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执行主编亲述：《炎黄春秋》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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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不断的《炎黄春秋》杂志，近日高层人事安排大换血，官方人马全面入驻接管，终于在7月17日，由社长杜导正签名，宣布即日停刊。
曾任杂志执行主编四年多的洪振快向端传媒表示，杂志社与官方指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官司还在打，但杂志社人员已不能正常办公，他17日探望留医的杜导正，杜导正在病床上看了停刊声明的草稿，“真正签名可能是在今天（18日）”。
创刊25年，向以治史鉴今、敢言求是而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发声之地的《炎黄春秋》曲终奏雅，对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新闻界、政界，意味着什么？以下为洪振快撰文见证的《炎黄春秋》之死：
本人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四年多时间，在2014年的变更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辞职。当时，辞职的还有总编辑吴思、执行主编黄钟和网络总监张晓鸥。
根据最新出版的第7期杂志上的人事信息，结合7月14日下午传出的文件，以及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炎黄春秋》此次人事大换血，官方的安排是：
从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任社长、有70多年党龄、80年代曾任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兼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职务，挂顾问虚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从今年5月份开始任副社长的胡德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免去副社长职务，挂顾问虚衔；
原副社长李晨（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之女），被褫夺所有权力，相当于扫地出门；
从5月份起新任总编的徐庆全、新任副总编的王彦君，原任执行主编的冯立三、丁东，全部新聘为副主编（《炎黄春秋》原来一直没有这一职务）；
杜导正女儿杜明明由原来的执行主编升任副社长（在三个新聘副社长中排第一）。不久前，还有一位原财务总监被免职。
新派6名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炎黄春秋》现主管主办单位，简称艺研院）工作人员入杂志社任职：贾磊磊出任社长，郝庆军出任总编辑兼法定代表人，张锋波、王瑜瑜新任副社长；陈剑澜、柯凡出任副主编（类似原来的执行主编）。
这6人，贾磊磊为艺研院副院长，郝庆军艺研院所属《传记文学》杂志主编，陈剑澜是艺研院所属学术期刊《文艺研究》的副主编，其余为研究人员，而且研究领域均为文艺，而《炎黄春秋》主要刊登历史、政治类文章。同时，原来的杂志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被取消，官方接管财务、新媒体内容发布的人员在人事变动决定宣布后马上进驻杂志社。
一年半前，官方意图通过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加强对《炎黄春秋》控制，此番人事大调整，乃是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官方决心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



