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主流无史学——写在《马寅初考》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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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无史学——写在《马寅初考》出版之际

梁中堂


所谓史学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领域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最近读百岁老人周有光的东西，发现他有一个观点，即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才可称之为科学。而我说主流无史学，也就是指主流多年来的有关计划生育历史的宣传基本不符合事实，则都是出于自己近年对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所得。自踏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领域，我也是无条件接受计划生育部门的宣传，即使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以及在山西省翼城县搞实验，那也都是在体制内的所作所为，基本前提还是承认计划生育的依据，以为实行计划生育是合理的、必须的和必要的。10多年前有意要做计划生育的历史研究，也仅是想了解当时我们何以走向误区的，并未对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有所怀疑。但是，随着重新整理和研究自己走过去的这段路程，发现很多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而且有不少是被人有意误导的。
我1978年进入计划生育领域的时候，有关部门就一直宣传说“四人帮”反对计划生育。譬如，那一年的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上，陈慕华和李先念都讲到“四人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破坏。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把计划生育当作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认识，“四人帮”是反党反革命，他们也就必然要反对计划生育工作了。重新研究历史以后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国计划生育最初的几十年，基本上都是在避孕和节制生育的意义上来做的。节制生育是工业化创造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上海市作为我国最早一座现代化城市，节制生育的普及率一定会高于其它的地区，生育率则相对低一些。所以，作为政府的一项工作，主管部门一定会较多地关注上海市，向全国介绍上海市的情况。即使从工作方法来说，这都是自然与合理的。另外，从实际情况来说，从50年代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开始，上海市也一直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不少的经验。读者知道，张春桥作为柯庆施悉心培养的一位政工干部，文化大革命前就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张春桥所以能够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毛泽东的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柯庆施提携的结果。我们如果理性的分析这个事实，那还得认可张春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学得了包括如何抓计划生育工作在内的柯庆施真传。
以上也不仅仅是逻辑推理，是有历史依据的。1967年到1968年，全国大乱的背景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就认识到必须抓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上海市不仅认真抓了郊区，而且抓出了成效、抓出了经验。1970年6月28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沪革[1970]44号文件转发《严桥公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报告》，向全市推行川沙县严桥公社的经验。接着，中央卫生部军管会又向全国转发了上海市的经验，这才推动了全国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农村。有关部门最近一些年宣传说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少生了4亿人，都是从这个时期算起。如果我们看中国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变化，1969年还高达5.8左右，1970年以后迅速下降下来，10年间就降到了2.5左右。这是人类生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计划生育学习毛泽东竖起的上海这面政治红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农村，大抓农村分不开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功不可没。
更为重要的是，事实证明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一帮人具有强烈的计划生育自觉。1974年到1975年，毛泽东离京南下养病期间，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于1974年12月31日以中发[1974]32号文件形式向全国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计划生育工作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和河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发出的唯一一份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文件。1975年1月22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会后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当别人都在谈生产计划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主动提出要抓计划生育。我们知道，上海市以张春桥为首的领导班子，是文化大革命中各个省、市、自治区最稳定的一个领导集体，这一班人表现出的计划生育自觉性，是一般的党的干部所没有的。但是，从中央到计划生育部门，却一直在说“四人帮”反对计划生育！
再说“公开信”。我在1980年亲历“公开信”的发表，感觉到与计划生育部门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计划生育部门这个时期似乎是在过关。但是，1989年以后，计划生育部门却总是把“公开信”当作是党中央不断向严紧政策推进的一个台阶。2010年坐下来系统研究时，从逻辑上推断出“公开信”是“一胎化”到“女儿户”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是新近走到党和国家领导第一线的胡耀邦赵紫阳对“一胎化”的忧虑而做的一个临时性安排。2013年，当我发现胡耀邦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在1981年9月10日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上的发言后，这个认识就被证明了。至少，当时的计划生育部门是了解中央的态度的，知道中央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胎化”的做法。但是，他们一直隐瞒和歪曲历史，误导舆论。
