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衍庆：我是这样认识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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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认识文革的
——在《文革思想真谛探讨：〈毛泽东的“珠峰”〉读书交流会》上的发言

肖衍庆 08-5-18  

我也是文革“过来人”。文革不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即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的大运动。通过这场大革命，我确立的革命世界观，至今没有动摇。现将我的亲身经历向大家做个汇报，供大家研究文革参考。

以受教育者的心态参加文革

1966年5 月，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当时是在通县一个工厂搞四清、学大庆。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发表，我们就从工厂回到机关参加运动。记得当时我们研究室主任王▽▽（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端着茶杯，翘着二郎腿出席批判会的。“王▽▽，你把态度放老实一点！”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王▽▽吓了一跳，才把二郎腿放了下来。这时，我才觉悟到，敢不敢和单位的主要领导划清界限，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实际考验。
运动来得非常迅猛。我们在机关没呆几天，工厂的工人就起来了。我们几个年轻干部担任工厂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工人就来机关揪斗我们。从这时起，我们就成了两种身份人，一种是在机关充当革命派，一种是回工厂充当被斗对象。我回工厂比较晚，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服务后，接到工厂要我回去的电话。我当时有幻想，以为自己在工厂和工人“三同”，关系不错，不会被斗。接到电话后，我心神不定，连中午饭也不想吃，是硬着头皮、抱着七上八下的心情回到工厂的。没有想到工人没有让我低头，只是站着听他们的发言批判。工人们说得好，你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害了我们，你也是受害者，我们批判你，就是要你和我们一起批判修正主义。
我回来的路上，一身轻松，好像洗了一个温水澡。第二天，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一条毛主席语录：“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没有想到，第二天就受到大伙的批评，说我在表白自己；我反复问自己：是这样吗？问明白了，就以自己的真实感受，鼓励比自己还年轻的干部去工厂接受群众批判。
“一月风暴”兴起后，机关出现了两派夺权的辩论和斗争。我是一个穷学生，毕业分配到机关，连个书箱也没有，全部日记、创作都在办公桌里放着。对立派一砸抄，就断章取义公布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对我进行批判武斗。我用大字报进行了必要的辩白，并表明愿意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的态度。
当时，不论是正确批判，还是不正确批判，对于被批判者，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那些日子里，压力是很大的，迫使自己想，到底错在哪里？我就是这样度过群众批判这一关的。
群众对修正主义的痛恨态度极大地教育了我。在大批判的高潮中，我抓住刘少奇这个最大的走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言行，对照毛选四卷，语录对照式地批判，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字报栏，受到大家的好评。从大批判中，我生平第一次从理论上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
于是，我就利用机关两派打派仗的空隙，日以继夜地抄录社会上传印的毛主席著作、讲话和文稿。我整整抄录了三大本。接着，我又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类，从中摘出语录，编抄成册，供自己学习。这样一来，毛主席在这三个方面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一清二楚。对毛主席的认识也就深化了。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要给他们以再教育的重要指示传了下来。我们研究室大都是首都高校的高材生，大家一学习这个指示，思想都爆炸了，讨论会上争论很激烈，有的说：“说我们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那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员白当了！”我虽然没有这么反对，但思想也是不通的；凭着对毛主席的信赖，我深深地思索着。
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市委机关，开展“清队”。没有想到，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思想“左”的比群众中的左倾思潮还“左”，他把我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攻击毛主席的言论一概算成我的思想言论，批判我，要我交代反动思想，说，文艺作品中的反动言论是你反动思想的叶子，你交待反动思想是刨根。我说：“你打破我的脑袋，我也交代不出反动思想。”他们火了，就召开大会批判我。有人引用林彪的话，批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大坏蛋。我在笔记本上记成“林副主席：‘……’……大坏蛋。”军宣队里有位将军的女儿，她在批判会上就站在我的背后，发现了这一记样，会下立即叫我交出笔记本，上报领导。于是，不容我争辩，就被打成“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上了批判会。会后，就被关进群众专政的黑屋子，成了当时市委机关最年轻的清查对象。
我知道问题严重了，思想波动很大。在同屋里，有位老同志看出来，就安慰我说：“这是革命的监狱，你不要怕。”并以他两次坐革命监狱的事实开导我；军宣队里有位解放军知道我是冤案，就在送我回监室的楼梯口，传我一张小纸条，我回屋一看，是毛主席关于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指示。这当然给我一很大的安定。
在审查期间，有一天锯钢条劳动，监护我的是一个同派的青年工人，他偷着告诉我，我们研究室一位比我晚来的青年干部，经不起审查，爬上烟囱，跳下自杀；劝我安心接受审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到十分钟，我就锯坏了四根钢锯。工人师傅说：“你怎么啦？说你有意吧，你会觉得委屈。”我只好静下心来，好好劳动。晚上，躺在地板床上，合不上眼，想到自己从初中开始，就享受人民助学金，一直到大学毕业，光吃用就花了国家七千多元人民币。我不能走那条路，当劳动力，我也要把这笔钱还上。这样一想，我平静多了。第二天，我写了份血书：“今后忠于毛主席，愿洒热血为人民。”交给军宣队。
后来，给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我知道，自己是个冤案，一时难以申辩，就下定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判，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帮我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走进大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种思想还不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映吗？抓住了自己要改造的思想，接受“再教育”的觉悟就产生了。
在这期间，我选录了三条毛主席语录，作为自己下放劳动的精神支柱。一条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一条是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的：“聪明人往往处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一条是毛主席在审批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加写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最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我就是带着这些精神支柱到北京郊区边远小山村，插队劳动锻炼的。
在农村，我除了劳动，还学会给农民扎针看病，帮农民在城里买东西。一年冬天，我感冒了，浑身无力，可想起一位老人也患感冒，就在夜间拄着棍子，爬坡给老人扎针。回到屋，睡不着，翻看毛主席《纪念白求恩》，顿然觉悟到，知识分子为名为利的思想不就是“低级趣味”嘛。小时候读《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对名利思想看得很重，现在能看出它就是“低级趣味”，那实在是我的世界观的一大变化。所以，林彪事件一出来，给我平反时，我给老伴写信说，千万不要埋怨组织，要感谢这次下放劳动，它让我明白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要改造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有了这个立足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扎根。

