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 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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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

作者: 余三定

《东方文化》2002年第03期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转载，此后在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以及它所维护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开辟了党的历史的新时期，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真理标准公开的大讨论虽然起端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5月，但在民间、在民众、在社会的底层则可以说早就酝酿着这样一场讨论，我所了解和十分景仰的已故理论工作者许诺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认真地、坚韧不拔地探讨着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真理有无阶级性与真理标准问题虽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有着十分紧密联系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孕育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者说其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
　　
　　一
　　
　　许诺(1910—1993)，湖南省岳阳县人，1935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崇阳县委书记、中共岳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春奉命去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任校刊《党校生活》总编辑和语文教员。1942年10月至1946年2月，在延安审干期间受到三年半的拘禁审查。1946年2月，到新华通讯总社编辑部工作。1949年6月参加开办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同年11月改名为北京新闻学校)，北京新闻学校由范长江任校长，许诺任教务科长。1953年3月调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部办公室主任(一部主任为胡绳)。1955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许诺任校刊编辑室主任，主编校报《实事求是》、校刊《理论与实践》和《向专家学习》。1958年上半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行政由十一级降至十四级。1958年7月起被下放山西人民出版社作编辑工作，1964年4月调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图书资料室工作，1966年9月被太原红卫兵驱逐回岳阳县老家黄岸公社。此后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党校给予彻底平反，1979年6月回到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研究》编辑部工作。1980年7月，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第八和第五编写组组长，参加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的编写工作。1982年8月离休。许诺先后发表过数十篇哲学、思想修养、中共党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论文，并在50年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著作《新道德和新青年》。
　　
　　二
　　
　　许诺对于真理有无阶级性的探讨就是“文革”中他被红卫兵赶到岳阳县乡下的老家进行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70年3月，最后一篇文章写于1974年12月，前后差不多整5年的时间。
　　当时的背景是，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通知”(即“5.16通知”)有这样的话：“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这个中央文件明确肯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把否认真理的阶级性看成是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时候一般人对中央文件是不敢甚至不会想到去怀疑的。因而，此后的报刊社论、文章和哲学政治理论书籍几乎都是肯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如当时出版的哲学著作《认识与真理》(张恩慈著，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辅助教材(初稿)》(长沙市高等院校哲学辅助教材编写组1973年内部印行)等都明确肯定真理的阶级性。张恩慈的《认识与真理》“文革”前出第1版，1972年出第2版时专门增加了《客观真理与阶级性》一节。许诺1973年在《为建议就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组织大辩论致中央有关单位及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中写道：真理有阶级性这种论点，“有人一再地把它写进了批判文章，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有人把它写进了论述真理问题的专著，由中央政治理论书籍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广为发行；有人把它写进了哲学教材，供一定地区的高等院校教学之用……这些作者和编者，把真理有阶级性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定论，说成是尽人皆知的‘普通知识’，不容提出异议。”据现存资料，许诺上述那段时间里撰写的文稿主要有：《【问题征答】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1970年3月14日)、《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大纲)》(1971年9月3日)、《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信———对张恩慈著〈认识与真理〉一书提意见》(1972年11月7日)、《致〈认识与真理〉一书的著者张恩慈的信》(1973年5月10日)、《致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信》(1973年6月1日)、《致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信》(1973年9月18日)、《致长沙高等院校哲学辅助教材编者的信》(1973年10月21日)、《致江青同志阅转康老、曹大姐的信》(1973年10月21日，引者注：“康老”指康生，“曹大姐”指曹轶欧，延安时期许诺曾和江青在一个党小组工作过，与康、曹亦较熟悉)、《致湖南省委宣传部的信》(1973年10月25日)、《为建议就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组织大辩论致中央有关单位及有关领导同志的信》(1973年12月29日，以下简称《建议信》)、《致任继愈同志的信》(1974年12月15日)等等。
　　《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大纲)》简练而集中、明确地表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兹录如下：有些人认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
　　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真理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人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则是受着多种条件限制的，不但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在阶级社会里，并且是受着人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限制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态度更是因其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的不同而大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是这样。所谓真理有阶级性，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1.社会上有多少种阶级便有多少种真理；2.认为真理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产物，它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3.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真理。
　　以上三种看法，无论肯定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从根本上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亦即从根本上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因此，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其所以发生这种错误，是因为这些人把真理本身有没有阶级性同人们认识真理的能力，特别是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态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他们所持的论据，则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真理的个别论述作了不正确的理解，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真理观则缺乏全面的研究。(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从上述“大纲”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是不从流俗，独立思考的理论探索勇气。二是逻辑严密，推论严谨。文中将“真理本身”与人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对于真理的看法和态度”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这就为作者观点的确立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三是与当时一统天下的“大批判文章”迥异的学术性文风和学术批评话语。
