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梁：俞铭璜其人和他主编的苏中版《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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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铭璜同志，是我党杰出当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家和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他具有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他认真学习、正确领会、模范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知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书立说、成果累累，都是他在长期火热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刻苦学习锻炼而成的，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甚壮健，加上当时连年战乱、出生入死、勤奋工作、积劳成疾，正当他年富力强、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际(47岁)，就于1963年12月患癌症英年早逝了。如果他能够活到今天，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一定会更大，著作一定会更多。
由于我们六十五年前曾在他领导下，蹲点中共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一同工作生活过，并且参加了他策划和主编的苏中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的编选、校对和出版工作，因此，特撰此文，介绍他的生平、为人以及六十五年前在他策划、主持下，编选和出版苏中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具体情况，借以澄清若干误传，并作为我们对他在《苏中报》蹲点六十五周年暨逝世四十七周年的深切怀念。

俞铭璜其人

俞铭璜，江苏省如皋市人，是抗日战争时期苏中苏北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1916年2月出生于如城镇，父辈一代是生意人，在如城镇开了一间中等规模的布店，因此，他从小生活比较富裕，因而具备了较好的读书条件，还能到南通市去读高中，是杜诺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既有很强智力，又能刻苦努力学习的人。不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参加工作以后，都涉猎很广，无所不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凡古今中外书刊，从小说、戏剧、诗词、文艺论著到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他都阅读，还常做札记和笔记。所以他的知识很广博，并且善于组织、消化和利用这些知识，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因此，他在写文章、做报告时，能够把问题和道理讲清说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使受众绝无枯燥乏味之感。
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善于从和各种人物的交往中了解情况，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是他除了向书本学习之外，又一个成功为学的方法和途径。作为一个党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他既长于用笔写文章，又能够用咀作报告，笔锋犀利，口若悬河，且能组织和调动一切宣传队伍(作家、编辑、记者、广播员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工具(报纸、刊物、图书、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的功能与作用，堪称一个完全称职和内行、又红又专的党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1944年春天，车桥战役胜利后，《苏中报》及其印刷厂跟随苏中区党委领导机关，从东台海边西迁宝应县大新舍。俞铭璜常来报社，他是区党委宣传部长，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总编辑林淡秋及编委蒯斯勋、赖少其、史乃展，新华社苏中分社主任谢冰岩，和他有文人之交，很少称他俞部长，而都叫他老俞。他才华出众，不仅长于文，而且发挥于领导艺术，使严肃的整风，紧张的工作，活泼的生活结合起来，他对报社和印厂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能打成一片，一视同仁，讲话幽默风趣，常带笑容，善说故事。在休息时，大家见到他就都围上来：“小三子，再讲个故事吧。”他很重视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同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从而使之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做好工作。如他见到当时文艺副刊助编杨涵同志，既要协助赖少其编好副刊，又包揽报社所有木刻，还要参加整风学习，实在太忙，就建议总编把他从助编职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一致搞木刻创作。从此他们相识、相知成为倾心交往几十年的好朋友。直到俞铭璜逝世26年后的1989年杨涵同志还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怀念俞铭璜同志》的专文，收入了《回忆苏中报》的小册子。追忆他们相处20多年的战斗情谊。又如他很同情唐康同志因文化水平不高，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合适工作可做，又不愿带着孩子白吃公粮，多次要求丢下孩子去苏中公学学习，而和丈夫林淡秋关系一度搞的很紧张，将要影响到老林的工作时，他就给他们双方做工作了，并认唐康女儿为自己的干女儿，还决定白天找个老乡帮助唐康带孩子，让唐康同志当上了报社的收发员。并叫王勤同志找来了一张小桌子，用来让唐康收发文件和报纸。使唐康同志终于有了一份工作而安下心来。也缓和了夫妻关系。1999年8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康著《淡淡秋光霜叶红—忆林淡秋》一书中，也用很大篇幅回忆和记述了俞铭璜的为人，以及苏中报不少战友以及他们全家和俞铭璜的战斗情谊。