三大内容“八不碰” 人财采编相对独立
《炎黄春秋》是个很独特的杂志。
《炎黄春秋》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共党史、军史、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能够提供历史内幕，包括中共最高层在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二是对中共历史上的错误如肃反、大饥荒、文革等进行反思，以期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力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按照社长杜导正的看法，杂志在历史问题上遵循中共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方针上遵循八二宪法（1982年通过）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面，杂志主张秉持不虚美、不溢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评价。
经过长期的博弈，杂志社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八个方面的内容不碰，即杂志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张这八个方面内容的文章。所谓“八不碰”包括：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刘晓波（在艺研院提供的协议版本中，此点改为宪政）。除此之外，官方默认杂志可以刊登。
在中国大陆，这已是其他媒体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因“八不碰”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尤其是历史问题。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刊登，官方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文章违背“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触碰了底线。杂志每期刊登20篇文章光景，经常被指出有三四篇“违规”，甚至七八篇“违规”。
在中国大陆，私人不能办报办刊，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有一个国有单位作为主管主办单位。 《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长期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5月成立，是一个主要由省部级退休干部参加的民间社团，会长通常是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首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周谷城、执行会长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萧克上将，此后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等人曾任会长，现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
十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是《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后主动放弃主管主办职责，2014年，中宣部指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重新成为《炎黄春秋》的“婆家”。变更理由是：《炎黄春秋》是新闻出版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全部属于国有资产，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属于民间社团，根据有关法规，民间社团不能管理国有资产，所以必须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虽然当局声称，《炎黄春秋》是属于国有的新闻出版单位，但1991年7月创刊以来，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没有给过一个编制，也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相反，在官方一再打压下，《炎黄春秋》经历了很多风浪，独立发展，以内容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实现了完全靠发行收入支撑运作。在近年纸媒发行量全面下跌，难以生存的情况下，《炎黄春秋》逆势生长，发行量保持上升趋势，2013年进入国家邮政总局全国报刊发行百强，2014年每期印量已接近20万份。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炎黄春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有相对独立权，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在《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钱、用稿。比如社内人事、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也得服从民主原则，大事集体投票决定。编辑部内部也认同杂志是一个类似民国期间的“同人杂志”，大家志同道合，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所以在内部也要实践大家追求的理想。
这在中国大陆，应该别无二家。
换“婆家”强控制近两年 最高层终下决心大换血
近两年前官方强行给杂志安排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婆家”，引起杂志社的警觉。
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编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四方联席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在一个星期内办完了变更手续。
为此，杂志社连续三次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红二代参加的会议，试图抵制变更。由于官方口头承诺，主管主办单位变更后，杂志在人事、财务、发稿上仍享有原来的自主权，三次会议上，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一部分人认为，变更即是官方为了加强控制，变更后杂志必难保持风格，所以必须强硬抵制，著名律师张思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以80多岁的高龄担当杂志的律师，近百岁高龄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担任公民代理人，和官方打官司，如果官方强行要求变更，就主动宣布停刊；另一部分人认为，杂志还没到死的时候，不宜主动找死，所以不妨先变更，等以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再宣布停刊也不迟，只要能办下去，还是要尽量保持阵地，以便能够发出改革派的理性声音。
这场风波持续了近三月，最终社长杜导正与官方达成妥协，接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主办。此后，官方控制随即加强，艺研院派分管副院长贾磊磊和一位科研处负责人参加审稿会议，随时可对某篇稿子提出意见。此前杂志社每年要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和支持者参加的春节联谊会，通常有200多人参加，济济一堂，会场满眼皆为白发。但主办主管单位变更后，这一传统即被打断，2015年的春节联谊会被官方阻挠而无法召开。
2015年4月，新任总编杨继绳退休前所在单位新华社出面，“劝”其不要在杂志社任职，杨继绳最终在2015年7月退出杂志社。 2016年元旦，官方直接派人到印刷厂，阻止开印带有新年献词的《炎黄春秋》，最终《炎黄春秋》第一次发行了没有新年献词的新年首刊。
2016年5月的第5期杂志，适值“文革”发动50周年，杂志原定安排多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官方又要求撤稿，双方一度僵持，官方派人到印刷厂盯着，最终杂志社妥协，撤掉大部分稿件。本来每期杂志应在当月4日发行，上月底完成印制，但此期被拖到5月10日左右才得出刊，这在本人工作期间是从未有过的事。
《炎黄春秋》代表党内改革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创刊至今25年，官方一直未下决心关停，是因影响太大，没人敢担政治责任和历史罪名。至此番人事大换血，可以看出官方是下了决心。官方还显然进行了精心布局，包括下令各媒体不得炒作。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艺研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不是能下决定者。
当然，官方并不想直接关停《炎黄春秋》，因为那样不够体面，而且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改造成官方希望的面目，应是官方既定的目标，应该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炎黄春秋》已被判处死刑，已绝无保持原来的办刊方针存活下去的可能。
25载春秋告终 改良道路走到尽头？
《炎黄春秋》创办至今，刚好历时25周年。这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江时代、胡温时代、习时代。这三个时代，中共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手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江时代，尤其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出“谁不支持改革谁就下台”的威胁，江之后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由于毛式左派反对市场经济，经常向中央上万言书，阻挠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江曾下令封掉了两个极左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在江时代，对媒体的控制比较宽松，一批市场化媒体顺势崛起，比如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胡温时代，对新自由主义开始打击，但市场化媒体已经发展壮大，仍能占据主流，胡温个性较为温和，对媒体未下狠手。
但到了习时代，近年媒体哀鸿遍野，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就表现出以强力手段对付媒体的倾向，官方屡屡放言控制舆论是一场上甘岭战役，表现以战争思维来管控舆论。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16年第9期公开的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透露了习管理媒体的思维。习说：“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其策略，可以简单归纳为“扶红，打黑，争灰”。这是中共历史上常见的划分敌、我、友三个阵营，分别对待的思维。近年中共官方管理媒体的思路，可以认为便是上述讲话的具体落实。
媒体管理部门既已得到“要敢于亮剑”的尚方宝剑，自然要亮剑。中国民间曾把最敢说话、最有看头的两家报刊《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并称为“北炎黄，南南周”。一些企业家只订这“一报一刊”。 2013年《南方周末》被整治之后，《炎黄春秋》必在整肃之列，即便有习仲勋所题“《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所谓“丹书铁券”也没用。因此，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以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为手段，至近日强行进行人事大调整，都是符合逻辑的发展。
《炎黄春秋》的主张，代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体制内自由派所主张的改良道路，代表中共党内和民间温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主张，能够避免通过“革命”方式变革社会带来大规模政治动荡，从而引起社会失控的风险和代价。这不仅是中国国内有识之士基于历史经验的普遍共识，应该也是全世界乐意看到的，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失控带来混乱，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
尽管上述主张过于理想化，未必能够实现，但《炎黄春秋》的存在，至少表明上述主张在中共党内还能被容许，还有一点微弱的希望。如果中共官方下决心扼杀《炎黄春秋》，那就意味着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激进革命话语将成为社会认识的主流，中国各界精英的认识将会发生微妙的调整，这对中国未来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
《炎黄春秋》杂志社“换血”风波
以敢言著称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7月11日刚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创刊25周年纪念文章，即陷入连串风波。7月14日，杂志社发表声明，称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在7月13日通知杂志社，该院与杂志社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自动失效。这份协议约定，杂志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对于研究院的通知，杂志社表示不同意，并委托律师起诉研究院。声明还指，研究院派员进入编辑部，干扰正常工作，以至于无法保证第8期杂志出刊，杂志社面临绝境，呼吁各界关注。7月15日，杂志社再发出声明，称官方网站被人窃取、修改了后台密码，杂志社在官网的编辑权被夺去。而且从7月14日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进入编辑部，通宵达旦用餐住宿，造成秩序混乱和不安全隐患。以求实存真为价值、以治史鉴今为己任，而且有较强政治背景的《炎黄春秋》，一夜被“夺权”，面临断网停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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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执行主编洪振快亲述：《炎黄春秋》之死


维基百科

洪振快（1974年10月28日－），中国作家、学者，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

洪振快曾为《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财经网等媒体撰文，出版的专著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官心民意》《亚财政》等。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刊登了洪振快文章《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事后，《南方都市报》网站将此文章下线，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被停职，有媒体称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批示要求将朱蒂停职。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

2013年9月9日，财经网发表了洪振快的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不久，《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刊登了洪振快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2015年8月17日，五壮士幸存者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洪振快侵犯名誉权、荣誉权。2016年6月27日，一审法院判决洪振快败诉。洪振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8月15日，北京市二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洪振快的文章未正面评价狼牙山五壮士，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进行了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评价，虽无侮辱性语言，但是通过强调细节引导读者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进而贬损五壮士的名誉。法院判决洪振快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媒体上连续五日刊登公告，向葛、宋二人道歉，消除影响。2016年10月21日，由于洪振快逾期未履行判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强制执行，将一审、二审判决书摘要刊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费用由洪振快承担。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10月19日将这两起案件公布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被选入最高人民法院第19批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称，此案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

黄钟、洪振快诉郭松民、梅新育侵犯名誉权案

刊有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的《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出版后，郭松民、梅新育在新浪微博上批评这篇文章，称《炎黄春秋》涉事作者、编辑是“狗娘养的”。黄钟是这篇文章的编辑。事后，黄钟、洪振快将郭松民、梅新育分别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指控郭、梅二人侵犯人格尊严和名誉。2015年5月4日，海淀、丰台法院通知黄、洪二人案件将在5月12日、13日进行不公开审理。2015年12月21日、22日，海淀法院、丰台法院先后公布判决，裁定郭、梅胜诉。黄、洪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定洪振快的文章涉及事件重大，涉及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应当预见到会面临激烈的批评，应当承担相应的容忍义务；郭、梅的言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用语不当，但是应予肯定；郭、梅的微博并非针对黄、洪二人，并未影响二人社会声誉。此案在中国引进了关注与议论。2016年10月19日，这起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

