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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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访问闭锁的中国


　　虽然中日已经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70年代中期的中国仍处于“四人帮”的统治下，对外仍然紧紧闭锁，“文化大革命”的实情也被蒙在重重迷雾中。对关注制度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再没有其他国家比中国更能勾起研究的兴趣。


　　再次结婚后，我的心态也逐渐变得积极起来。由于对美国已经有了广泛的观察，我开始产生了观察中国的愿望。读了活跃于战前的记者松本重治所写的《上海时代》（中公新书）后，我的这个想法愈发强烈。有人认为战前的日本缺乏同时将东西方纳人视野的多重视角，也就是说，“亚洲派”不了解西方，“西洋派”轻视中国，失败的结果不可避免。这种看法颇具见识。


　　话虽如此，但在当时的中国，出于学术兴趣而对其进行考察的愿望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不过，我有“家传宝刀”。父亲劝我去拜托外祖父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司独立董事的岡崎嘉平太先生帮忙，岡崎先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担任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的代表，是中日交流的纽带，也深得周恩来总理的信任。


　　1975年秋，我去拜访岡崎先生，他对我说“我人生中最尊敬的两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和你的外祖父”，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这大概是因为岡崎先生敬佩外祖父对环境技术的执著。同时也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尽管外祖父已不在世，他仍然答应我尽快向周总理转达。虽然周恩来总理于翌年1月逝世，但这件事最终还是实现了。


　　以精通中文的中兼和津次先生（当时就职于亚洲经济研究所）为首，我邀请了六位关注比较制度理论及中国经济的年轻经济学者同去中国。我与岡崎先生商量，说为了尽可能地了解中国，最好能去农村看看，因此加入了日中农业农民友好协会的考察旅行。


　　1976年3月，我们抵达上海机场。刚下飞机，衣箱等行李就被拖车拉走了。当时中国有个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去的就是大寨。那里被宣传成模范地区，虽然位于黄土高原，植物不易生长，但人民公社凭借英雄般的努力开垦出层层梯田。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数日。由于没有暖气，晚上睡觉时必须系紧领带以防冷空气从脖子处钻进来，否则就会冻得睡不着。热水每天也只有一脸盆。不过吃的倒还算丰盛，每次吃饭时人民公社的干部总是一起作陪。从开垦的状况来看，那是大型土木工程，远超过以贫农为主体的人民公社的能力所及。我们私下谈论说，出发点如何姑且不论，这可能是为了塑造人民公社的典型而在解放军等的帮助下开展的大开发。


　　在旅途中，我们曾与中国的翻译（可能同时还负责监视我们）就中国原子弹试验的是非曲直发生过争执。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被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所以，我们有时趁翻译不注意的间隙，到街上通过墙报和交谈等了解信息，这时中兼和津次的语言能力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武器”。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点邓小平先生的名，但对宣称“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的批判运动正在开展，不过已经看不到人群聚集在墙报前看消息的场面了，很明显“四人帮”的影响力正在急剧下滑。我们待在中国的数周期间，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一条狗都没看到，这可能也与粮食困难有关。


　　访问清华大学时，校园内一个学生都没有，解放军警戒在空荡荡的图书馆中，我们与当权的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迟群会了面。这位头脑异常敏锐但傲慢不逊的主任明确表示“很快就会将邓小平革职”。的确，没过多久他的话就变成了现实，不过又过了大约半年之后，他自己则作为江青等“四人帮”的同党被逮捕并被处以监禁之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我因完全不同的事由再次造访当时与迟群会见的那个房间，而此时已与我成为朋友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们在我第一次来清华时还在边疆下放呢。


　　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两三天，人们捧着花圈、红旗、诗歌等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缅怀数月之前逝世的周恩来总理。据说人们的目的是借缅怀故人的清明节之机来含蓄地批判当时的领导人，不过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气氛的确是像纪念缅怀的盛大祭奠。可是就在我们离开中国不久，即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花束和诗歌一夜之间就被当局一扫而空。


　　不管怎样，在这个非常时期访问这个特殊地区的经历是极具价值的，因为尽管这次旅行考察时间很短，但为我提供了一个关于制度变化初期条件的实例。后来，我与中国在学术上和政策上都产生了密切联系。（选自《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第二十一章）


　　之二：我与中国


　　最近与人会面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外国，经常会被问道“现在住哪边呢”。我的回答是一半时间在美国，将近一半时间在日本，余下大约一个月时间去中国或者欧洲。三年前我从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上退休，做了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在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两位教授的安排下兼任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经营战略专业的特聘教授。另外，从2007年4月起，因被加藤秀树会长的领导才能所吸引，我成为东京财团的特聘高级研究员。


　　在国际活动方面，至今除了四部英文著作外，我还组织了十个国际研究项目，并将各个研究成果以英文书籍形式付诸出版。


　　研究课题亦多种多样，如企业、金融制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司治理等。其中《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内部人控制》一书影响甚大，这是世界银行的一项政策性研究，内容涵盖俄罗斯、原民主德国、中国等国，论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因国有企业民营化不够谨慎而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危险性。


