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子”的来历—苏定中的“四清”回忆

tuffy05

“ 癫 子” 的 来 历
——苏定中对“四清”和林彪语录质疑而坐牢

老友聚会,回首往事,一位回族朋友的惨痛经历,令人回肠百转、心惊肉跳。特记录整理如后：
我叫苏定中,回族,市大祥区面铺乡苏家冲人。1932年生。家庭出身清贫,本人小学文化。周围亲戚,没有一个反动色采的人物。对毛主席、共产党忠心耿耿,无比热爱。地区刚解放,即投入到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洪流中去,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在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各项运动中,猛打猛冲,认真扎实,敢想敢说敢干。曾荣任本地乡长。
1951年冬,老邵阳县划分为邵阳、邵东、新邵三个县,我被推选为邵阳县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商讨县政大事。
后因工作出色，被调入县民政科任主办干事。
民政工作,直接牵涉到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光辉形象的具体体现。
民族团结,在整过社会政治生活中又特别敏感。我具有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头脑灵活,善于思考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等许多事情,总爱反复思考,寻根问底,溯本求源，务求融会贯通,才落实承办,生怕出半点差错,以免玷污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
我在科里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承上启下,上传下达,负责处理一切民政事务。所有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一应事宜,都办得扎扎实实,井井有条,成了当时县里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工作者。曾多次荣获先进、优秀、模范等光荣称号,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关爱。
我的为人性格、脾气、习惯,就是喜欢独立思考,认真钻研。无论学习、工作、待人、处事都如此。遇事总爱多问几个为什么,反复探索研究,直到弄清、弄懂、弄通为止。绝不人云亦云,轻意苟同。对那些鹦鹉学舌、曲意逢迎者常嗤之以鼻,不耻为伍。有人说：办事认真,深思熟虑,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是长处,也是短处。此话一点不假。我因做事认真,曾取得过不少成绩。但吃亏也吃在这认真二字上。这决不是胡言乱语,更不是危言耸听。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记得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路线横行霸道,愈演愈烈。以致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少的方针政策,制度法规,与基层情况严重脱节,甚至障碍重重,无法贯彻落实。不少人随波逐流,听之任之。而我却不行,偏偏认死理，要寻根问底,不明不白,誓不罢休,死也不当随和派。这样,在那些“唯上唯书难唯实”的人的眼里,就成了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难与相处,敬而远之。在某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是个因不会紧跟形势而不受欢迎的人物。另眼相待。人们叫我“苏癫子”就是在“四清”运动中爱寻根问底而“癫”出来的。
1964年“四清”,又名“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雷历风行地开展起来。地区以邵阳县为重点。地委成立了社教总团,所辖各县（市）组成九个社教分团,分驻县内各区。地县正副书记,都象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一样,改名换姓,任总、分团的正副团长、和团党委的正副书记。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重点,名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具体实践中,则按照土地改革的模式：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先将区以下基层干部,包括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内,全部挂起来,靠边站,统称“四不清”。由社教工作队实行层层专权,然后“背靠背”,即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大揭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也就是大揭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一边号召基层干部,自觉“下楼放包袱”,叫“洗手洗澡、轻装上阵”。也就是要他们自觉交代所谓“四不清”的问题。然后和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事实相对照,人人过关。叫做“江边洗萝卜,一个一个来”。先过关的,先出来工作。问题严重的,实行“人海战术”,“车轮战术”,大搞逼供信。当了几年、十几年的基层干部，又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多少生产和政治运动，哪有不得罪人的？现在，“四清”一来，整人的机会来了，在许许多多对干部“四不清”的揭发检举中，提正确意见者有之，捕风捉影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无故猜疑者有之，以小夸大者有之，无中生有、借故整人和打击报复者亦有之。结果,除那些所谓的好好先生和无所作为者外，八成以上的基层干部,被打成“四不清”或“有‘四不清’的严重问题”的人。所谓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被逼走,有的被逼病,有的被逼疯,有的被逼死,家破人亡的惨剧时有所闻,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闹得基层干部及其亲属人人自危，到处一片叫苦声，社会空气为之凝固紧张,象一场大风雪即将来临一样，这一年的春节几乎无法过去。人们怨声载道,寝食难安。
当时,我并未参加社教工作队,而是和县工交科的几位同志在主修一座民族大桥。工地上的民工、技工,都来自附近农村,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关于“四清”运动中的新鲜事带到工地上来。特别是谈到那些轮番批斗审讯的、举家外逃的、讨米要饭的、自寻短见的等等惨状,情绪尤为激昂,心里很不平衡。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猜疑、议论、批评、愤怒的都有。我耳濡目染当时的此情此景,站在国家干部的立场,既无法解释清楚,又不能听之任之,真是左右为难。时间一长,传者愈多,其情愈惨。自己也忍不住心内焦急、义愤填膺,种种愤懑情绪溢于言表。认为是小和尚把经念歪了。毅然举笔投书,大义凛然地提出：这次“四清”运动的重点到底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整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我在上诉书中例举了大量逼、供、信、死的严重情况后郑重呼吁：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迅速改弦易辙,扭转如此混乱的严重局面,稳定社会秩序,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上书全文近万言,准备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告状。