前任执行主编亲述：《炎黄春秋》之死

《炎黄春秋》作为共产党内改革派发声阵地，经历江、胡、习三代，在习“扶红、打黑、争灰”的舆论管理思维中，终被判死刑。

特约撰稿人 洪振快

2016-07-17


风波不断的《炎黄春秋》杂志，近日高层人事安排大换血，官方人马全面入驻接管，终于在7月17日，由社长杜导正签名，宣布即日停刊。

曾任杂志执行主编四年多的洪振快向端传媒表示，杂志社与官方指定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官司还在打，但杂志社人员已不能正常办公，他17日探望留医的杜导正，杜导正在病床上看了停刊声明的草稿，“真正签名可能是在今天（18日）”。

创刊25年，向以治史鉴今、敢言求是而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发声之地的《炎黄春秋》曲终奏雅，对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新闻界、政界，意味着什么？以下为洪振快撰文见证的《炎黄春秋》之死：

本人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四年多时间，在2014年的变更主管主办单位风波中辞职。当时，辞职的还有总编辑吴思、执行主编黄钟和网络总监张晓鸥。

根据最新出版的第7期杂志上的人事信息，结合7月14日下午传出的文件，以及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炎黄春秋》此次人事大换血，官方的安排是：

从1991年创刊以来一直任社长、有70多年党龄、80年代曾任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兼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职务，挂顾问虚衔（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从今年5月份开始任副社长的胡德华（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免去副社长职务，挂顾问虚衔；

原副社长李晨（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之女），被褫夺所有权力，相当于扫地出门；

从5月份起新任总编的徐庆全、新任副总编的王彦君，原任执行主编的冯立三、丁东，全部新聘为副主编（《炎黄春秋》原来一直没有这一职务）；

杜导正女儿杜明明由原来的执行主编升任副社长（在三个新聘副社长中排第一）。不久前，还有一位原财务总监被免职。

新派6名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炎黄春秋》现主管主办单位，简称艺研院）工作人员入杂志社任职：贾磊磊出任社长，郝庆军出任总编辑兼法定代表人，张锋波、王瑜瑜新任副社长；陈剑澜、柯凡出任副主编（类似原来的执行主编）。

这6人，贾磊磊为艺研院副院长，郝庆军艺研院所属《传记文学》杂志主编，陈剑澜是艺研院所属学术期刊《文艺研究》的副主编，其余为研究人员，而且研究领域均为文艺，而《炎黄春秋》主要刊登历史、政治类文章。同时，原来的杂志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被取消，官方接管财务、新媒体内容发布的人员在人事变动决定宣布后马上进驻杂志社。

一年半前，官方意图通过变更主管主办单位加强对《炎黄春秋》控制，此番人事大调整，乃是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官方决心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


三大内容“八不碰” 人财采编相对独立

《炎黄春秋》是个很独特的杂志。

《炎黄春秋》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共党史、军史、国史上重要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能够提供历史内幕，包括中共最高层在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二是对中共历史上的错误如肃反、大饥荒、文革等进行反思，以期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三是对重大理论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力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按照社长杜导正的看法，杂志在历史问题上遵循中共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方针上遵循八二宪法（1982年通过）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面，杂志主张秉持不虚美、不溢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作出客观评价。

经过长期的博弈，杂志社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八个方面的内容不碰，即杂志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张这八个方面内容的文章。所谓“八不碰”包括：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刘晓波（在艺研院提供的协议版本中，此点改为宪政）。除此之外，官方默认杂志可以刊登。

在中国大陆，这已是其他媒体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因“八不碰”之外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尤其是历史问题。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内容都能刊登，官方还是经常提出某些文章违背“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触碰了底线。杂志每期刊登20篇文章光景，经常被指出有三四篇“违规”，甚至七八篇“违规”。

在中国大陆，私人不能办报办刊，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有一个国有单位作为主管主办单位。 《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长期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5月成立，是一个主要由省部级退休干部参加的民间社团，会长通常是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首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周谷城、执行会长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萧克上将，此后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等人曾任会长，现任会长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

十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是《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后主动放弃主管主办职责，2014年，中宣部指定，中国艺术研究院重新成为《炎黄春秋》的“婆家”。变更理由是：《炎黄春秋》是新闻出版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全部属于国有资产，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属于民间社团，根据有关法规，民间社团不能管理国有资产，所以必须变更主管主办单位。

虽然当局声称，《炎黄春秋》是属于国有的新闻出版单位，但1991年7月创刊以来，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没有给过一个编制，也没有提供过一寸办公场地。相反，在官方一再打压下，《炎黄春秋》经历了很多风浪，独立发展，以内容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实现了完全靠发行收入支撑运作。在近年纸媒发行量全面下跌，难以生存的情况下，《炎黄春秋》逆势生长，发行量保持上升趋势，2013年进入国家邮政总局全国报刊发行百强，2014年每期印量已接近20万份。

由于没有官方的编制和经费，《炎黄春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有相对独立权，这是编辑方针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保证。在《炎黄春秋》内部，也有一套相对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钱、用稿。比如社内人事、财务等大事要由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社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用稿要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决定，社长和总编不能独断，也得服从民主原则，大事集体投票决定。编辑部内部也认同杂志是一个类似民国期间的“同人杂志”，大家志同道合，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所以在内部也要实践大家追求的理想。

这在中国大陆，应该别无二家。

换“婆家”强控制近两年 最高层终下决心大换血

近两年前官方强行给杂志安排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婆家”，引起杂志社的警觉。

2014年9月，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召开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编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四方联席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并在一个星期内办完了变更手续。

为此，杂志社连续三次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红二代参加的会议，试图抵制变更。由于官方口头承诺，主管主办单位变更后，杂志在人事、财务、发稿上仍享有原来的自主权，三次会议上，顾问、编委、重要作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一部分人认为，变更即是官方为了加强控制，变更后杂志必难保持风格，所以必须强硬抵制，著名律师张思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以80多岁的高龄担当杂志的律师，近百岁高龄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担任公民代理人，和官方打官司，如果官方强行要求变更，就主动宣布停刊；另一部分人认为，杂志还没到死的时候，不宜主动找死，所以不妨先变更，等以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再宣布停刊也不迟，只要能办下去，还是要尽量保持阵地，以便能够发出改革派的理性声音。

