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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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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0 01:06: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龚忠武: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1976)——一段金色的记忆与反思

【摘要】今年是大陆「文革」的五十周年,不少纪念反思的文章,令人不禁也联想到46年前(1970至1976)在台港海外爆发的文化革命,也即大家熟知的、被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赞为「史诗般」的钓鱼台运动(简称钓运);这场当时轰动世界的运动,现在虽然已被似水的岁月冲淡,但也同样值得海内外国人纪念反思。

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1976)
——一段金色的记忆与反思

龚忠武

  一、金色的记忆

  今年是大陆「文革」(1)的五十周年,不少纪念反思的文章,令人不禁也联想到46年前(1970至1976)在台港海外爆发的文化革命,也即大家熟知的、被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赞为「史诗般」的钓鱼台运动(简称钓运);(2)这场当时轰动世界的运动,现在虽然已被似水的岁月冲淡,但也同样值得海内外国人纪念反思。
  往事有的如烟,有的却是金色的记忆,历久而弥新,最好的例子就是有幸亲身经历的钓运;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是因为当时这场运动,犹如声声春雷,震醒了在长期严峻的冷战氛围下与祖国隔绝二十多年、处于冬眠状态的台港海外广大华人的政治意识,打破了台海两岸二十多年的冰封状态,启动了祖国与台港海外华人「笑泯恩仇」的大和解进程,因而在近现代海外华人的爱国爱族运动史上、进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统一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历史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质言之,钓运,本质上虽然是场台港海外留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更是一场在受到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和国内文化大革命(文革)双重刺激和启发的台港钓运世代的带动下,唤醒海外广大华人、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主流的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

  二、海外的「新五四运动」

  盛传1971年周总理对历次「破冰」的海外老保钓回国访问团转述毛主席对钓运的历史评价,高度赞扬钓运是一场海外的「新五四运动」。(3)此即本文题旨之权威依据。职是之故,史家一般认为1919年的旧五四运动是场「文化革命」(有的史家称之为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么依此类推,钓运这场「新五四运动」,当然也可以说是场海外的「文化革命」。
  新旧文化革命,有其共同特征,其中首先是两者都是爱国学生带头发动的学运,而且都是因恶邻日本横蛮的领土侵略激发的,前有山东事件,后有钓鱼台事件。所以新五四运动继承旧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也标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口号作为运动的旗帜。
  两者所谓的强权虽然依旧是恶邻日本,但时移世易,国贼却不同了,已经从旧的北洋军阀集团变为新的独裁武夫蒋介石。在台湾成长的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留美学生,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反对他们「养之、育之」的政府--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转而认同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单就这一点而言,钓运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虽然只限于少数留学生,但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和实质性的时代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就相当于从清朝变为民国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性变化;1949年大陆人民已经推翻蒋家王朝的民国,改换了政权;但由于直接或间接依附台湾国民政府的台港海外华人,在美苏两霸主导的两极冷战世界格局之下,人为地异化于大陆母国,而被推迟了二十多年未能认祖归宗。现在的老保钓通过钓运,补写这一页历史,在台港海外广大的华人社会,初步肩负起推动一统中国的历史使命。
  说它是初步,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统一的进程上,由于美日大小海霸不断设置障碍,想方设法,百般阻挠、扶植岛内外的各种分离势力,所以在一统中国的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因此,钓运只是在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就国家而言,只是一小步,但对老保钓个人而言,却是一大步,改变了他们人生方向的一大步!