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加深对文革的认识

平反以后，我很快回城工作。市委的一位部级领导和一位市级领导的夫人在北京市邮政局负责主要领导工作，我就被调到那里任宣传处副处长。但是，在工作中，我发现这两位知己的领导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尤其是那位夫人，对文革怀有很深的偏见。这时，我才明白，他们调我到他们身边工作，是因为我是被文革整倒的人，会和他们站在一条路线上。我是在农村和农民一块儿批林整风的，农民群众对毛主席的深情和对林彪的憎恨，我是亲眼经历了的。而进城以后，我发现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发生了回潮现象；我们这两位领导就很典型。于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我就贴大字报要这两位领导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谁知这引起他们的极大反感，向我研究室的老同事调查我在文革中的表现，对我采取警惕态度。后在揭、批、查运动中，抓住我给时任市委书记谢▽▽的一封信，把我定为清查对象。
这一次，我极为清醒，知道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逝世后，党的路线很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为首的，很可能就是被打倒的那一位。我就利用劳动的空隙，无人过问，无人干扰的有利条件，写我的长篇小说《双水峪》。我选择批林整风事件，一是亲身经历了的，二是想采取“红烧鲤鱼，我吃中段”的办法，避免人家来否定。
我一口气写了七十万字，先是拿给我下放的村子一个在城里打工的青年看。他看了一个月，说：你写的人我都能叫出他们的真名儿。后又拿给我劳动的车间女工看，看了以后对我说：你咋对社员那么好？这两条反映都告诉我，自然主义影响着我的作品。于是，我就到北京一家报社当记者，跑农村，为农民办报。利用这个机会，到我插队的村子，到郊区农村了解更多的农民。更重要的是，在群众中分辨两条路线的是非，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我办的是《青年之友》版面。那时，郊区有些青年就向我反映，邓小平、胡耀邦否定文革，是要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显然，这是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可贵觉悟。
1989年“六四”风波，我初患心脏病，在家休养。5月1 8日晚，老伴告我，工人上大街了！她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大街上看，我一看，真有些文革的劲头，心里实在高兴。也许太激动了，回家就犯了心肌梗死。“六四”枪声，我是在医院听到的，被打死打伤的群众，我也是在医院看到的。这一血的事件，深深震撼了我，我就开始修改我的小说。那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更突出。
在修改的过程中，接连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惨烈的政治事变。从电视上看着红场上红旗落地的那一情景，心都要碎了！但是，这些事变和“六四”一样，都印证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无比正确，印证了毛主席发动文革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就是从这时起，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1996年，我退休出国探亲。出国前，我把修改好的上卷，拿给南方一个出版社出版。在国外，我一看出版的《双水峪》，把毛主席那段关于文革的精彩论述给删掉了。回国后，我问编辑，他说，是省师范学院一位教授审稿时删的。这是删了作品的灵魂。为弥补这个遗憾，我决定修改下卷，上下卷一块出版时恢复这段论述。
国外探亲，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到的，使我进一步看清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取向。在美国，一次圣诞节聚餐，美国人三三两两谈得很起劲。我问女儿，他们都谈些什么？女儿说，爸，他们都谈的是工资、住房、待遇问题，和咱中国人不一样，才不关心政治呢。我回国一看，我们已经赶上了美国这种社会风气。毛泽东时代的民风民气，已经荡然无几。这就使我修改下卷时，歌颂文革的激情油然而生。
“改革开放”是从否定文革起步的，但是，“改革开放”的历程，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歌颂文革，自然是对“改革开放”的一种根本否定。