这场风波持续了近三月，最终社长杜导正与官方达成妥协，接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主办。此后，官方控制随即加强，艺研院派分管副院长贾磊磊和一位科研处负责人参加审稿会议，随时可对某篇稿子提出意见。此前杂志社每年要召开顾问、编委、重要作者和支持者参加的春节联谊会，通常有200多人参加，济济一堂，会场满眼皆为白发。但主办主管单位变更后，这一传统即被打断，2015年的春节联谊会被官方阻挠而无法召开。

2015年4月，新任总编杨继绳退休前所在单位新华社出面，“劝”其不要在杂志社任职，杨继绳最终在2015年7月退出杂志社。 2016年元旦，官方直接派人到印刷厂，阻止开印带有新年献词的《炎黄春秋》，最终《炎黄春秋》第一次发行了没有新年献词的新年首刊。

2016年5月的第5期杂志，适值“文革”发动50周年，杂志原定安排多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官方又要求撤稿，双方一度僵持，官方派人到印刷厂盯着，最终杂志社妥协，撤掉大部分稿件。本来每期杂志应在当月4日发行，上月底完成印制，但此期被拖到5月10日左右才得出刊，这在本人工作期间是从未有过的事。

《炎黄春秋》代表党内改革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创刊至今25年，官方一直未下决心关停，是因影响太大，没人敢担政治责任和历史罪名。至此番人事大换血，可以看出官方是下了决心。官方还显然进行了精心布局，包括下令各媒体不得炒作。这种决心只能来自最顶层，艺研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不是能下决定者。

当然，官方并不想直接关停《炎黄春秋》，因为那样不够体面，而且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通过人事调整，逐步完成对内容的控制，改造成官方希望的面目，应是官方既定的目标，应该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结果。在此意义上，《炎黄春秋》已被判处死刑，已绝无保持原来的办刊方针存活下去的可能。

25载春秋告终 改良道路走到尽头？

《炎黄春秋》创办至今，刚好历时25周年。这25年中，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江时代、胡温时代、习时代。这三个时代，中共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手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

江时代，尤其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出“谁不支持改革谁就下台”的威胁，江之后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伴随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由于毛式左派反对市场经济，经常向中央上万言书，阻挠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江曾下令封掉了两个极左杂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在江时代，对媒体的控制比较宽松，一批市场化媒体顺势崛起，比如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胡温时代，对新自由主义开始打击，但市场化媒体已经发展壮大，仍能占据主流，胡温个性较为温和，对媒体未下狠手。

但到了习时代，近年媒体哀鸿遍野，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就表现出以强力手段对付媒体的倾向，官方屡屡放言控制舆论是一场上甘岭战役，表现以战争思维来管控舆论。

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16年第9期公开的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透露了习管理媒体的思维。习说：“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其策略，可以简单归纳为“扶红，打黑，争灰”。这是中共历史上常见的划分敌、我、友三个阵营，分别对待的思维。近年中共官方管理媒体的思路，可以认为便是上述讲话的具体落实。

媒体管理部门既已得到“要敢于亮剑”的尚方宝剑，自然要亮剑。中国民间曾把最敢说话、最有看头的两家报刊《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并称为“北炎黄，南南周”。一些企业家只订这“一报一刊”。 2013年《南方周末》被整治之后，《炎黄春秋》必在整肃之列，即便有习仲勋所题“《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所谓“丹书铁券”也没用。因此，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以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为手段，至近日强行进行人事大调整，都是符合逻辑的发展。

《炎黄春秋》的主张，代表了中共党内改革派、体制内自由派所主张的改良道路，代表中共党内和民间温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共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主张，能够避免通过“革命”方式变革社会带来大规模政治动荡，从而引起社会失控的风险和代价。这不仅是中国国内有识之士基于历史经验的普遍共识，应该也是全世界乐意看到的，毕竟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失控带来混乱，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

尽管上述主张过于理想化，未必能够实现，但《炎黄春秋》的存在，至少表明上述主张在中共党内还能被容许，还有一点微弱的希望。如果中共官方下决心扼杀《炎黄春秋》，那就意味着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无法走通，激进革命话语将成为社会认识的主流，中国各界精英的认识将会发生微妙的调整，这对中国未来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

《炎黄春秋》杂志社“换血”风波

以敢言著称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7月11日刚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创刊25周年纪念文章，即陷入连串风波。7月14日，杂志社发表声明，称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在7月13日通知杂志社，该院与杂志社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自动失效。这份协议约定，杂志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对于研究院的通知，杂志社表示不同意，并委托律师起诉研究院。声明还指，研究院派员进入编辑部，干扰正常工作，以至于无法保证第8期杂志出刊，杂志社面临绝境，呼吁各界关注。7月15日，杂志社再发出声明，称官方网站被人窃取、修改了后台密码，杂志社在官网的编辑权被夺去。而且从7月14日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进入编辑部，通宵达旦用餐住宿，造成秩序混乱和不安全隐患。以求实存真为价值、以治史鉴今为己任，而且有较强政治背景的《炎黄春秋》，一夜被“夺权”，面临断网停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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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斩首《炎黄春秋》，谈何“不忘初心”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七一讲话中还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地反复提醒全党要“不忘初心”……

2016-07-28

《炎黄春秋》杂志曾被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亲笔题字赞赏“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网上图片

《炎黄春秋》杂志，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一个舆论平台。1991年由萧克上将创办，指名赵紫阳旧部、1980年代的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主持。其编辑、作者，亦多数为中共离退休老干部和中老年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体系，大致不出“两头真”的范围。

所谓“两头真”，一头是指他们的早年，一头是指他们的晚年。他们多数知识分子出身，早年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五四”传统的影响，因而狂热地追求所谓“科学”、“民主”；二是世界性左倾思潮的影响，因而坚信苏联的政治宣传，认为苏联道路才是中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不满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异议分子。

中共与知识界的蜜月期与破裂

但在当时，他们政治上的选项并不多：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谓第三势力，过于文弱；足以跟国民党政府抗衡的阵营，非共产党莫属。更重要的是，中共吸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四面开战终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开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起点，努力与自己从前的敌人之一（即中间社会）和解，争取其同情与支持，为此表现出相当的开放和包容，尤其包容了中间社会主流的政治主张，即宪政主张。

