟是好心，别错怪了他，老婆才同意了。大儿子是没人嫁给他，35岁了还打着单身，他不想打一辈子光棍，自己求人做介绍，当了上门女婿。崽大不由爷呀，上门的，嫁人的，一个个离家而去。我两口子都老了，也好想有个子女在身边啊。”曾世贤地主的坦白交待引起了台下一阵轻轻的嘘嘘声。

曾石宝觉得曾世贤没有老实坦白，却又挑不出那句话是假的，接下去的批判没了词儿，只好用喊口号掩盖尴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曾世贤地主分子!曾世贤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台上台下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曾世贤自己也跟着喊“打倒曾世贤地主”。

批判右派分子覃清贵的主要发言人是小学民办教师赵得时，覃清贵原来是县中学校长，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公开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说什么地主中有些人是乡贤，是社会精英，结果被划作右派，下放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管制监督、劳动改造。赵得时批判：“乡贤是指乡村里德行高尚的人，有学问的人。覃清贵说地主是乡贤，是社会精英，为地方兴教办学、振灾扶穷出了力，完全是放他娘的臭狗屁!他这是恶毒攻击党的阶级政策，妄图混肴贫下中农的敌我观念，欺骗蒙憋人民群众，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用心阴险恶毒，这个家伙是地主的孝子贤孙。”赵老师唾沫横飞，说的正得劲儿，却听到了台下传来了叽叽喳喳的轻声议论，赵老师以为人们在议论他说话有水平，就侧起耳朵细听，由于声音嘈杂，听不清楚。这时候大队支书到他身边，附耳轻声告诉他：“这个右派分子的上三代都是给地主帮工的长工。”赵老师恍然大悟，耳朵根子都红了，不过很快就镇定了，继续他的高水平批判：“象覃清贵这样的人即使不是地主子孙，也是地主的狗腿子、打手、吹鼓手……”

我也在这次斗争大会之后才知道，这个右派分子居然出身在三代贫农家庭，可他为什么还为地主涂脂抹粉呢?后来我在大队支书那里找到了答案。原来清贵右派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特别会读书。但是，长工的孩子哪有条件上学呢?是他父亲的东家出钱供他的学杂费。东家是覃姓的族长，覃家祠堂在族长建议下，还订了一条族规：有读书天赋的本族子弟，因经济困难无法上学的，由覃家祠堂负责完成其学业。覃清贵就是这条族规的第一个受益者，他只管一心一意读书，其它的事祠堂都帮他打理好了，连粮、油、菜都是祠堂派人送去的。哦，我这才明白，一个贫农子弟在旧社会是这样读到省师范毕业的。

2月1日，农历30，星期一 阴

昨天上午，各大队工作组人员到公社集合，下午开“四清”工作总结会和明年工作规划，今天上午工作团的卡车把我们送回家过年。下车后步行回家，我风尘仆仆跨进门，看到爸爸妈妈、大妹小妹、二弟三弟围着饭桌坐好了，一家人正准备吃年饭。

爸爸妈妈被我的大声喊叫惊喜的一跃而起，匆匆迎上来，弟弟妹妹们也围了上来。妈妈拉着我，左看右看，爸爸、弟弟、妹妹们的眼睛也盯看着我的脸不离开。过了好一会，妈妈狐疑地问：“我的个崽呀，工作组生活那么好，为什么脸色并不见好，是不是生病了。”“你怎么知道工作组生活好?”“你不是在信上说，早晨瘦肉开汤，中午全猪全羊吗?”“哎呀，我的个妈吔，瘦肉开汤是水煮黄心红薯，全猪全羊是蒸红薯。”“哇，我的个崽呀。”妈妈心痛的抹起了眼泪。“哪晚上敲敲打打又是一场是什么呢?”二弟插嘴。“敲敲打打又是一场是没晚饭吃，饿的肚子肠子咕咕叫，象打鼓一样。”“哎呀，大哥啊!我们还以为是工作组的文艺生活呢，呜……”一家人顾不得过大年，都抽泣了。慌的我连忙解释：“别哭别哭，那是开始一、两个月的事，后来在省领导下指示要提高工作队人员的生活待遇，我们就能够隔五天到公社吃一天食堂饭，隔两天在大队过一天集体生活，大大改善了生活，你们看我这身体不是挺好的吗，经过体力劳动的煅练，还结实多了。”我卷起袖子，握着拳头挥了挥。