  三、货真价实的文化思想革命

  但是,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新旧文化革命都很快由政治社会运动的学运,深入演变为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一场文化革命。旧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师,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孔丘主义,引进欧美的自由主义和欧俄的马克思主义;「新五四运动」当然也拜德赛两位先生为师,但已烙下新的时代印记,老保钓批判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而赋予新的进步的时代内容。
  质言之,就是除了继承旧五四运动左翼拜洋人马克思为师之外,更进而拜中国人自己的毛泽东为师,推崇他为反帝的民族英雄,从而将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蒋介石贬为「国贼」;这一褒一贬之间,对在蒋家个人崇拜的愚忠教育下成长的台湾留美学生,不啻变天变道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因为毛泽东早被蒋家「汉贼不两立」的反共神话教育定性为「祸国殃民」的「匪」、「民族罪人」。所以单就老保钓反蒋认同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而言,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文化思想的革命性飞跃。
  另从广义的文化思想领域而言,新旧两个文化革命都有创意,都有担当;旧文化革命不但敢于扬弃被奉为国教的孔丘主义,引进欧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进而走入广大的中国农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与此相较,海外的「新文化革命」,则敢于自我批判,扬弃国民党和西方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虚心学习马列毛思想,回归祖国的历史文化;特别值得突出的是,老保钓通过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主义,推崇毛为英雄伟人,对恢复自1900年庚子国变以来长期浸淫、耳濡目染,迷恋西方文明,形成「只知有洋不知有汉」的习惯思维、从而早已丧失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人而言,如今自愿地拜自己的汉人为师,的确是一次政治忠诚的飞跃,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大革命!当然,之前崇拜的蒋介石也是个汉人,但不是自愿的,只是蒋家精心编织的一个神话!单就这点而言,钓运就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甚其辞。
  当然就历史场景而言,旧文化革命发生在自己广大的中国社会,而新文化革命却发生在边缘的台港和散居在异域他乡的广大华人社会,特别是蜗居在全美校园、人数极其有限的台港留学生。由于脱离了母体,先天不良,所以注定不可能起到多大的主动作用,有多大的作为;只能被动地起着边缘的或桥梁的作用,随着祖国母体主流的变化而调整适应。所以,老保钓受文革思想和作风的启发和影响,亦步亦趋,有样学样,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四、见证和参与

  笔者有幸见证并深入参与了这个海外「文化革命」的进程。我是1966年秋来到哈佛的,1969年春末取得博士生资格后,原本打算走前辈的老路,专心撰写论文,然后做个教书匠,误人子弟。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时风云突变,天下大乱;在东亚,中美进行第二次战略大决战的越战(1965-1975)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大门炽烈地燃烧;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发起的结构性的严重挑战;在非洲、东欧和拉美的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烈火如火如荼;(4)在国内,文革的洪流正在席卷神州大地。
  国内外的急剧变化,不禁令人深深感到国际的格局正在发生冷战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变化。每天报章电视上报道的全是越战的惨烈战况,美军的伤亡人数,以及美国各大学校园进行的没完没了、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哈佛校园也不后人,经常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乱中取静,不必像美国同学那样担心被征召到万里之外陌生的越南战场上,打一场无理的不义战争。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美国中心史观和美国利益至上的的哈佛学派主导下的美国中国学产生严重疑惑的阴影,(5)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叛逆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随着欧美学生的反战风潮和文革的风暴而日益冲淡,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严重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般,一泻而无所底止。
  1970年底台港留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引发的钓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传统中国士人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向台湾国府造反,向费正清和哈佛学派造反,与台湾和美国的学术界告别,从此走上了孤独的、满布荆棘的体制外的学术道路。(6)
  简言之,此后至今,我选择了走自己的路,一条从流落异国他乡的「民国遗民」(法律上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主流、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
  简言之,就是见证和深入参与海外的钓运。(7)作为一个老保钓而言,其间(1970-1976)标志深入参与钓运的活动中值得一提的重要活动,就是以自由主义左翼的立场主编了《哈佛中国留学生通讯》、与美东的老保钓共同创办编辑了学生刊物和报刊,例如纽约的《群报》、麻州的《新境界》,并于1976年分别主编了美东纪念毛泽东、周恩来逝世的纪念特刊。此外,就专业的领域而言(间接同钓运有关),笔者还同当时哈佛校园的反战美国同学参照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合写了一本旨在批判以「现代化理论」为主流的中国学的专著,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中国的不断革命》),构建一套美国自由主义左翼的新中国学,(8)并于1975年由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Pantheon House印刷发行,(9)颇获好评。这篇文章的完成,标志我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改造,也可视为海外文化革命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史例。

  五、就地报国

  1975年响应周总理海外老保钓就地报国的号召,同一两百多名台港海外已经基本上完成「自我批判、认同新中国 」的思想改造的老保钓,一道进入联合国中文处支援新中国的国际事业。此后直到1997年笔者从联合国退休,其间继续发挥钓运余热,以业余时间同纽约侨界爱国华侨共同创办了《侨报》,并兼任外聘的社委、总主笔、主笔,协助编务,撰写大量评论;还利用假期,以《侨报》特约撰述名义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塞外江南,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脱贫事业。事后汇成专辑,分别在两岸刊印发行。(10)