1984年4月，惠浴宇同志在一篇《记铭璜同志》的文章中写道：“傲而无理，是要不得的，应该批评。傲而有理，就不能计较态度，而要服从真理，修正错误”。俞铭璜同志始终认为，在真理面前是应该人人平等的，因此，在关键时刻，他决不肯含含糊糊，左右逢源，不肯为逢迎上级领导说违心的话。有一次，在“三反”运动中打“老虎”，领导同志严厉地批评他“按兵不动”，他当即说：“你说说看那个是老虎?情况还没摸清，怎么可以随意伤害同志?”在这之前，我也曾被斥之为“右倾”，并且组织一些同志对我进行批判，说我“包庇坏人，包庇老虎”。当时会场上火药味很浓，我自己也有点闷气。铭璜却站起来放炮：“我刚回江苏不久，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弄法，你们无非要整人，要打惠浴宇一个双皮老虎(指思想，经济)，这不符合事实，我反对!”本来在这种场合，处于他那样地位的人，是只能听听的，聪明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但是他偏不肯沉默，偏要直言不讳。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励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为党内一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过话。他们中有的曾是俞铭璜的战友，有的还不熟悉，还有的和他个人之间有过龃龉——无非是一些文人相轻之类的事吧。他如此旗帜鲜明、仗义执言，完全是为了维护“追求真理，实事求是” 的党的原则，从不顾虑个人的得失和恩恩怨怨。
惠浴宇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还举出许多事例，具体诠释陈毅同志关于“俞铭璜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青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咀巴不肯饶人”的评价。他写道：“解放初，我在苏北任行署主任，兼管治淮工程。亚太地区和东西欧各国水利考察团要来参观治淮，那时很少有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外事活动，中共苏北区党委既未研究过统一的对外宣传口径，也未及将治淮情况和经验整理成文。需要向外宾做一次长篇报告，这个报告要求能说明我党的方针政策，也要能代表我国水利事业的实际水平，搞不好捅了纰漏造成国际影响，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我找俞铭璜商量，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既懂政策又通水利又有文才的人呢?左盘右算反复掂量总是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铭璜同志也跟着我着急。任务又是迫在眉睫，非完成不可的。考虑再三，铭璜同志说：“让我试试看吧。”这件事和他这位宣传部长没有多大关系，况且，他又不懂水利，能行吗?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说：“拖下去总不是办法，我来编编弄弄，写成初稿，请内行的同志审核一下，再送负责同志修改审查吧!”我想也只能如此办理了，他从我处抱走一大堆水利资料，通宵达旦的啃起来，同时又连续找来工程技术人员、民工等进行座谈，调查研究，动笔起草时，人都熬瘦得脱了形，他苦心推敲，反复修改，一页纸上写错了几个字，便要整页重抄，我看了很是心疼，劝他说：“又不要发表，能够看清楚就行了。”他对我笑笑，仍是一字不苟，一笔不苟。我知道，他多年写作，就是这个习惯，劝也无用。无需说，报告也是成功和圆满的。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他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投身革命斗争，一直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先后曾任中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华东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几十年来他曾用“小三子”、“孙其业”、“于十一”等一百多个笔名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谈古论今、针贬时弊、抒发己见、发人深省，充满唯物辨证法的杂文，其中仅见之收入他的文集中，在1962年他逝世前一年多时间发表的就有43篇之多。另外还有《新人生观》、《共产主义人生观》、《共产主义世界观》、《两点论》等小册子。其中《新人生观》，是他1943年前后针对江苏省苏中、苏北地区的青年知识界由于地处京沪附近，长期受到蒋、日、伪反动正统、封建迷信、奴化思想教育和宣传影响以及受到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而导致红十四军和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影响，对我党我军性质、特点、任务不甚了了，以致存有怀疑和忧虑、行动上持疏远观望甚至反对态度等具体情况而撰写的一本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励志修养读物。1943年出版发行之后，很受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欢迎。到1949年2月就修订重印了五版，(他在1949年2月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该书第五版改写本的“序”中，一开头就明确写道：“有些话急于想赶在前头向读者说明”，接着他用很大篇幅总结、回顾、检查了该书前四版中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并且公开表示：“各地翻印的不在少数，我应当负责向读者更正、并道歉”。该书第五版改写本，还添写了整个第二章，是俞铭璜阅读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与生产的论著以后，领会到“为人民服务”乃是革命的人生观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世界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发展和变革。……希望大家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锻炼。……他请求读者，务必对这本小书继续的给予批评和指教”。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俞铭璜同志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具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加上再伴以当时组织上又在广大青年中，深入广泛地建立和开展了“青年解放团”的各项活动，从而，引导青年知识界树立革命人生观，走上抗日和革命道路，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的周围来，并大量入党入团，为争取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一定的干部和人才，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63年12月，俞铭璜在上海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岗位上逝世时，有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有烽火年代的战友，有著名的理论家、文艺家、教授、专家、学者，也有青年演员、教师和学生，夏征农同志致悼词时，场内一片哭泣声，夏征农也泣不成声，一篇不长的悼词，竟断断续续地读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人们出自内心和真诚感情的倾泻，是他们对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短促生命所作出的最高评价。