现在再说我们这本小册子吧。10多年来，马寅初的研究搞得我好苦。
我1978年进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领域，1979年中央为马寅初“平反”。所以，马寅初因为主张控制人口而遭受到党和政府的批判，以及康生（后来又扯出了一个陈伯达）组织批判马寅初的故事，都是全盘接受的。谁曾想这全都是假的！那个时候正有一个反思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和“翻案”、“平反”的思潮，特别是对马寅初的宣传中提及所受批判由康生、陈伯达组织，其后台毛泽东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毛泽东先是接受了马寅初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后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致使计划生育工作走了弯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是当时影响广泛的一个命题。要知道，当时全国人口是9亿左右，减去3亿是多少？如果中国那个时候仅只有6亿，一切事情就好办了。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在全国各地推行十分严紧的“一胎化”政策。6月21日，陈云在新华社的内参上批示“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对马寅初的“平反”和对马寅初错误批判的宣传，就都纳入到推行“一胎化”政策的轨道上。——如果当年毛泽东不是批判马寅初而是听从了马寅初的主张，中国不误增这么多的人口，可能现在也无需这样做了。——人们试图将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比毛泽东还灵光的神。
笔者是一个思维愚钝的人。只是在10多年前，觉得搞了几十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对于它的指导思想没有系统研究，终究是个缺陷。这是研究毛泽东人口思想和马寅初的初衷。但是，直到2010年《马寅初事件始末》的历史部分都完成了以后很久，马寅初先于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和毛泽东批判了马寅初的基本认识还统治着我。所以，在毛泽东的研究中寻找受马寅初影响的资料，在马寅初研究中寻找马寅初如何影响毛泽东，以及康生陈伯达如何组织批判马寅初一大堆子虚乌有的东西，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
马寅初在1958年和1959年年末到1960年年初曾两度被批判，这是事实。但是，首先，不是党和政府批判了马寅初。马寅初可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者普通的民主人士，他是中央政府里的大官，是可以与毛泽东、周恩来坐在一起的大人物。因为他从不反对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必要批判马寅初。其次，马寅初遭受批判也不是因为他主张控制人口而受到了批判。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如同都是节制生育，但主流的意识形态总可以讲出一番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马尔萨斯主义，我们则是马克思主义一样，即使批判马寅初人口论，那都能够将党的政策和马寅初严格区分开来。
那么，马寅初因何遭受批判？这必须到知识分子的原罪方面来认识。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连续两次提出改造知识分子，以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顺便澄清一个误解，近些年有一种观点，说毛泽东早年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受到教授们的歧视，建国后报复知识分子（特别要是要报复北京大学教授），这才有了对知识分子的反复改造。这是用小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解构毛泽东。毛泽东关于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来源于列宁的赎买资产阶级专家的观点，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列宁的重要文章《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列宁就阐发了这一思想。按照列宁的观点，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统计师、技师等知识分子，更毋庸说大学里的教授们了，一概都是资产阶级专家。但是，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又离不开这些有技能的人。所以，列宁提出用高薪赎买他们，在工人的监督下让他们老老实实地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1951年6月1日，周恩来在对教育和学术界的一次讲话中说：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有资格聆听周恩来这次讲话的所谓北京大学教授们，自动组织了学习会，并委托校长马寅初聘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们做学习辅导，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我之所以用“所谓北京大学教授”，是因为并不是一般的教授，而是如汤用彤等具有副校长和教务长等等行政职务的教授们。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以后，苦于没有适当的形式。马寅初向周恩来发出聘书，邀请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北大知识分子作辅导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北京大学这种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的方式很好，就通过教育部先是组织“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接着又将北京大学的方法推广到全国所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拉开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当然，有没有马寅初和北京大学教授们组织的学习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会发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但是，马寅初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自动组织学习会主动接受改造就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时时处处站在反对国民党旧政府的前列，具有革命的传统；马寅初从美国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算得上我国第一代经济学家，现在又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这些知识分子都主动组织起来学习，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哪个单位和哪个知识分子会以为自己例外而拒绝改造？