  六、深刻的反思

  狄更斯说的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双城记》)。(11)这也正是钓运岁月的最好刻画;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在新旧交替、正反的激烈斗争过程中,龙蛇混杂,泥沙具下;钓运固然是老保钓的峥嵘岁月,也有不少令人遗憾的阴暗现象;其中令人遗憾的现象之一就是,海外的老保钓对国内红卫兵极左的偏激行为也盲目地有样学样,国内批白专的样板张铁生现象,竟然一度也成为时髦,例如纽约有个紧跟派、自认「一贯正确」的老保钓,公然在哥大的一次公开的讨论会上,也把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当成靶子,指名道姓地批了一顿。何老如此,我这个研究生何能例外,笔者挤出假期时间返回哈佛撰写论文,也成了白专的罪证。也正是此人,有一次竟然当着哈佛燕京图书馆一位美国馆员的面,说某位老保钓是个「职业学生」,完全不知道此话的政治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类此离谱出格的怪异言行,不胜枚举,都是钓运中值得反思、不应讳疾忌医的「脑子发热」的极左现象。(12)

  七、昙花一现,走入历史

  正当这场海外文革方兴未艾、从钓运转入统运之际,国内政局却又发生了钟摆式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邓小平随后出来主政,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推行向欧美资本主义取经全力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13)当然,在此路线下,海外的钓运和「文化革命」也随之被全面否定,甚至还被国内邓派的某些过激人士上纲上线,将言行偏左的少数老保钓戴上「海外四人帮余孽」的政治大帽子;可见处境之严峻,当然曾经轰动一时的海外「文化革命」也在这种大气候下昙花一现,走人历史,成为钓运中一项「未完成」的爱国事业;连带波及的是上面提到的笔者同哈佛反战同学合写的《中国的不断革命》,(14)从此被束诸高阁,再也无人问津,甚至成了为笔者贴上毛左标签的的黑材料。
  八、风云际会、神奇巧合的一年

  然而世事多变,今年的2016年风云际会,许多重要的历史节日神奇地巧合到一起,例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越战五十周年,新中国三大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四十周年等,美国钓运四十六周年(台湾钓运四十五周年)。更巧合的是,有幸也是笔者来美游学取经(1966年9月6日抵达哈佛校园)的五十周年。
  回顾往事,固然并不如烟,但笔者尤以毕生得以有幸见证并深入参与海外的钓运和文化革命—— 一项民族的事业—— 而感到自豪。诚如老保钓的一位领头人袁旂所言,对台港的保钓世代而言,不论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如果在钓运这项民族大业也即海外的文化革命中缺席,将是终生无法弥补的莫大遗憾!(15)梁任公的家教传承就是两个字,「爱国」;钓运,就是为钓运世代上了最好的「爱国」这一课;如果一个中国人忘掉了这个民族的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岂能终生无憾?!
  记忆,毕竟是已经消失的往事;但世事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种种迹象显示,习总平主政以来,中国的历史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大调整时期,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心,显然已逐步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建设,转向文化文明建设,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宣誓、有所构思了。例如今年5月17日习总在「构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昭示国人和海内外华人,今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最优先的工作,应该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近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在近代世界定性定位,让每一 个中国人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
  习总所谓的今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最优先的工作」,不就是「重点」的意思么!可以设想,习近平启动的这个文化思想建设的旷世大工程,必将同毛邓时代一样,为中国人,为炎黄子孙,迎来另一个傲视古今的辉煌大时代!
  实际上,由上文可见,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中,我们这批台港的老保钓,包括作者在内,早已经沿此方向,多少作出了一些初步尝试性的努力,迈出了一步,虽然是微小的一步。后来由于邓小平大力推行向西方取经的改革开放政策而嘎然终止。但其成败得失或有可值得借鉴之处。这也是作者撰写此文的一个目的和愿望。
  值此纪念钓运、海外「文化革命」的46周年之际,本文作者未敢忘保钓认同祖国、回归祖国历史文化之初心,愿以微薄之力,谨以此文,支持习总高瞻远瞩的呼吁,继续完成海外「文化革命」在这方面有始无终、有待完成的历史使命。
  XXXXXXX
  余论:正当拙文完稿时,欣闻中国女排意外地摘得奥运女排桂冠,不但「舉國震動」,甚至全球华人无不为之激动振奋,网路报章涌现潮水般的褒扬颂赞之声。其中对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队伍的顽强搏斗精神有这样一段深刻的分析,说她们「一路走来,可以被打败,却始终无法被打倒」;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稍加改写为「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倒」,这不正是旧五四标举的「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版么?所以同秉承「永不放弃」的保钓拼搏精神一样,也可视为新旧五四精神在当代体育领域的发扬光大,一脉相承么?
  感谢郎平带领的女排,使我们在今天纪念海外钓运46周年之际,赋予鲜活的新意,并得到启发和鼓舞! 