　　以这本书为契机，1994年，我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旨在加强改革理论基础的会议，即现在人们所知的“京伦会议”。一到机场，我就被一位操着略带中国口音的日语的女性叫住了，她是六七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德地立人的妻子。德地立人的父亲是旧日本陆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被派往新几内亚，战后发誓中日永不再战，与一些旧军人朋友们多次访问中国。德地立人于1964年随父母一起赴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大和证券公司，并被公司送到斯坦福大学学习。当时我预感到他将对未来的日中经济关系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强烈建议他在成功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华尔街，实地体验先进的证券市场并从中学习，这将有益于他未来的发展。他自己原本也有此打算，得到了公司的同意后在华尔街历练了数年，然后被派往中国。


　　时隔几年后我与德地再次见面，他说接下来要去拜访京伦会议的幕后组织者肖梦女士，于是我请他帮我介绍见上肖女士一面。肖女士原名彭小蒙，1966年8月的时候她正在北京大学附属高中上学，当时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表扬了她对官僚化教育制度的批评，并因此掀起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也就是说，她是最早的红卫兵中的一员。然而，红卫兵运动逐渐偏离了最初理想主义对教育官僚主义的批判，她也遭到了反对派红卫兵们的批斗。此时独自一人在学校宿舍的屋顶上挥舞红旗，一直鼓励她的就是德地的一个日本同学。


　　德地后来被聘为中信证券公司（被称作“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所创建的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企业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的子公司）的总经理，并带领中信证券发展成为如今已有赶超野村证券之势的证券公司。一口比普通中国人更为纯正的北京话，再加上良好的人品，确立了他在中国经济界中枢的牢固地位，现在我总是从他那里了解有关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京伦会议是在中国积极着手进行金融财政制度及公司法彻底改革之际，在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和当时各种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师”、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的筹划下召开的。与会人员外方有我、保罗·米尔格罗姆、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等企业理论专家，中国方面有当时朱镕基副总理的年轻智囊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人。包括这次会议在内，我有幸三次与朱镕基总理会面，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毫无架子，对经济学最前沿理论的理解亦非常迅速，而且，只要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无论遇到多大阻力他都会把政策坚持推行下去，是一位非常有勇气的领导人。当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试行方案，会上有人提议实施层级式管理体制，但是我说这是计划经济式的设想，有可能导致效率极其低下。朱总理认真听取了我的讨论发言。这次会议为奠定此后中国金融财政及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于五年后出版了名为《重温京伦会议》的论文集。如今，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楼继伟成为为管理巨额外汇而新建的中国投资公司的董事长，郭树清则就任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


　　在舆论界和学界都拥有绝对影响力的《比较》杂志的编辑肖梦女士是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而且至今仍然维持着与会人员之间的联络。她年轻时也曾参与政治并遭受挫折，与我的人生道路有若干相似之处，也许正是由于这点，我与她在中国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结成了堪称“盟友”的关系，她能够完全抛开利己之心，冷静地对事物善恶进行判断和评价，其透彻的洞察力非常值得学习。平时为人温和，深谙人情世故，让人觉得她在广泛的人际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靠金钱、权力或家族背景换来的，而是从她身上自然焕发出来的知性魅力所致。


　　2005年我出席在摩洛哥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世界大会，与学会主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一家在俯瞰马拉喀什露天集市的餐厅里吃塔津（Tagine，肉类和蔬菜放在一起蒸制而成的食品，是摩洛哥的一道传统美食）时谈到了肖梦，我们甚至打了个比喻，说她维系知识人才网络的作用就好像法国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沙龙中的女主人，当然这个比喻是没什么依据的。她热切盼望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文版的出版。


　　正如我在第二十一章“访问闭锁的中国”中所讲到的那样，我对中国的关注是出于学术上的需要，是源自知识上的兴趣，希望能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在斯坦福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令我深切体会到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和学者们对比较制度分析和关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经济学的关注。近年来这些人大多返回中国。开始在学界或经济界发挥关键作用。我自己也一样，京伦会议之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参加世界银行或中国政府举办的相关政策论坛、大学或研究机构举办的研讨会或讲座等。


　　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2003年，我受聘成为清华大学的外籍客座教授。举行聘任仪式的会场，就是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来中国旅行考察时与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迟群会面的那个房间。这个场景令人切身感受到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已经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我也为自己的个人事业，为自己能够持续观察和了解仍处在巨大转变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为自己能够从事这项知识研究而感慨良深。





　　如上所述，我与中国产生关联并不是出于对“中日友好”本身的关心，而且我现在的中国朋友中也几乎没有那种只热衷于中日关系问题的人。当然，与那些可以毫无保留地和我探讨共同关注的知识、思想以及政策等方面话题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相遇，也的确促成了我和他们之间牢固的友好关系。并且，这将帮助我在2005年反日活动高涨的困难时期得以在中日之间开展一项革新性的“知识创业”。（选自《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第二十八章，有删节）


　　（《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青木昌彦著，赵银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刊用。）


http://news.163.com/15/0728/10/AVJTV26E00014A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