大家破泣为笑，重新围着桌子坐下，吃起了团年饭。满满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豆腐，还有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鸡肉，爸爸告诉我，为了这餐丰盛的年饭，妈妈和他准备了一个月。一家人边吃边聊，聊着聊着，说起了贫协主席曾石宝的事，我不无担忧地说：“不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吃上肉。”二弟：“怎么会呢，贫协主席过大年，再困难上面也会解决他的年饭肉吧。”“你是不知道。”我笑着说起了曾石宝的过年肉：

前天工作组挨户摸底调查，发现大多数贫下中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过年，也就是说大年30的中午和新春初一的早餐都能吃上猪肉，算是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成果。唯独我们生产队贫协主席曾石宝没有钱，年饭吃不上猪肉，工作组的队员们凑钱买了2.5斤猪肉，由我送给他。昨天我们动身到公社去集中的时候，曾石宝拉着陈组长说：“陈组长、胡同志，明天过年我又没肉吃。”我听懵了，一时还没反映过来，老陈奇怪地先发问了：“昨天不是给了你2斤半猪肉、一斤油豆腐吗，怎么会没肉过年呢?”。曾石宝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晚上我屋里来了很多老鼠，窜来窜去象造反一样，吱吱吱的声音比人的说话声还大，肯定是冲着那两斤多肉来的。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现象啊，我害怕老鼠把肉偷吃了，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与其给老鼠偷吃了，不如我自己早点吃到肚子里去，谁也偷不走了。所以我就翻身下床，做饭炒肉，饱吃一顿，把猪肉全部装到了肚子里，可恶的老鼠总偷不去了吧，只是明天过年我又没肉吃了，唉。”曾石宝低垂着头，可怜兮兮的。真他妈的会装，气的我真想一拳打到他的鼻子上去，让血涂红一脸，陈组长也铁青着脸没理他。到了公社，陈组长又叫我们工作组人员凑钱买了2斤猪肉，托本地公社干部给石宝送去，现在我在猜，这小子总不会昨晚又吃了吧。”“哈哈哈……”爸妈弟妹个个笑得前附后仰，小弟弟捂着肚子蹲到地上去了。

过了好一会，大妹停住笑，瞪着眼睛说：“大哥你骗人，一个单身汉怎么会穷到过年都没肉吃，哪些牵小扶老一大家子的人家呢，不是连水都没得喝。”“大妹你没去过农村，所以才会有这疑问。”于是，我就把农村分配政策说给他们听：“农村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年底分红，钱是按社员所做的工分进行分配。粮食是按人头和工分相结合，定出上面允许的比例来分配，根据各生产队的不同情况，比例各异。一般来说，有三七、顺四六、倒四六、五五开四种方法。一些粮食产的多，吃饭没问题的生产队，为体现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将人平年口粮的30%做人口粮，70%做工分价值粮，这样的生产队罕见，我所在的公社没有。顺四六情况与三七开一样，只是生产队比三七开的要差些，这样的生产队为数寥寥，我所在公社有两个生产队。五五开就是人口粮一半，工分粮一半，大多数生产队都是这种分配形式，我所在的生产队属这一类。还有一种倒四六的分配比例，是那些粮食收成很少的生产队，社员们一年中有半年没饭吃，主要靠吃返销粮过日子的，这样的生产队也少。”

我说的有点口干了，必须要喝点水才能说得清楚，一家人似懂非懂地看着我喝完水，继续说下去;“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平年口粮480斤(各类旱粮都折算成稻谷)，其中人头口粮240斤，不分老少壮弱，见人一份。如果生产队哪户人家生了个婴儿，社会们就会笑着说‘二百四’，意思就是他家多了240斤口粮了。我队工分粮是一个劳动日1.5斤，曾石宝早晨不开工，理由是要做饭吃，早晨算0.2个劳动日，那么他一天只做了0.8个劳动日。全年不分晴雨都出勤，一年也只有292个劳动日，而且他懒，常有借口请假，一年做了250个劳动日就不错了。算下来工分粮375斤，加上人口粮240斤，合计得粮615斤。平均每个月51.2斤稻谷，折成大米35.9斤，每天1斤2两。”“一天1斤2两米不算少了，我一个月27斤，每天才9两米。”大妹插嘴。我白了大妹一眼：“人家劳动强度大，又餐餐吃红锅菜，肚子荒的象猪肚，一餐吃的下1.5斤米。

