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反右倾”运动与“反修”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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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反右倾”运动与“反修”斗争


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纠“左”成为社会各领域面临的紧迫问题。当政治空气有所放松之际，7、8月份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却风向突变，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变纠“左”为“反右倾”， 并迅速推向全国，打乱了教育调整 “纠左”调整的步伐。

一、送上门来的“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

1959年8月，北京市委贯彻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办的最大、最快的案件，就是“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反党集团案，可以说，这个调查组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早在1958年秋冬之际，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校党委便组织了“人民公社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包括两校法律、财贸、哲学、政治等系的教生160多人，分三个组赴河南信阳、鲁山及河北藁城这三个先进县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主要负责人是刚由人大副校长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
两校联合调查组此行的目的，本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写出调查报告、论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但负责人邹鲁风有自己的想法：“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几个月的时间，发现的问题，车载斗量，触目惊心。
在藁城县的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公安公社，粮食产量，农民有虚实两种说法，说虚的，是亩产2000斤，说实的，就是亩产200斤。问到鸡公山公社亩产4.8万斤的卫星，公社党委、支部书记都说是真的，几经动员才又改口。真实的情况不敢说，怕撤职。大炼钢铁，砍树不算，水车和农具也以“抗旱”为名被征去炼钢，得不偿失。公社化运动中，社、队干部一句话，就可以把社员的粮食乃至锅碗瓢盆、树木板材调拨归公，不服从指挥就剥夺在公共食堂的吃饭权，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1959年5月调查组返校后，首先把认为应当讨论的问题梳理成为《人民公社问题汇编》，报给了两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问题汇编》涵盖了包括公社化、所有制、分配、工业、计划管理、财贸管理、食堂、政社合一、两个矛盾、领导方法等十个方面的近百条具体问题，其中很多问题既有现实事例，又有理论深度，恐怕会让上级有难以招架之感，比如有关公社化的第6个问题：
“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而生产力的改变，则从生产工具的改变开始。但是我国1958年大跃进以及公社化运动中，生产工具和生产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改变（如明港公社连车子化滚珠轴承化也没有很好发展）。所以，像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在我国是不是适用？”
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突然发表文章《北大、人大一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攻击调查组否定人民公社的必然性、“闭着眼睛说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狂妄地认为不应当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北京市委认定，调查组写的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问题汇编》就成了“反党纲领”。两校党委看风使舵，把责任统统推到了邹鲁风身上，宣布是他篡改了两校党委规定的调查路线，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一系列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导致邹鲁风在年底含冤自杀，他留遗言：“我相信调查组的工作没有错，我的工作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
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中，9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人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别受到撤职、降工资、开除党籍的处分。1962年，两校调查组师生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二、文教系统的“反右倾”浪潮

与1957年的反“右派”不同，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不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其矛头所指，是所谓“内、老、高”，即党内、老干部、高级干部，文化教育系统的党内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
文教“右倾”分子言论的共同特点被总结为：“当党纠正去年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工作大跃进中某些个别的、暂时性的、局部性性的缺点时，他们就借故夸大缺点，否定成绩，从修正主义观点出发来非难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集中地非难和攻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
在教育部的反右倾斗争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党员有69人，占到了党员总数的16%。44个部、司局级党员中，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就有11人。地方上的党内知识分子，以甘肃省一级的文教干部为例，被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厅局级干部8人，占高级干部总数的15.4%，中级干部66人，占到了中级干部总数的21.78%。
北京市30个高校的统计，仅两周半的时间就发现重点批判对象165人，其中包括常委以上的有27人，校、院长或正副书记20人，党委委员46人，占所有参加反右倾学习的十七级以上干部3165人的6.2%。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一个报告，加按语说：“这个报告中所说的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一面以党员资格获得党内外的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种人不但在高等学校中有，在其他部门也有。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因为具有党员的称号，所以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
文教方面的许多党内专家和领导干部，原来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的典型，现在则被认为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对抗党的领导乃至和党争夺领导权，纷纷被批倒批臭。

三、来势汹汹的“反修”斗争草草收兵

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共产党正逐渐演变为修正主义党，于是在国内开展“反右倾”的同时，在国际上加紧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了配合国际上反修，国内的思想文化界也开展了“反修”斗争。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是全国文教系统反“右倾”、“反修”的积极推动者。1960年3月的文教书记会议上，陆定一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提出国内学界要以尚钺、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中宣部直接指导北京市定下的靶子是尚钺、马寅初和巴人。
尚钺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他首次提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提出中国古史分期的“魏晋封建说”，引起学界争论。让他饱受批评的，是他提出“以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划一条分界线，都是不妥当的”，在1958年更被树为“白旗”。
尚钺生性耿介，“反右倾”运动伊始便发表文章，倡导踏实钻研、坚持真理、发扬学术民主，认为在历史科学领域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斗争的残余存在，仅仅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为每个人所掌握的理论与史料的多少深浅不一致，所以必然有意见上的分歧”。学术批评与辩论的正、反两面意见，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科学，都是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真理。
这些言论很快让尚钺背上了 “宣传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系统地、大量地散布各种修正主义观点”等罪名。从1960年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十报刊和众多高校学报，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对尚钺的“修正主义观点”和“私人科学体系”进行反复批判。
由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完全是为了适应国际反修斗争的需要，在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的背景下，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中宣部的斗争部署，北京市委和市委大学部明里支持，暗中敷衍，比如对马寅初的批判，北大也只是草草发了几篇文章交差，使马寅初侥幸躲过了这场斗争风暴。

四、边饿肚子边读书

1960年，国内粮食、副食的供应出现了极大的困难，许多学校师生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浮肿、消瘦等毛病增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5月发出指示，要求高校学生学习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中等学校不得超过8小时。12月，又发出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抓紧治疗学生和教师的疾病，把办好学校的伙食作为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
经济困难不但让人饿肚子，也带来各种运动的降温，这难得的间隙，倒给了一部分师生难得的读书机会。三年困难时期，胡福明先生在人大求学，据他回忆：“这段时间基本上都在学校闭门读书，出去劳动只有短暂几天。因为我和杨春贵的基础原本就比较好，那时又勤恳读书，花了三年苦功夫，所以成绩不错。”周新城教授也曾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1960年，那时是困难时期，我们不出去搞运动了，还能读点书。”1960年，李文海教授是人大的青年讲师，他也指出，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虽十分艰苦，物资匮乏，吃不饱饭，甚至全身乏力、两腿浮肿，但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倒是安安静静地认真读了一点书，做了一点学术研究”。
比起许多被各种运动裹挟而荒废了光阴的师生来说，他们或可算幸运一些的。1960年，人大一位毕业班学生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来也空，去也空，最大的收获是整风。”
无奈与苦涩，尽在不言中。

（供《南方教育时报》2014年5月30日“往事鉴”，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