他所策划和主编的苏中版《毛泽东选集》【弟一卷】

1943年12月中共苏中区党委机关报《苏中报》创刊后，俞铭璜以中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兼《苏中报》党报委员会副书记的身份，受命负责贯彻区党委关于办好《苏中报》的决定，常在报社蹲点，每周两次骑马回区党委开会或学习，在蹲点期间，负责报社日常工作的领导，撰写社论，并具体领导和掌握报社和印刷厂的整风运动。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还积极促进苏中出版社、苏中画报社、生活杂志社的建立，还身体力行，深入实际，组织力量，分工合作，从撰稿、编选、设计、排版、校对、印刷到出版的每一个环节，他都事必躬亲，一一检查落实，解决问题。从而使苏中出版社建立一年多时间内，就出版各种图书30多种，其中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大多以“整风学习参考资料”形式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十集。八百五十页。一百三十八篇文章。是当时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风运动中编辑出版“整风学习参考资料”最多者的几家之一。为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淮备了条件】‘大后方生活真相’《蒋介石小传》；并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
苏中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俞铭璜策划和主编，杜诺为责任编辑，周岩为责任校对(当时都没有这些名义，但担任了这些工作，名义是按现今情况加上的，比如当时实际上书版厂就只有一名校对员，一二三校和付印清样都一人负责到底，)，书稿是俞铭璜在1945年上半年之前很长时间内就早己编好的，本拟出版三至四卷，并作好封面设计、开本、纸张、字体、排版进度要求后，交由刚成立的苏中出版社编辑部负责人杜诺进一步落实，并由苏中报印刷所书版厂负责完成。当时书版厂由曹智杰负责，我任校对，排字有陈金芳、范永康、樊成明、封流春、陶荣、周永年、顾建群等，机器有栾裕龙、章邦国、黄自历等。装订有周鸣、沈兰池、张军、张玉风，陶根妹，施廷珍等)。在江苏宝应县射阳湖镇西北八里许的冲林村东头一个大庙(紧靠芦苇荡)里排版、校对、修改、活字版(缺打纸型设备)上机器付印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卷”，于1945年7月公开出版发行。(前些年曾有研究文章说“是在江苏东台海边芦苇荡中排印的”，实为误传，两地相距达200多华里)后因日寇投降，形势发展变化，机耩人员变动，苏中出版社于1945年10月结束，部分编辑人员北上淮阴组建“华中新华书店”，其他各卷未及出版，书稿由杜诺带到淮阴，交给了华中新华书店，(他因病住院之前)这些书稿以后的下落就不太清楚了。(曾有研究文章说“后在战争中忍痛烧毁了”，现在想来此事没有根据，也系误传)作为当年曾参加部分工作的当事人，经过多年来的认真回忆和多方向有关部门和同志调查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先后亲眼目见了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胶东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和第五卷等三种实物(遗憾的至今还未见到华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苏北版【毛泽东选集】)。触景生情啊，不能不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六十五年前的国内外的历史背景和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伟大和积极意义来。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公然取缔新四军，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盐城重建军部，从此，新四军建设走上新阶段。浴血奋战、纵横驰骋在大江南北，抗击在华日寇半数以上，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四军军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1945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强调：“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毛泽东选集》的编选和出版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为了宣传、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于全党、全军。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被敌人分割、互不接壤、远离中央、仅靠电报往来，联系极为不便、基本各自为战的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一北(晋察冀边区)一南(苏中根据地)、(一位晋察冀边区党报委员会书记兼晋察冀曰报总编辑邓拓和一位区党委宣传部长兼苏中报党报委员会副书记俞铭璜)、率先受命负责策划和编选工作、两家报社(《晋察冀日报》和《苏中报》)负责排印，公开出版了各自设计。编选的《毛泽东选集》，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编选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历史新纪元。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小32开本，新五号字竖排，总计124页的小薄本子，正文收入十一篇文稿不足十万字，根本无法和晋察冀日报版五卷本《毛泽东选集》相比，但是他却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出版时间比较早，仅比晋察冀日报版《毛泽东选集》，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毛选》晚了一年，是全国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出版的第二部《毛选》；二是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处沪宁抗日前哨，远离党中央，形势严峻，战斗频繁、收集材料十分困难。