毛泽东和周恩来选用马寅初为理想的“二传”，巧妙地将知识分子改造这颗“球”顺势打了出去，一场在中国社会里最有思想最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开展的统一思想和消除个性的运动，异常迅猛而又波澜不惊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按照周恩来的讲话，知识分子的问题具有原罪的性质，并不是经过一次、二次改造运动就万事大吉了。从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到1957年反右斗争，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群众运动整治的对象。但是，因为马寅初在共和国初期担任着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们经常可以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马寅初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中央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马寅初往往和毛泽东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所以，马寅初那时有着十分耀眼的光环，历次运动中都未受到过冲击。他不仅不受冲击，有的时候还是运动的动力。譬如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就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北大分会主任”。1952年三反运动中，马寅初又是“北京大学人民法庭审判长”。（马寅初的后面的这一个职务，令人想起前不久有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治形式。也就是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马寅初担任“人民法庭审判长”，就是“三反”“五反”运动中群众的创造。如果要寻求无产阶级专政和法制相结合，这个“人民法庭审判长”就该是两者结合的典范）马寅初从一开始就是运动的领导者和革命的动力，他也很享受这样的角色。
但是，马寅初毫无疑问也是“从旧社会过来得知识分子”，理应进行思想改造。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 民主党派在共和国政府中的作用式微。特别是1957年反右斗争后，中央政府中许多当大官的民主党派都被解除了职务，党又加强了高校的领导权，党委书记直接抓高校的教学工作。罩在马寅初身上的光环已逐渐褪去，经马寅初传出去的球又打回来了，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马寅初应该收获的一份也该收获了。
北京大学师生批判马寅初，发生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1958年年初席卷全国的“双反”运动相当于一个已经处在癫狂状态的运动员的起跑，是中国大跃进前的一跃。毛泽东在此之前极力赞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开展“双反”运动的基本形式。所以，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并非是上级或者学校党组织所领导下的批判马寅初运动。在“双反”运动中，人人张贴大字报。现在翻阅反映运动情况的《北京大学校刊》，党委第一书记陆平、第二书记江隆基、党委书记马适安，以及各位副校长都收获了不少的大字报。说实在的，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不在学校的最基层，也不直接跟富有激情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交往，收获的大字报并不算多。事实上，处在教学第一线的其他知识分子，特别是老教授们，以及刚从海外归来的专家们，受到的冲击最严重。譬如化学教授傅鹰，不搞哲学、文学、历史等意识形态，本该算不上典型，但给他张贴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化学楼。检点《北京大学校刊》上被张贴大字报的教授们，冯友兰、郑昕、傅鹰、黄昆、汪子嵩、汤佩松、王力、林庚、魏建功、游国恩、邢其毅……，所有教授，几乎没有可以幸免的。2月28日，陆平作运动动员后，北京大学就张贴了22万张大字报。3月10日，陆平又做誓师动员，仅会后几小时就张贴了9万张大字报。都写什么啊？就是你给我贴、我给你贴，互相贴大字报，这就是解放思想，就是革命。不同的是，陆平、江隆基、马适安等等的人都态度诚恳，承认错误或有所不足。特别是已经在历次运动中有了经验的知识分子，如傅鹰对付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批判，“骂你三分混蛋，承认五分，鼓掌通过!”。只有马老要解释、要说明，总之是不肯承认师生给他张贴大字报的内容。一来二往，马寅初的大字报不仅多，而且热闹些。
1958年4月，光明日报为反映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以“来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形式，在“读书”专栏转载了几篇北京大学师生给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6月和7月，马寅初写出了两篇长文，答复光明日报对他的批判，其中后一篇文章，光明日报连续用了4天每次几乎大半个版面的篇幅。6、7、8月份，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文章相对就多一些，热闹点。到了7月下旬，马寅初说他要外出视察，8月份以后的北京大学就几乎见不到他的大字报了。11月份以后，光明日报也停止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就是1958年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受到的批判。
分析1959年各个学会发起的批判虽说是采取讲演会、讨论会、报告会和辩论会的形式，但从《北京大学校刊》来看，这些活动就针对马寅初一个人举行，完全是对马寅初的围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会和党委书记陆平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但是，却不可说与他完全无关。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致函北京大学党委会，询问该刊应马寅初要求发表《重申我的请求》是否恰当？所谓“重申”“我的请求”，是马寅初1959年11月份曾经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揪住光明日报，说前一年组织批判他的文章，都属于“破”，你们至少应该拿出一篇“立”的文章。11月30日到12月，光明日报上批判马寅初的“烽烟”再起。马寅初认为对方继续是“破”的招手，所以“重申”要对方的“立”的文章。在此前，北京大学校园张贴马寅初大字报和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已经沉寂了将近一年。《新建设》的公函发到北京大学以后，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即举办大型演讲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25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用两个版面刊登演讲会报告人的批判内容、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和《新建设》杂志致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如果不是党委第一书记陆平的意愿，24日的演讲会如何可以组织到全校8000余人？如何可以将马寅初送达《新建设》杂志的稿件《重申我的请求》拿过来在《北京大学校刊》上率先刊登，以及能将《新建设》杂志给校党委的函件公开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上？所以，这次批判马寅初的活动，后面闪动着陆平的影子。