几位知心好友反复翻阅上书,经过认真分拆思考后认为：情况是实在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恳的,用心是良苦的。但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根本无法扭转乾坤。反而还有可能招至种种非议和磨难,抑或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因为,历史的经验早己证明,“极左路线”越走越远,越搞越凶。如：五十年代初期的合作化；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直致1964年“四清”。几乎无一不是脱离实际情况,推行“极左狂热”的恶果。“极左路线”没有通天的手腕是不可能逆转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多少功熏重臣上书进谏,都被搞得身败名裂,头破血流,呜呼哀哉。我等小人物,好比鸡蛋碰石头,坐牢,送命都难以预料。还是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些体贴入微的关心劝导,对我那颗滚烫、炽热的心,等于是迎头一瓢冷水,浇得我透身冰凉发麻。但又着实想不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光明磊落。何至于对如此严重混乱的局面漠然置之？为什么置广大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于不顾？难道这些基层干部变得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坏？竟然用过去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那一套野蛮恶毒的手段来整他们！要知道,这些基层干部都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的基层力量呀！是共产党一手把他们教育培养起来当家作主的,是国家各级政权的支柱与基石呀！他们有缺点错误,也只能从爱护和关心的角度出发,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正面的规劝与教导。万一有少数干部的缺点和错误较多,不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或者出身不纯,抑或蜕化变质,可在换届选举中解决,为什么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编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用逼、供、信的方法,把他们逼上梁山呢？如此拙劣做法,对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到底是有增还是有损呢？
我如此日思夜想,越想越多,越钻越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如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渐渐茶不思,饭不想,形体也一天天消瘦了,常痴痴呆呆,自言自语,慢慢地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坚持了。去医院检查,结论为“反映型精神分裂症”。被送进地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检查患病起因,查出上书原文,即源于对社教运动的种种疑虑。极左派如获至宝。如此严重的对抗社教运动,实属反动透顶,多次派人到医院请医师证明我是无病装病,对抗运动,要把我揪回机关,斗垮斗臭。搭帮医院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不仅严肃地回绝了调查取证者的无理要求,还多次敦促有关领导要更多的予以关心爱护,以免出现严重后果。这样,在长达两年多的住院医疗期间内,虽然暂时免除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但病愈出院后,仍不准我回原单位工作,反而让我去县“五·七干校”,与“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改造。虽然名曰学习,但在当时却名声欠佳,在校学员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彼此也“臭味相投”,所以在当时无论身心,都还是比较愉快的。
1970年,我得了一本《林彪语录》。翻阅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人存事兴,人亡事废”。我又反复思考,觉得这个话头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论调如出一辙。“人存事兴,人亡事废”这句话,在一般情况下,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但作为副统帅的语录公之于世却似乎有些不妥。如果说“人亡事废,人存事兴”,那么,真理还存不存在？马、恩、列、斯都死了好长的时间了,马列主义还兴不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兴不兴？共产党还兴不兴？我把自己心中的疑问在学习会上和盘托出,请大家讨论,以释疑窦。这本是一桩极其正常的小事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谁知这个疑问一落到那些心怀叵测、别具用心的人们的手上,却被当成了整人的筹码。在当时,反对林副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立即被强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五花大绑,投入监狱。新帐老帐一起算,一坐就是半年多,严刑逼供,硬要我承认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老婆是个少数民族的小学教师,前后六次到牢房探望都不准见面,连送点吃的东西都不准,比对待临刑枪决的死刑犯还历害。直到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所谓反对林副主席的大帽子戴不上了,才不得不将我释放。释放时还一再嘱咐威胁我,不准在外面说关押之事,否则后果自负。我只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仍旧回到县“五·七干校”去继续劳动改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过去所有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唯独我的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虽多次反映,书面、口头的都有,但答复含糊,说什么“并没有定性处理”,“坐牢也没有文字依据”。难道反对社教的帽子白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白当了？半年多的黑牢白坐了？1981年因身体等种种原因提前退休时,还是未见落实,直等到1986年仍杳无音讯,各级落实政策的机构行将撤消,我实在忍无可忍,怒火冲天,决心豁出去了。立即掾笔上书,说“如若再不帮我平反落实,就将杀掉几个当事人,杀一个够本,多杀几个更解恨”。
这一着很见效,先是电话通知我“不要性急”,两天后,单位领导和落实政策办负责人齐集我家,态度和蔼热情,当面为我宣布平反昭雪,一切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还用邵阳县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当面向我赔礼道歉,还发了一点生活营养补助费,也算意思意思。
以后我积极参加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活动,慢慢地由一个少数民族工作者变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受到了回族群众的广泛推崇和关爱。我抚摸着头上庄重肃穆的白帽子,荣誉感不觉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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