力求站在毛泽东的高度认识文革

党史学家胡绳在他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里，曾这样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胡绳这里说的“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无非是说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发动和领导的。这话当然没有错。但是，他认为文革是巨大的错误，这就使他不可能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谈论文革，相反，他是跟着邓小平跑的，所以，后来他就无端地给毛泽东戴上了“民粹主义”的帽子，离毛泽东而去——跑到修正主义的营垒里。这个归宿说明，当你认为文革“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印记”时，你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来研究文革，认识文革，还是离开毛泽东的立场来研究文革，认识文革。
我自己认为，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实在是英明透了。这件事凝聚了毛泽东一生的智慧和胆略，开辟了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像对待马克思、列宁那样，对待毛泽东这一遗产。要研究、认识毛泽东这一遗产，就必须力求站在毛泽东的高度，即用毛泽东的革命世界观观察研究这一问题。这个要求是困难的，因为我们的世界观要达到毛泽东的高度，是很困难的。但是，有这个愿望和没有这个愿望那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首先给自己提出，要做毛泽东的学生，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请教，老老实实地学习、揣摩、领会他的一切著作。同时，我又提出，要做毛泽东的战士，把学习、研究和批判现实的修正主义结合起来。我既鄙视修正主义者、走资派那么无视毛泽东、仇恨毛泽东，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所谓学者站在毛泽东之上指手画脚。因为每读这些文章，总有“昆鸡长笑老鹰飞”的感觉。
毛泽东以他的革命世界观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消灭剥削制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南亚已经出现了毛派共产党闹革命的红色走廊，他们以拥护文革为共同的革命信念，以毛泽东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尼泊尔革命更是渗透着文革的经验，它不仅在人民战争中武装发动农民，把受苦最深的妇女武装到人民军队中，而且提出自觉解决私有观念的问题，搞斗私批修活动。在地下活动时期，他就以大会党的名义发动群众迫使国王放弃解散国会的决定，从而奠定了和六党合作的政治基础。随后，又以武装斗争为后盾，发动三次规模宏大的人民运动，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的国家，铺平了道路。尼泊尔革命是在民主革命阶段，自觉运用文革的经验，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就取得成功。完全可以看出文革在世界革命中的巨大生命力。
从国内来看，那些优秀的反修战士身上充分体现出文革的精神。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带领村民搞出集体经济亿元村的光辉榜样。他敢于在中南海说：“承包是懒办法。”这无异于是挑战书。他在干部中实行“二百五”分配制度，既是乐于接受“傻子”诬称的革命气度，也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有益实践。西安高陵县食品机械厂厂长李甲才坚持用毛泽东办企业的思想和路线，抵制修正主义的破坏。他敢于批修，当着县领导的面，批判修正主义，使领导怕他三份而放他一码。他在厂内坚决贯彻“管理也是社教”的方针，向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说：国家已经变了，我们就解决个人和集体、公和私这一对矛盾。他明确说：“坚持毛泽东思想主要是继续革命理论不动摇。”
我们还可以从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看文革的影响力。（略）从老人的十一条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条条都体现出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体现出对这一理论的运用，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他说，我们提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不是要回到过去那样的社会里；因为过去那样的社会也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和监督权。我们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更好地实现人民的管理权和监督权。他特别指出：只有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觉悟到监督自己的政党，对自己政党的领导人，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好办了。阶级监督政党，政党领导阶级。这些思想既体现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又体现着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斗争中，革命战士新的感受和新的觉悟，亦即新的思想。如果我们大家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就应该在提高阶级觉悟上下功夫，面向群众，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而正确认识文革，就是正确认识阶级、群众对自己党和国家实行管理和监督的重要课题。
文革是一座富矿。一切革命同志应该以探矿、开矿、采矿、出矿的全程精神，结合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斗争，开展社会主义大革命的需要，提取巨大的精神武器，让文革的光芒重现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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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原北京日报同心出版社社长肖衍庆在红旗大讲堂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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