中共因而在这一时期成了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重要力量。延安有官方组织的“宪政促进会”，毛泽东亲任理事。中共还在其国统区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抨击一党专政、呼吁宪政民主的社论评论，在国统区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竟成“民主”明灯，与“独裁”的陪都重庆形成鲜明对照。

这是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蜜月期。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理想，从国统区络绎不绝地投奔中共，以致整个延安时期，中共知识分子比例之高创历史纪录。后来《炎黄春秋》杂志的核心人物，如主持人杜导正，主要支持者李慎之、李锐、朱厚泽、何方、何家栋、谢韬、冯兰瑞等，当年都是这样投身中共的。宪政民主就是他们的初心，他们也坚信他们与党同心，即他们的初心也是党的初心。以这种初心相标榜，中共成功地争得政治上的主动，得到几乎整个中间社会尤其知识界的支持，在八年抗战中迅速崛起。

中共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之后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越来越走向极端，走向当年所谓初心的反面，最终遭遇空前危机，从而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与《炎黄春秋》的诞生

所谓改革开放，跟抗战时中共的战略调整颇为相似，即因创巨痛深，中共不得不有所反思，收敛极端，跟社会、跟世界和解，重聚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在思想上、文化上，当时的中共也表现出相应的开放与包容。

从国统区投身中共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掩埋了初心，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历经劫难，当年初心都成了恐惧之源。但改革开放让他们有如枯木逢春，他们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成了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支持者，当年的初心也重新萌发。

初心的全面开展，则始于1990年代。那时他们已到耄耋之年，大多离退休，无官一身轻；尤其因为八九学运惨遭镇压，令他们极度震惊。他们大多属于胡耀邦、赵紫阳的旧部，要么因为学者出身，本身有强大的反思能力，如李慎之；要么因为跟晚年赵紫阳过从甚密，有赵紫阳自我反省的带动，如杜导正。

如果说1971年爆发的林彪事件震撼全党，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那么八九学运惨遭镇压，则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反和平演变”的白色恐怖之中，萧克上将竟能逆流而上，成功创办《炎黄春秋》杂志，并且开宗明义以“说真话、写信史”号召天下。

历史与政治言论的特区

《炎黄春秋》杂志就这样逐渐成了猎猎大旗。党内、体制内的改革派尤其当年胡赵旧部，总之整个“两头真”群体，逐渐向《炎黄春秋》杂志聚拢。他们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差异。李慎之、何家栋、朱厚泽行之最远，反思和批判最彻底、最决绝，对体制完全不抱希望，观念上更多属于自由主义序列；李锐、杜导正、谢韬、何方等则相对温和，主张上下互动、体制内外合力，让中共能软着陆，实现从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观念上更多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序列，这在“两头真”群体中应该属于主流。

但他们内部的这种微妙差异，并没有公开化，而是一直比较默契，不乏凝聚力、向心力。25年来，他们以《炎黄春秋》为平台，主要推动了以下三件事：

一、抢救历史真相。这点国内媒体无出其右。其意义不限于史学，更在于对未来转型的推动：真相是转型正义的第一要件。《炎黄春秋》一直致力于此，从未懈怠。没有它的这份坚持，好多关键真相都会因当事人跨鹤西去而湮没无闻。

二、传播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常识。除了历史文章，《炎黄春秋》还有大量政论。而其所有政论，无不围绕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两大主题展开。即便这两大主题在2012年之后沦为敏感词，《炎黄春秋》仍不改初心，不作任何让步。如其2013年新年献辞，标题即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三、传播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代表作即为谢韬发表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发表后反响巨大。如果说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半个多世纪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第一次浮出水面，谢韬此文则无疑是半个多世纪来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第一次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中国几乎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可言。但在2013年之前，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局部意义上的新闻特区、言论特区──即《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民间通称“一报一刊”。同气相求，分居南北两地的“一报一刊”，彼此也有某种程度的呼应。但自2013年南周新年献辞事件起，《南方周末》即遭全面压制而逐渐沦陷，《炎黄春秋》顿形孤立无援，成了言论市场上各种极端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处境日益艰危。

杜导正的“五不怕”与不屈

对此，《炎黄春秋》尤其领军人杜导正，其实早有思想准备。笔者的一段亲历堪为注脚。

2011年春，杜老托友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北京找他，我遵嘱前往。杜老先问我：我们想请阁下做杂志社的编委，阁下意向如何？我大喜过望、满口应承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和不解：“《炎黄春秋》编委不是德高望重，就是学界精英。我何德何能而竟忝居其列？”杜老大概读出了我眼里的问号，说：“请你当编委，主要是想保护你。有这么个头衔，以后他们如果要动你，我们为你说话，就天经地义了。”

杜老此话一出，暖流即刻涌遍我的全身，我不禁感激莫名。须知，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节点之一。因为年初所谓“苿莉花革命”的牵连，我遭当局从《南方周末》除名，不仅流落江湖，而且风声鹤唳中随时有沦为阶下囚的可能。而此前我虽然也是《炎黄春秋》作者，但与杜老并没有多少私人交往。他能在关键时刻相助，无疑基于公心，即基于对我的价值立场的高度认同。这实际上不只是保护我，也很可能是杜老自己价值立场的间接宣示。

随后，杜老还谈了很多很多。谈他当年如何左，谈他晚年如何觉醒，谈《炎黄春秋》如何历尽坎坷。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强调的“五不怕”。他说，以后的形势会越来越险恶，《炎黄春秋》可能随时命悬一线。但是，他说，他不怕，“毛主席讲五不怕，我正好用得着”。第一，离婚不可能；第二，砍头不至于；第三，坐牢也不至于；第四，撤职，停退休金，这不怕，儿女养得起；第五，开除党籍，这也不怕，组织上开除，思想上没法开除。

最后，他补充说：“我其实还真有一怕，那就是毛主席没提到的，取消医疗待遇。你知道到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生病住院都是国家包干。哪天身体出了大问题，这医疗费可是儿女包不起的。但转念一想，我都89岁了，马上就90了，活到这岁数也可以想开了，也不怕！”

今天回头看，杜老真不是随便一说，真是早做好了最坏打算：杂志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一期也不耽误，一篇文章也不耽误，把可能的空间用到极致。但如果实在无法坚持，则坚决玉碎，泰山压顶也不妥协，决不苟且偷生。