　　许诺关于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论证是在与对“真理有阶级性”的驳论中展开并确立的，他对于论敌的反驳是极为犀利有力的。他在《致长沙高等院校哲学辅助教材编者的信》中逐一分析、否定了对方的六个论据，可谓痛快淋漓，十分精彩。第一，从毛泽东关于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能够引出真理有阶级性的结论来，除非认为世界上只有“主观真理”。第二，列宁所说的“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能说明人们对待真理的态度是有阶级性的，而不能说明真理本身有阶级性。第三，毛泽东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科学有技术，可惜“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这里说的是人们对于真理的运用是有阶级性的，这同真理有无阶级性毫不相干。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无产阶级认识它，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愿意认识它。这只能说明，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认识真理的能力是有阶级差别的，并不能证明真理本身也有阶级性。第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不等于真理有阶级性，因为哲学是人们创立的，而真理则是客观存在的。第六，中共中央1966年“5.16通知”中的说法(见前引)。因为对方的这个证据政治性太强烈了，许诺的反驳不得不用了比较缓和、委婉的语气，但其内蕴的精神则是坚定不移的。许诺说“我感到这句话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词不达意的。从紧接着的下文可以领悟到，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他们根本否定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态度是有阶级性的。”在上述充分驳论的基础上，许诺总结说：“由此可见，尽管你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证据，却没有一个是足以证明客观真理有阶级性的。这些论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发现、反映)、看法和态度，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发现、反映)、看法和度有没有阶级性跟真理本身有没有阶级性，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三
　　
　　许诺不仅就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且就如何开展学术批评、学术争鸣提出了很好的也很为具体的建议，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亦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许诺在《建议信》中指出：关于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现时我国至少存在三种人：一种是真理有阶级性论者，可以简称为有派；一种是真理无阶级性论者，可以简称为无派；还有一种人，他们认为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无关大局，这个问题没有现实意义，值不得争论。这种人可以称之为可有可无派。这三派中的每一派，都大有人在。目前的阵势是：有派称霸，无派受压，可有可无派不愿说话。”基于此，许诺慎重建议，在中央报刊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公开的群众性的大辩论。许诺认为，开展大讨论，不但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活跃学术界的空气。有利于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利于纠正存在某些人中间的以一言堂代替群言堂、以主观武断代替客观分析、以随声附和代替独立思考、以以力压人代替以理服人等不正之风。”许诺在这里实际上对当时理论界、学术界的极左的不正常风气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接着，对于如何开展讨论，许诺提出了六点注意事项，其要点如下：(一)“确认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对革命实践有重大关系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肯定其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许诺提出，“在辩论中，应允许双方有同样发表意见的机会”。(二)任何一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提出批评时，应避免使用“背叛”、“歪曲”、“窜改”、“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一类词语，只使用这是“错误的”、“不对的”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或“误解”一类字样。(三)辩论应是群众性的。(四)切实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五)不要急于作结论。(六)辩论的结果，应是谁代表了真理就服从谁，不存门户之见，不作意气之争。可以说，上述每一条都是针对当时扣帽子、打棍子的极左文风和用政治代替乃至扼杀学术的专制主义的。在当时情势下。如果许诺没有真正学者的独立精神和独立品格，没有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是不敢也不可能提出上述系统见解的。
　　考察今天的学术界，许诺的上述见解仍富有生命力，仍有现实的启示和警醒意义。在今天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中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大有人在；以力压人、以势压人(只是这“力”、“势”由当年的政治变成了现在的权势)的现象并未绝迹；缺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科学精神，而陷入浮躁、虚夸，甚至弄虚作假者时有所见；学术在摆脱“文革”中被政治奴役的地位后，又有沦为金钱的附庸的危险。
　　
　　四
　　
　　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许诺在乡村的一隅对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作着独立而持之以恒的探索，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央级的出版社，给当时十分显赫的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小组以及一些书籍、文章的作者、编辑写信寄文，大多没有回声(也曾收到过上海市革委文教组代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人民出版社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等的简短复信，复信大都是说“真理有阶级性”是“无可非议”的定论，是世人皆知的“普通知识”)，更未能发表，但也未招来什么打击迫害。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许诺的论文(包括信件)太具逻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当时的“御用理论家”们无力反驳，便只好或简单待之或沉默待之。
　　许诺的基本观点是：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是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践，所以是没有阶级性的。可见，承认真理没有阶级性和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否定真理的阶级性，即否认了真理的主观性，也就必然否认检验真理标准的主观性(主观标准)，从而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承认真理的阶级性，即承认了真理的主观性，就必然承认检验真理标准的主观性，从而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许诺提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了整整8年。当然，许诺思考和论证的侧重点、针对性、系统性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有区别的，但我们说许诺的探讨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孕育与先声，是并不夸张的。
　　同时要指出的是，许诺的文稿毕竟写于“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以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痕。比如，在《致长沙高等院校哲学辅助教材编者的信》中，在信的开头肯定这部教材的优点时，称赞这部教材“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哲学战线上取得的可喜成果之一”；在《建议信》中提出的六点注意事项的第三点中，提出“还要多多发表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广大工农兵的一得之见”；在《建议信》中还特别提出：“我建议仿照过去苏联处理语言有没有阶级性问题的作法，在中央报刊———《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上开辟专栏，就真理有无阶级性问题组织一场公开的大辩论……如果经过大辩论，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最后就可请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作结论，如像当年苏联请斯大林就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大辩论作结论那样”。
　　我想，对于上引的段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许诺撰文必然会受到他撰文年代时风的影响。相较而言，许诺受时风的影响是很小的。二是许诺向中央和一些声势显赫的单位、个人写信，努力将自己的论题限定在理论的即学术的范围内，但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政治，在谈论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时他做到了独立思考，不受时风的影响；但谈到有政治色彩的问题或与政治有联系的问题时，他也不得不说一些与时风一致的话。这既可能是出于真心，也可能是为了自我保护的需要。因此，我们既要指出、分析许诺的某些局限，也要理解他的某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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