能够见到的毛泽东的著作，除公开发表于报刊上的以外，就是从电台收到的电报和电讯，以及从延安、重庆、各解放区辗转带来的进步书刊和出版物发表的；自身的出版条件很差，在此情况下，能够较早的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供干部、党员、人民学习，实属不易，意义也特别重大。充分说明中共苏中区党委领导上多么重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和人民。既重视武装建设，又重视思想政治和文化建设；三是他具有其他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所没有的一大创举，就是精心收入了多年来分散在中外共产党领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岗野进等十八位同志谈话、文章中有关对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精辟论述记录，共约两万字集中起来定名为“论毛泽东思想”为代序，排印在该书最前面。这是和策划及主编者俞铭璜同志长期重视并认真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他是继张如心、王稼祥、刘少奇等最先提出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之后，又一个较早从事《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者，还以讲座形式把他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和成果，于1950年前后写成了一本有二十讲左右十多万字的《浅谈毛泽东思想》(未刊稿)。但近几年经研究发现该书也有两个错误：其一是所收入的一篇文稿《关于〈一党专政〉问题》(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不是毛泽东的著作，而是当时在武汉的王明起草，以毛泽东向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谈话的名义发表的，发表前未经毛泽东看过，由于主编者不了解这些情况，而误将其收入了。其二是“代序”中十八位同志的论文笔录中最后一位笔录的是罗荣桓同志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在苏中版和胶东版“毛选”第一卷前面的《论毛泽东思想》(集录·代序)目录中却被错排为“聂荣臻”了。后被有心人发现，在一部分存书中，还用“罗”和“桓”两个铅字，以黑红两色油墨分别改盖在“聂”和“臻”字上，终于使“目录”和“正文”一致起来。四是由于该卷《毛泽东选集》的编选和出版，适应了干部、党员、人民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迫切需要，很快在新四军和华中解放区掀起了出版、学习、研究《毛泽东选集》的热潮。仅在华中解放区从1945年7月起到1947年4月不到两年时间内，就编选出版了苏中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华中新华书店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6年4月)——胶东新华书店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五卷)(1946年7月)——渤海新华书店版《毛泽东选集》(1—5卷)(1947年三月) 苏北版【毛泽东选集】，【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这在抗日根据地乃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史上也是少有的。他的出版和发行，极大地推动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党员、人民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毛泽东思想的贯彻执行，为争取中图人民抗日战争全西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收入文稿十一篇，其中《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关于共产党与抗战及民主政治问题》(与英国记者的谈话)、《关于抗战与团结的前途问题》(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六篇文稿，是晋察冀日报版、大连大众书店版、以及晋察冀中央局增订版《毛泽东选集》都收入过的。还有以下五篇文稿，是建国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所未曾收入过的。关于“一党专政问题”(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这篇文稿并非毛泽东著作，而是由当时在武汉的王明起草，以毛泽东向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谈话的名义发表的，发表前未经毛泽东看过。俞铭璜当时显然并不了解上述情况，而误将其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的演讲》、《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五一”劳动节大会演讲》、《五四运动》、《与世界学联代表乐满、柯雅德、克雷难的谈话》。这些谈话和讲演，内容大多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显然，它是为抗战斗争需要而编辑出版的。但在这卷《毛选》在1945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无条件投降了。
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封面采用右侧套红印刷，书的上方从右到左横排书名，书的左侧中间印毛泽东肖像一幅，(毛泽东同志头像由杨涵绘制木刻制版的)书的右下角印有“1”字，表示卷数，左下角从右到左印有“苏中出版社出版”字样。封底左下角印有印数20000册定价抗币6元字样。只有封面、扉页、目录、出版者等几项非常朴素简单的设计，没有印上主编者、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排印单位、印张等今天通行和规范的版权页应有的基本内容。