“泰山压顶”的蛮横

泰山压顶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本在意料之中。出人意料的只是来到的方式，太流氓，太卑劣。杜老夫人刚去世不久，杜老还沉浸在哀痛中，并因生病住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名义上的主管机关）偏偏选择此时朝《炎黄春秋》下手，撤换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全，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接替。杂志社原本的社委会、执行主编制也一同被弃，这实际上是对《炎黄春秋》的“斩首”，并且属于典型的趁人之危。

《炎黄春秋》实际上一直是体制外独立运作。25年前从零起步，国家不曾投入一分钱、一个编制，所有成果都是《炎黄春秋》同仁辛勤劳作的积累，与所谓主管方即中国艺术研究院没有任何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无非是官方硬性指派挂名主管，并受双方事先签署的协议约束。协议明确规定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其趁杜老病重难以视事，强行接管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显属单方面推翻协议，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可言。

但不幸的是，中国离法治太远。大有来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以文革方式占领《炎黄春秋》杂志社，律师诉诸公堂亦不被受理，法律无力约束权力的专横。继《南方周末》沦陷之后，《炎黄春秋》这最后一个讲初心、讲真话的平台，也不能不选择停刊，不能不悲壮地沉没了。从此之后，偌大个中国，将再无一寸言论市场，真是白茫茫一片好空旷。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七一讲话中还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地反复提醒全党要“不忘初心”。余音尚绕梁，真正不忘初心的《炎黄春秋》杂志却遭致命偷袭而轰然倒地，不忘初心的代价高昂至此，宁不令人寒心？事实上，《炎黄春秋》杂志所坚守的初心，所坚持的胡赵路线，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正资产。对《炎黄春秋》杂志的致命偷袭，可否理解为与这仅有的正资产的最后诀别？

（笑蜀，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炎黄春秋》杂志编委）

25年前，《炎黄春秋》这样诞生在地下室
一群老头，三张旧桌，几间地下室，卒于25岁的《炎黄春秋》，在1991年沉闷的春天，是这样诞生的……

特约撰稿人 周磨磨 发自北京

2016-07-19

【编按】2016年7月17日，25岁又16天的《炎黄春秋》，由社长杜导正签字，宣布即日停刊，以拒绝官方强制对杂志社高层进行大换血并派人强占办公室和官网管理后台。时间倒回25年，走进月坛南街69号的老中青年，赤诚倔强，从一而终。

（本报导采写于2011年。今日首发）


1991年春天，部级干部杜导正离休后琢磨着找点儿事做。他在景山公园西边租来几间地下室，从总参“化缘”了三张桌子（上面还残留着文革大字报），邀七八个老笔杆子凑一起，一份“求是存真，以史为鉴”的历史刊物──《炎黄春秋》便降生了。

那时候，后来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四处奔碌着：

杨继绳，当了半辈子记者，还待在新华社，职称评完了，混到头了，他决心不再“跟着形势跑”了，只“尽可能说真话”，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求索，直至为大饥荒年代饿死的3600万人竖起一座《墓碑》；

34岁的吴思从《农民日报》离职，办过几个杂志，手臭，办什么砸什么，倒是拼命读书的习惯存续，在做了上百万字的读史笔记后，最终被他悟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潜规则”；

首都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徐庆全在授一门叫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课，抑郁得很，不到半学期，班上50个学生只剩下4个，他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课余常常弄点花生米和白酒，一边喝一边哭。

20年后。

2011年，北京，月坛南街69号。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穿过一栋老字号的国有宾馆，在美容院和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下，最西头那矮楼的第二层，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社。

七间房，午饭时分一股速冻饺子的味道。一大半办公桌椅是高校上个世纪淘汰下来的“古董”，甚至还保留了1945年的标签，柜子合不拢，靠橡皮筋年深岁久地绷着。没有饮水机，招待客人还用计划经济年代的绿铁电壶。成摞的书信四处安家，处理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堆积的速度，难免落得一身灰。

望过去，编辑部里白发茫茫，但都拿自己当“新青年”。社长杜导正87岁，看谁都还是“小字辈”，于是编辑部便有了“小杨”──70岁的副社长杨继绳，“小吴”──据说苦读书导致头发花白的总编辑吴思，还有当之无愧的“小徐”──49岁的副总编徐庆全。

简陋如斯的大环境里，老杜和“年轻人”们劲头十足，他们讨论上下五千年，东风西渐，以及中国往何处去。他们代表着体制内反思人士的声音，是温和理性的改革派。一路磕磕绊绊过来，如今的印数勇攀至15万份。拥趸大多是国家退休干部和老文化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

前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曾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说：《炎黄春秋》是当代的《新青年》。

杜大胆与小春秋

《炎黄春秋》生于1991年春。随着诗人和梦想家的时代宣告休止，报刊杂志的圈子也单调得不行。一些党内高层的老同志试图打破清一色的沉闷。于是，上将萧克站出来，倡议办一份“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的历史杂志。

上将之外，萧克的另一身份是作家，曾获1988年茅盾文学奖。他有句名言：“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90年，萧克点将，让刚退休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担任社长。

“我们没有向国家要一文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真正是白手起家，”杜导正说。

杜导正常说自己是“党抱大的娃娃”，14岁入党，参加抗日战争，之后进了新华社，做党的喉舌。他也历经了几次厄难，挨整，整人，再挨整，一度被打为“广东的小彭德怀”。自此他头脑冷却下来了。1978年，杜导正在新华社任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三大工程”上冲得厉害，得一诨名“杜大胆”。

老杜这辈子是个“两头真”──早年真诚地参加革命打硬仗，中间犯过糊涂，晚年又真诚地反思。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讲真话真难还是应当讲真话”。

“杜大胆”之外，捧场的几十位顾问和编委也都是重量级人物，“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中国国家安全部长凌云……

新杂志名头响亮，囊中却羞涩得很。“我们没有向国家要一文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真正是白手起家，”杜导正说。

一开始谁都没工资，没经费，老头子们在这第二职业干得很带劲，天天上班，从早到晚驻守编辑部。编辑刘家驹五十多岁，下楼梯把胳膊摔断了，刚接上，绑着石膏板子就来上班。为了省路费，每天上下班，杜导正就拿他的部级干部专车当公共汽车使，从万寿路到宣武门兜一大圈，接送几个同事。