我队每个劳动日值0.24元钱，石宝的2500个劳动日共值60元钱，一斤粮0.095元，615斤口粮扣钱58.42元，分红收1.58元。一元五毛八分钱，他能做什么?别的不说，盐、煤油总少不得吧。”

大妹嘟着嘴，不服气，继续争辩：“那人口多的呢。”

没办法，我只得不嫌其烦继续解释：“农村里的自留地是按人分的，多个人就多份自留地，我们生产队粮食不够吃，而且大多数人家是超支户，只有靠自留地种出些东西来补允口粮。所以，在分自留地的时候，名义上每个人自留地只分得公社允许的七厘，实际上有一分，这是农民式的精明。自留地虽少，却是社员们保命的根子，还是钱柜(社员们有时偷偷把自留地产的作物拿到市场去卖，换点钱用)。小孩子多的人家，有了打猪草拾柴禾的帮手，就养两头猪，一头送购给国家食品站，一头自家杀了换钱;小孩子还会捉虫挖蚯蚓……喂母鸡、母鸭，鸡蛋鸭蛋也就下的多，又可以换钱;他们还偷偷地把这些禽畜粪便施到自留地，自留地的农作物也长的特别好，形成了良性循环。单身汉没有帮手，没有肥料，自留地往往种的最差。因此，有些小孩多的人家反而比强壮的单身汉生活的好。”

“哦，原来是这样。”一家人恍然大悟。

1965年2月16日 星期二 雨

工作组决定把贯彻二十三条精神落实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中。

界牌大队是两县接壤的边界，离邻县清水镇只有十里路远。今天是元霄节，清水镇逢场，工作组命令民兵营长王雄带领几十个武装民兵在通往清水镇的路上设置关卡拦截去清水镇做买卖的，关卡设在一脚踏两县的分水岭，山哪边就是清水镇的属地。

吃过早饭，界牌大队的社员们挑着自编竹蓝，自制的锄头把、耙头把……三三两两去赶场。民兵们7点钟就来拦截了，到上午10点钟，已拦下了三十多个或挑着或背着出卖农副产品的人。

曾世贤地主提着一只老母鸡去清水镇卖，也被拦下了。曾世贤哀求王雄：“王营长，我老婆生病了，请让我去清水镇卖了这只母鸡换点药。”“不行，贫下中农都不许去，你个死地主还想走资本主义。”王营长一口回绝。

快中午了，王营长命令民兵把拦下来的人放回去，要出售的农付产品全留下。贫农胡苟仔家里快要吃淡菜了，本想卖了几个锄头把买点盐回来，锄头把要没收，激的怒从心头起，愤自胆边来，当着众人的面，扯脱裤子骂娘：“王雄，我日你娘的臭X，你他妈的绝子绝孙……”一闹众应，几个出身硬的也跟着骂起来。

王营长大怒，也不管乡里乡亲的，命令民兵把这几个闹事的和地主曾世贤押到大队部，经过工作组的批准后，戴上纸帽子，背着走资本主义道的铁证(卖品)到各生产队游村。

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可一世的胡苟仔到底拧不过民兵营长，排在游村队伍最前面，敲两下锣喊一句：“没收锄头把啊，我家吃淡菜啊。”

王营长在胡苟仔屁股上踢了一脚：“你妈拉个X是怎么喊的，重喊!”