  注释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简称,这里之所以不称为海外的「文革」,而称之为打上括号的「文化革命」,主要考虑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里,「文革」二字已成为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的专有名词;不但如此,还带有「妖魔化」的强烈贬义,而且又偏于服务于狭隘的政治权斗的意识形态;再者,其全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词,与海外华人社会的情况扯不上关系。是以与本文的题旨格格不入,故称之为一般意义的「文化革命」,而不简称为「文革」,以示区别。
  所谓一般意义,是指用「文化革命」在表述人类文化文明史上,大而言之,在价值、信仰、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忠诚等领域的重大的质的变化;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等。小而言之,例如为人处世的态度,喜好爱恶等。此即本文之主旨,以区别于「文革」,虽然两者有颇多重叠之处。
  2.钓运爆发时间有两种版本,一是美国老保钓的,定于1970年12月,距今46年;一是台湾老保钓的版本,定于1971年4月,距今45年。作为美国的老保钓,本文是专为为纪念美国的钓运而作,当然也可同时间接视为事后追纪台湾去年的钓运四十五周年(1971-1974),因为两者的人与事密切重叠互动。
  3、 七十年代初老保钓组织的历次回国访问团几乎都是蒙周总理在百忙中抽空接见,有时甚至交谈到清晨四五点钟。但记忆中,没有一个老保钓或保钓访问团能够有幸像海外一些名人,见到毛主席,老保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视为钓运史上的一大缺憾和困惑。但可以肯定,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当时海外的钓运是充分了解的,因为老保钓向国内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后来当笔者在编辑钓运文献辑时,间接向外交部和统战部打听这批珍贵的钓运初期资料(文字的和影像的)的下落时,得到的答案是「不知去向」,竟从国家的档案系统中消失了!)
  4、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主稿的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全文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笔者置身其中的、涉及国际格局这么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也即文革发生的国际大背景居然未有着墨,轻轻带过,没有深入分析;这是有违唯物辩证史观的基本原则的。后来反毛的人据此也将密不可分的文革与越战,脱离当时的历史时空条件,强行分开孤立处理,完全不顾文革的丰富内涵、多项目标,而死死咬住狭隘的权斗不放;然而,大量的中英文资料有力地证明,通过「抗美援越」在东亚进行的中美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的越战,以砸烂美苏二元格局下不义的冷战国际秩序,正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考虑之一,而且可能是最重要考虑。1972年越战末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成为三极之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历史问题决议》中,邓、胡使用曲笔,硬说毛高估了当时正陷于「天下大乱」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从而坐实毛晚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严重理论错误,犯了发动文革的严重错误的指控。这是邓派旨在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搞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政治史学,不是基于严谨学理和史实的客观科学史学,例如动态历史学。动态历史学,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问题」的维度出发,客观地考察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详见笔者的《历史的毛泽东,现实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的文字稿和视频,乌有之乡、谷歌、百度等网站)。学问、理论、学说,原本都是为了解决、解释、说明问题,否则就不能成立,纵然有权力作为后盾。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历史问题决议》,当然也不能例外。
  由于不是客观的科学史学,所以对于1972年西方盟主、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何竟然时值邓派所说的中国「正陷于经济崩溃边缘」、「历消息史浩劫」之际,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央求「将中国陷于浩劫」的毛主席,帮助美国体面地从深深陷入越南的泥沼中脱身。消息灵通、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坛老手,尼克松会干这样的蠢事吗?然而,对此具有全局影响的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官方每年只是作为一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天上掉下来」的既成事实,纪念如仪,从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上和史实上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前胡总勉励中国史学界「科学治史」,就这点而言,徒具形式而已。
  5、毋庸置疑,我的两位指导教授费正清、施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学识渊博,都是大师级、宗师级的大学者,让我这个不远万里西来取经的外国学生受益良多,较之我在台湾师从过的老师确有过人之处;特别是费正清,融史料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的锐利的现代治学方法,加上他不拘一格、体现美国当时独领风骚的盛世气派的开放式治学风格,更是深受启发。但他们以欧美中心史观、特别是美国利益至上为指导思想,由此预设而得出的结论,有的肤浅万分(何炳棣对美国中国学的一般评论),甚至有的迹近荒谬,实在令人不敢苟同、无法接受。
  费正清对此当然有自知之明,并不否认,甚至公开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中国学家应尽的天职,而且预感到这可能会在中美两国间引起麻烦:
  然而中国专家,虽然试图充作(美中两国的)中间人,但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占在一边。在基本态度上,他们反映本国的文化及其偏好。因此,人们难免会质疑他们是否能够充分了解中国,也会质疑他们究竟对美国又有多少了解。
  简言之,要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我们必须对双方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中美这两个实体都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单单只是历史那是无法让我们得窥全貌的。这就是说,中国专家根据的假定和所作的分析,都可能只是反映受美国文化制约的盲点。例如,在这些文章中,我特别珍惜对我国传统体制具有根本价值的法律、个人权利和民族自决至上的理念。然而我无法预知这些价值是否也会在中国当道流行。那么它们会在中国将我们引向冲突吗?