关于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究竟编好了几卷?这些书稿后来哪里去了?是否和1946年4月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1946年7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和第五卷) 苏北版【毛泽东迭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以上这些问题近几年已有一些研究者在文章中涉及到，并且表示了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苏中版《毛泽东选集》是否即只出版过一卷?二是当时已经编收的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究竟有几卷?后来哪里去了?三是华中新华书店于1946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根据什么版本出版的?华中新华书店出版过《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没有?四是胶东新华书店于1946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和第五卷)根据什么版本出版?是否还出过第二三四卷? 苏北版【毛泽东选集】又是根据什么版本入，我个人认为，苏中版《毛泽东选集》当时就只出版了第一卷，这是应该肯定的。至于究竟编好几卷?都到哪里去了?根据杜诺同志回忆，是他把编好的其他各卷书稿带到淮阴后交给了华中新华书店的这一情况，当时环境还相对稳定，因此华中新华书店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些书稿，稍加编辑、设计于1946年上半年(4月前后)出版了华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其他各卷(第五卷已发现，但其他各卷尚未发现)(据有关材料，华中新华书店1945年底成立至1947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共出版图书159种，940万字，印614000多册，其中大多翻印来自延安解放社和其他各解放区的书刊，自己编撰的不多，但缺少具体目录。或只有《毛泽东选集》，但未标明是“全集”还是“某卷”，)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还未弄清楚杜诺交给华中新华书店的《毛选》原稿究为几卷?是谁接受的?以及华中版《毛选》(第五卷)究竟是谁主持又是根据什么版本出版的经过和细节。也有另一种可能即由于形势发展，只出了一卷，就北撤山东，其他二三四各卷没有来得及出版，关于苏北版【毛泽东选集】因和眚一卷设计，格式，用纸，甚致差借也和一卷一样，所以是苏中出版社版【毛选】第一卷无疑，致于胶东新华书店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他的设计、封面、内容、开本、代序来看，是按照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重排出版是比较肯定和没有异议了。他的第五卷是根据什么版本印制的，有人分析是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增订本印制，我则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华中版第五卷出版的，因为从他的设计、封面、所收编目等基本上都和华中版《毛选》第五卷一样。再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四军军部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北上山东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合并组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在这样的组织领导体制和条件下，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三个月后，加上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一年，就由胶东新华书店照样翻印(重排)出版，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可以相信的。至于他们是否出版了第二三四卷(至今还未发现)?还是本来就未出版?因为已过了近六十年，虽然多方找寻，既未发现实物，也未找到当时曾在胶东新华书店工作的人员，所以还不能完全弄清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着的一个亟需进一步设法(比如通过山东济南山东新华书店省店及胶东分店存档找找有无收藏出书样本或文字线索，以及找当时工作人员特别是编辑和印刷工作人员弄清问题。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在60年前那种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和物质条件都十分紧张和困难的条件下，中共苏中区党委仍然十分重视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新四军的同时，多么重视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施所长、形式多样的文化大军。下决心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上海、南京等地敌占区秘密运来印刷机器设备、物资材料，动员知识分子和印刷技术人员，不仅把《苏中报》从油印改为铅印，还专门新建了苏中出版社、苏中画报社和生活杂志社，专门编选出版了苏中版《毛泽东选集》，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决策，也是宣传部长俞铭璜同志长期认真学习和努力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基础建设的结果。党组织如此重视、关心、支持新闻出版工作和政治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是很感人的，回想起来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2003年10月10日第一稿）


附件：关于一份未发表的稿子
赵家粱

1950年、1951年间，我看过一本由俞铭璜同志写的《浅谈毛泽东思想》(题目意思，具体书名记不太准确了)，(俞铭璜原为中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华中二地委书记，当时他在大连养病)，他这本原稿寄到东北局宣传部审查，拟在大连出版，当时宣传部长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东北局不宜审批，认为应送中央宣传部审批，我当时在东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工作，曾经看见过这本稿子，它大概有十几二十讲，字迹清秀工整，腾清很漂亮，是用稿纸墨水竖写的。至于此稿是否送中央宣传部，我不知道。
有关这件事的不少有可能知道的人，现在大都已不在世了。除了我一人之外，肯定还会有人知道的。一是俞铭璜去世后的遗物、遗稿、日记中不知道有没有?二是当年的东北局宣传部、中央宣传部、江苏省宣传部档案中，不知能否查找到有关信息和线索；三是当年东北局宣传部工作人员现尚健在的房维中(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张树英(原国家旅游局处长)，不知能否记得，至于中央宣传部的人员，我不太清楚。不知道于光远、王惠德他们是否知道此稿。
我认为早在50年代初期，俞铭璜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写下他自己的学习心得，有如此心意，拟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能找到原稿，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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