但是，也不可将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受到的批判过于拔高。马寅初虽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他的实际职务要比大学校长高很多。一般的民众只知道马寅初和周恩来的亲密关系，却不知道他和毛泽东认识得更早，更密切。1920年1月17日，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在医院病逝。此前此后，毛泽东和杨开慧作为杨昌济的亲人张罗一切事务。住院期间，马寅初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少不了要替代校方处理相关的事务。1949年以后，马寅初能在中央政府当大官，全是毛泽东的照应。不少的人以为马寅初书生气，其实是个很“灵光”的人。马寅初看得懂中国共产党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曾经明确在会议上说“请毛主席出个主意，让周总理去执行”。马寅初是党的重要统战对象，最早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是国家领导人。1955年国家人事制度改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只定行政二级，那些元帅们定行政四级，马寅初是三级。马寅初当然也知道自己的一切是毛泽东给的，所以对毛泽东很崇拜，连孙子辈的名字都暗含了对毛泽东的感恩戴德。所以，马寅初并不是可以由北京大学和中共北京市委可以决定去留的人物。1958年“双反”运动中师生们的大字报，不过是革命群众和在革命政府当大官的马寅初共同相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运动。至于1959年年底又起风云，源于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和《新建设》杂志的公函。按照现在的认识来分析，一方面，不能排除反右斗争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第一副校长的陆平进校两年来，因与马寅初校长工作和人际关系上的龌龊而在背后耍弄一些小伎俩。另一方面，也许陆平的认识和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都没有任何的不同，即马寅初作为旧中国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革命群众的教育批判才可以得到改造。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层次的批判，在那个年代毕竟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儿科”，随着1960年1月13日马寅初住进了医院，批判也就戛然而止了。
检点两次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除了我依据逻辑判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在收到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的公函后可能搞了点小动作以外，整个过程至少没有发现党和政府组织批判马寅初的任何线索。反过来想想，共和国历史上，党和政府要批判哪个人，无论党内党外，谁曾享受过马寅初这样的待遇？能够申辩，可以反驳，甚至每每都是由他主动出来挑战，决定批判活动的发展，可说是守攻有方、进退自如。马寅初的论战文章不仅比任何对手的都要长，而且想要发表在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或者《新建设》杂志，甚至刊登在哪一期、哪一天，似乎都是由他说了算。不用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是地方一级的党和政府何曾有过这样窝囊的批判运动？历史的事件只有放到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为此，我将1958年到1960年的光明日报搬到家里，请人将这几年的所有《北京大学校刊》，以及《新建设》杂志和各种报刊发表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复印一套，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强制自己尽可能地沉浸在当年的环境与氛围中，终不得其解。突然一日醒悟，毛泽东何曾想过批判过马寅初！那时的光明日报还是民主党派主管主办的报纸，而北京大学师生和马寅初互贴大字报，以及革命和表现革命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知识分子马寅初，——那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里所有知识分子的命。
1979年“平反”马寅初，是说当年马寅初因为主张计划生育遭到了批判。如此之说，实际上是说知识分子被批判终究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有什么问题。或者，革命群众批判知识分子总还是出于什么正当的理由。所以，为了了解历史，我们尽可能引用当年报刊自己的话来说。
195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讯《综合平衡理论的讨论》。文章说：

最近出版的一期“计划经济”杂志（1958年第四期），发表了马纪孔、锺契夫的“就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寅初先生商榷”一文。文中对马寅初的两篇关于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载1956年12月28、29日和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中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这些问题是：关于对计划经济的理解问题，对于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所依据的客观经济规律的阐述问题，对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以及马寅初在这两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团团转”的研究方法等。“计划经济”编者在马纪孔、锺契夫的这篇文章的前面加按语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供大家研究和讨论的。

说得很清楚，“对马寅初的两篇关于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文章”的批评。
5月9日，光明日报应马寅初要求，发表《在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有一个编者按语：

本报“读书”专刊第3期（4月19日）和第4期（4月26日），选载了北京大学的4篇大字报：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周家本、强重华等《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韩佳辰的文章，着重批评了马寅初的“团团转”的理论。马寅初的这一篇文章对他的“团团转”的理论作了说明。我们认为：这个讨论涉及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根本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问题，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学生的大字报涉及了马寅初“新人口论”，但包括马寅初在内，重点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根本问题，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问题”。