  【Yet China specialists, though they try to be men in between, inevitably are one-sided. In basic attitudes they reflect their own culture and its predispositions, and one can therefore question both the adequacy of their grasp of China and also the degre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 In short, to deal wit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e need to know both sides profoundly well. Both are bodies in motion, moving very fast. History alone cannot give us a complete picture, much less a future projection. It follows that China specialists in their assumptions and analyses are likely to mirror our American culture-bound blind spots. In these essays, for example, I have attached a fundamental value to ou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of the supremacy of law,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Yet I cannot foresee their triumph in China. Will they bring us into conflict there? (John K. Fairbank,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p.vi.)】
  6、这些年来,好心的师友们经常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不回到学校教书。是的,在改革开放期间的这二三十年也即在到联合国「就地报国」的这段期间,确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的确多次有很好的机会回归学术界的体制内做个教书匠或研究员,但都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和考虑,最终决定还是走自己治学的道路,做个体制外、独立思考的「独行侠」(笔者老友、台湾文学家吕正惠教授90年代初在台湾统联内部的一次会议上的戏言)式的历史学者,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7、我是在大波士顿地区投入钓运的。在运动初期,我是个后觉者,见证者,全美校园已有不少台港留学生走在我的前头。就我所在的大波士顿区的台港留学生而言,这时一下子跳出来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阶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 和1970年大半时间里,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不断受到美国学生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的刺激和鼓舞,同时更受到来自大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台港留学生便成立了由廖约克主持的读书会,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说。当然,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也是必读的书籍。后来我也被邀参加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是个后知后觉者。
  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进行了自我改造,扬弃了过去在台港接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读书会的历史意义,它在冷战时代头一次使海外盲目膜拜西方文明的年轻一代的台港留学生开始觉醒,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并融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和中国古文明的振兴,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虽然非常稚嫩,但在海外已开风气之先!
  这种转变可以从廖约克当时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略窥端倪,并可以从中了解到哈、麻两校老保钓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如何能抓住历史的主要矛盾?还是那句老话:提高警觉,坚定立场。怎样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主动地去学习至少使我们有直接感受的问题。鲁迅留学的 转变及对青年的批评与期望,胡适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
  在港台,与我们姐妹们年龄相仿的被美军凌辱的少女们,在越南中弹后仍俯身去掩护他弟弟的一个七岁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杀在床上的黑豹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什么是认同等问题,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 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满腔。
  8、这时我们这些台港留美学生思想上革命性的变化,当然是直接受了校园里美国反战学生的冲击,间接受了大陆文革的启发激励。拿我「及身受惠」的哈佛反战同学的造反思想来说,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倪志伟(Victor Nee,华裔美人)(社会学系) ,乔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 )(日本史)、托马斯•恩格尔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尔(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本是反战健将,六四期间却改变立场,在北京十分活跃,据说是他从中牵线引领方励之、李淑娴躲到美国大使馆逃避追捕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等,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的是费正清中国近代史讨论班上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尔)。他们不仅是当时哈佛的反战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战运动中也起着带头作用。
  他们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学潮中,大胆地对费正清说,你错了。这真使我这个一向视费正清为不可挑战的学术权威的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原来费正清也有错,也是可以批判挑战的。
  这些美国的「红卫兵」反战同学向老师造反,向体制挑战的勇气,给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笃守师道尊严古训的外国学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于是,费正清,这个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开始动摇了,也让我走上了向哈佛学派造反的不归路。
