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7.15”事件真相：兼悼念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赵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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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7.15”事件真相：兼悼念优秀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赵延昌

看了《彭祖龙：发生于武汉地区文革期间的三大武斗事件简述》，对前二个事件只是耳闻，但对“7.15”事件，虽未亲历，但却亲闻，并非文中所说，特此澄清。为了使问题清楚，还得先从本人情况介绍说起。
一、红反团到动态组
本人在文革中参加了武汉市可能是人数最少（仅192人），但影响最大（另文详述）的造反派组织——武汉新华工红色造反团。1967年元月，新华工造反派大联合，红反团在组成的新华工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组织上排行第二：头头聂年生任第一副司令，赵延昌任动态组长（即情报部长，司令部常委），柳书论任宣传部长（司令部常委），其它成员均回原班。随着武汉形势的恶化，赵延昌扩大了动态组，成立了四个办公室：一办负责全国情报；二办负责武汉情报；三办负责军队情报；综合办负责综合三个办公室的情报呈报司令部参考。他通过聂年生将原红反团成员调入各办公室。由于我和他同班且关系特好，便成了综合组的组长。赵还兼任了新华工抗暴指挥部总参谋长，并负责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电台，实际上掌控了红司新华工的情报和舆论大权。
自6月份以来，三办收集到了武汉军区有关部队调动的大量信息，同时综合了二办关于“百万雄师”的大量信息和综合办由监听台所获得的8201部队指挥“百万雄师”进行武斗的录音。大约在7月10日左右，我们综合以上材料`，提出了武汉可能发生反革命军事暴乱的予告，由赵迁昌在司令部常委会上提出，但未被引起重视。针对司令部内的右倾，我们感到必须重组红反团以应付可能的局面。于是由赵延昌发起，召集了“7.13”东湖会议。
二、“7.13”东湖会议
赵延昌通过动态组向原红反团成员发出了紧急会议通知，要求所有成员在7月13日早到华工附属工厂门口集合，由红反团工厂头头周继荣提供了三辆大卡车。7月13日早晨，原红反团成员陆续到来，签到人数为153人，除在外地人员，其他全部到齐，并未发现有当时极为盛行的回家避难人员。
全体人员乘车到达东湖门口，下车后分散进入东湖公园然后到指定地点集合。会议由赵延昌主持并主讲。他首先介绍人了收集到的大量的信息，说明了“武汉可能发生反革命军事暴乱”。接着他介绍了华工抗暴的准备：在华工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控制的地雷，在东西二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指挥部进行无线控制。予计“百万雄师”开始攻打华工时不会使用枪支，一进入华工，遭遇地雷爆炸后将会向二个没有地雷爆炸的操场集中，这时再无线引爆地雷和氧气瓶，必定可以将“百万雄师”大量杀伤。“百万雄师”残余人马必会退出华工，重新组织新的进攻。他提出了事发后的应急策略：要求所有红反团成员在“百万雄师”开始攻打华工时就向南一楼动态组集中，争取在“百万雄师”重新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时间中全部从南一楼向北边的喻家山转移。当时在南一楼的四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式卡宾枪几十枝，依靠这枝力量，即使是一般的抵抗都可冲过去。翻过喻家山后，迅速赶到东湖边，这儿将备有船只接应。乘船到汉口后将安排进入事先安排好的工总成员家中，和工人一起继续斗争。会后集体到餐馆就餐，在就餐时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跟踪，于是赵延昌通知分散离开，到公园门口的汽车处集中，注意不要被人跟踪。全部人员安全离开回到了华工。
三、“7.15”屠杀过程实录
我没有亲身经历“7.15”屠杀，反谓实录实际上是通过监听电台录制的录音，此录音当时送往北京，这里只能是对当时的回忆了。
从东湖会议回来就听说中央派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代表王力、谢富治到了武汉，造反派听此消息后精神大振。新华工红司司令部在7月14日开会研究在武汉三镇大游行，欢迎中央代表的到来。司令郭保安等人提出全部出动，头戴钢盔（实际上是铝盔）、手拿长矛，在武汉三镇徒步游行，以显新华工的威风。而赵延昌则代表动态组提出：要防止“百万雄师”在中央代表到来时狗急跳墙，不能徒步，只能是出动所有汽车，能坐多少人就坐多少人。用自制的装甲车开路，在装甲车内放置枪支和手榴弹，一量出现意外可以强行突围。但郭保安等则认为：中央代表已到武汉，“百万雄师”不敢乱动，坚待他们的意见在7月15日开始了武汉三镇的徒步大游行。