有人看着都纳闷，摘诗赠杜导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言下之意，你这样的大干部，天天盯着小杂志干什么！

1991年，创刊号很快面世。一出门就跟老观念唱了对台戏。过去讲党史、军史只提红一方面军，《炎黄春秋》写道，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也打了漂亮仗。讲共产党的代表人物，除了李大钊和毛泽东，也有贡献很大的陈独秀……

杂志大卖四万多册。

其时，首师大教师徐庆全是杜导正的“忘年交”小朋友，喝得昏天黑地之余也给杂志社写点东西，比如《宋代改革的左中右三派》。后来别人叫他来这儿，他想“这儿敢讲点真东西”，二话不说就来了，工资没谈。

内容下海，发行上山

新杂志适逢改革开放年代。“下海”、“发财”这些词汇频频上报，有报纸说，约三成的北京人做着百万富翁梦。都市报出现了，广告越来越吃香。但在《炎黄春秋》，老同志们笔头上支持经济体制改革，行动起来却是矮子。

“我们没有广告的概念，旧社会的报刊都是不搞广告的，文字很珍贵的，篇幅有限，只要能够运转就行了，”杜导正说。

老杜任命六十出头的徐孔担任杂志社总经理，分管广告和发行。徐孔是解放前上的中文系，没毕业就跑到张家口解放区，跟所有人说：我是来寻找真理的。朝鲜战争他是随军记者，一度因为替战友鸣不平，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平反后又拿起了笔，任《农民日报》总编室主任。

老同志徐孔对市场不感冒。当然，赚不赚钱是次要的，管理者老杜更看重他的人品──“做不做发行没所谓，关键是绝不会贪污腐败，杂志社没损失嘛。”

很快，在徐总带领下，杂志发行工作一团乱麻，资金回笼不灵，理想主义的老人家们斯文不起来了。

总经理老徐的信念是：内容好了，发行自然就好了，不用专门搞。他成天看稿子，在单位里看，拿回家也看。连广告发行部、财务部在内，大伙都争着看稿子，齐心协力“夺”编辑部的“权”。

有一回拖欠印刷厂3.5万元许久，对方恼了，差四个拳头大胳膊粗的壮汉冲进了杂志社──那时杂志位于北京图书馆二楼，中南海北门正对面。“野蛮得跟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递杯子给他们喝水，哐的就把杯子砸了，他们拍桌子说粗话，要钱，今天必须给，不给我们就不走！”一群老干部见机偷偷溜走了。对方不罢休，放话说：我们要住到杜导正家去，吃他家的饭，睡他家的床！当夜就穷追到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门口，每天晚上二十多个恐吓电话，吓得理亏的老杜躲着不敢出门。

作为一名总经理，也许徐孔最大的贡献是人才引进了老部下吴思。当时吴思筹办《东方杂志》，被封了，正愁没地儿去。

吴思1957年生人，生日适逢马克思诞辰，故名为“思”。“文革”时停课闹革命，他被锁在屋里带弟弟，由此养成“乱翻书”的习惯。他人生的改变缘于两次重大转折。其一是“学大寨”到“大包干”，先前他下过乡当知青学大寨，左得很，“抓”到贫下中农截水浇自留地，还跟别人打了一架。但找不到出路的农业同样让他困惑。“分田单干”的出现，突然间解决了他所有的疑虑，“原来可以这么干！思想上的框子马上砸碎了。”

吴思也研究经济，他尝试对放任自流的发行工作提建议。比如调查北京市读者群分布和报摊位置，之后铺摊推广，再不然就用老招子，“到各省去，请邮局啊通讯员吃饭，王婆卖瓜，订一份给回扣，拉关系，找领导，然后落实”。

老头子徐孔平时脾气挺好，一听要改进发行工作，就拉下瘦长的脸：你们没干过，你们不知道，可不像你们想得那么容易！

每年征订季节，交5000元就可以上邮局征订目录，上年纪的徐总经理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不给！宁可不上也不花那5000块钱。

结果好些读者想订《炎黄春秋》都找不着路子。

总经理老徐的信念是：内容好了，发行自然就好了，不用专门搞。他成天看稿子，在单位里看，拿回家也看。

非但徐孔，连广告发行部、财务部在内，大伙都争着看稿子，齐心协力“夺”编辑部的“权”。

“节约闹革命”

那些年，外头下海的味道颇浓，中国人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而杂志仍旧穷得叮当响。

发行部主任孔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到印刷厂和纸厂捡废纸和废绳子，一捡一大车，回头给读者包裹书和杂志，信封都是两面使。

“节约闹革命，不浪费，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孔屏一面用N次利用的牛皮纸和绳子包着书，一面头也不抬地说。这位发行部主任嗓门粗大，都是这些年接电话练出来的，“读者都是老人，耳朵不好使，听不见，就得跟他吼”。邮寄书信的称谓是“同志”，“什么先生小姐的，听着难受！”

而“广告发行部”的办公室，像极了废品回收站──捡来的电子秤、挂钟、键盘，还有莫名其妙的老式收音机、长木棍……

“也只有这样的地方，可以办出这样的杂志。”办公室主任王海印说。

杜导正说，“网络发展的结果，会在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这是自下而上的。”

王海印是杂志社唯一的70后，名衔是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名不副实──他基本没机会负责接待和吃吃喝喝。吃住都在办公室，他在十平米的房间里实现了生活工作一体化，床和办公桌用一张帘子隔开，精简得像个胶囊公寓。

平日里他得担起一切闲杂事务，比如开门锁门，打扫卫生，买四十块一斤的茶叶待客。有时半夜书送到了，他就去马路边卸货，把书搬到大院里。第二天老人上班了，也一起搬进搬出。

“大家就像一家人，没有架子，没有等级。”规章制度倒是有，不过基本上靠自由心证和自律。印象中，九年里他只挨过一回数落，那次他好些天忙不过来，房间乱成一窝，老杜见不得乱，就帮他把房间清理了一遍。事后大家批评他：怎么能让老人家给你擦桌子叠被子呢？

2001年，还是学生的王海印来杂志应聘，杜导正对他说：“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地方。”月薪800元，他留了下来。