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发表《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介绍《经济研究》、《教学与研究》、《计划经济》刊登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将批判的调门进一步升高。

马寅初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是由五篇论文构成的。一篇就是作为书名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另外是作为附录的：“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篇论文。在作为书名的那篇文章的第一节，并以“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为题，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团团转的联系”。因而，马寅初的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团团转”的理论，“综合平衡”理论，“新人口论”和对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认识。再因马寅初在正文的第10节到第12节，涉及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而有关凯恩斯理论部分，也是马寅初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全书近十七万字。其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用引号或者不用引号的摘录，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述，我国党政负责人的文章或者发言，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以及一些调查报告。另外一部分就是马寅初自己的论证。
这部著作自从1958年1月出版后，学术界即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正在继续中。除了在本报已刊出的讨论文章和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外，“经济研究”5月号，“教学与研究”5月号和“计划经济”4月号，先后刊出了批评马寅初著作的文章。

学术界关注的是马寅初新近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新人口论》仅只是作为4篇附录之一收进这本书里。
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通栏标题下，用两个半版面发表“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三篇批判文章。光明日报在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说：

学术思想的不同见解和对立意见，应该用辩论的方法解决，谁是谁非，大辩几个回合，分晓自见。辩一辩，好处甚多。从来正确的科学理论都是在斗争中成长的。同时，辩了一辩之后，对于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理论，也就不仅知之其错，而知其所以错了。
从今年4月19日开始，本报刊登批判马寅初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陆续已有三十一篇，还刊登了马寅初先生的两篇进行反驳的长文。这场辩论进行得很好，有来有往，打了三个回合。战场也就由本报一家而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这也证明了学术辩论和批判，是大有可为的。热热闹闹的学术大辩论，也是我国学术昌盛、理论水平提高的必然景象。
马寅初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北京大学又是批判马寅初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重要战场。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其中的主力。经济系以二年级学生为主，组成了“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奋战两个月，写出了有相当质量的13篇论文（我们这次刊登的三篇，就是从其中选出的。）这又证明，学术辩论和批判，有助于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
经过三个回合，马寅初先生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同时，也使不少人深入一步地理解到不同学术观点大争、大辩的必要性。这都是学术批判所产生的好影响。也证明了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

是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1960年3月，《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辑录了10多篇已经发表过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汇编为一册，起名为《马寅初批判》，内部印制了若干本。该刊编辑部的“编辑说明”，具有总结性质。

马寅初在1958年初出版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在这本书中，还附录了他写的“联系中国实际谈谈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原载1956年2月28、29日“人民日报”）、“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原载1957年5月11、12日“人民日报”）、“新人口论”（原载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稍有修补）、“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载1957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等四篇文章。这本书出版后，许多报刊陆续发表文章，对马寅初的反动理论展开批判。1959年11月马寅初又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继续宣扬他的资产阶级谬论，并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进行攻击。接着“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他的文章。这个批判还在继续进行。现在我们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以来各个报刊发表的一部分批判文章编成这本集子，并将马寅初在今年一月发表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和其他三篇有关材料，作为附录，供内部参考。

还是因为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这本书惹的祸。
