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

reading

“文革”不同于纳粹运动的九点辩识——兼与寒竹商榷

武振荣
(博讯2006年5月19日)

    被认为是“反对”“文革”的人几乎都在意识或下意识中存在着“文革”是“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的看法或想法，不过有的人说了，有的人没有说，有的人只是在“心里说”罢了，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澄清的必要。中国人在批评和批判“文革”时，把它说成是“中国版的纳粹运动”既省力，又省事，因为他们只要把西方社会近50年时间中批判纳粹主义运动研究的成果“引进”来就行了，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缺乏创造的“引进”时代中，这种方式非常地吃香，可以表现出他们自己的研究与国际反对专制主义、反种族主义研究“接轨”的特征，既然是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从“文革”过来的人，一个在“文革”参加我生平以来唯一的一个自治组织，并且在其中享受了我57年人生中的唯一的一次自由生活时的人，对于上述中国问题研究上的这种“拉郎配”表示不满，作为中国的“学者”“吃别人嚼过的馍”，拣别人摈弃的鞋子穿，算得了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参加的那种自治组织不是我虚拟的，也不是杜撰的，在我的家乡它叫“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在我的学校它叫“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在我们县上它叫“兴平县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司令部”，在省上它叫“陕西省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运动中，就凭着这样的组织，我和我的同学们、父老乡亲们“炮打”了7级共产党组织，先后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对7级共产党当权派的批判斗争（详见《66运动博客讲稿》），因此，在运动发生前那些骑在我们陕西人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家伙们无在运动中向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低头（其情祥见《对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在运动中，17岁年龄上的我（和“我们”）已经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气宣布了邓小平、杨尚昆、陈云、王震、李先念、薄一波这些未来的杀人犯是“反动派”、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敌人”、“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看来，这样的宣布不就是“打了个”“提前量”吗？我看不出它有什么错误？因此请问那些以“学者”自居的人（在中国普通人中，这样的人虽然有，但是很少很少）：你们对上述这些事情是怎么看的，它和纳粹主义的运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如果我们善于比喻的话，那么“文革”好比一头“大象”，“现在对‘文革’的报道，很多像盲人摸象，”著名的“文革专家”丁学良说：“‘文革’闹了10年，如果让它没边没际地摸下去，情况就更严重。”可不是吗？那些认为“文革”像纳粹主义运动的人，就是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因为就“文革”的那一条“尾巴”看，它的确有一点像纳粹运动，一是群众的狂热，二是毛泽东影响极度彭胀，所以，就凭这一点，你说“文革”（它是“文革”诸多现象之一）是中国的纳粹主义运动是有一点像，但是你如果把这一点扩大成为“文革”本身，你就犯了最大的错误了。
   
    前一向，火戈写作了一篇文章，把“文革”定义为“次法西斯运动”，为此写作了《就人民“文革”答火戈》一文，对于把中国人民广泛参与的这一场民主、自由运动比成为“次法西斯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且对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运动作了一种粗劣的说明，但是就在最近，寒竹又连续写作了类似的文章，和火戈的观点比较起来，他走得更远，干脆取掉了“次”字，把它作为一个正版的法西斯、纳粹主义运动论述，这就是我所不赞成的。我重新说一遍，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是在理论上我坚持反对之。
   
    在正面说出我的意见前，得先作这样的一种说明：即我在本文中不想展开对于“文革”与纳粹运动的系统论述，这个工作已经由著名的民运人士王希哲作了，他的《文革，我们的分歧是什么？》的文章很好，其中的思想我完全赞成，在本文中我只是想在这个已经被弄得混乱的地方划一条界限，说界限这一边的东西不同于那一边的就行了。我想着要用以下九个问题划一条线，也不知道能否划得清楚。
   
    （一）    反民主与民主：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谁都知道，纳粹主义运动是极端反民主的，如果说在当时的德国，纳粹主义运动是因着魏玛共和国已经启动了的民主的脆弱机制而发展起来的话，那么纳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则是完全地终止了这种脆弱的民主过程，完全地消灭了民主，这和中国1966年的政治运动开启了中国民主的进程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文革”前，中国没有民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别说一个人要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合法的，就是你反对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你也是“反党分子”啊！而在“文革”中，除了毛一个人没有受到大字报的轰击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大小共产党当权派谁个免于党大字报的冲击呢？纳粹运动虽然也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倒了民选政府，但是纳粹政府在夺取了政权后，立即结束了国内的任何的民主制度，取消了任何形式的反纳粹政府运动，这和“文革”中的造反派的“无政府”行为和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自治政府”行为能够相提并论吗？质言之，一个运动终止了民主的进程、消灭了民主；一个运动开启了民主的进程，是一场民主的运动。
   