胡苟仔再敲两下锣，又喊：“不准赶场好，盐到哪里讨。”

王营长狠踢一脚，怒骂：“再捣蛋，给你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和地主富农一样受管制，看你还拗不拗。”

胡苟仔老实了：“大家莫学我的样，我日了王营长的娘。”

王营长左想右想，这话是骂了他，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胡苟仔这癩痢头难缠，王营长安排换个人喊。第二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惯犯李秋生，每次逢场都有竹蓝卖。他怕挨踢，老老实实边敲锣边喊：“编蓝卖钱会惹祸，各位老乡莫学我。”

王营长觉得不错：“就这样接着喊。”

第三个是卖草鞋纺箩绳的王四嫂，也是个惯犯。她的喊法又不同：“大妹仔看书要点灯，小伢仔尿床要亮灯，我不该为了崽和女，编织草鞋纺麻绳。”

王营长骂：“不要你有才，不要你编歌，罗里罗嗦不要这么多，直喊罪行就好罗。”王四嫂重喊：“我是资本主义草鞋王，大家莫学我咯样。”……

游村搞到下午两点，曾世贤地主回到家里，发现老婆上吊死了。原来地主婆听到了游村的消息，大概是觉得活的没啥想头，不如死了干净，就寻了短见。

1965年8月8日 星期日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中心工作抓得很有成效，全大队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新面貌：一，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的社员都背得出20多条毛主席语录，认识几个字的能背《为人民服务》，上了几年学的背得出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记念白求恩》)，每个生产队都培养出了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二，阶级斗争的成绩也很亮眼：个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共产主义夜校，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家家户户室内屋外都贴着毛主席语录和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标语。经过忆苦思甜活动，贫下中农深深感觉到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万恶的旧社会是穷人的血泪恨。

昨天，工作队长在会上宣布，枫树公社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运动圆满结束。谢天谢地，今天工作组人员可以回家了。我那可爱的办公室、办公桌、办公椅在向我招手，瞇着眼睛回味那久逝的一杯开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日子，真他娘的享受。

在“四清”总结会上，我们对照毛主席的要求，验收四清成果。

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产了还是减产了。

前5条我们界牌大队都达到了，尤其是第五条：现在阶级敌人的名声是彻底臭了，我们生产队的三个四类分子，谁也不敢承认与他们同宗同族了。队上同年生的人相互之间都称老庚，叫起来显得亲切，现在不同了，只有在贫下中农内部，才会叫老庚，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是再也不敢叫老庚的。“四类分子”表面上也都老实了，不说话，只做事，叫他们往东，绝不敢走西，生产队的脏活累活都由这些人包了，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中得到了这些看得见的好处。

社员们连做农活也离黑五类远远的，唯恐把自己染黑了;小孩子们也不和黑五类的子女玩，敌我阵营红黑分明。各地旅社、医院……做什么都要大队开证明，黑五类及子女治个病、投个宿也得看别人白眼。

右派覃清贵的儿子覃新成特别会读书，当年小学校长说是他见过的最有读书天资的人。去年新成高中毕业考大学考得高分，政审时被涮下来了，生产队连记工员都没让他做，笔杆子是不能给黑五类子女掌握的。这个覃清贵当年嘴巴少了个把门的，害了自己一生，也害了儿女一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他儿子也是这么抱怨他，可这个死右派还鸭子死了嘴巴硬，说什么“宁可鸣而死 ，不可默而生。”真他娘屎坑里的石头。

验收第六条“是增产还是减产”，让我们伤痛了脑筋。经过将近一年的伟大运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了，但粮食产量仍然与去年持平。第六条不比其它五条，写点华丽的词藻和政治口号就总结的美沦美涣，这条得靠数字说话。

还是我有办法，既然是数字验收，就在数字上动脑子。我把旱粮折成稻谷的比例略作修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原来是4斤红薯折成1斤稻谷，1斤玉米折1.1斤稻谷，现在我改成3斤红薯折1斤稻谷，1斤玉米折1.3斤稻谷。结果算下来，我队比去年增产了1万斤粮食，四清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验收合格，上级给于了表扬。其它9个生产队也依样画葫芦，顺利通过验收，陈组长夸我聪明，特地请我下馆子吃了一顿。

今天早晨，天还亮我们就背着行李赶往公社。老陈说贫下中农和我们产生了深厚感情，知道我们要走了，一定会来送这送那的，有些还会哭哭啼啼的舍不得我们，所以走的时候莫要惊动了贫下中农，要悄悄离去。其实我明白，老陈是怕易生瞎子等几个人在临走时与他胡搅蛮緾。

再见了，界牌大队;再见了，界牌大队的人民群众。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