读者知道，共和国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文章都难以发表，能出版书那绝对是一种特权。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报刊也都很少。马寅初却经常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上发表文章。实际上，马寅初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利用他的经济观点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服务的。不少读者都知道，要研究现实问题，即使现在要得到政府的资料有何等的困难。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仅能够得到资料，而且是政府尽可能地给他提供条件。马寅初就曾给学生说，他要研究财政问题，给周总理说了一下，周总理立即让财政部给马寅初搞了一间大房子和大批的资料。马寅初不仅了解政府上层的意图，有不少的观点甚至不少的话都来自于中央领导或者主管的官员。比如有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政策过左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就是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许涤新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寅初的文章可以顺利在报纸上发表，是因其贴近政策。但群众不知道许多话是来自政府，把它当作马寅初替资本家说话。马寅初很懂得党的规矩，受了群众的批判和围攻也不暴露党的机密。这是他很有底气，坚持与论敌辩论的本钱。
1960年以后，78岁的马寅初不再当北京大学的校长了，但全国人大常委还照当，原来的吉姆小车、秘书、司机、厨师、工资级别、住房等等待遇，一应没有变化。1965年人大政协换届，下肢瘫痪的马寅初已经83岁，转任全国政协常委。根据马寅初的家属叙述，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并未受到冲击。1977年“五一”节，马寅初参加了华国锋出面的盛大游园活动。1978年2月，当选以邓小平为主席的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马寅初是中央层面的人物，当年是否受到党和政府批判，本来是清楚的。但是，1979年开始，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中共中央主管主办）等主流媒体，一连串地凭空捏造出一系列离奇的故事。
计划生育是毛泽东从计划经济思想提出来的一个计划体制的概念，马寅初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迎合毛泽东写出了《新人口论》。主流的媒体却塑造出马寅初早于党和政府（当然包括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率先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在中南海建言实行计划生育。
马寅初当年受批判是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发生的，北京大学师生和马寅初互相张贴大字报，是双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投入运动的表现。现在回头看，如同小孩“玩家家”一样，革命师生和革命的马寅初都同样天真、不成熟，但双方确实都是出于革命的愿望。至于马寅初处在被批判的一方，则必须客观地将其放在新中国对待知识分子的大背景下才可以得到正确解释。但是，主流媒体则制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批判马寅初的故事，甚至捏造出具体的情节，说康生把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在北大批判马寅初。
北京大学师生和知识界批判马寅初的主要内容，是其刚刚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重点是就是其书名中的这三个方面。《新人口论》仅只是作为4篇附录之一，被收入到这本书中，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被批判的重点。因为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毛泽东刚在一年前一个有社会各界1800多人参加的盛会上演讲提出的概念），所以，即使当年批判其“新人口论”的人，也都将政府的计划生育和马寅初的主张区分开了。但是，主流的媒体甚至官方直接说当年马寅初因为主张控制人口而受到了批判。
党和政府没有处理过马寅初，媒体却要说被罢免了人大常委职务；马寅初从来都是为党的政策作注释、注解，做宣传的，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与党和毛泽东不同的主张，主流媒体却将其标榜为“真挚诤友”。
更令人奇怪的是，如此等等离奇的重大新闻稿件都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主管意识形态的阶段。按照党的惯例，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重大稿件都要经过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的批准，才可以发出。1961年以前，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就在分管意识形态，他至少应该清楚计划生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党和政府没有批判过马寅初。特别是他该深刻地了解到，像马寅初这样的统战对象不经过毛泽东的允许，谁敢对其下手？更何况那时的胡乔木与康生、陈伯达相知相交，当然知道他们不敢擅自批判马寅初。甚至我都觉得，“真挚诤友”这样的话，都直接出自于胡乔木之笔。为什么是这样？
前几年读一位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到过延安、去过重庆的司马璐的书，说他在重庆的时候，有次与石西民一起走路，看见有两个人在打架。石西民对他说，我们一起喊“特务打人了”。经他这么一喊，不仅过来许多人围观，而且围观的群众也都愤怒呼喊“特务打人了”。见此情况，石西民拉了司马璐就走。其实，是不是特务，以及究竟谁是特务，并无人知道。石西民当时任中共南方中央局机关报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历任《新华日报》社长、中宣部副秘书长，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65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与石西民屡有交集：1949年同时随军南下，新华社、《解放日报》，1955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石西民的助手；1963年先后接替石西民的职务任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按照司马璐的解释，石西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痛恨国民党。至于是不是真的“特务打人”，就不重要了。长期以来，这是做意识形态工作的职业人和塑造主旋律的工作者的基本特征，时刻记着的中心工作，一切为了中心工作，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则是次要的问题。1979年到1980年，一个马寅初神话，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了。