那一年，高层们的工资也才一千出头。受老领导杜导正之邀，退休的杨继绳来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咳，连台电脑都没有！

杨继绳也是个“两头真”。他父亲死于大饥荒，临终前瘦得像一段枯木，其时他还在热情歌颂“大跃进”。后知后觉的耻辱感迫使他要对那段历史拨乱反正。于是他写墓碑，写改革年代的那些事儿，为此收到过“取下你人头”的恐吓短信，他也没当回事。到《炎黄春秋》当编辑后，他还时不时显露记者本色，呼吁教育公平，披露北京公务员低价福利分房。

约是2003年，杜导正才在徐庆全口中听说“网络”一词。编辑部向来数“小徐”最潮，开酒吧，搞收藏，还是“苹果”粉。老杜不懂“网”为何物，听着特神乎。“年轻人”就费劲解释：网络等于是条大马路，上头好多商店，不过店里摆的不是商品，而是各种各样的文章。

“一开始以为就是个通讯工具，没想到网上是个平台，可以对全世界发言，”中国网民突破4亿、鳌居世界之首这一年，杜导正说，“网络发展的结果，会在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这是自下而上的。”

四年前，杂志社终于配齐了兼容机和网络，不过，老杜至今连鼠标都使不来。

给温家宝的稿费不能少

“我们这里基本都不靠工资吃饭，”管理者杜导正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低薪带来的人才流失。“杨继绳写书，徐庆全讲课，吴思没事还炒点股。”

2003年曾有高校挖吴思，开出的条件优渥：工资翻番，还有几十万的安家费。吴思回绝了。老杜心里乐呵，又不免担心吴思的生计：“萧克说过，票子多了没用，但没有票子也不行啊！”吴思答：“杜老您放心，我炒股挣了几十万呢！”

吴思数字上一点不含糊，他在一堆历史数据中分析出了“血酬”：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66.27万，而徐孔当21年“右派”的损失是120万。但私下，他显然更欣赏苏东坡的放达，“来炎黄春秋，给不给钱无所谓。”

也许惟有死亡，才能打乱杂志的轨迹。

这是21世纪初，中国人普遍有一张焦虑的面孔。“圈地运动”伊始，垄断巨头浮出水面，政府工作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越来越高。《炎黄春秋》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是：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在思想界引发的震荡，接近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向低调的吴思有点得意。

这些年，编辑部刊发了一系列大尺度的历史文章，呈现了开国领导人的复杂性，深入剖析土改、反右、大跃进的机理，甚至披露了大饥荒中的“特种案件”。一大批离退休的高层干部成为主要作者，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原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等。2010年底，杂志发表评论文章《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末了还给温家宝汇去800元稿费。

几乎每天都有老年读者找上门──有的挎着菜篮子路过，有的拄着拐杖来投稿，有的从斜对门的国家信访局过来上访──提得最多的是：你们敢说真话！

“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堆积着灰尘、古籍和速冻饺子的资料室里，徐庆全开始“诗意地栖居”。

也许惟有死亡，才能打乱杂志的轨迹。

2010年5月，80岁的总经理徐孔过世。“寻找真理”的字句成为他的墓志铭。即便发行部门再无为而治，印数也从最初的四五万份慢悠悠地涨破了十五万大关，把一堆摩天大楼里市场面孔甩在了后头。

“也许徐总是对的，”有时吴思这样想。

“碎步前进”

有关死亡的话题一直伴随着《炎黄春秋》。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刊文《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文末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方案：一，搞试验田；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长途电话里他对杜导正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

2005年，任仲夷走了。

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周年，老同志们想着应该有所表示，在封三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的白话诗。有人担心步子迈得有些大。是上将萧克把风头顶了下来，他嘱咐编辑部：“谁对杂志有意见叫他打电话给我，把我的电话告诉他。”

2008年，萧克走了。

曾有新闻界前辈谆谆善诱：“我们不要埋怨限制，做事就跟盖叫天唱京戏一样，桌子底下也能跳舞。”

2010年，这位前辈也走了。这一年，版权页上的顾问编委和社委会名单里，黑框几乎就没有消失过。

常常这样的时刻，编辑部里有点沉默。杜导正2010年87岁，也不时被善意提醒，该是含饴弄孙的时候了。不过老杜仍旧硬派：要干到120岁！

编辑部里，杜导正以最乐观的悲观主义重提孙中山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杜导正爱用“碎步前进”来形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在是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跟扭秧歌似的。我们就是看得着急，希望进步快些，再快些。”

2011年5月里的某日。这些天，中国的关键词是：三峡与大旱，人大代表自由参选以及炸毁了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的十年上访老户钱明奇。

月坛南街69号。上午不到九点，新任总经理李晨──前《人民日报》社长李庄的女儿──就来烧开水灌水壶了。

老杜在家，原则上两个星期来一趟办公室，可在家也不闲着，总有世界各地的记者排着档期求采访。吴思步行上班，开了电脑，正在读《人民日报》几天前的署名文章，《共产党员绝不允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不一会儿杨继绳也来了，八十年代的小干部形象，皮带系在肚皮上，昂首阔步迈进办公室。徐庆全缺席，受邀去山东给大学生上历史政治课去了。

很快“同志”们的来电响起，粗且大的嗓门喊起，投稿的上访的老人家颤巍巍踱上楼来，碎步前进的又一天开始了。

《炎黄春秋》杂志社“换血”风波

以敢言著称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7月11日刚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创刊25周年纪念文章，即陷入连串风波。7月14日，杂志社发表声明，称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在7月13日通知杂志社，该院与杂志社在2014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自动失效。这份协议约定，杂志社有人事任命权、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对于研究院的通知，杂志社表示不同意，并委托律师起诉研究院。声明还指，研究院派员进入编辑部，干扰正常工作，以至于无法保证第8期杂志出刊，杂志社面临绝境，呼吁各界关注。7月15日，杂志社再发出声明，称官方网站被人窃取、修改了后台密码，杂志社在官网的编辑权被夺去。而且从7月14日开始，中国艺术研究院派人进入编辑部，通宵达旦用餐住宿，造成秩序混乱和不安全隐患。以求实存真为价值、以治史鉴今为己任，而且有较强政治背景的《炎黄春秋》，一夜被“夺权”，面临断网停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议论。7月17日，社长杜导正签字，宣布杂志即日起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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