  这些美国同学对我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来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反战文章和他们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傅高义(Ezra F. Vogel)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 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精彩辩论。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国人的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所以他们基于 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苏两极的反共反华的冷战思维,是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问题的敌视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这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和大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1968年初越共的春季攻势后,美国在越战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他们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蹋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一下都面临崩塌的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间,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盛世文明突然变得都出了问题暗淡无光,一无是处!然而,对于越战揭露的欧美这种从社会到文明的深刻危机,《历史问题决议》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只见到自己文革期间深受红卫兵的羞辱遭受到的身心「伤痕」而折射出来的并尽力夸大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所以是经不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
  这时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间,同费正清和傅高义进行的冗长的辩论的焦点,是质问他们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根本违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被动性地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可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保密的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个幌 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而已。
  这些前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反战、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哈佛作为一个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的信念,使我对费正清一手建立的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打了个大问号;连带地使我原来在台湾国民党长期教育下形成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以致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确切地说,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 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历史是吊诡辩证的,黑暗的前夜露出一丝引导我走出人生黑暗隧道的曙光!当此时刻,我的美国同学们和他们的同志,例如哈佛的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学的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 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等一批美国反战的红卫兵,假定导致越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费正清哈佛学派为首的中国学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建言,向当道提供了关于中国的错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并严重误导了美国公众。所以他们在1968年3月利用亚洲学会年会之际,将越南问题核心小组(Vietnam Caucus)扩大成为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长期推动对亚洲研究和中国学的重新评价。同时一方面纠集全美各地的反战同志,出版了CCAS 学报,作为他们反战的言论园地,另方面纠集一些研究生或教授向旧中国学造反,另起炉灶,撰写专论,从理论上批判以费正清学派为主导思想的现代化理论,并建立同情共产中国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左翼Liberal Left的新解释体系。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美国同学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论集。1971年1月15日,该书的共同主编佩克和倪志伟正式通过纽约一家有名的潘西恩书局(Pantheon Books)所属的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写作班子,我当即欣然接受,把论文视为不急之务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我被指定负责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化也即历次文化革命的这个侧面,追溯文革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具体而言,我之所以乐于参与这项事业的基本动机与我的美国同学是不同的;我的出发点不只是反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篇专论,试图从西方中国学学者的手里夺回中国自由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甘愿放弃的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权(针对海外华人自由主义的史学界而言,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已从事这项事业)。所以我和这些美国同学是同途而殊归。
  但是,这不是一篇二三十页的小文章,而是一篇无论就内容、时间跨度和篇幅而言,都相当于甚至于尤胜于博士论文的大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这几年中我恶补式地大量阅读了大陆近现代史家和思想史家如范文澜、胡绳、黎澍、刘大年、侯外卢、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和大陆报章杂志上的有关专论;当然毛选和马列 经典也是必读和精读的书籍。此外,也阅读和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英文书刊专论,从而为我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打下了学理和史料上的坚实基础。