主流主干的史学不可靠，攀附在主流主干之上的枝蔓就更是靠不住了。读者已经看到，当年的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人口问题遭受批判的。——我曾经说过，那个时候中国正在提倡节制生育，而且稍有社会地位的人也都知道毛泽东主张计划生育，所以，即使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还要将毛泽东和马寅初区别开来，那也是一种批判的技巧甚或是艺术——但是，宋健1980年出道的时候接受的宣传恰是马寅初为真理敢与康生以及康生背后的势力恶斗而表现出“铮铮铁骨”“不畏强暴”。宋健不过是一头误撞西瓜园的野猪，却要将自己打扮成早在20多年前马寅初遭受批判的时候就开始崇拜马寅初并且因为受到马寅初的激励而立志从事人口研究。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宋健在全国第三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发言时朗读马寅初的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光明日报本来是民主党派所办，不了解背景的人就把马寅初当年对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叫板当作是敢于和康生叫板和不畏惧康生背后的那个人。在他以及他的一伙人的误导下，美国的Susan Grennhalgh还写了一本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书，说党和国家听从了以宋健为首的国防科技专家的意见，制订了“一胎化”的政策。似乎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进步到可以接受科学意见的民主决策阶段，这不明显是瞎掰吗？宋健是搞科学技术的，本应该有科学技术人的严谨和做科学研究的品格，但他很享受国内外将它当作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设计师”的荣誉。但是，宋健一帮人出世的时候，陈慕华为在全国推行“一胎化”政策，已经努力工作了一年了。宋健的东西就是为当时的“一胎化”服务的。那个时候，宋健一伙希望攀上陈慕华，可说是用尽了各种的手段。当自己也爬到了那样的高位以后，就要窃取本该属于人家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发明权。别忘了，1980年初春，你们通过分管的领导钱学森和许涤新分别给陈慕华写的信还在那呢！
宋健团队中还有更无耻者。田雪原不甘他的领班宋健独得头彩，所以在2009年以来接连著书立说，写就大部头的《中国人口政策60年》和《中国人口政策：艰难困苦的合理选择》、《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等许多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无数，要将中国计划生育的功劳据为己有。许多年以来，田雪原不仅与宋健一样要将自己立志做人口学研究的时间提前到当年马寅初因主张控制人口受到批判的时候，而且还要将为马寅初平反的功劳记在他的名下、中国明晰的人口政策历史似乎就是始于这个时刻。田雪原说，1959年他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正值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这激发了他去阅读马寅初，发现马寅初的文章字子珍珠，句句真理，不仅为马寅初暗鸣不平，而且深藏誓为马寅初翻案的雄心。从大学出来以后，田雪原就没有忘记过这个誓愿，一直为翻案做准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条件才算成熟，所以能“20年磨一剑”，在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重头文章”。请看田雪原自己如何说：

1959年我考进北大经济系学习，正值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的情景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老校长怎么了？这使我一有时间就跑到第五期刊阅览室，找到刊登马老《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文章的《新建设》等杂志，同时也找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越读越觉得马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更为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特别是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属于哪个马家”之后,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燕园大批判升级，直到最后马老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蒸发”，再没有见到马老的身影。这使我着实困惑了一段时间，留下一个悬念，这场大批判就这样收场了？心中埋下了一个学术情结。
……不过积压多年的最大学术情结，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对马寅初的批判。于是我将多年积累的资料整理出来，写出《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翻案》的长篇文章。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了“编者按”，算作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的清算，自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说心里话，当时撰写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因为批判了马寅初新人口论之后，人口问题成了无人敢于触动的“禁区”，传统的、权威的观点，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对此提出异议，弄不好有可能被戴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帽子，马寅初等被批判的情景历历在目。

如果读者不仔细阅读，还以为这是田连元在说评书。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田雪原在创作文学作品。首先，当年马寅初遭受批判并非是人口问题。其次，1959年年底到1960年年初，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低谷，经济困乏、粮食困乏。写大字报要笔墨、要纸张、要面粉打浆糊，政府财政早已不支持这一革命形式了。我们翻阅这个时期的《北京大学校刊》，从1958年年末开始，几乎已经没有了大字报了。北京大学第二次批判马寅初，只用演讲会、报告会、讨论会和辩论会的方式。可20多年后，田雪原竟说他还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第三，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是1958年2月由财政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专著，田雪原不知怎么在《新建设》等杂志上阅读？第四，查遍北京大学的档案，包括由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主持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根本就没有康生批判马寅初这回事，田雪原竟然在1959年见到康生亲临北大校园指导批判马寅初。第五，田雪原不仅像巫师一般知道马寅初的问题以后一定要“翻过来”，为以后自己的发展也“留下了一个伏笔”。而且在另外的一篇文章里还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是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田雪原真的伟大的不得了！第五，文化大革命以后，光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还“需要一点勇气”，莫非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地下斗争状态？第六，那个时候的党中央是把控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每天都有表彰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的文章，你的一篇文章怎么就有了危险的了？第七，实际的情况是，中央为落实陈云为马寅初平反的批示，由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成立平反专案小组。由于马寅初是以经济学家的名义担任原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即现在的科学院院士），这一摊在1977年整体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项工作就落到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雪原刚调到经济研究所，就被抽调参加马寅初的平反工作。