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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客:江青组织对《海瑞罢官》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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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0 22:37: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65年,党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文化斗争更加深化和激烈,江青继续走在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前面,当毛泽东、党中央的哨兵,组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江青早在1962年7月6日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指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江青敏感地认为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的高潮,江青将批判影片增加到十部。

  1964年年底,江青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位正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吴冷西)座谈, 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十部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及《白求恩》等。在全国点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在康生、柯庆施支持加紧了对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工作。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江青找人批判《海瑞罢官》并不顺利,—开始她想让自己支持过的《红楼梦》研究作者李希凡,但没想到遭拒绝。李希凡说,1964年8月,江青通过林默涵通知他去中南海谈话,江青以毛主席的名义,批评我在文艺界精神麻木,缺乏敏感,随即谈到《海瑞罢官》问题,意思是动员他写批判文章。对于自己所以没有行动,李希凡现解释是对江青讲的许多问题,当时自己听不懂。其实恐怕是不敢得罪权贵,怕担政治风险。江青看李希凡不行,就南下找人批判。

  江青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支持下,点将张春桥参与,张春桥又推荐姚文元执笔,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病逝。张春桥成为江青在上海最重要的支持者。

  在明研样板戏,实批《海瑞罢官》的条件下,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经过几易其稿,毛泽东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名著终于完成。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讲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容: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曾透露了若干内幕。

  由于当时还不能公开江青身份,只能作曲笔,说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京剧《海瑞罢官论战是从戏开始的,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1964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吴晗著《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

  毛泽东1967年5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组织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难,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更难。

  江青先就地安排在上海《文汇报》发表。11月12日至26日,华东六省一市所有党委机关报全都转载了姚文,时间顺序依次是为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而除华东外,却几乎没有转载的,特别是北京也没有转载。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但上海不作答复。摸背景干什么?充分反映北京的不问文章正确与否而关注官态的奴才文风。

  北京希望得到如何处理姚文元文章的明确意见,江青、毛泽东不充许透露,是想考察北京。

  北京对发文章态度的转变,起因于陈丕显在11月15日见到罗瑞卿时,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第二天,罗瑞卿打电话给彭真,告诉他《解放军报》将要转载姚文,并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尽快转载 ,随后,《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北京两份大报开始首先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罗瑞卿的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层怀疑。

  按理上海文章一出,北京理当迅速反应,立马转载才对,可是,北京居然十九天没转载此文,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问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毛泽东下令周恩来干预,11月28日,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 , 彭真接到周恩来的电话 , 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会后立即采取行动,安排转载。江青、毛泽东与反毛派的较量胜出。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泄不通,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震动了政坛、文坛,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恰恰是这场头大幕的拉幕人。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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