    （二）    阶级问题：
   
    纳粹运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而“文革”呢？却是一场超阶级的“人民运动”，在这一场运动中，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都平等地参与了——这一切同纳粹运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中产阶级的纳粹运动，用流氓方式和非常的暴力手段打击和消灭了当时具有优良传统的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和其它的群众运动，用暴力威胁和兼用政策诱骗和诱惑了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这一切同中国的“文革”参与时的阶级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文革”中，学生阶层是人民解放运动的第一个参与阶层，工人阶级、市民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广大的普通干部阶层都先后参与了运动，于是，每一个阶级的内在的要求和需求使得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阶级利益和权益的扩大和膨胀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政治解放的“实惠”是在各阶级中公平分配的，和纳粹运动的中产阶级利益独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三）    一元化与多元化：
   
    纳粹运动只有一个，纳粹主义的组织也只有一个，因此纳粹运动的胜利是德国丧失了社会所有可以与纳粹运动抗衡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组织，一个纳粹主义的铁链子把国家、社会以及人捆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是另外的一种运动，它从一形成就分裂成为两派，这个两派的分裂不仅发生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而且它甚至进入了许多家庭，使一个家庭分成两派（我的家就就是这样，我和我父亲不是一派），在每一个地方（包括省、区、县，甚至每一个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医院）也都毫不例外的分派了，因此，社会上没有单一力量存在的哪怕一块小空间。群众运动走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文革”中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就这样地被政治力量的多元化结构给堵死了。
   
    （四）    组织性质的不同：
   
    纳粹组织最初是群众组织，这倒不假，但是在纳粹化的过程和进程中，它被最后地官僚化、军事化和专制化了，在这一点上它的确有一点象中国共产党；而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恰恰是要“砸烂”和“打烂”官僚化、专制化的共产党，用人民自治组织起而代之，这种基本的事实如果遭到了否定，我就不知道人们要说什么的了。“文革”中，所有人民自治组织都具有现代民主国家政党的“松散”性质，它连一种科层化的组织结构都没有形成，何谈官僚化！
   
    （五）种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纳粹运动是种族主义的运动，而“文革”却是一个套着“世界革命”外衣的世界主义的运动，如果说在那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它的“世界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所戴的一副“面具”，也许言之有理。在纳粹运动中直接受到伤害的是犹太民族，亚利安人至上的意识是肆虐者；而在共产党“文革”的3个月“害人”时期，受到虐待的人是本民族中的特定人群，而肆虐的东西是在20世纪横行霸道的“革命意识”。
   
    （六）在国际范围内纳粹主义运动曾经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结盟；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它的兴盛时期却与美国的非裔人运动连手，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并且站在毛泽东的身边——这一幅图像告诉人什么？与此相应的是，在1968年法国的“5月风暴”中，毛的影响处处可见，这又说明了什么？我看除了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人类民主化运动的三大亮点之一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七）纳粹主义运动的恶果是直接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了人类的大灾难；而中国的“文革”不过是在中国“打”了个“派性的仗”，而在所有存在民主的社会中，民主的保持和维持就靠“派性仗”。3个月的“共产党文革”的确伤害了不少的无辜人（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伤痕文学”的文本是真实的，但是把这个“文学的文本”的意义如果和纳粹运动在30多年时间内伤害了德国人、犹太人和世界上许多的无辜民族的罪恶混合在一起，就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意义。
   
    （八）毛泽东不是希特勒：
   
    近50年以来，国外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我发现，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把毛看成是希特勒；因此，我可以这样说，那些把毛当成希特勒的都是中国人。毛是20世纪的革命家一类人物，是悲剧中的人物，和希特勒不是一类的，以我之见，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革”“发动者”（共产党“文革”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文革”是逼上梁山的）却是1966年人民运动的“保护者”，8月21日、22日的《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两条通令”是“文革”研究的基本文件，这样类似的文件在希特勒的档案中能否找到，我不得而知？在1966年，曾经打动了中国人民的毛泽东的基本口号是“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炮打司令部！”“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因此即使在“整人”时，毛有一点像希特勒，那也是像而已，连毛的政敌邓小平也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301页）。
   
    （九）纳粹运动已经被人类的文明的“泰山”压在了底下，永世都难翻身，可是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要来“二次”——这一点连傻瓜都看得出来。在认识它的遗产时，只要观察者有哪怕一点点研究的眼光，就可以发现1976年的“4-5运动”和1989年的“6-4运动”都是没有最后地成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文革史专家们”说得好：文化大革命“事过境迁，留给人们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回想文化大革命将显得比今天更壮观和有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可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另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以上是九个干条条，只是说明A不是B，没有详细论证的必要。
   
    2006-5-19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1911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