一方面是为落实中央领导的平反批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平反小组自然要组织一组理论文章。田雪原写奉命文章，过后还要将自己装扮成勇士！第八，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文章是1979年8月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早在7月13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陈中立的《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的长篇文章。7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代表党中央专程拜访马寅初，通知马寅初“组织要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新华社发了通稿并以《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前往拜访马老通知平反》为标题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上。又过去了20年，田雪原叙述这段历史竟说那个时候做这些还“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计划生育本来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工作实践。所以，计划生育决策当然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在田雪原的笔下，人口生育政策却全都是他个人的历史。田雪原在其大部头著作《中国人口政策60年》和其他许多篇文章里，包括给新闻媒体的访谈，都要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开端说成是来自于马寅初的“直谏”——给毛泽东的建言。但是，因为马寅初建言而罹难，事实上并未开展起来。还是因为田雪原为马寅初的翻案文章拯救了马寅初，并且由此开始，有了宋健找上门来，出了他们的“百年预测”成果而引起中央的重视。为此，有了连续5次的中央人口座谈会，“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了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田雪原特别强调他不仅“亲历”了座谈会，而且承担为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以及中央后来以“公开信”的方式确定的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贯彻到现在。——这是《中国人口政策60年》的主要内容。不过，这还未完。田雪原继续说，他当时还有一个以个人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执行3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政策。这就是说，30多年的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来自于田雪原，而且，他还为中国未来的政策都规划与设计好了。在这本书里，田雪原将他几十年来主持的一些课题都归纳到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之中。这样，一本《中国人口政策60年》，就变成“田雪原60年”了。中国人口政策历史不是政府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而是田雪原个人的历史。这不只是无知，简直是无耻。
所以，如果接受攀附在主流主干上的宋健田雪原编制的历史，那比主流主干还要荒唐。
造成主流无史学的以及主流人口学荒唐的根本原因，还是要归结到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党和政府要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排斥政府以外社会成分的经济制度。在极左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政府经济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却从不怀疑经济制度有什么问题，而把越来越困难的原因归结到中国人口众多方面。其实，新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搞了，生活改善了，但妇女并没有多生孩子。只是人口死亡率降低了，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了，自然增长率在一个时期内增长的快了。人口成了政府心理上的一个极大的负担和阴影。为此，党中央为各级党委政府设置了计划生育工作，逐渐建立起计划生育制度。中国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与人口的多少没有关系的。推动或者阻碍发展的原因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其实，看一看世界上200多个现代国家和地区，除了我们以外，哪个政府会管制老百姓生孩子？但是，几十年来，为了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就必须将虚构的人口问题说成现实，将不合理的计划生育制度说成合理合法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就需要编制出许许多多的理论。为要把歪理说得正，需要编制更多的理论。这样建立在不合理的制度上的理论与学说，如同沙盘上的建筑一样都经不起震荡与推敲，如何有符合事实的科学呢。
《马寅初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是由我的两篇独立的论文《马寅初事件始末》和《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组成的,其中前一篇文章早在2011年《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第5期上发表，2012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卷第3期予以转载。去年，我又将这两篇文章作为毛泽东人口思想的附录和注解而收录在拙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一书里。笔者从事研究生涯也算一辈子了，但是，只是从最近10多年研究计划生育历史以后才感觉是进入了科学的殿堂。特别是通过研究和撰写这两篇马寅初的文章，才知道了什么叫研究。很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在处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的过程中独具慧眼，同意将这两篇文章再次集结出版。35年前，马寅初问题是在中央层面发生的，曾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我国思想和文化的各个领域。这本书将会给知识界的人们带来特别的思考。尽管作为熟悉我国体制的人，对主流意识形态将继续以沉默来封杀这本书有所准备，但是，它毕竟是一本涉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学术著作。它以无可辩驳的材料和逻辑匡正了一个被主流歪曲了30多年的历史而有价值。所以，只要这个被歪曲的历史还存在着，它就将屹立在那里。
我觉得，希望做研究的人应该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人们可以用不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但历史一定会科学地对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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