7月15日早，部队出发后，赵延昌和我们动态组办公室工作人员都来到南一楼五楼的综合组办公室，打开了监听电台，通边调节频率寻找8201部队对“百万雄师”的指挥信号。开始没有什么异常，当游行队伍到达汉水大桥时，监听电台里发出了指挥命令：新华工游行队伍已到汉水大桥，各单位做好准备，迅速向武圣路口集中！接着发出了具体的指挥命令：***厂向**路口集中。。。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声音在监听电台中此起彼伏。当游行部队快到武圣路口时，指挥命令发出了：新华工游行队伍接近武圣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时，在电台边上的我们已知我们的战友陷入重围，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是是努力做好录音工作，以便向中央反映情况。后来听我班上参加游行的同学周**说到：我们一到武圣路口就陷入了“百匪”的包围圈，我们就用长矛和“百匪”进行拼杀。后来我受伤了丢了长矛混入了老百姓中被“百匪”抓捕关到汽运公司。他们找来了“乌兰牧骑”（华工保守派的精英）的人，把华工的学生一个个地认出来。他也被认出来进行关押爱尽折磨，“7.20”事件后才被放出来。后来才知道，华工学生和老师用长矛与“百万雄师”的人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当场死了好几个人，负伤的人不计其数，许多人被捕。
综上所述，“7.15”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事件。新华工战士有几千人，全部是头戴钢盔（实际上是铝盔）、手拿长矛，绝不是“百万雄师”的几十人敢于冲杀的。而整个武斗一开始就是大刀长矛的殊死战斗，并没有什么拳脚相交之事。
事发当晚，新华工司令部紧急行动，派出一支武装部队埋伏在鲁巷，误把前来支援的武钢的中学生的汽车当成了“百万雄师”，开枪射击，导致二人死亡，多人负伤。另外，还将自制的装甲车开上公路巡逻，刚好碰上闻讯赶来华工进行慰问的中央代表王力、谢富治，他们专门下车对装甲车的内外进行了视察但未加评论。
四、悼念赵延昌
赵延昌同志是华工无线电系6341班学生，是我的同班同学。在班上，他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二个学生之一，广西柳州铁路工人的儿子，品学兼优的优秀共青团员。曾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因为文革的发生，本人一直未能入团，此后因文革的原因自然也不能入党），因此与我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与聂年生是当年华工最早的造反派战士，在1966年9月，我们一起串联发起组织成立了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久，我们又一起组织了赴省委战斗兵团，在武汉市，率先杀向社会，后改为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聂年生为第一号头头，赵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为红反团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我算是聂年生的秘书，兼管“红色造反战报”。红反团因为是第一个杀向社会，故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它发起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但聂年生认为二司成员不纯不愿意当司令，以至于二司的杨道远一直只是代司令；它支持成立了武汉工总和九一三，以至于在二八声明的辩论时，武汉工人造反派中的钢派战士奉上面命令，对红反团的成员进行礼让退避；在新华工成立革委会时，武汉工人造反派每天派车来华工游行：坚决支持聂年生当革委会主任。当时红反团因本身特殊的地位给武汉造反派以巨大的支持因而被当时的保守派称为“造反派的宪兵队”。而赵延昌作为红反团当时的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作出了他自己的巨大贡献的。
新华工造反派大联合后，他出任司令部动态组组长，负责情报工作，以他特有的组织能力，为新华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获得了大量正确的情报，为司令部的决策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在武汉“7.20”事件之前，他准确地分析出“武汉可能发生反革命军事暴乱”，更是一针见血。可惜的是他的见解并未引起司令部其他人的重视。仍然引发了“7.15”大惨案。
遗憾的是，天妒英才。在1970年，在镇压造反派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已毕业分配到宜昌的他被作为重点清查对象，加上了炮打林副主席、私设电台、刺探军事情报等罪行，他不堪折磨，而跳楼自杀了！只落得一个“畏罪自杀”的下场！
作为赵延昌最好的同学兼战友仅以此文予以悼念！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