  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也就是相当于撰写一篇博士论文的时间,终于于1974年中完成了这篇题目为“Cultural revolutions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1840-1969)”(《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的长达103页印刷页(非打字页)的专论,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写到1969年,前后时 间跨度长达一百三十年。拙文的方法是结合锐利的阶级分析观点、韦伯的理性分析法和儒家的道德史观,论证一个中心观点,即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西方意义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而是由于国家长期沉重的外债、连年民不聊生的内战和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的长期经济侵略,在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制造了无数的贫困农民和工人的无产阶级,这是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广大的无产者极端不满现状,渴望推翻现状,所以要求革命,投入革命,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无穷无尽的人力来源。其次是结合辩证法 的主观能动性的概念和儒家的道德直观法,说明毛如何在文革中改造中国历代一脉相承的「公」的概念,在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现代内容,从而在毛泽东主义里引入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时进行扬法抑孔、儒法斗争的大气候下,提出这样一个肯定儒家积极成分的论断,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对我个人来说,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无疑地,这是我个人当时思想上的一次质的巨大飞跃,个人的思想革命。所以本文视钓运为文化革命的主旨,是以个人切身的心路历程作为根据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在老保钓的思想转变中很有代表性(参见笔者主编的《峥嵘岁月·壮志未酬》)。
  历史学者很像一名社会医生,利用心理历史学分析方法,根据历史事实来诊断社会的病因。过去我这个社会医生,学的是传统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本领,结果始终把不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脉动。自从通过镀过马克思主义之金的毛泽东主义――遗憾地是未能等到通过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开始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这个结果真使我喜出望外,兴奋莫名!
  我之所以到哈佛深造取经,不正是要学到这套本领吗?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不是从费正清、施华茨那里学到的,而是从批判他们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那里学到的。这是我到哈佛之初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参见拙文,《激情的哈佛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载于各大网站)
  9、所以可以说,我在哈佛撰写了两篇论文,一篇出版了,一篇则存存于哈佛总图书馆。1975年我带着出版的文章去见施华茨,要求以这篇文章作为博士论文,但被拒绝,他说哈佛规定,已经出版的文章不能作为博士论文,所以被迫挤出业余时间又撰写了另一篇论文,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Chang Chih-Tung And The Ch’ing Restoration, 1863-1881(《晚清最后一个儒功名之路—张之洞和同治中兴》。
  10、由于作者在1976年后所从事的有关钓运的爱国活动,已经超出本文论述的时限(1970-1976),所以不在正文详述,仅在本注释中述其大要,备供对钓运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参考:1996、1997年作者先后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人间出版社);2001年在台湾出版由陈映真和作者合编的《春雷声声》(人间出版社);《盛世诤言》(2002年,(海峡学术出版社);《一个书生眼里的国事、天下事》(2004年,台湾问津堂书局);2006年在台湾出版由作者主编的《春雷之后》(人间出版社)(三大册);2009年在北京出版的由作者和程君复程君复夫人蔡文珠合编的《程君复先生文集》(九州出版社);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由作者和关文亮夫人朱织图合编的《关文亮文集》(明报出版社)(两册);2010年在台湾出版的由作者主编的《峥嵘岁月·壮志未酬》(海峡学术出版社)(两册)。(以上各书合称《春雷系列》)
  11、原文如下: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foolishness,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it was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12、文革时期,笔者被贴上白专的标签,改革开放时期,却又被贴上了右转的老保钓眼中的「毛左」的标签;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为难,难以自处。当时,笔者也犯了跟风的毛病,积极参加了「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活动,当然这也可以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类此现象,是笔者认为钓运中应该深刻反思的反常言行。
  13、既然摆明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大政方针上,断然采取了与毛的政治挂帅截然相反的经济挂帅的路线;在国际上,以毛多年积累的丰厚政治资本交换美国和西方的经济金融资本,联美反苏,发动美国人「深获我心」的惩越的自卫战争;在国内,否定文革,有限度的批毛等。
  但就联美这点而言,当时的美国正值越战惨败之后,国际声望大落,霸气不再,邓的联美政策,无异于雪中送炭,在美国内外交困时帮了及时予以援手。当时的卡特政府,在布热津斯基的主导下,遵循尼克松、基辛格制定的联华反苏的政策,放弃越战时的大棒政策,改而推行直到现依然不变的「民主人权」的胡萝卜政策。可以想象,美国此后的历届政府,投桃报李,也给予邓小平和中国以丰厚的经济文化领域的回报,对中国提供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市场、资金、技术、经验等,并开放大量中国留学生来美取经。
  现在看来,这是邓小平总设计师的一个大胆的政治博弈,结果成败得失参半;中国的经济虽然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也相应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信仰迷失,道德、社会风气大幅滑坡,贪污腐化、拜金主义、崇洋媚外之风大行其道;特别是就两岸关系和中国统一运动而言,以政治换经济,着重两岸的经贸活动,放松对台独或独台思想的压制,以致这些年来台独势力在美日明帮暗助之下,终成气候,取得政权。这可能是邓派为此所付的始料未及的高昂的政治代价。有鉴于此,在文革中锻炼成长的习近平主政以来,大刀阔斧,拨乱反正,以便将中国的社会运作和和两岸关系,再度纳入马毛主义思想主导的正轨。
  14、这本书参照马列毛主义,系统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值此习总呼吁重视中国话语权之际,应该引起国内新左派的兴趣。
  15、他们大部分至今仍无怨无悔,为曾经燃烧过的激情青春岁月而自豪,甚至表示如果再有一次保钓,他们将义无返顾地再次投入。(朱双一,《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6/09/37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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